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者，古《诗》之流也”正义
安小兰
【摘要】在评析魏晋以来“六义说”之误的基础上，对汉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涵义进行了探讨，指出此命题是班固借《诗经》以自辩、自重、自高之辞，本质上是对赋的性质进行定义和提升，强调赋与《诗经》一样，有美刺的功效和价值。这一命题关乎“赋之义”而无关乎“赋之体”。厘清其本始内涵，对于深化大赋起源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大赋 古《诗》之流 六义说 赋之体 赋之义
从汉代开始，赋的起源问题就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提出了“赋者，古《诗》之流也”的命题，即认为赋乃《诗经》之流变。此说一出，遂为后世所继承、增益，成为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经典命题。然则说者攘攘，迄今为止，对于这一命题的真正涵义，学术界的理解却依然比较混乱，甚至亦不乏误读。本文目的，即希望在总结、平议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赋者，古《诗》之流也”命题的涵义进行深入分析，并申明此种辨析的意义。
一 命题的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
关于汉赋的源起，汉人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论述，然则表达最简洁也最为后人乐于引用的说法则来自班固《两都赋序》：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
序文开篇，班固便提出了“赋者，古《诗》之流也”的命题，明确提出赋乃《诗》之流变的观点。这里有两点需要辨析，其一，此观点并非班固独见，在汉代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汉末杨修在《答临淄侯笺》中即有“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文选》卷四十）之语，而班固的观点也是引用他人“或曰”之辞，足证此说在汉代很常见。其二，《序》中之赋，指的是汉大赋。在汉代人的概念中，“赋”的含义是颇为广泛的，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著录来看，赋包括了楚辞、隐语、成相、大赋等。而《两都赋序》所说的“赋”显然不是指广泛意义上的赋，而是指言语侍从之士、公卿大臣所作的“润色鸿业”的大赋。所以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实际是汉大赋的源起问题。
班固此说一经提出，遂成为后世论赋的不刊之论，引述者代不乏人，影响极大：“赋者，古《诗》之流也。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于贾、马。冰生乎水，初变本于《典》、《坟》；青出于蓝，复增华于《风》、《雅》。”“赋者，古《诗》之流也”等。“赋，古《诗》之流。古《诗》如《风》、《雅》、《颂》是也，即《离骚》出于国风、小雅可见。”“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
表面看来，“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意思很显豁，说的就是大赋与《诗经》的源流关系，似乎无可深论。然则我们会发现，后世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却有很大的歧义。那么，班固的意旨到底为何？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辨析。
二 赋之体：“六义说”的谬误
对于“赋者，古《诗》之流也”这句话，后世人在引用的同时也常有推阐。例如，上引诸说即认为大赋与《诗经》的关系在于文体与题材上的继承性。而在此类说法中最具理论意义、影响最大的则是“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说（下文简称“六义说”）。“六义说”的基本含义是，“赋者，古《诗》之流也”说的是大赋与《诗经》的源流关系在于文体的继承。
“六义说”由左思首发：“盖《诗》有六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三都赋序》）皇甫谧进行了呼应：“《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萧统亦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文选序》），刘勰总结为“六义附庸，蔚成大国”（《文心雕龙·诠赋》）。自此之后，后世多有承其论者，流波所及，至于唐宋元明清。如，《两都赋序》李善注云“《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祝尧的“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又取《骚》中赡丽之辞以为辞”等。
