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12年1月，进入新年的北京仍寒意逼人。毗邻着喧嚣的东二环，冷风中的北总布胡同一派萧瑟。北方一月毫无暖意的阳光晒着空荡荡的街巷。街巷边稀稀落落、参差的屋舍，不论高矮，一律是风雨剥落，被侵蚀过的颜色。胡同里所剩不多的几处旧宅院，被商贩开辟作一个又一个小饭馆，在早春的凛冽中市井地萧条着。黯淡的院墙间，不时有老树探出干枯的枝丫，枝丫上方，高高低低的电线，将料峭的天光分割成不均匀的片段。举目都是时间的痕迹，唯有街巷深处一排低矮的蓝色钢化瓦是个例外，它突兀地撞进人的视线，以它生来就固有的临时的姿态，也是尽人皆知、昭告天下的姿态站立在路边，粗陋随意地遮拦着身后，成为陈旧里一个不协调的存在。那簇新的、鲜亮的蓝色，在老照片样沧桑的灰与白中，灼灼地刺入耳目，令人不安。

它的身后，是大片的废墟。

凛冽的早春天气里，身着军大衣的保安笼着手斜倚在废墟前的断墙边，聊着天驱寒，打发无聊的时光。抄近路的行人在冷风里疾行，目不斜视，行色匆匆，踏过脚下的碎石、砖砾。还有邻近的孩子，将也许是不被父母允许养在家中的宠物寄放在这一片旷地的角落，方便随时过来嬉戏、探看。

生活如常，在这里每日登场。没有多少人想到，这片废墟，曾是林徽因生命中最重要的居处。

这里的门牌号是北总布胡同24号院，从前被称作北总布胡同三号院。若向前回溯，在迢递的时空深处，那原本是一座京腔京韵里落地生根的、一宅两进的动人院落：“高高的墙里是一座封闭而宽敞的庭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夏末秋初，园中蝉鸣不断，红色的马缨花落在石板地上。院子中还有一个小小的花坛，种着鸡冠花和喇叭花。“沿着院子，每一溜墙边一排平房罗列，屋顶铺灰瓦。”^[1]“客厅的窗户朝南，窗台不高，有中式窗棂的玻璃窗，使冬天的太阳可以照射到屋里很深的地方。……窗前梅花、泥塑的小动物、沙发和墙上的字画都沐浴在阳光中。”^[2]

穿过80年的光阴路途，这便是这座四合院旧时的模样。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北方分明的四季里，墙内的一砖一瓦、一椽一木，无一不是岁月浸润、情谊深长的姿态，再漫长的时间，与它，仿佛都可以互相交付，共度人世的死生契阔，一岁一枯荣的自然消长。

这样的投契，属于林徽因。1931年，初为人妻的林徽因与梁思成一起，从苦寒与战乱的东北迁居到此。自此，直到抗战爆发后的南渡前，他们在这里度过了共同生活中最安稳的7年。那是林徽因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爱情与婚姻，建筑和诗歌。北总布胡同三号院于林徽因，是丰饶的生机里的成长与磨合，它见证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相遇和伤逝，情感的大开与大合，收纳并涵养了她赖以安身立命的意义所在。

从这里，那些琐细的日常、流年，折射出夺目而惊艳的光彩。

这里发生过“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文人雅聚。20世纪30年代，以林徽因为中心，这里集结起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周培源、陈岱孙、叶企孙、吴有训、邓以蛰、陶孟和、李济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都于“五四”前后留学欧美，一同登科，放洋海外，又在学成后相继返国，厕身于发展之初的大学、报馆、研究机构等，传承现代中国的知识道统。这样一个学养与思想皆贯通中西，“对自己国家的未来……起了重要作用的杰出群体”（费正清语），从1931年起，半为寻访知音，半为林徽因，为她的才貌与风华，齐齐聚集于北总布胡同三号院，立时使这里成为名动京城的文化沙龙。斯时盛况，多少年后，老舍之子舒乙还不无向往地说：“提到乔治·桑为中心的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博物馆，我便想到，咱们北京现代名人故居里也有两座名人故居是有类似的资格和类似的价值的。……一座是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一座是朱光潜的故居。这两座都是20世纪30年代的红极一时的文学沙龙。林徽因、梁思成故居里有座远近闻名的，被称为‘太太客厅’的会客厅。当时‘京派’名流定期地不定期地会集此处，来听美丽多病的林徽因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般的机智聪明的高谈阔论……”^[3]因林徽因的笑靥如花、妙语连珠，这些性情各异、精神相若的白衣书生，亦唱亦和，也赞也弹，在这里留下了或庄或谐，或痴或狂，或巧或拙，或迂或狷的文人写意，还有他们彼此间惺惺相惜、最为引重的对学术的信仰、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北总布胡同三号院，由此承载了一个时代再不可复得的经典记忆。

