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画像
那是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第二年，也就是1967年夏天。喧嚣的日子过去了，“阶级敌人”挖完了，军宣队来了，不对眼的那派也打压垮了，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成立了。
知了没完没了地叫，人们百无聊赖地伸着懒腰，嘴巴喊着抓革命、促生产，可对于一个电力建设研究所而言，在那个除了农民还在种地(因为农民知道不种地就没粮食吃，就对付不了自己的肚子)，其他可谓百业停产的时期，还谈什么科研。
人总是还要做些事，我在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澎湃心潮激荡下，突然萌发画一张毛主席大像的想法。23岁的我不光有热情、还有点冲劲和干劲，凭着从小爱涂涂抹抹，上学画了几天静物和水彩，上班后出出板报的基础，竟筹划起了如何完成自己给自己定下的画大像的任务。
画戴军帽、穿军装的毛主席像，这在当时也是个前所未有的事，好在画报登有这张让大家、尤其是年轻人看了都会热血沸腾的照片，那时不是有句话“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吗!画一张红司令，用现在的话说那有多“酷”。
画多大尺寸总得有个数吧，我也没考虑画完放哪，就初步规划成4m×3.4m。将就材料，以不花钱为原则，当然也无人给钱。手头有出板报的水粉颜料，画框木材木工房就有，画布用装水泥的废纸袋子裱上将就。说干就干，我径直找木工房的侯师傅说要做一个4m×3.4m的画框画毛主席像，没想到侯师傅很爽快地答应下来，一天后画框就做好了。我请侯师傅帮我把画框搬到食堂饭厅西北角上，那个位置与一日三餐就餐的人们互不干扰，且当时也只有那里可放那么大的画框。下步就按我设想地以20cm×20cm的方格将小线绷在画框上，然后找来一大堆使用过的装过水泥的废牛皮纸袋子，找干净些且无破洞的裱在绷好线的画框上。我记得裱了2层牛皮纸，自认为厚实地可以在上面画画了才作罢。
在就餐的人们天天注视下，大概用一周的时间大像就画好了。红司令殷切的目光注视着一心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所有的人们，既有盲目革命的也有逍遥的，也有我这个敢想敢干的“土画家”。放下画笔后，完成任务的心情别提多好了。
这张水粉的毛主席像在饭厅的西北角里摆了有两天，老让毛主席在角落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我就找了个同事将这张大像搬到食堂饭厅门口外正中的位置，让就餐的人们一到饭厅就先看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想得挺好的，可事与愿违，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不知什么时候裱在框上的牛皮纸已是绷绷紧了。某天下午别人告诉我主席像裂了，我赶紧去看，是从画框边上直到画像的眼角绷裂了，我一下傻了眼。这是个很难办、很难以补救的事，当时脑袋真得一下“嗡”地就大了，这可怎么办哪？
就在我束手无策之际，当时的革委会主任金光展也看到这个场面，就冲我说了一句：“干吗不画张油画的？”我回道：“这不是没花钱，要画油画像，要买油画颜料又要买布。” 革委会主任说：“需要多少钱我批给你，买布的事你自己想办法!”革委会主任的支持，一下子使问题有了转机。因为当时不仅仅是我束手无策，就是旁观者也替我捏一把汗，一是事情如何收场，二是若有好事者说你亵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不立马成了“反革命”!好在未容大家多想，革委会金光展主任轻轻地就给我指出了一条做梦都企盼的道路。同时也从革委会主任现职领导的角度为我画的水粉主席像定了调，认可了我画主席像的水平。不能不说的是，革委会主任金光展也是一个有着艺术天分的美术爱好者，在文革前每每出板报时，他潇洒地涂上几笔，让人顿感版面生辉。在我一时心血来潮画大像遇到麻烦、束手无策之际，本来同在一个室里工作、现任革委会主任的他伸出援手，化解了这场可大可小的危机。我相信这里一定有惺惺相惜、人性至善的一面。
要画油画了!对我来说这可是天大的好事，领导的支持又给了我无尽的动力。