上述说法的创新点在于从《诗》之六义角度对“赋者，古《诗》之流也”命题寻找理论上的依据。其基本思路是：《诗》“六义”“风、雅、颂、赋、比、兴”之中有“赋”，其意为铺陈，而大赋也有铺陈的特征，两者因之形成自然的联系：“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六义附庸，蔚成大国。”（《文心雕龙·诠赋》）“赋者，古《诗》之流也。所谓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六义说”以“铺陈”特点挽结大赋与《诗经》，貌似很有道理，因此出现后一直被奉为圭臬，直到近代才有学者对其提出了异议。范文澜首开质疑之风。他在1925年就引李详语对“六义说”进行了否定，然未及详细申说，1936年则对其早期的观点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其主要论据是，如果赋真的出自《诗经》之赋体，则赋作中不应出现比兴，但屈宋诸作却颇多比兴，足证刘说之未必然。褚斌杰师1982年撰文指出，“赋，作为一种文体，它与《诗经》‘六义’的所谓赋，并没有什么源流、演化关系，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与《诗经》表现手法之一的所谓‘赋者，铺也’，含义也是不一样的”。其基本论据，除了范氏所论，又有两条：其一，六义出现于《毛诗序》中，但在此之前，荀子已有赋作产生，因此，赋不可能出自六义；其二，赋的体制特征是多样的，非“铺陈”二字可以概括，且与表现手法的六义之“赋”不是一回事。1987年，姜建群也撰文指出“六义说”将铺陈的表现手法与文体之“赋”混淆，违背了“起码的形式逻辑”。除此之外，亦有其他学者对上述看法进行了呼应。诸说信而有征，给人以很大的启发。笔者仅就其未尽之处补证两条。
第一，“六义说”不是汉人的说法，亦不代表汉人的思想。“六义说”并不见于任何汉代文献，最早是由魏晋人提出的。事实上，汉人也没有提出“六义说”的可能。考之“六义”的提法，最早见于《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虽然《毛诗序》的作者以及相应的创作年代问题，千古聚讼，迄今尚未有定谳，但《毛诗》在前汉未立学官，只在民间流传，不受重视却是事实。《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毛诗》之渐渐风行于世，乃在汉末郑玄为其作笺之后，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从班固自身来说，其所习之《诗》兼通三家，又以《鲁诗》为主。因此，无论从当时的《毛诗》地位、学术气氛，还是从班固的学术渊源来看，我们都很难想象班固会将《毛诗序》之语作为重要的立论根据。此其一。其二，从现有材料来看，汉人文学评论中对于“六义”中的“赋”，即“铺陈”的手法并不重视。王逸评论屈原作品，认为“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这里的“《诗》人之义”，说的是比、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离骚经序》）足见在汉代人眼中，对“比”“兴”之义远较“赋”为重视，而“毛公述传，独标兴体”（《文心雕龙·比兴》）也是众所公认的事实。因此，我们也很难想象汉人会将大赋的铺陈特点与《诗经》联系起来。由此看来，“六义说”只是魏晋以后人的发挥，并不能代表汉代人的思想。
第二，六义概念殽然纷乱，迄今尤有争议。据此来解释问题，只会起到治丝益棼的效果。六义，《周礼·春官·大师》又称为“六诗”：“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关于“六义”“六诗”的含义，自古说者纷纭，其中影响最大者有“体”“用”两说，分别以孔颖达和章太炎为代表。孔颖达认为“赋”与“比”“兴”一样，同为《诗经》之“用”，是一种“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郑玄语）的艺术表现手法。若依此说，则“六义说”将表现手法的赋与文体意义上的赋混为一谈，出现了明显的逻辑混乱，故而无法成立。这一点前人已论，不赘。章太炎则认为“赋、比、兴”同“风、雅、颂”一样，当为《诗经》之不同文体，各有篇什，但因不能合乐而被孔子所删。若依章氏之说，则大赋与《诗经》文体上的源流关系也应不存在，因为现存《诗经》中并无赋体之章。
综上，我们认为无论将“六义”之“赋”理解为表现手法的“铺陈”，还是文体意义上的“铺陈”，都无法令“六义说”成立。此说既非汉人之说，亦非“赋者，古《诗》之流也”命题的正解。
“六义说”的本质，是从文体角度探索赋与《诗经》的源流关系。其所理解的“流”，实际指的是文体之“流”。这是魏晋以来学者们阐释“赋者，古《诗》之流也”的基本思路，即认为赋体是从《诗经》演变过来的。“六义说”之扞格难通，证明这种基于文体流变角度的推衍思路是讲不通的。有学者敏锐地指出：“细读班固此序（按：《两都赋序》）及其所撰《汉书·艺文志》。他所谓的‘古《诗》之流’与后来左思、皇甫谧及刘勰的阐述实有区别。”至于区别所在，则未及详论。在下文中，我们将抛开文体源流观念的干扰，在汉代文学批评的背景中对“赋者，古《诗》之流也”命题的真实内涵进行重新探讨。
二 赋之义：赋与古《诗》
