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奇妙的温暖

我到美国是为了使印第安人转变，但谁来让我转变？

——约翰·卫斯理

1736年12月2日，查理的船靠近英国海岸，次日他从迪尔上岸，然后直奔伦敦。当月，他收到乔治·怀特菲尔德的信，信中说他已申请到佐治亚去传教，并提出陪查理去殖民地。查理在日记里形容乔治·怀特菲尔德“怀着炽热的心——堪称提摩太[10]第二，神通过他唤醒了众多原本将受第二次死[11]的人，前来听他讲道的人把教堂都挤爆了”。怀特菲尔德的热心，加上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康复，再次点燃了查理重回美国的梦想，这一次他将作为真正的传教士，而不是作为奥格尔索普将军的助理——这个他很快即将辞去的职位。在一次去威斯敏斯特的途中，他遭遇劫匪攻击，却幸免于难。他相信这是神恩惠的信号，于是更坚定了自己重返美国的决心。1737年1月，他去拜访玛丽·潘达维斯的时候，后者正在看一封信，信的内容是报告查理已去世的消息。查理沮丧地说：“如果这消息属实，那就为我高兴吧！因为死能救我脱离痛苦的境地。”

查理还去伦敦郊外的普特尼拜访了威廉·罗——他口口声声称为“我们的施洗约翰”的圣公会牧师。不过，罗已经变得越来越荒谬，他甚至因认为睡眠是一种浪费的罪而不让自己睡觉。罗给查理的唯一建议是“舍弃自我，不可急躁”。但是查理恰恰非常急躁，对他的建议并不满意，于是再一次登门拜访，却遭其冷遇。罗对查理的问题，如此作答：“先生，我已经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了。”后来，查理终于明白一个人首先要经过单单因信称义才能得着圣洁的道理以后，说：“我告诉他，他是我在学校时的老师，是他把我带到基督耶稣里，但我迟迟未得神的恩典，是因我罪未被赦却追求圣洁。”

不过，查理并未如愿重返美国。痢疾，另外可能还有疟疾的发作使查理的身体虚弱，无法成行。1737年新年前夜，他送别了启程前往佐治亚的怀特菲尔德。“我重返佐治亚的计划突然中断，因为医生说如果现在出发，我必死无疑。”

与此同时，约翰搭乘“塞缪尔号”返回英国，一路上他的内心无法平静，猜疑、不信，还有隐隐的挫败感在心中纠缠交错。“我不停地问自己是对还是错，无法摆脱这困惑烦扰。”整个旅程中，他怀疑自己是否有信心，甚至不确定福音的真实性。他深受困扰：“我到美国是为了带领印第安人转变，但是，哦，谁能让我转变呢？谁能救我脱离这不信的邪恶之心呢？我的信仰如生活的调味品。我能侃侃而谈。一帆风顺时，我相信，但是如果死亡临近，我的灵魂就惶恐不安了。”然而，甚至在他灵魂陷于危机的时刻，他仍能写道：“在这惶恐无力之时，我祈求神的保佑，因找到了盼望而得到安慰。找到盼望的喜悦，是这个世界给不了也拿不走的。我心中确信神有极大的能力，祂使我充满力量和敬畏，将我高高举起，胜过我自己，胜过所有理性的依据，让我尝到了神圣之美好。”

1738年2月1日，约翰从英国南部海岸的迪尔港登陆。当时夜幕尚未褪去，他的情绪相当消沉低落。他发现乔治·怀特菲尔德正搭乘“惠特克号”前往佐治亚与他会合。他犹豫不定，不知是该在迪尔港等候看看怀特菲尔德的船是否会耽延几日以便能见他一面，还是该动身前往伦敦，于是决定抽签。在客栈里，他把备选方案写在纸条上，抽出一张，上面写着“让他回伦敦”。他把这张纸条和一张便条留在客栈给怀特菲尔德，以便怀特菲尔德来时能看到，然后自己匆匆赶往首都。怀特菲尔德的船确因天气停靠在此，获知约翰已经离开去了伦敦后，他非常伤心。此事后来对他们之间的关系颇有影响。