怀里揣着革委会主任批来的公款，从良乡赶到王府井中国美术用品商店开始了规模性的采购。油画的主要材料和工具好办，颜料、画笔、画刀、调色盘、松节油、上光油同时采购齐备，画布可用亚麻布或俗称“大五幅”的一种结实的白布，那时还是本着少花钱办好事的原则，直奔了前门大栅栏的瑞福祥布店去采购。那个年代吃饭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每人每年也就十来尺布票。我可算是赤手空拳地进了瑞福祥布店的大门，当我提出要买近三十尺“大五幅”画主席像的时候，搭话的老售货员告诉我，没布票不能卖给我布。看我一下傻在那里，一副无助的可怜相，这位老售货员好心地说：“你这可算是特需，这类特需可到北京市财金局去批，只要拿到财金局批复同意意见，盖上财金局的公章，瑞福祥就能卖给你布。”得到这个信息，我马上返回单位向革委会主任作了汇报，开了到北京市财金局的介绍信。
当我对北京市财金局接待工作人员谈及是我们单位广大革命群众因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要绘制主席像的时候，接待工作人员二话没说，痛快地批准盖章了。我真没想到事情竟办得如此顺利，看来那个年代只要是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事，任谁都会开绿灯。我后来画4.4m×3.6m的主席油画像再次到北京市财金局也照样顺利办回了批件，不过那是三个月以后的事了。
捧着刚买回的“大五幅”，那个兴奋劲就别提了。我找到已成家立业且有缝纫机的牟春羊、曹兰英家里，借用他们家的缝纫机把三幅“大五幅”拼接成所需的画布尺寸。随着缝纫机清脆的嗒嗒声，缝线跑地顺直、畅快，和当时的心情一样，“画布”诞生了，这也得力于我经常跑到人家补我的破裤子。当然我自己也做过一次裤子，为了省钱，买白布染成蓝色，自己学着裁剪、缝纫成型，穿上后也赢得不少夸赞。这个经历也锻炼出我裁剪和使用缝纫机的手艺。此后这门手艺伴随了我的一生，从为我到东北建设兵团的弟弟做大衣领、双排扣、活里活面棉短大衣，为我母亲裁剪、缝纫中式偏襟大褂，到为我爱人裁剪、缝纫中式罩衣，乃至老了为小孙子裁剪小衣服，都派上了用场。
我在老牟家的赞扬声中告辞，回到上次画那张水粉毛主席像的饭厅西北角。木工房的侯师傅与上次一样，二话不说就做了一个预定要挂在办公大楼三层外墙大约3.2m×2.6m的画框。半天时间，从“画布”绷上画框、到调和漆完成打底三遍，当天的晚饭吃得那叫一个香。
两天后底漆就干透了，一切都很顺利。我这第一幅主席油画像从开笔到完成又是一个三天，这次画的仍然是戴军帽、穿军装的毛主席像。相框仿照天安门主席像的制式制作，挂像那天就像办喜事的心情一样，真的兴奋了好一阵子。只不过年代久远，场景已淡忘在脑海里。
盛夏的知了叫声还未消停，这幅大像已从水粉走到油画阶段。
由于大楼坐西朝东，这幅大像每天最早就迎接着红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
转眼已是金秋，近百日的风吹日晒，使当时所用的油画颜料起了变化，画像时略加的熟褐日渐变得越来越黑，画像时略加的淡黄色日渐变得越来越黄，并毫无遮掩地泛出在画面上。这直接和太阳老爷无情的烘烤着一切有关，当然也和所买的化工油画颜料有关，但最主要的是我还未掌握好使用油画颜料的技术。革委会主任金光展嘱我去找专业画主席像的人学习一下，再画一幅大些的不穿军装的主席油画像。
经多方打听，得知新华书店里卖的主席标准像只有只露左耳侧面的像是北京美术公司所画，于是我手持单位介绍信来到位于北京城东北角的北京美术公司。
记得当我走进那个有点杂乱、破旧的大院子时陈老师正在搭起的一个棚子里工作，陈老师在棚子中央是一幅有三米高的悬挂在礼堂里用的主席侧面标准像，陈老师正在搭起的架子上绘画。下面散布着几个画架，基本都是60cm×90cm小画框，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据说是实习生)跟着陈老师学画。在陈老师从画架上下来时，我轻声地说了来意，陈老师严肃地打量了一下我这个毛头小伙子说：“那你就跟这儿看吧!”得到陈老师同意我观摩的允诺，我一连看了三天，正好看到陈老师画面部的过程。唯一不解的是陈老师所画主席侧面标准像背景永远都是暗调子，经向实习的学员悄悄打听，是陈老师坚持传统画法所致。这点和我想法出入较大，我更喜爱背景是蓝天，明亮的调子。尤其是我要画的主席像是要挂在室外，露出两个耳朵的标准照，追求的是仿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的效果。基于此，在基本明白了画主席像面部的调色、用色过程后就告别了陈老师。
