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直面乳癌之王：做不做放化疗
1．我与“死亡”狭路相逢
120救护车将我这样一个骨折病人送到仁济医院外科病房。术前，王平治医生与我谈话，王医生问我，如果开出来是恶性的，你希望保乳吗？我一个劲地摇头：“不要，不要！没有乳房，照样活；留下隐患，没得活！”然后，她告诉我手术的流程：先局部麻醉，在右乳房开个小口，取出肿块去病理室冰冻切片化验，几分钟后，若病理报告是良性的，即可回病房，整个手术时间大约一个多小时；如果是恶性的，那就要扩大手术范围，进行根治术和腋下淋巴清除术，大约到下午才能回病房。
术后，我在被推进病房时，醒了。开口的第一句话，居然是问：“现在几点？”尽管我是迷迷糊糊的。旁边人回答：下午2点。我明白：糟了，得癌症了。而后，又昏睡过去了……
我原本以为，我这个人可能会得这病那病的，但不会得癌症。我的心脏不好，血压也高，有一篇文章讲，患心血管病的人不大容易得癌症；再说在我得病前，我的父系和母系家属中没有癌症患者，我无家族病史啊；自从40岁时得了心脏病后，我一直很保健的。怎么现在竟然成了例外呢？我哪方面出问题了？上帝眷顾所有人，为什么单单把噩运赐给我？！
什么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原先是股骨颈骨折，虽然是平躺，但只是下半身不能动，可现在倒好，居然成了全身不能动：胸前被厚厚的纱布绑着，患乳癌侧的右臂在肿痛，静脉炎的左臂也在疼痛，左腿的骨折还在胀痛；再加上因术后插导尿管引起的尿路感染，使我不时地尿频、尿急、尿痛。此时，整个身体被痛包围着……
此状态还要维持多少天？那“生不如死”的意念是有掠过的，整天笔直地躺着，望着天花板，我痛苦得几乎掉不下一滴眼泪。我开始可怜自己：灾难怎么会如此地一环接一环，一点儿不让我消停啊？……猛然，我想到了永美，人居然会一下子顿悟：因为骨折，我认识了永美；因为有永美患乳腺癌这事的提醒，我才会去关注我自认为安全的乳房。没有这些冥冥之中的因缘，可能会遭更大的“祸”。这样一想，心，平静多了。
癌症患者在被确诊初期，他们的家属都会本能地向病人启动一项将病情避重就轻的告知程序。“我的病理报告，出来了吗？”乳腺癌术后已经10天了，我试图问问家人。“早呢，还没出来。”或许他们还没有想好怎么跟我说，就用此话来敷衍我。我心平气和地对妹妹说：“不要瞒我，要真情相告，今后的路是要靠我自己来走的。”妹妹迟疑了一下，说：“那好，我告诉你。”我突然感到心跳加快，手心有点出汗，到底还是紧张的。
病理诊断：
1．右乳房浸润性导管癌Ⅱ－Ⅲ级，2.5×2×1.5cm。
2．右腋下淋巴结（1/13）见癌组织转移。
3．免疫组化标记结果：HER-2阳性（+++），ER，PR，Ki-67，P53，BCL-2均阴性（-）。
医学小贴士——解读乳腺癌病理报告
阳性：＋ 阴性：－
ER：雌激素受体，阳性提示预后比阴性患者好。
PR：孕激素受体，阳性提示预后比阴性患者好。
HER-2(CerbB-2)：原癌基因，阳性表明患者预后不好，提示患者易出现腋窝淋巴结转移。
Ki-67：反应细胞增殖的一种增殖抗原，是一个不良预后因素，数值越高预后越不好。
P53：一种肿瘤抑制基因，其突变预示预后不良。突变率高的乳腺癌细胞增殖活力强、分化差、恶性度高、侵袭性强和淋巴结转移率高。
BCL-2：作为一种生存因素，可以阻止细胞发生凋亡，并为细胞创造存活的有利条件。一般来说，BCL-2阳性的肿瘤比阴性的肿瘤预后好，但某些前列腺癌除外。
当时我对这些乳腺癌的医学知识根本不懂，所以也没有紧张。
事后才知道，我患的是最凶险的一种乳腺癌，而且根本不是早期，肿瘤也不小，还伴转移。2011年去世的复旦大学青年教师于娟患的就是这种“乳癌之王”。
