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先生孩子后起名。
原文：有些东西不要急急忙忙定性，只要市场需要、社会无害、生产者有利，就应当允许、支持。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生下来可以先起个小名，阿猫、阿狗、铁蛋都行。主要的是让他身体好，长本事。（1991年5月19日听取温州市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学哲学用哲学》，48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解读：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人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温州模式”。随着温州关注度的提高，外界对于“温州模式”的讨论也逐渐升温，到1980年代中期之后更引发了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特别是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这是温州改革压力较大、“温州模式”遭受较多质疑和否定的阶段。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资本主义风刮得严重，温州除了马路没修，社会主义的其他角落都被修了”。另外，有人甚至要把对温州问题的认识提高到“反和平演变”的高度。正是在温州处于姓“资”姓“社”争论的风口浪尖之时、温州的改革发展处于举步维艰的困难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李瑞环于1991年5月来到温州。他在考察之后明确向温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指出：“看一个生产企业，应当看它的产品是好是坏，市场是否需要，对社会有利还是有害，企业的效益如何，而不应该先定社会性质。有些企业很难说它是什么主义，废钢市场把各地的废变压器搜集起来，把变压器中的剩机油集中起来，把白银分解出来，从集中的油和白银中得到一笔钱，然后再卖废铁。你说它是什么主义？我看在中国就是社会主义。”由此，他提出“先生孩子后起名”这个著名的比喻，为温州的发展指路，为温州的改革撑腰。两天以后，即5月21日，他又旗帜鲜明地跟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讲：“现在温州很需要有人替他们说公道话，省委领导应该给他们撑腰，起码不能随声附和，参加反温州的大合唱。”（《学哲学用哲学》，489页）
李瑞环从1991年起先后三次到过温州，第二次是时隔七年之后的1998年4月。这次在温州，他同市领导和企业界人士座谈时意味深长地回忆了第一次来温州的情形，他说：上次我来温州，正是外界对温州说法颇多的时候。说好的也有，说坏的也有，但说好说坏的情形不同。说温州不好的人可以在会上说，大声地说；而说温州好的人只能在会下说，小声地说。我当时怀疑，温州不可能像有的人说的那么坏。因为这当中不少人本来就有起哄的习惯，而某些“左”的人总是喜欢什么问题都上纲上线，按照他们的思维方法和判断标准，一篇文章就把一个地方说得一无是处。于是，我决定自己来实地看一看。“临行的前一个晚上，我到一位老同志家去，告诉明天去温州出差。他说你为什么现在去？现在去讲什么呀？你怎么讲都不对。我说想去了解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并相机讲几句实话，给那些真正坚持改革的人一点支持，给那些攻击改革、想把温州弄垮的人增加一点阻力。”（《务实求理》，44页）在这次讲话中，李瑞环还用温州改革发展的事例深刻阐发了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思想。
2006年11月23日，李瑞环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陪同下第三次来到温州。晚饭时，当温州的同志热情地回顾1991年李瑞环第一次来温州考察的情形时，李瑞环感触良多，即兴呼了几段顺口溜，其中前两段为：“十五年前到温州，姓氏名谁论不休。官员害怕走错路，百姓担心路回头。”“古稀之年旧地游，新型城市遍地楼。改革发展是榜样，瓯城美誉满全球。”（《看法与说法》，66页）短短数言，既生动客观地描述了昔日改革征途的艰难处境，又满怀欣喜地讴歌了今天改革发展的胜利成果。
（牛旭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