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集

前言

秋瑾（1877—1907），原名闺瑾，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她为中华民族的民主革命，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女革命家、女英雄和女诗人。

秋瑾自幼聪慧，喜吟咏，幼年在家塾中读书，有过目成诵之誉。她自幼喜爱古典诗词，十多岁即能吟咏，“偶成小诗，清丽可诵”[1]，“流播人间，一时有女才子之目”[2]。秋瑾才分很高，且苦读好学，常捧着杜甫、李白、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等名家的诗词集“吟咏不已”，从而丰富了自己创作的营养。

秋瑾喜博览群书，但她读书和一般闺秀不同，固然她也接触过《女四书》和《列女传》等“闺训”类读物，但她更多地是阅读了古代典籍中的优秀作品。我们从她后来的革命实践和文学创作中，可以明显地感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所阐发的那种重侠尚义、爱国忧民和坚贞不屈的优良传统，对于秋瑾性格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所以后来她说：“但凡爱国之心，人不可不有，若不知本国文字、历史，即不能生爱国心也。”（《致秋壬林书》）

秋瑾生性坚强豪侠，十分敬慕朱家、郭解之为人，又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况，在她还是一位闺阁小姐时，她便对封建礼教深表不满，加之尔后婚姻的不幸和痛苦，更使她逐步认识到妇女所受的种种折磨，与封建家庭制度、宗法思想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她认为妇女要想解放，首先必须与封建家庭决裂。秋瑾后来留学之所以那样坚决，自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渴望求知、兴办女学乃至拯救祖国危亡），但争取妇女解放的思想动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1904年夏，秋瑾东渡扶桑。当时的日本留学生界，革命空气十分浓厚，她又结识了刘道一、王时泽、陶成章、陈天华这些革命的朋友，思想进步很快。翌年夏天，秋瑾回国省亲，由陶成章介绍，结识蔡元培和徐锡麟。此时，由徐氏介绍加入光复会。

1905年7月，秋瑾二次东渡。8月，同盟会成立，她第一批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浙江同盟会主盟人。秋瑾赴日留学，前后不足两年，但这对秋瑾革命思想的成长却具有决定的意义。日本之行，使她从对封建家庭的不满，发展成为向封建礼教冲锋陷阵、争取妇女解放的闯将；使她从感叹祖国危亡那种笼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发展成为自觉的、积极的民主革命战士。1905年冬，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秋瑾愤而归国。回国后，秋瑾开始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为了宣传妇女解放，她曾创办《中国女报》，又联络浙江会党，利用大通学堂校董的合法身份，与徐锡麟、陈伯平、王金发等人准备组织武装起义，因徐锡麟所领导的安庆起义失败，秋瑾在浙江方面的起义计划也因之泄漏，秋瑾被捕。在敌人面前，秋瑾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坚贞不屈、凛然无畏的崇高气节。1907年7月15日（夏历六月六日）晨英勇就义。秋瑾所组织的武装起义虽未获得成功，并最后以身殉国，但她那种“为争取祖国的光明前途，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个人的一切，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而且永远值得天下后世的人们歌颂和学习”[3]。

秋瑾在历史上的革命业绩，她已用自己青春的鲜血书勒在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同时，在她短暂而闪光的一生中，她还写了许多作品，有诗、词、文、弹词，还有一部未完成的译著，其中以诗歌的成就最高。

秋瑾的诗词创作，大体可以1904年夏东渡留学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秋瑾前期的诗词，尤其是1903年入京之前的作品，其中所抒写的内容多数还是风花雪月，离情别绪，调子哀婉低沉，正是她少女时代闺秀生活的反映。但就是在这部分作品中，我们仍感到它不同于一般豪门闺秀思想平庸、精神空虚的吟风弄月、歌花咏草之作，从中可以发现在封建旧礼教的束缚下要冲破藩篱的一位坚强女性的反抗精神，像她的某些咏物诗，并非单纯地歌咏花草虫鸟，大多是借物喻人，托物言志，从中可以窥见诗人的人格和品德，诗人的苦闷和追求。她称赞菊花的“铁骨霜姿有傲衷”（《菊》）、“残菊犹能傲霜雪”（《残菊》），显然是以菊自况；诗中又把抒情主人公比作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浊流纵处身原洁，合把前生拟水芝”（《独对次清明韵》）。在《梅》十章中，她更以“侠骨棱棱”的梅自比：“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琼楼傍古岑。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诗中的寓意是十分清楚的。