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不同，《两都赋序》对于赋之起源的看法，不以勾勒赋史发展轨迹为要，而重在阐述赋的写作价值和意义。《序》文开篇即从西周成、康盛世之《周颂》谈起，认为武、宣朝“雍容揄扬”“润色鸿业”之赋堪与《周颂》类比。虽然“道有夷隆，学有粗密”，与《诗经》比起来，武、宣朝之大赋写作只是一件“细事”，但也称得上是“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其所以如此，乃在于大赋同《诗经》一样，具有抒下情而通讽喻、宣上德而尽忠孝的功效，因此，赋乃“《雅》《颂》之亚也”，乃“古《诗》之流也”。
班固对大赋与《诗经》关系的阐述，字里行间带有强烈的自辩与自高之意。这里流露出汉赋作家一种特有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汉代作家于大赋创作殚精竭虑，十分看重；另一方面，在写作时又怀有强烈的自卑之感。这种心态很普遍，司马相如临终遗文言封禅事而无辞赋之作，扬雄中年悔其少作，不复为赋，都可为证。而将大赋比附《诗经》，则是一种提升大赋价值、进行自我辩护的方式。这种借《诗经》以自高的现象，只有将其放在汉代文学批评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
众所周知，汉大赋的成立，以枚乘《七发》为标志。《七发》所确立的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有中肯的评价：“枚乘拸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的确是汉赋之为汉赋的根本特征，但汉赋之饱受诟病，也是因之而起。《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云：“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指责汉赋用华丽的辞藻淹没了讽喻之义。扬雄评论司马相如之赋，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亦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又有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之语，都是对汉赋靡丽特点的严厉批评。
“丽靡”之赋何以招致如此的批评？这与汉代经学化的文学批评观有很大的关系。汉代是一个经学“昌明”和“极盛”的时代。而经学之大义与宗旨则在于“治”：“六艺之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史记·滑稽列传》）以“治”为指向的经学宗旨直接导致了以《毛诗序》为代表的政治教化型诗学观的产生。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谏上”，即是这种实用主义文学观念的展开。在汉代，《诗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文学创作的准则和规范，是为文之法典，它的纲领——“诗言志”“美刺”观等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高低的最高准秤。以《诗》学精神衡量文学创作成为汉代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例如，司马迁评论屈原之作，引刘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屈原列传》）之语，即是赞美屈赋具有《诗经》“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精神特征；王逸评论“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也是指屈赋继承了《诗经》“讽谏”的精神传统。
经学化的标准当然也成为批评大赋的最高原则。司马迁评司马相如赋，以为“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就是以《诗》义回护大赋创作的典型之论。汉宣帝所谓“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远矣”（《汉书·王褒传》），也是以“仁义风谕”的古《诗》之义回护辞赋之举。至于汉赋作家在创作中屡屡标举“美刺”之旨，则常见于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创作表白中。兹不赘。然而，尽管人们以各种方式极力标举大赋的“讽谏”之旨，也还是难掩大赋与经学化文学批评原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对此，扬雄有深刻的体会：“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宏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然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炫人耳目的夸张描写是大赋的根本特征，也是其价值所在。丽靡之辞带给人的是“缥缥然有凌云之志”的超越性审美感受，这种感受与“曲终奏雅”的道德性指向和要求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赋的美学本质已经决定了它无法满足经学化诗学观念的要求，无法担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谏上”的重任。这是大赋招致批评的原因，也是大赋作家两难心态的来源。
