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伊始，我心已醉。
只说那微妙的知觉，形态，力量，
只说那轻巧的昆虫，动物，
还有感受，还有目光，还有爱，
都让我由心敬畏，欣然忘食。
我止步不前，不再期待远方，
我要留在这里，用狂喜的曲子，不住地歌唱。
大英帝国之子艾伦·图灵，出身于一个半贵族半资产阶级的家族。在他的祖先中，有上流社会的商人、军人和牧师。随着不列颠席卷全球的扩张，他们也开拓了自己的世界。
上溯到14世纪，图灵家族发源于北苏格兰阿伯丁郡的佛汶然地区。1638年，这个家族里有一位准男爵，叫约翰·图灵，他离开了苏格兰，来到英格兰。图灵家族的信条是“勇者好运”，但不幸的是，约翰勇气有余，却没遇到好运。在英国内战中，准男爵吃了败仗，佛汶然遭到大肆洗掠，在王政复辟后，他也没有得到赔偿。于是，到了18世纪，图灵的家族没落了。在他的家史上，有这么一首歌谣：
沃尔特，詹姆斯和约翰深谙，
无用的冠冕之荣耀，
不及安静祥和的生活，
而生活啊，要由圣洁的信仰来点亮！
可是，平静的时光抛弃了他们，
佛汶然的荣耀黯然倾倒。
直到罗伯特爵士归来，
重拾昔日的声望：
班夫的高塔如城堡般耸立，
昂扬的歌声日夜敲响。
亲朋好友欢聚一堂，
为图灵家族的复兴高声歌唱！
歌谣里的故事是这样：1792年，罗伯特·图灵爵士从印度归来，终于带回好运，恢复了爵位和领地。但是，图灵家族并没有真正复兴，因为他和家族的各大支系，都偏偏没儿子。到1911年，图灵家族只剩三个很小的分支，一位84岁的英国驻鹿特丹领事继承了爵位，带领兄弟儿孙在荷兰形成了一个分支。还有一位约翰·罗伯特·图灵，带着他的后代形成了另一个小分支，这位就是艾伦·图灵的祖父。
1848年，约翰·罗伯特·图灵以第11名的成绩，获得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数学学位。但他随后放弃了数学，就任圣职，当了牧师。1861年，他娶了19岁的范妮·博伊德，并离开剑桥，定居在诺丁汉郡。在那里，他们一共生了十个孩子，有两个幼年夭折，剩下的四男四女，全靠他的牧师薪水维持生计。1883年，在他最小的儿子出生后不久，约翰罹患中风，见了上帝。
他的遗孀范妮身体羸弱，持家的重任落在年长而坚强的姐姐珍妮肩上。为了让家里的男孩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举家搬到了贝德福德。珍妮办了一所学校，并让两个妹妹在里面教书，几位姑娘日夜操劳，一心为了让家里的男孩们成才。不幸的是，长子阿瑟又成了图灵家族的一位勇敢却不走运的人：他应征去印度当兵，结果在1899年西北边界战中遭到伏击，当场战死。三儿子哈维移民到加拿大，成为一名工程师，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回国，改行做《鲑鱼与鳟鱼》和《田地》杂志的编辑。小儿子艾里克当了律师。家中的女孩们，只有珍妮结婚了，嫁给贝德福德的一位地产商，赫伯特·特拉斯坦·伊夫爵士。另一个女孩希比尔，成为一名宗教执事，夹着一本福音书到处传教。1902年，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艾伦的祖母范妮·图灵死于肺结核。
在刚才的介绍中，有一位还没提到，也就是约翰的二儿子，生于1873年11月9日的朱利叶斯·马西森·图灵——这位就是艾伦的父亲。朱利叶斯没有继承约翰的数学天赋，而是成了一名文科高材生。1894年，他获得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学士学位，还拿了奖学金。他忘不了童年时期的窘困，拒绝继续花钱读书。他是个很好强的人，从不跟人谈论童年的苦，也不抱怨自己遇到的种种荆棘坎坷。他希望进入印度文职机构，自从1853年自由改革以来，印度文职人员的竞争异常激烈，甚至比英国外交部还要难考。但是苦心人天不负，在1895年8月的统一考试中，朱利叶斯在154人当中排名第七。他对印度各项法律、塔米尔语及英属印度史颇有造诣，在1896年的复试中，他又考了第七名。
1896年7月，复试的前7名被调到印度的马德拉斯省，朱利叶斯随之走马上任了。这个省覆盖了印度南方的大半疆域，朱利叶斯在此就任民政事务官。跟1792年罗伯特爵士离开时相比，此时的印度，一切都已经不同了。勇者不再有什么好运，能忍受40年酷暑的公务员才有好运。据当时的一位作家记载，这位民政官非常乐于与当地人交流感情。维多利亚改革，使印度社会逐渐现代化，大英帝国也开始受到真正的尊敬了。
不久，朱利叶斯又调任到内政部，临走时向亲戚借了100英镑，买了马具和一匹小马。他在贝拉里、卡努尔和维萨卡帕特南地区，当了10年助理税务官兼法官。他每天骑着他的小马，走过一村又一村，上至审计监察，下至播种灌溉，什么都要管。1906年，他转正了，成为首席税务官。1907年4月，他第一次回国，这位背井离乡孤独奋战了十多年的男人，终于又要踏上英国的土地了，对他来说，也是时候该成家了。就在这趟回国的途中，他遇到了艾赛儿·斯托尼，也就是艾伦的母亲。
艾赛儿·斯托尼的祖先也是大英帝国的开拓者。1688年的革命之后，约克郡的一位年轻人，托马斯·斯托尼（1675～1726）在英国最早的殖民地上拥有了土地。他在蒂珀雷里建了一座庄园，后来传给了他孙子的孙子，托马斯·乔治·斯托尼（1808～1886）。后面这位托马斯一共有五个儿子，大儿子继续接管了庄园，其他人则随着帝国的扩张各奔四方。三儿子成为水利工程师，为泰晤士河、曼城运河和尼罗河设计过水闸。小儿子移民去了新西兰，四儿子爱德华·沃勒·斯托尼（1844～1931）到印度当了工程师，这就是艾伦的外祖父。在印度，爱德华平步青云，攒下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成为马德拉斯铁路的首席工程师，负责建设唐各布达拉桥，还发明了斯托尼无声涡轮。
爱德华头脑精明，脾气却很糟糕。他娶了萨拉·克劳福德为妻，她来自一个住在爱尔兰的英格兰家庭。他们生了两儿两女：里查德子承父业，到印度做工程师；爱德华·克劳福德是皇家军医的一名少校；伊夫莲嫁给了印度军的柯万少校。还有一位艾赛儿·萨拉·斯托尼，就是艾伦的母亲，她于1881年11月18日，出生于印度马德拉斯省的博德努尔。
虽然斯托尼家并不缺钱，但是艾赛儿的童年生活并不比朱利叶斯愉快多少。家里的四个孩子全被送回爱尔兰上学，远离父母。这是一个典型的英属印度家庭，这些孩子的童年，成为英国扩张的牺牲品之一。他们寄宿在舅舅威廉姆·克劳福德家里，他是克莱尔郡的一位银行经理，结过两回婚，头婚有两个孩子，二婚有四个孩子。所以，这个地方对于四个小寄宿者来说，是一个没有爱和关怀的地方。
1891年，这一家搬到了都柏林，在那里，艾赛儿每天乏味地坐着马车去上学，每顿饭只花三便士，这对她的发育造成了一些影响。17岁时，她被送到切尔腾纳姆女子学院去“纠正土方言”。在那里，她受到了贵族子女们的歧视，他们嘲笑她是“铁道＋银行”的产物。尽管如此，她的心里仍然有一个梦想在摇曳，她想学习音乐艺术。因此，她在6个月后，去了巴黎大学文理学院。但是，她在巴黎也没待多久，因为她很快就发现了，法国人在歧视别人这个方面，并不比英国人逊色。于是，在1900年，艾赛儿跟她的姐姐伊夫莲一起，前往古努尔跟父母一起生活。来到印度，她终于摆脱了生活压力，但同时也告别了知识的世界——反正那个世界似乎永远排斥她。
艾赛儿和伊夫莲在印度待了7年，在这段日子里，她们引领了古努尔少女界的时尚潮流。驾马车，发名片，画水彩画，演戏剧，还有一套十分复杂的餐桌礼仪。在她父亲带着全家去克什米尔度假时，艾赛儿情窦初开，与一位传教士医生坠入了爱河。但由于这位可怜的传教士实在太穷，他们的感情最终被世俗击垮了，艾赛儿恢复单身，闺中待嫁。1907年春天，他们一起乘船回英国，在途中，艾赛儿邂逅了朱利叶斯。
他们走的是太平洋航路，还没等走到日本时，他们的爱情就已经不可收拾了。朱利叶斯其实是个有节制的男人，但是他也懂得什么时候该激动。他俩共进晚餐时，朱利叶斯对侍者说：“你给我拿啤酒来，一直拿，我不说停，你就一直拿。”等到他向爱德华提亲时，又摇身一变，成了光彩体面的印度公务官员。他的提亲成功了，但是啤酒这件事，着实给他的岳父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他建议女儿，最好不要嫁给这种轻浮的酒鬼。他们穿越了太平洋和美国，期间还一起到黄石国家公园游玩，看到美国年轻人的亲热行为，感觉很震惊。1907年10月，他们在都柏林举行了婚礼，为了这场婚礼的花销该由谁出的问题，朱利叶斯和爱德华互相抱怨了好几年。1908年1月，他们夫妻二人回到印度，9月1日，在古努尔的家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约翰·图灵。朱利叶斯利用职务之便，带着他们在马德拉斯好好玩了一通，他们去了帕瓦蒂普然、维萨卡帕特南、安南塔普、博兹瓦达、奇卡克尔、卡努尔，在1911年3月，他们来到了查塔布尔。
在查塔布尔的深秋里，艾赛儿又有喜了，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未来的艾伦·图灵。在印度东海岸这个无名的小地方，他的第一个细胞形成了，渐渐分裂出大脑和心脏。朱利叶斯不想让他在印度出生，于是在1912年，他们一家回到了英国。
这次返乡之旅，把这一家从印度带到了一个危险的世界。英国已经不是那个英国了：大罢工、妇女运动、爱尔兰内战、国民年金保险法、官方机密法、还有丘吉尔说“践踏现代文明的巨型四肢”，这一切都体现着维多利亚王权的丧失和政府权力的扩张。宗教的地位也动摇了，取而代之的是同样让人迷茫的科学。新的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就像惠特曼在《摩登时代》里面说的一样。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全面圣战，还是阶级清洗。