在秋瑾前期色调丰富的抒情咏物诗中，尤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她的部分感时忧国的诗篇，像《杞人忧》、《感事》、《旧游重过有不胜今昔之感》、《黄金台怀古》等；而她的《剑歌》、《宝剑歌》、《宝刀歌》，更是传诵一时的名篇，有“上下千古、慷慨悲歌之致”[4]。

从1904年夏赴日留学直至英勇就义，这是秋瑾革命活动的全部历程，也是她创作的丰收时期。秋瑾，作为一位诗人，当她的才华与革命活动一经结合，她的创作便立刻放出异彩。在她后期的诗词中，响遏行云的声音是忧国忧时的感慨、振聋发聩的呼唤和推翻清王朝的誓言，写得慷慨激昂，悲叹淋漓，闪烁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辉。《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红毛刀歌》、《吊吴烈士樾》、《秋风曲》、《感愤》、《柬志群》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秋瑾诗词风格刚健遒劲、浑雄豪放，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像我们上面所举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佳作，诗中那种献身祖国的爱国激情和对革命理想的热烈追求，正是她作品中浪漫主义的灵魂；而磅礴的气势，高亢激越的调子，又是这种风格的艺术体现。请看她的《秋风曲》：

秋风起兮百草黄，秋风之性劲且刚。能使群花皆缩首，助他秋菊傲秋霜。秋菊枝枝本黄种，重楼叠瓣风云涌。秋月如镜照江明，一派清波敢摇动？昨夜风风雨雨秋，秋霜秋露尽含愁。青青有叶畏摇落，胡鸟悲鸣绕树头。自是秋来最萧瑟，汉塞唐关秋思发。塞外秋高马正肥，将军怒索黄金甲。金甲披来战胡狗，胡奴百万回头走。将军大笑呼汉儿，痛饮黄龙自由酒。

诗人笔下的秋一扫过去封建文人萧瑟、悲凉之感，成为她抒发豪情壮志、寄托革命理想的好题材。在这幅“秋”的画面上，是“劲且刚”的秋风，“傲秋霜”的秋菊，“风云涌”的菊瓣，“照江明”的秋月，显得多么的生机盎然，虎虎有生气！诗人由此联想到“塞外秋高马正肥”，正是将军征战杀敌、报国雪耻的好机会。诗人驰骋着她丰富的想象力，期待与享受着未来“将军大笑呼汉儿，痛饮黄龙自由酒”时的幸福与欢愉。从这一幻想世界里，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雄姿英发的革命战士，披甲戴盔，驰骋疆场的动人场景：将军怒气冲冲的情态，金枪铁马、刀剑相击的音响，以及“胡奴百万”丢盔弃甲、大败而逃的狼狈相，勾画得那样生动形象、诱人遐想。而这，正是诗人革命理想的艺术体现。

秋瑾许多浪漫主义诗篇，令人很难想象到是出于旧时代女子的手笔。徐小淑赞秋瑾云：“隐娘侠气原仙客，良玉英风岂女儿。”这两句诗不仅道出了秋瑾平生的仪采与人格，由此也颇可以说明秋诗的风骨。惊心动魄，汹涌澎湃，确可以概括地说明她诗词艺术风格的特点。我们再看她一首短诗《对酒》：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这首诗大有“对酒当歌”、“拔剑起舞、叱咤不平”的英雄气势。全诗只四句，然而抒情主人公豪侠的爱国者形象已跃然纸上。这类作品，我们只能在屈原、李白、龚自珍的诗中看到，在苏轼、辛弃疾的词中读到。然而秋瑾，以自己的诗词创作丰富了我国浪漫主义的艺术宝库，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秋瑾诗词的语言豪爽明快而又清丽雄健，饱含着真挚的感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不惧仇人气焰高，频倾赤血救同胞。诲人思涌粲花舌，化作钱塘十丈涛。（《赠蒋鹿珊先生言志……》）