两天后，约翰到达不列颠。查理听说哥哥回来了感到非常吃惊。当夜，约翰出现在查理寄宿的哈顿家里。

1738年2月，约翰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想要的信心是‘信任神，对神有信心，通过主耶稣让我罪得赦免，重新成为神所爱的’。”这是通过意外的途径得来的答案。1738年2月7日，约翰和查理·卫斯理在一位名叫魏南兹的荷兰商人家里见到一位名叫彼得·伯勒的日耳曼年轻人，当时伯勒正经此前往南卡罗莱纳去给非洲奴隶传道。时年二十六岁的伯勒生于法兰克福，曾在耶拿大学学习神学，是摩拉维亚兄弟教会的成员，受该教会创始人尼古劳斯·路德维希·钦岑多夫按立成为牧师。后来，伯勒成为摩拉维亚教会主教，他生命中最后几年是在约克郡富耐克的摩拉维亚区域度过的，1775年去世。约翰、查理与伯勒建立了亲密的友情。那时伯勒不会讲英语，他们用拉丁语交谈。约翰和查理带着伯勒到访牛津，大学生们嘲笑伯勒衣着褴褛，他竟丝毫未受困扰，对约翰说：“弟兄，我们这次来的主题并不是着装。”

伯勒认为，对基督的真正信心会结出两种果子：“以宽恕胜过罪并得到恒久的平安。”约翰听了很惊讶，把它看成一种新的福音。他想：“若真如此，很显然我并没有信心。”于是极力反对伯勒，争辩说宽恕和平安必须通过不懈努力才能得到。伯勒反驳说：“我的弟兄，我的弟兄，你那套哲学应该扔掉了。”伯勒紧跟着继续给约翰施加压力：“相信，你就能得救。用你的全心来相信主耶稣，则万事都能成就。这样的信心，就如它所带来的救恩，是神白白给予的礼物。寻求就能寻见……把自己那些好听的言辞和你所认为的公义，统统扔掉，啥也不要带走，单单奔跑向祂。因为只要来到祂面前的人，祂决不赶走。”

伯勒写信给钦岑多夫，谈到他和卫斯理兄弟相遇的事：“哥哥约翰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他知道自己对救主的不信，愿意受教。他的弟弟目前正处于烦恼当中，不知从何开始认识救主。”

1738年2月下旬，查理得了严重的胸膜炎。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段：

十一点钟，剧痛让我从梦中醒来，我觉得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快被这疼痛撕成两半了。很快，彼得·伯勒来到我身边。我请他为我祷告。他一开始似乎并不愿意，但，模模糊糊之中，他将他的声音提高好几度，开始为我的康复很有信心地祷告。然后他拉起我的手，平静地说：“你现在不会死了。”我内心想：“若一直这么疼，我肯定撑不到早晨。若疼痛能减轻，我相信应该能好起来。”他问我：“你希望得救吗？”“希望。”“你认为自己有何理由能得拯救？”“因为我尽了我的所能侍奉神了。”他摇头，不再说话，我觉得他非常冷酷无情，心里暗暗说：“什么？难道我这么努力还不能让自己的盼望有一点根基吗？难道他要把我的这点努力都剥夺吗？那我就再也没有可信的了。”

3月5日星期天，约翰突然意识到伯勒是正确的。当他们一起学习希腊文圣经时，经上的话揭示了一个非常简单而直接的道理：“我清清楚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信，也明白了我们唯有渴慕这样的信心，才能得拯救。”约翰回想起自己在牛津那些年认识的那个脚夫，他总是不断地感谢主，尽管他“缺衣少食，连一张睡觉的床也没有”。那个脚夫说：“我感谢祂是因为他给了我生命，给我一颗爱祂、渴慕服侍祂的心。”约翰记录道：

