1909年夏，13岁的沈德鸿从植材高等小学毕业了。有人给陈爱珠出主意，让儿子去考杭州的一所初级师范学校，说是不收学费、食宿费，每年还发两套制服，但有一条规定，毕业后必须当教员。陈爱珠想了想，觉得不行。入师范虽不必花钱，但让儿子当教员有违丈夫的遗愿，他希望儿子念理工，学实业。陈爱珠决定让德鸿进中学。

中学只有府里有，也就是在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地有。当然杭州的学校最好，但陈爱珠嫌杭州路途远，让德鸿一个人在那里读书不放心，就选了湖州中学。其实杭州、湖州距离乌镇的远近差不多，只是镇上有个亲戚正在湖州中学读书，论起来还是德鸿的表叔，陈爱珠觉得有人可以照顾儿子，比较放心。这也是作母亲的用心。

这是沈德鸿第一次离家远行，心里充满了好奇。湖州距乌镇有百里之遥，陈爱珠特别不放心，带着德济一直送到小火轮上，千叮咛万嘱咐：用心读书，注意身体，凡事谨言慎行。

在小火轮离开码头的瞬间，沈德鸿一边挥手向母亲告别，一边心头浮现出一丝不安。这毕竟是初次离开母亲羽翼的呵护，独自去体验新的学校生活了。“湖州中学会是什么样子呢？”

湖州中学就是湖州府立的中学堂，建于1902年，利用原来的爱山书院旧址，加建了洋式教室。这时担任校长的沈谱琴是清末举人，又是湖州颇有名望的士绅。他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从不到校理事，但所聘请的教员大都是有学问之人。办学实际上是他为日后的革命活动所做的一种准备，当然，这是沈德鸿后来才知道的。

湖州中学纪念牌

到了湖州中学，沈德鸿原想插班考入三年级，但他把算术题全答错了，只能插入二年级。从此，湖州中学的生活给沈德鸿大大开阔了眼界，知道了许多原来不曾听说过的事情。

国文课的杨笏斋先生给学生讲授的是《古诗十九首》。左太冲的咏史诗和白居易的新乐府，比沈德鸿在植材学校所读的《易经》有趣味得多。杨先生特别推崇《庄子》，以为是最好的古文，就从《庄子》中选出若干篇作为教材，讲授庄子文章的精妙。沈德鸿这才第一次听说先秦时代有那么多的“子”，而在植材学校时，他只知道有《孟子》。

地理在沈德鸿头脑里一直是门枯燥无味的课程，但湖州中学的地理老师却能把枯燥的山山水水和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古战场、古代名人，结合起来，形象地在课堂上讲给学生们听。沈德鸿听得津津有味。

学校的体育课也别有特色。除了“走天桥”、“翻铁杆”，还有用真枪训练的枪操。这些枪都是有真子弹的，平日就放在体操器械储藏室里。沈德鸿人还没有真枪高，枪上刺刀后，更显得人矮小了。枪一上肩，沈德鸿就站不稳了。老师喊开步走，他挪上一步，枪便滑落下来，于是成了“曳兵而走”。此后，老师免了他的枪操课。踢足球，沈德鸿也不行。用尽全身的力气，也只能将足球踢上七八米远。所以，同学们在球场上热火朝天地比赛，他就坐在旁边当观众。

湖州中学每个学期都安排一次远足。第一次是去30里外的道场山，去时沈德鸿走不了多远就得歇一歇，腿上像灌了铅，还需同学在一旁扶着走，归途居然也就自己走回来了。

湖州中学的这种体操课和“远足”训练，也就是一种变相的军事操练。在两年以后爆发的辛亥革命中，校长沈谱琴率领着学生军，正是用学校的真枪实弹，光复了湖州、嘉兴两城。

沈德鸿在湖州中学的校园中，不知不觉地感受着一种时代气息的熏染。入学的第二年秋季，学校组织学生去南京参观中国最早举办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沈德鸿高兴极了，马上报了名，并且给母亲发出一封信征求同意。信上说：“……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需交费十元，我身边尚有十来元，是母亲所给下半年的零用钱，如母亲不同意我去参观‘劝业会’，就用这零用钱抵账吧。”

