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导读

早就想翻译罗兰·巴尔特的这本书了，原因是，它是巴尔特一生中接受过的电台、杂志和电视台等多种媒体对其进行的访谈的结集，我认定其信息量会比单独的一本甚至几本书都多。我终于在2018年完成了对它的翻译工作。真不负所望，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许多新东西，极大地丰富了我对相关书籍和作者思想的了解。

作为“导读”，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一下这本书。

第一，《出版说明》中这样告诉我们：“这里汇集了对罗兰·巴尔特所做的大部分法语访谈。尽管我们很想整理得完整，但可能还会有遗漏”。作为译者，在译完这本书后，我想说的是，这本书共汇集了罗兰·巴尔特生前所接受访谈的39篇文字。为了解巴尔特生前所接受访谈的实际次数，译者翻阅了2002年版五卷本的《巴尔特全集》，发现这种访谈文字共有76篇，也就是说，有37篇未被编入。是什么原因造成当年的搜集出现如此多的遗漏呢？译者认为，这种未被编入的情况，一是因为当时（1981年）还没有出版巴尔特全集的安排（首次三卷本全集出版于1993—1995年，这中间相差12年之多），其散在的访谈文字难以一次性整理完整；二是未被编入的篇目的重要性也许不如被编入的篇目那么大，所以不容易被记住。巴尔特是从1962年开始接受访谈的，首次出现遗漏是在1964年，从1966年起，中间除了1972年外，都有被遗漏的情况，而从1975年至1979年五年间，被遗漏的访谈次数居高不下（1975年是5次，1976年是4次，1977年是5次，1978年是8次，1979年是5次）。这似乎可以让我们做出如下推论：一是巴尔特较早接受的访谈由于内容新颖，且采访他的媒体不多，从而让人记忆深刻，搜集起来也容易。仔细核对一下，那时正是法国结构主义处于上升和接近达到顶峰的时期，人们面对一种新的思潮或新的方法论，会积极热情地去了解。二是后来巴尔特著作繁多，特别是《恋人絮语》出版后受到热捧，对他进行访谈的媒体非常之多，搜集起来也确实有困难，于是，人们只能记住在这一时期中最为重要的访谈内容，被遗漏的自然也就多了起来。三是符号学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进入了多元发展时期，也分散了人们对于巴尔特思想的关注。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本书中汇集的，应该是巴尔特被人记住的最为重要的访谈内容。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巴尔特的整个学术研究工作。我们也可以借助巴尔特对外围情况的阐述来加深对他某些书籍写作背景和主要理论的理解。当然，这并不是说，被遗漏的访谈就没有重要的内容，起码在我们看来，有些篇目还是很重要的，比如《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等。

第二，法国符号学自20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在结构主义影响之下的符号学研究，二是60年代末出现的、后来名为巴黎符号学学派和到今天成为法国符号学研究主流的符号学研究。前者，沿用了结构语言学创始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对符号学的定义和用词。在这一阶段中，罗兰·巴尔特是其代表性学者之一，他的贡献集中在他对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符号学理论所进行的全面阐述和应用上，由此也开启了符号学主要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广泛运用。

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是建立在其结构语言学论基础上的，而其基础则是“二元对立”原则。索绪尔把言语活动（langage）分为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认为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形式”“规则”，而言语则是对于这些形式和规则的运用。索绪尔认为，一个语言符号是由一个能指与一个所指构成的，对于能指与所指和它们之间关系的阐释，将构成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形式”，我们通常会把它理解为外在的，但索绪尔则对长时间以来形成的“形式”与“实质”的哲学概念做了颠覆，把前者确定为“内在结构”，将后者确定为外在“物质表现”。于是，语言可以被理解为内在的“语言规则”，“实质”则表现为载体的物质材料和意义。这些概念，在我们这本书中频繁出现，提前对它们有所了解，对于理解全书是重要的。在我们的汉语习惯中，没有“言语活动”这个概念，所以，这三个术语的译名和对它们在各种情况下的理解，也许会让读者难以分辨。笔者在对巴尔特多部著述的翻译中，坚持使用高明凯对《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翻译中使用的上述译名，希望读者能按照上面的解释来理解它们。然而，语言（langue）在这本书中的出现，特别是到了后来，有时也指我们平时说的语言，即自然语言，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会对其做适当注释。

按照索绪尔的理论，一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原则上是不可分开的，缺一不可构成符号。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就把“能指”看成是符号或“象征”，其“所指”则属于需要探讨和发现的部分。在本书的访谈中，巴尔特对能指与所指这两个概念，在多处结合具体情况做了深入阐述，对于我们观察日常事物有很大的帮助，比如把所指扩展为“意识形态”，这便加深了我们的认识。

