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的理论化：跨学科的视角
在当今的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界，随着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似乎对文学和文化研究者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显然，翻译研究或翻译学作为1976年崛起的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标志是在鲁汶举行的国际翻译研讨会。由此可见，它迄今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人们也许会问道，翻译学已经成了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门类中的一个成熟的学科了吗？它已经成功地与它过去所依附的对比语言学或比较文学真正分道扬镳了吗？在全球化的时代，面对人文社会科学所受到的各种挑战，翻译研究或翻译学的未来前景如何？如此等等。要较为圆满地回答上述这些问题，我们至少应当有两个前提：首先应当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也即我们应当超越袭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其次应当具有一种理论视角，因为长期以来，翻译研究被人们认为是缺乏理论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应当借助于理论的力量来考察并分析各种翻译现象，并对这一术语或学科进行理论化。
一、翻译学的合法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翻译研究确实正在朝着一门独立的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方向发展。尽管道勒拉普以及由他创立的刊物《视角：翻译学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致力于推进这门学科的进展，但是翻译学（translatology）这一术语仍未能在国际翻译研究领域内得到广泛的认可。这一刊物的中国影印版的发行自然对这一术语以及这门学科的普及作了很大的贡献，但要从根本上使大家都承认这一学科，恐怕还须从理论上入手。本文的目的就是从文化的视角提供作者对这一仍存在着很大争议的概念进行理论建构或重建。实际上，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应该对翻译研究或翻译学这门科学的学科在当今学术版图上的位置进行重新定位。尽管翻译学这一术语迄今尚未像其他学科那样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得到广泛的认可，但它已经广为翻译研究者使用了，特别是欧洲和中国的翻译研究者从一开始就频繁地使用这一术语，而且翻译学的学科地位也至少得到了初步的认可。
毫无疑问，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学应当有自己的对象和研究领地以及基本的方法论。实际上，既然翻译学将所有翻译和阐释实践和理论现象都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它就已经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条件了。它的方法论因而也就应该是多元的：既是审美的、批判的（主要是指向文学翻译），同时也是经验的、科学的（主要指向科学文献的翻译）。也即它可以在三个相关的学科领域内以跨学科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对比语言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化研究，但它绝不仅仅属于上述任何一个学科，尽管它过去曾经分别属于上述三个学科。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翻译学的功能将愈益明显地显示出来。
尽管翻译研究在中国飞速发展，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不少高校都建立了翻译学院或翻译系，但相当一部分高校学生和教师仍然对翻译与翻译研究或翻译学之间的关系搞不清楚。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阐述一下翻译学与翻译实践的关系。众所周知，翻译自人类开始交往起就存在了，西方人对翻译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而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则更早，因为中国后来的佛经翻译曾经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一直是国际翻译学界广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从传统的语言学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可以说翻译意味着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或者说以语言为媒介将一种意义形式转换为另一种意义形式。既然学者们大多认为翻译有不同的种类，因而翻译研究也就完全可以在不同的层次进行。在苏托沃斯（Shuttleworth）和科维（Cowie）看来，“翻译通常以隐喻的形式显示其特征，而且一直被比作玩一种把戏或绘制一幅地图”。他们的这种描述有几分道理，但并不全面深刻。当代学者对翻译的研究曾经在大部分情况下在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或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领域内进行，但在最近几年，情况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翻译研究的诞生，翻译越来越得到来自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视角的关注和考察。它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阐释学、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引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由此可见，翻译研究或翻译学无疑已经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吸引了众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甚至包括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也开始关注翻译和翻译研究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呼唤一门独立的翻译学科的诞生，也即它应当同时独立于对比语言学或比较文学。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翻译研究则始终受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传统的“正统”学科的挑战，甚至受到打压。由于许多翻译者，特别是文学翻译者，一贯主张翻译是一门艺术，或者说一种具有再创造性质的艺术，因而翻译理论便自然而然地被认为应当建基于这样一种艺术实践中获取的经验之上。由此而推论，从事翻译研究充其量只是总结翻译实践的一些经验，并无理论可言。但是另一些学者则希望维护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翻译研究的正当地位，它所受到的尊重应当和文学研究或艺术史等学科一样。既然文学创作需要有自己的理论，作为再创造的翻译为什么就没有理论呢？既然文学理论已经越来越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众多人文学科相关联并日益变得自满自足，翻译理论为什么就一定要依附于翻译实践呢？它难道不能像文学理论那样成为一种元批评理论话语吗？
