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万种风情无地着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一条不甚宽广但很整洁的乡村道路上，两旁种着各式的树木，地上青草里，夹缀着点点金色、银色的钱花。这道上在这初夏的清晨除了牛奶车、茶担以外，行人极少。但此时铃声响处，从桑抱山那方向转出一辆新式的自行车，上面坐着一个西装少女，二十岁光景。她黯黄的发，临风蓬松着，用一条浅蓝色的丝带络住，她穿一身白纱花边的夏服，鞋袜也一体白色；她丰满的肌肉、健康的颜色、捷灵的肢体、愉快的表情，恰好与初夏自然的蓬勃气象和合一致……一路的香草花味，树色水声，云光鸟语，都在她原来欣快的心境里，更增加了不少欢畅的景色——她同山中的梅花小鹿，一般的美，一般的活泼。

1923年，从徐志摩这篇题为《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的小说中轻快出场的，是20多年前林长民的初恋情人。

一面是犀利敏锐、滔滔雄辩、秉公好义、遇事能担当，一面又是纵酒高歌、一掷千金、风流豪迈、率性而为。当林长民以书生逸士式的侠骨柔肠投入他的情爱，投入他的婚姻，演出的诸般耐人寻味的浪漫与无奈，可圈可点、可作叹息之处同样很多。

徐志摩成了听故事的人。1920年，留学英国的徐志摩遇到了赴欧考察的林长民。从惊讶于林长民清奇的相貌，到惊讶于林长民更清奇的谈吐，徐志摩一步一步走进了林长民的内心深处。若干年后，在伤悼林长民的祭文中，他写道：“谁有你的豪爽，谁有你的倜傥，谁有你的幽默？……在这无往不是矫揉的日子，再没有第二人，除了你，能给我这样脆爽的清谈的愉快，再没有第二人在我的前辈中，除了你，能使我感受这样无‘执’无‘我’的精神。”^[1]寥寥数语，极尽伤情，勾勒出的，也是最本原的双栝老人。林长民生性豪迈，一生交友无数，但论及知交，则为数寥寥，其中又以与徐志摩相交为深。徐志摩与林长民这一段忽略了年龄、职业、人生经历等隔阂的忘年之交，在民初被传为一段佳话。一样的诗人气质，一样的真性情，林长民一遇徐志摩，相见恨晚之感顿生，积郁了多年的情感往事倾泻而出。从“少年期起直到白头”，林长民原原本本地讲，不惜算作写小说的材料，徐志摩全神贯注地听，转而成为写故事的人。这又是佳话中的佳话。于是就有了刊载于1923年2月11日的《努力周报》上的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也有了林长民一生“情恋历史”的最初循踪。

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中，代替林长民出场的少年逸，“清癯的颊上，轻沾着春晓初起的嫩红，一双睫绒密绣的细长妙目，依然含漾着朝来梦里的无限春意”，敏感细腻的一颗少年心，满是欲赋新词却见愁的情绪。这样的逸，就在一个盛开着瑞香花的春日上午，望着还陌生的扶桑弥漫的春色，掩面低吟：“可怜这万种风情无地着！”而少女春痕就在同样的春色中，健康娇媚，活泼欢畅，从桑抱山那边一路喜悦地闯进逸的生命。

一个是年轻而善感的中国留学生，一个是正值青春、美丽善良的英文补习老师，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在最起初，如同所有的初恋情节，充溢着少年的心跳与狂喜，充溢着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这一切，用徐志摩的生花妙笔娓娓道来，经历者都不免会心一笑。然而，快乐中总是洒着一点点淡淡的忧伤，随着情节的发展，春痕因病住进了医院，少年逸开始苦苦思索，他思考“人生老病死的苦痛，青年之短促”，疑问像“春痕这样一朵艳丽的鲜花，是否只要有恋爱的温润便可常葆美质；还是也同山谷里的茶花，篱上的藤花，免不了受风催雨虐，等到活力一衰，也免不了落地成泥。但他无论如何拉长缩短他的想象，总不能想出一个老而且丑的春痕来！他想圣母玛丽不会老，观世音大士不会老，理想的林黛玉不会老的，青年理想中的爱人又如何会老呢？”