紧接着，我手持单位介绍信来到天安门指挥部，当时的天安门指挥部在端门东配殿，当得知我的来意后那里的负责人就将我引领到西配殿金石老师的面前，金石老师痛快地收下了我这个临时学员。这里的环境比陈老师的棚子好多了，宽敞明亮的西配殿通连三间，南墙竖立着高高的画框，画框上打着淡淡的网格，赭石底稿已勾勒完毕，金石老师刚刚开始左眼部位的着色，北头近二十米外摆着一把椅子，金石老师不时地到椅子边远远察看画像的整体效果。看金石老师画主席像不仅可以看，还可以随时提问题。记得我最感兴趣的是问金石老师天安门挂的主席像为什么面部偏红？金石老师答道：“天安门城楼是红墙，按自然光下常规面部色彩画面部，挂到背景是红墙的天安门城楼上，岂不显得面色苍白了？环境背景不同，所以要跟着调整。你要画的像是挂在你们办公楼外墙上，环境背景是灰色调的吧？”我回道：“是的”。“所以你要画的像就得按常规面部色彩画才能和环境协调一致!”金石老师还说：“为保持毛主席画像的色彩效果，每年国庆节前夕，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画像就要用重新绘制的画像更换一次。”
重要的是金石老师画的毛主席画是按照新华书店里卖的两侧耳朵都露出来的主席黑白正面标准像着色而画的，这正是自己的愿望。经过一周的观摩学习，我确认有把握自己开画了，就与金石老师郑重道别。
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高6m，宽4.6m，加上相框，总重量达1吨多，这是在全国、亚洲甚至在东半球最大的手工绘制的肖像。在离开天安门时我又一次望着表情凝重、威严中又透着亲和的毛主席画像，心中自然响起那《东方红》的歌声。想着要不了多久，我们办公楼上也要挂上由自己亲手画的毛主席像时，脚下不由加快了回去的步伐。
按新画主席像与办公楼较好的比例关系，确定新画主席像的尺寸为4.4m×3.6m，再次跑了趟北京市财金局顺利办了批件，买回了画新主席像的“大五幅”白布，新画框侯师傅又给做好了，我自己又亲手钉了个2.4m高的临时画梯，购足了油画颜料，缝制好了新画布，上框后刷好底漆，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作画地点选在了空荡荡的高压试验室，这是一个刚建成尚无试验设备的、8m高12m跨度单层厂房式的大房子，因“文革”的到来已荒在那里一年，正好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画画。
在即将打底的时候，一个大我几岁、毕业于清华建筑系的同事表示要向我学习画主席像，正好我这次买的白布多出部分可画一张60cm×90cm小画，连带也将这个小框也准备了出来。万事俱备，只欠开画了。
画这张大像的底片是一张12吋和一张8吋的黑白照片，这是新华书店里卖的两侧耳朵都露出来的主席正面黑白标准像。几十年后从网上才得知这张像已经是经过曾任新华社摄影部技术组组长、中国摄影家学会高级工程师，全国领袖照片工作组长陈石林老师修改后的标准像。金石老师使的也是这两张黑白标准像，只不过几代画天安门毛主席像的老师们，都承续了让亿万人民心中的伟大领袖永远都是神采奕奕的心理，再创作后把七十岁的毛主席画的至少年轻了十岁。
我反复比较了陈石林老师修改后的这版标准像和金石老师他们画的天安门毛主席像，我感觉还是陈石林老师修改后的这版标准像“最像”毛主席，修整后的第四版标准照几乎完美无缺，更具神采。有报道说：1998年，陈石林碰到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李讷说毛主席很喜欢，亲自圈定这张照片。
我怀着对领袖的深厚感情，按陈石林老师修改后的这版标准像开画了。
在4.4m×3.6m这样大幅画布上画主席像，一天在2.4m高的画梯上上下下几十趟，也真不容易，还好在有陈、金二位老师教授的调色、着色技法和自己对主席表情凝重、慈祥威严中又透着亲和的形象的理解，短短的四天时间一次绘画成功。
经过向陈、金二位老师认真的学习，这张画像的颜色调配与上一次不大一样，整个色调和谐、舒适，在通透的蓝天背景下无论哪个角度毛主席那睿智的目光都慈祥、亲和地望着你。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同时向我学画主席像的那位同事也画好了小像，整幅作品色调暖和，更适于在室内悬挂。
事情就这么结局，就不成其为故事了。
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吟：“常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读者不会忘记这可是“文革”中的1967年!
