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及忧虑
01 隐含作者
我写作已经有三十年了。这句话我已经说了颇有一段时间。事实上，我已经说了那么久，以至于它听起来都不像是真的。现在，我业已进入写作的第三十一个年头。尽管有一些夸张，可我仍然喜欢说，我写了三十年的小说。偶尔，我也写些其他的文章：散文、评论、对伊斯坦布尔或是政治的反思以及演讲等。但我真正的使命，让我和生活紧密相连的事情，仍是小说写作。有许许多多杰出的作家，他们写作时间比我更长，有的在不经意间，已经写了半个世纪之久。还有许多作家，我曾一遍又一遍地读他们的作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他们的写作生涯都超过了半个世纪……那么，作为作家，为何我对自己的三十周年如此在意呢？这是因为，出于习惯，我此刻渴望谈谈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
为了使自己高兴，我必须每天服用文学这剂药丸。在这一点上，我与每天都服药的病人没有什么不同。小时候，当知道糖尿病人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时，我就像大家一样，为他们感到难过，我甚至认为他们就是半死之人。而我对文学的依赖，也使我同样像个半死之人。特别在我还是年轻作家的时候，我感到别人看我，就仿佛我是与真实生活脱节的人，注定会成为“半死之人”。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半个幽灵”。有时，想到我已经死了，而只有文学才能使我重生，我甚至感到很享受。对我来说，文学就是良药。如同他人口服或注射的药物一般，我每日的药剂，文学——倘若你愿意，也可以称它为每日解瘾的毒品——必须达到一定标准。
首先，这药剂必须有益处。它的好，在于让我明了它有多么真实、有效。读某部小说中隽永深刻的段落，进入那个世界，并相信它是真实的——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高兴，更让我与生活紧密相连。我也更希望那作者业已过世，那样就不会有一丝阴云般的忌妒来减弱我对他的赞叹。年岁愈长，我就愈相信，最好的作品往往出自已过世的作家之手。即使他们尚未死去，感知他们的存在，也仿佛像感知某个幽灵。这就是为什么，在大街上偶遇某个伟大作家时，我们会把他们当作幽灵，好似在远处看到某个奇迹，不敢信自己的眼睛。只有少数几个勇敢的人，敢接近这幽灵，求取签名。有时我会提醒自己，这些作家很快就会死去，而一旦他们逝去，其遗留下来的作品就会在我们心中占据更珍贵的位置。当然事情并非总是如此。
如果说，我的所写之物就是我每日的文学药剂，那么它也是千差万别的。对于那些与我有着类似痛苦的人来说，最好的治愈之法，最重要的快乐之源，就是每天写上半页不错的文章。三十年来，我平均每天会独自在屋中度过十个小时，坐在书桌旁写作。而如果你只考虑那些尚属出色、已经发表了的文章，那么我每天的成果还远远不到半页。我写的东西大多都达不到我自己的质量要求。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的两大痛苦之源。
但请别误解我：像我这样如此依赖文学的作家，绝不会肤浅到对自己作品的美妙之处欢欣不已，也不会因这类作品共有几部，或是获得什么成就而沾沾自喜。文学不会听任这样的作者来装模作样拯救整个世界，只是给他一个机会来打发日子。每一个日子都是艰难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写，它将会愈发艰难。是的，如果你什么都写不出来，情况就会如此。重要的是，你得寻找足够的希望来打发日子。因此，如果你读到的某本书或某页文章还不错，就要让自己乐在其中，找到幸福，哪怕只有一天也好。
容我来解释一下，假使一天之内我没有很好地写作，或者无法让自己沉浸在一本书内，我会有什么感受。首先，世界在我眼前改变了，变得不能忍受，面目可憎。了解我的人都会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因为我自己开始变得像我看到的那个世界。例如，晚上，我的女儿仅从我脸上可怜无望的神情就能看出，那天我写得并不顺利。我也曾想向她隐瞒，但是做不到。在那些黑暗时刻，我觉得生死之间没有界线。我不想和任何人讲话——幸好，看到我这种状态，也没有人愿意同我讲话。通常，每天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这种绝望情绪都会降临到我身上，不过程度没那么严重而已。现在我已经学会了如何用阅读和写作来对付这种情绪：如果行动及时，我可以使自己不至于陷入行尸走肉般的消沉之中。
倘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因为诸多原因没法用纸笔来治愈自己，无论是因为旅行也好，燃气账单未付也好，还是因为服兵役（这种情况有一次），政治事件（近期频繁发生），或是其他诸如此类的妨碍——那么我都会感到痛苦像水泥一样，牢牢凝固在我体内，我的身体几乎无法移动，关节僵硬，脑袋似乎变成一块石头，连汗液的味道都仿佛与往日不同。这种痛苦还会增长，因为生活充满了琐事，妄图使一个人远离文学。我可能坐在某个喧嚣嘈杂的政治会场中，在学校走廊上与某个同学闲聊，与亲戚吃着假日大餐，竭力与某个用心良好但观点与我迥异的人谈话，被电视屏幕上各类图像所包围；我可能在参加某个非常重要的商业会议，或是随便买点什么东西，或是在前往公证人那里的路上，或是为办护照去拍张照片——突然间，我的眼皮就会沉重起来，尽管还是日当正午，我也会昏昏睡去。当我离家很远，无法回到房间内独自消磨光阴时，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正午时分小憩片刻。
因此，是的，我真正渴慕的，不是文学，而是可以拥有一间房间，让我单独与自己的思绪共处。在这房间内，我可以创造有关那些喧嚣场景的美梦——那些家庭聚会、校园重逢、节日盛宴，以及参加这些活动的人们。我可以通过想象的细节，使喧嚣的假日大餐更加丰盛，让人们更加愉悦。当然，在那些美梦中，每件事物，每个人，都那么妙趣横生、迷人真实。我从已知世界的喧闹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现在，我们触及了事情的核心：为了很好地写作，我必须体味无法忍受的无聊；为了这无法忍受的无聊，我必须进入生活。当我不断受到噪音困扰，坐在电话铃声此起彼伏的办公室，在阳光明媚的海岸或是阴雨绵绵的葬礼中被朋友和亲人包围之时——换句话说，当我感到某些情景在我周围显露它们的本质之际——我会突然觉得，自己仿佛并未真正存在，而似乎只是在一旁观看。我会开始做白日梦，或者，如果感到悲观沮丧，那我就只会觉得自己是多么百无聊赖、令人厌倦。不论是哪一种情形，我体内都会有一个声音，呼唤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到桌边。
我不知道人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响应这类呼声，但我的回应方式，使如我一般的人们成为了作家。我猜想，它更可能使我们成为散文家和小说家，而非诗人。于是，我必须对每日服用的这种药剂特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如今我们会发现，这种药的有效成分是厌倦情绪、真实生活，以及想象中的生活。
对这呼声坦然承认的愉悦，和诚恳谈论自己的恐惧——这两种情绪使我有了一个严肃而又重要的发现，在此我想与你分享。我提议，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观点开始，即写作至少对像我这样的小说家来说，是一种慰藉，甚至是一种救治：我们选择某些话题，构架我们的小说，以满足我们白日梦的需求。小说的灵感来自某些念头、激情、狂怒和欲望——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为了愉悦我们的恋人、贬低我们的敌人、赞美我们所崇尚之物，为了能够兴高采烈、煞有介事地谈论我们一无所知的事情，为了在遗失的以及被铭记的时光里都能找到快乐，为了谈恋爱、读书，或者参与政治的梦想，为了沉湎于自己的某些焦虑或者个人习惯之中——凡此种种晦暗不明甚至难以察觉的愿望，既清晰又神秘地塑造了我们的心态……这些相同的欲望激发了我们想要表述的白日梦。我们也许不明白它们来自何处，或者不知道这些白日梦是否有含义，但只要我们坐下来写作，这些白日梦就赋予了我们生命，就像一阵不知从何处吹来的风，吹动了风弦琴。有人甚至会说，我们无力招架这阵神秘的风，就像船长不知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
同时，在脑海一隅，我们可以精准地确定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正如我们还可以记住我们的旅行将通往何处。即使是在毫无条件地听任那阵风的摆布之时，我依然至少能够参照一些我所知道并倾慕的作家，来保持大致的方向感。在出发前，我就做好计划：把自己想讲述的故事分成数个片段，决定我的航船将会拜访哪些港口，它将会装载什么，沿途又会卸下哪些，预计行程所需的时间，并且制订了路线。如果有风从不被人知的角落吹来，扬起了我的船帆，改变了我故事的方向，那么我也不会抵抗。因为，航船最迫切追求的是一种鼓帆航行的圆满、完美之感。这好比我也在寻找一处特殊的时空，在那里，所有的事物都彼此交融，每件事情都有关联，像以往的情形一样，每件事情都仿佛能够觉知彼此。突然，大风慢慢止息，我会发现自己停泊在一方万物凝滞之地。但我仍能感觉到，如果有足够的耐心，这宁静、薄雾袅绕的水面上，将会有一种力量推动我的小说向前。
我最渴望的，就是一种我在小说《雪》中提到的那种精神上的灵感，它与柯勒律治在《忽必烈汗》（Kubla Khan）中描述的那种灵感没有什么不同。我渴望那种灵感能戏剧般地光顾我（如同诗歌降临到柯勒律治身上——《雪》的主人公卡也是如此），最好是已成形的情景和场合，放在小说里恰如其所。如果我耐心、专注地等待，我的梦想就会实现。写小说，就是要敞开心怀接纳这些欲望、狂风还有灵感，同样也要容纳我们内心深处的黑暗以及晦暗、凝滞的时刻。
一个故事在这些风的吹送下扬满风帆，回应了那不知从哪个角落冒出的灵感，在这基础上故事得以成形。它捕捉了我们所有自娱自乐的白日梦，把这一切合成了一个富有含义的整体。这就是小说。最重要的是，小说是一艘大船，它里面承载着我们想要保留的梦想世界，一个永恒存在于我们眼前的世界。小说就是许多梦幻碎片的集合，一旦我们步入其中，它将帮助我们忘却我们一直渴望逃避的沉闷乏味的世界。我们写得愈多，这些梦幻就会愈丰富，而大船中的第二世界也会变得愈广阔，愈详尽，愈完善。我们通过写作了解这个世界，而我们对世界了解得越多，就越容易带它在我们脑海中一起翱翔。如果我沉浸在一本小说的写作中，而且写得顺利，我就会轻而易举进入梦幻之中。因为小说就是新世界，我们可以借助阅读愉快地进入，甚至借助写作更充分地畅游其中：小说家以最简单的方式来构建他的作品，描绘他想精心展示的梦幻世界。这些作品会给专注的读者带来快乐，同样，它们也会给作者带来一个稳固而又安全的新世界，使他可以在一天之中的任何时候沉浸其中，寻求愉悦。我感到，如果自己能够建造出这个奇迹世界哪怕最细微的一角，那么坐在桌边，拿起纸笔就会令我十分满足。我会即刻将那个每日熟悉、枯燥的世界抛至身后，沉浸到这另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自由翱翔；我简直永远不希望回到真实生活中，或者抵达小说的尽头。当我告诉读者我在写一部新小说时，我最高兴听到的回答是：“请把你的小说写得长长的吧！”我想，我的上述感觉或许与这类回答有关。我也可以自豪地炫耀，自己听到过上千次这类的回答，它远远多于编辑们终年不断的祈求：“写短一些吧！”
为什么某个人自身的喜乐习性能够创造出一部吸引众多人的作品呢？《我的名字叫红》的读者都赞成谢库瑞的言论，认为企图解释一切事情是一种愚蠢行径。我自己在这一点上，也并不同情与我同名的小主人公奥尔罕，而是赞成那个母亲，尽管她总爱温柔地取笑他。然而，假如你容许我像奥尔罕那样行事处世，也做一回蠢人，我则非常乐意来解释，为什么对作家能起到良药效果的梦想，对读者也同样有效。那是因为，倘若我完全沉浸在小说之中，写作感觉良好——如果我能使自己远离电话铃声，远离日常生活的各种麻烦、琐事以及沉闷无聊——那么，我就会想起儿时玩的游戏，那些规则令我得以自由飘浮在写作的天堂，仿佛任何事情都简单起来，仿佛我置身于一个可以看穿任何房间、汽车、船只和建筑物的世界中，因为它们都是玻璃制成的，它们开始向我透露自己的秘密。而我的工作就是推测其规则，仔细聆听，并且喜悦地看着这个世界内部的进展，与我的主人公一起坐进汽车、巴士，环游伊斯坦布尔，参观那些开始让我厌倦的场景，用新鲜的眼光审视它们，并以此改变它们。我的工作就是要玩得开心，并无须对此负任何责任，因为就像我们喜欢对孩子说的那样：在取悦自己的同时，我可能恰好也在学东西。
一个最富想象力的小说家，他的最大美德就在于他能像孩子一样忘记这个世界，充满喜悦地生活其中，无拘无束，并与这已知世界的各种规则周旋——但同时，作家的眼光可以超越自由想象，投向未来那更深刻的责任感，也即让很多读者都能将自己沉浸在故事之中。小说家也许看上去整日都在游戏人生，但他其实怀有最深的信心，自信比任何人都更为严肃地看待人生。这是因为，他能以孩子独有的方式，直接看穿事物的本质。他有勇气为我们曾随意玩耍的游戏设置规则，并深信读者也会接受同样的规则、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句式，乃至整个故事。好的创作，就得允许读者说，“我自己也想这么说，但只是羞于让自己那么孩子气”。