以大赋为谏文是一种很难达到的目标。然而，试图超越大赋的本质特点，为大赋灌注政治伦理内涵，使其合于经学化诗学观念却一直是大赋作家努力的目标。大赋作家很少有人公开承认写作中追求华丽言辞和外表的正当性。这是“赋者，古《诗》之流也”命题提出的真正原因。将大赋与《诗经》相提并论，这是班固借《诗经》以自辩、自重、自高之辞，本质上是希望从性质上对赋进行定义和提升，强调赋与《诗》一样，有美刺（此处又特别指向美颂）的功效和价值，并由此获得写作大赋的正当理由。“后代之赋本取于《诗》之义以为赋名；虽曰赋，义实出于《诗》，故古人以为古《诗》之流。”这是非常准确的理解。
因此，班固所谓的“赋者，古《诗》之流也”，指的是大赋继承了《诗经》的精神特征，具有《诗经》一样的美刺时政的功能和价值。这一指向其实是关乎“赋之义”而无关乎“赋之体”的。厘清这一内涵，对于深化大赋起源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 辨析的意义
赋文体的起源问题，一直是汉代赋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近代以来，学者们提出了“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说、出于纵横家说、出于行人说。在此之前，占主流地位的则是源于《诗经》说，此说的基本依据就是《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与《两都赋序》里的论述。关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赋源论的意旨，笔者已经撰文指出与《诗经》文体无关。而关于《两都赋序》，尽管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了“六义说”的谬误，并意识到汉人未曾提出过赋体源于《诗经》之说，但这些意见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充分的重视。“六义说”影响深远，迄今为止依旧是人们谈论大赋文体与《诗经》渊源关系的重要依据。例如，有些学者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说法“不仅在形式上把诗与赋混在一起，而且在内容、功用上也把赋与诗视为同类，唯一不同的是诗是能唱歌的”。“与汉赋的内容一样，汉赋的形式也是颇受《诗经》的影响的。”这种影响表现在，其一，汉赋继承了“《诗经》六诗之一的赋和《诗经》三种表现手法之一的赋。把他们的特征接受过来，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另一种崭新的文体”；其二，汉赋韵律格式接受了《诗经》的影响，有一定的节奏旋律，可以“不歌而诵”。而事实上，“赋者，古《诗》之流也”说并没有在形式上将《诗经》与赋混同，这只是后人的误读。至于表现手法的“赋”如何变成了一种崭新的文体，这里也没有详论。
在体现前沿研究成果的文学史中，这些误读也依旧延续着：
“赋”本是《诗经》中的“六义”之一，是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之一种。……《诗经》之后，这种表现手法在楚辞中得到更大的发展。楚辞扩大了诗的篇幅，语言上更加铺张华丽，“赋”的手法表现尤为突出，所以后人或以“赋”名之，称屈原作品为“屈赋”。到了荀子，制作“赋篇”……并且以赋名篇，“赋”也就成了一种文学体裁的名称。
汉代，赋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独立的文学样式。……它不能算是诗歌，但却是从诗歌衍变而来，是“古诗之流”……它篇幅很长，洋洋大观；它夸饰铺陈，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与主张“六义说”者一样，对“赋者，古《诗》之流”命题的误读，使得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各种各样的阐释困境和矛盾之中，为了弥缝，学者们甚至常常使用一些不可靠的证据强为之说，因而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述和结论。
康达维先生对“赋者，《古》诗之流也”有很深入的阐释，其说法很受学界的看重，因此我们有必要以此为例进行分析：
此外，“流”字也可解作“种类”或者“学派”的意思，例如班固在《汉书·叙传》中提到“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由此，“流”也可以引申为“文体”的意思，例如挚虞编辑的《文章流别集》，其“流”字即是采用“文体”的意思。由此，班固主张“赋者，古《诗》之流也”，是说“赋”是《诗经》之一体。当时所说的《诗》都是指《诗经》一书而言，而《诗经》对班固来说，自然是古代诗歌，包括“赋”的源泉所在。
