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 森林
亨氏品牌旗下销售约十五种番茄酱，伊尔库茨克的超市里一应俱全，让我不知如何选择。我已经用意大利面和塔巴斯科辣椒酱装满了六辆购物车。蓝色卡车正等着我。司机米沙没有熄火，因为外面的气温是零下三十二摄氏度。明天，我们将离开伊尔库茨克，花三天时间抵达湖泊西岸的小屋。今天必须完成购物。我选择了亨氏系列的“超辣酱”，共十八瓶，每个月三瓶。
十五个品种的番茄酱。正是由于这类事情，我才想离开这个世界。
二月九日
我躺在自己在无产者大街妮娜家的床上。我喜欢俄罗斯街道的名称。村里能看到“劳动路”、“十月革命路”、“爱国者路”，有时还有“热情路”，路上走着无精打采、头发灰白的斯拉夫老妇人。
妮娜是伊尔库茨克最棒的旅店房东。她曾是钢琴家，在苏联的音乐厅里演奏，如今经营着一家旅舍。昨天她对我说：“当初谁能想到，有一天我会变成一个煎饼工场呢？”妮娜的猫在我的肚皮上打着呼噜。如果我是一只猫的话，我也知道在谁的肚皮上取暖。
我正站在一个长达七年的梦的入口。二〇〇三年，我第一次在贝加尔湖畔暂住。在湖岸漫步时，我发现了一些规则分布的小屋，居住其中的隐者异常快乐。清寂一人隐匿在森林荫庇下的想法慢慢爬上我的身躯。七年后，我来到了这里。
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猫推开。起床需要惊人的力量，在改变人生之际尤其如此。人在伸手即可触及渴望之物时，却会产生转身逃离的愿望。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掉头退却了，我怕自己也属于这一类人。
米沙的卡车装得满满当当。要到达湖畔，得花五小时穿越冰冻的荒原：我们仿佛在凝固的波浪中上下颠簸。山脚下的村庄炊烟袅袅，湖畔浅滩雾气蒙蒙。马列维奇曾在这样的景象前写道：“任何穿越西伯利亚的人都无法再认为幸福是理所当然。”当我们来到一座小丘顶时，湖泊便呈现在眼前。我们停下车，小酌一番。四杯伏特加下肚后，一个问题浮现脑海：怎样的奇迹才使得湖岸线与水的边界如此美妙地吻合？
让我们用统计数据来解决：贝加尔湖长七百公里，宽八十公里，水深一千五百米，历经两千五百万年。冬季，冰层厚度可达一百一十厘米。但太阳可不管这些数据，它向白茫茫的大地散播着自己的爱意。光束穿透云层，在雪地上投下流转的光斑：死尸的脸颊焕发了光彩。
卡车驶上冰面。轮胎底下就是一千米的深潭。如果掉进冰缝，这台机器将沉入黑暗深渊，人体将悄无声息地直坠水底。溺亡者组成了一场缓慢飘落的雪。对于惧怕腐朽的人来说，贝加尔湖是一座梦想中的墓穴。詹姆斯·迪恩希望在死后留下“美丽的死尸”。贝加尔水蚤这种小虾会在二十四小时内清理完尸首，只在湖底留下象牙般的白骨。
二月十日
我们在奥尔洪岛（按北欧人的发音为奥尔洪恩）上的库吉尔村过了夜，然后继续向北。米沙不发一语。我欣赏沉默的人，这能让我想象他们在思考什么。
我正驶向自己的梦想之地。四周气氛惨淡，严寒散开发丝，任其在风中狂舞，雪霰在车轮前逸散，狂风充斥着天空与冰面之间的缝隙。我注视着湖岸，试着不去想自己将在这安魂曲般的森林中度过六个月。这里具备了西伯利亚流放场景中的一切要素：广袤的空间，惨白的色调，裹尸布一般的冰雪。一些无辜的人曾被扔进这个梦魇长达二十五年，我却能按自己的意愿小住。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米沙：“好悲伤。”
然后仍是沉默，直至次日。
我的小屋位于贝加尔湖—勒拿河保护区的北部，建造于一九八〇年代，过去是地质学家的简易住所。小屋建在雪松林中的一片空地上。在地图上，这个地方也因树得名：“雪松北岬”。“雪松北岬”听起来像是养老院的名字。不管怎样，我的确处于退隐状态。
在湖面上行驶是一种忤逆行为，只有神灵和蜘蛛才能在水面行走。我曾有三次打破禁忌的感觉。第一次是在凝视着被人类抽干的咸海海底时；第二次是在阅读一位女性的私密日记时；第三次就是在贝加尔湖的水上行驶。每一次我都感觉似乎在撕扯一幅面纱，或是将眼睛凑在锁孔前偷窥。
我向米沙解释了这一切，他毫无回应。
当天晚上，我们在位于保护区中心的波科伊尼基科学站留驻。
谢尔盖和娜塔莎是这个站点的看护。两人如同希腊天神一样俊美，不过衣冠楚楚。他们已在此地生活了二十年，任务是追捕偷猎者。我的小屋位于他们的住所以北五十公里。我很高兴有这样的邻居。我将愉快地想起他们。他们的爱就是西伯利亚寒冬中的一座岛屿。
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夜晚的还有他们的两位朋友，萨沙和尤拉。这两位西伯利亚渔民呈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两类人。萨沙血压高，面色红润，生气十足。他那蒙古人种眼睛的深处隐藏着坚毅的目光。尤拉则是个阴沉的拉斯普京式的人物，以泥中的鱼为食，皮肤像托尔金所写的魔多居民那样苍白。前一个人注定喧哗吵闹，后者则专注于筹谋。尤拉已经十五年没进城了。
