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长期以来，国内外新闻界和学术界都有不少记者或学生对我进行专访，但我都很少谈及自己的学术道路，其理由很简单，我的学术道路也正如我这本专题研究文集的标题所示：“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而目前我仍然沿着这条既定的道路在稳步行走着，同时又经常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游刃有余。今后虽然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但变化也许不会太大。虽然我的另外两个学科领域——西方文论和英美文学并没有被包括进这个标题，但实际上，熟悉我的著述的读者一定很容易发现，我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最初也是从英美文学入手，并带有鲜明的国际性、理论性和先锋性等特征。也即我十分注重与我的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和平等对话，因此我研究世界文学也着重于其理论概念的发展流变，并不面面俱到地涉及世界各国的文学。我的翻译研究最初也是从翻译英美文学作品开始，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后，又得助于先前打下的文学理论基础，所以并不涉及具体译本的翻译实践，而是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考察翻译现象，最终促使这门长期游离于学术边缘的学科领域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话语。我想这应该是我之所以能够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并且经常在各种国际学术场合发出声音并发表著述的原因所在。

一、从英语教学步入文学研究

我也和国内不少从事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的同行一样，是“文革”十年的受害者。这倒不是说我本人受到了冲击，因为那时我还在南京上小学四年级，不可能像那些年长我几岁的青年学生那样卷入革命的洪流，但是我毕竟也和成千上万的少年一样深受读书无用论的毒害，曾一度沉迷于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好在我醒悟得比较早，而且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所以在随同我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战友们去一些机关学校查抄时，别人都争相拣一些值钱的东西拿回家，我却把一些没人要的书，尤其是中外文学名著悄悄地藏起来，用写大字报的白报纸仔细地包好埋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不时地取一两本带回家去阅读，这样不知不觉地已经读了几十本中外文学名著，中国文学名著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暴风骤雨》、《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平原枪声》、《创业史》以及“文革”时期的当红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外国文学名著则包括《基督山伯爵》、《红与黑》、《母亲》、《在人间》、《牛虻》、《双城记》、《幻灭》、《高老头》、《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这些早先读过的中外文学书籍至今对我还有着一定的影响，我甚至能清楚地记得书中的主要人物的姓名和故事情节，当然，这也为我日后从事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打下了必要的文本阅读基础。

初中还未毕业，我就随父母下放到了苏北盱眙县，并在那里读完了高中。幸运的是，我在1973年高中毕业后才下乡插队，而且下乡的时间只有两年，期间大部分时间担任中学民办教师。我很快就赶上了一个好时光：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强调高校教学质量，我有幸被当地贫下中农推荐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候选人，由于我在中学读书时曾担任过班里外语课的课代表，在英语方面还有些基础，便顺利地通过面试进入了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实际上，我们当时在大学里读书的时间并不多，短短三年的学习期间，光是学工、学农和学军就占去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此外还赶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粉碎四人帮”这两大政治事件。但是我那时已经认识到了自己今后的目标，因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尽可能多地读书。但在当时那种强调政治的年代，读书也不能太公开，于是我每到一处，甚至在开会之前，总要带上一个英语单词本，抓紧每一刻时间背诵单词，或阅读一些英语课外读物，或和同班同学用英语交谈，所以在三年的时间内，我基本上自学完了“文革”前大学英语专业四年的课程，并且记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也写了不少英语作文。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当时虽然没有从课堂上学到多少东西，但却记住了不少英语单词和法语单词，这为我后来的英文写作和法文阅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在毕业留校后，我很快就进入了直接阅读英文原版文学作品的阶段。可以说这些都对我今天的学术研究和在国外大学的演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也和今天的不少外国语言文学界的同行一样，最初进入文学研究的领域是英美文学，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美国文学，主要聚焦于20世纪的美国文学研究。我至今仍记得，我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研究美国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的小说创作，后来又迅速转而研究杰克·伦敦和海明威，尤其是后者对我的学术道路有着直接的影响。我也和海明威一样，开始时兴趣很广，什么都有所涉猎，但我记得海明威有一个原则，即他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必须在那个领域内位居第一，否则他宁可放弃那项事业。我在少年时代曾经是学校足球队的后卫，后来又迷上了乐器，诸如二胡、笛子和小提琴，并且都曾经达到上台演出或伴奏的水平，但后来为了全身心地学习英语和研究文学，我不得不先后把这些从小养成的爱好一一放弃了。就文学研究而言，也可以说，我是从国别文学研究逐步进入比较文学研究的。但在此之前，有两件事对我后来进入比较文学领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江苏省成立了美学学会，我的好友孙津在学会中担任副秘书长，他邀请我出席了几次这样的研讨会，使我在繁忙的英语教学和英文阅读中接触到另一个充满理论思辨的领域：美学和文学理论，应该说这对于我后来专攻西方文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另一件事则更是偶然，江苏省广播电视大学需要一位外国文学教师担任学员的课外辅导，我被本校的一位老师推荐担当了这一教学任务。当时电大学员的学习条件很差，他们一般周三和周六下午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听主讲教师的讲课录音，然后再由辅导教师进行辅导和答疑。尽管学员分散在不同的辅导站，接受不同教师的辅导，但最后的考试却是全国统一的。这对于我这个辅导教师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仅要把教材吃透，而且要能经得起学员的提问，此外还要经受全国统考的检验。这对我这个仅懂得英美文学的青年教师来说无疑又增加了许多工作量，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贪婪地阅读了英语国家以外的主要欧洲文学名著和许多文学史书籍，认真地备课，并尽可能充分地为学员讲解和答疑，最终我的努力并没有付诸东流：我所辅导的学员大部分都通过了考试。后来，我又接受了辅导学员文学概论课的任务，这便使我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可以说这些均对我从英语教学进入文学研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本和理论基础。我就这样走上了一条学术的不归路：从一个教书匠逐步成为一位文学研究者，更具体地说，英美文学研究者，并开始涉猎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