终于，小说中的逸有所领悟，小说外的林长民、徐志摩也若有所得，“人是会变老变丑的，会死会腐朽，但恋爱是长生的；因为精神的现象决不受物质的支配；是的，精神的事实，是永久不可毁灭的”。

虽然洒着淡淡的忧伤，但总是还有着快乐的基调，少年逸的风花雪月讲述到这个光明的答案，就算是告一段落了。然而，现实中林长民的人生体验，徐志摩的情爱思考，依然要沿着命运的轨迹进行。匆匆回国的逸在10年后成为在国内立了大功、做了大官、得了大名的风流美丈夫，重新回到当年的留学国游历考察。唐突的命运把当年的春痕——13年后的三井夫人带到逸的面前，“十年来做妻做母负担的专制，已将她原有的浪漫根性杀灭尽净”，逸只看到“一个西装的胖妇人……穿蓝呢的冬服，肘下肩边都已霉烂，头戴褐色的绒帽，同样的破旧，左手抱着一个将近三岁的小孩，右臂套着一篮杂物”，“那时桑抱山峰依旧沉浸在艳阳的光流中”。桃花依旧而人面不再，逸的心中，依旧涵葆着春痕当年可爱的影像。“但这心影，只似梦里的紫丝灰线所织成，只似远山的轻蔼薄雾所形成，淡极了，微妙极了，只要蝇蚊的微嗡，便能刺碎，只要春风的指尖，便能挑破……”

“春梦总是无痕”，小说中少年逸的风花雪月最终演变成林长民毕生的遗憾。徐志摩以林长民的情感经历为原型，描写爱情的幻灭、理想的幻灭，云淡风轻中透着怅惘的哀愁。或许是意识到语气的黯淡，徐志摩同时又隐约指明了一条去路，“他最恨想过去，最爱想将来，最恨回想，最爱前想，过去是死的丑的痛苦的枉费的；将来是活的美的幸福的创造的；过去像块不成形的顽石，满长着可厌的猥草和刺物；将来像出山的小涧，只是在青林间舞蹈，只是在星光下歌唱，只是在精美的石梁上进行”，暗示无论如何总有希望在将来，这愈挫愈勇的生活态度倒也颇符合徐志摩、林长民二人的性格与心境。

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后被徐志摩易名为《春痕》，收入他唯一的小说集《轮盘》中。《春痕》的故事结束了，徐志摩力辟险途，无畏地奔向爱、自由、美的未来人生。讲故事的林长民几年后以半百阅历又重新打量少年逸，说：“我记得二十余年前，我有一个诗句说，‘万种风情无地着’，当时自以为是个名句，其实是少年普通的心境。”尘埃落定后的平静自省笼罩着悲凉的语境。而实际上，在其不长的一生中，那句曾经属于少年逸的名言涵盖了林长民全部的情感注脚。

徐志摩做“假情人”，顾颉刚找“真仲昭”

1926年初春，正主持《晨报副刊》的徐志摩收到了一封顾颉刚的来信。顾颉刚在1923年以一部《古史辨》轰动学界，向来都醉心于书斋故纸中的遗孤考据。这一次，顾颉刚写信给徐志摩，同样还是钩沉索隐，所为之人却是刚刚于关外丧生的林长民。这封信，徐志摩郑重刊登在4月19日的《晨报副刊》。