但是，世界的变化仿佛不关图灵家什么事，他们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与20世纪是绝缘的，一心只想把19世纪剩下的东西搞好。而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却不得不降生在这个纠结的时代，他会措手不及地被卷入这场冲突，但同样也会被这冲突的结果庇护20年。
1912年6月23日，他在帕丁顿的一间产房
里诞生了。7月7日，他得名艾伦·马西森·图灵。朱利叶斯把假期延长到次年3月，他们一家前往意大利过冬。随后，他回到印度的工作岗位，而艾赛儿则留下来陪着两个孩子：出生不久的图灵和4岁的约翰。1913年9月，她也回到了印度。朱利叶斯已经充分领教了马德拉斯的酷暑，于是决定让两个儿子留在英国。所以，艾伦从来没有跟这位亲切的印度官员一起生活过，也没有见过东方的鲜艳色彩。朱利叶斯背井离乡去印度，而艾伦却在英吉利海峡的风中度过童年，尽管这里是他的故土，但其实却是双重的背井离乡。
朱利叶斯把他的两个儿子寄养在一对军人夫妇家里，沃德上校和沃德夫人。他们住在黑斯廷一个名叫圣伦纳兹的海滨小镇，拥有一所海边的大房子。房子的对面，是赖德·哈葛德的家，他是《所罗门王的宝藏》的作者。有一天，渐渐长大的艾伦在路上闲逛，捡到了哈葛德夫人的一枚蓝宝石钻戒，夫人奖励他两先令。
沃德一家，可不是那种会把钻戒丢在路上的人。沃德上校，说得好听点儿，他冷酷就跟耶和华一样。沃德夫人则认为，抚养男孩，就要让他们长成真正的男人。她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愉快的光芒，两个孩子都很喜欢这位奶奶。他们真正的成长乐园，是南尼·汤姆森开办的幼儿园，那里还有别的孩子。沃德夫妇有至少4个女儿，还有其他寄养的孩子，不久后，他们还把艾伦的表弟表妹，也就是柯万上校的3个孩子也一起接过来寄养。艾伦非常喜欢沃德夫妇的二女儿海兹尔，但是讨厌最小的琼，琼比艾伦大，但是比约翰小。
令沃德夫妇失望的是，图灵兄弟不屑于打架和玩具枪，甚至对无畏级战舰模型也不感兴趣。沃德夫人给图灵夫人写信，抱怨说约翰就是个书呆子，图灵夫人随后写信给约翰，把他责备了一番。沃德夫妇想了很多办法，希望激起他俩的玩兴，比如迎着微风散步，在海滩上野餐，办聚会时做游戏，还有围着门前的篝火吃东西。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都不是家，虽然图灵夫妇尽可能地多回英国，但即便在他们回来时，这个地方也不是家。图灵夫人1915年春天回来时，艾伦已经会说话了，他显得格外早熟，很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在遇到挫折时，他非常倔强。他还把坏掉的木偶种到土里，希望能长出一个新的，不知道他是在做实验还是在故意捣乱。他还慢慢学会控制合作与不合作之间的界线，开始拒绝做一些小孩子该做的事。再后来，他开始动不动就跟南尼或沃德夫人吵嘴。
1915年秋天，图灵夫人要回印度了，她临走时问艾伦：“你答应过妈妈，会学得很乖的，对不对？”艾伦回答：“对，但有时我就忘了！”这次他们只分离了6个月，1916年3月，图灵夫妇冒着德军U型潜艇的危险，一路穿着救生衣，顺着苏伊士运河回到南安普顿。他们全家人去西部高地度假，住在开梅福德的一家酒店，图灵先生在那里教约翰钓鱼。1916年8月，他们决定不再冒这个危险了，未来的三年不能再见面。图灵先生返回印度，而艾伦的母亲则在圣伦纳兹留下来，和艾伦一起，过双重背井离乡的日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图灵一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世界给他们留下的遗产，似乎就是1917年的机械化屠杀，U型潜艇封锁，飞机地毯式轰炸，还有美俄革命爆发。但对于图灵一家，这些东西造成的唯一结果，就是图灵夫人一直留在英国。这一年5月，约翰被送到肯特郡的汤布里奇威尔斯附近的海兹赫斯特预科学校，于是只剩下艾伦陪伴在图灵夫人身边。她喜欢去教堂做礼拜，选了一个非常高的圣公会教堂，每个星期天都拉着艾伦去跟上帝交流。艾伦很讨厌教堂里的香，于是把它叫作“怪味教堂”。图灵夫人还要求艾伦学习水彩画，这是她的得意之技。她带着艾伦去看剧会，艾伦瞪着大眼睛，戴着水手帽，摆出一副古怪的表情，他喜欢看那些学艺术的女生。
艾伦通过一本《快乐阅读》，用3周时间学会了阅读，他还用更短的时间学会了识数，并且养成了一个烦人的习惯：每次走过路灯时，都要停下来看上面的编号。但是，艾伦分不清楚左右，他在左手的拇指上画了一个红点，称为“识别点”，通过它，来判断哪边是左。
艾伦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这是一个令家人很高兴的志向。他父亲喜欢医生的高薪，他母亲喜欢医生的地位。但是，当医生总不能靠自学吧，于是他们考虑，该让艾伦去上学了。1918年夏天，图灵夫妇把他送到圣麦克尔私立学校，学习拉丁文。
比艾伦大9岁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自称是“上层中产阶级里的下层人”，他在战前写道：
如果你是个绅士，无论你收入多少，都要咬着牙齿去表现得像个绅士。上层中产阶级的特点就是，他们没有商业传统，只崇尚军人、官员或者学者。这个阶级的人，手里没有土地，但却总是自认为，自己是上帝眼中的地主。他们不经商，只从事专业职务或者从军，以此来维持半贵族的形象。男孩们总是数着盘子里的石头，念叨着“陆军，海军，牧师，医生，律师”，用这样的方式，来计划自己的未来。
现在，图灵一家就是这么个处境。除了在苏格兰度过的几个假期之外，两个男孩几乎没有什么快乐。他们的奢侈品，就是看电影，溜冰，看杂技。在沃德那里，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清洗，把他们从其他同龄孩子中划分出来。如奥威尔所说：
我在很小的时候，还不到6岁，就感受到了阶级划分。本来我很向往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总是在做一些有趣的事，比如渔民、铁匠和瓦匠。但是，我很快就被禁止跟管道工的孩子们一起玩，因为他们是平庸的。
尽管印度公务员的薪水并不低，但图灵一家的生活并不宽裕，因为他们现在要为将来攒钱，他们必须要为一件事买单，那就是公学。至于战争，革命，通货膨胀，这些似乎都跟他们没关系，两个孩子要上公学，这就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艾伦现在的主要责任就是别惹祸，次要责任是学拉丁文，这两样事，是上公学的必要条件。
随着德国的溃败，休战期开始了。艾伦对拉丁文实在是一点兴趣也没有，所以在写作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他的手和脑似乎无法合作，写作就是跟笔做斗争，这次斗争持续了整整10年。在这期间，凡是他写的东西，要么就是打满了叉，要么就是把纸弄得奇脏。
但尽管这样，此时的艾伦仍是一个阳光开朗的男孩。在圣诞节去拜访图拉斯坦·伊夫时，他的叔叔伯蒂很喜欢给他讲笑话，因为他总是天真无邪地咯咯傻笑。然而，这样的假期对于约翰来说，简直就像噩梦一样，因为他要照顾艾伦，这是一个谁也无法轻松胜任的事。约翰描述道：
他穿着水兵服赶时髦，它倒是挺合身，但是我完全不晓得，还有什么东西能比水兵服更难收拾。领子、领带、围巾、腰带、裤子，在箱子外面扔得到处都是，怎么把它们弄整齐，根本就是超出了人类的智力。我弟弟一个扣子都不管，我一点不夸张，他什么东西都不管，哪只脚穿哪只鞋，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区别。我得帮他处理所有的事，包括刷牙和抠耳朵，这些事让我精疲力竭，只有在我们去看童话剧时，我才能暂时不用为他操心。但就算在这时，艾伦仍然非常烦人，《彩虹尽头》里的绿龙和怪兽一出场，他就开叫大喊大叫……
圣诞童话剧是一年的高潮，但艾伦却不怎么感兴趣。艾伦后来回忆说，小时候我觉得这剧总是没完没了，我不知道它是周期性上演的。后来，他们回到沉闷的巴斯顿住宅，艾伦喜欢上了研究地图。他过生日时，要了一个地图作礼物，并且马上钻研了一遍。他还喜欢药方，把治疗荨麻疹的酸模合剂的成分抄下来。他有一本书，是一小本自然科学笔记，这是他母亲读的《天路历程》的补充资料。有一次，艾赛儿在给他讲书时，偷懒跳过了一篇很长的理论论文，这令艾伦生气地喊叫“你全给搞糟了！”然后跑回了卧室。不管是谁，一旦答应了艾伦的要求，就必须坚持到底，不能变卦也不能骗他。幼儿园的南尼也发现了这一点，回忆在跟艾伦玩的时候说道：
我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正直和智慧，你不能跟他耍任何虚伪的花招。我记得有一次跟艾伦一起玩，我故意让他赢，但他马上就指出来，并且吵闹了好长时间……