二、从比较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研究

我和国内绝大多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所走过的学术道路也不尽相同：他们大多来自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因为就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而言，它也确实是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一门二级学科；而我则是来自外国语言文学系，从所学专业来看，应该是来自英美文学研究的。所以若描述我和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关系，我可以用这样的字眼来描绘：若即若离，分分合合，但总也无法分离。也即，我开始是比较文学学科的门外汉，直到拿到博士学位时，也还是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好在我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单位是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比较文学系，合作导师是蜚声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学术大师佛克马（Douwe Fokkema）教授，这就使我第一次正式进入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大门。回国后我仍回到北京大学在英语系任教，后来承蒙乐黛云教授不弃，聘请我在她主持的比较文学研究所担任兼职教授，总算我有了一个双重身份。1997年我离开北大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使我正式地跨入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大门，我在那里一切从头开始，当年即着手创建了比较文学研究所，1998年领衔成功地申请到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再度领衔并经过激烈的竞争，成功地申请到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可以说，那时我是比较文学学科内的正式成员。但就在2000年年底，我急流勇退，离开了刚刚亲手建立的北语比较文学研究所，调入了清华大学外语系，紧接着又开始了紧张的申博准备工作。我进入清华后，可以说又回到了我的老本行，英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我于2003年又领衔成功地申请到了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在短短的几年内将该博士点建成北京市重点学科，并迅速地获得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和博士点。为了不放弃比较文学研究，我又在清华大学创建了一个虚体性的跨院系的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尽管经历了分分合合，最终我还是和我的中国语言文学界同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共同为繁荣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为向国际学术界推介中国文学的优秀成果而努力奋斗。就我本人的学术生涯而言，我为什么会从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走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之路的呢？对此我过去虽有所袒露，但并不全面，在此我不妨多做些交代。

今天回顾起那些往事，我发现我进入比较文学界在很大程度上也纯属偶然。1985年6月，我应邀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的美学研讨会，在会上结识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胡经之教授，他当时和乐黛云教授一起被借调到深圳大学主持中文系和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在和他的交谈中，我欣喜地得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将于1985年10月在深圳举行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之前，还将举办全国比较文学讲习班，由国内外著名学者主讲。他建议我参加这两个活动，并在会议开始的一个多月前就给我发来了邀请信。但是尽管有前辈学人的提携，事情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我当时在南京师大外语系教授的是公共外语，与文学研究根本沾不上边，更不用说比较文学了，因此当我向系领导提出外出开会和参加讲习班的申请时便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理由是教学任务繁重，我外出期间没人替我代课，另外经费也紧张，系里无法支付我的差旅费和会务费。我自然不甘心，这可能和我的个性特征有关：我只要看准一个目标就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即使经历失败和挫折也绝不回头。我当时已经从外籍教师送给我的一些英文原版学术著作中看到了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现状及未来前景，并且为自己制定了今后的学术发展目标。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把申请报告递到校长那里，并声明愿意自付一切费用，只求他同意我参加这两个活动。身为生物学家的校长归鸿教授被我对学术的执著深深地打动了，他认为很多像我这样的青年外语教师都利用业余时间出去兼课挣钱，而我却愿意自己出钱去学习，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于是在归校长的直接干预下，我才如愿以偿地前往深圳出席了那次比较文学的盛会，但是却失去了参加全国比较文学讲习班的机会。