随着前进，我在探索、创造并不断拓展的这个世界在完善着自己的规则，等待着那不知来自何处的风扬起我的船帆，并凝视着我的地图——这样的世界只有孩童般的天真才能创造出来，而我有时却丧失了这种天真。所有作家都会遇到这种情形。有时我会停滞不前，有时我会回到之前曾搁置一边的小说某处，却感到无法再次拾起它。这种痛苦非常普遍，但比起其他作家，我所经历的可能要少些——倘若我也无法拾起曾经搁置的某处，我总会打开小说的其他缺口。因为我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自己的地图，知道我可以无须按照阅读顺序，而从另一章节写起。这一点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去年秋天，我被各种政治事件纠缠，我的写作陷入了一种类似卡壳的状态，当时我似乎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些对小说创作有影响的东西。让我来试着解释一下。
因为那宗针对我的诉讼案和那时所处的政治困境，我成了一个非常“政治化”、非常“严肃”、非常“有责任心”的人，而我并不想这样：事态令人悲哀，思想状态更让人悲哀——让我这么一笑而过吧。因此，我无法进入写小说必须具备的孩童般的天真状态，这很容易理解，我也并未感到吃惊。随着事情慢慢进展，我告诉自己，我那迅速消失的、无须负责的精神、孩子气的游戏和幽默心态总有一天还会回来，那时我就能完成已经写了三年的小说。然而，每天清晨，我还是会赶在一千万伊斯坦布尔人之前就起床，努力想进入午夜寂静时分未完成的小说之中。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是如此渴望回到那个深爱的第二世界。在竭尽努力之后，我开始能够在脑海中捕捉到小说的一点点内容，并目睹它们在我眼前上演。但这些片段，其实并非来自我正在写的小说：它们来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那些乏味、无趣的清晨，我眼前掠过的，不是我写了三年的小说，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躯体，里面的场景、句子、角色，还有些陌生的细节都属于另外一部小说。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把这些片段记在本子上，并草草写下以前不会感兴趣的一些想法。这另一部小说的内容与一位已故当代画家的绘画有关。当我再现这个画家的时候，我关心的还有他的画作。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明白了，为什么在那些无聊的日子里，我无法找到孩子一样无须负责的感觉。我再也回不到那种童真状态，我最多只能回到我的童年，回到我曾梦想成为艺术家（就像在《伊斯坦布尔》中描写的那样）、在清醒时分一幅接一幅绘画的那些日子。
后来，当针对我的诉讼案平息后，我又回到了《纯真博物馆》中，这本小说我已经花费了三年心血。然而，如今我正计划写另一部小说，其场景都是在那些无法全然回到童真状态的日子里，一幕一幕呈现在我面前的，我只能通过对自己童年的热爱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回到那段日子。这种经验使我学会了小说创作中某些重要、神奇的技巧。
我可以用“隐含读者”来解释此点。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提出了这一理论原则，我想对它加以变动，以此得出我的结论。伊瑟尔创造了著名的“读者导向”文学理论。他说，小说的意义既不在文本内，也不在上下文情境里，而在于二者之间。他提出，小说的含义只有在阅读之中才可浮现。因此，当他谈到隐含读者时，他给隐含读者指派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任务。
当我把已经开始的小说搁置下来，而又着手构思另外一部书的场景、句子，还有诸多细节时，我就想起了这一理论。通过对它的推演，我得到了这样的暗示：对每一部尚未动笔，但已在酝酿和计划中的小说（换句话说，也包括我自己未完成的作品），必然存在着一个隐含作者。只有我再次成为一部作品的隐含作者时，才有能力完成那本书。但当我被政治麻烦纠缠——它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或是我的思绪常常被未付的燃气账单、电话铃、家庭聚会等打断时，我就无法成为梦想作品的隐含作者。在那些冗长、乏味的政治岁月中，我同样无法成为自己想写的作品的隐含作者。后来，那些日子过去了，我回到了我的小说中——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时间跨度从1975年到现在，主要讲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或者用报纸喜欢说的话，就是“伊斯坦布尔社会”——正如我所渴望的那样，我又做回了从前的我。每当我觉得就快完成它时，我就会非常开心。但有了这么多的经历后，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三十年来，我都在竭尽全力成为我想要写的作品的隐含作者。梦想写一部书并不难，我经常干这种事，正如我很多时候把自己幻想成别人。但要成为你梦中作品的隐含作者却很困难。或许对我而言，这尤为困难，因为我只想写大部头、厚重而又雄心勃勃的小说，但我写得是那么慢。
然而，毋庸抱怨。在出版了七本小说之后，我可以确定地说，即使费过一些周折，我仍的的确确可以成为一名能写出梦想作品的作家。如同作品完成之后就将其抛诸脑后，同样，我还会把写出这些作品的作家幽灵也抛诸脑后。所有这七位隐含作者都和我有几分相似，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他们渐渐了解了这个从伊斯坦布尔，从我的窗户里看到的生活与世界。正因为他们彻底地了解了这个世界，并对其深信不疑，他们才可以像玩游戏的孩子那样，十分认真，又有选择地来描述它。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再写三十年，并以此为借口，将自己包装成另一个人。
02 我的父亲
那天夜里，我很晚回家。他们对我说，父亲过世了。我心头一阵刺痛，脑海里浮现出孩提时代的一幅影像：父亲穿着短裤，露出瘦削的双腿。
凌晨两点，我来到他的房间，想看他最后一眼。“他在后面那个房间。”他们说。我走了进去。几小时后，我在晨光熹微中回到了瓦里克纳吉大道，尼相塔什（Nişantaşi）空无一人，格外清冷寂寥。我擦身而过了四十年的店铺橱窗里，昏暗的灯光看起来竟那么遥远陌生。
清晨。一夜无眠。我像是在梦中一样，机械地接电话，迎宾客，完全融入葬礼等善后事宜当中。在接受大家的吊唁、祈祷以及安慰，在平息争吵、书写悼词之时，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在所有丧事之中，这些繁文缛节永远比逝者更为重要。
晚上，我们来到艾迪尔纳卡皮（Edirnekapı）公墓准备丧葬事宜。哥哥和堂兄走进那栋小小的公墓管理楼，我和出租车司机则坐在前排等候。这时司机对我说，他知道我是谁。
“我父亲死了。”我告诉他。随后我就不假思索地开始和他谈起了父亲，甚至连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吃惊。我对司机说，我父亲是个大好人，最重要的是我很爱他。夕阳西斜，墓地空荡荡的，一片沉寂。相形之下，周围那些苍白的建筑不再有往日的萧瑟，它们发散出奇异的光彩。我这么说着，一阵冷风吹过，悄无声息，吹动了梧桐和柏树，这景象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一如我父亲瘦削的双腿。
后来，司机觉得或许还要再等一会儿，之前他告诉过我，我们是同名。于是把车开走前，他在我左肩和背上重重地拍了两下，对我表示同情。我对他说的话，从未对别人讲过。一周后我发现，心中的这件事情已融入了我的记忆，激起我无限的伤感。如果不把它写下来，它将蔓延滋生，从而引发我巨大的哀痛。
我对司机说：“我的父亲从不对我发火，甚至从未责骂过我，更没碰过我一个指头。”我是由衷的，根本没过脑子。事实上，他最和善之处我还没有提及。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总是怀着发自肺腑的赞叹欣赏我的每幅绘画。每当我问及他的看法，他总是再三斟酌，推敲言辞，就像面对一幅伟大的杰作。我的每个玩笑，哪怕是最平淡乏味的，他听了也会开怀大笑。如果没有他赋予我的这等自信，我也许难以成为一个作家，去选择创作生涯。他很信任我们，单纯地相信我和哥哥，认为我们是独一无二、出类拔萃的，这种信心的建立，全仗他的智慧。他以孩子般天真烂漫的感觉，真诚地相信我们一定会像他一样，杰出、沉稳、聪敏、机智，皆因我们是他的孩子。
他机敏过人，记性极好：只消浏览片刻，即可背诵杰纳普·谢哈贝丁（CenapŞahabettin）[1]的诗篇；或者把π记至小数点后15位；和我们一起看电影，也总是能够准确地猜出结局。他也从不谦虚，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表明自己有多聪明。例如，他总喜欢对我们说起他上中学的时候，还穿着短裤，数学老师把他领进教室的情形，那里面尽是比他大得多的公立学校的孩子。然而，小冈杜兹[2]来到黑板前，算出了比他大三岁的孩子们都头疼的难题，老师直夸他“做得好”，这小男孩于是转向大家，说：“瞧，答案就在这儿！”对这个例子，我既有些忌妒，又渴望快快长大，与他更为相像。
谈到他的俊朗外表，同样也是如此。所有人都说我长得像他，只不过他比我更英俊些。他父亲（我的祖父）给他留下了大笔财富，使他虽然经历了多次商场失意，但却从未真正破产。同样，俊朗的外表仿佛使他有资格过轻松、安逸的生活，以至于即使在最糟糕的日子里，他仍然保持着天真的乐观，追求崇高，恪守自尊。对他而言，生活不是用来赚取的，而是用来享受的。世界不是战场，是游乐场、运动场。后来，随着年岁渐长，他隐隐不安地感到，青年时代所富有的财富、智慧和外貌并未满足他期待的声誉或权力。但是，他一如既往，对此并不过分焦虑。他依然可以孩子气地耸耸肩，就宽恕了他人，忘掉一切难题和麻烦。因此，即便三十岁之后他的生活每况愈下，经历了延绵不断的失败，我也很少听到他抱怨过什么。年迈之时，他有一次和某个颇有声望的批评家一道用餐。事后我们再次碰到了那个人，他不无艳羡地慨叹说：“你父亲可真是对什么都处之泰然啊！”
彼得·潘式的乐天气质使他远离愤怒和纷扰。尽管他读过很多书，也梦想过成为诗人，而且一生中他也确实翻译过不少瓦莱里（Valéry）的诗歌，但我相信，他也许太过舒适，对将来太过自信，以至于根本无法投入到文学创作的激情中来。早在年轻时，他便拥有一个很好的藏书室了，后来欣然目睹我将它占为己有。但他读书，从不像我这般狼吞虎咽，沉浸于狂喜之中。不，他读书仅仅是为了消遣，为了转移一下自己的思绪，而且常常半途而废。他像很多父亲一样，乐于用将军或宗教领袖般舒缓的语调侃侃而谈，对我描述他在巴黎街头漫步，邂逅他喜爱的作家萨特和加缪的情景。这些故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多年后，我在一家画廊的开业典礼中遇到了埃达尔·伊诺努（我父亲的发小，即土耳其第二任总统，阿塔图尔克继承者的儿子），他微笑着告诉我，在安卡拉总统官邸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父亲也应邀参加了。那时他二十岁，当伊斯梅特帕夏谈起某个文学话题时，我父亲问道，“为什么我们土耳其没有世界知名的大作家呢？”十八年后，我的第一本小说出版了，父亲略带羞涩地送给我一个手提箱。我很清楚地记得，为什么在读到里面的日记、诗歌、短篇，还有文学手稿时，我是如此惶惑不安：这是对内心生活的记录（也是见证）。我们并不渴望自己的父亲超凡脱俗，而是希望他们成为我们理想中的父亲。
我喜欢他带我去看电影，也喜欢和大家一起看电影时听到他的评论；我喜欢他跟我讲自己杜撰的那些关于白痴、恶魔和无魂人的笑话，就像喜欢听他谈论一种闻所未闻的新水果，一座他刚去过的新城市，一些最新消息和一本新书；但我更喜欢他爱抚我的时刻。我喜欢他带我去兜风，因为在车里，和他在一起时，我至少会有那么一小会儿觉得永远不会失去他。他开车的时候，我们彼此无法对视，因而他反倒会像对朋友那样同我讲话，我们会谈到一些比较复杂、微妙的话题。过一会儿，他会停下这个话题，讲讲笑话，打开收音机，顺便聊聊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曲。
但是，最令我高兴的是和他如此靠近，能依偎着他，待在他身边。中学时光，甚至大学的头两年，是我人生最低沉的时候。那时我多么渴望他能回到家中——尽管这一点我自己也无法做到，我希望他能与我和母亲坐在一起，聊一聊可能让我高兴的话题。孩提时代，我喜欢爬到他腿上，或者躺在他身边，嗅着他身上的气息，触摸他。我还记得我们在黑贝里亚达的情景。那时我很小，他教我游泳：当我沉入水底，扑腾个不停时，他会一把抓住我，让我兴奋不已。那倒不是因为如此我就能张嘴呼吸了，还因为，我可以张开胳膊抱住他，不想再回到水里，嘴里一面大声喊着，“爸爸，别放开我！”
