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里的人情

《水浒》又称《忠义水浒传》，其实，忠是幌子，义是门面，真正的关键词，是人情。

（一）

常言说，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是个社会概念，《红楼梦》里“练达即文章”的人情，是洞明世事、洞晓世态、洞悉世故的人际关系学，梁山好汉们既不处社会，也不处家庭，照理说人情二字与他们毫不相干，可是在四大名著中，却偏偏数《水浒传》里这个词的出现频率最高。这是为什么呢？

《水浒》里的人情，说白了，就是送礼。唐宋人都把送礼叫作送人情，明清皆然，所以人情就是指凑份子当礼物的钱财。薛姨妈拜见贾母，“将人情土物各种酬献了”，王熙凤银子上千钱上万地调度“人情客礼”，都是润物细无声地送礼。但《水浒》里的礼送得却一点不含糊，结实得就像好汉们的拳头。金圣叹贯华堂本第八回，林冲刺配沧州，发在牢城营里，狱友们提点他说：

此间管营、差拨，十分害人，只是要诈人钱物。若有人情钱物送与他时，便觑的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个七死八活。

第二十七回，武松被解到孟州牢城营的安平寨中，照例有许多囚徒来开导他：

好汉，你新到这里，包裹里若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与他时，端的狼狈！

第三十七回，宋江到了江州牢里，不待旁人指教，便自“央浼人情”，到处使钱，弄得没一个不欢喜他，杀威棒寄下不打，却过不了押牢节级戴宗这最后一关。戴院长好威风，掇条凳子坐下，狂骂落到他手里的“行货”：“你这黑矮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愿’，你如何逼取人财？好小哉相！”宋江这是拿话逗他玩，因为只要报上自己及时雨的大名，对方一准会纳头便拜。

送人情就是送礼，礼因人情而设。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作为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润滑剂，人情往来在中国是一门精细的学问，其间的分寸拿捏最伤脑筋，既不能让对方吃亏而失了咱的面子，又不能让自家吃亏而失了咱的里子。连武大郎也叮嘱潘金莲不要白吃了王婆的酒，明日也买些酒食回礼，“休要失了人情”。王婆后来知道了，还连夸“大郎直恁地晓事”。不近人情在中国社会是很糟糕的评价，如苏洵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辨奸论》），所以人情渐渐成了一种要挟。《西游记》里孙悟空说：“人情大似圣旨。”鄙乡俗谚也有云：“人情大似债，头顶锅来卖。”这样一来，本来是柔软润滑的人情，硬是变成了一种刚需了。

牢城营里的管营、差拨，一把撕下罩在人情上面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它变成了纯粹的贿赂。好在这种暴力人情，只是现货交易，实付明收，一勾两讫。还有一种人情，属于期货，当场不结算，日后才交割，等于交情、情面、面子。这是以远程合约的形式所做的长线投资。人情这门学问最高深的地方在此，水浒里的夯货们根本不懂，但懂的人却真懂，且玩得精熟，书里头也写得十分细致饱满。

坐第一把交椅的当然是宋江。这位“如同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的小公务员，给读者的印象是见人就发红包。第一次见了李逵，就打赏了十两银子：“贤弟但要银子使用，只顾来问我讨。”宋江散漫使钱，看上去好像不问对象，其实最后哪一文钱都落到了实处。这不，铁牛满心欢喜之余，从此跟定了带头大哥，效犬马之劳不说，最后把一条命也搭给了他。宋江说得好：“些须银子，何足挂齿。我看他倒是个忠直汉子。”“忠”而且“直”，李逵的价值不就是死心眼吗？宋江是一个绝对理性的天使投资人，对所投的项目有清醒的判断，看预期，看增量，然后一投一个准。其中最成功的一项，是晁盖一伙人劫生辰纲事发，他通风报信使之脱身。这是梁山事业的第一桶金，宋江拿到的回报也丰厚无比。

怎样丰厚的回报呢？不妨来看第四十回，梁山好汉们倾巢出动，从山东劳师远征到江西，杀去江州，劫了法场，救了宋江。想不到这位孝义黑三郎才出生天，便道：“怎地启请众位好汉，再作个天大人情，去打了无为军，杀得黄文炳那厮，也与宋江消了这口无穷之恨。那时回去，如何？”这要求实在是太过分，因为众兄弟刚为他血战了一场。可宋江根本不加理会，就要让大家替自己泄私愤，再来一场血战。宋江硬是开得了这个口，而且大家果真也就杀了回去：“众好汉亦各动手，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黄文炳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杀了，不留一人。”宋江的笃定在于，他知道晁盖们早欠下他一个“天大人情”，得还。