宝刀如雪光如电，精铁镕成经百炼。出匣铿然怒欲飞，夜深疑共蛟龙战。入手风雷绕腕生，眩睛射面色营营。山中猛虎闻应遁，海上长鲸亦见惊。（《日本铃木文学士宝刀歌》）

读这类诗句，深深感到其语言的雄健有力，似觉豪气扑面而来，倘誉之为有“惊风雨”、“泣鬼神”之力，亦不为过。秋瑾有的诗句，即使是一般的豪言壮语，如“饥时欲啖仇人头，渴时欲饮匈奴血”（《宝剑歌》），“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海舟中日人索句……》），一旦出现在秋瑾的笔下，便令人感到它是诗人发自肺腑的深情，是她心声的真实流露，这是因为它饱含着诗人的爱憎，燃烧着诗人的感情，而这写在纸上的诗句又为她战斗的实践所证明。

秋诗形式系旧体，但灵活多变，革新的旧形式中注入了革命的内容，这些地方明显地看出她接受了“诗界革命”积极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她的七古，奔腾澎湃，一泻千里，随着激情的波涛，句式多变化，如《宝刀歌》、《宝剑歌》、《剑歌》等长篇，在七言中杂有四言、五言，以至十言、十二言的长句，读起来跌宕回旋，有一种起伏错落的节奏感和音韵美，请读：

宝刀侠骨孰与俦，平生了了旧恩仇。

莫嫌尺铁非英物，救国奇功赖尔收。

愿从兹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兮，铁聚六洲。

铸造出千柄万柄宝刀兮，澄清神州。

上继我祖黄帝赫赫之威名兮，一洗数千数百年国史之奇羞！

（《宝刀歌》）

综观秋诗，内容坚实，跳跃着时代的脉搏，吞吐着历史的风云，形式优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国近代文学史和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秋瑾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作家，除诗词外，还有文和弹词。秋瑾现存文14篇，全是1904年东渡后的作品。这些文章同她的诗词一样，是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写的，是“真理火炬”（高尔基语）和“革命传单”（列宁语）。像《普告同胞檄稿》、《光复军起义檄稿》，既是声讨清王朝的檄文，又是组织武装起义的宣言。这些作品，当秋案发生时，清王朝绍兴府曾搜去作“罪状”公布，由此便可以看出它们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革命内容。此外，秋瑾还写过几篇杂文，像《敬告姊妹们》、《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其中心内容是宣传妇女解放，并把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运动结合了起来，从而达到了当时革命思想的最高度。

秋瑾的文，就体裁而论，多数属于政论性的杂文。一般说，层次分明，说理透辟，感情充沛，笔带锋芒，富有鼓动性，有雄辩家的气概。读她的文章，仿佛使人感到这不是用笔墨而是用沸腾的热血写成的。

秋瑾还写过弹词《精卫石》，这是一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作品，原计划写二十回。它以主人公黄鞠瑞逃出闺房、东渡留学、返国从事革命活动为线索，形象地体现了秋瑾妇女解放的主张；主人公黄鞠瑞（留日后改名为黄汉雄）是秋瑾的艺术化身。《精卫石》是中国俗文学史上第一部宣传民主革命的长篇弹词，现存的六回（第六回残缺），仍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史料。