但他确实已经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很远，去了别的国家、别的地方，去了世界上不为我们所知的一隅。曾几何时，他躺在沙发里读书，眼睛却常常离开书本，随思绪四处游荡。就是那时，我明白了，在这个我管他叫父亲的男人体内，隐藏着另一个我无法触及的存在。我猜他正沉浸在别样生活的白日梦中，这让我开始感到有些不安。他有时会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颗无缘无故射出的子弹。”基于某种原因，此话令我气恼。我还常常因为诸如此类的事情生气。我不知道谁是对的。也许当时我也很想逃避。但我还是很喜欢看他播放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录音带。他充满激情，好像握着指挥棒站在想象中的乐团面前。在经过寻求愉悦、逃避困顿的这一生之后，他开始为自己毫无意义的放纵生活感到悲痛，并开始怨天尤人，这让我十分难过。在二十多岁时，我在很多时候会对自己说，“我千万不要成为他的翻版”。然而在另一些时刻，我又会因为自己无法像他那样快乐、安逸、无忧无虑、英俊潇洒而苦恼不堪。
很久以后，我把一切抛诸脑后，不再对从不斥责、压制我的父亲感到气恼或忌妒。这时，我才慢慢明白（并且承认），我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这是必然的。时至今日，每当我埋怨一个白痴或诸如此类的人，或埋怨侍者，或不小心咬破自己的上嘴唇，或将尚未读完的书扔到一边，或亲吻我的女儿，或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或与某人玩笑逗乐，我都能看到自己在模仿父亲。这倒不是因为我的臂膀、双腿、手腕或背上的胎记都和他如出一辙，而是由于某些连我都害怕（恐惧）的事情，它们时刻在提醒我，童年时代我是那么渴望自己更像他些。每一个人的死，都是从他父亲的死开始的。
03 1994年4月29日笔记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约请上百位作家撰文描述4月29日这天的生活，无论当时他们身处何方、在世界哪个角落。那天，我在伊斯坦布尔。
电话。像我写作时常做的那样，我拔掉了电话线，这样做也许情况会好些，也许更糟。此时我想到，当下或许正好有人想和我联系，谈谈某些重要事情、重大事件，却无法打进电话。不过我还是不想把电话线插上。好一会儿之后，我插上电话线，接了几个电话，但随即将它们抛到脑后。某个德国记者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他想来伊斯坦布尔，和我聊聊土耳其“原教旨主义”势力的上升趋势，以及伊斯兰繁荣党（Islamist Refah Party）在市政大选中的获胜情况。我再次问他究竟在哪家电视台工作，他飞快地说出了几个字母。
字母、标识和品牌。牛仔裤上的那几个字母，偶然在报纸上、电视上以及路边广告牌上看到的各种银行广告，再次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街上碰到一个大学教授朋友，她从包里递给我一张公司及其下属品牌的名单列表，这些名称我每天都能看到。她听说，这些品牌的所有者均支持伊斯兰繁荣党；她还告诉我，有些人已经决定拒绝购买这种牌子的饼干，那种牌子的酸奶酪，并且永不光顾名单上的商铺和饭店。像往常一样，极度的厌倦使我不想再看到楼内电梯镜子里的自己，我宁可盯着那些瓷片，它们是德国威尔特海姆牌的。我用卡西欧计算器做了一个简单计算，结果会在这篇短文的末尾公布。走在路上，我还看到一辆1960款普利茅斯，一辆1956款雪佛兰，如今仍作为出租车在路上行驶。
巷道和大街。尽管两个月前，土耳其货币一夜之间贬值了一半，使我们陷入了经济困境，夜晚的巷道和大街仍然人满为患。和往常一样，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都打算去哪里呢？这也使我随即意识到，文学是百无一用的职业。我看到妇女们带着孩子，盯着店铺橱窗；公立学校的学生们一面喃喃低语，一面哧哧地笑；商贩们把他们的货物（从黑市贩来的雪茄、雀巢咖啡、中国瓷器、旧本浪漫小说、被人翻阅了无数次的外国杂志）沿着清真寺的外墙一溜摆开；我看到一个男子蹬着三轮车，出售新鲜的黄瓜；还有塞满了人的巴士；挤在外币兑换所门前的各色人等，一面啃着汉堡抽着烟，或拎着装满钱币的塑料袋，一面看着电子显示牌上的美元指数一路飙升；卖食品的男孩，正卸下一箱瓶装水，把一个坛子扛到自己肩上；我还瞥见一个疯子，他最近总是在附近转悠，这会儿正手里拿着个从汽车上卸下来的方向盘，疯疯癫癫地来回扭动，仿佛正驾着汽车穿越人群。他也是街上熙攘的人群中唯一没有拎着塑料袋的人。午餐时分，我喝过橙汁，走回自己那间伏案写作的小办公室。人群中，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他刚做完主麻日聚礼[3]，我们寒暄了一会儿。
逗乐，笑声和幸福。我和一位画家朋友曾取笑某些有钱人，在存款所在的银行倒闭后，他们就濒临破产了。为什么我们要笑？因为这证明，他们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机敏、聪明。就因为这个。临近傍晚，我的一个翻译家朋友打来电话，请我去街上和几位酒吧老板喝几杯，“抗议”繁荣党派的伊斯坦布尔市市长。我们也着实开心了一番。那位新市长惹恼了这些酒吧老板，因为他下令拆走了他们摆在街边的桌位。于是，上百位知识分子就打算走上街头，要让自己在人行道上一醉方休。以前，我曾有一些颇具政治头脑的朋友对喝酒持怀疑态度。而如今，他们却似乎突然之间坚信，喝酒是一种成熟的政治举动。睡觉前，我喜欢胳肢两岁半的女儿如梦。听她咯咯地笑，我也会开怀大笑。也许这几声笑，并不代表幸福，它仅仅表达了一个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人，面对永无休止的噪音，而对某种寂静所产生的感激之情。
伊斯坦布尔的噪音。倍感孤寂之时，我和其他上千万人即使不加留心，还是都能整天听到咆哮的噪音：汽车喇叭声，巴士驶过的轰隆声，摩托车的轰轰声，建造楼房的声音，孩子们的尖叫声，卖货卡车以及宣礼塔上的喇叭声，轮船的汽笛声，警车和救护车的警报声，四处播放的盒带音乐声，关门的撞击声，金属百叶门的落地声，电话声，门铃声，街巷角落、交通纠纷的争吵声，警察的口哨声，校车的声音……夜幕降临时，会有近乎沉默的片刻平静；我从办公室的后窗向花园张望，看到成群的麻雀叽叽喳喳，飞过柏树和桑树林。坐在桌边，我可以看到对面公寓楼中闪烁的灯光和电视屏幕。
电视。晚餐后，透过家家户户窗户上闪现的各种颜色，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在不停地切换电视频道：头发染成金色的女歌手唱着古老的土耳其歌曲；一个孩子正在吃巧克力；女总理宣称国内事态良好；嫩绿的草坪上，正进行着一场足球比赛；土耳其流行乐队；记者们在大谈库尔德人问题；美国警车；一个孩子正在唱颂《古兰经》；直升机在半空中起火爆炸；一名优雅男子登上舞台，向鼓掌的观众脱帽致意；又是那个女总理；一名家庭主妇，一面挂着刚洗好的衣服，一面冲着采访她的话筒夸夸其谈；常识问答，观众为答对的女士鼓掌……我盯着窗外，突然想到，除了那些依稀可见的博斯普鲁斯游轮上的旅客，整个伊斯坦布尔都在观看这些相同的影像。
夜晚。城市喧嚣的分贝下降了，变成了喃喃低语、困倦的叹息。深夜时分，我一边向办公室走去，一边思忖着自己也许能再多写一点。我看见空空的街道上，有四条狗在游荡。一间地下咖啡屋内，人们仍在玩纸牌，看电视。我看见一户人家，很显然刚看望亲戚回来，小男孩已经困倦得很，脑袋依靠在父亲的肩上，而他的母亲又怀孕了。他们一言不发，急匆匆地从我身边经过，好像受到了惊吓。子夜时分，我已在桌边呆坐了很久。电话铃响了，吓我一跳。
担心，妄想以及梦幻。每天晚上，总会有一个疯子给我打来电话。他一言不发，以静默附和着我的沉默。我拔了电话线，工作了很久，脑海的某个角落总有恶魔显现、灾难来临的警示：不久以后，或许人们会在街上对彼此开枪；或许我们会看到内战；或许今年夏季，报纸上曾预示的严重缺水就将来临；或许，预期了那么多年的大地震，会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午夜过后，家家户户关上了电视，公寓的灯光都已熄灭，垃圾清理车咔嗒咔嗒地驶过。和往常一样，总有一个男人在清理车前面十步八步的地方翻腾路面的垃圾箱，匆忙地搜罗些还有用处的空瓶子、金属器皿、成堆的废纸，把它们塞进自己的麻袋。不一会儿，收垃圾的人赶着马车，驮着沉重的废报纸和洗衣机，经过那条空荡荡的街道。我曾在此生活了四十年。我在桌边坐了下来，拿出了计算器。
综述。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天数乘以年数，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那么我已经如此这般地度过了一万五千三百天。临睡前，我想，如果前面还有同样的天数，那我真可说是个幸运儿了。
04 春日午后
1996至1998年间，我每周给一家名气不大的政治性娱乐杂志《公牛》撰写短文，为迎合该杂志的特有风格，我写过不少配图散文诗。
我不喜欢春日的午后：城市的容貌，咄咄逼人的阳光，拥挤的人群，店铺的橱窗和滚滚热浪。我渴望逃避这热浪和光线。某栋大理石和钢筋水泥公寓的建筑内，一阵凉风透过高门传送出来。公寓楼内，一定会更凉爽，当然，也比较阴暗。冬季的阴暗和寒冷凝缩于此。
要是我可以进入这些公寓，可以回到冬季；要是我兜里有把钥匙，能打开公寓内一扇熟悉的房门，可以沉浸在那凉爽、幽暗、熟悉的气息里，可以轻快地走到里屋，远离阳光和让人不堪忍受的拥挤，该有多好！
如果里屋有一张床，旁边有个床头柜，上面有些报纸、书籍和我喜欢的杂志，乃至电视，可以供我随意翻阅、观看；如果我可以这么和衣躺下，一个人怡然自得地品味沮丧、痛苦和不幸的人生，该是多么美妙。人生之乐事，莫过于面对面审视自己的悲惨与痛楚，莫过于寂然独处。
是的。好吧，我还希望那儿有这样的女孩：像母亲一样温婉柔和，像经验丰富的女商人那样聪敏机智。因为她了解我的需求，我信任她。
如果她问我：“是什么使你忧虑？”
如果我说：“你早就知道的，是这春日的午后。”
“你看上去很低沉。”
“简直比低沉还糟糕。我想消失。我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或是世界末日来临。甚至，末日要是能立即来临，那会更好。当然，如果我必须在这个阴冷的房子里待上几年，那也没什么。我可以抽烟，我可以什么都不做，就抽上几年的烟吧。”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听不到内心的这种声音了。这才是最糟糕的，因为此刻我是孤独的，被遗弃在喧嚣街道上。
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也有这种体会。我只知道，春日午后的某些时刻，世界仿佛变得十分浊重。似乎一切都在变成混凝土，像混凝土一样迟钝。我浑身上下被汗水浸透，却惊诧地发现，别人依然若无其事地延续着他们日复一日的生活。
他们在街头闲逛，目光在店铺橱窗内游荡，或是透过车窗打量着我，随即汽车的尾气将我吞噬。尾气？同样那么闷热难忍。我慌忙逃避。
我拐进一个通道，那里阴暗而凉爽。我渐渐平静下来。通道里的人看上去不那么焦虑，还算和善。但我却一味地忐忑不安。在去电影院的路上，我的目光也开始穿梭于街边的各色店铺。
过去，人们爱用狗肉制作腊肠三明治（换句话说，就是做腊肠）。我不知道眼下是否依然如此。
报上说，有很多人用洗脚桶制作软饮料，结果被抓了起来。
人们生活在这里，彼此熟识。他们坠入爱河，最后又与那些把头发染成可怕金色的女子结婚。
在我们的口袋里，纸币由于潮湿而粘成一团。
这儿上映的是那类现在会对我产生奇妙作用的美国电影：一对男女，他们逃亡国外，彼此十分相爱。他们不断争吵，但争吵却把他们更紧密地绑在了一起。我真应该坐在特别靠前的那排椅子那儿，这样会看得更清楚些。我想看清那个女孩子脸上的毛孔，这样，她、电影，还有电影里的汽车或许就会比周围一切更加真实。当他们开始疯狂杀人的时候，我真该身临其境去欣赏一切。
05 夜晚疲惫至极
傍晚回家之时，我累得要死，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路面和人行道，满脑子尽是郁闷和愤慨，诸如别人对我的伤害啦，冒犯啦。偶尔我的脑海里也有美丽的情形闪现，尽管它们都像放电影一样一闪即过。时光流逝。什么都没有。到晚上了。毁灭与挫败。晚上吃什么？
桌上的台灯亮着，旁边摆着一盘沙拉和些许面包，都在一个篮子内。桌布是花格纹的。还有什么？……一个碟子和一些豆子。我看了看豆子，这点显然不够。桌上，还是那盏灯，它依然亮着。要么再来点酸奶？要么再消磨点生命？
电视里会有什么？不，我不打算看电视，它只能使我更愤慨。我愤怒至极。我还想再来点肉丸子——肉丸子放哪儿了？生活的一切就都在这里了，都在这张餐桌上。
天使们叫我来汇报我的生活内容了。
亲爱的，今天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一生……都在工作。晚上回家。看电视（其实我并没有看）。我接了几个电话，对其中的几个人发火，然后又是工作，写作……我成为一个男人……而且（当然，我别无选择），我还是一个动物。
今天你都做什么了，亲爱的？