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要先暂停讲道。你怎么能向别人传讲自己都不信的道呢？”我问伯勒是否认为我应该停止。他说：“完全不用。”我问：“可是我能传什么呢？”他说：“要一直传讲信心的道，直到你得着信心。然后，既然你已经得着信心，就当传信心之道。”于是，3月6日，星期一，我开始传讲这个新的教义，然而我的心里非常忐忑不安。

就这样，3月6日，约翰·卫斯理拜访牛津监狱，向一个名叫克里夫的死囚传讲“单单因信得救”的道。卫斯理回忆说：“以前彼得·伯勒多次请我去跟他传道，但是我无法说服自己去，因为多年以来我认为一个人直到快死了才悔改是不能得救的。”在克里夫行刑的当天，约翰又拜访了克里夫，这回他的朋友查理·金琴同行。他们为克里夫跪地祷告。祷告之后他们起身，克里夫宣告：“我现在已经预备好赴死了。我知道基督已经挪走我所有的罪，让我不致受审判了。”他被带到绞刑架前的时候非常冷静沉着。卫斯理和金琴搭乘他的囚车一同来到行刑的地方。约翰后来说“在他最后的时刻，他得到了绝对的平安，相信自己已经‘被慈爱的天父所接受’”。

伯勒更进一步，宣告信心可以即时得着，即便是罪恶极大的人，如果他们悔改自己的罪，单单靠信耶稣，就能立即得到拯救。这样的信息使约翰深感震惊，他评论说：“我无法明白神怎么会在一瞬间给予这样的信心：一个人怎能一下子从黑暗回转向光明，从罪恶和痛苦回转到圣灵光照下的公义和喜乐中。”

约翰研读了《使徒行传》，他“万分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回转都在瞬间完成，“极少有像圣保罗历经三天的痛苦才得重生”。第二天晚上，伯勒带了三个瞬间得救的人来探访约翰，他还说如果需要可以带来八位。卫斯理不得不承认他没法提出任何异议。“我唯有高呼：‘主，求你将我的不信挪去。’”约翰流着泪，又一次问伯勒自己是否应该停止讲道。伯勒回答说：“不用。不要把神所赐给你的能力埋在土里。”伯勒后来记录此事说：“他是个可怜的罪人，他伤心欲绝，渴望得到公义，这公义要强于他此前所拥有的，换句话说，就是渴望得到主耶稣宝血里的公义。”

两天后，约翰和弟弟查理，还有查理·迪拉莫一起，宣布了自己的新信仰。查理记录说：“我们歌唱赞美，争论着回转是逐渐达成还是瞬间实现。我哥哥认为回转是瞬间的，提到几个大罪人瞬间回转的例证，非常令人震惊。我觉得他这种糟糕的说法真是不可思议。迪拉莫夫人听了他的话拂袖而去。我继续留下来，坚持说一个人在初次相信的时候应该事先是不知情的。他的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令人生厌。”但是约翰对此严重不认同。查理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固执己见的态度最终逼我离开了房间。”约翰对于当时查理的反对也有自己的说法：“我的弟弟非常生气，说我不知道自己如此言论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1738年5月11日，英国摩拉维亚教会成员约翰·布莱拜访查理，当时查理正准备搬到约翰·哈顿家住。布莱劝说查理住到自己家里来。查理的胸膜炎严重到根本无法走动，只能被抬到布莱的轿子上。查理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我正要搬到哈顿先生那里，上帝把布莱先生派到我身边来。他是一位除基督以外对其他东西都懵懂无知的很机械的人。但是认识他却让我理解和认识了一切……布莱先生现在要代理伯勒先生的职务。我们一起为信心祷告。我被圣灵充满，感动流泪，于是我知道神的旨意是让我搬到他的家，而不是去哈顿先生的家。布莱先生也有同样的判断。

查理的胸膜炎继续恶化，接下来九个日夜，他在肉体上要与病魔抗争，在精神上也面临争战，热情时高时低。即将前往美国的彼得·伯勒也前来探访他。查理说：“他紧挨着我，为我祷告，现在我至少可能明白了圣灵在久患重病的我身上所显明的旨意。有个念头在我脑里闪现：也许我该再思考伯勒先生关于信心的道理了。”

