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时间不是物质，本没有重量。但双手托着这摞发黄变脆的老信札，我仿佛分明掂出了时间的重量。

这厚厚的一摞行密字小的信，躺在我的箱底柜角，已有半个世纪。经历了峥嵘岁月的颠簸磨洗，它竟然皮实地存活下来，得意地冲我眨眼，真有点儿不可思议。

这些信，是我50年前写给恋人顾耕的“情书”，和日记一样，它本属个人隐私，情感的念心儿。但几十年中，它的性质一度起过某种古怪的变化。情感的色彩抹去了，却涂上一层浓重的政治色调，被当作个人的政治历史材料多次调用。我自己曾几度翻它出来，认真地画红线，记要点，编大事记，为的是据以写政治自传，交代历史问题，做思想检查，或为外调人员提供他人的情况。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我更是被迫将它上缴，为当权者审查我的历史提供“物证”。后来，这些信终于退给了我，没有随同那如山的“文革”废纸送进造纸厂，是幸事。又后来，它被装在我的行囊里去了“五七干校”。在溽热的鄂南乡间，一待就是三年半，居然没有丢失霉烂，又是幸事。那几年，除了红宝书，没有可读之物。在劳动和运动之余，或通宵值班守夜时，为了排遣解闷，我也曾偷偷拿出来，就着马灯的昏光，一页页地翻读。那况味，犹如透过时光的微孔，偷窥一幅幅光怪陆离的西洋景——里面的世界，是那么遥远而陌生！

这些年，不再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些信也就不再给派上什么实际用场。它还原了私人感情纪念品的本色，静静地躺在书柜的一隅，乐天知命，颐养天年。若不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它或将随着我和老伴儿的归西而永远埋进历史的废墟。

1994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一行通栏大标题，一幅大照片，电击般触动了我：《不同寻常的足迹——记我国杰出女工程物理学家王承书》。王承书！这个埋藏在脑海深处许多年的名字，突然蹦了出来，在幽暗的记忆屏幕上，映出了一个荦荦卓立的女性形象。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居里夫人式的女科学家，伟大的爱国知识分子。1946-1948年我在密歇根大学结识她时，就被她那份献身科学的执着和超凡的品格所折服。我料定她将成就大业。但我没想到，她在回国后的几十年中，竟做到彻底埋名隐姓，为祖国国防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全部才华乃至常人的生活。望着她那坚毅、安详又慈祥的面容，我的思绪穿过时间隧道，上溯到50年前。我记得，我在信中写到过她。是的，从1946年8月到1948年6月，有好几处写到她。这些段落，是她那段生活的一种实录，是那篇长达两版的报道中所未曾提到的。一瞬间，我看到这批旧信的一种新的含义。它不再是供政审的冷森森的材料，也不仅是纯属个人的温馨的私藏。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内涵，类似一种文史资料，或回忆录式的文字。

说起回忆录，近几年，偶有朋友在耳边吹风：你总是搞翻译，以你的经历，何不试着写写回忆录？面对朋友的厚望，我总报以无奈的一笑。在我看来，有资格写回忆录的，或是叱咤风云的革命家，或是历尽煎熬的受难者，或是学术文化界名流。我虽向往过革命，但没有出生入死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有过坎坷，但比起那些在荆棘丛中鲜血淋漓九死一生的人，我的路还太平坦。虽渊源于上层文化背景，却从未归属任何精英圈子。很早就做过作家梦，可始终无缘跨进文学创作的庙门。这样一个缺少名人效应的人，也来写回忆录，岂不是有点儿自作多情？

然而，当我一封封重温这些早年的信，一种全新的感受，把我推回到那个不平常的岁月。

那是个改天换地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嵌进了那幅巨大的风景画，构成它的一个小小斑点。她像一叶扁舟，孤帆远渡重洋，去探寻那广阔的未知世界。她抱着殷切的求知渴望，怀着对哀鸿遍野的祖国的苦苦眷恋，对母亲大地上正在演出的惊天地的史剧的向往和疑虑，将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悉数倾注给故乡的恋人。信的内容尽管芜杂零散，却是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瓷瓶的碎片。这不也就是某种类型的回忆录吗？

同是往事的记录，书信与回忆录却有所不同。回忆录是透过今天的眼光看昨日，用现时的词语过去的时态追述往事，虽近，却远。书信则是以当时的思想当时的语言讲当时的事，用的是现在进行时态，虽远，却近。回忆录是经过刻意反思、筛选、过滤、提炼的精雕细琢的制品；书信是未经打磨加工的原始素材，粗糙、残缺、夹带泥沙却原汁原味的出土文物。回忆录是抱着出版的目的，为广大读者和后人写的；书信则是为抒发一己一时的思绪情怀，为某个特定的人写的，落笔无需瞻前顾后，信手书来，因而更真实，更本色。作为史料，书信自有它独具的价值。