另一个趋势是，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研究越来越接近文化研究。实际上，在笔者看来，翻译研究应当成为文化研究之广阔领地的一个分支学科领域。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区分翻译的概念与翻译学概念的不同：前者诉诸一种由综合知识和经常的练习支撑的实践性技艺，后者则本身就是一门学术分支学科，或者说是一门以深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为特征的人文知识分支学科。尽管翻译理论应该能够指导翻译实践，但是随着这门学科的日臻成熟，它已经变得越来越自满自足，越来越远离翻译实践。它对实践的指导往往不是居于技术层面，而更是居于思想和原则层面。也即一种翻译理论的提出往往能够改变人们对某种既定的翻译标准的看法，导致一种新的翻译实践模式的诞生。在当今时代，随着文化全球化现象的日益明显，在许多人看来，翻译将变得越来越无用，因为世界文化正变得越来越具有趋同性，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互联网上获取英文信息。然而，只要人类还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翻译就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有些学者，特别是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便呼吁翻译研究中出现一种“文化的转向”（cultural turn），而文化研究中也应该相应的出现一种“翻译的转向”（translation turn）。在他们看来，在全球化的时代，翻译仍将占据人类知识领域的重要位置，并且在未来的年月里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传统的基于对比语言学之下的翻译的定义应当改变，翻译的内涵应该扩大，也即应该从纯粹字面意义的转述变为文化的翻译和阐释。由此可见，翻译的历史任务不是变轻了，而是更加重了。与之相应的就是，翻译研究或翻译学所应该承载的任务也更加重要和必不可少了。
二、翻译的再界定和翻译学的建构
尽管不同的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的定义及功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笔者看来，翻译毕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流都是不可缺少的。试想，如果没有翻译的中介，来自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只能被彼此隔绝，老死不相往来，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更是如此。当然，在当今各种交流手段中，语言是第一位的，而翻译就是通过语言的媒介将意义从一种语言转变为另一种语言的技艺。但是翻译学研究者又是如何提出自己的理想的同时也是最为确当的翻译的呢？这个问题自从翻译开始存在以来就一直为人们所争论不休。几乎所有的翻译者都试图接近原文的意义，所有的翻译理论家都试图发展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且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发现，要想进入“忠实”（faithfulness）这一境地确实是难之又难的，因为由于众多的原因，源语中的意义是不可能在目的语中得到绝对忠实的表达的，任何忠实都只能是相对的，其中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因素。因此有些翻译研究者便力图发现某种折中办法来解决“忠实”的问题。近几十年里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尤金·奈达提出的“动态对应”（dynamic equivalence）的概念，他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译者“旨在完成表达的自然性，并试图将接受者与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相关联的行为模式联系起来”。显然，在奈达看来，完全的对应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此他便试图发现一种相对确当的方法来再现源语中的意义，而表达在目的语中的意义实际上达到的正是这种“动态对应”的效果，因为他很明白，这是译者自身的能动作用所使然。确实，当代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大都受到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以及后来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影响。如果我们承认，本雅明的那篇探讨译者的任务的挑战性论文预示了当代翻译研究中的解构方法的话，那么德里达的尝试则为一种具有解构思想的翻译之合法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铺平了道路。
本雅明和德里达在翻译学上的一大贡献就是解构了所谓的“忠实”，也即解构了所谓的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按照德里达的翻译理论，任何译者都无法确认自己是否已经掌握了真理（忠实）；他所能达到的只能是接近了真理（忠实）。同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无数相对真理之河才能成为绝对真理。依循德里达对翻译的解构式研究，另一些文化翻译理论家，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霍米·巴巴（Homi Bhabha）以及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也都在各自的翻译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解构策略，而爱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则试图拓宽当代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理论视野。上述理论家对翻译学的推进性贡献在于：斯皮瓦克在为自己翻译的德里达《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一书撰写的长长的“译者前言”（Translator's Preface）中开辟了一种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翻译和阐释理论著作的新方法；巴巴的“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概念则预示了一种视野广阔的多学科研究翻译的方法，并从后殖民的理论视角重新建构和定位了（民族）文化；而韦努蒂的“异化”（foreignization）和“归化”（domestication）概念则指明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文学和文化翻译方向，并且更加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作用。所谓文化精神的再现应该是最高境界的“忠实”，每一代的翻译者都试图在接近这一理想。这也许正是不同时代的译者总是要花很多时间重译文学名著以便满足不同时代的读者大众的基本需求的原因所在。然而，从文化和阐释学的角度来看，翻译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阐释和再现的手段，这尤其体现于文学翻译中。
既然文化翻译在我们的理论争鸣中更容易引起争议，我们首先从奈达的翻译理论开始讨论，因为他在中国的语境下影响很大，并经常被人们引证。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奈达的理论仍然是居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层面上，尽管他多少也涉及了文化的某些方面。但是探讨确当的翻译（relevant translation）的较近一个例子可以在德里达于1998年所作的一次演讲中见到。他在那里所讨论的翻译已经不是传统的语言学层面上的“逐字逐句”（word for word）的翻译，而更是文化层面上的“按照意义的”（sense for sense）翻译或阐释。德里达也和另一些后结构主义者一样，并不相信任何绝对确当的翻译的合法性和本真性，因为在他眼里，任何事物都是相对于另一些事物而存在的。因而他以及他的阐释者们便认为，所谓“确当的翻译”这个概念绝不是指“理论中的新鲜事物，即使它始终引发各种不同的构想，尤其在最近几百年里是如此”。虽然绝对“确当的翻译”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如果译者们努力去尝试的话，仍可以获得一种相对“确当的翻译”。在他的理论探险中，人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翻译焦点的转移：从纯粹语言学层面上的字面意义的翻译转到了能动的文化阐释和再现。因此在德里达看来，翻译既在语言学的层面上产生功能，同时也在文化的层面上产生功能，而后者更对当代翻译学研究者有着诱惑力。
一般说来，字面翻译对于忠实地再现科学文献的意义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在当今时代，这一点完全可以由经过计算机更新的机器翻译来取代。然而，在文学翻译中，最难做到并且最容易引起争议的莫过于再现隐于本文字里行间甚至字面之背后的含义。文学作品通常隐含着丰富多意的文化和审美意蕴，这一点如果译者仅拘泥于语言字面上的表面忠实是根本无法译出其意义的。因此对于优秀的译者来说，原文精神和风格上的忠实要大大胜于字面和句法上的忠实。在谈到翻译之于文学经典构成和重构的作用时，我们很容易发现，优秀的翻译会大大地帮助建构新的经典，而拙劣的翻译则会把本来在源语中属于经典的作品破坏进而成为目的语中的非经典。因而有必要在一个新的语境下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义，因为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们认识到，翻译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下从事翻译研究，因为翻译至少涉及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