《秋瑾遗集》中还有一部未译完的《看护学教程》。她译这部书有明确的革命目的，那就是为此后的革命战争（武装起义）培养一批战地救护人员。此书的译入文本是用的浅近的文言，明白晓畅，在近代科技翻译中也是很有特色的。

秋瑾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女革命家和富有才华的女诗人，从她1907年殉国到今天已有百馀年的历史。一百多年来，她一直受到中国人民的景仰和崇敬。1912年冬，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到杭州致祭秋瑾烈士墓，并亲书“巾帼英雄”四字以赞女杰。1939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在绍兴为其表妹王去病题词曰：“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1942年，杰出的诗人和历史学家郭沫若撰文《娜拉的答案》说：“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这些便是正确的答案。这答案，易卜生自己并不曾写出的，但秋瑾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替他写出了。”[5]1958年，他又为《秋瑾史迹》作序，再度评价秋瑾曰：“秋瑾烈士是中华民族觉醒初期的一位前驱人物，她是一位先觉者，并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反封建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崇高事业，她在生前和死后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6]

1956年，杰出的历史学家范文澜撰文《女革命家秋瑾》[7]，对秋瑾作了热情的赞颂，称“秋瑾是中国历史上妇女的伟大代表人物”，“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千古不朽的伟人”。1961年吴玉章同志在其专著《辛亥革命》中赞秋瑾云：“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英雄，她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事业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而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1979年，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又为“秋瑾故居”题词：“志在革命，千秋万代传侠名。”与此同时，许多文学家通过文学艺术歌颂秋瑾，寄托哀思，鼓舞中国人民的战斗精神。戏曲家吴梅写了《轩亭秋》杂剧，文学家鲁迅写了小说《药》，戏剧家夏衍写了话剧《秋瑾传》；王元美的话剧《秋风秋雨》（后改名《鉴湖女侠》）、浙江省歌舞团的芭蕾舞剧《秋瑾》、江苏省昆剧团的《鉴湖女侠》都以舞台艺术形象弘扬了秋瑾的革命精神，黄宗江、谢晋根据夏衍、柯灵原著改编的彩色宽银幕电影片，由谢晋执导把秋瑾搬上了银幕，这一切均说明了秋瑾的革命精神、人格魅力和她在中国人民中的巨大影响。

我结缘秋瑾是出于对这位女革命家、女英雄和女诗人的崇敬。早在学生时代我通过阅读秋瑾的诗词，便为她的爱国思想、革命精神、女权意识和崇高的人格所感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在冯沅君教授的指导下研究中国近代文学（1840—1919）。大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就开始研读秋瑾的作品。我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完成于1964年春并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秋瑾诗文选》（十八年后的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时期以来，我虽然先后写过有关秋瑾研究的六七本书，也曾设想过《秋瑾全集编年校注》的计划，但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事。后来我因为培养博士生的需要和研究方向的改变，我没有继续秋瑾研究的工作；但对秋瑾研究的关注仍一如既往。今年中华书局的朋友建议我编校一部《秋瑾全集》并和《徐自华集》放在一起出版。这是因为秋瑾和徐自华二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齐辉并美、相得益彰之处。第一，两人都是近代后期著名的诗人，在中国近代文学史和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均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第二，二人又互有影响，徐自华因结识秋瑾使她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她由一般的知识女性转向一位革命者，秋瑾也因为有了徐自华在经济上的慷慨相助，而促成了《中国女报》的诞生，并缓解了部分革命经费的燃眉之急。第三，秋瑾牺牲后，徐自华冒着生命危险，与吴芝瑛一起安葬秋瑾，使烈士得以安眠，并为此险遭清廷的迫害。辛亥革命后徐自华又自捐墓地，葬秋瑾于西湖，成立秋社，主持竞雄女校，弘扬了秋瑾的爱国精神，扩大了秋瑾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功不可没。中华书局这一创意是十分有意义的。故我同意将两位女杰的文集合册出版[8]。因限于我们的水平，两书整理编排与校勘中倘有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郭延礼
2014年11月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