二月十一日
清晨，我们又驶上了冰面。森林不断在车窗外掠过。我十二岁时去凡尔登参观了一战博物馆，“贵妇小径”展厅的景象仍历历在目：战壕里的法国兵浑身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泥浆。这天早晨的森林就像一支被淹没的军队，只有刺刀林立在外面。
冰层吱嘎作响，受它的运动挤压，冰面爆裂开来，在水银般的平原表面划下道道冰纹，发出清脆的噼啪声。如同玻璃破裂，流淌着蓝色的血。
“好美。”米沙说。
然后仍是沉默，直到晚上。
十九点时，我的岬角出现了。雪松北岬。我的小木屋。GPS坐标为：北纬54°26′45.12″/东经108°32′40.32″。
河滩上有黑魆魆的小小人影向前走来，还有狗，他们是来迎接我的。勃鲁盖尔画过这样的乡下人。冬季使一切都变成了荷兰油画：精细而有光泽。
下雪了，夜幕随之降临，将这一片白完全变成恐怖的黑暗。
二月十二日
护林员沃罗迪亚·T五十多岁，和妻子柳德米拉在雪松北岬的小屋里住了十五年。他戴着茶色的玻璃眼镜，面容和蔼。有些俄罗斯人看起来像野蛮人，而他呢，人们可以把一只小熊交给他照看。沃罗迪亚和柳德米拉想回到伊尔库茨克，因为柳德米拉患有静脉炎，必须治疗。和那些喝饱了茶的俄罗斯妇女一样，她的皮肤白得像青蛙的肚皮：细细的血管在珍珠色的皮肤下蜿蜒。他们等我到达后就将离开。
小屋在雪松林中冒着烟。雪给屋顶覆上了一层蛋白霜，梁柱则呈现出香料蜜糖面包的颜色。我饿了。
房屋背靠两千米高的山峰。泰加森林向顶峰攀登，但只得止步于一千米处，再往上就是岩石、冰雪、天空的领域。屋后便是耸立的山峰。贝加尔湖海拔四百五十米，我从窗口就能看见湖岸。
每隔三十公里均设有储备站，居住在那里的护林员全由谢尔盖管辖。往北走，叶罗钦岬角的邻居名叫沃罗迪亚。向南，住在扎瓦罗特努小屋里的也叫沃罗迪亚。令人感伤的是，此后当我需要找个同伴碰一杯时，只需向南走一天，或者往北走五小时。
护林员主管谢尔盖从波科伊尼基和我们一同来到这里。下车后，我们静静地凝望着壮阔的景色，然后他指着自己的太阳穴，对我说：“这是个自杀的绝佳地点。”车上还有我的朋友阿尔诺，他从伊尔库茨克一路陪我来到这儿。他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十五年，还娶了城里最漂亮的女人。她梦想着蒙田大道和戛纳，所以当她发现阿尔诺只想在泰加森林里奔跑时，便离开了他。
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将一起为我的隐居生活做准备。然后，朋友们将离开，独留我一人。不过眼下我们得卸下物资。
六个月林间生活的必需物资：
斧头和砍木斧
篷布
黄麻布袋
冰镐和杓斗
冰鞋
雪鞋
小艇和短桨
鱼竿，钓线，沉子
鱼饵和匙钩
成套厨房用具
茶壶
手摇冰钻
绳索
匕首和瑞士军刀
磨刀石
油灯
煤油
蜡烛
GPS，指南针，地图
太阳能电板，缆线和充电电池
火柴和打火机
登山背包
水手肩包
毡毯
睡袋
高山装备
面部防蚊罩
手套
毡靴
登山冰镐
防滑尖铁
药品（十盒扑热息痛，以缓解伏特加引发的症状）
锯子
锤子，钉子，螺丝，锉刀
为七月十四日准备的法国国旗
手持防熊烟火
信号枪
防雨斗篷
炉箅
折叠锯
帐篷
地毯
头灯
零下四十度用的睡袋
加拿大骑警外套
塑料小雪橇
钉鞋
护胫靴
伏特加和酒杯
为前一样物品短缺时预备的九十度酒精
私人书库
雪茄，小雪茄，亚美尼亚纸，用做加湿器的特百惠罐子
圣像（萨罗夫的圣塞拉芬，圣尼古拉，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皇室家庭，沙皇尼古拉二世，黑色圣母像）
木箱
望远镜
电子设备
笔记本和笔
食品（六个月所需的意大利面，大米，塔巴斯科辣椒酱，军粮饼干，水果罐头，辣椒，胡椒，盐，咖啡，蜂蜜和茶）
可笑的是，决定在木屋生活时，我们想象自己在蓝天下抽着雪茄，迷失在沉思中，最后却发现自己在后勤记录簿上的食品清单前打着勾。生活，就是柴米油盐。
我推开木屋的门。丽光板在俄罗斯大获全胜。七十年的历史唯物主义剥夺了俄罗斯人的一切美感。糟糕的品位从何而来？为何要铺油毡，而不是以其本来面目示人？媚俗风格如何席卷了世界？人们对丑陋趋之若鹜正是全球化的主要现象。要想说服自己，只需去一个中国城市走走，观察一下法国邮政的装修新规或是游客的衣着。恶劣的品位已成为人性的共通点。
在阿尔诺的帮助下，我用两天时间扯下了覆盖着墙面的油毡、漆布、聚酯纤维防雨布和塑料纸，用起钉器撬开了硬纸镶板。剥去这些装饰后，露出了挂着珍珠般圆润树脂的原木，还有浅黄色的镶木地板，与梵高在阿尔勒的房间有同样的色调。沃罗迪亚目瞪口呆地盯着我们，他不觉得裸露的琥珀色木材比漆布更加悦目。他听着我向他解释。我这个资产阶级人士竟然强辩镶木地板比丽光板优越。唯美主义是一种反动的不正常心态。