若是依据中国后代文学分类的看法，“赋”和“诗”（不论是指“诗歌”或是《诗经》）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如此班固似乎未能清楚划清赋与《诗经》的界限。然而我们或可解释这种“失误”是因为班固对“赋”的定义来自儒家经典注疏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在班固的时代便已盛行，也就是将“赋”划归为“诗”的六义之一。或许到了班固的时代，“六义”之一的赋与文体的“赋”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段话里颇有卓识。康氏看到了后世文学分类中“赋”和“诗”文体无法混同的事实，并意识到了班固的说法与汉代“儒家经典注疏的传统”有关，已经接近了命题的核心。可惜的是，他没有沿此路径深入辨析，而是囿于文体源流的视角，得出了一些颇可商榷的结论。
康氏首先肯定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意思“是说‘赋’是《诗经》之一体”；基于“赋”与“诗”无法混同的事实，又只好得出班氏未能划清赋与《诗经》的界限是一个失误的结论；又将造成“失误”的原因指向“儒家经典注疏的传统”，并将这种传统等同于“六义说”（将“赋”划归为“诗”的六义之一），为印证结论，他不很肯定地将“六义说”提前到了班固时代。
这段话中出现了一连串不够坚实的论据和牵强的观点。首先，为了印证“赋是《诗经》之一体”的论断，康氏先引班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语，将“流”引申为“文体”，为加强说服力，又引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之例，证明“流”乃“文体”之义。然而，“文章流别”之“流”，已是有明确文体分类意识下的魏晋人的用法，用此解释汉人的思想是不恰当的。考之班固的原意，“流”之义与“亚”或者“类”近似，表示大赋是与《诗经》同类的东西，但它虽与“雅、颂”有相同的功能及价值，终究是次于“雅、颂”的，在这里，“流”与“文体”之义没有什么关系。其次，康氏将班氏说法视为“失误”，将可以开启汉人真实命意之门的“儒家经典注疏的传统”视为“失误”的原因，则是以今人的思维看待古人，而将“六义说”等同于“儒家经典注疏的传统”并将其提前到班固时代，则于历史实情不符。
上述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其逻辑起点出现了问题。“赋是《诗经》之一体”，这个论断本身就是对汉人思想的误读，在此基础上进行论证，自然就存在着逻辑推导上的难度。
又如，在判断赋的基本文体性质时，有学者认为“赋是诗的一种体裁，或说是一种做法，发展到汉，学者都已经认定为是诗的别类”。“追溯源流，汉赋是诗的别枝”、“诗的延续”、“诗的扩大”，“是散文化的诗”，“是叙事描写的诗”。这里所说的“诗”，即指《诗经》，也指与散文相对的诗歌概念。这种说法忽视了诗与《赋》文体上显著的差异，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而作者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其主要依据就是“赋者，古《诗》之流也”命题。
对“赋者，古《诗》之流也”的内涵进行厘清，不仅于有助于破除一些误读，避免逻辑上的不能自洽，亦有助于汉赋起源问题的深入探讨。
与康达维先生一样，马积高先生看到了赋与《诗》两种文体的难以混同，也意识到了刘勰等人说法的不足为据。基于此，马先生提出了赋分三种，其中之一——诗体赋（四言赋）源于《诗经》，而大赋则另有源头的看法。这一结论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呼应，例如：
……不同类别的汉赋既有共同的源头，又各有其直接源头。共同的源头，如《诗》、《骚》对汉赋的影响。而各自更近的渊源，如骚体赋的兴盛与汉代楚辞的流行有密切关系……而散体大赋……铺张扬厉，带有浓厚的纵横家气息。四言赋一般以四言为主，尤重规谏的社会功能，它应该导源于《诗》。所以我们在讨论汉代赋体文学起源时，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赋。
这种区分无疑比过去那种笼统的研究更为合理、深入，提醒我们对于赋的起源应有更为细致的分疏，这为今后的汉赋起源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最后，总结本文观点如下：
研究汉赋起源问题，应在区分“赋之体”与“赋之义”的基础上进行。所谓“赋之体”，指的是赋的文体，“赋之义”指的是赋的价值和精神，两者各有源流，不可混而论之。而《两都赋序》所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则只与“赋之义”有关，而与“赋之体”无关。因此在探讨赋文体起源问题时，引述这一命题是不恰当的。对“赋者，古《诗》之流也”的内涵进行厘清，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两都赋序》的意旨，破除一些误解，而且对深化汉赋起源问题研究大有裨益。
-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中央财经大学学院科研支持计划资助成果。项目号：011650314014/009。项目名称：《政教观念与汉代文学》。
- 安小兰，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