1919年2月，在3年的分离之后，朱利叶斯·图灵先生回来了。然而，现在再想在艾伦面前重建威信，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艾伦已经可以轻松地顶嘴了。有一回，朱利叶斯叫他把鞋舌整理好，说鞋舌应该像烙饼一样平。艾伦立即反驳说，烙饼明明是卷的。艾伦如果有什么想法，他会习惯说“我知道”或者是“我早就知道”，比如说，他早就知道伊甸园的禁果不是苹果，而是李子。夏天时，图灵先生带他们到阿勒浦度假。阿勒浦在苏格兰遥远的西北地区。因为有钓鱼教练，所以这次豪华的假期令他们觉得非常愉快。朱利叶斯和约翰在钓鳟鱼，图灵夫人在画海湾的素描，而艾伦则在石楠花丛中自己玩耍。他想了一个收集蜂蜜的好主意，准备在野餐时泡茶。当蜜蜂嗡嗡飞过时，他就在观察它们的飞行路线，并通过标出交会点，确定蜂巢的方位。那点脏乎乎的蜂蜜不算什么，但他的这种聪明，给朱利叶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年的11月，艾伦的父母又走了，他又被留在沃德家，而约翰则回到了海兹赫斯特。图灵先生被调到马德拉斯的一个大城市，做财政工作，艾伦在圣伦纳兹的海边，每天配配无聊的食谱。1921年，当他的母亲再回来时，他已经快要9岁了，但还没有学会比较长的除法。
他母亲发现，这时的艾伦变了，从极度活泼，变得不爱交际了。在照片中，他那10岁的小脸庞，甚至还透着强烈的抑郁和孤僻。于是，她带着艾伦离开了圣伦纳兹，在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度过暑假之后，他们来到了伦敦，她在那里自己教艾伦。在伦敦，艾伦总是喜欢拿一块磁铁，在下水道里找铁屑玩，这让艾赛儿很操心。1921年5月，朱利叶斯·图灵被提拔为马德拉斯政府发展部副部长，负责农业和商业。12月，他回到英国，全家一起去圣摩瑞兹过冬，艾伦在这里学会了滑雪。
然后，艾伦该去上学了，可是圣迈克尔学校却不要他。女校长泰勒说，艾伦确实挺有天分，但是学校也有学校的制度。这事儿一直拖到1922年新年，艾伦的人生终于走进了新阶段，他跟哥哥一样，来到海兹赫斯特。
海兹赫斯特是个小学校，由达灵顿先生开办，布兰金先生教数学，姬丽特小姐教画画和各种类型的音乐。这里一共有36名男孩，都是9到13岁这个年龄段的，约翰很喜欢这里，他现在已经读到最后一学期了，是个好学生。然而，他的弟弟来到这里，却感觉如鲠在喉，他觉得那些制度剥夺了他的悠闲生活，简直就要把人逼疯。他现在整天就是上课、参加活动和吃饭，没有时间做自己有兴趣的事了。后来有一阵子，他迷上了折纸，开始教其他男孩折纸，约翰回忆说，他当时看到了铺天盖地的纸青蛙和纸船。艾伦对地图的热爱，启发达灵顿先生举办了一场地理竞赛，艾伦得了第六名，约翰觉得地理很无聊，输给了艾伦。还有一回，学校举行音乐会，当约翰独唱《希望与荣耀的土地》时，艾伦在后排笑得差一点呛到。
复活节时，约翰离开了海兹赫斯特，去马尔伯勒上公学。夏天，朱利叶斯先生又带着全家去苏格兰，他们这次去洛金文。艾伦喜欢在山间的小路上实践他的地理知识，另外还跟约翰在湖边比赛钓鱼。
这两个兄弟，很喜欢玩一些非暴力的比赛，比如说，为了对付无聊的斯托尼外祖父，他们就会玩一个游戏：谁能想办法让他停止讲那些烦人的故事，谁就算获胜。在洛金文，他们进行了一场让图灵夫人觉得十分低俗的比赛，看谁把吃剩的猕猴桃皮扔得更远。艾伦打败了他们家所有的人，他聪明地让猕猴桃皮胀起来，然后把它们高高地抛过树篱。
艾伦暂时忘记了他的责任和义务，在这里享受着令人惬意的午后阳光。9月份，父母把他送回了海兹赫斯特，当他们乘坐的士离开时，艾伦从学校里冲出来，挥舞着手臂，疯狂地追赶。但是没办法，他们只能咬着嘴唇，搭船回到印度马德拉斯。艾伦对海兹赫斯特的体制，仍然抱有不同的看法，他的平均分慢慢提高了，并且开始对老师的教学提出一些让人尴尬的意见。比如说，当说到教初等数学的布兰金先生时，艾伦对约翰说：“他对未知量x的含义的理解是错的。”
艾伦比较喜欢一些安静的小游戏或辩论，他讨厌而且害怕体育课和课后的游戏，比如其他男孩冬天玩的冰球。艾伦后来说过，他为什么擅长奔跑，就是因为当年为了躲冰球而练成的。不过他很喜欢当边线裁判，他喜欢精确地判定球出线的位置。在一次期末活动中，大家评论道：
图灵为什么喜欢冰球场
因为边线是一道几何题
后面还说，艾伦在玩冰球时，一直在：
观察场边的雏菊的生长
艾伦的母亲，图灵夫人艾赛儿，还想象着这样的场面，画了一幅素描。虽然这只是同学们对他的心不在焉的一种嘲讽，但这句话里确实有一些真实成分，因为在这个时期，有一些新鲜的事情发生了。
1922年末，不知道是谁送给艾伦一本书，叫《儿童必读的自然奇迹》。他后来告诉母亲，这本书让他大开眼界，让他知道了世界上还存在一种知识，叫作科学。这本书，不仅让他认识到什么是生命，而且也改变了他的生命之路。如果说，有一样东西，曾经改变过图灵，那无疑就是这本来自美国人的书。
这本书出版于1912年，作者埃德文·特尼·布鲁斯特如此描述它：“……这是首次尝试为年轻的读者们讲述生理话题。总之，这是一次尝试，启发孩子们产生这样的疑问：‘我和其他生物有什么共性？又有什么区别？’并且给出了回答。另外，孩子们经常会问一些让人为难的问题，其中最难回答的就是：‘我是怎么形成的？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在本书中，我也尝试为那些严肃却困惑的家长，提供一些解答这类问题的基本原理。”
换句话说，这本书讲到了性科学。它从“鸡怎么进到蛋里”开始谈起，谈到“其他种类的蛋”，直到“男孩和女孩是怎么产生的”。布鲁斯特还说：“男孩与女孩确实是有区别的，但不要认为其中一方高于另一方。”
这个区别是什么，布鲁斯特没有细说，他将话题引到了海星和海胆的卵，然后技巧性地回到人体上：
所以，我们并不像泥马和木马，而是像用砖头砌成的马。我们是由小砖组成的，我们为什么能长大，就是因为一块砖分裂成两个半块，然后半块又能长成一整块。但是我们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些砖如何决定自己什么时候长，以及哪里长得快、哪里长得慢、哪里不长。
生命的成长过程，是这本书里最重要的科学话题，但布鲁斯特并没给出详细的解释，他只是描述了这些现象。有意思的是，就在1911年10月1日，当艾伦·图灵的小砖第一次分裂的时候，生物学家达西·汤姆普森教授向英国学会报告说：生理学的本质问题，就像谜一样不可解。
还有一件事，《自然奇迹》也没说清楚，那就是人的第一块砖是从哪来的。它只给出了一个让人不解的暗示，说：“蛋本身也是来自一个细胞的分裂，当然，这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这个过程的细节，就要留给那些“严肃而困惑的父母”来解答了。图灵夫人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也像布鲁斯特一样，采取了隐晦的手法。她给在海兹赫斯特的约翰写了一封信，以鸟和蜜蜂开始，以“不要越轨”结束。可以想见，艾伦应该也是被用同样的方式教育的。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自然奇迹》是非常现代的，它绝不是一本简单的自然书。它里面传递了一种思想，那就是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源自科学，而非上帝。其中有很长的篇幅，解释了为什么男孩喜欢扔东西，女孩喜欢小婴儿，为什么这个世界的理想模式是父亲去办公室工作，而母亲留在家里。这些美国生活的画面，对于印度公务员的儿子来说，理解起来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但是这里有另外一些内容，与艾伦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在你想去游泳的时候，大人却非要让你去上学，在板凳上坐5个小时，学那些讨厌的课程？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你的大脑开始形成思维区……这必须趁大脑还在发育时就开始，通过长时间的学习，慢慢形成以后你都要使用的思维区。当我们长大后，我们的大脑就不能再形成新的思维区了……
这样一来，连上学的合理性也被科学化了，神权至上的旧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模糊的隐喻。布鲁斯特还谈到了生物进化，他甚至还认为，生物就是一种机器：
身体显然就是一个机器，它非常复杂，比人工制造的机器要复杂许多，但它毕竟还是机器。以前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以为它就像蒸汽发动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确实是个气体发动机，就像摩托车、摩托船或飞机的发动机一样。
现在还搞不清楚细胞分裂或变异的具体过程，但是看起来，这确实不像和天使有什么关系。艾伦经常观察雏菊的生长，他也许会想道：雏菊似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它确实是基于一系列细胞，像机器一样地工作着。那么我自己呢？我的身体是怎么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当冰球嗖嗖地从他眼前飞过时，他思考了许多问题。
除了观察雏菊之外，艾伦还喜欢搞些小发明。1923年2月11日，他写信说：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得到了一台可爱的相机是麦克尔希尔斯送我的可以换胶卷的如果你们想看看我复制了一份给你们放在另一个信封里里面有16张照片我还可以做出你们知道的押韵短诗站在茶桌旁的男孩这周我又考了第二名迈顿发来问候GB说我写得太粗了应该向威尔斯要一些新的钢笔尖我现在用的就是新的笔尖明天有场讲座这是我自己发明的墨水。