我们从伊尔库茨克带来了一扇双层玻璃黄松木窗，替换原先使木屋散发着警察局色彩的窗格。为了把它安装上去，谢尔盖用电锯在木墙上切开一个口。他工作起来劲头十足，一刻不停，也不计算角度，同时还得不断纠正自己因匆忙而造成的失误偏差。俄罗斯人总是急匆匆地建造东西，就像法西斯士兵随时准备冲刺一样。
散落在俄罗斯大地上的村庄居民总感觉自己的处境脆弱不堪，童话里的小猪也同样担心它的茅草屋吧。生活在冰沼中央的四堵木墙间能使人变得谦逊。这些小屋并不是为子孙后代而建的，它们只是在北风中摇摇欲倒的陋室而已。罗马人的建筑是为了流传千古，俄罗斯人则是为了过冬。
在狂风暴雨中飘摇的小木屋是个火柴盒。身为森林的女儿，它的命运注定是腐朽溃烂：组成墙壁的原木原本就是这片林子的树木，现在则变成了小屋所在的林中空地。被主人遗弃的木屋终将化为腐殖土。它虽然简单，却提供了抵御这个严寒季节的最佳保护，也并未破坏庇荫着它的树林的美感。它和蒙古包、爱斯基摩雪屋一样，是人类面对恶劣环境时给出的最精彩的回答。
二月十三日
又花了十个小时清理堆满垃圾的林间空地。清扫拭尘，使神明回归。俄罗斯人将过去一笔抹杀，对废品却恋恋不舍。扔东西？“那还不如去死”，他们这样说。为什么扔掉一台拖拉机的发动机？它的活塞还能用做房屋装饰呢！苏联的领土布满了五年计划留下的废物：废弃的工厂，机床，飞机残骸。许多俄罗斯人生活的地方近乎于工地或是废车场，但他们“看不见”那些废品，从心理上忽视摊开在眼前的景象。“抽离”[1]（撇开……）这个动词正是人们居住在垃圾场时最要紧的一个词。
二月十四日
最后一个箱子是一箱书。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把自己封闭在这儿，我会回答说，因为我有书来不及读。我在床架上方钉了一块松木板，摆上自己的书，共有六十多本。我在巴黎时无比认真地列了一张完美的书单。当人们担心内心世界贫乏时，应该往里面加入好书：自身的空虚总是可以弥补的。错误则在于只选择艰涩的读物，以为林中生活能使你维持极高的精神状态。但如果在飘雪的午后只有黑格尔相伴的话，时间将会极其漫长。
在我出发前，一位友人建议我带上红衣主教莱兹的《回忆录》和毛杭的《富凯》。但我早就知道，旅行时绝不能带上与目的地有关的书籍。在威尼斯可以读莱蒙托夫，但到了贝加尔湖，则应读拜伦。
我清空了书箱，其中有为遐思而准备的米歇尔·图尼埃，为忧郁而带来的米歇尔·代翁，为肉感而准备的劳伦斯，为冷冽而带来的三岛由纪夫。我还有一小辑关于森林生活的书：激进的格雷·奥尔，神秘的丹尼尔·笛福，道义的奥尔多·利奥波德，还有哲学的梭罗，但他那责任感十足的新教徒式冗长说教让我有些厌倦。惠特曼则使我着迷：他的《草叶集》是上天的惠赠。荣格尔是“回归森林”这一词汇的发明者，我有他的四五本书。此外还有些诗歌、哲学：尼采，叔本华，斯多葛派。萨德和卡萨诺瓦则是为了给自己一些刺激。还有一些黑色系列的侦探小说：有时也得喘口气。德拉绍与尼埃斯莱出版社关于鸟类、植物和昆虫的几本博物学手册。当我们不请自来地闯进森林时，最起码应该知道主人的姓名。冷漠是一种冒犯。如果有人闯进我的公寓强住下来，我希望他们至少能称呼我的名字。我那几册七星文库书的切口在烛火中闪着光。书籍也是圣像。生平第一次，我将一口气读完一本小说。
《地狱码头》，英格丽·阿斯提耶尔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D.H.劳伦斯
《论绝望》，克尔凯郭尔
《雪中足印》，埃里克·罗姆
《会走路的剧院》，菲利普·芬维克
《阿加菲娅的消息》，瓦西里·佩斯科夫
《印第安溪》，皮特·弗洛姆
《沉醉于上帝的人》，雅克·拉加里埃尔
《星期五》，米歇尔·图尼埃
《一辆淡紫色出租车》，米歇尔·代翁
《闺房哲学》，萨德
《吉尔》，德里厄·拉罗谢尔
《鲁滨逊漂流记》，丹尼尔·笛福
《冷血》，杜鲁门·卡波特
《小木屋的一年》，奥拉夫·冈多
《婚礼集》，加缪
《堕落》，加缪
《南海鲁滨逊》，汤姆·尼尔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卢梭
《我的一生》，卡萨诺瓦
《人世之歌》，吉奥诺
《富凯》，保罗·毛杭
《笔记》，蒙泰朗
《消逝的七十年》卷一，荣格尔
《反叛的契约》，荣格尔
《戈耳狄俄斯之结》，荣格尔
《方法，药剂和陶醉》，荣格尔
《非洲游戏》，荣格尔
《恶之花》，波德莱尔
《邮差总按两次铃》，詹姆斯·M.凯恩
《诗人》，迈克尔·康奈利
《染血之夜》，詹姆斯·艾尔洛伊
《夏娃》，詹姆斯·哈德利·蔡斯
《斯多葛派》，七星文库
《血腥的收获》，达希尔·哈米特
《物性论》，卢克莱修
《永恒回归的神话》，米尔恰·伊利亚德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
《台风》，康拉德
《颂歌》，谢阁兰
《朗塞传》，夏多布里昂
《道德经》，老子
《玛丽恩巴德悲歌》，歌德
《短篇小说全集》，海明威
《瞧！这个人》，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
《偶像的黄昏》，尼采
《星·雪·火：北方野地的二十五年》，约翰·海恩斯