现在再来讨论德里达的翻译理论。按照一种理想的翻译之标准，德里达指出，“任何翻译的策略都不可能决定性地依附于一种文本效果、主题、文化话语、意识形态或制度。这样的依附性在译者出自其中的文化和政治情景中是偶然的。这些字面直译的策略实际上在翻译史上始终被用于相反的作用”。所以，在今天的全球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人们最需要的首先应当是理解异域文化的微妙含义以便和来自那些文化传统的人们进行最为有效的交流。这样，对德里达来说，“一种确当的翻译就是‘好的’翻译，也即一种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翻译，总之，一种履行了其职责、为自己的受益而增光、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或义务的译文，同时也在接受者的语言中为原文铭刻上了比较准确的对应词，所使用的语言是最正确的，最贴切的，最中肯的，最恰到好处的，最适宜的，最直截了当的，最无歧义的，最地道的，等等”。尽管德里达试图为何为确当的翻译或最好的翻译提出一个准则，但他实际上却表明，这样一种准则本身也是不确定的，并且有着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在讨论翻译的不同方面时，我们立刻会想到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所提出的著名的翻译三要素：语际（interlinguistic）翻译、语内（intralinguistic）翻译以及语符（intersemiotic）翻译。他在界定翻译时所提出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向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还应当加上另一个要素：跨文化（intercultural）翻译，这一点在全球化研究中已经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既然全球化已经使得民族和文化身份变得模糊和混杂，它同时也使得翻译学的学科身份变得模糊和混杂了，使其成为一个具有跨学科特征并居于多学科之间的临界的“边缘”学科。这一学科领域内的学者们都认识到，翻译在今天的意义上应当既是语言学层面上的意义转述，同时又是文化层面上的文化阐释和再现，而且后者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强调。但是在今天的语境下，翻译首先应当转变其功能：从简单的语言字面意义的解释过渡到文化层面上的意义阐释和再现。前者的功能可以由机器翻译来取代，后者则只能由人来完成，因为只有人才能最为恰当地把握文化的微妙含义并加以确当的表达和再现。
三、文化研究中的“翻译学转向”再识
在全球化的时代，正如马丁所描述的，在一个“电子时代的地球村里，通过信息和传播技术的中介，新的社会和文化组织的范型正在出现”。这样一个信息社会浓缩了传统意义上的时空概念，使得人们可以更为直接和更为便捷地进行交流。全球化在文化上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世界语言体系的“重新绘图”（remapping）以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新分布：原先广为人们所用的语言将变得更为流行，原先强势的文化变得更为强大；原先很少为人所使用的语言或者消亡或者处于垂死的状态中，原先处于弱势的文化将变得更为微弱并更带有“殖民化”的色彩。现举英语为例。在全球化的时代，英语的功能正在变得越来越突出：所有的科学论文要想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就必须用英文撰写发表在国际刊物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宁愿用英语和外国人进行交流，而不能借助于翻译用本国语言进行交流。这样一来，英语在一个全球信息社会正扮演着越来越不可或缺的角色。人们不禁会这样问道，既然所有的人都在学英语，翻译还有什么用？实际情况恰恰与其相反，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尽管许多人都在学习英语并直接用英语进行交流，但翻译仍显得越来越有必要，因为人们需要更加有效地、排除误解地进行交流，因而对翻译的要求就更高了。同时科学家也不想让自己的科学发现被歪曲或表达不恰当，因此他们需要高手来修改润色他们的论文。他们仍迫切地需要才能出众的翻译以便产生出确当的译文，不仅在字面上准确地表达他们论文的要旨，而且也能将其中的深刻微妙的文化意蕴阐发并表达出来。
显然，全球化的法则已经使得世界人口的大多数被边缘化了，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直接受益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也导致了文化上的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文化正在将其价值观念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因此一些非英语国家的人们十分担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将面临的“殖民化”之可能。在这方面，翻译曾经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举中国为例。在20世纪，大规模的文学和文化翻译将西方的学术思想引进了中国，加速了中国的文化现代性进程。但到了20世纪末，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政府决定在文化上也塑造一个大国的形象，也即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不对周边国家构成任何威胁，中国自身也在经历一个“脱贫困化”（de-povertizing）和“去第三世界化”（de-third-worldizing）的过程。大量的资金投入用于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数百个“孔子学院”，以便普及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因此在当今中国，翻译的重点已不再是外译中，而更应当转向中译外，也即通过文化翻译的强有力手段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品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尤其是英语，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精神为世人所知。因而翻译在此再次显示出其突出的实用功能和政治功能，而不仅仅是语言上的交流之功能。
也许人们会问，既然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正变得越来越趋同，那么翻译的功能又体现在何处？实际上，全球化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极致：从西方旅行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旅行到西方。辩证地说来，全球化造就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例如身份、社会关系甚至包括制度，而且这些联系又必须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的身份都无可还原地变得混杂了，不可避免地要再现所表达出来的景致”，但是新的身份也可以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得到建构和重构。在这方面，翻译肯定能为重新建构文化身份作出重要的贡献。此外，不同的社会、文化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借助于信息的沟通，在这其中，语言，或更确切地说，英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翻译便显得更加必不可少，因为它不仅有着交际的功能，而且也有着文化交流和政治策略的功能。它已经远远地走出了转述字面意义的表层，因而对翻译的研究就应当更加重视其文化的方面。
在今天的“地球村”里，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翻译的中介而实现的，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无论文学和其他精英文化形式多么萎缩，翻译仍将在人们的文化知识生活以及日常交流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考虑到上述各种因素，我们翻译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应该抓住这一有利的时机对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翻译研究或翻译学进行重新定位。虽然翻译学尚未像其他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那样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得到普遍的认可，但这一术语已经在翻译研究者中广泛地得到使用，特别是欧洲和中国的翻译研究学者更是频繁地用它来描述对翻译现象的审美的或经验的研究。它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但并不一定要用来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因为它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研究领地、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自足的学科。它不仅对翻译实践有所贡献，更重要的是，它还将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整体建构有所作为。