在等待新画像干透的日子里，我忙起了边框的制作，
4.4m×3.6m这样大幅的画像，按比例边框使用了4cm×20cm的整板，转角处按当时天安门毛主席像边框用穿钉连接在一起的办法。没几天刷好金粉的边框我就一根根扛到高压试验室就放好在大像的周围，就差有人帮忙合龙上穿钉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向我学画主席像的那位同事来到高压试验室找到我，磨磨蹭蹭，不太好意思地告诉我：“他们今晚上要来抢大像了!”我一下愣在那里，真是平地起波澜!原来我以为很平静的背后还有无数个眼睛在“关心”着我。
一个“抢”字意味着将要发生的一幕。早已厌倦了“文革”那转眼相残的无情场面，我一面感谢这位报信的同事，一面迅即作出了让这张美好的主席像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的决定，我真不愿意看见当着主席像出现“疯狂”抢夺的场面。
我随即向这位同事移交了所有的工具和颜料，并说了句：“从此我不会再介入此事，你们看着办吧!”但为了纪念我这段曾经的历史，我带走了那张8吋的黑白照片，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柜里，每当拿出来看看这张42年前的黑白主席照片，眼前就浮现出当年那美好的回忆。可惜当时的人们太穷了，基本上谁也没有照相机，我脑海里从来也没有拍个照片留念的一丝奢念，只剩下了那一点点的记忆。
按比例恢复的原作画场景
此后我又从画主席像的狂热中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来，恢复了三点一线那宿舍、办公室、饭厅的平静生活。
过了没几天，就在大家从办公楼到饭厅走近道穿行的必经之地，也就是加工车间的北端竖起了主席像的画框，开始了大家集体热爱毛主席的创作。
由于是走近道，我每天也要穿行加工车间，不由得我不向集体创作的地方望上一眼。只见有近十个人在那里忙活着，当然这里也有向我学画主席像的那位同事。只不过主席的面部一天比一天红了起来，直至成了大红脸。凡每天用餐穿行加工车间的人见了这张不忍再看第二眼的大红像，都无一不皱紧了眉头、莫名其妙地摇着头。
有些不明真相的同事还曾经问我：“你怎么不和他们一起画呢？”我只好回道：“我哪儿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事后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他们说要表达毛主席健康的形象就要把脸画红些，加红了还说不够红，就再加，加来加去干脆把红色直接涂抹到脸上。”
总之这次“大家集体创作”算是告一段落，可怜那块画布又第二次进了热水锅(据知情人说是他们在研究所后面农场的大柴锅里煮的画布)，洗这么大的布，还要洗干净，也真难为了这些人。其实，仅仅是要这块画布，尽可以开介绍信到北京市财金局办批件，买回就是了。
吸取教训，这回改画毛主席去安源，并由跟我学画主席像的那位画主席头部、其他人画背景，这一幕终以画“毛主席去安源”画上了句号。
终究研究所不是江西的安源，这么一幅临刘春华的画作挂到大楼上也不是回事。天已渐凉，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在大楼前用砖砌了个影壁，把这幅《去安源》镶了上去。后来跟我学画主席像的那位独立用我第一幅像的画布画了一幅主席像挂到了楼顶层上，顶上了天，从此研究所楼前出现了两幅画像。
研究所迎门的两幅像
此后北京不少企事业单位的建筑上也都悬挂上了“土画家”们的作品。只不过良莠不齐，过了一阵子，这种到处挂主席像不太严肃的事，在有关领导的批评后，记得也就一年多的时间就销声匿迹了。
研究所大楼前用砖砌的影壁不知什么时候也拆除了。喧嚣不再，研究所大楼前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傅春蘅 42年后忆 于2009年2月5日搁笔
2012年8月31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