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报》记者致《神州日报》编者函

《中国女报》记者致《神州日报》编者函[46]

读今日大报《可怪之函件(二)》,不禁有所疑。夫今日之男学界卑污已臻极点,以法政为升官之捷径,以学校为改良之科举,甚且考试留学生,某科举人,某科进士之名称又喧腾于口矣。而此等魔力,必不能混入女学界。故今日至尊贵、至高尚者,惟女学生。该函云云,恐不足信。万国赛珍会,记者亦躬于其盛。以身任女报记者故,于女学生之举动,亦极注意,并未见诙谐调笑者。其诙谐调笑者,非女学生而女学生之装饰者也。

日前,记者游辛园,该四人又在,而与数男子凭肩密语。此时,记者颇疑。先是,道听途说,谓有女学生数人,与男学生数人,同在辛园游戏。与此相证,益生狐疑。少焉,又有四男子入,状类下流社会。女学生见之,即接谈。记者目击此状,念女学生如此,国事尚可为耶!当时不忍复睹,愤然而出。途遇友人,告以此事。友人不信,记者乃携之往观,则其人犹在。友人不禁哑然失笑,曰:“此群仙茶园之伶人耳!今作学生装,君即疑为学生。彼演剧时,辄扮古代英雄,君即视为英雄乎!群仙茶园、文明书局均在四马路胡家宅,故该女优与该学生同途归耳!”记者至此,恍然大悟。曰:“女学生究尊贵,究高尚,究不至此!”今该函,得无类是!该投函者言之凿凿,何彼所识皆败类耶!如不认识,何能必其为女学生,更何能缕举其姓名耶!赛珍会中人,岂皆女学生耶!既不愿坏人名誉,则何必多言耶!自此函出,慈善事业中,女界之束身自爱者,恐均不敢与闻矣!自此函出,内地来沪之女学生,恐皆裹足不前矣!

且该函云云,即有其人,亦不必有其事。人非至愚,岂肯以暧昧之形状,表于万目共睹之处乎!即有其事矣,当兹女学初兴,风气闭塞,过渡时代羼入一二败类,亦宜隐恶扬善。为劝学计,岂可使国人望女学而生畏!是岂热心人之所为乎?

该函非大报大主笔略加润饰,其害更不胜言矣。至女学生之售物,故甚殷勤,劝人不倦,实热心使然,慈悲心使然。即有过分之处,亦当谅其苦衷。呜呼!挟嫌疑以入人罪,天下乃不敢有热心人。捕风捉影,含血喷人,非言论之自由,实野蛮之自由耳!

嗟乎!时局时危,人心日下,适读该函,不禁有所感,特投函乞登,为该投函者戒。并寄语女同胞,速求学问,重道德,勿为流言所惑,亦勿为流言所中。早一日入学,即早一日成功。柳下惠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而焉能浼我哉!”即有其事,亦不能因噎废食也。被诽诸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女界幸甚!中国幸甚!


[1]此信写于1903年秋瑾自湖南到北京后,信末注明时间是四月初九(5月5日)。琴文,生平未详,大约系一思想较开通的中年妇女,丈夫为一后补官吏。此函据手稿录,见《秋瑾史迹》。

[2]这是秋瑾1904年首次到日本东京后写给吕碧城(1883—1943)的信,原刊于天津《大公报》1904年7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六月十日)。信前有编者按语云:“浙江秋璇卿女士,号鉴湖女侠,慷慨激昂,不减须眉。素悲中国教育之不兴,国权之不振。以振兴女学为栽培人材之根本。乃于上月初九日(夏历五月初九,公历6月22日)由京启程,游学日本。月前,寄书寓津之女友云”,即此信,其女友,即吕碧城。

[3]此信原刊于天津《大公报》1904年8月26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六日),信前有编者按语云:“日昨,秋璇卿女士由日本东京实践女学校来函,致吕碧城女史”云云。

[4]此处当缺一“学”字,今补。

[5]此信原刊于《女子世界》第1年第1号(1905年6月)信写于秋瑾在日本留学时,估计当在1905年春夏之间。湖南第一女学堂,是1904年在长沙成立的女子学校,创办人是龙绂瑞、俞经贻、许玉屏等人。校址先设在长沙顺星桥,后迁至皇府坪唐宅。聘请许玉屏婶母黄寿萱为监督,是湖南有女学之始,开办后成绩良好。不久,封建顽固派御史杜本崇以“女学并无实用,徒为伤风败俗”为借口,向清廷上《请废女学折》,内有“男女混杂,滋弊滋多”之语。光绪三十年八月二日(1904年9月11日),清廷谕令停办湖南女学堂。信中所云“今闻贵学堂遭顽固杜本崇破坏”,即指此事。按,此函在《女子世界》发表时题为《留学日本秋女士瑾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但缺后半部分,今据手迹补全。