他没想到，出发的前夕，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信和十块大洋。母亲在信上叮嘱道：“你在南京看到喜欢的书，或其他东西，只要手头的钱够，可以买下，日后我再寄钱。”

为让德鸿广见博识，陈爱珠是不在乎花钱的。钱不论多少，要用对地方。

举办“南洋劝业会”的创意，是因为南洋各地有许多拥有大资产的爱国华侨，他们想为祖国发展工业尽其所能，于是办一个“劝业会”来招揽他们投资办厂，传授工业管理和技术的经验。当时由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启泰奏请获准，官商合办的。“劝业会”场地修建用了两年时间，展览会设有教育、工艺、武备、农业、器械、卫生等诸馆，以及一些省设的馆，共有数十个之多。

沈德鸿他们用了三天时间仔细地观看了各个馆。他对馆内展出的丰富多彩的实物大为赞叹，第一次感性地知道了祖国是那样地大物博，有着发展工业的无限前途。由此，他进一步领悟到父亲、母亲希望他学实业的苦心孤诣。

从南京返回湖州后不几天，从不到校亲自视事的校长沈谱琴来到学校，集合全校师生，宣布了一个决定：聘请曾在多国出任外交官，通晓世界大事，学贯中西的钱念劬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学校应兴应革的方略。这是沈琴谱力图进一步改革教育之举。

钱念劬曾随政府代表团出使欧洲，先后在驻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使馆任职，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代理校长后，他将这样的理念体现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钱老先生安排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人作代课老师，取代那些因不满他的批评而罢教的旧派教师。代课老师中就有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钱玄同，当时他单名一个夏字。

钱老先生亲自执掌教鞭，教学生们作文。沈德鸿以前上过的作文课都是由先生出题，讲题，学生作，钱先生却不出题目，让学生自己命题，立意，只管去写自己喜欢做的事、想做的事，或是喜欢做怎样的人。一下子，做惯了先生命题的史论或游记的学生们，都茫然无措，不知从何处下笔。

沈德鸿也有同感。随自己意去写，看似容易，反而像老虎吃天，无处下爪，急切之中想起杨老师讲过的《庄子》中的寓言，决定模仿着写一篇寓言，遂写下一篇《志在鸿鹄》，借鸿鹄自诉抱负，因为自己名字中也有个“鸿”字。第二天作文发下来，钱老先生不但给沈德鸿的作文加了许多圈、点(先生认为好的句子加点，更好的加圈)，而且批下一句话：“是将来能为文者。”老先生果然有眼力。

钱老先生那时借住在湖州陆家花园，这里曾是江南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花园。钱老先生邀请全校同学去游玩，而且亲自引导大家游园，还找出许多欧洲国家的风景画册给学生们观赏。这让沈德鸿大开眼界，也从这种新派的师生关系中呼吸到民主、平等的空气。

给沈德鸿他们代国文课的钱夏，在课堂上教授史可法的《答清摄政王书》、《太平天国檄文》、黄遵宪的《台湾行》、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等文章，向学生们灌输“扫除虏秽，再造河山”的爱国主义思想，让沈德鸿他们觉得耳目一新。

一个月后，钱老先生和代课的老师们走了，但他们带来的新理念已经在湖州中学的师生中产生了影响。沈德鸿和同学们要求重新回校上课的杨先生讲些新鲜的内容，他还问杨先生：“讲些和时事有关的文章，不知有没有？”

杨笏斋历来主张“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写信拟六朝人的小札”，当然讲不了和时事有关的文章。但他也改变了所坚持的“书不读秦汉以下”的说法，从复社首领张溥编选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选讲可以古为今用的文章。他还学起钱念劬批作文卷子时不改学生的文章，只圈点好坏的方法。

湖州飞鹰塔

杨先生以骈体为文章正宗，所以也教沈德鸿他们学作骈体文。沈德鸿写过一篇叫作《说梦》的作文，有情节，有人物，有对话，富于想象力，已显露出文学的潜能。杨先生给他的批语是：“构思新颖，文字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