在纪念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诞生30周年之际，我们不禁想到对翻译学进行理论化的必要性，因为这是一门成熟的学科的基本要求。十多年前，在呼唤翻译研究独立于比较文学学科时，苏珊·巴斯奈特语气坚定地指出：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妇女研究、后殖民理论以及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著述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目。我们从现在起应当把翻译研究看作一门主干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一个有价值但却是辅助性的研究领域。
我们虽然不一定赞同巴斯奈特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但也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当代翻译研究领域内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翻译研究或翻译学现在被人们理解为“指涉一门关于翻译的研究的学科，包括文学和非文学翻译，各种类型的口译以及配音和字幕翻译的研究”。但是时至今日，这一领域内的学者仍然常常把注意力集中于探讨翻译学的合法性以及其理论架构。笔者认为，翻译学应当被看做是一门独立于对比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等任何学科领域的自满自足的学科。我们有众多的学术期刊和著作作为其基础，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也有翻译教学的计划，因此翻译研究正变得越来越成熟。同样，翻译学自有其特征，因此如果我们考虑到其语言学的方面、其审美的和文化的含义以及研究的实证性的话，我们便无法仅仅将其划定在人文学科内，当然也无法仅仅将其定位在社会科学内，因为它还有着文化阐释和再现的功能，而且翻译首先应当是一个文化问题。这样看来，翻译学便应当被看做是如同符号学、人类学甚至心理学那样的一门处于临界状态的边缘学科，因为它与自然科学（例如机器翻译、新的翻译软件开发、计算机语言等）、社会科学（例如翻译译文的经验研究、不同译本的语言学分析等）和人文科学（例如文学翻译的审美欣赏、同一经典文本的不同译文的比较研究等）都有着诸多关系。所有这些都应当作为建立一门独立学科的必要基础。
由此可见，作为一门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独立的学科，翻译学应当有自己的对象和研究领地以及方法论。具体说来，它的研究应当在下面三个层次上进行。
1．在比较文学的层面上进行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当翻译研究被压抑到边缘时，一大批比较文学学者，如勒弗菲尔、巴斯奈特、朗伯特、根茨勒、欧阳桢等，率先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研究翻译问题，他们往往超越了欧美文学之间的比较，进入了东西方文学比较的跨文化的高层次，翻译只是他们从事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一个切入点，结果他们在翻译研究领域内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在比较文学界的影响。这至少说明在翻译研究这块刚刚得到开垦的“处女地”上仍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为翻译学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进而消解单一的中心之尝试铺平了道路，其最终目的在于促使翻译学早日摆脱比较文学的阴影而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在语言学的层面致力于翻译文本的对比和分析。如果我们认为上述第一个层次以研究者的能动阐释和审美再现为特征的话，那么在这一层次上，研究者则强调经验性和科学性，并以语料分析的缜密性为其特色。这一方向的研究者往往试图通过基于语料库的分析和其他具有实证性的资料来证明这一学科的科学性。这一研究方向近似社会科学的实证性和经验性研究，很少对译文进行审美价值判断。他们所探讨的问题，正如本雅明所言，试图证明，应该返回主宰翻译法则并涉及可译性问题的原文，因为翻译只是一种形式。
3．在跨文化的层次上进行研究，或者说纳入广义的文化研究大语境之下进行研究，在这里，翻译研究实际上是文化研究之下的传媒研究的一部分，因为语言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因而翻译的传播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同样，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语境中，翻译学的研究既是理论性的，同时又有着研究者的批判性和阐释性观点。确实，文化研究以反机构、反理论甚至反解释而著称，但是文化研究学者的实践却恰恰证明了这种研究是由各种后现代理论支撑的，正是这些后现代理论解放了长期被压抑在边缘的话语、亚文化以及亚文学。因此，翻译研究完全可以被当作广义的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并且可以从后者中汲取和借鉴方法论。
十多年前，当翻译研究处于危机之境地和“语言的囚笼”中时，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大胆地呼唤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这不仅使得这门新崛起的学科走出困境，而且也为研究者指明了一个新的视角，翻译学正是从中走出并一直沿着文化的方向发展的。正如根茨勒在讨论早期的翻译研究时所总结的，“翻译研究一开始就号召暂缓尝试对翻译理论下定义，同时试图首先更多地了解翻译的步骤。翻译研究学者并不企图解决意义的性质的哲学问题，而是关注意义是如何旅行的。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一个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坚持对各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敞开大门：使文学研究者和逻辑学者合作研究，使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一起合作研究”。这无疑对当时的翻译研究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在30年之后，翻译研究发展兴盛的今天，仍不对之加以理论化，未免就有些失当了。当前，曾一度兴盛的文化研究陷入了独语的危机境地，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西方学者，如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以及凯·道勒拉普等，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来消解当代文化研究中的英语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曾试图呼唤文化研究中出现“翻译的转向”（translation turn），但是由于巴斯奈特缺乏东方文化的背景，勒弗菲尔虽然关注中国的文化和翻译研究，但他毕竟不通晓中文，再加之他的英年早逝，这一理论建构便无法完成。鉴于现在翻译学的日益成熟，并率先在中国得到长足的发展，我们完全有能力向国际学术界宣告，文化研究中的翻译学转向应当由中国学者来提出。因为，经过近30多年的对外开放，我们已经引进了几乎所有的西方理论，并且一直沉溺于消费理论的状态中，现在，应该是让我们这个文化大国转向的时候了：从一个理论消费（theory consuming）的国家转向一个理论出产（theory producing）的国家。难道我们不能率先在翻译学领域内有所突破吗？
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