像海兹赫斯特这样的学校，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普通入学考试，然而在这考试中，却没有什么关于科学、发明或现代世界的内容。《自然奇迹》中说，每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但是这些学校只是像机器一样运转着，似乎是没有原因的。这就是在英国体制下建立起来的思维区——即使在燃烧的甲板上，人们也是一样按部就班地工作，直至烧死。
因此，所有的老师都极力地阻碍艾伦，不让他搞那些没有用的“科学”。但他们无法阻碍他的发明，尤其是发明书写工具：
4月1日（愚人节）
猜猜我正在用什么写字？是我自己发明的钢笔它是这个样子的：
（此处有一张简陋的钢笔设计图）
你们看，按一下E点（钢笔填充管的软头），就能吸满墨水了。本来我以为轻轻挤一下就能跑出一点墨水但这好像还不太好用。
听说约翰去了法国鲁昂他看到圣女贞德雕塑了吗？我希望约翰喜欢鲁昂不好意思我今天不怎么想继续写了迈顿说约翰寄了些东西。
因为这支钢笔，大家又有了新的句子来形容艾伦：
一支钢笔漏的墨水
够四支钢笔用半天
在7月的另外一封信中，图灵还用绿色的墨水（这是不许用的），粗略地勾勒了一个关于打字机的想法。
约翰去鲁昂的时候，图灵家有了一个大变化。约翰在去马尔伯勒之前，就对父亲说，他想从沃德家产生一点改变（大意就是想搬走），于是图灵先生同意了。他们在赫特福德郡，找了一个教区牧师家庭，从1923年夏天开始，作为他们的新家。复活节时，约翰第一次和弟弟分开，住在鲁昂的高迪尔太太家里。到了夏天，艾伦也实在很想去，于是就去和他一起住了几个星期，感受了法国的文化和文明。艾伦对小资小清新风格的高迪尔太太印象很好，她让艾伦把耳朵后面洗干净，否则约翰就会被训一顿，艾伦觉得“这简直太好了”。高迪尔太太也很喜欢听艾伦的奉承，而且还允许他偷偷去电影院，这让约翰很不高兴。图灵兄弟二人，外表都非常帅，具有很微妙的魅力，相比之下约翰更明显一些，艾伦稍逊。这一次度假很不愉快，约翰拒绝骑单车带艾伦玩，他们只好一起无精打采地闲逛轧马路。高迪尔太太说，艾伦就跟蜗牛一样，艾伦走路确实像蜗牛，总是沿着排水沟慢慢走。其实，这不也是在形容整个图灵家族吗？迟钝的图灵，郁闷的图灵，总是失败，要么最慢，要么最差。
后来，两个男孩回到了赫特福德郡的新家，变得开心多了，在这里度过了余下的夏天。红砖的教区宅邸，透着乔治王时代的艺术风格，副主教罗勒·梅耶是一个迷人而成熟的男人，附近还有玫瑰花床和网球场，沃德家那套严明的纪律也一去不复返了。约翰很喜欢在网球场和女孩们一起玩，他现在已经15岁了，显然会对此很有兴致。艾伦则开心地在丛林里一个人骑单车，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屋子搞得乱七八糟。在一次教会活动时，一位吉卜赛算命人说，艾伦将来会是一个天才，梅耶夫人也觉得，艾伦确实不是个一般的孩子。
他们在梅耶家并没有住很久，因为他们的父亲朱利叶斯·图灵先生，被竞争对手气得要命，突然决定要辞职。他的竞争对手凯普贝，本来在上岗考试中成绩不如他，但却被提拔成马德拉斯首席秘书长。于是，朱利叶斯不愿再等待下一次晋升机会了，干脆告老还乡。他每年能拿1000英镑退休金，但是却没有爵位。
不过，他们一家并没有回英国，图灵父亲不想交税，如果他每年在英国待不到6个星期，那就不用交所得税了。于是，图灵一家前往到法国迪纳度假。
图灵先生是1926年7月12日辞职的，他走了之后，马德拉斯仍然照常发展，但他自己的经济状况却完全不同了。艾赛儿现在要详细记录家用开销的账目，像去苏格兰度假这样的事情，从此以后再也不可能了。从很多方面来看，他过早退休是一件坏事，他的两个儿子也觉得，这是一个灾难。艾伦认为，父亲本来应该胜过那个什么凯普贝的，而约翰后来则评论道：
我以前真的没想到，我父亲这么容易就被击败了。其实我本来早就应该想到的，因为很多人都说，我父亲一点都不关心级别和制度，也不关心自己的政治前程，总是口无遮拦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有一个例子足以体现这一点，那时候他在马德拉斯，做威灵顿的首席助理，有时候他们意见不同，我父亲就会说：“你记住，你不是印度的老大！”这种严重的找麻烦的话，实在是让人没法接受。
图灵夫人对此也经常抱怨，尤其是当她羡慕威灵顿夫人的时候。说实话，图灵先生工作很负责，遵守规章，服从安排，一心为当地的数百万人民服务。但是在马德拉斯官场，这些都没有什么用。他的余生，充满了挫折感和幻灭感，钓鱼和桥牌，也无法缓解他的苦闷和压抑。特别是图灵夫人想要回欧洲，这更加恶化了他的情绪。他们不断地给对方提出要求，但是谁也不能满足谁，到后来除了一起收拾花园以外，就很少再沟通了。
这趟法国之行的结果是，艾伦喜欢上法语了，现在这成了他最喜欢的学科。实际上，他是喜欢用法语作为一种密码。在海兹赫斯特时，他就用达灵顿先生看不懂的法语，给母亲写明信片，讲法国大革命。这是他在迪纳时，从布瑞顿的女佣那里知道的，这位女佣经常说，社会主义革命即将来临。
不过，真正让艾伦入迷的，仍然是科学。他父母回来时，看到他紧紧抓着《自然奇迹》，对此他们也并不完全反对。图灵夫人的祖父的二堂兄，乔治·约翰斯托·斯托尼（1826～1911），是一位挺有名的爱尔兰科学家，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曾在都柏林见过他。这位科学家最著名的事迹，是在1894年创造了“电子”这个词，那时还没有原子价这个概念。家族里有这么一位皇家科学院成员，这让图灵夫人感到十分自豪，那种头衔和地位，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给艾伦看了印有巴斯德（1822～1895年，法国化学家，细菌学家）肖像的法国邮票，让他看看当科学家的光明前景。也许她还想起了多年以前让她仰慕的那位克什米尔的传教士医生。总而言之，她一切的想法都是围绕一个原则，那就是她希望成为贵族，她希望斯托尼家族有人用科学来推动王国进步。然而，艾伦的父亲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一个科学家每年顶多能挣500英镑，即便当上政府科学家，也多挣不了多少。
他虽然这样想，但他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帮助艾伦。1924年5月，当艾伦回到学校时，给父亲写信说：
……你在火车上教我测量，我已经学会了，我现在知道怎样测量树的高度、河谷的宽度等。我还举一反三，知道怎样在无须爬山的情况下，测量山的高度。
艾伦还学会了绘制地图。据图灵先生回忆，1924年夏天，他们在牛津待了一阵子，9月时，他们去北威尔士的一个木房子度假。然后艾伦自己回到海兹赫斯特，图灵夫妇留在那里。艾伦回海兹赫斯特之后，自己绘制了雪都尼亚山的地图。
地图是个老爱好，除此之外，艾伦还喜欢研究家谱，尤其是错综复杂的图灵家谱。这个庞大的维多利亚家族，不时地跳出一个又一个准男爵，这让他觉得很有挑战性。
另外，艾伦还喜欢国际象棋，他曾记录道：“本来达灵顿先生说人数太少，没法举行象棋锦标赛。现在我已经成功地召集了足够多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办锦标赛了！”
但是，这一切的爱好，在化学面前都显得苍白了。艾伦一直都很喜欢药方，喜欢配制奇怪的墨水，在梅耶家时，还喜欢在树林里烧泥巴。他很熟悉化学反应的概念，而且在牛津过暑假时，还接触到了一箱子化学药剂。
《自然奇迹》里面没有讲太多的化学，只有一点关于毒物的知识。布鲁斯特讲得并不很学术，他说：
任何一种生物，无论是人还是植物，一生都是在与各种毒物斗争。毒物会通过各种渠道找上我们……酒精，氯仿，各种生物碱，比如做药的可卡因，还有尼古丁，也就是烟草的生物碱，各种毒菌的毒，以及我们喝的咖啡因……
还有一章叫作《关于糖和其他毒物》，谈到了二氧化碳在血液中产生的影响，以及大脑对此的反应：
当脖子里的神经中枢刚尝到一点儿二氧化碳时，它不会怎么样，但当这种感觉开始增强时（大概15秒以内），它就会通过神经传达给肺，它会说：“嘿嘿嘿！你们怎么回事？赶快干活了！用力呼吸！否则血液就要开始燃烧血糖了！”
艾伦觉得这些都很有趣，但是下面这段关于“苏打”的比喻更有趣：
二氧化碳在血液里变成苏打，血液带着这些苏打进入肺，苏打在肺里再重新变成二氧化碳。
在《自然奇迹》中，没有出现专业的化学术语。艾伦肯定已经发现了，这些名称都是不专业的，因为他在1924年9月21日回到学校后，曾经给父母写信说：“别忘了我要的科学书籍，我不要儿童百科”，并且说：
《自然奇迹》说，二氧化碳是在血液里变成苏打，并在肺里变回二氧化碳的。如果可以的话，请把苏打的化学名称或方程式寄给我，我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知道艾伦有没有读过儿童百科，也许他会觉得太幼稚了，所以没有读过。但他在这个时期，已经用一些日常用品，做了很多小实验，学会了化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他的父母都不擅长化学，但在11月，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渠道：“我很幸运，我得到了一本特别好的书。”1924年圣诞节时，艾伦还得到了一套化学药品、坩埚和试管，并且还有一间地下室，可以用来使用这些东西。他从海边拖了一堆海草回来，用来提取碘。艾伦的这些爱好，让约翰觉得很不可思议，他的时间全都花在网球、高尔夫球、跳舞和在娱乐场调情上。
邻居有一位英国校长，艾伦的父母请他来辅导艾伦的普通入学考试。但现在的艾伦，却已经完全陷入了科学的世界。1925年3月，艾伦回到学校时写道：
我这学期的普通入学考试，和上次名次一样，平均分53％，法语考了69％。