《最后的边境》，格雷·奥尔
《孤独小屋的契约》，安托万·马塞尔
《世界中心》，桑德拉尔
《草叶集》，惠特曼
《沙乡年鉴》，奥尔多·利奥波德
《苦炼》，尤瑟纳尔
《一千零一夜》
《仲夏夜之梦》，莎士比亚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莎士比亚
《第十二夜》，莎士比亚
《圆桌故事》，克雷蒂安·德·特鲁瓦
《美国黑匣子》，莫里斯·G.唐提克
《美国精神病人》，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
《瓦尔登湖》，梭罗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昆德拉
《金阁寺》，三岛由纪夫
《黎明的允诺》，罗曼·加里
《走出非洲》，卡伦·布利克森
《冒险者》，约瑟·吉奥瓦尼
我从伊尔库茨克出发后的第六天，朋友们的卡车纷纷消失在天际。对于一个遇上海难、被抛到岸边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景象比逐渐消逝的船帆更刺痛人心了。沃洛迪亚和柳德米拉将前往伊尔库茨克开始新生活，而我则等待着他们回头向小木屋看上最后一眼。
他们没有回头。
卡车只剩下一个小黑点儿。我独自一人。山峦似乎更加严峻，四周的景致也浓墨重彩地显现出来。这片土地扑面而来。人类总能攫取其同类的注意力，这实在有些疯狂。他人的存在使世界变得索然无味，而孤独则是一种胜利，使人重新开始享受万物。
温度为零下三十三摄氏度。卡车融入浓雾。寂静化为小小的白色碎屑从天而降。独自一人，便能听见静寂。一阵风。霰雪模糊了视野。我吼了一声，张开双臂，面朝冰冷的空洞，然后回到温暖之地。
我已经抵达人生的站台。
我将终于知道，我是否拥有内心生活。
二月十五日
第一个孤单的夜晚。起初，我不敢多动弹。未来日子的愿景麻醉了我。晚上十点，爆炸声划破静寂。空气变得灼热，天空飘着雪，温度只有零下十二摄氏度。俄军炮兵部队猛烈轰击着湖面，小木屋则无比剧烈地震动着。我走到户外，进入这短暂的回暖，听着那令人摇摇晃晃的猛击声。水流使浮冰晃荡起来。
被囚禁的水乞求获得解脱。冰隔在生物（鱼类、花与海藻、海洋哺乳动物、节肢动物和微生物）和天空之间，形成生命与星辰中间的一道屏障。
小木屋长宽均为三米，靠一只生铁炉子取暖，它将成为我的朋友。我接受了这位同伴的呼噜声。炉子是世界的轴心，一切都围绕着它来组织。这是位自身具有生命的小小神灵。当我把木柴作为祭品奉献给它时，是在向掌握了取火方法的直立人致敬。巴什拉在《火的精神分析》中猜想，用两根小棒摩擦点燃乱麻的灵感来源于爱抚。人在亲吻时可能对火有了预感。知道这一点很不错。为了止住力比多，只需盯着炭火就行了。
我有两扇窗户。一扇朝南，一扇朝东。在朝东的那扇窗框中，可望见一百公里外布里亚特那些盖满雪的山脊。从另一扇窗望去，越过一棵倾斜松树的树枝，我能看到湖湾向南弯曲的曲线。
我的桌子顶着朝东的窗户，按照俄罗斯的风格，与窗同宽。斯拉夫人能坐上几个钟头，盯着水汽在窗格上凝成水珠。他们有时站起身来，入侵某个国家，闹革命，然后回到暖气过热的房间里，在自己的窗前继续梦想。在冬天，他们没完没了地啜着茶，并不急于出门。
二月十六日
正午，室外。
天空为泰加森林撒上了粉雪，使青铜色的雪松柔和起来。冬季的森林如同起伏的大地肩披的银色皮毛。植物的波浪覆盖着山坡。树木渴求着入侵一切地方。森林是缓慢起伏的波涛。在每个起伏处，白色的树冠因黑影而黯淡下来。
为什么人更青睐于抽象的空想，而不是雪晶的美感呢？
二月十七日
今早八点十七分，太阳已栖居在布里亚特的山脊之上。一道阳光透过窗子，照在木屋的原木上。我当时躺在睡袋里，还以为是木头在流血。
炉子里的最后一丝火苗约在凌晨四点熄灭。黎明时分，房间里冷得像冰。必须起床点火：这两个动作标志着从人科到人类的转变。我的一天从吹火炭开始，然后继续睡，直到小木屋像只鸡蛋一样温热为止。
上午，我擦拭了谢尔盖留下的武器。这是一把海难船员使用的信号枪。枪口能喷发出炫目的磷光，打消熊或擅入者的气焰。
我没有步枪，也不狩猎。首先是因为自然保护区规定禁止狩猎。此外，我认为，作为来客，生生地将森林里的生物除掉，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粗暴行为。你会喜欢陌生人来攻击你吗？而且，看到比自己更英俊、更高贵、更健美的生物在高山森林中自由漫步，我并不会感到不快。
这里并不是尚蒂伊。当偷猎者遇上护林官而开始辩驳时，手中都紧攥着枪支。谢尔盖巡逻时总是带着猎枪。湖边有些坟墓写着护林员的姓名。一方简单的水泥墓碑，有些塑料花做装饰，有时还有一枚镶嵌着死者照片的金属圆章。偷猎者则没有坟墓。
我想到了水貂的命运。在林中出生，熬过严冬，掉进陷阱，最后成为庸俗妇人肩头的大衣，如果把这些自命不凡的女人扔进森林，可能熬不过三分钟……但愿这些披着毛皮的女人像那些因为她们而被剥皮的鼬科动物一样优雅。五天前，谢尔盖告诉我一件事。伊尔库茨克州州长醉心于乘直升机去贝加尔湖的森林猎熊，但他的米—8直升机因遇上狂风而失去平衡，坠毁了。最终八人死亡。谢尔盖说：“熊一定会围着火堆跳起波尔卡。”