徐志摩先生：

前旬偶然翻到一本“忏慧词”。这本词集是浙江石门徐自华女士做的。里面有两首词似乎和林宗孟先生给仲昭的情书有些关系；写在下面，给先生瞧瞧。

水调歌头（和苣苳子观菊）

冷雨疏烟候，秋意淡如斯。流光惊省一瞬，又放傲霜枝。莫怪花中偏爱，别有孤标高格，偕隐总相宜。对影怜卿瘦，吟癖笑侬痴。

餐佳色，谁送酒，就东篱？西风帘卷，倚声愧乏易安词。只恐明年秋暮，人在海天何处，沉醉且休辞！试向黄花问，千古几心知。

浪淘沙（和苣苳子忆旧感事词）

欠客倦东游。海外归舟。爱花解语为花留。岂比五陵游侠子，名士风流。

秋水剪双眸，颦笑温柔。花前一醉暂忘忧。多少壮怀无限感，且付歌喉。

水调歌头一阕中，如“偕隐总相宜”，“西风帘卷，倚声愧乏易安词”，说得太亲密了，很使人起疑。我想，这或者便是仲昭吧？或不是仲昭而与她处同一地位的吧？

徐女士事实，据陈巢南（字去病）序，说她嫁梅君，丧夫后归于家，自更字日寄尘，将奉亲守节以终其身。本书出版期，是民国前四年之冬。

顾颉刚上
十五、四、十^[2]

苣苳子即林长民。所谓的仲昭情书，实际上是林长民和徐志摩知己之交的又一段逸事。1922年，林长民在伦敦结识徐志摩，不仅向徐志摩讲述了他自己如春梦般了无痕的初恋，讲述了一生的“风流纵迹”，甚至不惜付诸笔墨，商量彼此假通情书。林长民为此专门致函徐志摩：

近得书一拟一真，甚（秀），拟制词藻极佳，尊意双方均作已婚，不如一已婚，一因得逢知己遂不娶，较之各怨所婚更有意趣，两边境遇不必尽同也。年月演后，即将来男女关系与现制绝不相仿，所拟不伦毫无意味，敬意溯往别感思，平生遭逢颇可记，欲现身说法耳。文字中英随便，英文于仆大有益，而吾才不逮即损真假，故欲驾轻车就熟路，盼足下多用英文，兹故拟就一篇纪实之作，十年前事于今一吐衷曲。书竟若鲠去喉，幸一读之，敬上。

徐志摩吾兄

长民
七月三十一日^[3]

他们设想了一个情节。徐志摩是女的，一个有夫之妇。林长民是男的，一个有妇之夫。双方都在一种彼此虚设的不自由的境遇下通信讲恋爱，以便彼此同感“万种风情无地着”的情调。这一番虚凰假凤的率性游戏，在两个使君有妇的已婚男人来做，却是各怀心事，戏假意真，自始至终都充满“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悔憾。对于徐志摩，1922年，在“奇异的康桥月色下”，他发现了林徽因，发现了内心深处蛰伏许久的沉睡的诗情，从此走上了无所逃遁的激情归宿。那么林长民呢？“闲谈风月”也好，“纵迹风流”也罢，这一切都随着1925年12月24日的关外流弹而过早地缄默。如果不是徐志摩手中的情书，生命背后的渴望与冲动也许就真成了“一部人间永不能读的逸书”。

1926年2月6日，为了缅怀亡友，徐志摩将林长民戏作与他的最长的一封情书公开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这封为徐志摩所称道的情书是以苣苳的名义而书，写给一位叫仲昭的女子。说来也是因缘巧合，素爱索隐的顾颉刚偏偏读了这一封情书，又恰巧翻到了《忏慧词》一书。其中“和苣苳子观菊”与“和苣苳子忆旧感事”两首，玲珑剔透又缱绻情深，俨然一朵传说中的解语花，不由得顾颉刚不生联想，疑问《忏慧词》的作者——浙江石门徐自华女士便是仲昭，因此专门向徐志摩写信求答案。徐志摩却也不明就里，经顾颉刚提起后，才开始“有点疑心，因为宗孟的老太爷林孝恂公在石门做知县年份很久，徐女士是石门人，他们有机会接近是很可能的”。但这也只是不能下断语的推测而已。红颜仲昭，究竟属谁？万种风情，可有寄放？在1926年，顾颉刚起了疑问，徐志摩起了疑问，《晨报副刊》的读者也起了疑问，伴随着这一疑问，一段行将尘封的情感苦旅复又清晰起来。婚姻、爱情里的林长民终于进入后人的视线。