1985年的深圳会议上，确实是群星璀璨，大师云集，恐怕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我除了向大会提交自己的论文外，还结识了许多比较文学界的同行，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了我的至交或同事。此外，我还有幸认识了对我的学术生涯发生关键性影响的三位学术大师：杨周翰教授后来成了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他在我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后才匆匆离去；佛克马教授后来成了我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合作导师，并引领我进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界和后现代主义研究领域；詹姆逊教授后来一直是我从事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以及全球化问题研究过程中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我们之间的友谊应该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在为庆祝自己的七十大寿举行的家宴中只邀请了三位中国或华裔朋友：在杜克大学任教的刘康，当时正在美国访问演讲的作家余华和我，而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专程从耶鲁大学前往杜克，和老朋友欢聚一堂的。我也正是在深圳会议之后的1986年，毅然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杨周翰教授的博士生，从此在北京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回顾这二十多年来我所走过的道路，我确实一直未离开过比较文学。除了在外语系讲授英美文学、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方面的课程外，我还争取用英文为本系和外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比较文学导论课或作专题讲座。我除了在清华大学指导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外，还先后在山东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指导过三十多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成了高校的教学和科研骨干，有的甚至自己也成了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想到这些，我不禁有一种感触，即使自己再忙再累，但眼看着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因而有一种成就感。

由于我本人的学术背景，我写作的比较文学著述自然也反映了我本人的知识状况。近几年来，尽管我已在多家报刊的访谈中讲述了自己的学术著述风格，但专门讲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著述的并不多。这里仅借此机会略述一二。熟悉我的著述的读者大概都知道，我从未单独写过一部比较文学导论或概论，也没有领衔主编过一部比较文学教材，这恐怕是受了我的两位中外导师的影响。但我深深地知道，我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站在学科的前沿，关注理论热点和焦点话题，跨越学科的界限，将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放在一个广阔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语境下来考察。具体落实到中国文学，我选取的切入点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因为我在这方面确实花过一些工夫，也阅读了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所以研究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和我的同行所不同的是，我必须尽力发挥自己的英语写作和演讲特长，不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尽可能地利用一些国际场合来推介中国文学和文化，同时尽可能地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所以说，简单地概括我的比较文学著述风格，就是这样几个字：理论性、前沿性、跨学科性和全球本土性。也即一方面，我努力将西方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理论思潮及时地介绍给国内同行，并将其用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现象的分析和阐释，另一方面，努力在国际学术界著述，力求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应该说，这两点我基本上都做到了。2010年，我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现代性理论和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而2013年我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我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尤其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研究改变了西方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式。但我深深地知道，要想在一个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精英学科内发出中国学者的强劲声音并非一日之举，也绝非我本人能力所及，因此我还需要在今后的岁月里努力做好教学工作，培养更多更好的比较文学研究人才，使他们能够活跃在国际学术论坛，不断地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作为一位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就应该感到聊以自慰了。

那么人们也许会问，我又是如何从比较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研究的呢？实际上这两个学科本来就属于一个学科，而且在我看来，比较文学的雏形是歌德的“世界文学”假想，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这一概念扩大到整个文化和知识生产的世界主义特征。经过一百八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和不断的“危机”，比较文学的最后归宿仍然应当是世界文学。但是我真正步入世界文学的领地应该归功于两位欧美朋友的启迪：哈佛大学的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和鲁汶大学的西奥·德汉（Theo D'Haen）：我和戴姆拉什于1997年在荷兰莱顿大学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一见如故，他当即邀请我于1998年4月前往他当时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后来又在哈佛大学主持了我在人文中心的演讲；而德汉则是我20世纪90年代初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时的同事和朋友。他们引领我进入了世界文学研究的领地并把我迅速地推到国际学术的前沿。可以说，我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不会离开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的研究。