我的另一样武器是一把车臣制造的匕首。这是一把漂亮的木柄短刀，白天我从不离身。晚上，我把它放在床架上方的木板上，而且塞得够深，以免它在我做梦时掉下来捅穿肚皮。
二月十八日
我想和时间解决长久以来的争执。我曾在步行中找到放缓时间的方法。旅行的炼金术使每分每秒变得更加厚重，路上度过的时光比其他时间过得慢。被疯狂攫住的我必须寻找新的天地。我着迷于机场，因为那里的一切都劝诱着我们出走、离开。我幻想着在航站楼里度过余生。我的旅行总是以逃离开始，以对时间的追逐而结束。
两年前，出于偶然，我有机会在贝加尔湖畔的一座小木屋里度过三天时间。一位名叫安东的护林员在他那座位于湖泊东岸的巴掌大的小屋里接待了我。他戴着远视眼镜，被镜片放大的眼睛给了他一种两栖动物似的快乐神情。我们晚上下象棋，白天，我帮他拖渔网。我们几乎不交谈，但却大量阅读——我在读于斯曼，他读的则是海明威（他把这名字念成黑明威）。他灌下成升的茶，我则去林中散步。阳光泻进小屋，一些大雁趁秋季南迁。我想起了我的家人。我们一起听收音机，播音员正播报索契的温度。安东说：“黑海应该挺好的。”他不时往炉子里扔一根木柴，等到长日已尽，便取出棋盘。我们一边小口啜饮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伏特加，一边两军对垒。我总是执白子，而且常输。这些无穷无尽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在离开这位朋友时，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旅行再也无法给予我的东西，应该向静止去索取：那就是平和。
就在那时，我立誓要在小木屋里独自生活几个月。寒冷、寂静和孤独的状态将来会比黄金更加贵重。在人口过剩、气温过热、喧闹的地球上，森林小屋将是世外桃源。一千五百公里以南就是跃动的中国。十五亿人口已经准备迎接缺水、缺木材、缺空间的未来。住在世界上最大的淡水库旁的森林中，这是一种奢侈。总有一天，那些在豪华酒店的大理石大堂里愁眉不展的沙特石油商、印度新贵和俄罗斯商人将明白这一点。到那时，就应该前往更高纬度的地区，直到苔原地带。幸福将位于北纬六十度以北。
逍遥栖居在荒野林间比在城市中日渐萎靡强得多。地理学家埃利兹·勒克吕——同时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和文笔优美的过气作家——在《人与地球》第六卷中阐述了一个天才的想法：人类的未来将在于“文明与野蛮的完美结合”。我们不必在对技术进步的渴求与对处女地的企望之间做出选择。林中生活为复古派和未来主义的和解提供了理想的土壤。在森林中，在最接近腐殖土的地方，永恒的生命正在延续。在这里，我们重新接触到真实的月华，我们遵循森林的法则，但也不必放弃现代化带来的安逸。我的木屋就是进步与古老的融合。在出发前，我在文明的超市里挑了幸福生活必不可缺的几样东西——书籍，雪茄，伏特加：我将在粗犷的森林中享受这些。我执着于勒克吕的预感，所以给小木屋安装了太阳能电板，为一台小型电脑提供能源。我的电子芯片吞食的是光子。我在观雪时听舒伯特，在砍完木柴后读马可·奥勒留，为庆祝晚上的捕鱼成果而抽上一支哈瓦那雪茄。埃利兹会很满意的。
布鲁斯·查特文在《我在这儿干什么》中引用了荣格尔的一句话，而后者则是引用了司汤达：“文明的艺术在于将最精致的趣味与永恒存在的危险相互联系起来。”这与勒克吕的论断形成了共鸣。关键在于掌好生活的舵，穿越各个矛盾世界之间的界线，在愉悦与危险、俄罗斯冬季的寒冷与火炉的热力之间保持平衡。绝不安定下来，永远在感官的各个极端中摇摆。
林中生活可以让人还清欠债。我们呼吸，吃水果，采花，在河水中沐浴，然后在某一天死去，却没有向地球付清账单。人的一生是在吃白食。理想的活法是像斯堪的纳维亚传说中的精灵那样不在欧石南上留下一丝痕迹地穿越荒野。我们应当把贝登堡的建议立为原则：“离开宿营地时，记住留下两样东西。第一是无物。第二是感谢。”什么是关键呢？别给这颗星球造成太大负担。幽闭在原木小屋里的隐士并不污染地球。他立在木屋门前，观赏季节跳着永恒回归的快步舞。他不靠机器，却锻炼了身体。切断了一切联系，却破译了树木的语言。他从电视中解放出来，却发现窗户比屏幕更加透明。他的木屋点缀了湖岸，也提供了舒适的生活。某一天，我们将厌倦谈论“减少增长”和对自然的爱，却希望整理好自己的行动和思维。停止那些关于森林的空话，离开城市的时候到了。
木屋是个简化的王国。松林荫庇下的生活简缩为一些根本性的行为。从日常杂务中解放出来的时间被休憩、凝视和各种小幸福所占据。需要完成的事项减少了。读书、汲水、砍柴、写作、沏茶成为礼拜仪式。在城市中，每个动作的进程都得牺牲上千个其他行为。森林则将城市所分散的集中了起来。
二月十九日