从仕宦之家走出来的林长民，拥有着绝对“经典”的旧式婚姻。早在赴日留学之前，父亲林孝恂就安排林长民完婚，娶了指腹为婚的福建名门叶姓小姐。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些潜移默化的旧道德、旧秩序往往是旧理念最坚硬的内核，深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开明如林孝恂也不例外。他深信，俗世里的金玉良缘自有它的天经地义，也相信媒妁之言的姻缘和家塾教育、放洋留学一样，都是对儿孙们的人生最完美的安排。他却没想到，不是每个人都有他年轻时的幸运，能碰得上一桩一见钟情、琴瑟和鸣的姻缘。对于林长民，一旦踏入新的天地，这桩毫无爱情可言的婚姻就注定只能成为一个遗憾的存在，无声地见证着身边正在永远逝去的时代。

早早奉父母之命进入婚姻的林长民并没有找到情感的归宿，一生恨事就从此开始。他和第一位夫人叶氏的平淡婚姻只维持了几年，便以叶氏的早殁而告终。之后，在父母的操持下，林长民又娶了浙江嘉兴一作坊主的女儿何雪媛，也就是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虽端正秀丽，却身无所长，既不识字，又不善女红和持家。林长民失望之下，转而赴日留学。1912年，林徽因8岁时，林长民在上海娶了第三位夫人程桂林。或许是因为前两段姻缘至不如意，林长民极其宠爱这位性情乖巧、容貌俏丽的三夫人。不过，遗憾的是，程桂林只是略通文字，而不谙诗词。有段时间，林长民身在北京而把三夫人留在南边。多情的他每日鸿雁传书，尺牍寄情，不仅文句风趣肉麻，富有才情，笔迹更是五花八门，从王大令、褚登善、虞世南，到王羲之的《兰亭序》、智永的《千字文》，无所不临，各体具备，每一封都可为书法佳品。却苦了这位三夫人，不明就里，不解风情，不得不一通通拿与外人解读，以至佳话外传。^[4]

其实，林长民自己在写这些信札的时候心底也清楚，他的这位三夫人不是此中人，难解其中味。然而，他仍执意要以此相付，全不理会对方是否懂得，足见他内心长久以来的空落寂寞。从青年到中年，经历三娶三嫁，始终不得知音一个，他一颗心于是始终游离在婚姻之外，无所寄放。这样的情爱际遇，这样的婚姻，和自己的父亲林孝恂，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将近百年后，林家的下一代——林长民的弟弟林天民的女儿林新声说，祖父母的爱情是传奇。到父亲一辈，林长民的爱情已变成乱麻。

如果林长民仅仅是个书生，那么将这样一种家庭视为责任，一生也就水波不兴、相安无事了。偏偏他又是逸士，情感的不如意对自负才调、风流蕴藉的他，实在无异于生命的一大缺憾。在渴望和失落之间，林长民焦灼难安，一边暗自嗟叹，万种风情无处着，一边暗潮汹涌，时时流连于醇酒妇人，风月场上，狂放的外表下还是一颗无所适从的心，孤独的情感下意识地盼望着灵魂的撞击与共鸣。《致仲昭书》正是林长民这种复杂心态的流露。

1911年，林长民作为福建省代表赴南京议设临时政府时，曾遇刺于下关火车站，后经一番周折，所幸有惊无险，全身而退。《致仲昭书》也以类似的历险作背景，意在脱险之后向至爱的情人“仲昭”倾诉难中衷情。信里的林长民一副侠骨柔肠。当乱兵将其押入军法庭解衣搜索，发现仲昭信件，问及仲昭何人时，林长民说：“我闻昭名，神魂几荡，盖自立侯营门后至此约二时间，念昭之意，已被逻骑盘问，军吏搜索，层层遮断。今忽闻之，一若久别再昭，惊喜交迸……再三诘问，我正告之曰，昭吾女友，吾情人，吾生死交，吾来生妻。函中约我相见于深山巘中，不欲令世间浊物闻知，无怪麾下致疑之。今若以此函故磔我，较之中弹而死，重于泰山矣；三弹不中，而死于一封书，仇我之弹，不足亡我，忧我之书，乃能为我遂解脱，吾甘之也！”^[5]短短数语，一位冰雪智慧、出尘脱俗的世外红粉跃然纸上，一段心意相通、生死相许的人间至情也尽在其中。再往下看，信中林长民被押解入堂，仍自背诵着仲昭的书信，用尽心思，得记千百个字，又惊又喜，暗念：“吾昭，吾昭！昭闻此不当释然耶？”等到安然脱险，回顾生死一线，他最大的感悟是：“此间世解，我已决辞所任，盼旬日内能脱身造常，与昭相见……苍苍者留我余生，将以为昭，抑将使我更历事变苦厄，为吾两人来生幸福代价耶？”开始时汹涌情重，结束时缠绵意深，电光火石的生死瞬间，只因灵犀相通，便再无憾恨。由林长民讲出的这一段纯粹而极致的爱情，果然如徐志摩所言，读来荡气回肠，余韵不散。书信里流露出的“人生自是有情痴”的缠绵悱恻，也委实难以让人相信它真的只是一封游戏之作。人们感动着，同时不免好奇着，“仲昭”究竟是谁？连局中人徐志摩自己也说：“这话得解释，分明是写给他的情人。”