你看不见吗？我嘴里吃着沙拉，牙齿在不停咀嚼，思绪开始慢慢从哀伤中转移到喉咙上来。盐在哪里？盐在哪里？盐呢？我们每天都像在吃掉自己的生命。再来一点酸奶，生活牌的。
我缓缓伸出手，拉开了窗帘。在窗外漆黑一片中看到月亮。别的世界总是最好的慰藉。月球上或许有人也在看着电视。我吃了个橙子（非常甜），心情爽朗了起来。
我仿佛成了世界的主宰。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是吧？我晚上回到家里。我从所有那些好的、坏的、千篇一律的战争中回到家里，毫发无损地回到家里，回到我温暖的房间里。有饭在等着我，来填满我的胃；灯光闪亮；我吃了点水果。我甚至觉得，一切终究会越来越美好。
于是，我打开按钮看电视。你知道，这会儿我感觉好多了。
06 在夜的静寂中起床
桌上有一条丑小鱼，嘴张得大大的。它愁容不展，眼神充满了痛楚。这是一个鱼形烟灰缸。你可以把烟灰弹进它硕大的嘴巴。有时，当烟蒂突然扔进它的嘴里，鱼就会发出一阵痉挛。就像这样啐一下，烟灰就会掉进鱼嘴里。当然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抽烟者自己身上，他一辈子都不会碰上一次。人们把陶瓷烟灰缸做成鱼的形状，于是这条可怜的鱼就要不断被烟蒂烤灼直至粉身碎骨。它的嘴张得那么大，不仅要吞食烟灰，还要吞掉烟蒂、火柴，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垃圾。
此刻，这条鱼就在桌上，屋内刚才一直空无一人。我进来的时候，一眼就看到它张开的大嘴，而且可以看出，这个烟灰缸已经在黑夜的寂静中等待了几个时辰。但我不抽烟，所以不会碰它。即使是现在，我心里也明白，只要我光着脚丫子悄悄穿过这间黑黢黢的房间，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把这条可怜的鱼忘得干干净净。
地毯上停放着孩子的三轮脚踏车，轮子和车座是蓝色的，车筐和挡泥板是红色的。当然，挡泥板只是个装饰：这辆三轮车只适合儿童在房间里、阳台上和没有泥的路面上慢慢骑着玩。不过有个挡泥板还是让车子看起来更像样，更漂亮些，似乎它有意遮盖了车的不完美，让它显得更大些，更好些。也正是它，使脚踏车看上去不再那么卡通，反而更像是自行车的仿真车模。但在万籁俱寂的黑暗中，当我靠近这辆小车时，竟突然感觉到被它吸引了，仿佛它与我有某种必然联系。这是因为它像所有的自行车那样，有个把手。如果我把这辆脚踏车看作某个生灵，一个活着的生物，那么准是因为它拥有这个把手。把手就像是它的头、前额和触角。为了探寻小车的灵魂，我就像打量活人那样打量起它来：凝视它的脸，那个把手。这辆无精打采的小车如同所有郁闷孤寂的车子，垂头丧气；把手没有冲前，而是倒向右侧，耷拉在那里。一如所有哀伤的生灵，它的渴求不多。至少，同它的躯体共处在塑料躯壳里，让它觉得很安慰，可以帮它摆脱痛苦。
我在静寂中走进厨房。冰箱里面明亮而拥挤，就像远处闹市中的林荫大道。
我取出一瓶啤酒，在餐桌旁坐下来，神情严肃地喝了起来。那边，在夜的沉寂中，透明的塑料胡椒研磨机静静地凝视着我。
07 家具们在聊天，你如何入眠？
某些夜晚，我从床上起来，不明白为什么地板革总是那副模样。每一块都有很多划痕。为什么？而且每一块的划痕都各不相同。
后来，我发现炉子烟囱也是如此。它们似乎总是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转换组合，仿佛是说，我已经厌烦了，我想做个炉子，不再做烟囱了。
室灯看起来也很诡异。如果看不见灯泡，你就会想象光线仿佛是从钨丝和缎子做的灯罩里发散出来的。你知道，人们脸上会散发出来的光芒也与此相仿。我相信，有时你也会碰到类似的事情：比方说，如果灯泡在我头脑深处，在眼睛与嘴之间的某个地方亮起来，我的毛孔就会透出光来，那会是多么美妙，而你也同样可以拥有类似的幻想。灯光从我们头部、脸颊发散出来：在夜晚，停电之后……
但是你从来不愿承认这样的事情。
我也是，所以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那就是，那些丢在门口的空瓶子，它们既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属于它们自己。那就是，那些门，任何时候都半开半掩的，它们赋予人们希望。
那就是，整晚直至清晨，那扶椅罩上蜗牛状的东西一直在喃喃低语：“我们在拧来拧去，却无人留意。”
那就是，身边某处，我脚下三英寸，或者就在天花板下面，某些奇怪的虫子正像白蚁一样啃噬着钢筋水泥也未可知。
那就是，桌上的剪刀会突然扭动起来，跳一场梦想已久的剪切狂舞，剪切面前的一切东西。而这血腥之舞往往十分短暂，持续不到十五分钟。
那就是，电话也曾在彼此聊天，所以此刻它们一片缄默。
所有这些事，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当我感到困惑，甚至感到不安时，却无法与他人分享这类超现实的幻象，这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没有人讨论过这样的事情，也许我是它们唯一的见证。由此而来的责任感，已经远非负担可言。它促使一个人不停地去想，为什么如此伟大的秘密只显现在他的眼前。为什么那个烟灰缸只把它的忧伤和失败告诉我？为什么门锁只会向我倾倒它的苦楚？为什么只有我会认为，只要打开冰箱，就会准确地回到那个二十年前的世界？为什么我必须独自倾听大钟旁海鸥的啼鸣，还有墙根下那些小生灵的喋喋不休？
你是否留意过地毯的边缘？或者它图案中隐藏的某些征兆？
当世界闪烁着如此众多的征兆与惊奇，有谁还能安然入眠？我试图让自己镇静下来，于是告诉自己，人们是不会对这些有兴致的。再过一会儿，熟睡之后，我自己也会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08 戒烟
我戒烟已有时日了：272天。我以为现在自己已经慢慢习惯了，饥渴渐渐退却，不再会觉得坐立不安，好像被截去了肢体的某一部分。但其实不然，事实是：我没有一刻不觉得空虚，没有一刻不觉得自己好像被剥离出那个完整的自我。只不过我现在习惯了这种感觉，仅此而已。更确切地说，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痛苦的现实。
我永远不会再抽烟了，永远。
话虽这么说，但我内心深处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烟的渴望，这好比某种白日梦。如果我说它们是那些最私密、最恐怖，甚至是我们对自己都想隐瞒的白日梦……你能理解吗？不管怎么说，在白日梦里，不论那时我想做什么，能看着梦寐以求的电影慢慢接近高潮，我都会觉得如同点燃一根香烟那般兴高采烈。
这正是香烟在我生命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它使快乐与痛苦、希冀与挫败、愉悦与哀伤、当下与将来慢慢地来临，并在这每一种对立框架中，找到新的道路和捷径。当这种可能性也不复存在了，人就会觉得自己仿佛是赤裸的，茫然无助。
有一次，我乘坐出租车，司机不停地抽烟，车厢里弥漫着浓重的烟雾，我也禁不住深深地吸了几口。
“对不起啊！”那男人说，然后打开了车窗。
“不，”我说，“关上吧，我已经戒烟了。”
我可以让自己长时间不去渴望抽烟，但一旦想了，那一定是来自内心最深处的渴望。
这使我想起了那个被忘却的自我，那个总是被药品、人造食品和健康警告所禁锢的我。我想成为另一个人，成为那个曾经的奥尔罕，曾经的老烟枪，曾经的降魔人。
追忆往昔，回想过去的自己，问题不在于我是否要立即点一根烟。事实上，过去那种对化学体验的渴望早已不复存在。我只是很怀念过去的那个我，就像怀念一个勇敢的朋友或者一张英俊的脸。我所渴望的只是做回曾经的我。我总觉得自己仿佛被迫穿上了别人选中的衣服，使我成了我所厌弃的那一类人。假如重新抽烟，我就会再次对黑夜产生强烈的感受，甚至感受到我过去曾经有过的恐惧。
我渴望回到过去的那个我，我想起过去的日子里，对永恒不朽我有过诸多朦胧的体验。过去，光阴是静止的，仿佛一动不动。在抽烟的时候，我时而抵达快乐的某种极致状态，时而感到无以复加的强烈绝望，仿佛觉得任何状态都是亘古不变的。当我怡然地抽着香烟，世界就会秩序井然地存在。
后来我开始变得怕死。抽烟的人随时都可能死去；所有的报纸都在强调这一观点。因此为了活着，我不得不放弃那个抽烟的我，成为另外一个人。这一点我成功地做到了。现在，那个被抛弃的自我，正和魔鬼联起手来，企图召唤我回到那些时间停滞、远离死亡的日子。
他的召唤不会再让我感到恐惧。
因为，就像你所见到的，如果你能乐在其中，写作就可以超越一切悲哀。
09 雨中的海鸥
我办公桌对面那些栖息在屋顶上的海鸥
海鸥栖息在屋顶，在雨中，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仿佛根本就不曾下雨。海鸥只是伫立在那里，亘古不变。或许，海鸥就是伟大的哲人，伟大得不容冒犯。它停在那里，在屋顶上，那里正在下雨。它伫立于此，好似陷入了冥想。我知道，我知道，那里正在下雨，但是对此我无能为力。或者的确，那儿是下雨了，但又怎么样呢？抑或是因为：我早已习惯了下雨，这本没有什么不同。
我这样并非是说这些海鸥很坚强。我常常透过窗户，在准备写作，或是徘徊于屋内时，静静地观察它们。就连海鸥，也知道对它们生命以外的事物感到恐惧。
一只海鸥有了幼崽。两只灰白的、毛茸茸的、吱吱鸣叫的小肉球，那么慌乱、无助。它们左右摇晃着，试图越过砖瓦。那瓷砖曾经是红色的。如今，它们和母亲的鸟粪里所含的石灰质，早已把瓷砖染白。随后，它们会在某处驻足，稍事栖息，尽管那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栖息，最多只是稍事停顿。它们存在，仅此而已。海鸥，如同人类以及众多其他生灵，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无所事事，只不过是站在那里。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等待状态。驻足于这个世界，等待着：等待下一次饱餐，等待睡眠，等待死亡。我不知道它们会怎样死去。
年幼的海鸥尚不能站稳。风吹皱了它们的羽毛，吹乱了它们的整个身体。它们且飞且停，再次停了下来，接着又停了下来。身后的城市在移动，它们下方的船只、汽车、树木都晃动了起来。
我提到的那只焦急的母鸥，她无时不在寻寻觅觅，把食物衔回来喂给自己的孩子。接下来是一阵骚乱：叽叽喳喳的躁动，一本正经的努力，慌乱不堪。像通心粉一样的死鱼内脏被撕扯着，撕扯着，看看你是不是撕得动它，把它撕扯成一条条碎块，然后吞到腹中。饱餐一顿之后，一切寂静下来。海鸥静静地站在屋顶，一动不动。我们都在等待。天空布满厚厚的云层。
但是，我还是忽略了某些事情，直到踱步窗前，才蓦然想起来：海鸥的生命并不简单。它们是如此之多！海鸥能预知吉凶，驻足在屋顶之上，静静地思索着，思索些可怕的事情也未可知呢。然而，对其所思所想，我却一无所知。
我是怎么渐渐明白的呢？曾经，我注意到，所有海鸥都在凝视破晓之际的那一缕黄色的光线，那是一抹淡黄色的曙光。于是，首先就会有狂风袭来，随即便是一场黄雨。那雨是缓缓袭来的，所有海鸥都背对着我，彼此叽叽喳喳的样子再清楚不过，表明它们似乎在等待什么，等待它的来临。下方，城市的人们正匆忙躲到家中，闪进车里。上面，海鸥正直愣愣地无言以待。那时，我想我开始理解了它们。
有时，海鸥会悠闲地、成群结队地腾入天空。于是，它们扑棱翅膀、振翼而飞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在下雨。
10 海滨垂死的海鸥
这是另一只海鸥
一只海鸥躺在海边，它奄奄一息，多么孤单。嘴角垂于卵石，双目病恹恹地透着哀伤。浪花击打着旁边的岩石，海风掀起它垂死的羽毛。它用目光慢慢地将我追随。那是一个早晨，海风清冷。在它之上，生命一如既往。天空中，有许多海鸥在盘旋，而垂死的它显然还很幼小。
海鸥望着我，突然挣扎着想站起来。但它羸弱的双腿却在身下无力地颤抖；胸膛向前倾斜，仍无法使嘴脱离卵石的支撑。经过许久的努力，它的目光渐渐有了生气。但摇晃了一下，它又扑倒在地，瘫软着等待死亡的降临。它眼中的生气在云翳和海风中消散。此刻，毫无疑问，这只海鸥就要死去。
我不知道它为何就要死去，它的羽毛苍白而蓬乱。这样的季节，我总是会看到成群的海鸥迅速成长，扑棱翅膀练习飞翔。昨天，在经历了两次海浪与海风的冲袭后，一只海鸥愉快地飞了起来，在天空划出一道优美而无畏的弧线，展示着它第一次凌空飞翔的壮举。眼前这只幼小的海鸥，我后来注意到，它的翅膀被折断了，而且受伤的似乎不仅仅是翅膀，倒像是整个身体都崩塌了。
它在夏季清冷的早晨死去。你住的山冈上，其他海鸥正发出且喜且怒的鸣叫（这是多么难过的事情）。但是，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想：与其说这只海鸥正在死去，不如说它正从生命里解脱出来。或许此时它还有所感觉，有所需求，但是真正对它有意义的东西，已经太少，或竟至于无。一只海鸥能想什么呢？它又能感觉到什么呢？在它眼眸里，我看到了行将就木的老人才会露出的哀伤。步入死亡，就像钻入一床棉被。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吧，我就要走了。它好像这么对我说。
直到如今，比起那些在我们头顶肆意盘旋的海鸥，我仍然很庆幸曾和它是那么接近。我想来这个孤寂的海岸游泳，一路上步履匆匆，沉溺在满脑子的想法当中，手里还拿着一条浴巾。突然间，我驻足停下，看到了那只海鸥。我静静地、充满敬意地靠近它。在脚下的鹅卵石地面上，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我看到了海鸥的死，却不是因为它折断的翅膀，而是它的那对眸子。