按照当代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看法，翻译，尤其是文化翻译，其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文化（culture）进行定位（location）。在这里，巴巴所用的文化一词是单数，而我根据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和多样特征，将其表现为复数。也即，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cultures）进行重新定位（re-location）。这样看来，翻译所承担的任务就更加重要了。毫无疑问，巴巴的这种观点曾广泛地影响了当代翻译研究，特别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进行的翻译研究，并使得翻译的领地大大地扩展了。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在全球文化的版图上，中国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得以“重新定位”呢？这确实是一个令所有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感兴趣的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大大地明显于文化的趋同性，应该说，这正是这种文化的定位和重新定位的一个直接后果。因而在这方面，翻译一直在扮演着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充当一种协调者（mediator）和翻译者的角色。但是在此意义上的翻译早已经超越了其简单的语言文字上的转换之功能。如果我们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的大规模的文学和文化翻译使得中国文学和文化越来越接近世界文化和文学主流的话，那么近一二十年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翻译的实践则使得中国文学和文化具备了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之能力了。可以说，前者是以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全盘西化”作为代价的，而后者则将促使中国文学和文化对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作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它正在以一种积极的姿态“重新定位”全球文化，并为世界文学的重新绘图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从全球英语到全球汉语
我在几年前发表的一篇探讨全球化与文化的英文论文中，曾试图用复数的形式来描述当前英语（Englishes）和汉语（Chineses）的状况，旨在强调全球化带给当代文化的多样性特征。英语和汉语分别作为世界上的两大主要语言，已经出现了裂变的状态：英语早就从一种民族/国别语言逐渐过渡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使用中出现了不同的变体；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汉语也开始发生了裂变：从一种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使用的民族语言逐渐过渡到一种区域性的语言，并且向着世界性语言的方向发展。在本文这一部分，我首先要重温这个话题，但把重点主要放在汉语的全球性特征上。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世界上出现了所谓的“汉语热”，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数百个孔子学院，但我们仍然应该承认，英语作为当今世界的通用语的地位至少在短时期内是不可改变的。然而，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作为当今世界国际交流中的首要语言，英语的扩张显然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即使使用英语的人群的数量还在扩展，但是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这一语言的全球统治地位或许会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逐渐淡出”。也即随着另几种世界性语言的崛起，英语的霸权终将被打破。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作为全球通用语的英语的霸权地位已经受到另几种强势语言的强有力挑战，在这些强势语言中，汉语无疑占有最为突出的地位，并且将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遏制的强大生命力。
我们都知道，近十多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快速提高，汉语的地位也在快速上升，但是正如人们所不得不承认的，“当今世界所出版的图书有百分之三十是英语（汉语图书排名第二，占百分之十一）”。汉语出版物虽然名列第二，但其中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极少进入世界各地的图书市场。随着“汉语热”的持续升温，这一百分比将在不久的将来有所改变。近几年来国际书展上出现的中文图书热和中文图书的版权输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而诚如巴巴所不无洞见地指出的，在当今世界，一方面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另一方面则是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进程的缓慢推进，但后者应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因此在巴巴看来：
我们被引导去为构想一种处于动态的甚或辩证的关系的少数人化和全球化而负有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因为这种关系超越了本土与全球、中心与边缘，或者公民与局外人的极致。最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文化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就指出，少数人化的状态确实是一种全球性的公民身份。
当然，这种“少数人化”在这里是一个象征性的用法，意指那些不具有霸权的弱势群体。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不高，而且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并不掌握很多话语权。但是在全球化/少数人化的双峰对峙的情势下，世界语言体系已经大大地“被重新绘图”了，原先处于霸权地位的一些语言，如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逐渐走向衰弱和萎缩，而另一些新崛起的语言则变得越来越通行，例如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汉语，因而导致了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因此，我们用“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一术语来描述世界文化在未来的发展走向应该是十分恰当的。既然如此，人们也许会提出另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既然中国经济在近20年里飞速增长，中国文化的地位也随之大大地提高，那么汉语的未来走向又如何呢？这正是我后面所要讨论的。在这部分，我只想描述汉语在近十年里所发生的变化：它已经逐步从一种基本上属于民族/国家的语言变成了一种区域性（regional）乃至世界性的主要语言之一。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一个大国，但是曾几何时爆发了1840年鸦片战争，软弱腐败的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沙俄帝国以及日本帝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大片中国土地被割让或处于殖民统治下。这种状况自然影响了汉语的地位。在中国的东北和台湾地区，人们被迫学习俄语和日语，甚至在自己的祖国用这些外来的语言进行交流和工作。在香港，所有的政府公务员首先要掌握英语，因为直到1997年回归中国以前，所有的政府公文都首先用英文发布，曾经的黄金帝国就这样濒临解体并逐渐在世界上被边缘化了。为了恢复过去的辉煌和综合国力，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不得不向当时的那些经济发达国家看齐，发起了大规模的翻译运动，经过这种“全盘西化”的尝试，中国文化几乎沦为被边缘化的“殖民”文化。大面积的文学和文化翻译以及西方学术思想的译介致使汉语一度被“欧化”或“殖民化”。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认为，为了向发达国家看齐，就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它们。那么究竟如何去赶超那些发达国家呢？