- 这里所说的“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诗歌，而是特指《诗经》。《诗经》原不称“经”，先秦仅有《诗》或《诗三百》之名。在经历了一个经典化过程后，最终被称为经。这个经典化的过程，学术界多有探讨。如，有人认为《诗》的经典化起于孔子，完成于汉代初年三家《诗》立于学官之前（常森：《〈诗〉的崇高与汩没：两汉〈诗经〉学研究》，1999年北京大学博士论文）。有人认为始于春秋时期赋《诗》、引《诗》，成于汉代传注大行以后（刘毓庆：《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为行文方便，本文会同时使用《诗》或《诗经》的称谓。
- 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或曰”可能是淮南王刘安的话。可备一说。刘朝谦：《论赋体不源于诗》，《中国楚辞学》（十二辑）。
- 《白居易集笺校》卷四，金开诚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622页。
- 皮日休：《皮子文薮·序》，肖涤非、郑庆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刘熙载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第121页。
- 皇甫谧《三都赋序》的真假，学术界尚有争议，但皇甫谧这段话在学术界是被常常引用的话。参见梅运生《皇甫谧〈三都赋序〉之真伪及其价值取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 左思乃至后世诸人的说法，亦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例如，左思所言之赋，显然指大赋，而皇甫谧、挚虞等所言之赋，则包含楚辞在内。这些差异，因无关本文宏旨，此处不拟对其进行详细辨析。
- 祝尧：《古赋辩体》，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305卷），第718页。后吴讷等人多承祝说。
- 挚虞：《文章流别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77，中华书局，1905页。
-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100页。
- 《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全集》卷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86页。
- 《文心雕龙·诠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论赋体之起源》，《褚斌杰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28页。
- 姜建群：《试论赋的名称来源及其属性》，《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
- 骆玉明：《论“不歌而诵谓之赋”》，《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李伯敬：《赋体源流辨》，《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陈赟：《赋者，古诗之流也再探》，《贵州文史论丛》2007年第3期。
- 《四库全书总目》中列举的就有《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子夏作，卫宏作，子夏作、毛公及卫宏润益，诗人自作，《小序》为国史之旧文、《大序》为孔子作，首句为孔子作，毛公门人作，村野妄人作等几种说法。之后，张西堂（《诗经六论·毛诗序略说》，商务印书馆，1957）、李嘉言（《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诗序〉作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赵沛霖（《诗经研究反思·关于〈诗序〉的作者》，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也对《毛诗序》作者的说法进行了归纳总结，总括起来约有二十余种。过去，多数学者赞成《诗序》出自汉儒之说，近些年来，随着楚简《孔子诗论》的发现，一些学者开始重新认同子夏作《序》之说，时有新见。例如，刘毓庆认为《诗大序》为子夏作，《诗小序》则与孟子学派有关（《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关小彬：《班固〈诗经〉师承考》，未刊稿，2007年，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章太炎：《六诗说》，《章太炎全集》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390～393页。
- 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华书局，2005，第3页。
-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