他真正关心的还是化学：
我想知道去哪能找到一个陶瓷容器，这样我就能研究高热反应了。我已经试着学了一些有机化学，比如这样的东西：
我知道这种C21H40O2也许是一种油。我还发现，有一种形象的公式非常有用，比如说酒精是：
甲基乙醚是：
你看，这样就能看出它们的分子结构。
接着在一个星期之后：
……在高热实验时，产物往往是气体，这时就不能用坩埚，必须有个陶瓷容器。我要一个一个地做我想做的实验，我想用天然材料来造出一些东西。
艾伦现在已经开始对自己的世界观产生意识了，这种对简朴和自然的向往，不仅体现在化学上，而且体现在今后的很多方面。对他来说，生命本身就是由这些构成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多余。
对于图灵夫妇来说，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不管怎么说，化学只是艾伦的假期娱乐。他马上就要13岁了，当务之急就是上公学。1925年秋天，艾伦参加了马尔伯勒入学考试，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考得非常好（但没获得奖学金）。这时约翰的一句话，改变了他弟弟的命运，他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把艾伦送去，这会毁了他的。”
这件事情确实很棘手，艾伦必须得适应公学生活，否则哪个公学会喜欢一个整天用泥巴和果酱做实验的学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矛盾。图灵夫人说：
在小学时期，艾伦的生活圈子很小，大家能够理解他，并且喜欢他。但是，如果他去了公学，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为了给他找个合适的学校，我真的煞费苦心，生怕他不能适应公学的生活，变成一个高智商低情商的怪物。
但她的苦恼并没持续很久。她有一位朋友，格维斯夫人，是舍尔伯尼公学一位教师的妻子。1926年春天，艾伦再次参加了考试，并进入舍尔伯尼。
舍尔伯尼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英国公学，它最初是个修道院，1550年开始搞教育，到了1869年，彻底变成了学校。1909年，在一阵低迷期过后，诺威尔·史密斯担任了校长，学校由此开始复兴。到了1926年，诺威尔·史密斯已经使学生规模从200人增长到400人，把舍尔伯尼建成了比较卓越的公学。
在艾伦去之前，图灵夫人先到了舍尔伯尼，拜访了校长的夫人，对诺威尔夫人诉说了一些她的期待。诺威尔夫人考虑了她的想法，把艾伦安排在乔弗雷·奥汉兰家里寄宿。
夏季学期从1926年5月3日开始，这是个星期一，也是英国大罢工的第一天。在从圣马洛出发的渡船上，艾伦听说只有慢速火车还在运行。于是他突发奇想，打算从南安普顿骑60英里单车，前往舍尔伯尼。
我把行李交给托运员大约11点从码头出发3先令买了份有南安普顿的地图但上面却没有舍尔伯尼。舍尔伯尼在地图外面。3英里。好不容易找到邮局，1先令给奥汉兰拍电报。遇到一家单车店，6便士搞定。12点左右离开3先令6便士吃午饭7英里到林德赫斯特3英里2便士买个苹果。8英里到比尔利踏板出问题6便士修好。4英里到林沃德。南安普顿的街上到处都是罢工者。很愉快骑车穿过新森林公园和一片荒野到林沃德然后顺利到达温伯尼。
艾伦在布兰德福特最好的旅店过了一夜，假如他父亲知道这件事，保准不会同意。（艾伦必须要计较每一便士，这毫不夸张，比如他会在信的结尾写着：“请寄回1英镑1便士：1英镑钞票和1便士邮票”）幸好旅店老板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他一点钱，而且早上还特地为他送行。
然后，布兰德福特附近有些很好的下坡，整个路上只是有点颠，最后一英里全是下坡。
他从一座小山顶上，望见了他的终点：乔治王风格的小镇，和大修道院旁的舍尔伯尼公学。
这样一个小男孩，面对大罢工时，能不慌不忙地拿出一套应急方案，并且成功地解决了问题，这是很不简单的。当地的报纸，报道了艾伦这趟单车旅行，人们都觉得很吃惊。当温斯顿·丘吉尔向那些“敌人”高呼“无条件投降”时，艾伦却利用罢工，享受了两天自由。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的日子，正如一本描写舍尔伯尼的书，艾力克·沃《青春织机》里面回忆道：
新来的男孩，在公学度过的第一周，恐怕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悲惨的日子。不仅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欺侮，还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孤独，对犯错误的恐惧，以及对一些其实并不存在的困难的恐惧。
当故事的主人公第二天晚上给家里写信时，艾力克·沃这样描述：“哪怕这母亲是个傻子，也能从字里行间看出，她的儿子正处于黑暗而无垠的悲惨境地中。”对艾伦来说，情况甚至比这还要糟，他不仅不知道怎样融入新环境，而且因为罢工，他的行李还一直被困在南安普顿。一周后，他写信说：
这边没有任何衣服或其他东西简直烦死我了……很难在这边安顿下来。快回信。星期三什么事也没有就是在宿舍写作业找教室订教材一周后差不多会好一些……
一周后，艾伦确实好了些：
我越来越适应这里了。但行李还是没到，所以我也好不到哪去。下周二我们要开始沉闷吃力的工作了。在这里，折磨迟到者的手段，就跟高卢委员会一样，老大一喊小弟们就赶紧跑最慢的人就得去干活。这里早上要冲冷水澡，就像马尔伯勒的冷水澡一样。我们每周一三五6：30吃茶点，所以我从中午就憋着不吃饭……印刷工人也罢工了，结果伯纳特书店没有我们订的书，所以我缺很多书。跟别的公学一样，新来的男孩必须唱些歌。不过现在还没到时候。我还不知道要唱什么，反正不是《金凤花》……我们的作业极少，比如读《使徒行传》第三章和第四章，只要45分钟。
爱你
艾伦
唱歌确实是有的，还有一些别的典礼，但是在这种时候，艾伦往往是被踢来踢去扔进纸篓的角色。艾伦的母亲对这封信的评价是，这显示了艾伦“古怪的幽默感”。然而，如果她能读出言外之意，她更应当感到一种责任，而不是同情。
艾伦现在终于开始学习科学了，他写道：
我们每周学两小时化学，刚学到“物质的性质”“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之类的。我给老师讲我制碘的事，还给他看了样品，老师很高兴。这里校长被叫作“首领”。我想学希腊语，而不是古希腊语……
校长安德鲁确实因为艾伦懂那么多而高兴，他说艾伦身上有“令人高兴的坦率和天真”。西科特学院的监督生，阿瑟·哈里斯，作为对单车旅行的奖励，收艾伦做了自己的小弟，或者说跟班。但无论科学还是单车，在舍尔伯尼，这些都不是重点。
校长常常在讲话中，谈到校园生活的意义。他说，舍尔伯尼并非完全为了打开思维，虽然这在过去，是学校的主要意义。现在的英国公学，已经明显地发展成了小型国家，这里有残酷的现实环境，也体现着言论自由、公平正义、议会民主、权益权力等社会概念。校长说：
从教室，从宿舍，从操场，从游行，从你们和老师的关系，从你们的资格和级别，你们应当开始懂得权威，顺从，合作，忠诚，把学校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资格和级别，权力和责任的平衡，这对于大英帝国来说，是更珍贵的东西。而“打开思维”这件事，顶多能算个细枝末节就不错了。
维多利亚改革的影响之一，就是使竞争激烈的考试成为公学生活的重要部分。成绩好、听话的学生，就有机会成为这个小型国家里的知识阶级，艾伦不属于这个群体，人们对他一点指望都没有。学校里还教橄榄球和板球，这里的男孩们很看重这些游戏，他们在这些游戏中，学会控制情绪。世界大战引起的社会变革，对故步自封的公学没有产生冲击，这里的体制仍然是监视且控制着每一个男孩，这些才是舍尔伯尼真正的重点。
在科学方面，舍尔伯尼只是在维多利亚改革中，做出了一个敷衍的让步，从1873年开始，引进一位科学老师。这主要是为了医学而设，并不是为了展示自然世界，而且一直因为“很庸俗”，而经受着绅士们的侮辱。科学不顾一切地求证真理，但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尊重，正如斯托尼家为帝国建了大桥，但却有更高的阶级在指挥他们。公学坚定地抵制着19世纪科学的胜利，诺威尔·史密斯把知识界分成古典、现代和科学，他认为：
只有最肤浅的脑子，才会认为那些新发现是先进的，认为我们离解开宇宙奥妙更进了一步……
这就是一个小型的顽固的英国，在这里，老大和小弟分得很清楚。在学校外面，男孩们充当小弟，把牛奶桶装到火车上，直到国家的老大们结束罢工。艾伦也在做这些事，但他的肤浅的脑子，对贵族、帝国建造者和白人政客面对的困难完全不关心，他对这套体制毫无兴趣。
体制，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词，但体制的运转，几乎是与个体无关的，它会无情地抹杀掉每个人的个性。艾伦所在的西科特学院，从1920年才开始接收寄宿生，但现在却已经形成了监督生、小弟、厕所里的狠打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虽然院长乔弗雷·奥汉兰不愿承认，但这确实是事实。这个40岁的单身男人，靠着兰卡棉花赚来的私人财产，扩建了学院的房子。他不想把男孩们培养成流水线产品，也不像其他院长那么积极地给男孩们灌输信仰，他的学院也因此被冠上“散漫”的不良名声。他鼓励音乐和艺术，反对以强凌弱，在艾伦到来后不久，连唱歌仪式也取消了。作为一个崇尚兼容并包的古典主义者，他是这个小型国家里，最接近自由政府的人。这套体制，如果不考虑细节的话，可以说已经成为事实政体。你可以选择遵守、反对或者退出——艾伦选择了退出。