只有尽可能多地译介西方的文化思潮、哲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因而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现代性便作为翻译的一个必然后果应运而生了。由此可见，翻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起到的政治和文化启蒙作用是无与伦比的，远非仅仅居于语言文字的层面。甚至鲁迅这样的主要知识分子和作家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译介国外的文学作品，其译著的字数甚至超过了他自己著作的字数。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本身也随着众多华人在不同国家的移民而在世界各地旅行，但其速度却十分缓慢，不少人为了在所定居的国家安身立命，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母语，而改用当地的语言进行交流。他们一开始还充当着两种语言与两种文化之间的协调者和翻译者的角色，但到后来，其中的不少人便逐渐本土化了。尽管如此，在他们记忆的深处仍然隐匿着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操。虽然这种大规模的移民确实使得中国文化的一些习俗传播到了国外，但汉语本身并没有在全世界产生多大影响。这些移民到国外的华人中，许多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跻身所定居的国家的主流文化，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要想跻身主流文化圈内，首先就要掌握其语言。而若是真想掌握一门外语的精髓，就得用那种语言进行思维和表达，有时甚至要暂时忘记自己的母语。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经常出现在许多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中，这些作家中的不少人不愿被人称为“华裔”美国作家，他们坚持用英语创作，但由于他们传承下来并隐匿在记忆深处的中国文化思想却不时地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流露于笔端。因此他们同样也扮演了一种文化“翻译者”和“协调者”的角色：不断地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建构和定位。但许多人所做的工作只是一味地使中国文化适应自己所定居的国家的文化习俗，以便迎合国外的读者和受众。
另有许多华人移民却持续不断地在自己所定居的国家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他们坚持用汉语写作，在异国他乡出版汉语报纸和书刊。这里仅以北美为例，在当今的不少北美大学，许多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移民的子女都在东亚语言文学系选修中国语言文化课，以便通过此举来寻找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认同，这也是许多华裔美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亲身经历。他们中的不少人常常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试图用英语来表达得自中国文化经验的思想；另一方面为了迎合主流文化的欣赏趣味，又不得不以一种批判的甚至歪曲的方式来描述中国的文化习俗，把中国人的一些丑陋的东西展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翻译”和传播毕竟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了中国文化。对于这种作用我们切不可低估。
事实上，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汉语已经逐步成为另一种主要的世界性语言，这对于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普及中国文学和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汉语真的变得像英语那样包容和混杂的话，那就完全有可能成为仅次于英语的世界第二大语言，因为它可以起到英语有时起不到的作用，而在更多的方面，它作为一种主要的世界性语言，也可以与英语形成一种互动和互补的态势。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政府在普及和推广汉语及中国文化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开始初见成效。就像当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几十年来不遗余力地在海外大力推广英语教学和文化传播那样，中国政府也在海外建立了数百个孔子学院，并通过这一中介来起到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但是这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早已获取了巨大的收益，包括丰厚的经济效益，而后者虽已投入巨资，但却刚开始初见成效。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年月里，这些孔子学院将在文化影响和经济效益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效。
由此可见，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同时也扩展了世界上主要语言的边界。一方面，汉语作为一种区域性—世界性的语言推进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文化上的全球化又促进了汉语在全世界的推广和普及。在语言角色的转变过程中，一些次要的语言成了文化全球化的牺牲品，而另一些本来就比较通用的语言，如英语、汉语和西班牙语等，则变得原来越流行，这不仅有助于重构世界语言体系的版图，同时也有利于构建全球文化的新格局，在这一新的格局中，汉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因而我们可以预言，在全球化的作用下，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即将形成，它不仅仍在很大程度上以民族—国家为边界，同时也以语言本身作为边界，也即不仅只有一种英语文化，而是有多种用英语书写和记载的文化，在这方面，文化（cultures）和英语（Englishes）都应该是复数的。同样，在未来的不同文化共存的新格局中，中国文化也将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的不断升温而变得日益重要。作为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我们也应回答这样的问题：既然翻译的功能和作用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将如何在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重新定位中国文化呢？这正是我将在下一部分所要讨论的。
二、翻译中国和在国际学界发表著述
毫无疑问，翻译中国和在国际学界发表著述都离不开翻译的中介，实际上，这是翻译的两种不同形式。即使我们直接用英文著述也离不开把中国的材料、经验、视角和观点转换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所能理解的语言去加以表达，因此这大大地不同于我们过去长期以来所实践的将外语著述译成汉语，而且难度也更高。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史上，翻译发挥过巨大的作用，通过翻译，国外最新的文化思潮和理论以及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进入了中国，从而使得中国文化和文学更加接近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主流。在许多人眼里，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翻译过来的”文学史，国外的，特别是来自西方的影响十分明显。但是当我们反思文学和文化翻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不禁会感到某种遗憾：在大规模地将国外的，特别是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学作品译成中文时，我们却很少将中国自己的文化理论和文学作品翻译成主要的世界性语言。即使有杨宪益夫妇这样的优秀翻译家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中国文学的佳作译成英文，但这些作品的流通渠道却不甚理想，许多翻译过去的中国文学作品仅偶尔被一些从事汉学研究或翻译研究的学者查阅，远未进入英语图书市场，更未为广大英语世界的读者所阅读。