一天，医生刚查完病房，护工从外面奔进来，气喘吁吁地发布一项信息：昨天半夜，18床又跳楼了，未遂，现在护士长在教训她的护工，看紧点！
18床，和我隔开两个病房。她40岁左右，患的是宫颈癌晚期。一年前动的手术，现在复发。医生说她已进入生命倒计时的“读日”阶段。一到深夜，她的叫声撕心裂肺。最近几天，这种叫声频率越来越高，可音高却越来越低。对此，同样患乳腺癌的11床对我说：“如果我到那一天，我就选择吃一把安眠药，没有痛苦，也不害人。9床你说呢？”我没有回答，望着天花板，多么希望自己此时是荷兰人，因为我曾在报上看到，这个国家已经通过了《安乐死法案》。
说真的，这个病让55岁的我起码提早20多年直面死亡，我与“死亡”狭路相逢，根本无法避及。以前，读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那句“人的存在是向死而生”的话，觉得很远、很哲学。可此时此刻，我体会那句话的语义却很具象，很当下。人，都希望自己年轻，希望自己能延缓步入老年的步伐，今天我终于明白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老年的。
有人说，不怕死的人是因为他无欲望。我，有欲望，所以，我怕死。我在所研究的公共关系专业领域中，自认为学术造诣在全国高校不敢说出类拔萃，也是小有点名气。本来打算再写几本专业新视点的书，带几拨研究生，最后光荣地当个“博士生导师”，达到高校最高的学术身份，此生足矣。可这下生了这病，完了，没可能了。
我当了半辈子教师，但儿子的教育背景，不尽如我意，这是我的心病。原本计划等退休后，正赶上小孙子学龄时，好好再当回“老师”。现在缠上这病，我恐怕连这最起码的愿望都泡汤了。这个病为什么不晚来十年啊？我不晓得自己还能活多久。
此时，18床又是一阵声嘶力竭，听着这最后的生命呐喊，不害怕，那是假话。但是，我又自我安慰：幸好我遇到了永美，没遭到“最后通牒”。其实，人的一生有无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机会。例如2003年的SARS，像我有那么多基础疾病的人一旦染上了，那是必死无疑的。这不，今天算来我已赚了3年。又比如，1996年那次我去温州讲课乘的飞机降落时，起落架如果真的一直放不下来，那也可能机毁人亡的。这样说，我不又赚了9年嘛。所以，即便是现在结束生命，那我也已经多活了好几年了。
平静后的我又想：我这一辈子够丰富多彩了——鲜花、掌声，还有不少“粉丝”；现在，孙子也出生了，生命已二度延续；结婚离婚、“城里”“城外”地走进走出，做两回人了，你知足吧！当对自己满意了的时候，也就无欲无求了。无欲，就会不怕死。不怕死的第一表现是要将自己的死安排好。
我开始设计，如果生命倒计时进入“读分”“读秒”阶段，回天乏术时，我不希望通知任何人，不希望让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围在我的床前，因为那时的他们会很伤心。这种伤心，对他们身心的杀伤力太大。我生前已经够连累他们了，此时的我，唯一能回馈他们的是：希望他们在屋外、在家里、在工作岗位上；希望床前有鲜花，耳边有音乐，周围有医生、有护士，我会走得很职业，走得很诗化，就像诗人徐志摩说的“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
后生命阶段中所有的仪式、惯例都简约了，直送该送的地方，什么都不保留，我会对儿子说，买骨灰盒的费用也可以省了，骨灰任殡仪馆处置吧。
我对后生命阶段的安排，可真不是作秀。我年轻时就是这么想的。因为从小就害怕见死人，害怕去殡仪馆。长大后，对此问题，常有超越我年龄的思考——“厚养薄葬”。今天，轮到自己，我当然坚决表示根本不需“葬”。