三、返回翻译：文化理论的超越

毫无疑问，从事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甚至是文学理论研究，都离不开翻译。即使像我这样能够借助于三、四门外语从事阅读，并且熟练地用英文著述和演讲的人文学者，仍然不可能学会世界上所有的语言，甚至连欧洲的主要语言都学不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依赖于翻译的中介。但是我依赖翻译有一个原则：如果阅读西方文学或学术著作，我宁可阅读英译本，因为将其他西方语言译成英语至少没有跨越太大的文化传统，而且许多欧洲语言中的专业术语都是相通的，因而不至于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如果是阅读日本、俄苏的文学或学术著作，我则会借助于中译本，因为我对这两门语言的掌握程度并未达到熟练阅读的水平。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因为我进入外国文学研究首先是从翻译做起的，我深知翻译的苦衷，也即如德里达所说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但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的理解是，真正对等的（忠实的）翻译是不可能达到的，而且也无这样的必要，因为任何一位优秀的译者都有自己的主体性和对原文的能动性理解，他/她在自己的译文中都试图彰显自己的翻译风格，因而至少就风格而言是不可能达到忠实的，因为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和再现的。我想这正是我们要专注文学翻译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我这里先说一说我和翻译的姻缘。熟悉我个人学术生涯的读者都知道，我在大学主攻的专业是英语语言文学。我最初的理想只是能够把国外，主要是英语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于是在这样一种动机之下，我大学毕业后便从翻译英文短篇小说入手，在20世纪80年代率先翻译了我所喜爱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包括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二十年之后》，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人生的法则》、《异教徒》、《一块牛排》，海明威的《一个明净的地方》、《杀人者》、《白象般的山峰》，以及索尔·贝娄的中篇小说《留下这黄色的房屋》等。这些作品都曾深深地打动了我，致使我常常废寝忘食地将其译成中文，投寄给一些杂志。但是也如同所有初出茅庐的翻译新手一样，上述译作中的大部分都被杂志以种种理由退了回来，有些直到多年后我已在学界成名才得以发表。有些则由于别人已有了更好的译文而我又不想与之重复因而至今没有发表。毫无疑问，那时的成败得失为我后来翻译更多的作品打下了基础。

我正式问鼎长篇作品的翻译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的我经过一些磨炼和失败的教训，已经开始初步掌握了文学翻译的技巧，并陆续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译作。因而我比较幸运地一下子接受了四部长篇译著或编著的约稿：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刘亚伟编辑约请我和学友徐新以及顾明栋合作翻译了美国现代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长篇小说《夜色温柔》，该书于1987年出版后，后来又被另两家出版社买去中文版版权并且一版再版，至今仍可在书店里见到，两年前，我甚至应邀出任东方出版中心组织编辑出版的多卷本《菲茨杰拉德文集》的主编并撰写了总序；江苏美术出版社的张学诚编辑约请我和孙津合作翻译了英国美术史家麦克尔·列维的《西方艺术史》，该书也于1987年出版，但后来只重印了一次，由于出版社未能购得原书版权而未再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钱中文研究员约请我和另两位同事为他主编的“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翻译了美国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约翰·霍夫曼的理论著作《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该书也于198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同样由于版权问题之后没有再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江溶编辑约请我和顾明栋合作编译了一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并于1987年出版。可以说，1987年是我在翻译界收获颇丰的一年，人们认为那是我在翻译界崛起的年代，尽管在那以前我已经有了几年的积累，但我的那些长篇译著竟然在同一年一起出版，不得不令人吃惊，同时也使我一下子便得到国内翻译界和理论界的注意。从此约请我编、译、著书的出版社多了起来，但我那时忙于撰写博士论文，不得不专心致志地读书，并按时于1989年在北京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和答辩。大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与翻译实践渐行渐远，最后终于走上了文学理论批评和比较文学的道路。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彻底离开翻译实践。每当我读到一本具有理论深度并能对我的学术研究有所帮助的理论著作，我总免不了手痒痒，或撰写一篇书评，将其推荐给有关出版社；或约请友人和我一起翻译，这样陆陆续续地也翻译出版了一些理论著作，其中包括荷兰学者佛克马和伯顿斯编著的《走向后现代主义》，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两本专题研究文集《后革命氛围》和《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以及我本人参与主编的《全球化百科全书》。这些译著加在一起也超过了百万字，所以我想我应该完全有资格进入翻译研究了。此外这些翻译实践不仅对我的学术研究帮助很大，而且也为我从事翻译理论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实践基础。