晚上九点，我坐在窗前。腼腆的月亮寻找着灵魂伴侣，但天空空无一物。我曾妄图扼住每一秒钟的脖颈，逼它吐出吞下的时间，榨取它的汁液，而现在，我学习着凝视。皈依僧侣般静默境界的最佳途径是被困在其中。茶杯在手，坐在窗边，任由时间浸润，欣赏风景呈现的细微变化，什么都别再想，攫取一闪而现的灵光，将其付诸笔记本。窗棂的作用是邀请美景入内，让灵感出来。
我就这样以梵高所画的加歇医生的姿势过了两个钟头：手托腮帮，眼望虚无。
突然，一阵隆隆声在寂静中越来越响，雪亮的光束穿透夜晚。一队车辆在冰上向北行驶。我用望远镜分辨出十几辆车正朝我所在的湖滩驶来。二十分钟后，八辆饰有广告牌的四驱车在湖岸列为一排。这些都是伊尔库茨克的要人，普京的党派——统一俄罗斯党——的成员。他们正在进行环湖八日行。几个月后我才知道，其中包括一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成员、州长的几名亲信和一个自然公园的负责人。他们的轮胎扎进了通往湖滩的雪坡。这些人似乎对粉雪毫不在意。在雪上行走，那是无法容忍世界的纯洁。第一步是扎上雪坡，下一步就是对波兰人开膛破腹。
引擎旋转着，收音机则播放着娜蒂娅的歌，这位萝莉成了全球化的青少年偶像，受到俄罗斯乡野村夫的大肆崇拜。我感到十分沮丧。
我躲在木屋里，试图用二百五十毫升克德罗瓦亚伏特加刺激自己的神经。我听见那些家伙在冰上嚎叫。他们凿了一个洞，然后在摄像机灯的光束的照耀下，一个接一个大喊着跳进冰水里。这只能抵得上车臣兵营里的新兵第一次被捉弄的程度吧。
我来这里逃避的东西正猛击着我的小岛：噪音，丑陋，过剩的睾丸素。而我这个可怜的傻瓜，我那些关于简单生活的长篇大论，以及桌上的那本让-雅克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我想到了那些不得不引导游客参观的本笃会隐修士，这些僧侣来隐修院封存信仰，却发现自己在向毫无兴趣的人详解圣本笃的戒律。
公元四世纪，沙漠长老们痴迷于孤独，无法容忍任何外来的纷扰。他们隐退到沙漠深处，在岩洞中避世。他们的爱全部奉献给了与其相似的同类所组成的虚无世界。在法国郊区，有时会出现一个家伙向一群年轻人扫一梭子铅弹。他的下场则是匆匆掠过《巴黎人报》的社会新闻，然后进了监狱。
为了让我的血液冷却下来，我出门走上湖面，那些俄罗斯人则疯狂地玩起了汽车拉雪橇。我往布里亚特方向走了两公里，然后在冰面上躺了下来。我正躺在一片寿命达两千五百万年的液体化石上。夜空中的繁星比它更要老一百倍。我三十七岁。然后我回到木屋，因为气温是零下三十四摄氏度。
二月二十日
人类离开，野兽回归。
今早最让我高兴的是哪一件事呢？是那伙阴沉的家伙在八点钟离开，还是几分钟后一只黑头山雀轻啄玻璃的来访？
起床时，我因饮酒过度而口干舌黏，仿佛在水上漂浮。昨晚，我为了遗忘而饮酒。我给山雀喂了食，点上炉子，木屋很快热腾起来。我把太阳能电板装在昨天造好的木架上。这些电板过的日子可不坏：从早到晚躺在那儿，面朝美景吸收光子。
袅袅烟雾从茶杯中上升，勾起了许多思绪。
杯前的我想起了妹妹。她的孩子出生了吗？我一点儿消息都收不了。电脑无法承受这里的温差，已经在前天崩溃了。我的卫星电话则什么都接收不到。临行前，我在巴黎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配置这些技术设备。我本该深信德尔苏·乌扎拉的哲学：在森林里，可靠的东西只有斧子、炉子和匕首。失去电脑的我只剩下思想了。回忆和其他东西一样，也是一种电子脉冲。
二月二十一日
零下三十二摄氏度。水晶般的天空。西伯利亚的冬天如同韦索斯笔下冰宫殿的天花板：荒瘠而纯净。
前天的那群野蛮人洗劫了一切。他们捅进雪堆，在四处都留下路过的痕迹。只有一场令湖岸恢复明净的暴风雪能使我平复下来。
木屋以南约五十米处有一座“班亚”，是个长宽均为五米的棚屋，用炉子加热。沃罗迪亚去年造了这个棚屋，加热四小时，它的温度能升到八十摄氏度。“班亚”是斯拉夫人的桑拿，它展示了俄罗斯人对温度的蔑视。身体不经过渡便从火转换到冰。二十分钟的蒸烤后，我出了“班亚”。室外零下三十度的低温驱散着累积的热量。冰冻紧勒住我的颅骨，必须马上回去。“班亚”寓意着我们为不断追寻更高的生活水平而度过的生命。我们推开门，以为触及了幸福，但很快又掉头寻找原先的生活，而后者迅速再次成为我们的负担。
俄罗斯人每周会躲进“班亚”一两次，以摆脱废渣。热量像挤柠檬一样压榨着身体。所有的怨恨都烟消云散，不良的脂肪、污垢、酒精都渗透出来。
晚上六点，风暴逐渐形成。我光脚穿着毡靴返回小木屋。手持油灯的我仍记得古拉格[2]政治犯的故事，他们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出去撒尿，然后便迷了路，再也回不到藏身之处。早晨，人们在离棚屋五十米的地方发现了他们的死尸。我灌下一升滚烫的茶。“班亚”是绝对的奢侈品。我成了一个新人。给我一把铁锹和一面红绸，我将建起社会主义。
晚餐是一碗米饭和塔巴斯科辣椒酱，半根香肠，半升伏特加，甜品则是月亮。它挂在山脊之上，品味着自己的哀愁。我出门向这轮如母亲一般守护着隐修士睡眠的大圆球致敬。然后，我满怀着对那些既没有木屋也没有“班亚”或洞穴的野兽的怜悯入睡了。