我找了一个时间，把这些想法告诉了家人，因为它包含了传统意义上“遗书”的内容，希望亲人们到时“按图施工”。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典型的A型血性格，什么事都计划得好好的，连“死亡”也不例外。
2．做不做放化疗
在中国，治疗癌症的套路是：能手术的先手术，而后做N个疗程的放化疗，再就服中药、找偏方、吃名目繁多的保健品。接下来的命运，各有各的走向：有人财两空的，有复发转移的；当然，也有从此健健康康的，尽管并不多。我的乳腺癌治疗也沿用这一模式吗？把自己的身后事安排好之后，我开始平静地思考我的下一步治疗问题。
手术两周后，拆了线，王平治医生对我说，根据你的病情，必须化疗，而且必须是联合化疗方案，即三种化疗药同时用，静脉注射，六个疗程。我要求看一下这三种药的说明书。在没有满足我要求的情况下，我让家人从网上下载了三种药的说明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三种药对心脏的毒副作用都很大。“不行，不能再伤害心脏了。”这是我的底线。连续两次全身麻醉的大手术，已经让我的心脏不堪重负，床边的心脏监护器连着几天夜里都在报警，心内科医生已来会诊多次了。心脏病对我的威胁是瞬间的，而当下的癌症起码还不会即刻要我的命。这就是我第一次拒绝化疗的充分理由。
得了癌症，不肯化疗，这还了得啊！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纷纷对我启动劝说程序：两个妹妹轮番地苦口婆心；离了15年婚的第一任丈夫的妈，也就是我那位没有法律关系的婆婆，硬是冒着酷暑，三次来医院心疼地责问我：“你是怕化疗掉光头发，不好看吗？”我的挚友、时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的汪泓正在出差，急着赶回上海，晚上11点，一下飞机就直奔我病房；好友鲍日新教授更是将上海华山医院乳腺病专家请到我床前；我的前任系主任叶玮玮带领七八位老师来集体给我“上课”……为了不让他们太失望，我都会一一对他们微笑着说：“好的，好的，我考虑考虑。”
医生看我这么坚决地不愿化疗，就劝我一定要放疗：“放疗是局部照射，你是右边乳房的癌症，所以，放疗对心脏的影响应该不会很大的。”我觉着医生说的这方案还在理，就决定到有放疗设备的医院去做放疗了。
这是转院后的第一个晚上，我的床位医生正好值班，他到我病房，与我聊天，并很和气地询问我，为什么不肯化疗。我说了理由，并告诉他我已经决定做放疗和坚持吃中药。
他说，中药是调理性的，不直接杀癌细胞。此时，我不想就中药的抗癌作用问题来和他理论。第一，我没有这个底气；第二，刚入院，就和医生针尖对麦芒，太不礼貌；第三，他也是好心，他想挽救我。接着，他竭力向我推荐一种对心脏毒副作用很小的静脉化疗药——紫杉醇。然后，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有关“紫杉醇”的故事，它是一种植物，怎么被日本人发现它的抗癌作用的，而后又是如何被用于临床的，现在国内外医学界对它的评价如何如何，等等。
一开始我听着很反感，心想我已经明确跟你说不化疗了，你为啥还这样不依不饶。慢慢地，我对他能这样不厌其烦地与病人耐心沟通起了好感，他临走时要我好好考虑考虑他的话。
第二天，我请家人从网上下载了所有关于“紫杉醇”的材料，希望它既不伤害我的心脏，又是我这种乳腺癌的克星，同时，还不会引起股骨头坏死。我躺在病床上仔细阅读，不希望在自己身上发生歼敌八百，自伤一千的赔本战争。
那天刚吃完中饭，床位医生又来了，笑呵呵地问我：“考虑得怎么样？”“医生，我想请教一下，‘紫杉醇’使用前，是不是先要用‘地塞米松’？”我向他求证这个对我来说蛮重要的问题。