5月22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在神的祝福中醒来，带着对神的渴慕，我开始读《以赛亚书》，仿佛看到了神对我的应许，这是能实现的应许，因为基督爱我。我发现自己的渴慕增加了，更确信我应该相信祂。”他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来祷告、读圣经、谈论自己的信心，但第二天他又陷入争战。那晚，约翰来看查理，查理觉得他需要一点鼓励：“晚上，我哥哥来了，情绪非常低沉。我强迫他（就像他经常强迫我一样）给基督唱一首赞美诗，感觉在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主耶稣会来，也确信他很快便会来。”第二天，当他刚醒来时情绪很低落，感觉“非常沉重、疲累、无力祷告，但那种渴慕很快回来了，我感觉在祷告和谈话中得到许多安慰，我的双眼被打开，能看到神的应许并依靠它。我渴慕基督，想向全人类传扬祂的道，赞美祂、爱祂”。

接下来的一天，一位朋友送给查理一本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书中路德因信称义的领悟仿佛改变了查理自己的信心，他写道：“从今开始，我要尽我所能，让来看我的朋友认识这个基本真理，就是单单因着信心便能得拯救，不是指那种空洞的、死的信心，而是那种通过基督的爱而给予的信心、那种必能生出一切良善和圣洁的信心。”他清楚地认识到基督爱他，为他而死。“我自己努力，等候并祷告，希望能遇见那位‘爱我的主’，当我耗尽全力，不得不躺下时，我翻开圣经，读到‘因为主要地上施行祂的话，叫祂的话都成全，速速地完结’。确信了基督一定会来，绝不耽延，我才安然入睡。”

可是，查理的身体状况一日不如一日，甚至影响到他原本良好的精神状态。5月19日他写道：“我领受了圣餐，却未得着基督。”第二天，他情绪仍旧低落：“我在失望中醒来，灰心度过一整天，圣礼也丝毫没能减轻我的沮丧。”5月12日是五旬节礼拜日（圣灵降临节），查理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天：

我正在准备入睡，在一片寂静和安宁中，我听到有人进来（根据声音我判断是穆斯格雷夫太太），说：“奉拿撒勒人耶稣之名，起来，只要信，你所有的疾病就会得医治。”我很疑惑她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方式说话。她的话直击我的心。我叹了一口气，心里说：“哦，这话若是基督在对我说的就好了！”在无言和战栗中，我转头想：“万一真是祂呢？我至少要让人看一看。”……她（特纳太太）下去看了，回来说：“穆斯格雷夫太太没来过。”我的心咯噔一下，真希望那是基督对我说话啊。无论怎样，我让她下去询问清楚，同时感觉到自己的心有种奇妙的悸动。我说出自己不敢说的：“我相信！我相信！”她（穆斯格雷夫太太）又一次出现，说：“是我这个软弱的罪人说的。但这些话是基督的话。祂命令我说出来，不许我压着不说。”

尽管有约翰·布莱的鼓励和祷告，查理仍然被自己精神上的矛盾所困扰：

我请布莱先生来，问他我是否真相信。他回答说我不应该质疑这一点。是基督对我说话，祂知道一切并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仍然感觉到自己在激烈争战，不愿相信。但是圣灵仍一直与我并那个邪灵争战，直到祂将我心里不信的黑暗逐渐驱赶出去。我才发现自己信服了，于是立刻匍匐祷告，虽然无从得知自己是在何时、怎样被改变的……现在我发现自己已经与神和好，并在盼望与主耶稣相爱中欢喜快乐。接下来的几天，我的内心因自己巨大的软弱（这是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的）而摇摆不定……但相信耶稣基督会保守一切。