[6]“杜本崇”三字,在《女子世界》发表时被编者删掉,中华上编本、郭长海等《秋瑾全集编年校注》诸本均无此三字。

[7]“帮助”,中华上编本作“扶助”,今据手迹改。

[8]“又”,中华上编本作“下”,今据手迹改。

[9]“学问”,手迹有此二字,《神州女报》本妄删。

[10]此处手迹无“为会长”三字,中华上编本依《神州女报》本加,今据补。

[11]此信录自秋宗章的《六六私乘》。据《私乘》云:此信是秋瑾在日本留学时所写,时间当在1904—1905年。秋壬林,即秋复(1892—1958),又名锡辰,字壬林,秋宗章长子。

[12]此信是1905年冬秋瑾回国后写给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王时泽的,信由上海寄往东京。王时泽(1886—1962),湖南长沙人,1904年自费留学日本,与秋瑾同在横滨加入三合会,又同系同盟会会员,与秋瑾关系甚密。秋瑾归国后,与王时泽也有书信来往,此为其一。此函录自王时泽《秋女烈士瑾传》(见长沙本卷首),复与王氏所刊《秋女烈士瑾略传》(见《湖南历史资料》1980年第1期)校勘,二者文字同。

[13]郭长海等《秋瑾诗文集》此处漏一“则”字。

[14]秋瑾致其长兄秋誉章书共十一封,均有手迹,见《秋瑾史迹》。第一、二两函有原件,藏绍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此二函据中华上编本《秋瑾集》录。第一函从内容看当是秋瑾首次归国前后在日本东京所写。

[15]此函大约发自绍兴,发信时间为1905年5月27日(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16]此函大约仍发自绍兴,发信时间为1905年6月19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17]“已”,书信原稿作“以”。按古代作时间副词“以”、“已”可通用。

[18]此信是1905年自日本东京寄其长兄秋誉章的,无发信的具体月日,但从信的内容及信末“即请暑安”看,知此信写于秋瑾二次抵日后不久,当在1905年夏历六月下旬。

[19]此函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自东京发。

[20]手稿件“二妹”后有一字难以辨认。中华上编本、《秋瑾诗文集》本均缺此字。

[21]“若”原稿作“不”,笔误,今据《秋瑾诗文集》本改。

[22]此函1905年10月6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八)自东京发。

[23]手迹原件缺“府”字。

[24]“否”,《秋瑾诗文集》作“乎”,校之原稿,误。

[25]此函1905年11月6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十)自东京发。

[26]此函1905年11月20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自东京发。

[27]“已”,手札原稿作“以”。按古代作时间副词“以”、“已”可通用。

[28]此函1905年11月28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自东京发。

[29]“切”,原稿作“悉”,笔误。

[30]此函1905年12月9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自东京发。

[31]此函1905年12月22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自东京发。

[32]此函见张昭汉(1883—1965,字默君)《回忆秋瑾》(刊《申报》1936年10月18日《妇女周刊》第14期)一文,此短简约写于1906年春秋瑾第二次自日本归国后,此时张昭汉正在上海务本女学读书。

[33]此信据徐小淑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函(1960年3月6日)云:其时小淑致函询问秋瑾《中国女报》第3期编辑情况,从秋瑾《致〈女子世界〉记者书》看,此信当写于1907年暮春。此函据手稿录(见《秋瑾史迹》)。

[34]此函与下面的十函均是秋瑾写给当时任《女子世界》记者陈志群的。该函1907年2月5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自绍兴发。

[35]此函今存手稿,见《秋瑾史迹》。此信约写于1907年初(夏历光绪三十二年末)。陈志群(1880—1962?)字以益,江苏无锡人,系一进步青年,任《女子世界》记者。

[36]此函1907年4月3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自绍兴发。

[37]此函1907年4月23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一日)自绍兴发。

[38]此函1907年5月5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自绍兴发。

[39]此函1907年5月15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四)自绍兴发。

[40]此函1907年5月22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自绍兴发。

[41]此函1907年6月3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自杭州发。

[42]此函1907年6月17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七)自山阴发。

[43]此函1907年7月2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自杭州发。

[44]此函1907年7月4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自杭州发。

[45]此函1907年7月6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自绍兴发。

[46]本函原刊于《神州日报》1907年6月6日(夏历四月二十六日),原题《〈中国女报〉来函》,今收入本集,改题为《〈中国女报〉记者致〈神州日报〉编者函》。本集据《神州日报》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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