“对，是为了防止过敏。”“医生，不好意思，我因为股骨颈骨折，还未痊愈，用‘地塞米松’这类激素药，行吗？”我深知，自己是在向医生请教，即便此问题我已经很有把握了，也不能用判断句说话。
“小剂量，20毫克，没问题的。”医生说话是善于用判断句的。我心想，6个疗程的话，那就是120毫克。再加上“紫杉醇”这类化疗药，对骨髓都有抑制作用。那我这“股骨头坏死”的可能性就大大提升了。最重要的是“紫杉醇”也并不是百分之百地能治愈我的乳腺癌。但这些话，我不能说出来。
“医生，我还想请教，临床上有没有碰到过，使用‘紫杉醇’而发生并发症的病例？”我壮着胆子问。“有。”“什么并发症？”“呼吸窘迫症。”“那怎么处理呢？”我紧追不舍。
“轻的，吸氧；重的，切开气管。”真是很谢谢他，我们能沟通得如此充分。这时，他可能看到我的脸上有惧怕了，忙说：“不要害怕，这种概率很小。不信，明天主任查房，你可以问问他。”
“好的，谢谢您，您赶快去吃饭吧，已经12点了。”我们结束了对话。此次对话，真是得益匪浅。医生在无意中告诉我所有的实情。一般医生是不会这么坦率的。午休时，我在思考，明天如何与主任对话。
主任查房了。这位主任看上去60岁左右，但人很精神，很有外科医生的气质。据说，他是这里开乳腺癌的“一把刀”。
“你是大学老师？”
“是的，主任。”
“你知道自己的病情吗？”
“知道，浸润性导管癌。激素受体都是阴性，腋下淋巴结阳性，HER-2强阳性。”我说完，所有的医生们都笑了，包括那位主任。可能是因为我回答得像小学生背书一样。
“听说，你不愿意化疗？”看来这个主任对我已经很了解了。“主任，我因为骨折，躺在床上3个多月了，又经受了两次大手术，如果再静脉化疗，我真的吃不消了，我经常要犯心脏病，这些天，血压也往上蹿，所以……”还没等我说完，主任就抢着说：
“你这种乳腺癌已经比人家少了一种内分泌治疗的手段，再不化疗，非常危险！”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我告诉你，乳腺癌是一种全身性疾病。你的病情一两年后，远处转移的可能性很大，或到脑、或到肺、或到肝、或到骨头，到那时就麻烦了。”全病房的人都屏住呼吸，太可怕了！
这些话听上去是很恐怖，但他可能是实话实说，他在击醒我这个“顽固分子”。记得有张报纸曾经报道过，“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被过度治疗而死的，还有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无法治疗而死的。”看来情况是这样。
“那我靠意志！”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然是微笑着说的。
“靠意志？成功的只有十万分之一，但轮不到你。”主任冷冷地扔下这句话后走了。我看见站在床边的研究生小张听了主任这话，眼圈红红的。我对她说：“别怕，老师就是那十万分之一。”当晚，一位年轻医生来到我病床边：“潘老师，早上查房后没事吧？”我很感谢这轻轻的一句问候话。如果说，最糟糕的医生是用语言恐吓病人的医生，那么，最亲切的医生是用语言温暖病人的医生。
我开始按计划放疗了。放射科医生告诉我，根据我的病情，两处需要放疗：右胸壁和右锁骨。共放疗25次。我进行到第4次，就在放射科的那架机器上犯了心脏病。放射科医生赶紧电话心脏科抢救。我心脏疾跳，全身冰凉，我的意识是：挺住，挺住，我不会死的。医生们一阵手忙脚乱，半小时后，我的心脏开始稳定，医生慢慢地将我移到机房外的走廊上，继续观察。一小时后，我才被推回病房。
医生说，休息几天，等心脏好了，再继续放疗。但我不想再继续了，再出万一，太可怕了！还是为了保护心脏，我又一次拒绝了放疗。