我的信，记录了一个40年代留学生的足迹心迹。当今，随着国门洞开，留学大潮汹涌，以留学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大量上市，形成了文坛方兴未艾的一大景观。但就我所见，这类作品几乎清一色是近年的留学故事。有关老生代和中生代留学生的记述，则付阙如。这使得中国留学现象看似一簇无根之花。但正如钱宁先生在《留学美国》中所述，中国学子自先驱容闳以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构成了一部时断时续时冷时热的曲折多变的历史，总的目的都是为了发愤图强振兴中华。它像一株树，一根藤，每一截都各有不同的特色和功能。如果有识者致力于编纂一套中国留学史萃，从而追溯百多年来各个时期留学生涯的沧桑变迁，应是值得一为的课题。如此，则我的这些信札，作为40年代留学生活点滴的写照，也可以凑个数，为这株大树添一片叶子。如果把当时的主客观情态，与今天做一比较，借以看到世态的嬗变，人们心态演化之一斑，不也是文化社会学的一个有趣课题吗？

这些书信，是地地道道的“情书”。在爱情故事独领风骚无往而不胜的今日书肆，单只“情书”二字，就能引人驻足。在情书中，爱情有如一根红丝线，把原本游离散乱的贝壳，串成一条闪耀着生命华彩的项链。爱情是无坚不摧的强力软化剂，能把最硬性的话题浸润得温情脉脉，诗意盎然。这是情书比一般书信更具魅力之处。我在写这些信的时候，自然不会想到日后将它公之于众，因此在情感的表露、议论的抒发上，毫无约束和掩饰。倒回去一些年，若要向世人公开这些赤裸裸坦露心迹的文字，简直不可想象。但古稀之年的我，已不再为这些信的内容和情调脸红了。我仿佛跳出了往昔，作为旁观者，站在时间长河的远端，冷静客观地眺望半世纪前的一个年轻人，像观剧一般品评她在人生舞台上的表演，并让她接受观众的品评和检验。虽然我由她脱胎而出，但她不等同今天的我，她代表着一个时代一类知识青年，她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社会，属于历史。

尽管我不曾想到要公开这些信，但我确曾想到要用它做资料，将我的见闻观感记录在案，以备日后之用。对于一个初涉世事的年轻人，一颗海绵般多孔的心，那几年的经验是珍贵的，不能让它从指缝间漏过，必须努力捕捉、吸吮、存留。像一个勤奋敬业的摄影记者，我不放过每一个从眼前掠过的人物、景观、场面，以及自己的感触、体会、思考、认识，一一采撷摄取，固化为成文的图影。信的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社会、宗教、教育、文学、音乐、校园生活、异国风情、景物素描等方面，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一个特殊时代的历史面貌和一个特殊阶层知识青年的心态，可说是另一类型的“青春之歌”。这些信，其实已逾越了一般意义下的“情书”，具有了纪实文学的雏形。

好了，让我把镜头从遥远的过去拉回到眼前。

时代在变，世事在变，人心在变。现如今，想方设法出国，不遗余力弄张绿卡，永久居留海外，远离不尽人意的故土，已成为一部分年轻人的梦想。有些年轻朋友不解地问我：当时国内局势动荡不宁，前景迷茫，你如留在国外，也可能成为一位有成就的华人学者。能更好地报效祖国。可你偏要急着赶回来，结果落得半生坎坷。你不觉得亏吗？不后悔吗？倘若时光倒流，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会怎样做？

我回答：不后悔；如果再次选择，我还是选择回来。

那为什么？

我试着解释，但似乎未能使对方明了。这大概就是“代沟”吧。时光迈过了50年的跨度，代沟是自然的。但我不大相信有不可消弭的隔阂。我试图隔着历史的河道，与现在的年轻人对话，交流，沟通。我希望，我的这些信能构成一架桥，帮助缩短不同代人的心理距离，或许比我期期讷讷的解释更明白易懂。我总以为，在世世代代中国人之间，除了差异，还有着亘古不易的本质上的共性。

基于以上想法，我终于横下一条心，鼓足勇气，送出这叠信。像送一个孩子上路，送一艘航船出港，任它去顶风披浪，在茫茫书海中闯自己的生路。

20世纪即将退入人类史册。当此世纪尾端，空气中仿佛弥散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怀旧气氛。人们似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再回首顾盼一眼那渐渐远去的岁月。从理性上，是为了总结过去，瞩望未来。这大概就是《老照片》之类的出版物深受青睐的原因所在吧。果真如此，但愿我的这批回信也能为读者奉上一枚小小的可供咀嚼回味的橄榄。

附带说明：这批信中出现的人名，除收信人“顾耕”是化名，余尽可能保留真名，以存历史的真实。这批信是单行线，有去无来。顾耕的150封信也同样保存完好，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没有收选。保存下来的我的全部信件共二十余万字，除少数外，选用了绝大部分。

为出版这批书信，我的一些外地和在京亲友，如朱正先生、俞润泉先生、戴文葆先生、沈昌文先生、成幼殊女士、张玲女士、胡钟达先生、朱馨远先生、左恺先生、胡连璋先生等等，都曾给过我热情的鼓励、支持和帮助，更蒙李辉先生不弃，将它列入他主编的“沧桑文丛”。对所有这些热心的朋友，我谨致以万分的感激。

199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