顾颉刚从《忏慧词》里找到了“仲昭”的影子——石门女子徐自华。徐、林两家本有渊源，林孝恂初任石门知县时，曾将林觉民、林尹民带到徐自华祖父亚陶公主讲过的传贻书院读书。出自名门的徐自华虽兰心蕙质、弱质纤纤，思想却壮怀激烈，和鉴湖女侠秋瑾为生死之交。徐自华后因牵连秋瑾案被清政府通缉，林孝恂还挺身而出，帮这位奇女子拦下了一场牢狱之灾。徐自华与林长民相识之时，徐自华已是湖州南浔富商梅福均之妻，因缘契阔，再有爱慕之意，也都放在了心底。再往后，梅福均因病去世，27岁的徐自华成了未亡人。1905年，丧夫归家的徐自华想起与林长民的往事，一连写下《剑山人苣苳子为题拙稿感而有作》《和苣苳子东京万翠楼避暑原韵（二章）》《秋暮感怀再和留别韵寄苣苳子》《水调歌头（和苣苳子观菊）》 《浪淘沙（和苣苳子忆旧感事词）》等五六首诗词。^[6]其中，“秋水剪双眸，颦笑温柔。花前一醉暂忘忧”，“对影怜卿瘦，吟癖笑侬痴。餐佳色，谁送酒，就东篱？西风帘卷，倚声愧乏易安词。只恐明年秋暮，人在海天何处”的字句，和林长民《致仲昭书》里的“呜呼吾昭！昭平日责我书生习气，与昭竞文思，偏不相下”一问一答，成为契合的呼应。字里行间那份雅致的文采、婉约的亲密，直叫人联想到李清照和赵明诚。顾颉刚的推测，接近故事的完美，也算是言之成理。

但疑惑依然存在。以徐志摩与林长民二人的相知，若有仲昭此人，徐志摩不该不知，可事实上，徐志摩偏又是不知。他也曾特意向林长民打听仲昭一事，林长民笑答说：“事情是有的，但对方是一个不通文墨的有夫之妇；我当时在难中想着她也是有的，但交情并没有我信上写的那样深。”^[7]

这一前一后两个版本颇有些出入，若两相比较，人们也许失望于林长民的答案，而宁愿相信顾颉刚的合理。但再次细读《致仲昭书》，读到“昭读此万勿忧惶，忧惶重吾痛，昭为吾忍之”这样难化的浓情，读到“我已破裘淋湿，遍体欲僵，只有一念语昭，心头若有炽火”，读到“昭吾女友，吾情人，吾生死交，吾来生妻”，震撼之余，再做细想，“仲昭”是谁，也许反倒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事实在于，林长民终其一生，一直在追求一份“致仲昭书”式的心灵相契、灵魂相知的爱情。这样一种爱情不可谓不完美，但放在林长民的生命里，只是格外沉重和艰难。1923年8月27日，徐志摩祖母何太夫人逝世于硖石，徐志摩返乡奔丧。林长民随后也因事南下，在约徐志摩游湖的信中，林长民吐露了自己满腹的心事。