据说口服化疗药“希罗达”，毒副作用很小，特别是对心脏。我抱着试试的心态，服了不到一个疗程，人感到浑身很不舒服。一检查，肝功能出问题了，GPT指标上升到近100，肌酐指标也不正常。医生又说，停一下吧，等肝功能、肾功能都恢复后再服用。这种让我的主要脏器亮红灯的药物，我也必须拒绝。我又一次没有遵医嘱。
医学小贴士——GPT、肌酐
GPT是肝功能中的谷丙转氨酶，存在于肝细胞中，一般正常值低于40单位。肝细胞受损时会释放到血液中，使数值升高。喝酒、熬夜都会损伤肝细胞，剧烈活动和月经期时，转氨酶也可能暂时升高。
肌酐是肌肉在人体内代谢的产物，是常用的了解肾功能的主要方法之一。每20g肌肉代谢可产生1mg肌酐，主要由肾小球滤过排出体外。
肌酐的分类及参考值：
血肌酐：是人体肌肉代谢的产物。参考值：44～133umoI/L；
尿肌酐：主要来自血液，经肾小球过滤后随尿液排出的肌酐。成人尿肌酐水平参考值：7～8mmol/d。
我的思考还在继续：为什么我们要“生命不息，放化疗不止”呢？我们不能只关注这个“病”，而不关注生这个“病”的“人”。如果“人”都被放化疗弄得“千疮百孔”，那么治这个“病”的本钱在哪里呢？
癌症这个顽敌，人类在与之战斗的时候，并没有交白卷，但始终也没有得高分。这其间，除了人类对它本质的认知有限外，人类自身作战的思维方式不能不说没有问题。遗憾的是，我的这些思想很难与医生们沟通，我怎么找不到“知音”呢？不过，想想也是，医生若真有我的这种治疗思路，能得到病人与病人家属的理解吗？
我终于决定：坚决不放化疗了，我的生命我做主！走一条自己的路。但究竟这是一条什么样子的路，当时心里也是很不清晰的。我必须回家去好好潜心研究，在这医院里是没法搞出名堂来的。
我准备出院。出院前，我做了一次全身检查，意外又发生了……
3．还要再挨一刀
钼靶检查：我的左边乳房有问题，片子评估4级。5级就是癌症。那我就是癌与非癌之间。怎么办？要不要立即手术？我电话咨询了三位医生：我的手术医生王平治教授、上海中医乳腺癌治疗泰斗级专家陆德铭教授、上海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前院长肿瘤专家胡建钢教授。三位专家一致表示：立即手术。
医学小贴士——乳腺钼靶BI-RADS报告系统
0级：需要结合其他检查
1级：阴性
2级：良性
3级：良性可能，需短期随访
4级：可疑恶性，建议活检
4A：低度可疑
4B：中度可疑
4C：高度但不肯定
5级：高度恶性
6级：已经病理证实恶性
还要再挨一刀啊？！我即刻感到：天，塌啦！！我心里的最后一根防线断了……崩溃了……我关掉手机，拔掉了病床边电话机的插头，不想见任何人，并对我的护工说，我这里没你的事……
为什么不给我时间？为什么不给我时间？！
我问天？我问地？我问谁？——谁能解答我。我可以承受灾难，但不能过没有希望的日子。我快憋死了！
这时，病房门突然开了，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居然让我顿悟，他就是刚刚出生5个月的圆圆——我的孙子。
原来，儿子儿媳突然联系不上我，特着急，就抱着孙子来医院看我了。为避免碰到右边乳房的伤口，我坐在床上，把孙子抱在左胸前，孙子那可爱的双眸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视线，小嘴一撇，微微一动，而后将小脑袋轻轻地偎在我的左乳上，静静地一动不动。旁边人说，圆圆跟阿娘真亲。此时，我感到：圆圆那纯阳之体的温度正在一层层地融化我的无望，从左乳开始渗透，到心脏、到大脑、到脸上、到四肢，我笑了，我感恩地轻吻圆圆那带有乳香的额头……
孙子让我捡回了平静的心态，120救护车将我再次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外科病房。