从前，它一定见识过很多，也留意过很多，这你是知道的。在漫长的季节里，它变得像老人一样疲倦，也许它为这种疲倦感到了难过。慢慢地，它终于将一切都抛在了身后。我不能肯定，但也许天空中其他海鸥所呼唤的，正是它。大海的声音使死亡变得不再艰辛。
后来，过了很久，六个小时之后，我又回到这片遍布卵石的海滩，海鸥已经死了。它伸展着一只翅膀，摆出飞翔的姿势。它侧躺在那里，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毫无表情地凝视着太阳。附近礁石上，没有一只海鸥飞过。
我冲进了冰冷的海水，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
11 快乐
快乐是庸俗的吗？我常常对此感到疑惑。现在，我更是无时无刻不在琢磨这个问题。即使我过去常说快乐的人都是邪恶、愚蠢的，但我时不时地也会想到：不，得到快乐并不容易，它也需要你动一番脑筋。
当我和四岁的女儿如梦在海边漫步之时，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最想要什么呢？他最想要的，当然是一直做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此他知道，重复做一件事情有多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在做同样的事情。
1.首先，我会告诉她，今天我们几点要去海边散步。如梦总是想让时间早点来临。但她的时间概念常常有些混乱。例如，她会突然出现在我身边，问：“还没到时间吗？”
“没。”
“五分钟后就到时间了吗？”
“不，两个半小时后才到时间呢。”
五分钟后，她又会回到这里，一脸无辜地问道：“爸爸，我们现在要去海边了吗？”或者过不了多久，她又会以一种狡黠的口吻对我说：“我们现在要走了吗？”
2.虽然觉得时间似乎永远都不会到来，但它毕竟还是来了。如梦穿好了泳衣，坐上她的四轮儿童车，车里放着浴巾、几身泳衣和一个简单的皮草背包。我把背包放在她的腿上，然后像往常那样推着她的小车出发。
3.走在鹅卵石小路上，如梦总会咧开小嘴，发出“啊啊啊哈”的喊声。小车撞到石子上，颠簸起来，她的喊声就变成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哈”。石子让如梦唱歌！听着这歌声，我们都会开怀大笑。
4.我们顺着那条通向沙滩的小径往前走，它看上去很普通。我们把小车停放在距离海水仅几步之遥的沙滩上。这时，如梦会说：“海盗永远不会到这儿来的。”
5.我们迅速将一切扔在石头上，然后脱下衣服走到及膝深的海水里。然后我说：“这儿很平静，别走得太远了。我先去游会儿泳，回来后我们一起玩，好吗？”
“好的。”
6.我游了一会儿，将所有思绪都抛到脑后。停下来时，我回头眺望海滩，身着泳装的如梦看上去像个小红点，我是那么爱她。在水中，我很想笑，而她则在海边嬉水。
7.回到海边，我们开始一起玩耍：（A）踢球；（B）泼水；（C）爸爸用嘴喷水；（D）模拟游泳；（E）向海里扔石子；（F）挖个小洞，冲着它说话；（G）来吧，别害怕，现在开始游泳，还有所有我们喜爱的游戏和活动。一旦全都玩了个遍，我们会重新开始。
8.“你嘴唇都紫了，冷啦。”“不，我不冷！”“你冷啦，出来吧。”这又会持续一段时间，随后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岸上。然而，当我给如梦擦干身子，并准备给她换泳衣时……
9.她突然从我的怀里滑溜出去，光溜溜地跑过海滩，大声欢笑着。我想赤脚跑过卵石沙滩，却不小心崴了一脚，她就笑得更厉害了。“等着瞧，要是我穿上鞋子，一定会抓到你的。”我说。我这么说，也这么做，如梦于是发出一声尖叫。
10.回去的路上，我推着如梦的小车。我们都很累，却异常开心。我们在憧憬着生活，回想着身后的大海，一言不发。
12 我的手表
我戴第一块手表是在1965年，那年我十二岁。后来，到了1970年，我把它扔掉了。它太过陈旧且非名牌，只不过是一块很普通的老手表。1970年，我买了块欧米茄，这块表一直用到1983年。现在我戴的这块还是欧米茄，并不算很旧。它是1983年底妻子在我的小说《寂静的房子》出版几个月后送给我的。
一块表，就像我生命的一部分。在写作之时，它就躺在我的桌上，我看着它，总有些紧张。坐下来写东西之前，我把它摘下来放在案头，感觉就像一个人脱下衬衫准备踢球，或者拳击手准备参加比赛（尤其是当我从外面回来，把它放在桌上的时候）。对我来说，这就像作战前的一个手势。同样，每当我离开房间时，如果这五六个小时的工作还算顺利，如果写作还算成功，我会非常高兴地再次戴上手表，好像这个动作会给我带来成功的喜悦，带来完成任务的喜悦。我会轻快地从桌边站起来，麻利地把钥匙和钱包装进兜里，径直走出房间。我甚至等不及戴上表，只是把它拿在手里，直到走向路边，走上大街，才会戴上它。对我来说，这真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所有事情，带着战而胜之的感觉，此刻都在我脑海中浮现。
我永远无法让自己停止思考，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看着表盘，就好像时针、分针已抵达了它们想在的位置。但我并不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或是简单的某时某刻来看待，这就是我从不屑于买电子表的缘故。电子表总是以数字的形式呈现时间。而我的这块表面，就像是一幅神秘的图标。我喜欢这么看着它。时间的面孔；它以某种方式，魔幻般地揭示了某种形而上的玄思，或是类似的概念。
在诸多手表中，最漂亮的当数最初那块，它也是我用得最习惯、最顺手的。我如此依赖它，以至于它俨然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这种超自然的关系以及神秘感要追溯到中学时代我戴第一块手表的时候。但是后来，这种感觉又和学校的铃声联系在一起，并在脑海中存留了多年。
对于时间，我总是很乐观。按照惯例，如果一件家务事需耗时十二分钟，我就相信我一定会在九分钟内把它做完。如果需要二十三分钟，我也能在十七分钟内完工。而且即使不能，我也不会沮丧。
上床休息的时候，我总会把表摘下来，放在一旁。我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摸到它，看看它。表就像是我的密友，即使是表带坏了，我也不舍得更换。因为它们散发着我肌肤的气息。
过去，我总想从中午十二点开始写作，直至深夜。但实际上，我真正的写作时间，往往是从夜里十一点至凌晨四点，然后才会去睡觉。
女儿出生后，我一般都是整夜工作，直至清晨。那时人们都睡去了，只有我的表陪伴着我，凝视着我。但是后来，这种习惯改变了。从1996年起，我开始五点起床，工作到七点，然后叫醒妻子、女儿，和她们一起吃早餐，再送女儿上学。
13 我不想去上学了
我不想去上学了，因为我太困、太冷了。学校里也没有人喜欢我。
我不想去上学了，因为学校里有两个同学，他们比我大，也比我强壮。每次我走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都会伸出胳膊，挡住我的去路，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我不想去上学了。在学校，时间仿佛静止不动了，万事万物皆被挡在外面——校门之外。
比如我家的房间，还有我的母亲、父亲，我的玩具，阳台上的小鸟。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特别想念他们，想得要哭。我看着窗外，外面的天空飘着朵朵云彩。
我不想去上学了，那里没有我喜欢的任何东西。
有一天，我画了一棵树。老师说：“那可真是一棵树，画得真好。”我又画了一棵，同样没有叶子。
于是就有孩子跑过来取笑我。
我不想去上学了。晚上上床的时候，一想到第二天要去学校，我就感到恐惧。我说：“我不想上学去了。”家人就会反问：“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每个人都要去上学呢。”
每个人吗？那就让每个人去好了。我留在家里又会怎样呢？我昨天就去学校了，不是吗？那我明天不去，后天再去怎么样？
我只想待在我的床上，待在房间里，或是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不是学校就好。
我不想去上学了，我病了。你看不出来吗？只要有人一说“学校”这个词，我就感到恶心，会胃痛，连奶都喝不下。
我不想喝那瓶奶了，我不想吃任何东西，也不想去上学。我太难过了，没有人喜欢我。学校里还有那两个孩子，他们总是伸出胳膊挡我的路。
我去找过老师，老师说：“你跟着我干吗？”告诉你一件事情，但你要答应我不生气。我总是爱跟着老师，老师则总会说：“不要跟着我。”
我不想去上学了，再也不想了。为什么？因为我就是不想去学校，这就是原因。
课间休息时，我不想走动。只有每个人都忘了我，才是我的休息时间。周围一片混乱，每个人都跑来跑去。
老师厌恶地看了我一眼，她看上去不太随和。我不想去学校了。学校里有个孩子比较喜欢我，他是唯一目光友善的人。但不要告诉别人啊，就连他我也不喜欢。
我坐着不动，独自待在那里。我感到那么孤单。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我一点也不喜欢学校。
我不想去学校了，我说。可是到了早晨，他们又把我送到了学校。我直勾勾地望着前方，非但不笑，反倒想哭。我朝山上走去，背着大大的书包，它像士兵的行囊一样大。爬山时，我看着自己的脚。一切都那么沉重：背上的书包，胃里热乎乎的奶。我想哭。
我走进学校。那扇黑色的大铁门在我身后关上。我哭了，“妈妈，你看呀，你把我丢在这里。”
我走进教室坐了下来。我真想变成外面的云彩。
橡皮、本子、钢笔：拿它们去喂鸡吧！
14 如梦和我们
1.每天清晨，我们都一起去学校：一只眼睛看着表，另一只眼睛盯着包，盯着门，盯着路。在车里，我们经常都在做相同的事：（A）向小花园里的小狗挥挥手；（B）车要拐弯的时候前后晃动自己的身体；（C）说，“司机先生，向右转，开下山”，然后斜眼瞅着对方，哈哈大笑；（D）我们之所以笑着说，“司机先生，向右转，开下山”，是因为他其实非常清楚我们要去哪里，因为我们总是在同一个出租车站打车；（E）下车，手拉手向前走。
2.我把书包放在她的肩上，吻过她，领她走进学校。之后，我就在她身后目送她。我一直记着如梦走路的姿势，喜欢看她走进学校的样子。我也明白，她知道我在身后看着她。就是因为她知道我在看着她，我们彼此才都感到安心。首先，每天她都在进入、探索一个世界；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共同分享的世界。我在后面注视她，她回身望着我，于是我们的世界就前进了。但随后，她会跑开，进入我目所不及的新生活。
3.让我吹个小牛皮吧：我的女儿非常聪慧，她知道她喜欢什么。她总是执着地、不带丝毫犹豫地让我讲最动听的故事。周末早晨，她总是躺在我身边，要求她的那份礼物。因为她知道自己是谁，知道她想要什么。“这一定又是女巫了，她应当从监狱里逃出来，却不应该变瞎、变老，最后也不应该去抓小孩子！”听我讲故事，她不许我跳过她感兴趣的部分；反之，如果我还在继续讲那部分她不喜欢的故事，她也会提醒我。这就是为什么给她讲故事，就像一个孩子自己在写故事时那样，总爱边写边读。
4.和所有的亲密关系比起来，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富争斗性。谁来决定：（A）看哪个电视频道；（B）什么时候睡觉；（C）做什么游戏，不做什么游戏；还有在经历长时间的政治谈判后，怎么样做决定，或是其他诸多问题、讨论、争议、甜蜜的谎言、诡计、眼泪、指责、愠怒、和解，还有悔悟等一系列事情。所有这些过程，都让我们既疲惫又快乐。但最后，这些都被搁置一边，成为我们关系和友谊的历史。你们会渐渐达成共识，因为你们永远都不会放弃对方。你们会牵挂对方，即使分开，也会记得对方的气息。当她离开我的时候，我会极度怀念她秀发的味道，而我不在她身边时，她也总是喜欢闻我睡衣的气息。
15 当如梦难过时
你知道吗？亲爱的，你难过时，我也会难过。我肌体深处的某个地方仿佛潜藏着一种本能（在我的身体里，灵魂里）。当我看到你难过的时候，我也会难过。仿佛我体内装着某个电脑程序，它说：每当你看到那个如梦难过，你就要难过。
当然，我自己也常常会突然之间无缘无故地难过起来。我会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清扫冰箱，整理报刊，梳理我的思绪，理理头发。我的思绪飘忽不定：这种生活……等等，停一下。我看着如梦，她脸上阴云密布，蜷缩在沙发上。是什么让她如此难过呢？她斜着眼睛看世界，她的父亲望着她，而她却望着世界。
一手搂着一个蓝色兔子玩具。
另一只手托着她那难过的脸庞。
我回到厨房，在冰箱的抽屉里翻腾起来，脑子在不停地打转：是怎么回事呢？很奇怪。她胃痛吗，还是她开始尝到了忧愁的滋味？随她去吧，让她难过吧，让她在孤独中忘掉自己吧。我曾一度这么认为，智者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在别人都快乐的时候，让自己难过。我喜欢人们说博尔赫斯说过的话：“说真的，只要有可能，我总会努力让自己像年轻人那样感到忧郁。”很好，但是别忘了，她还算不得年轻人。她只是个孩子。