这里还有对价值的发掘与重估。迷恋于中国建筑之美，林徽因曾说：“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艺术又独臻于最高成熟点……实是一桩极值得研究的现象。……现在我们方在起始研究，将来若能将中国建筑的源流变化悉数考察无疑，那时优劣诸点，极明了地陈列出来，当更可以慎重讨论，作将来中国建筑趋途的指导。”^[4]为了这个理想，1931—1937年，她和梁思成带着营造学社的同人，由北总布胡同三号院起步，开始了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的田野调查。这是前所未有的、整理国故般的浩大工程，几个文弱的书生，行走于兵匪横行、交通不便的北方大地，深山暮色中的大车与毛驴、月光下的投宿、晨曦微露时的起身，个中艰辛，绝非言语所能形容。所经之处，赵州桥、独乐寺、广济寺、华严寺、悬空寺、六和塔、灵隐寺、佛光寺，还有云冈石窟、曲阜孔庙、龙门石窟……皆披着前朝的气息与风露。这些庙宇石刻，匠作之事，经过千百年的光阴、风霜、雨雪，终于等到了翻山越岭而来的探访者。

这一份努力的意义，他们的前辈兼老友胡适在提出整理国故时，有过精妙的总结，那就是——“重估一切价值”，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将从前被视为不入流的古代各类稗官野史、街谈巷议，如民间小儿女的歌谣、民间流传的小说，和儒学经典一样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技术史、文明史的角度，“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5]

正是由营造学社一幅幅不惮烦琐、繁难的测绘图稿，中国古建筑上迄唐宋，下至明清，如图谜、天书般的历史演进才有了逐渐清晰的轮廓与线索。在北总布胡同三号院的7年，由此也成为林徽因偕同梁思成，对古建筑研究及文物保护做出重要贡献的7年。

这以后，便是战时的清寒、困窘与坚守。拖着久病之躯的林徽因，在得不到任何医治的四川李庄，栖身之地仅仅是土屋两间，蛇鼠出没，没有自来水和电灯，但她仍心心念念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直到抗战结束，终于有机会就医时，林徽因被告知，她最多只有5年的生命。

为了时人不以为意的砖头瓦块，她耗尽了自己。

然而，她一生所遭遇的最严重的打击，恰恰也来自她情之所系、视如生命的古建筑研究与保护。1949年以后，她和梁思成想把他们眼中“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北京，作为全世界仅存的完整古城保存下来，留给后人，而这最后的努力却为时代所挫败。从1953年5月开始，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古建筑。林徽因与梁思成四处奔走呼号，乞求刀下留城。最终，她动情的陈词请命和美好的憧憬还是湮没于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情中。在所有的努力都无果后，她不禁绝望地质问：“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里那么精心地保存起几块出土的残砖碎瓦，同时又要亲手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的这处雄伟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6]

从北总布胡同三号院出发，延伸到以后的人生，命运早注定了那些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保护与抗争。

如今，林徽因屈子行吟式的忠诚与心痛犹在耳际，北总布胡同三号院却已轰然坍塌。那个曾经住着林徽因与梁思成，曾经高朋满座，春日繁花满枝，冬来围炉煮酒，回荡着笑声、读书声的庭院，在2012年农历新年的祝福声里，伴着老旧的尘埃，在时光浓烈的烟雾中，化作一地废墟。