那天的术后，我又体验了一次不一般。手术后，我醒了。好像睡了很沉很沉的一觉，浑身感觉怎么也动弹不得，似乎很累很累。
我下意识地自问这是在哪里，但很快又睡过去了。
我又醒了。我将脸稍稍往左边侧了点，蒙蒙眬眬地看见：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一排一排的手推车上躺着一个一个笔直的人，他们身上都盖着白被单，一动都不动。
“这里是太平间？！怎么全部是死人？”紧接着我有了意识。“我还活着，你们送错地方了！我是活人！”我想喊，但很快，又睡过去了。
再次醒来，我努力地在唤醒自己的意识。我将脸稍稍往右边侧了点，清晰地看见房间右面墙上的那只钟，它告诉我现在是10点50分。我终于明白了，我刚刚做完第二次乳房手术。“10点50分？”太好了！这个时间告诉我，我的左侧乳房肿瘤肯定是良性的！因为我右侧乳腺癌的手术时间是5个多小时，到下午2点才苏醒的。能有这样的逻辑推理，说明我已经比刚才清醒多了。
“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里有没有医生护士？”我看见有一位穿白大褂的正往我这边走来，也许她看见了我的脸在动。
“林医生。”我认出来了，她就是我两个月前右乳手术时的麻醉师。“你怎么又来了？”她也认出我了。“我左乳又不好了。”我说着嘴里就感觉有异物，想吐，她赶紧用毛巾垫在我的右腮边，我边吐边又无意识了……
确认我是躺在自己的病床上时，我终于彻底醒了。刚才那一幕，太恐怖了！我之所以没有被吓死，是当时的身体不具备“害怕”的能力。
护士小姐来帮我量血压，她告诉我，我刚才是在苏醒室，而我右乳手术时并没享有此待遇，因为那天该手术室只有我一台手术，所以我是在手术室内苏醒的。
这是我在短短的四个月内的第三次全身麻醉，挨的第三大刀。这次手术前，担心的是自己患了双侧乳腺癌。而现在的结果是左乳良性肿瘤，但这个好消息却让我高兴不起来。因为医生根据我左乳的乳腺质量和导管内的乳头状瘤的程度，最后还是采取了全切除。
我终于成了一个“零乳房”的女人！按理说，术前我有全切除的思想准备，但当自己真的面对活生生的事实时，心里却又理性不了了。一个没有乳房的女人是女人吗？
第二天早上，医生来检查伤口，换纱布。解开胸前的绷带，揭开伤口上的纱布，医生小心翼翼地用酒精棉球擦着近20厘米长的伤口，此时，我用眼睛见证了事实，我的乳房，没有了，永远没有了！
“伤口很好，安心休养。”医生干完他的事，嘱咐一句，离开了病房。病房恢复了安静。安静的病房让我安静地思和想……
还是那掷地有声的四个字——“向死而生”再次给了我解药，向“死”要生啊！我计划着出院后第一件要做的事：赶快去学校办理退休手续，继而转换自己学术研究的坐标，弄明白“乳腺癌”这玩意儿；搞清楚我的HER-2强阳性的乳腺癌，人可以死于疾病，但不能死于无知；再就自身情况，搞出当下我最优化的治疗方案等，我必须跑步进入医学界。
第二件要做的事：去红十字会，办理捐献眼角膜的手续。早在十年前，我就对家人说过这个愿望。人死后，能留两道光明在人间，继续看着这个多彩的世界。原本打算70岁后再干的这件事，现在必须提前做了。
第三件要做的事：为5个月的小孙子圆圆制作一本《写真集》，并写下圆圆成长照片的文字，图文并茂地留给慢慢长大的圆圆，让他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对他说的话。
第四件要做的事：还是想写写文字，记下自己一路走来的脚印。能写多少算多少，发表不发表，无所谓。我一生读书、写书、教书，让写作陪伴我的生命。
如果上苍还让我的生命继续“读年”，那就说明我“向死而生”成功了。那我就走出书斋去“布道”，让天下的女人们少生病，不生病，特别是不生我这种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