沉默。
我打开冰箱，拿出一个大红苹果，狠狠地咬了一口，然后走出厨房。她依然像个圆球，缩在那里。我不再想了。
靠近一些。我说，来，让我们来玩掷骰子游戏吧。那么，盒子在哪儿呢？找到盒子，打开它，问对方，你要什么颜色？我要绿色。好的，那我就要红的。扔出骰子，数点数，还要确保她能获胜。如果她开始有点兴趣，想要赢了，就会兴高采烈地喊一声：
我赢啦！
好，该你先掷了。她每次都能赢。
有时候我输烦了，就会想，让我赢一把吧，哪怕只是一次呢。让这个小女孩也尝尝输的滋味。
但是徒然。她会把骰子扔到一边，掀翻游戏板，然后恼怒地缩回到角落里去。
为什么不玩玩脚不点地这个游戏呢？你可以从桌子上跳到餐椅上，从餐椅上跳到扶椅上，再跳到沙发上，或者其他桌子甚至暖气片上。你可以手触地面，但如果双脚着地，那就算输了。所以每次不要跳得太远。
当然，最好玩的是追逐游戏。绕着房子，绕着桌子，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或者绕着餐椅跑，而电视里，低沉的声音热播着新开发的度假村，还有政变、叛乱、选美竞赛，以及美元、股市行情等各种信息。看看我们吧，我们在互相追逐，对你的废话连篇毫不关心。我们四处疯跑，篮子被踢倒了，台灯被打翻了，报纸和票据、卡片被搞得乱七八糟。我们大汗淋漓，大喊大叫，却根本不知道自己都喊了些什么，有时候我们甚至热得把衣服脱掉。要是你能看到我们是以多么快的速度，在那些巧克力包装纸、各色书本、破烂玩具、旧报纸、废弃水瓶、拖鞋，还有盒子之上跑来跑去，你就会明白了。
但是，我并没有做这些。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阳光下喧闹的城市，动静交织，明暗飘浮。电视开着，却没有任何声音。一只海鸥缓缓飞过屋顶，我听见了它翅膀扑棱的声音。我们两个都凝视着窗外，久久默然无言。我坐在椅子上，如梦在沙发上，我们——如梦是难过的，而我则是高兴的——都在想，这种感觉是多么美妙。
16 风景
我想谈谈那个世界和其中的景物。
为什么来到这里，我说不清楚。天气闷热。五岁的女儿如梦和我在黑贝里亚达度假。我们乘坐一辆马车在那儿兜风。我逆向而坐；女儿坐在我对面，看着前面的道路。我们经过树木葱郁、鲜花盛开的公园，还有低矮的砖墙、木质的房屋和种满蔬菜的园子。马车带着我们转悠，我看着女儿的脸，想从她的表情中探寻她对周围世界的感受。
景物：物体、树木和砖墙，海报、告示、街道，还有猫。沥青路面。炎热。以前曾经也这么热过吗？
开始上山了。马有些疲惫，车夫扬起了鞭子。马车还是慢了下来，我看到一座房舍，身边的世界向后移动，女儿和我看到的都是相同的景致。我们一个个仔细审视：一片树叶、一个垃圾箱、一只球、一匹马、一个孩子。同样，我们还能看到：叶的绿、垃圾箱的红、球的弹动、马的神情和孩子的脸庞。随后，每件事物都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我们似乎还未真正观赏到它们，视线就已经移开了。这个午后炎热世界里的任何一种景物，我们都没能真正赏析。它和我们擦身而过，仿佛这个脆弱的世界在我们眼前蒸发了。就连我们也仿佛正在离开自身！我们像是在观赏，但又像什么也没看到。世界浸润在蒸腾的热浪中，这热气也在我们脑海里翻腾不息。
我们路过了一片森林，即便是这里也并不凉爽，热浪依然。道路逐渐陡峭，马车又慢了下来。我们听到了蝉鸣。马车的速度越发迟缓，前方的路在丛林中若隐若现。一片自然美景呈现在我们眼前。
“吁——！”车夫让马车停了下来。“让它们歇会儿！”他说。
我们欣赏着这片美景。此刻我们正处在一面峭壁的边缘，下面有岩石、大海和远方热浪中依稀可见的岛屿。大海的湛蓝是如此美丽，阳光闪耀在海面：每个景物都那么恰如其分，若隐若现、完美无瑕。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如此完美的世界。如梦和我沉浸其中，一言不发。
车夫抽起了烟。我们可以闻到淡淡的烟味。
为什么这里的景致这么美丽？也许是因为此时此刻我们的心境这般。我们欣赏自然，一览无余。也许是因为我们从这个峭壁掉下去就会死去。也许是因为距离抹去了一切丑陋。也许是因为我们从未在这样的高度欣赏景物。而如今我们就站在这里。在这个世界里，除了欣赏，还想做些什么呢？
“好看吗？”我问如梦，“是什么让它这么美？”
“如果从这个悬崖上跌下去，我们会死吗？”
“是的，会死。”
她害怕地盯着峭壁看了一会儿，很快感到厌倦了。峭壁、大海、岩石：它们永不改变，永不移动。多么无聊。一只狗突然出现了。“狗！”我们异口同声。它摇着尾巴，跑来跑去。我们都转过身来盯着它看，没有人再去留意那一抹风景。
17 关于狗，据我所知
这只狗是泥灰色的，看上去再普通不过。它摇着尾巴，眼神充满哀伤。它不像其他好奇的狗那样，围着我们嗅来嗅去，而是用它忧郁的双眼试图了解我们。之后，它把潮乎乎的鼻子伸进了我们的马车。
车里一片寂静。如梦吓坏了，她缩起双脚，看着我。
“别怕。”我低声说道，并起身坐到了如梦身边。
那只狗也缩了回去。我们一同仔细地打量它，这只四足动物。做一只狗，会是什么感觉呢？我闭上眼睛这么想着，脑海里浮现出所有与狗有关的印象：
1.最近，我的一个建筑师朋友对我说，他把锡瓦斯的坎高犬卖给了美国人，并拿出一本图册给我看。图片里的坎高犬高大、英俊，能直立行走。标注写道：“你好！我是土耳其坎高犬，我的平均身高××厘米，今年×岁，我的智力情况如此这般。我的喂养方法……有一次，我们的一个伙伴走丢了，我们追踪四百英里，直至帮它找到主人。你该知道我们有多聪明、多忠诚了吧。”凡此种种。
2.喜剧中，无论是土耳其本地犬，还是那些舶来品，都爱叫啊呜；但是在外国喜剧作品中，狗总是汪汪地叫。
关于狗，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即便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更多的了。我这辈子见过的狗成千上万，但脑子里能想到的只有这么一些。除此之外，我只能记起一件事，那就是，狗喜欢龇牙咆哮。
“爸爸，你在做什么呢？”如梦问，“别一个劲儿地闭着眼睛啊，我很无聊呢。”
我睁开眼睛。“师傅，”我说，“这条狗是从哪儿来的？”
“狗在哪里？”他这么问。我指了指前方。“那些狗正往前面的垃圾堆跑呢。”车夫说。
那条狗却直愣愣地看着前方，仿佛知道我们正在谈论它。
“每年冬天，这些狗都饿得到处游荡，很痛苦的样子，饿极了它们还会撕咬自己的同伴！”
马车陷入沉寂，很长时间都没有人说话。
“爸爸，我快闷死啦！”
“师傅，我们走吧。”我说。
当马车再次动起来的时候，如梦的注意力被树木、大海和道路所吸引，甚至忘记了我的存在。于是我再次闭上眼睛，接着回忆我对狗的见闻。
3.有一条狗，我曾经很喜欢。在久别重逢之时，它就会兴奋地摇头摆尾，扭来扭去，等着我去爱抚它，兴奋得把自己都尿湿了。后来，有人给它下了毒，它死了。
4.要画一只狗是很容易的事情。
5.以前，我有个朋友，他住的地方，有一只狗经常冲着路过的穷人狂吠不止；但若遇见富人，却一声不吭。
6.狗拖着挣断的链子划过路面，这声音常使我感到恐惧，因为它令我想起伤口疼痛的感觉。
7.转身回来的那条狗，并没有尾随而来。
我睁开眼睛，心想：人记得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我见过的狗何止万千，每次看见它们，我都会被它们的美所吸引。世界也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让我们感到惊讶，世界在这里，在那里，就在我们身边。然而随后它就会慢慢消失，一切都付诸虚无。
8.两年后，我写了这篇短文，发表在一家杂志上。随后我在马奇卡公园遭遇群狗攻击，它们咬伤了我，害得我在苏丹艾哈迈德的狂犬病医院打了五针。
18 诗的正义笔记
在我很小的时候，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名叫哈桑，他用弹弓绷着石子，正打中我的眼睛下方。许多年后，当另一个叫哈桑的人问我，为什么我所有小说中的哈桑都是恶魔时，那段记忆又在我脑海中浮现。中学的时候，一个胖小子总爱在课间休息时找茬欺负我。许多年后，我要塑造一个乏善可陈的角色时，就会描写他出汗出得像那个胖家伙，胖得只能站在那里，手心里、额头上不停地出汗，就像一个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大水罐。
小时候，妈妈带我买东西，我总是很害怕那些屠夫，他们一天到晚都在臭烘烘的肉铺里，围着血渍斑斑的围裙，挥舞着长刀。我也很少吃他们砍下来的排骨，因为太肥了。在我的书里，屠夫总是被描绘成屠宰走私动物、从事血腥和可疑勾当的家伙。而那些我长这么大以来总是爱跟着我的狗，在我的笔下，它们常常会给我喜爱的角色带来紧张与怀疑的情绪。
有一种关于正义的天真想法与此相似，它使我笔下的银行家、教师、兄长们绝不会以好人的形象出现。还有理发师，因为我小时候被带到理发师那里时总是会哭。而随着时间推移，我和他们的关系依然很糟。因为童年在黑贝里亚达消暑时，我爱上了那些可爱的骏马，所以总是喜欢用很大的篇幅来描写马和马车，我的马主人公总是敏锐、机灵、勇敢、纯洁，但常常为恶魔所欺。又因为我的童年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友好、和善，爱冲我微笑的人们，因此我的作品也有许多这样的人物，但是，所谓的正义，让我们首先想到的还是恶魔。在某个读者脑海里，就像在艺术馆漫步的人一样，对正义总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我们对诗人的期待，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找恶魔报仇。
就像我解释过的那样，我企图独自一人找恶魔复仇，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以极其个人的方式行动，但这种方式并非想让读者觉得复仇是件美好的事。因为，理想中的因果报应只在童话书或是冒险漫画的结尾才能达到高潮，当英雄惩罚坏人时，他会说：“这顿打是为某某的……这顿是为……”作为小说家，我创造了这样一幕：我一行行地列举了某个坏蛋哈桑或是屠夫的恶行，直到那个屠夫或是某个坏蛋惊恐不已，丢下手中的刀，开始清理店铺，一面哭着喊：“求你了，兄弟，求你别这么无情地对我了；我还有妻小呢！”
复仇带来复仇。两年前，在马奇卡公园，有八九条狗把我团团围住，向我发起攻击。似乎它们读过我的书，知道我坚持要诗意地伸张正义，以惩罚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在伊斯坦布尔，在公园里到处游荡。所以，诗意的正义也很危险：如果走得太远，它可能就不仅会毁了你的书——你的工作——而且还会毁了你的日常生活。你也许能非常巧妙地进行报复，以为没人比你聪明，以为你的写作再美好不过。但总有那么一群狗，会聚集在角落，等待着报复心重的诗人独自走过，然后狠狠咬他一口。
19 暴风雨之后
风雨之后，我在一个清晨走上街道，发现一切都已改变。我不是说那些折断在地的树枝和散落于泥泞路面的黄叶，而是说某些深层的、难以说清的东西已经改变。就像晨曦之中，此刻随处可见的成群蜗牛；潮湿的土壤中说不清楚的气味；不新鲜的空气等。这些都是一切已永远改变了的明证。
我站在一个泥坑前，盯着它看。水坑底是软软的泥浆，仿佛在等待某种征兆、某种呼唤。再远一点的地方，苜蓿叶上似有水滴，它的四周有慢慢泛黄的草地，折断的蕨类植物和绿色的草本植物。在我右方，沿着我漫步、思索的峭壁之底，一只海鸥在缓缓盘旋。它的处境看上去比以往更为危险，却表现得愈发坚定勇敢。
当然，所有这些事情——这种清楚的感知，这种不知从何而来的狂风骤然带来的寒流，这被暴风雨洗刷得如此洁净的天空，这种整个自然都呈现出的新色彩——也许只是一种欺骗性的幻象。但在漫步的时候，我确实感到，在暴风雨来临之前，鸟儿和小虫子、树木和石头、垃圾箱和倾斜的电线杆——所有这些都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失却了目标，忘记了为何身在此处。后来，当子夜消逝，黎明第一道曙光升起之前，暴风雨突至，重现了一切失却的意义，失却的热望。
人们是否需要在深夜时分，在窗户的咔嗒声中、在狂风穿过门窗缝隙之际、在雷声里醒来，只是为了感受生活原本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世界的意义要丰富得多？我半睡半醒的，从床上跳起来冲向窗户，一扇扇关上，然后熄掉还亮着的桌灯，就像水手在暴风雨之夜醒来，本能地冲向他的船帆那样。做完这些后，我来到厨房，坐在那里喝了杯水。厨房的顶灯在呼啸的大风中摇晃。突然，一阵狂风袭来，仿佛摇撼了整个世界，紧接着停电了。一切陷入黑暗，厨房的瓷砖在我赤裸的脚下感觉那样冰冷。
从坐着的地方，我可以透过窗户、透过摇摆的松树和白杨木，看见白色泡沫自越来越大的海浪中飞起。在雷鸣声中，闪电仿佛就要击中近处的海面。随后，在持续的闪电中，疾走的层云、翻卷的树梢、大地与天空，全都纠缠在一起。我站在厨房窗前，看着外面的世界，手里握着一个空杯子，感到十分满足。
清晨时分，我四处游荡，恰似侦察员围绕凶案、暴乱等暴力事件搜索现场，想看清楚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对自己说：正是在动乱景象中，风雨来袭时，我们才记得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再后来，我看到折断的树枝和横倒在地的自行车，不禁又想：当风雨来袭的时候，我们不仅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而且还会感到，我们经历着同样的生活。