因而许多人认为，将中国文化和文学译介出去主要是目标语译者的任务，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是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在那些精通汉语的汉学家中，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将其毕生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译介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上呢？可以说为数极少，因而迄今只有少数幸运儿受益。华裔法国作家高行健之所以能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他的英译者陈顺妍（Mabel Lee），因为是她将高行健的代表作《灵山》译成优美的英文，从而使其得到英语世界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认可进而一举获得诺奖。同样，2012年诺奖得主莫言更是如此，试想，如果没有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陈安娜（Anna Chen）将他的主要作品译成优美的英文和瑞典文的话，莫言的获奖至少会延宕十年左右，或许他一生都有可能与这项崇高的奖项失之交臂。这样的例子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可见翻译的作用是多么重要啊！当然，中国当代作家中并不乏与莫言同样优秀的作家，但是莫言确实是十分幸运的，葛浩文的翻译不仅在相当程度上用英语重新讲述了莫言的故事，而且还提升了原作的语言水平，使其具有美感而能打动读者。由此可见，优秀的翻译家不仅能忠实地转达原著的意思，还能使原作在美学形式上增色，而相比之下，拙劣的翻译者甚至会使本来很好的作品在目标语中变得黯然失色。这样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和翻译史上举不胜举。对此我在本文后面还要讨论。
正如解构主义理论家希利斯·米勒所总结的：“在某种意义上，即使一部作品被属于另一个国家和另一种文化的人以原文的形式来阅读，但它毕竟还是‘被翻译’，被移位、被传载了。以我自己的情况来看，我从乔治·普莱的著作以及后来的雅克·德里达的著作中学到的东西（当我初次阅读这些著作时），无疑应该是一些在他们看来有点奇怪的东西，尽管我可以通过法文原文来阅读它们。虽然我通过原文来阅读这些著作，但我还是将普莱和德里达‘翻译’成了我自己的表达风格。”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用英文撰写学术论文和专著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翻译，特别对我们中国的人文学者更是如此。因为我们用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写作和发表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著述，或者从我们独特的中国视角来考察和分析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翻译，但是对这种形式的翻译之重要性，不少中国学者尚未认识到。他们还在拘泥于所谓“翻译的外部研究”和“翻译的本体研究”之争。
我们至今仍记得，印度籍的美国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曾在一篇题为《底层人能言说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著名论文中试图为那些来自第三世界的底层人辩护，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无法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他们想言说，也无法被别人“听到”，或得到人们的“认可”。因此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找到某种中介，通过这些中介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尽管中国由于其经济腾飞而受到世界瞩目，但毕竟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因此我们如果沿着斯皮瓦克的思路来反思一下国际中国研究的现状，就会发现，中国国内的学者在国际中国问题研究方面很少有话语权，尤其在人文学科方面更是如此。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把斯皮瓦克的这篇文章改个题目：《中国人能够在国际论坛上发出声音吗？》（Can the Chinese Speak on the International Forum？）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即使在过去也还是能够言说的，只是他们没有机会言说，或者说，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言说。也即即使他们有了这样的机会，所发出的声音也难以被人听到，或者说别人压根就不想听他们言说。我想这一方面是翻译的缺席，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国内的学者很少注意到直接用外语著述（另一种形式的翻译）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的状况。在那些年代，当我们拿起一本中国研究的英文刊物，几乎很难见到中国作者的名字。即使偶尔见到一个中文的名字，但一查他/她的介绍就会发现，此人不是来自港台地区就是一位定居在西方的华人学者。确实，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很难有机会在这类刊物上发表论文，而相比之下，他们在自然科学界的国内同行却早已经瞄准国际前沿学术课题并开始在那些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了。
我们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十分开放的国家，几乎所有的西方前沿学术理论著作以及文学作品都被译介到了中国，当时这些译者中有许多人都是新手，我本人也是在那个年代里不知天高地厚地就敢于问鼎世界文学和学术名著。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中西文化学术交流上出现了一种不平衡性：开放的中国十分热切地希望了解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西方学界的一些最新进展，而外部世界却对中国知之甚少，或者说不太关注中国发生的一切，尤其不愿意听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显然，这背后有多种原因，当然，当时的中国经济上还比较落后，而落后的国家是没有资格向世界提供好的经验的。过去曾有人说“弱国无外交”，若用于学界，也即“弱国无学术”，或“弱国无文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大多数中国学者的英语都不好，既不能口头交流，更达不到发表著述的水平。因此，在那个时代的国际学界，中国学者确实是“失语”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像“等待戈多”那样被动地等候国外汉学家的“发现”，但即使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著作也不可能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
然而，就在中国学者“失语”的那些年月里，国际学界对中国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听任汉学家的描述，他们似乎是在为中国代言，并且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中国研究方面的著述。坦率地说，大多数汉学家对中国同行还是比较友好的，他们热爱中国，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大都基于自己长期深入的研究和认真的思考。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东方主义的局限和偏见，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之形象始终是一种虚幻的和不真实的，这不能不影响到这些汉学家的研究。因而其中的少数汉学家自视甚高，根本瞧不起中国国内的学者，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在国际学界言说和描述中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恰在于，他们对中国的言说或描述大多基于那些关于中国的误解或曲解，所掌握的资料也不是很全面的，并不能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当然，在那些封闭的年代，他们的这些言说和著述或多或少还是能使外界相信的。但是在本质上，他们绝不能代表整个国际中国研究的水平。