二月二十二日
林中生活是种逃避吗？“逃避”是那些陷入习惯泥坑的人对生命冲动的叫法。或者是一种游戏？那是当然！否则，该怎样称呼带上一箱书和一双雪鞋，自愿在森林湖畔过上一段隐居生活的行为呢？是寻觅吗？这个词太广。实验？从科学层面上说，是的。小木屋是一座实验室，一个加速我对自由、静寂和孤独的向往的实验台，自创一种慢生活的试验田。
生态理论家们宣扬减少发展的观念。在一个资源逐渐稀少的世界里，我们无法继续追求无止境的增长，因此必须放慢速率，简化生活，减少需求。现在，我们可以自愿接受这些改变；明天，经济危机将把它们强加给我们。
减少发展永远不会成为政治上的选择。要实施它，需要一位明智的独裁者。试想，哪位长官有勇气向民众强加这种疗法呢？他该如何使大众皈依苦行的美德？说服数十亿中国人、印度人和欧洲人去读塞内加，而非大嚼芝士汉堡？减少发展是个乌托邦：是那些希望遵守营养学法则的人找到的一种诗意的方法。
如果要在奢侈的朴素这一基础上建立生活，小木屋是片理想的土地。隐士的朴素在于既不被外物，也不被自己的同类所困扰，摆脱自己对以往那些需求的习惯。
隐士的奢侈则在于美景。在他目光所及之处，均能发现绝对的壮美。时间的流逝从不会被打扰（前天的事件除外）。技术并不能把隐士束缚在它创造出的需求所形成的火圈之内。
回归森林这种方式只能由少数人进行。隐修论是一种精英主义。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说明的正是这一点。今早，我一点燃炉子就开始重读这本书：“对野性生命的一切保护都注定失败。这是因为，为了珍惜，我们必须看见，必须抚摸，而当足够数量的人看见、抚摸后，也就不再剩下什么可珍惜的东西了。”人群冲进森林，是为了用斧头砍伐。林中生活并非解决生态问题之道。这一现象本身便包含着反证原则。来到森林的大众将带来他们本以为离开城市便能逃避的恶。这是他们无法摆脱的。
白昼。一辆捕鱼卡车出现在远方，并在我的窗框中停留良久。接近中午时，我往雪堆里扔了六瓶克德罗瓦亚伏特加。三个月后，雪融之时，我会再发现它们。瓶颈将冒出雪层，比雪花莲更能播报美好日子的来临。这是冬天为春天的永恒回归而送出的礼物。
一下午的整理和修葺工作。我钉了几块木板，密封了小木屋的挡雨板，还完成了物资箱的分拣。但今后怎么办呢？等到没有木板要钉、没有箱子要整理的时候呢？
十七点，太阳消失在山脊后面。阴影逐渐覆盖了林间空地，小木屋里暗了下来。为对付焦虑，我找到了一种即刻起效的解毒剂：在冰面上走几步。望一眼天际，我就能坚定自己的选择：这座小木屋，这种生活。不知道美能否拯救世界，但它拯救了我的夜晚。
二月二十三日
叶夫根尼娅·金斯伯格的《眩晕》记述了她在古拉格的那些年。我在温暖的睡袋中读了几页。醒来时，我的日子一个个地挺立着，完整无损，充满渴望，白纸一片。这样的日子，我还储备了数十天。它们的每一秒钟都属于我。我能按自己的心愿自由支配，使之成为光明、沉睡或忧郁的篇章。没有人能改变这种生存方式的进程。这些日子是将被塑形的黏土生命，而我则是抽象动物园的主人。
我了解登山者攀登峭壁时的垂直眩晕：深渊的景象令人心惊。我记得旅行者在草原上的水平眩晕：逐渐消失的界线使他茫然。我清楚酒鬼在自认为发现一个天才念头时的眩晕：他感觉这个念头在体内不断膨大，而大脑却拒绝让它正确成形。我发现了隐士的眩晕，对现世虚无的恐惧。和在悬崖上感到心脏收缩一样，并非因为脚下有什么，而是因为前方有什么。
在这个无事可做的世界里，我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我望着塞拉芬的圣像。他所拥有的，是上帝。
无论人们如何祈祷，上帝都不会嫌太饱。这是个打发时间的绝妙办法。而我呢？我所拥有的是写作。
早茶后，湖上漫步。由于持续低温，冰面不再出现裂缝。寒冷也凝住了温度计。我继续在冰上前行。我用一根木棍在雪上写下了《雪之俳句》系列中的第一首诗：
雪上留下点点脚印：行走为白布划下长痕。
把诗写在雪地里的优点在于它不会持久。诗句将随风而逝。
距湖岸两点五公里处，冰面上劈开一道裂痕。半透明的冰块在裂缝处堆积。与湖岸平行的斑纹逐渐在远处消失。开口处能听见汩汩声。贝加尔湖受伤了。我顺着这条伤痕走，但与之保持距离，因为人很可能掉到水里。
我的脑海中冒出了亲人的形象。这神秘的精神机理啊，一些脸孔会从记忆中跳出来。在孤独的国度，居住的是对他人的回忆。想到这些，就能抚慰对这些不在场的人的思念之情。我的家人就在那儿，在记忆的一道褶皱里。我能看见他们。东正教徒相信神性的存在，它能下凡到画像中。神性在圣像的材料中流淌，呈现在绘画和油彩的反光之中。画像会产生嬗变。
返回后，我决定建起自己的祭坛。我锯了一块长三十厘米、宽十厘米的木板，把它钉在写字台旁，摆上从伊尔库茨克买来的萨罗夫的圣塞拉芬的三座圣像。塞拉芬在俄罗斯西部的森林里度过了十五年。隐居末期，他为熊喂食，说鹿的语言。我在他的圣像旁边摆上一座圣尼古拉的圣像，一座黑色圣母像，被阿列克谢主教封圣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家装束像。我燃起一支蜡烛和一支帕塔加斯喜维亚四号，凝视着烛光透过哈瓦那雪茄的烟雾将相框染成蜜色。雪茄乃是世俗的乳香。