周一，他醒来，宣告：“今天，我感受到祂的权柄，却几乎没有感受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爱，也没有觉得自己的罪被消除。然而，我谦卑地希望自己卑微，希望祂强大。”那日晚些时候，约翰来看他。查理把他们会面的情形写进日记：“我哥哥来了，我们一起为他祷告。祷告当中，我几乎相信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晚上，我们一起歌唱并再次祷告。我的身体非常虚弱，但我认为自己既然是朋友中唯一的牧者，就应该为朋友祷告。我一跪下，便立即得了力量，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有了力量。”查理说自己这份新的信心使他感觉仿佛进入了“新天新地”。他透露说他现在感觉“在主耶稣的保守之下”，因为他将自己的“灵魂和身体”都已交给了祂。可是当他在5月24日和一些朋友领圣餐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习惯了死”的心重新回来了，因此深感不安。他接受了圣餐的饼和杯，却“毫无有信心的感觉，如以往一样”。

当天晚上，虽然并不情愿，但约翰还是同意陪伴詹姆斯·哈顿去伦敦市参加摩拉维亚教会的聚会。哈顿和约翰到了阿尔德斯盖特街，在离查特豪斯还有几米的地方，拐进了奈特顿场，这就是聚会的地点了。约翰聆听了对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观点的讲解，接下来，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回转就发生了：

那天晚上我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参加了阿尔德斯盖特街的集会，在那里有人读了路德写的《〈罗马书〉序言》。大约八点三刻的时候，那人讲到“通过对主耶稣的信心，神能使人心改变”，我感觉我的心涌起一股奇妙的温暖。我感觉自己对主耶稣的确是有信心的，且相信单凭信心就能得到拯救。我得到了一个确据，就是祂已经除去我的罪，甚至除去那个旧我，将我从罪和死的定律中拯救出来。

历史学家威廉·莱基对此事评论说：“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阿尔德斯盖特街那个小聚会中发生的那一幕开启了英国历史的新时代。”查理在日记中也记录了当晚发生的事：

八点钟，我为爱祷告。有些感觉，并确认会有更多感动。将近十点的时候，我哥哥和一群朋友前来，宣告说：“我真相信。”我们怀着极大的喜乐歌唱赞美诗。半夜，我将自己交托给主耶稣，确信自己或醒或睡，都有平安。不断地经历了祂的大能胜过一切试探的事以后，我欢喜并惊讶地承认，祂所能给予我的远超乎我所求所想。

而对于约翰而言，争战才刚刚开始：

回到家以后，试探来到。我大声呼喊，它们就逃遁无形。它们一次又一次反复攻击，我如往常一样，举目向祂祈求，祂“从祂的圣所降下了帮助”。在这过程中我看到了我现今和之前光景的不同。没错，无论在律法之下还是在恩典之下，我都努力过，而且都尽了我的所能。之前我有时候能得胜，而现在我总能得胜。

第二天，约翰在日记中记录：“那一刻我醒来，我的口和心同声呼求‘耶稣，我的主’。我发现我所有力量的源泉，在于我不断地聚焦于祂的身上。”

并不是每个人都被约翰和查理的回转经历所感动。这些人对那个五旬节主日发生的事情以及由此对其他人所产生的影响发出质疑。1738年6月6日，约翰·哈顿的母亲写信给小塞缪尔·卫斯理说：“你的弟弟约翰好像变得非常痴迷和狂热，可恼的是我们的两个孩子也深陷在这些荒唐的想法当中，极度推崇约翰的圣洁公义。”

最初的热情消退以后，约翰和查理都陷入了对这种新信心的恐惧和疑惑中。在1738年6月的日记中，查理有三天记录了自己灵里的“完全死亡”，感觉到“异常沉重和不愿祷告”。他写道：“我不禁问自己：‘我现在和以前所相信的有何不同呢？’”

1738年的新年前夜，约翰记录了自己和查理并大约六十名摩拉维亚信徒一起领受圣餐的情形：“早晨大约三点钟，我们不住地迫切祷告，神的大能向我们倾倒而来，乃至于很多人极度喜悦得喊出声来，还有人躺倒在地上。当我们从与主同在的敬畏和诧异中稍回过神来，我们齐声说：‘赞美你，我们的神！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