巴尔特在阐述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的同时，对于相关论述也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在关于是语言学属于符号学还是符号学属于语言学的论述方面。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我们管它叫符号学（sémiologie）”。紧接着，索绪尔就明确地说“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1]。这就很清楚地把语言学置于符号学的“下位词”的位置。但是，巴尔特在其《时尚系统》一书中这样说：“倘若服饰不借助于描述它、评价它并赋予它丰富的能指和所指的语言来建立一个意义系统的话，它还能有意指吗？人注定要依赖分节语言，不论采用什么样的符号学都不能忽视这一点，或许，我们应该把索绪尔的体系做一下颠倒，宣布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2]巴尔特在接受访谈时，再一次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语言学便不再像是关于意指的总体科学的一部分：必须改变打算，而说语言学就是有关意指的总体科学，这种科学随后根据人类语言所遇到的各种对象而分别属于多种特殊的符号学。”^[2-0]这显然是在强调语言学而不是符号学在研究意指过程中的“总体科学地位”，他又说：“语言学为我提供了破释一个文学文本或某种符号系统的有效手段”^[3]。20世纪5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思潮，符号学研究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是法国对于人类社会在认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作为代表性学者的巴尔特的符号学探索，就是把语言学模式移用到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例如服饰、食物、汽车等，反过来也可以说，就是把对社会生活中诸多事物的理解与分析都纳入语言学模式之中。在他于此探索获得成功的情况下，他做出了与索绪尔的观点相反的论述，这也应该被看做当时对于符号学的一种深入认识。到了60年代末，符号学研究出现了多元的发展，以格雷马斯为首的“巴黎符号学学派”形成了，该学派已不再围绕着符号和符号系统进行研究，而是把符号学推向了对符号之间关系的研究，亦即在“过程”与“系统”的对立关系中偏向了对“系统”的研究，并为之采用了“sémiologie”的名称，以区别于先前在“sémiotique”名下进行的研究。让-克洛德·科凯（Jean-Claude Coquet）在其《符号学：巴黎学派》一书中这样明确地指出：“符号学的计划，是建立关于意指系统的总体的理论……符号首先是一种可观察之物……符号首先是一种已建对象。”^[4]虽然语言学与符号学都是研究言语活动的科学，而且巴尔特的研究证明，语言外的许多对象都可成功地转化为语言的符号，但人们还是不敢断定所有的客观对象均可做这种转化，所以，语言学仍然被认为是对自然语言或专门一个领域的符号学研究，而符号学则是对包括自然语言和语言外对象的总体研究或“总体意指系统”研究，因此认为符号学包含着语言学还是成立的。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当前的法国符号学研究，出现了sémiologie与sémiotique混为一体进行研究即相互容纳的趋势。似乎可以预见，未来的法国符号学，将是以sémiotique为总名称的包括两方面研究内容的一个学科。

第三，巴尔特对精神分析学特别是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参照，在书中多篇访谈录中都有所体现，可见，精神分析学也是巴尔特符号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镜像理论”（stade du miroir）。该理论是拉康1936年引入精神分析学研究中的，后来他在1966年1月10日的一个研讨班上把“镜像阶段”说成是“他进入精神分析学的一把扫帚”。确实，拉康后来据此发展和形成了多种概念。拉康是在研究高级哺乳动物和幼儿在镜子面前的一些不同行为表现时，依据“科学心理学”的观察，逐步建立起这一理论的。他发现，6个月至18个月的幼儿面对镜子时，能辨认出镜子中出现的是一个形象，而且接受这就是自己的形象，尽管这么大的幼儿仍然处于精神生理不成熟的阶段。这种辨认过程，便奠定了幼儿的“自我”（Le moi），也确定了弗洛伊德首先提出的“另一个”（第一个字母为小写的“autre”）概念，亦即“另一个自我”（alter ego）。于是，这“另一个”或“另一个自我”便成了最初的和基本的异化之地，拉康将其称为“想象之物”（imaginaire）。而在“镜像阶段”中，幼儿所进行的各种想象性辨认，便与这种想象之物建立起了关系。由于辨认对象的相异性（特别是来自父母的“感受”）的出现，第一个字母大写的“Autre”便介入进来，他将其确定为源于“象征”（Symbolique）的全部内容（“他者”甚至以“父亲”之名出现）。拉康是很看重象征结构的，他认为这种结构在精神分析学中占据着基本的位置，而且这一位置最终与言语活动混为一体，使精神分析学也与符号学研究建立起了密切联系，符号学研究中许多概念例如“像似性”“陈述活动”“叙述特征”都在精神分析学中有所阐述。正是这一点使拉康说出这样的名句：“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无意识是像言语活动那样被结构的”。“他者”成为拉康对精神分析学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由于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作品首先被翻译和介绍到我国，他的“autre”在汉语中已经被翻译成“他者”或“他人”，而不是“另一个”，加之拉康的第一个字母大写的“Autre”也只能翻译成“他者”或“他人”，所以，我国不少学者在使用这两位学者的这两个“他者”概念时，出现了混淆。

“意指活动”（signifiance）是自拉康以来经常被使用的一个术语，后来在克里斯蒂娃作品中也频繁出现，在一段时间里，巴尔特对于该术语的使用多于“意指”或“意指过程”（singification）。意指活动的定义在于它“意味（而不确定意义）”^[5]。我国译者会在译名上难以将“signifiance”和“signification”做较为清晰的区分。实际上，在表达层面上，前者指的是某个点上的意义显现，就像克里斯蒂娃对一个诗句的每一个节点的多重“符义分析”那样；后者指的是意义的产生过程和结果。巴尔特对于“signifiance”术语的使用，见于他在接受了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论”期间的文章中，而在此之前和之后，他都是使用“signification”（多指“意指过程”）。在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符号学研究中，已不见signifiance这一术语。

罗兰·巴尔特的这部访谈录，内容可谓丰富。当然，文中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譬如对法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作用的阐述，与我们惯常的看法有较大不同，这自然是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所致。那就由读者自己做判断吧。

本书书名《声音的种子》法文原名是Le grain de la voix，取自收录在《显义与晦义》一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笔者曾将其译为《嗓音的微粒》，其中“微粒”一词，依据作者的解释，将其注释为“特质”之意。读者可根据这一提示和书中内容，来理解这一书名的全部意义。

希望上面的“导读”对读者理解这本书有用。

怀宇

2019年3月10日于南开大学宅内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8.

[2]Euvres complètes:Ⅱ，1994: p.325.

[2-0]Le grain de la voix. Paris: Seuil, 1981: p.73.

[3]同上。

[4]Sémiotique: École de Paris, Paris: Hachette, 1982: p.5.

[5]Josette Rey-Debove. Lexique sémiotique. Paris: PUF, 1979: p.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