院中那些故事，从此成为无法触摸的记忆。

其实，这场拆迁并非起意于一时。一直以来，困守于长久的失修、稠密的住户，昔日的北总布胡同三号院早就失去了从前的颜色。20世纪80年代，院内的东厢房与垂花门被拆，取而代之是一座简易的三层石灰小楼。2007年，这里拆迁的消息不断传出，来自民间的保护的声音也日益焦灼。2009年，门楼、西厢房先后被拆。2011，经历两年之久的拆与保的交锋，废弃经年的这处院落被列为文物普查登记项目。

然而，最后的拆除与推倒，也是在这一年。这年夏天，陆续有建筑工人入驻，先拆除的，是当年的正房。房屋四周所剩不多的雕花木板被整片整片剥落，混杂在满地的建筑垃圾中，偶尔有附近居民觉得好看，捡回一两片收藏。从院中仅存的残垣断壁，还能窥见中国传统建筑“大木结构”的特点，房梁基本都是木头，尽管已使用80年以上，仍比附近居民用来盖房子的木料结实耐用。它们也因此而逃脱了被废弃的命运，被全部堆放于一处，最后卖给了廊坊的农民，前后整整拉了三车。

已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故居被拆，消息传出，一片哗然，北京东城区文化委员会事后的事故调查原因显示，开发单位是考虑到故居房屋陈旧、几经翻建、无人居住等原因，易出现险情，因此进行了“维修性拆除”。

至于拆迁工人，除谋生之外，他们并不需要更多的理由：“我在北京拆了8年，这种房子拆得多了。……国子监那边的一个庙就是我拆的……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7]

交锋中，在那座四合院里长大的林徽因和梁思成的长女梁再冰却态度漠然。2007年时，她去过那胡同一次，只是那里已经面目全非：“我根本不觉得那是故居，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不想回忆了，拆与不拆都一样。”“对我来讲，无论是那个房子，还是北京城，早就不存在了。我只是住在一个叫北京的地方，它早就不是我的北京城了。”^[8]

偌大的北京，搁不下一方记忆中的院落。

当然，也不是没有纪念。

被拆除的故居，已被复建。

2006年夏，林徽因的出生地杭州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西湖花港观鱼旁，共同塑造了一座林徽因纪念碑。整座碑体以青铜作诗笺，透出林徽因的剪影，将文字用线切割技术透雕于青铜诗笺上，形成一座空灵的诗碑。……空蒙浩渺的湖光山色通过透雕的碑身，映出林徽因的倩影和美妙的文字。^[9]

2018年4月11日，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在“被遗漏的逝者”（Overlooked）栏目刊文，回顾林徽因和梁思成考察和保护古建筑的一生。对这姗姗来迟的纪念，作者郑重地取名为——“不再忽视：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家”。

算来，林徽因诞辰已有百年。她一生经历了军阀混战、外族入侵、国共内战，一次又一次的兵荒马乱、颠沛流离，还有摧枯拉朽、远甚于改朝换代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冲击。“千重万叠的社会浪费，打乱并摧毁了他们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地，这个世界就是不留给他们任何呼吸的空间。”^[10]即便如此，她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执着，在动荡的变局中，在东西方文化对峙，传统日渐式微的冲突里，她始终坚持在自己一贯的信仰、学养所支撑的地方，用科学家的头脑、诗人的眼睛，还有中国人的心灵，在中国历史的梁架之上，寻找并试图保护过往艺术的精微。她知道，它们随时可能被战火吞掉，被“革命”革掉，被现代化的“建设”除掉，^[11]再也无法复得。

只是，尽管如此，她也许仍预料不到，之后的几十年中，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非但没有弥合之势，反而更加针锋相对，势同水火，更加难以共存。她的学生吴良镛为此感慨：“为了尽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作‘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作‘废铜’来使用。”^[12]

这一切，就像胡适所说的，“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13]拆与保的交锋里，历史与记忆，以惊人的速度走向消亡。

这一切，林徽因是无从得知了。月明风清里，花港观鱼旁的她，凭虚御风，衣袂飘飘，如一切都未发生般轻灵与邈远。

“在光影恰恰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14]

镌刻在她身边的她的文字，是她对这个世界深情的打量和回望，也是对轻佻的当下永不落伍的、倔强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