其实要说还人情，晁盖他们早就还了又还。晁天王一坐稳山寨，立马想到酬谢一干人等，特派刘唐“送些人情与押司”，那是黄金一百两。宋江只收了其中的一条，说其余且存放山寨。谁知那一条金子偏偏给阎婆惜看见，而惹出杀身之祸。但一百两黄金毕竟只是十万贯珠宝的零头，何况宋押司当初是“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来报。这是双方都心照不宣的事。于是我们就看到，宋江半推半就地不断收取着天罡地煞们的人情回报，割了一茬又一茬，从聚义厅的二把手，直到成为忠义堂的掌门人。

拿到生辰纲这一原始股的，不只宋江，还有朱仝。当日虽有宋押司的通风报信，可晁保正家大业大，一时没能走脱，朱仝、雷横两都头趁夜领兵去拿。晁盖从后门逃出，朱仝追得紧，直追到后面没人跟得上，这才丑表功说：“保正，你兀自不见我好处。我怕雷横执迷，不会做人情，被我赚他打你前门，我在后门等你出来放你。你见我闪开条路，让你过去。”其实雷横也早就有心要放晁盖，只是慢了半拍：“朱仝和晁盖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却不见了人情。”后来晁盖叫刘唐回人情给宋押司和朱都头，果然没有雷横的份。金圣叹批得有意思：

朱仝得见人情，雷横不得见人情，甚矣朱仝之强于雷横也。然殊不知先有宋江早已做过人情，真乃夜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也。

但孟超《水泊梁山英雄谱》将朱仝、雷横合赞，赞词曰：

义到临头，义到脚下，水到渠成，自合于义，此仍不足为至高无上之举。真正义士，勇于赴义，勇于行义，行义唯恐落于人后，行义唯恐不在于己，甚至于以行义作竞赛，以行义互相争先。

分明是一出争卖人情的闹剧，居然给硬拗成竞相行义的壮举！第二十一回，又写两位到宋家庄去捉宋江，朱仝故技重演，自个儿偷偷揭开大哥藏身的地窖，去宣叙心曲：“我只怕雷横执着，不会周全人，倘或见了兄长，没个做圆活处，因此小弟赚他在庄前，一径自来和兄长说话。”然后佯称宋江真个没在庄里，只说要拿了宋太公去县上。雷横寻思：“朱仝那人，和宋江最好。他怎地颠倒要拿宋太公？这话一定是反说。他若再提起，我落得做人情。”

这一回题作“朱仝义释宋公明”，让我们知道了《水浒》里的义究竟是什么货色。人情是义吗？像是，但不是。人情圆活，而义方正，因为义是公义，人情属私恩。公义是内心的诉求，不期望回报；私恩最后要算钱的，等量交换，或者加倍奉还。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宋江、朱仝和雷横，这几个没羞没耻的基层干部，照今天的话说，都是吃饭砸锅的主儿，整天盘算着人家的“好处”与“歹处”，尽干些吃里扒外、假公济私的勾当，借一句鲁智深的话说就是：“把官路当人情，只苦别人。”

（二）

鲁迅《故事新编》的《铸剑》里，少年称人为“义士”，那人严冷地说：“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从宋江、朱仝、雷横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放鬼债的资本家，怎样攒人品，聚人气，市私恩，坏大法，假仗义之名，行渔利之实。

牟宗三的《水浒世界》一文我极是佩服，其中讲到好汉们的义气，我原也同意：

在积极方面，他们都讲义气，仗义疏财。消极方面是个义字，积极方面亦是个义字。义之所在，生死以之，性命赴之。天下有许多颠连无告者、弱者、残废者、哀号宛转无可告诉者，此种人若无人替他作主，直是湮没无闻，含恨以去。大圣大贤于此起悲悯心，伊尹之任亦于此处着眼，《水浒》人物则在此处必须打上去。

但是，牟宗三所不屑的学究气如今却在我身上发作，我不相信了。不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都头斗杀西门庆，确是替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出头做主；林冲杀陆谦，杨志杀牛二，也都是自身被逼到绝境的冲天一怒。但是，《水浒》里还有太多的“打上去”，其所打的对象，开打的动机，都值得怀疑。李逵“排头儿砍将去”的江州百姓不在少数，最恶劣的是劈死四岁的小衙内，连朱仝都觉得“忒歹毒些个”。值得细论的是武松醉打蒋门神一节。

武松刚解到安平寨，众囚徒便介绍了里面暗无天日的罪恶，什么盆吊啊袋压啊，种种摧残犯人的精致把戏。施恩乃孟州牢城营老管营的公子，安平寨的小霸王。武松的一双精拳头，本来应该冲着他打上去的，但武松并不，因为施恩着人每天好酒好肉地伺候着自己，武松欠他人情了，结算方式便是替他卖命，夺回快活林，那可是一份大产业。施恩夸说道：