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十分欣慰地看到，在当今世界任何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里，我们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著作和期刊。更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几乎所有的中国研究刊物中，我们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一些中国作者的名字，而且其中有些作者就是中国大陆的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学者。据我所知，几乎所有这些刊物的编辑都十分热切地希望听到中国国内学者的声音，有些主编们还要我向他们推荐中国学者的优秀论文，即使用中文写作的，他们也可以组织人力将其译成英文。人们或许会问，难道这些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中国作者的英语水平真的比20世纪80年代的那些学者更好吗？我看未必见得。我本人于1990—1991年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时，曾在汉学刊物《中国信息》（China Information）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讨论的是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接受。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当时在莱顿大学汉学院作了一个相关的演讲，该刊的编辑认真地听了我的讲座，然后希望我把文稿交给她看看，是否合适在该刊发表。她态度既友好同时又严肃认真地审读了我的文章，并作了较大的修改和润色，然后把清样寄给我审核。正是通过我在国际中国研究刊物上发表的那篇英文论文，使我熟悉了英语学术写作的一些知识和规范，为我后来接连不断地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打下了基础。
无论如何，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中国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之一，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政治上，还体现在文化上。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大国的国际形象已不再受到任何怀疑了，但文化大国形象的建立还有待于我们的努力。这方面，翻译将发挥独特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全球化的到来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可以平等地对话，交流并讨论对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的看法。在这方面，自然科学家确实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他们早已经注重在国际学界发表著述了。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又有何作为呢？
作为一个新兴的科学技术大国，中国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上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尽管国内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在国际上发表著述的重要性，但对其成效则并不容乐观。既然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里，只有极少数中国学者能够在主要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我们又如何让国际社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呢？以我所在的人文学科为例。在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期刊上，我们几乎很难见到中国学者的论文，更谈不上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了。我认为除了缺乏必要的专业英语写作训练外，不少学者甚至缺少基本的学术思考和写作的训练，他们只能用中文将国际学术大师的理论观点转述给国内读者，而无法与自己的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和对话。也就是说，在与国际同行讨论问题时，缺乏根本的问题意识和话语权。但是尽管如此，不少国际学术期刊，包括中国研究期刊的编辑们依然想读到中国学者的著述。他们知道，在讨论一些基本的理论话题时，需要听到所有学者的声音，不管他们是来自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其中一些期刊的主编甚至邀请有影响的中国学者编辑专题研究专辑，由他们自己去邀请相关学科的重要学者为该专辑撰文。这样，这些编辑们就能听到真正来自中国的学者对大家共同关心的前沿话题的看法了。对于那些学术造诣深厚而英语欠缺或不懂的中国学者的优秀论文，他们甚至组织力量将其译成英文刊发在他们的期刊上。还有一些主要的国际学术出版机构，也开始组织人编辑中国研究丛书，除了邀请学者直接用英文著述外，还组织力量将中国学者的优秀著作译成英文在英语世界出版。但是平心而论，能够被这些出版机构看中并组织翻译出版其著作的中国学者实在是寥寥无几。与国内出版界争相译介和出版西方学术著作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
笔者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就不断应邀为一些国际学术期刊编辑专辑，虽然我所编辑的专辑只有极少数是发表在中国研究刊物上的，但是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几乎所有这些专辑都与中国研究相关，或从一个全球的或比较的视角来探讨中国和西方学界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在进行国际发表时，我们中国学者应该聚焦于中国问题，尤其是当代的问题，这恰恰是国外的中国研究者所难以做好的课题，而这也正是我们国内学者的长项。在用英语著述和发表时，我们实际上扮演了一个翻译者的角色：并非那种逐字逐句地将我们事先用中文写好的论文译成英文，而是直接用英文思维把我们的思想加以表达。我始终认为，为了在全世界推广中国文化，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汉学家的帮助，但是我们却更应当依靠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将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方面，更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因为这一学科的汉学家数量实在太少，而其中优秀的精通两种以上的语言和文化者更是凤毛麟角，即使他们达到了这一境地，往往也像我们一样，更加注重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太愿意去花时间将别人的东西译成自己的母语。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注重用英文写作或发表自己的著述，国际中国研究的刊物也将在发表中国学者的优秀著述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样，我们中国学者就真正能够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三、翻译与汉语的未来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理由是他的作品“融梦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为一体”，取得了别人难以替代的成就。按照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昂格伦德（Peter Englund）的说法，莫言“具有这样一种独具一格的写作方式，以至于你读半页莫言的作品就会立即识别出：这就是他”。这确实是很高的评价，其中不免带有夸张之词，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昂格伦德究竟是读了莫言的原著，还是葛浩文的英译本或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显然是后两者，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瑞典文学院的18位院士中，懂中文者只有马悦然，但是马悦然并没有说这话。可见成功的翻译已经达到了有助于文学作品达到“经典化”的境地，这也正是文学翻译所应该达到的“再创造”的高级境地。同样，也正是由于读了葛浩文的英译本和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唐纳德·莫里森（Donald Morrison）才能够称莫言为“所有中国作家中最有名的、经常被禁同时又广为盗版的作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