“他显得沉默寡言，有点孤僻，并非因为不高兴，我想只是因为害羞”，奥汉兰评论说。艾伦没有朋友，这一年，他被其他男孩捉弄了至少一回，他们把休息室一些松散的地板做成陷阱，用来捉弄艾伦。艾伦只是默默地继续着化学实验，但这令他们更加反感了，因为这展示了艾伦的智力，而且会产生刺鼻的味道。“他的生活习惯有点脏、邋遢，”奥汉兰在1926年末写道，“他不觉得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总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但是这并不能得到别人的同情：他看起来总是很开心，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开心。”
“他的生活方式，会给他引来伤害，尽管我还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开心。但不可否认，他不是一般的男孩，这不是坏事，但可能会让他有点不开心。”他在1927年春季学期的最后，有点语无伦次地写下了这些。相比之下，校长对艾伦的评论则比较轻快：
他找到自己的职业后，一定会做得很好，但如果他在学校里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他就会做得更好——他得学会合群。
艾伦不是布鲁斯特说的那种，继承了原始人类的本能，喜欢向其他人投掷东西的男孩。在这方面，他更像他的父亲，他父亲小时候在贝德福德时，就不喜欢玩那些东西。图灵先生没有像他妻子那样，对校长过度尊重，他提出特殊要求，使艾伦免于打板球。后来奥汉兰允许艾伦玩高尔夫球，于是艾伦迅速地把体育馆搞得和他的屋子一样乱七八糟，这使艾伦成了一个讨厌的人。因为他本来肤色就比较黑，再加上总是抹得到处都是墨水，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很脏。他的笨手一伸出来，就仿佛是他自制的钢笔一样，随时都有可能喷出墨水。他的头发永远都不能倒在他想要的方向，衬衫从裤子里耷拉出来，领带缠在僵硬的领子外面，而且他好像还不知道哪个扣子该对应哪个眼儿。在星期五下午的军事训练营，他站在那里，帽子戴歪了，肩膀隆起来，穿着像灯罩一样的奇怪制服，还把裤腿卷了起来。这些特点，使他经常受到嘲笑，更不用说他那种怯懦、抑郁、尖细的嗓音——他不是真的结巴，而是犹豫，他好像需要用一套笨重的程序，费力地把自己的想法翻译成人类语言。
图灵夫人看到，她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艾伦无法适应公学生活。他也不是那种只跟老师亲近，而不受同学欢迎的学生，他连这一点也做不到。第一学期，他被分在一个叫作“贝壳”的班级，这个班级的其他学生，全都比他大一岁，而且都是能力很差的那种。后来他被提拔了，但也只不过是调到了正常能力的年级。艾伦自己倒不在乎这些。老师们像流水一样更迭着，前四个学期一共有17个老师，但他们中却没有一个能够理解这个做梦的男孩。据这个时期一位同学说：
不止一个老师喜欢挖苦艾伦，并以此为乐。因为艾伦的领子经常被墨水弄脏，所以老师有时会说：“图灵，把墨水抹到衣领上呀！”然后全班就哄堂大笑。这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一直记在我心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体现了对于一个敏感而无辜的男孩来说，公学是一个怎样的地狱。
学校每个学期会对家长做两次报告，图灵先生每次都会把信封放在早餐桌上，吸着烟斗看《时报》，以使自己坚强一些。艾伦则会无助地说，爸爸也应该看看其他男孩的报告。但问题是，爸爸并不为其他男孩付钱，他只是看到，他辛苦赚来的钱基本上打水漂了。
图灵先生并不在意艾伦不走寻常路，他在这方面非常宽容。实际上，约翰和艾伦在这一点上，正是像他们的父亲，他们三个都认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在这个家庭中，图灵夫人则代表着大众的观点，她的品位和判断，被家里的其他成员认为是乏味而过时的。所以，尽管她丈夫和约翰都认为无所谓，但她觉得必须要改变艾伦。而且，尽管图灵先生很宽容，但他也不能接受，昂贵的公学学费被浪费，他在钱这个问题上，是绝对不含糊的。他已经厌倦了逃税，在瑟瑞的格尔福特边上买了个小房子，现在除了要交税，还要想办法给约翰找工作。他不让约翰前往印度从政，他预测1919年的改革会毁了印度官员的前途。约翰想要从事印刷业，图灵先生认为他应该去南美洲搞人造氮肥，最终他们采纳了图灵夫人的保守建议，让约翰去当律师。图灵先生为此需要支付450英镑，使约翰得到录用，并且还要资助他5年的生活费。
但是，艾伦并不理解，他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即使是他最喜欢的法语课，老师也评价说，艾伦完全提不起兴趣，他只在老师逗乐的时候才会拿出点儿注意力。他的习惯是，平时不学习，考试考第一。但他刚来舍尔伯尼时要学的希腊语，现在是彻底扔下了，考了三个学期都是最后一名，最后学校干脆允许他放弃这门课了。奥汉兰评论说，这使艾伦得到了一种特许的赦免权，从此他就误认为，只要漠视一门课，就可以从这门课中解放。
当报告谈到数学和科学时，表扬就稍微多了点儿，但总是还有很多批评。1927年夏天，艾伦给他的数学老师兰多夫，看了一些他的成果，他独立给出了反正切函数的无穷级数。可以想见，兰多夫大吃一惊，并告诉其他老师，说艾伦是个天才。但这件事并没引起什么轰动，就像石头一样沉入了舍尔伯尼这潭死水，因为这只是六年级课程的标准答案。但问题的重点是，艾伦没有使用微积分，就算出了这个结果，更了不起的是，他能够看出来这个级数是存在的。
但这个小成功，仅仅能把艾伦从留级的边缘救回来，即便是兰多夫，也在报告中消极地说：
不是很好。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高等数学，却忽视了基础课的学习。任何学科都需要先打好基础，他在这方面的表现很糟糕。
校长则提出警告：
我希望他不要两头耽误。如果他要留在公学，他必须以受良好教育为目标。如果他只不过想当科学家，那么上公学对他来说就是浪费。
这里面暗示了一件事，那就是开除，这是早餐桌上的一道霹雳，使图灵夫妇的一切希望，都面临着化为泡影的危险。但艾伦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里，改变了校长的看法。他因为腮腺炎，被隔离住在医院里，在期末考试时，却取得了和平时一样的好成绩。校长报告说：
他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没有得到应有排名和奖项，但在文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他像现在这样继续干下去，他就会做得很好的。
暑假时，图灵一家又到威尔士度假，这次去的是费斯泰格。在一间木房子里，尼尔德先生对艾伦很感兴趣，并送给他一本关于爬山的书，他在书上写了很长一段话，鼓励艾伦像爬山一样，攀登智力的顶峰。在这个时期，他是仅有的几位认真看待艾伦的人之一。
《自然奇迹》里说，人体是一个活药店，布鲁斯特用这个比喻，来描述最新发现的激素的作用。身体的各个部位，向其他部位传达化学信号，这个过程是依靠激素，而不是神经。1927年，艾伦15岁了，他长高了，一些更刺激的改变，也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1927年11月7日，艾伦参加了坚定礼，就像军事训练营一样，每个人都有义务参加坚定礼。当艾伦跪在萨利伯瑞主教面前，发誓与肉欲和恶魔断绝关系时，他确实是认真的，或者说他至少相信其中的一些东西。然而，诺威尔·史密斯校长却这样评论：
我希望他能认真对待坚定礼，如果他真的认真了，他就不应该只顾满足自己，而忽视明确的义务。
但是，对艾伦来说，把一堆可笑的句子翻译成拉丁语，擦亮军服上的扣子，这些义务，远远算不上“明确的”，他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是为什么。艾伦并不是不认真，他只是对“认真”有他自己的定义。而校长的话，实际上更符合艾力克·沃所写的：
就像对大多数男孩一样，坚定礼对高登的影响很小。他不是无神论者，他相信基督教，只是因为所有优秀的人都相信它，所以它应该是正确的。但同时，这对他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说他这时有什么真正的信仰，那恐怕只有室内足球……
这段话在1917年是很犯忌的，《青春织机》在舍尔伯尼也是禁书，如果有人被发现私藏此书，常常会立刻遭到暴打。舍尔伯尼的学生们，基本上每周都会有一个人因此挨打。
这位作者还说：
听好，我不是要攻击公学体制，我认同它的大价值，尤其是它主张的责任、忠诚和服从。但是，它无法避免任何体制都会面临的危险，那就是会导致守旧、奴性和盲从，或者说，泯灭了独立的人格。