一只小麻雀，掉进了泥泞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要死了。我充满好奇，却无动于衷地描摹着它。大雨倾盆，打湿了我的本子，淋坏了里面的素描。
20 很久以前在这个地方
那天我沉迷在思绪之中，疲惫不堪，于是踏上那条小路。我并未特别想寻找什么，也没想好目的地为何处，我只是想走遍每条我所涉足的小路尽头——像一个迫切想归家的男人。我就这样走啊走啊，思绪飘忽不定。突然间我抬起头，那条小路蜿蜒在我面前。那里，在树木之间，我看见一座屋顶，看见小路绵延出甜美的曲线，看见两旁的灌木丛林和初秋的第一批落叶。
眼前的一切是如此令我着迷，我在路中间停了下来，看着路面自行车的痕迹伸展向前，路面映着柏树的阴影。我左手边的树木，小路温柔的曲线，澄净的天空，所有这一切呈现的方式——这个地方是多么美丽啊！
我和这条小路有了一种温润的沟通，尽管是第一次造访此地，我却感到仿佛已在此生活很久。为什么这一切对我来说那么美丽？此处的景色像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地方。我是如此经常地惦念它，此刻就在我眼前的这条小路，它甜美的曲线，树木的阴翳，还有驻足于此品味美景的愉悦。我对它的想念这么深，以至于此刻倒像是在回忆之中，沉浸在很久以前就曾见到过，却被我忽视了的回忆之中。
但是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我知道我是第一次踏上这条小路。我从未奢望再回到此处，也未曾贪婪地想在此长留。我的愿望只是忘记它，就像我们都会忘记所经过的小路那样。我的思绪不能沉溺于此。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因此，即使这美景让我慨叹，我还是继续前行。我想忘记看到的一切。可是，我永远忘不了它，永远。
回到城市的喧嚣后，再次投入日常嘈杂的生活里。那条小路，那个地方，就会再次在记忆中浮现。我越想忘记它，就越对它迷恋。这次，它是个真实的记忆。我的确踏上过那条小路，那美景将我深深地打动。但是——多么惭愧——我那时是那般匆忙急躁。曾被我抛在身后的地方此刻又重回眼前，它现在属于我的记忆，我自己的过往。
是什么使我难以摆脱它？是它那浓郁的美丽，就是它。是偶然邂逅未曾预料到的美景和奇妙之地。我曾看到过它，为它敞开双目和心灵，对此我毫无疑义。也许正是因为我深信不疑，我才为那次看到的美景所震惊，随后又继续踏上前行之路。但曾被我抛在身后的美丽，总是会在如下的时刻，以如下的情形再现：
1.当置身人海之中，和别人一起用餐，与朋友和熟人聊天，被琐事困扰之时，我突然就会想起那条在我面前蜿蜒的小路，那些柏树和悬铃木，那座神秘的小屋，路面的落叶。我会久久地怀念它们，难以将它们从脑海中抹去。
2.夜晚，当我被雷声与暴风雨惊醒，或是电视里那个女子在对我说着明天的天气情况时，我会突然幻想，暴雨与风雪将怎样席卷那条小路。我听着雷声，想象着闪电击中附近的某处。当天地交合在一起，当见证我沉寂的梧桐木在狂风中摇撼，当暴风雨将一切恢复本来的面目，谁知道人们会发现怎样的美丽？而我却在此，为诸多愚蠢的事情耗费着自己的生命，远离了那片天地。
3.如果再次回到那条小路，那个地方，回到那片我曾驻足品味美景之地，就站在那里等候，我的生活也许就会步入迥然不同的道路。它会怎样发生呢？我不知道。我想过段时间，我仍会继续沿此路前行。在内心深处，我明白，这条道路会将我带至完全不同之处，而一旦我抵达此处，就会体味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21 孤独男人的房子
这是一栋孤独男人的房子。它坐落在山顶，一条蜿蜒小路的尽头。路面时而是石灰的白色，时而呈青草的绿色，尽头消融在山顶。我们此刻就站在这里喘口气，感觉风的清冷凉爽。如果你再走远一点点，就会蓦然看到山的另一面。你所立之处面南，大风止息，阳光普照，温暖你的身体。这段道路如此荒芜、无人问津，蚂蚁在此建筑它们的巢穴。有时甚至很难区分路面与野地。
无花果树、穿孔的碎砖头、塑料瓶、不再透明的塑料包装袋的碎片。这里有时很热，有时有风。这一切都属于一个孑然一身的男人，一定是他把这些东西带到这里，堆在这里，因为这里再不会有别人的足迹。
曾有一段时间，他并不是形影相吊。他来这里的时候，还有妻子相随。人们说她是一个好女人。她有些朋友在这附近，在山腰处的房子里生活。但是她也没有亲人，就像那个注定要孑然一身的男人一样，没有一个人来自她出生的城镇，那些朋友大多来自黑海沿岸的某个城市。如果我听到的没错，那个孑然一身的男人在那里曾是家财万贯。他曾很富有，但是他总是不会和人相处，以至于他在那个城市总是困难重重，像他在此地生活一样。人们告诉我这些的时候，他们总是面露微笑。不，以前他不是这样的。有一天，他的妻子不得不住进了山下的医院，他也去了那里，那家医院。不久他的妻子就告别了人世。这些事情有很多年了，他的妻子病了也有很多年。现在，他只知道看电视、抽烟、找麻烦。夏季，他会在海滨的酒店里做侍应生。
只是那个电视让我有些震惊。从他屋内、从这座山峦间望出去的、一览无余的风景，是多么销魂、奇异。一个人可以在此生活多年，远眺其他的山峦，远眺微风吹拂过的海面上太阳的影子；看着从各个地方驶向这城市的船只、岛屿、来往穿梭的渡船；看着临近低处的拥挤人群，他们距他那么遥远，再不会伤害到他；看着远处融入清晨雾霭中的、缩小了的清真寺和房屋；看着整个城市。很多年前，就没有人在此再建造房屋了。
一只精神抖擞的海鸥发出长长的鸣叫。微风送来下面某处收音机的声音。
人们说，事实上，他的确曾从出生的故乡带来过一些资财，这座房屋就是明证。他用瓷砖建造屋顶，排列得干净、整齐，屋顶的突出部分用上好的白铁皮建造而成，外圈砌以石子固定。走近房屋的后面，你会发现厕所是用干煤球做成的，塑料水箱是后来加上去的。在荆棘、灌木和小松林中，可以看到椅子、木板和一些废弃物。
一天夜晚，我们站在风中，远眺临近山峦中的城镇，望着那些以相同砖瓦、塑料制品、石子建造的房屋。这时，那个男子走了出来，久久地、阴郁地盯了我们一会儿，他的手里拿着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一块铁做的东西，也许是个小铁壶柄。这会儿我发现，他的房屋就是由类似的一大堆金属线、管道和缆绳捆扎而成的。
他扭身走进房去，消失了。
22 理发师
1826年，奥斯曼军队在西方人面前遭受了一连串惨败，过去一直作为帝国军队的禁卫军，反对按照欧洲标准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之后，国家的改革者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派遣他的新军攻打位于伊斯坦布尔的禁卫军总部，并将其夷为平地。这不仅在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上，而且在整个帝国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时刻。从那时起，土耳其所有公立中等学校的学生都被教导，要效法西方现代化，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问题。这被称为“利好运动”。在这利好运动中，鲜为人知的是，市中心有上万禁卫军卷入了这场冲突，大屠杀充斥街巷、店铺，改变了伊斯坦布尔的面貌，其痕迹至今仍随处可见。
无可否认，主张现代化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所讲述的，确有其真实的一面。在过去的四百五十年里，绝大多数身居要位的禁卫军都隶属于苏非教派的比克塔西教派，他们与城中的大部分商铺主关系密切。那时禁卫军遍布城市各个角落，全副武装在街上巡逻，扮演今天的警察和宪兵的角色，控制着各类店铺。他们气势汹汹地出现在街头巷尾，与国家改革势力形成强有力的对峙。于是，马哈茂德二世首先将他的军队派至各个咖啡馆、理发店，其店主大部分都与禁卫军过从甚密。为了保护军事胜利的成果，他下令关闭了所有咖啡馆和理发店。（其做法正如同许多苏丹一样，特别是穆拉德四世[Murad IV]。据说后者至今仍乔装改扮，为了镇压街巷中的反叛者，夜间在城市街头逡巡。）这里，我想把这种做法与我所生活的时代做个平行比较：新共和国也同样偏爱关闭报社。直至不久以前，城市中的咖啡馆、理发店，（还有我童年时代常见的共乘出租车——多姆小巴[dolmuşes]，）仍然遍布各类消息、传闻、流言蜚语、彻头彻尾的谎言，各种充满暴怒、反抗情绪的胡编乱造和添油加醋的故事，人们以此来抵制宗教领袖和政府的宣传口号，为密谋反抗政府铺平道路。同时，清真寺、教堂、市场，以及博斯普鲁斯沿岸村落的周边地区也同样会散播各种消息，起到了地方报纸的作用。
在那些日子里，伊斯坦布尔涌现出了许多幽默杂志，这其中就有最为著名的《秃鹰》（Vulture）。它们对城市的光怪陆离过分藻饰、夸张，极大地传达了那种反抗情绪。因此，我童年时代，它们在所有理发店里都极受欢迎。如今，总有电视台爱大声喧嚣，淹没了以前的那些信息渠道，并削弱了弥漫于城市咖啡馆、理发店等处的各种传言和抵制情绪的威力。毋庸惊奇，随着电视的发明，伊斯坦布尔幽默杂志的黄金时代已经迎来了它的末日，而其销量曾经几近百万。（很多年后，我走进纽约的理发店，看到等待理发的人们，手中拿的并非幽默杂志，而是人手一册《花花公子》[Playboy]，我并未感到有多么惊讶。）而《秃鹰》，曾是我童年时代每家理发店都有的杂志。后来人们才知道，它的所有者优素福·齐亚·奥尔塔奇（Yusuf Ziya Ortaç）曾接受过一项私人基金的秘密援助。这基金属于民主党领袖阿德南·门德列斯总理（Adnan Menderes）。这类做法始于1870年代，那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Abdülhamit）为控制反对人士，将其出版物全部收购。这个传统以一种微妙的形式延续至今。
孩提时代，在理发馆等待理发时，我总是爱随手翻看《秃鹰》杂志，时不时研究一下那些国内漫画。那上面的小市民们望着商品的价签目瞪口呆。有时，我会开心地读着讽刺某些老板和秘书的笑话，或是一些小故事。故事多出自深受欢迎的幽默作家阿齐兹·内森（Aziz Nesin）之手；还有那些从西方杂志上摘录的卡通画。此外，我的耳朵还一面留心听着周围人们的谈话。当然，讨论最多的话题还是足球比赛和赌球。有些人，例如头号理发师图托，总是喜欢一面穿梭于三个顾客的椅间，一面宣扬他对拳击和赛马的看法，有时他会去玩这些玩意儿。他的理发店有个奇怪的名字叫“维纳斯”，坐落在一条小巷尽头。小巷就位于我们在尼相塔什的家所在的那条街对面。图托是一个看上去很疲惫、白头发的阴郁男子。理发店还有两个更为年长的店主。一个是秃头，人很急躁。另一个看上去四十来岁，留着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式的稀疏胡须。我记得，他不大愿意和顾客们聊物价上涨，附近开了哪些商店，时下流行的歌星、影星或是国内政治等一类话题，倒是更乐意谈谈国际事件和世界形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有些地位显赫、内行、有权势的上等人光顾时，这几个理发师总会用谦卑的口吻问，“当然，我们不知道……”而一旦他们令其开口说话了，就会迅速将话题转到这些人的专业领域和强项上来。如果能够得到诸如“这值多少多少里拉”或是“那艘货轮比足球场还大”之类的答案，如果这些人告诉他们，某个著名政界要人其实权势微弱或是有过懦弱之举，理发师们要么就会像小鸟那样，嘴里发出类似“呃呃呃”或“咯咯咯”的嘀咕声，要么就会突然暂停正挨着皮肤、光滑前行的剃刀，这时理发师和顾客就会在镜子里盯着彼此，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有趣的沉默。
之后，理发师试图再次打开话匣子。他们会问，“那么，后来发生什么了？”或是“事情进展如何？”再就是“来杯茶怎么样？”，而如果在这之后，客人们还是神情严肃，一声不吭的话，理发师们就会彼此闲聊起来。他们在谈话里各自扮演着不同角色：一个是时运不济的倒霉蛋，另一个是受人讥讽的大活宝，第三个则最狡猾。他们喜爱彼此讽刺。例如，“穆罕默德这周又骗了图托一把”，那口气使我想起曾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某个传统皮影戏节目，主人公卡拉古兹和他那牙尖嘴利的妻子哈丝瓦特之间就有类似的争吵。客人刮完脸后，脱下围裙，一个男孩子给他梳了梳头发。客人递过来一些小费，随即离开了理发店。前脚刚走，那个费尔班克斯胡须，刚刚还极其谦卑、顺从的人，这会儿就立刻开始咒骂起这位顾客的母亲和妻子来了：如此我发现，成人的世界总是充满了狡诈虚伪，他们的愤怒总是埋藏得比我们儿童要深得多。我幼年时代的理发馆，理发师们大多使用剪刀，大剪刀不太好使时，他们总会愤怒地将其扔到一边。此外，还有梳子、棉扑（用来清扫碎头屑，以防它进到眼睛里）、古龙水、扑粉，还有为成人准备的直剃刀，以及刮胡膏、刮胡刷、白围裙等。而如今，除了一些电器设备——像吹风机——其他没有多大变化。这也提醒我们，即使伊斯坦布尔的作家从不提及他们的传统，这些理发师们一直以来，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讲述着这些传统。数个世纪以来，他们都使用着相同的工具，边理发边闲聊。