前闻足下南归，乃先我至，惜不得遇，得书具悉。足下有重亲之丧，一时不获北去，相见当较易耳。我此来不自知究何所为，情之所系，几一日不可留，乃住旅馆，赁新屋，皇然迁居，熙熙然安宅，若将作久计者。又不自知其何所竣，数千里外，有一不识字人，使我心肠一日百转，欲寄书有千万语，怕他不解，须削成白话一两句，如何能道得出，真苦煞人矣！客中赁宅，其或为斯人供张，冀其万一能来耶？此情感唯足下能为我下一注解，足下之外世间绝无一人能知者。^[8]

这一“不识字人”是否就是林长民答徐志摩的“不通文墨的有夫之妇”尚且不得而知，那一份寄也无从、欲语又休的柔情苦衷却已表露得清清楚楚。与此同时，林长民又记挂着家中的妻子：“宝宝（林徽因）来信说娘娘有些病，请医生来看过，道是肠逆，顾不知其详，顷已飞电书往询，俟得复书，苟无甚病，或已愈，则我能放心，计议游湖，届时当更与足下约会也。湖上春润庐可借居。若往游，却甚便，敬问徐志摩安好。长民。”^[9]江南一日，如此千头万绪、心系多处，外人尽可以说丰富，尽可以说浪漫，却也尽可以道一声辛苦。成家立业后的林长民，既丢不开旧式婚姻的义务，又摆不脱浪漫主义的宿命，大半生就只能纠缠于这二者之间。个中甘苦，林长民是深得其味。以他的天性，也深知俗世之苦不能尽意，不能淋漓，因此不惜以半百年纪，率性游戏，把万种风情尽数宣泄。“仲昭”正是激情过后留给世人的理想爱情的化身，她亦幻亦真，可以是林长民任何一段回忆的萍踪、任何一段旧情的留影，却唯独不能是一个固定的名姓、一张找得到的脸孔。

“恋爱大家”

1924年，欧游归国的林长民应北京师范大学之邀，公开演讲。演讲的主题，他选了时人绝不敢想，也绝对想不到的“恋爱与婚姻”。这场大胆的演讲为他赢得了“恋爱大家”的徽号。没能亲临现场的徐志摩听人说林长民“议论极透彻”，还感慨道：“……他的头脑可不是腐败名士派的头脑，他写的也不是香奁体一派的滥调。别看他老，他念的何尝不是蔼理士、马利施笃普思，以及巴尔沙克‘结婚的生理学’一类的书？听他讲才痛快哪！”^[10]

在风气初开的20世纪20年代，以科学研究、学术探索的态度对待婚姻与恋爱，林长民的眼界可谓超前，也堪称道德文明的先驱。但是，这一份超前，并不仅仅是因为他饱受西学熏陶后的开明和前卫。对于林长民，在1925年，之所以发出这样急切的呼吁，多少也是为了一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演讲中，他讲到恋爱：

恋爱是什么意义呢？这问题若是简单明了的答复，我要说恋爱就是男女阴阳两性交感所发生的情的作用……是天然的，若水之有源，若山之有脉，有的时候隐起来，有的时候发出来，在一个人或个个人身体上，生理上，显得他们无限神通。当他们显神通的时候，又髣髴有鬼物作祟，能够使人家喜，能够使人家怒，能够使人家乐，能够使人家悲，能够使人家笑，能够使人家哭，能够使人家缠绵抑郁，好像是在病中呻吟。又能够使人家立刻变作壮士，有万夫不当之勇，向极艰难险阻的关头来奋斗，能够使人家真病，能够使人家即刻病好。能够使人家做一个极凶险的人，去杀人、放火、打劫、诈欺，无所不至，又能使人家做一个极严正、极慈悲的人，去修身行善，乃至有牺牲的精神，以践履他的正道。

又说起爱情：

爱情……那事前的用情仿佛是早起准备去赏花，就是足迹还没有涉到花园已经觉得眼底有了春色，鼻底下有了清香。那事后的用情，髣髴是饮过醇酒，醉里梦里觉得梦境迷离，浑身都有温和舒畅的气象，又髣髴是念过好诗歌，背诵了几百回，越含咏越有味道，有时便忘记了诗句，感触了什么情境，胸中更有无限的诗意，这种种用情缠绵婉转处叫作情结，或是断的，或是续的都算是爱情。^[11]