“这种体制，无法避免这些，”他继续说，“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采取正确的态度，就可以克服它们。”然而对于个人来说，想要克服体制带来的东西，是非常艰难的。正如史密斯校长说：“这样的学校里的人，要比社会上的人们更加清楚……我们都活在一套普遍的纪律当中，我们的生活，已经全都被规定好了，指向一个明确的目标……”他更进一步地认为，“无论学生个体具备什么样的独创性，实际上都是在向着高层次的纪律前进。”史密斯并不是个目光短浅的人，他热爱华兹华斯的诗，是一位富有浪漫色彩的古典主义者，但他不知怎么，就向教育体制妥协了，也许他自己的内心也备受煎熬。
但是，在一个纪律重重的体制中，如果要谈人格独立，可以不谈那些浪漫的高层次，但必须要谈讲脏话的问题。校长呼吁大家不讲脏话，并宣传这是一种热爱舍尔伯尼的表现。尤其要提醒那些
具有独立人格……在文明家庭长大，本来不喜欢脏话，但却不好意思表现自己的厌恶，也许还因此受到嘲笑，以至于开始学习脏话的男孩们。
在一所全是男性的学校里，脏话的内容可想而知。男孩之间的接触，充满了性的元素。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一条关于不同宿舍或不同年级之间的不准交往过密的禁令。这样的禁令，以及与此相关的那些流言蜚语，都不是公学对外宣传的一部分，但它们都真实地存在着。史密斯很反感“对家人和老师说一套语言，对同学和舍友说另一套”，但这就是校园生活的一部分。正如《自然奇迹》写道：
我们一般都说，我们用大脑思考。这是对的，但却不够具体……大脑有两半，两半大脑非常相像，但尽管如此，我们只用其中的一半，来思考所有的事情。
艾力克指责说，舍尔伯尼这个地方，为口是心非提供了优良的训练环境，使人能够割裂地使用两半头脑。思考，或者说正式的思考，是在一个半脑中进行，而日常的生活，则用另外一个半脑。这并不是虚伪，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把这两个世界颠倒。这样的模式运转得很好，只有在偶尔“搭错筋”时才会搞错，而在这样的时候，艾力克颇有感触地说：“你就能够看到，什么叫真正的罪恶。”
1927年，学校的私下传统，稍微产生了一些改变。男孩们在读《青春织机》时（他们一定会读，因为这是禁书），他们对书里展示，至少是暗示的性关系感到相当惊奇。当他们外出参加比赛，遇到其他学校的男孩时，他们对其他学校的自由也感到很惊奇。今天的舍尔伯尼男孩们，受到的纪律束缚比艾力克所在的1914年更为严厉，但学校终归无法阻止化学信息在400个正在发育的“活药店”中流动，也无法阻止盥洗室里的脏话。
艾伦的人格非常独立，但是脏话这件事，从另一个角度上，成了他的大难题。对于多数男孩来说，脏话只是一种玩笑，用来缓解学校的无聊。但对于艾伦来说，这些脏话，似乎触及了生命的本质。他已经知道了关于鸟类和蜜蜂的那些事，至于人类婴儿，虽然还是个秘密，但每个人都知道，存在着这样一个秘密。可是，艾伦还意识到了另一个秘密，一个其他人都不知道其存在的秘密，那就是他自己的秘密。现在吸引他的，不只是“大自然最普适的道理”，还有他自己对性爱的欲望。
艾伦是个严肃的人，不是艾力克所说的“普通男孩”。对他来说，每件事都必须有个原因，必须在逻辑上能讲通，必须要有道理。但是，舍尔伯尼完全不是这样，这里对他的唯一帮助，就是让他产生了更加强烈的自我意识。为了保持独立，他必须在官方和私下的种种规矩中，找到自己的对策，没有人能帮助他。
如果说史密斯校长对公学体制仍有一些保留意见，那么艾伦在1927年秋天遇到的老师，特劳尼·罗斯，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公学体制支持者。他曾就读于舍尔伯尼，1911年从牛津毕业，然后又回到这里。在30年的舍监工作中，他什么都不记得，但又什么都没忘。他是一个苛刻的对头，丝毫没有校长那种对于缺乏独创性的困惑。
罗斯对他的年级，并不怎么感兴趣，但他的知识和生活经历，却让学生们受益匪浅。他教了一星期拉丁语翻译，一星期拉丁语散文，一星期英语，这些都包括拼写，还有如何开头、写信和写收寄地址，如何列提纲，如何写十四行诗，如何总结摘要，如何做报告，如何写论文。
在纪律问题上，罗斯认为随着民主制的发展，纪律和道德的约束性会逐渐减弱。在科学问题上，他认为德国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德国认为科学和唯物主义比宗教信仰更强大。他认为科学是低级而狡诈的学科，常会嗤之以鼻说：“这屋子闻起来一股数学味儿！拿消毒喷雾来！”
艾伦总是固执地把时间花在他认为有趣的事情上，有一次，他在“宗教传授时间”做代数，结果被罗斯逮到了。罗斯对此写道：
我可以容忍他写那些玩意，尽管那是我见过的最恶心的东西，我也可以容忍他难辨的、像鸡爬一样的字迹，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他对待《新约》的那种愚蠢态度。
他不应该再这么留在这个年级，这太荒唐了。
1927年12月，罗斯把艾伦的英语和拉丁语成绩排到最后一名，作为报告的附件，然后评论说“我私下挺喜欢他的”，来作为一种调和。艾伦在一张泼墨的纸上，愤怒地签字承认了这份报告。艾伦在家里时，家人也都挺喜欢他，尽管他那些乱七八糟的实验有点烦人，但他有自己的快乐和自由。他在家里也从不抱怨舍尔伯尼，他好像就是把这当成生命中的一个事实来接受，实际上，这也确实是。
每个人私下都挺喜欢他，但是如果把他放在体制中来看，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1927年圣诞节，校长写道：
艾伦是个走到哪都让人头疼的孩子。某种程度上讲，他是反社会的，但我认为如果让他走入社会，倒是有很好的机会发展他的特殊天赋，并且学会一些生活的艺术。
在作出这番评论之后，史密斯校长就退休了。他离开了公学体制的矛盾，也离开了艾伦的独立人格问题。也许，他没有遗憾。
1928年的新年，舍尔伯尼变了。史密斯校长的继任人，是C.L.F.鲍尔黑，他曾在马尔伯勒做过助教。巧合的是，在校长离开时，正逢体育老师凯瑞去世了，这两个人被称为“首领”和“公牛”，20年来一直掌管着舍尔伯尼的世界。正是因为凯瑞，罗斯成了“斗牛犬”。
对艾伦来说，这也标志着改变。宿舍长布来梅（比艾伦大一岁，很认真也很孤僻的一个男孩）打听了艾伦的情况，并试着让他能显得整洁一些，试着让艾伦了解并相信，生命中除了数学，还有其他很多东西。他的第一个目标，可悲地失败了，第二个目标也遇到了困难，他说：“艾伦有神奇般的注意力，会完全沉迷在一些深奥的问题中。”
布来梅觉得他有必要打断他，告诉他该做礼拜了，该做游戏了，或者该去上课了。总的来讲，他是一个很善意的人，他唯一的信念，就是让这个体制尽量顺利地运转。在圣诞节时，奥汉兰这样写到艾伦：
他非常烦人，他现在应该知道，我对他在窗边用两根破蜡烛烧的那些恶心的玩意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他却很开心地忍受这种折磨，然后又会陷入各种其他的麻烦，比如体育训练。我对他几乎绝望了。
艾伦则认为，“那些恶心的玩意”的唯一遗憾，就是奥汉兰没有看到，高温加热蜡烛时产生的蒸气，燃烧起来的颜色非常好看。艾伦仍然痴迷化学，但他的实验报告总是脏乱到可怕的程度。在一些数学和科学的小结中，老师在表扬他“很有前途”的同时，也总是说，他缺乏有效的沟通能力。奥汉兰评论说：“他在展示自己时，举止仍然糟糕至极，这使他无法表现他的魅力。”罗斯把艾伦转到了另一个年级，但直到1928年春天，他的成绩仍然是倒数的。罗斯评论他：“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恶劣的举止、肮脏的书写和混乱的图形。”还有一位老师则评论：“他的思想好像特别混乱，在展示自己时有很大的困难。他应该多读一点书。”
现在，艾伦能否通过认证考试，并升入六年级，仍是一个疑问。奥汉兰和科学老师希望给他个机会试一试，但其他人都表示反对，而这个决定，将由对艾伦一无所知的新校长来做。鲍尔黑是把新扫帚，他扫去了舍尔伯尼的传统，当级长例行批判脏话时，反而被他搞得很难堪（于是他们觉得，校长是用马尔伯勒的标准管理舍尔伯尼）。当这位新校长在全校宣布，不会在教堂为凯瑞举行悼念仪式时，全校的员工都感到很吃惊，官方的历史如此记载：
虽然这么说有点没根据，但羞怯确实往往会给人留下自负和冷漠的印象……他参加过战争，因此健康状况不太好，这使他出现在公共场合，甚至是长时间的私人谈话，越来越艰难。但是作为校长，亲和力又是必需的。
不知这是原因还是结果，鲍尔黑校长“中毒”了，按布鲁斯特的说法，他中了酒精之毒。他和罗斯的权力斗争，在舍尔伯尼上演，而这场新旧之争，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艾伦的未来。因为大体来说，鲍尔黑胜过了罗斯，而且鲍尔黑允许艾伦参加认证考试。
假期时，图灵先生为艾伦指导英文。图灵先生热爱文学，他可以背诵几页《圣经》、吉卜林作品和爱德华时代的幽默小说，比如《船上的三个人》。但这些对艾伦并没有帮助，因为艾伦学习的教材是《哈姆雷特》。后来艾伦说，哈姆雷特至少有一句话让他喜欢，这令图灵先生感到了一丝欣慰，直到艾伦做出解释，说这句话是最后一行，“众人退下”。
1928年夏季学期，艾伦转到W.J.本斯利教士的年级，以准备认证考试。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他还是被本斯利排在最后一名。本斯利鲁莽地打赌说，如果艾伦能通过拉丁语考试，他就主动为艾伦指定的任意慈善机构捐款10亿英镑。奥汉兰则预测：
他的大脑其实和这里的其他男孩一样好，他的大脑本来也应当能通过拉丁语、法语和英语这种“没什么用”的科目。
最终，奥汉兰看到了艾伦交的卷子，它们竟然惊人的清晰而整洁。艾伦通过了所有的考试：英语、法语、基础数学、高等数学、物理、化学，还有拉丁语。本斯利欠下的10亿英镑，从没还清，也没再提——权威总有改变规则的特权。