至此，小木屋的布置工程完成了。我已经整理了最后一个箱子。我躺在床上吸着烟，想到唯一一样忘带的东西：一本美丽的绘画史册，以便能够不时注视一张面容。
为了记起我本人，我只有自己的镜子。
二月二十四日
上午，白昼。湖——俄罗斯人称之为“海”——与天交融。温度计显示为零下二十二摄氏度。我点燃炉子，翻开卡萨诺瓦的《我的一生》。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接连出现，私室里的蒂莱塔，阁楼上的亨利埃特。随后则是邮车旅行，逃离威尼斯的总督监狱，墨迹混杂热泪的信件，刚一许下便被打破的誓言，同一个夜晚向两个不同的人起誓的永恒的爱，优雅、轻盈、风尚。贾科莫描述快感的句子被我牢记在心：“它永不停歇，直到无法再增强为止。”我合上书，穿上毡靴，去冰洞那儿打两桶水，同时想着罗马的贝利诺-特蕾莎和撒莱诺的利纳达。
花花公子的书，俄国庄稼汉的生活。
日子越来越长。在巴黎时，我并不太关注自己的内心状态。那里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记录灵魂的悸动而造的。而在这儿，在盲目的寂静中，我有时间探究自身构造的细微之处。隐士会遇上一个问题：人能够容忍自身吗？
有了那些透过窗子产生的迷人景色，我们怎么还能在家里保留电视机？
山雀又回来了。我在鸟类指南上寻找关于它的技术档案。该书的瑞典籍作者拉斯·斯文森出生于一九四一年，他还有许多作品，如著名的《欧洲鸣禽指南》。据他所说，能通过“吱吱-呔呔呔”的鸣叫声辨认北方山雀。但我的这只山雀一声不响。在随后的几页里，我读到有一种山雀名叫“死亡山雀”。
这只小动物的来访让我喜出望外。它点亮了这个午后。几天内，我已经对此类景象感到满足。神奇的是，我们能迅速戒除如同怪物展览般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我想到，我得进行多少活动、遇见多少人、读多少东西、拜访多少地方才能结束巴黎的一天，而我却在这儿，轻松地面对一只鸟儿。小木屋的生活或许是一种倒退，但如果这种倒退中包含着进步呢？
二月二十五日
正午，我乘着风出发，去拜访邻居沃罗迪亚。这位护林员的据点在叶罗钦岬的突角，在我的小木屋以北十五公里。他和妻子伊莲娜住在一座枞木屋里。他们的领地标志着贝加尔-勒拿保护区的北部边界。五年前，我坐着一辆乌拉尔摩托车的边车在冰上漫游时曾遇见他。我挺喜欢他那头发茂密的扁平脑袋，很高兴再见到他。我仍记得他那双冶金工人的手：能握断人手的两只大巴掌。
在守护我的小木屋的岬角后面，阵风的风向转北了。雪松的树梢迎风摇晃，发出海难者的信号。谁会来拯救树呢？
没料到风越来越猛。我在湖上径直走向叶罗钦，与湖岸保持一到两公里的距离。我缩在为零下四十度气温设计的加拿大鹅外套中，脸上罩着氯丁橡胶保护罩，戴着登山头盔和极地探险手套。我花了二十分钟穿戴，最重要的是别让任何一平方厘米的皮肤暴露在户外空气中。
今天的贝加尔湖患了硬化症。雪片一片片剥落。风用牙齿撕扯着雪，在黑曜岩上四处散落如同虎鲸皮肤上的白斑一样雪白的圆点。随着冰面显露，湖面逐渐变得暗沉。
我的鞋钉紧咬着清漆般的冰面。如果没有鞋钉，风早就把我刮跑了。狂风卷过山峰，冲刷着泰加森林。沃罗迪亚后来告诉我，风速一度达到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风逼迫着我俯身行走，有时，一阵狂风会使我生生停下脚步。
我盯着嵌在丛林狼皮毛风帽开口处的那一小块镜片。丝丝雪痕在玻璃上蜿蜒，如柳珊瑚一般优雅。在重新冻结起来的裂缝处，冰面呈现出泻湖般的青绿色。随后，紧接着这段热带风情插曲的是如同长条茶色玻璃的水洼。阳光在断裂处洒下蛋白色的流影。冰层吸进了一些气泡。人们犹豫着踏足于这些珍珠色的水母之上。透过我的面罩，这些水中景象波动起伏着。当我闭上眼睛时，它们仍然印刻在视网膜上。
走到第三个钟头时，我冒险迎着风往西面的山峦望了一眼。树木在那里站岗，直到海拔九百米处，山峰拒绝它们为止。峡谷在山坡的褶皱间蜿蜒。四个月后，它们将迎来融化的雪水，倾入盆地。我走到附近时，由于漏斗效应，风越发猛烈。难以想象，竟有作家企图描摹类似地方的美景。
我贪婪地阅读了杰克·伦敦、格雷·奥尔、奥尔多·利奥波德、费尼莫尔·库柏的几乎全部作品以及美国自然文学流派的大量著作，却从未在其中的某一页上感受到我面对湖畔景色时的情绪的十分之一。但我仍将继续读书和写作。
每小时总会出现两三次声响，震动我的思绪。贝加尔湖正在断裂。激浪、喧闹的瀑布、鸟儿啁啾、冰块撞击声都不会惊扰我的睡眠。与之相反，同伴的呼噜或房顶滴落的水声却是我无法忍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