可以说，我真正走上专业翻译研究的道路也和绝大多数国内同行有别：他们中的少数人在国内积累多年才开始步入国际学界，大多数人也许永远只能在国内学界发表著述了。而我则从一开始就直接绕过国内译学界而直接进入国际翻译研究的前沿。这自然得助于下面四个因素：首先，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有幸认识了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由于我们都是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介入翻译研究的，因此便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当即约请我为他和苏珊·巴斯耐特（Susan Bassnett）合作主编的“翻译研究丛书”编辑一本英文论文集，题目就是《中国的翻译研究》（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我回国后立即邀请一些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各自从自己的角度撰写了一些论文，并于1993年夏专门从加拿大多伦多飞赴位于德州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在勒弗菲尔家中住了一个月，和他共同讨论文稿以及如何修改编辑这些文稿。后来由于勒弗菲尔患上癌症而且很快就病逝，我的那些未录入电脑的书稿也石沉大海。但尽管如此，我和他的多次交谈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可以说，是他引领我进入了国际翻译研究的大门。其次，也是在一次国际文学和精神分析学大会上，我认识了丹麦翻译理论家凯·道勒拉普（Cay Dollerup），从和他的交谈中我得知，他主要的专业兴趣并非精神分析学，而是翻译研究，他本人那时刚于几年前创办了国际性的翻译研究刊物《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虽然他本人并不通晓中文，但却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十分感兴趣，通过和我的多次交谈，他决定约请我为他主编的刊物编辑一期关于中国的翻译研究的专辑。于是我就找出部分原先为勒弗菲尔编辑的文集的旧稿复印件，再约请另一些学者又写了几篇，加在一起编定为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专辑发表在《视角》第4卷（1996）第1期上。该专辑出版之后，在国际翻译理论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我不断地被邀请出席一些国际学术会议，并到欧、美、澳洲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大学演讲。再次，直接使我进入国际翻译研究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于2001年接受道勒拉普的邀请，担任《视角》杂志的主编之一（co-editor），主要负责处理亚太地区的来稿。在他退休后，我原本以为可以甩手不干了，结果后来的两任主编均发来热情洋溢的邀请信，希望我继续担任主编之一，这样我便与翻译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了。但是我深深地懂得，要使得中国的翻译研究走向世界，进而在国际学术界发出声音，就必须掌握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刊物，并用英文发表论文。于是我充分利用这个阵地，发表了三十多位中国学者的学术论文以及更多的海外华裔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翻译的论文。此外我还应邀为《视角》编辑了三个主题专辑，发表了许多中国学者的研究论文，从而使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战略率先在翻译研究领域内取得长足的进展。最后，第四个因素就是我于21世纪初来清华大学工作后，在外文系开设了两门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必修课和选修课，这使我的学术研究能够直接地用于教学实践。2006年，我又成功地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将其最终成果以同名专著的形式于2009年出版。此外，我在欧美出版的两部英文专著凑巧又都与翻译有关：《全球化与文化翻译》（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2003）根据已发表的论文改写而成，主要探讨全球化给世界文化格局带来的影响，其中强调了文化翻译的协调作用；《翻译的现代性：全球化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视角》（Translated Modernities：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2010）也是根据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论文改写而成，主要探讨了全球化的背景下翻译带来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理论的变革。后一本书正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估计很快会问世。

人们也许会问，既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都可以通过英语进行交流，那么翻译还有什么用？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几乎每天都离不开翻译，尽管这种翻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字层面的翻译，而更是深层次的文化翻译。各民族文学的深层次交流固然更是离不开翻译，因此以关注文学翻译现象为主的文化翻译就必然提到全球化时代的翻译工作者和研究者的议事日程上。

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而且在外译中方面也堪称翻译强国。自19世纪后半叶中国向世界真正开放以来，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几乎把西方的所有主要学术思想和文学名著都译成了中文，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文学翻译史。甚至中国现代汉语也是在翻译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翻译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早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现象，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可以同时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因此确实离不开翻译，就像我们也同样离不开语言和文化一样，我们每天至少要通过不同的方式接触到翻译过来的文化，因而它已经侵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且渗透到当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野下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不得不涉及翻译问题。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学者都对翻译颇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所在。但我始终认为，目前我们的重点应该由外译中转向中译外，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世界文化交流格局的不平衡性，使中国文学和文化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了解。这样看来，翻译的历史和文化重任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四、未来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写到这里，也许读者会问，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你的学术道路了，但是作为一个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人文学者，你在未来还想做什么？我在此用这样五个字来概括：任重而道远。具体地说，我仍将在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努力跟踪国际学术理论前沿，及时地用中文著述，以便为国内学者的研究起到某种导向的作用；另一方面则继续用英文著述，将自己的研究用国际上的学术通用语——英语写成论文和专著，在国际权威的学术期刊和出版社发表、出版，从而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此外，为了加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步伐，我还应不少国际学术期刊主编的邀请，编辑更多的主题专辑，以便促使更多的中国人文学者得以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这样，当我进入花甲甚至古稀之年时，就不会为自己曾经的虚度年华和浪费光阴而感到内疚了。开国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在2001年在耶鲁大学作福特杰出学者讲座时也引用了这句名言，并加上这样一句：中国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国，中国不仅应当对全球经济作出贡献，也应当为世界文化和人文学术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我想这应该是我未来所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