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弃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

警匪一体，黑白通吃，真是黑恶势力的标配。但那些被收保护费的妓女们辛酸的泪水，武松何曾介怀？他自降身份，把自己变成了那八九十个弃命囚徒之一。这一回题作“施恩义夺快活林”，与“朱仝义释宋公明”真是相映成趣。王望如的批语很到位：“独计林名‘快活’，人人得而夺之，朝梁暮晋，亦可朝晋暮梁。而必以夺之者为‘义’，取武松感恩图报之心耳。若夫施恩之占强霸市，王法有所不贷，‘义’云乎哉！”

“快活林”的名字起得好，浓缩了好汉们的理想：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就图个“快活”，而且要“快活”成一个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Hobbesian Jungle）：

吴用道：“恁地时，那厮们倒快活？”阮小五道：“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

阮小二道：“如今该管官司没甚分晓，一片糊涂！千万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没事！我兄弟们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带挈我们的，也去了罢。”

这些“立地太岁”和“活阎罗”们，满血负荷着赤裸裸的生物性本能和欲望。黄永厚说牛二是“只凭大自然驱使”，牟宗三则说好汉们是“原始生命必须蠢动”。“他有那股充沛的气力，你如何叫他不蠢动？”他又说错了，因为这些好汉绝不会蠢到轻举妄动。吴学究到石碣村，假意要买十几条各重十四五斤的大鱼，阮氏兄弟垂头丧气说只能搞到五六斤一条。吴用挑弄说是不是官家有禁，阮小五牛气冲天地说：“甚么官司敢来禁打鱼鲜！便是活阎王也禁治不得！”可紧接着阮小七便泄了气，交了底：“这个梁山泊去处，难说难言！如今泊子里新有一伙强人占了，不容打鱼。”官府禁不得，阎王禁不得，怎么强盗就禁得呢？禁得阮氏兄弟“绝不敢去”，更不敢“打上去”。好汉们的拳头分明欺软怕硬，他们不怕官司不怕天，只怕比自己更强的强人。强不过别人呢，就一副过屠门而大嚼的馋相和熊样。

水浒世界是个昏天黑地的世界，无一桩官司不黑，而梁山好汉们乐于利用这黑。第二十一回，阎婆大闹郓城县，知县因为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脱他，只把无辜的唐牛儿再三推问，“只要朦胧做在唐牛儿身上，日后自慢慢地出他”。“朦胧”两字，真有诗意。第五十回，雷横一枷劈死了白秀英，尽管朱仝“上下替他使用人情”，却因为死者是知县的相好，“把这文案却做死了”。“做死了”便没了朦胧之美，大煞风景。紧接着下一回，金枝玉叶的柴大官人的叔叔被高太尉的堂兄弟的妻舅占了宅子和花园，柴进蛮有把握地说：“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李逵这时说出一句话来，令我惊为天人：

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

（三）

少不读《水浒》。是的，《水浒》是要把人读坏的。倒不是教你动不动就“打上去”，不利于对肾上腺素的管理；而是让你三观不正，把这世界看颠倒了：权就是理（might is right），情胜于法。官无不贪，民由来暴。败从上作，乱自下生。陆建德说《水浒》造成了他的阅读灾难，一点都不奇怪。二十年前在吐露港畔的钱穆图书馆，我的一位姓严的学弟苦着脸跟我说，《水浒》中人，杀人放火，怎么能当英雄歌颂呢？我同情地看着这位患上阅读障碍的好同学，全无心肝地笑了，还改了一句济慈的诗回答他：美不是善，善不是美。这就是/我们在世上所知和须知的一切。

可是现在，我有点倾向于柏拉图的观点了。美并不就是善，善也不就是美，但美应该是有益的，有益于城邦的伦理秩序、公共生活的正义、公民的美德等等。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之紧密，不可轻忽。韦恩·布斯在他的小说伦理学中，认为读小说是可贵的伦理活动，既要全情投入以想象，又需要超然作批判性反思，从而引起共同的导向，找到一种适合于民主社会的公共推理。对于《水浒》，我们有这样读的可能吗？我同意顾随的说法，《水浒》是神品，但它同时也属于韦恩·布斯眼中的那一类畅销书，通过粗野的情感、有时将他人看成非人的幻想来吸引读者。一代又一代人是喝这样的狼奶长大的。民主社会的话题太奢侈，当务之急是要把人情社会真正转变成法治社会。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除掉你我身上的“水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