没有板起面孔的伪道学，也没有端着架子的假学究。谁都看得出，演讲的林长民是动了真感情的。这大段关于恋爱和爱情的描述，让人想到林徽因。1936年，婚姻中的林徽因也曾经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讲到自己对爱情的感受。

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迸出神奇的——如同两个人透彻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感情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的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这些种种便都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那机会，且没有多少人有那种天赋的敏感和柔情来尝味那经验，所以就有那种机会也无用。^[12]

屏蔽所有复杂的人事脉络，单只回归到文本，检视这些文字，从林徽因的“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再到林长民的“仿佛是早起准备去赏花，就是足迹还没有涉到花园已经觉得眼底有了春色，鼻底下有了清香”，就会发现，这父女二人的相似，原来还在对情感的态度。在热闹的表象底下，他们都有一颗要滋养和浸泡在爱情里的、向爱而生的心。只不过，林徽因幸运地拥有了她想要的幸福。林长民这一生，却一直煎熬在想要而不得的欲求里。因为得不到，对于世俗里的恋爱，尤其是婚姻，便格外有一种切肤之痛。比如，在演讲里，他专门说到夫妇。

什么叫夫妇？这个疑问发得太奇了。天下岂有不知道夫妇二字是何种意义的人么？然而从学问方面着想，那么任凭何事，都有解剖和研究的价值。……若是按近世极端的思想，他们要说夫妇的关系就是男女阴阳两性的关系，此外并没有别的意味。这男女两性的关系我们自然要承认他的，不过这个是实质的关系。此外我们更不能不承认一个形式上的关系。那形式上的关系，就是婚姻。……我们所最抱憾的是从来我们的古训，我们的社会教育，偏只重视那形式，把实质的关系，不敢多说，不肯说，或是不许说，于是乎把夫妇的关系的真意味也汩没了一半……现在我的答案要说夫妇是男女两性的结合，而加以某种形式为之保证，为之限制的关系。^[13]

古训“不敢多说”，“不肯说”，“不许说”，林长民却无所顾忌。在他眼里，“世界人类男女之间，无论取何种形式，都要用结婚的制度来作为恋爱关系的证明，或是来加恋爱关系的限制”，而最不近情理的就是“我们的制度”。“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夫‘男女授受不亲’‘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教训惹起近来世间的非难，虽是周公孔子到了今日也不能辩护的。”^[14]

这一大段的说辞，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男女授受不亲”，全是由自己的苦痛而来，林长民实在是不愿再有后来者重蹈覆辙了。他提出了自己救济弊害的方法：第一要男女交际公开；第二要立“尊重彼此人格”“不苟且一时快乐”的信条；第三要人人保持发育自己健全的身体。希望借此将人间男女安顿在“极幸福、极耐久、极和乐、极平淡、极真挚的社会基础之上”。^[15]

但林长民自己，永远没有机会从头来过。《致仲昭书》中的形象成了永久的定格。一句“微月映雪，眼底缤纷碎玉有薄光。倏忽间人影杂沓，则乱兵也。下车步数武，对面弹发”竟然成谶。信中的他灵犀相通，可以无惧生死，最终还可以安然脱险。而现实里1925年的关外冷冬，林长民仓促就死，则是心有不甘，身怀遗憾。他的幸福，到底成了一个即将流走的时代的牺牲品。

晚年，林长民曾在宅院里栽了两株栝树，自称“双栝庐主人”。栝树，又名桧树，是雌雄异株的树种。门前的那两株栝树，如果其中一棵代表林长民自己的话，另一棵，却不知是谁。林长民在关外遇难后，徐志摩作《伤双栝老人》以记之，文中说：“但如今在栝树凋尽了青枝的庭院，再不闻‘老人’的謦欬。真的没了，四壁的白联仿佛在微风中叹息。”^[16]

他留给家人，留给人世的，也只是门前两株互相守望的栝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