舍尔伯尼的六年级没有数学课，就像其他学校，比如温彻斯特一样。但六年级有一门科学课，艾伦最擅长的数学，在这门课上会起一些作用。但艾伦并没有升到六年级，他在1928年秋天留级到五年级，但学校允许他参加六年级的科学课。这门课的老师，是年轻的刚从剑桥毕业的爱普森，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也就是经常会被学生们戏弄的那种。而艾伦则因此得到了一个突破体制的机会，那就是爱普森用一种消极的方式，实现了艾伦的愿望：不管他。
我深思熟虑之后，决定要这么做。就让他和他的仪器们在一起吧，让他天生的数学天赋随意发挥，我只在他需要的时候帮助他……
他发现，相比于教科书上的方法，艾伦总是更喜欢他自己想出来的方法。一直以来，艾伦都在剑走偏锋，他从来不向体制妥协。在参加认证考试时期，也或许是在这之前，他就开始从爱因斯坦的著作中学习相对论了。虽然这只需要基础数学，但其思想的高度，却远远超出了学校大纲所有内容。如果说是《自然奇迹》把艾伦带进了后达尔文世界，那么爱因斯坦则把他带进了20世纪的物理革命。艾伦就此写了一本红色的小备忘录，给他的母亲。
艾伦看到了爱因斯坦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他一直在怀疑。对爱因斯坦来说，没有什么“明确的义务”，一切都不是明确的。艾伦的哥哥约翰说：
你可以跟艾伦打赌，挑战一些明摆的道理。比如，你说地球是圆的，艾伦就偏要提出一堆证据，来证明它是平的，或者是胚珠形的，或者是在1000摄氏度的液体中煮了15分钟的暹罗猫形的。
这种笛卡儿式的怀疑，对于艾伦的家庭和学校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英国人往往对此嗤之以鼻。怀疑是一种很高难很诡异的思维状态，它长久地占据着知识界，比如说，人们怀疑“伽利略牛顿定律”，而到了19世纪后期，人们确实发现了它不符合电磁定律。这种心理暗示很强大，它使爱因斯坦敢于说出，之前假设的力学基础是错误的，并在1905年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紧接着，狭义相对论被证明与万有引力定律相悖，为了消除这个矛盾，爱因斯坦继续深入努力，甚至开始怀疑欧几里得空间，并在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所做的，并不是根据实验，按艾伦的说法，他就是凭着怀疑，严肃地考查每一个问题，然后得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哪怕这个结论让人难以接受。艾论说：“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定理，这样才能符合他的逻辑，摒弃时间、空间等旧的概念。”
艾伦还看到，爱因斯坦避开了哲学式的关于“时间和空间到底是什么”的讨论，相反地，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可以做到的事情上。爱因斯坦强调，“木棒”和“时钟”是物理学中可操作的研究手段，但像“距离”这样的东西，只有在一些严格定义的测量操作中才有意义，不能绝对理想化。艾伦写道：
如果你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定义距离，并让你的想法满足你的定义，然后你问，两个点之间的距离是否一样，这就是无意义的……
尽管如此，艾伦并不崇拜别人，相比于爱因斯坦的方法，他还是更喜欢他自己的方法。他说：“这样我才会觉得它看起来不那么怪。”他看到书的最后几页，轻松地给出了一个推导，说广义相对论中的短程线运动定律，会取代牛顿的惯性定律。
他现在知道了固体运动的一般规律。当然，这将满足广义相对论。他没有直接给出定理，我觉得这是个遗憾，所以将由我来给出。那就是：“对于一个粒子发生的两个事件之间的间隔，当沿着其自身的世界线测量时，会取到最大值或最小值。”
为了证明，他给出了等效原理：“任何自然的引力场都可以等效成人造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假设，用一个人造的场代替自然场，既然这个场是人造的，那么就存在着伽利略定律系，所以粒子会一致地按该定律运动。换句话说，这时的世界线是一条直线。而在欧几里得空间里，两点之间，直线总是最长或最短，因此，这条世界线满足了上述所有条件，以形成一个系统。
艾伦说，爱因斯坦并未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他的运动定律。这可能是艾伦自己推导的，也可能是他从一本1928年出版的书里看到的。他是在1929年读的这本书《物理世界的本质》，作者是阿瑟·爱丁顿爵士。爱丁顿是剑桥大学天文学教授，研究天体物理学和相对论数学理论。这本影响深远的书，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之一，他在这本书中，展示了1900年以来科学界的巨大进展。书中对相对论进行了深入的介绍，也谈到了运动定律，虽然没有证明，但也许为艾伦提供了思路。当然，艾伦所做的并不是阅读一本书，他是在为自己收集想法。
这项探究，完全是艾伦自发的，爱普森不知道这件事。艾伦与自己所处的环境，一直小心地保持着距离，这个环境带给他的，只有没完的唠叨和斥责。他只能从他完全困惑了的母亲那里，得到些许安慰和鼓励。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使艾伦与这个世界，开始产生联系了。
罗斯的学院有一个男孩，名叫克里斯朵夫·默卡。1927年初，艾伦第一次见到这个男孩，吃了一惊，一是因为他比同龄人矮很多，他比艾伦大一岁，而且比他早一年上学，但是很瘦小，头发是金色的；二是因为艾伦“好想再看一眼他的脸，太有魅力了”。1927年，克里斯朵夫从学校离开了一阵，回来后，艾伦发现他的脸看起来更瘦了。他和艾伦分享对科学的热爱，但他是个与艾伦不同的人。体制对艾伦来说意味着羁绊，但对克里斯朵夫，却意味着奖学金、奖项、荣誉和赞赏。这学期他又回到学校，他到达的时候，艾伦在迎接他。
艾伦内心的孤独，终于被打破了。要和比自己大的男孩交朋友，不是件容易的事，艾伦并不擅长交谈，但他在数学上找到了突破口。“这学期，克里斯和我列出了我们喜欢的问题，还一起讨论我们喜欢的方法。”他是艾伦的初恋，艾伦自己认为，这是他诸多同性爱人中的第一个。他有被征服感（“崇拜他踩过的泥土”），还有仰视感，他就像一抹鲜艳的色彩，在黑白世界里喷薄（“他让别人看起来如此单调”）。最重要的是，克里斯朵夫是一个很严肃地对待科学的人。渐渐地，他对艾伦也认真起来了，虽然还是有点拘谨。（“克里斯给我留下的最清楚的回忆，就是他对我说的那些亲热的话。”）所有这些因素凑到一起，让艾伦有了沟通的理由。
在爱普森的课间，艾伦有时会和克里斯朵夫讨论相对论，有时会给他看自己的其他成果。比如，他用自己的反正切级数，计算圆周率到小数第36位，然后生气地发现，最后一位算错了。过了一阵，艾伦又找到另外一个与克里斯同处的机会，他偶然发现，在每周三下午有段时间，克里斯会去图书馆，而不是回宿舍。（本来罗斯不允许男孩们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学习，他担心无约束的交往可能会导致性行为）艾伦写道：“那里有克里斯的陪伴，我十分享受，从此我总是去图书馆，而不是回到自己的书房。”
爱普森创办了一个留声机社团，这又为艾伦提供了一个机会。克里斯朵夫钢琴弹得很棒，也是这个社团的活跃成员。艾伦对音乐不感兴趣，但每逢星期天下午，他常会和布来梅一起，去爱普森的宿舍（布来梅自己也有留声机和录音机，放在公共书房），在这里他可以偷偷地瞄着克里斯朵夫。布来梅一直想让艾伦知道，这世界上除了数学还有其他东西，也许这也是其中的一项努力。他还给艾伦演示，如何用简单的材料自制矿石收音机，因为他知道艾伦可能没有零花钱来买这些东西。艾伦艰难地成功了，他高兴地看到，自己的笨手做出了真正能用的东西，他从不指望自己能与心灵手巧的克里斯朵夫媲美。圣诞节时，爱普森写道：
这个学期，以及接下来的两个学期，将用来给他弥补一些知识上的漏洞。他的思维很敏捷，很聪明，但其他方面却不太行。他很少被困难打倒，但他的方法经常是粗糙、笨拙、凌乱的。不过可以相信，迟早会周到和完善的。
艾伦将会发现，高等认证考试与爱因斯坦的知识相比，是十分枯燥的。但他现在很关心自己的期末成绩，因为克里斯朵夫的考试成绩“高得让人绝望”。1929年新年，还有另外一个插曲，那就是艾伦适时地升到了六年级，这样他就能一直和克里斯朵夫一起上课了。艾伦每堂课都坐在克里斯旁边，艾伦写道：
克里斯朵夫好像对我不怎么热情，而且说了一些让我担心的话。但不久之后，我们就开始一起做化学实验了，我们不断地改变对各种事物的看法。
不幸的是，克里斯朵夫一月和二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因为感冒而缺席。艾伦只有在春季学期，才能和他一起学习5个星期。
克里斯的成绩总是比我好，他思考问题非常周到。他很聪明，而且从不忽视细节，比如他很少在算术上犯错。他很擅长给每件事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举个例子说明他的能力，他能默数一分钟时间，误差只有半秒。他白天有时候能看到金星，虽然他的视力确实好，但我还是觉得，这是很惊人的。他的能力还涉及生活中的所有事情，比如驾驶、五子棋和桌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