我们从细密画中能看出那剃刀的年代，那把直剃刀是17世纪就在使用的那种。那时，在经过艾哈迈德苏丹（Ahmet）面前时，理发行业的代表为了证明他们的技艺，会把一名理发师倒挂在展示车顶，而他依然能够娴熟地为客人刮脸。在那个年代，等待刮脸的客人，他的头会倚在理发师的膝盖上。这一习俗为传统的爱情故事大开方便之门。一个男子，渴望理掉他所有的头发、髭须和鬓角，仅仅是为了靠近那个漂亮的理发师学徒。我们也能在关于凯莱姆和阿斯勒（Kerem and Aslı）的民间故事中，看到相同的主题。陷入爱情中的人不惜拔掉自己的牙齿，只是为了亲近那漂亮的牙医。这也暗示着，理发师和牙医具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其技艺也有交叠之处。理发师还做包皮环切之类的小型外科手术。有些手术在咖啡馆中进行，还有一些则是在专门场所完成。这些都使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社会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孩提时代，我最害怕理发师的，是他们就像牙医拔牙一样，能够如此技巧娴熟地从我们嘴里套出话来，并像报纸一样，将这些话迅速散播开来。
正是这样，当我坐在维纳斯理发店读着《秃鹰》时，如果突然听见一个声音说，“过来吧，年轻人”，我就会紧张得好像有人叫我坐在牙医的椅子上。这不仅是因为，给我收拾头发的人常常把碎头屑弄到我的脖子里，剪子也总会戳到我（我光顾理发店的经历似乎总是伴随着疼痛）。我害怕，更是因为担心会泄露家族的某些秘密。我有一个叔叔去了美国，再也没有回来。理发师们将白色的理发围裙绕过我的头围好，并牢牢系紧，就像对待一个即将被实施绞刑的人。或许，他们随后要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叔叔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呀？”我不知道。“他离开多少年了？”
“他已经走了很……久。”另一个理发师会回答道，“再也不会回来了，不，永远不会来了。他真的曾服过兵役吗？”之后，是一片沉默。我会直直地盯着眼前，就好像我是那个在服兵役前“逃离”了祖国的人。我记得，祖母曾用哽咽断续的土耳其语，哭着读叔叔少得可怜的信。但我真正担心的，是理发师会套出我的其他秘密，那些我的家庭成功隐瞒了的，而我也不愿再记起的秘密。
我第一次面对理发师时，曾经泪流满面。是否因为当时我已经预见到了这些危险？还是说因为进理发店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自己会像今天这样大汗淋漓，仿佛对面坐着一位对我私人生活极感兴趣的记者？后来几次，我生病想理发的时候，图托，这个白头发的、面无表情的理发店主，就会把他理发的家伙塞到包里，上门来为我服务。他把报纸在桌上铺开，上面放个凳子，然后让我坐下。这样，我就可以和他的剪子保持一致高度。这个阴郁的男人抛开他那些喋喋不休的朋友，默默地待在这里。但或许我也和他一样，不大喜欢这样的间歇期。所以没多久，我又开始去他的理发店了。那时我相信了，一个理发师如果可以一言不发地给你刮脸，无法让你开口蹦出一言两语，不愿和你分享家长里短或是某些政治八卦，那他就根本不是个理发师。
23 火灾与废墟
我出生前，祖父母和叔叔们、我的父母亲，以及这个大家族的其他人，共同居住在一栋石造豪宅中。后来，它被租给了一家私立小学，再后来，它就被拆毁了。我就读的小学，位于另一栋大宅之中，后来也毁于火灾。中学的时候，我们常在一座旧宅邸的花园里踢球，它也同样遭受了火灾，不久就毁坏一空，如同幼年时代许许多多的店铺和楼宇。
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就是火灾与废墟的历史。自16世纪中期木质房屋开始流行，直到20世纪头二十五年里——共有三百五十多年的时间——正是火灾造就了城市和它街巷的容貌（不包括那些大清真寺）。我儿时的热门话题，是谈论发生火灾的房屋地点，它总带着一丝霉运的气息。房屋的底层通常是砖石建造的，因此火灾后还会保留下来一些被烧过，但并未毁坏的墙体、底层楼梯（大理石台阶往往会被摧毁或是偷走）、瓷砖、碎玻璃、花瓶等；有的无花果树生长在这片残骸之上，孩子们在其间嬉戏。
我年纪还未大到足以见证四周邻里房屋的燃烧及毁灭历程。但我见到的，是那些摧毁了最后一批木质宅邸的火灾。它们大多在午夜，在某些神秘的情形下发生。消防队到达之时，所有周围邻里的孩子和年轻人们，都会聚集在这座空屋的花园内，彼此窃窃低语，一面看着那狂怒的火焰，而他们曾经在此玩耍。
“他们烧毁了那栋美丽的宅邸。”事后，我叔叔会在家里说。
那时候，拆毁自己的旧房屋，建造新式公寓楼，向世界展示你有多富有和现代，这是违法的。于是人们就会搬出去住。等到木头由于年久失修而日渐腐朽，宅邸不再适合居住的时候，人们也会获准将其拆毁。有人为了加快这一过程，便将砖瓦撬开，任木头暴露在雨雪之中。还有更快、更大胆的选择，那就是在无人察觉的一夜之间，将其一把火烧毁。因此，一度曾有传闻说，那些火灾都是留下看管这些宅邸的园丁们干的。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它们在烧毁之前，被卖给了一些建筑商，是他们指使人将其烧毁的。
这些人，是为我们家族所蔑视的。这些有钱人，烧掉了三代人曾经居住于此的房屋，这些房屋充满了回忆，却被他们在夜半时分，毁于一旦。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些普通的犯罪分子所为。但我的家族，终于也做了和他们一样骇人听闻、令人倍感屈辱的事情：他们如此冷漠无情，卖掉了那栋装饰华美的三层宅邸，父亲、叔叔和祖母曾一度居住于此。最后，他们在它的地基之上，建立了丑陋不堪的公寓楼。后来，因为父亲的工作原因，我们搬到安卡拉。他为了使我相信，他最初并未参与这一谋划，也从未“真正”希望那座宅邸被摧毁，曾多次建议我们搬回伊斯坦布尔。而回来之后，看到旧宅邸在大铁锤之下已经变得粉碎，他静静地站在花园门口，流下了眼泪。
一如我所经历的那样，许多拥有这些宅邸的伊斯坦布尔旧家族都曾因“迁居公寓”陷入过激烈的争吵。原则上，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这些古老的房屋被摧毁，但也没有一个人能平息家族纷争、不和，以及根深蒂固的敌意。以至于，很多家庭甚至因为财产纠纷而对簿公堂。最终的结果，就是拆毁成为争论焦点的宅邸，在其原址上建造起簇新而丑陋的公寓楼，而当初大家却都说不喜欢公寓楼。事后，所有人又都会悲伤、难过地谈起那座已被拆毁的旧宅邸。当然，他们掩藏了内心那不可告人的愿望，渴望通过新公寓楼带来的收入，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此外，他们都不愿意承受良心受到谴责的悲痛，对这一可耻交易负责，而是决心把它推诿给家族的其他成员。
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在很短时期内，就从一百万激增到了一千万，如果从上空望下去，你立刻就会明白，为什么家族冲突、贪婪、过失以及自责之情都没起到什么好作用。你会看到下面的鳞次栉比的水泥军团，就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军队那样，一路掠劫所有宅邸、树木、花园，连动物也不放过，如此强硬、无法遏止；你会看到这支大军身后，留下的痕迹就是一条条沥青马路。这马路一步步逼近你曾经居住的地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近。而你曾在那里度过仿佛永恒的、天堂般的岁月。如果有谁在研究过地图或是统计数字之后，在看到这支威武之师的行进轨迹之后，还期待会有某个人物能解决家族纠纷，那就真该看看托尔斯泰，他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持有怎样的悲观态度。倘若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急剧扩张的无情城市中，那么我们生活在此的房屋、花园以及街巷，那些塑造了我们记忆和自身灵魂的墙垣，就注定会被毁灭。
对那些反对毁灭的人，倘使他们想推迟这无可避免的最终打击，等待他们的就是征收。我幼年时代，很多伊斯坦布尔狭小的奥斯曼巷道都被扫荡一空，等待扩建成大街。被征收就意味着被驱逐，意味着无家可归，毫无公平可言。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伊斯坦布尔经历了两次大的道路扩建，或者说，经历了两次征收和驱逐运动。头一次的时候，我才六七岁。我记得，1950年代，我和母亲曾惊慌失措地走在金角湾对面，置身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中。毁坏的地区，就像是战后废墟；每片空地伫立在那里，等待着它们的新生活。这生活充满了永无休止的恐惧和各种传闻。有些传闻说，某些土地主会比其他的人幸运些，能得到政府补偿；有的传闻是关于某些额外的征收，讨论土地规划图；有些传闻则说，某个强权政客想尽办法要保留某处街道，或者对规划图进行调整等等。只要看到沿着博斯普鲁斯和金角湾的道路，拐向了经过村落市集的乡村小道，人们就会知道，那里一定住着某个富豪或是权贵，这条道路因他们的居住而改道。谈论这些事情的，往往都是共乘出租车里的老女人，给人理发的年迈理发师，还有那些总是喜欢宽阔路面的出租车司机——这些人狂热地痴迷破坏，特别是后者，总是抱怨路面远不够宽敞而认为破坏还不够彻底。伊斯坦布尔的新人对城市旧貌和其文化感到恼火，他们渴望的，还不仅仅是宽敞的巴黎林荫大道，他们拒绝一切先于他们之物。因此，共和国企图抹去城市内的基督教和世界化的建筑、拜占庭乃至奥斯曼的遗迹。1970年代，国内汽车制造厂开始运营，使得中产阶级也能买得起汽车，对高速公路的需求最终预示着，过去很快就会被掩埋在水泥与沥青之下。
观察城市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游客或是新到不久的外乡人，以外在的眼光，来观察其楼房、古迹、街道以及天际线。另一种是内在观察，这座城市有我们熟睡于此的房屋，有回廊、电影院以及教室，城市的各种气息、光线还有色彩构成，这些都是我们最珍贵的回忆。对那些仅从外在来观察的人来说，一座城市也许会与下一座城市极其相似，但城市的整体回忆才是它的灵魂，它的废墟便是其最有力的证词。
在1980年代那次涉及面最广的拆迁、驱逐中，我凑巧在塔尔拉巴什大街（Tarlabaşi）漫步。推土机一路推进，一部分人围在那里观看。工程自那以后，持续了好几个月。每个人都逐渐习惯了，愤怒和反抗开始渐渐消逝。尽管下着绵绵细雨，墙垣还是坍塌下来，在倒地的瞬间变为灰烬。我们就站在那里看着。此时，对我来说，更让我忧虑的，不是看到别人的房屋和回忆被摧毁一空，而是看到伊斯坦布尔在诸如此类的扭曲之中，改变了形貌；意识到与之相比，我们的生活是如何的短暂和脆弱。孩子们在断壁残垣间玩闹，拾着门窗和木头碎片。此刻，我深深地明白，这些碎片代表了多少失落的记忆，在某些时刻，这记忆甚至就是我们的第二本性。
几年前，我去看过一栋空荡荡的，即将被拆毁的楼房，它是希什利塔拉基公立中学的旧址。在那儿，我曾度过了小学的最后几年和中学时光。这些相同的道路，我走了四十多年。旧学校所在之地，如今是一片停车场。每次经过那里，我都会忆起在学校读书的那些岁月，还有最后一次，我在那些空荡荡教室中徘徊的情形。最初，它的毁灭像刀刃一样将我刺穿，但如今，我已对此渐渐习惯。城市的废墟有助于遗忘。开始，我们失去的是记忆，但还知道我们失去了它，并渴望唤回它。后来，我们会连忘记本身也已经忘却，城市也不再记得自己的过往。废墟会引起我们如是的哀伤，最后打开忘却之路，使他人可以在此编织新的梦幻。
24 法兰克福香肠
那是1964年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刚过中午。我站在塔克西姆广场拐角。那时，还没有六车道高速公路穿过那里，它也比现在要破旧许多。我伫立在一个老旧的希腊公寓底层的小卖部门外，沉浸在内疚、恐惧与快感交织的情绪中，手里拿着一根刚从那间小卖部买来的法兰克福香肠。我大大地咬了一口。在城市的嘈杂中吃着香肠，看着无轨电车来回穿梭，购物的主妇熙攘成群，年轻人为看电影步履匆匆。我被眼前的景象触动，而此时，快乐却弃我而去。哥哥正沿着人行道走来，他已经看到了我。一靠近，我就看出他为了把我抓了个正着而非常开心。
“看看你在干什么呀！吃法兰克福香肠吗？”他问，带着傲慢的笑意。
我低下头，偷偷地，像干坏事似的吃完了我的三明治。那晚在家里，不出我所料：哥哥用怜悯似的高傲口气把我的罪行告诉了妈妈。在外面街上吃法兰克福香肠，恰恰就是妈妈明令禁止的行为之一。
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法兰克福香肠三明治在伊斯坦布尔人眼里，还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食物，只供应给20世纪初开始出现于这里的德式酒吧。60年代以后，多亏了那种轻巧的燃气炉，还有国产冰箱的降价，以及土耳其对瓶装可口可乐和雪碧开放市场，一时间“法兰克福香肠”店充斥各地，它们的供应品很快就成了国内餐品的一部分。60年代，烤肉串（döner，如今这个食物名称已在欧洲普遍流行，美国仍用其希腊名称——基肉[gyro]）还没有出现，法兰克福香肠就成了时尚的标志，是我们这些喜欢在街头大快朵颐的人的首选食品。透过玻璃橱窗，你可以看到黑红色的番茄酱整天都在沸腾，香肠像兴致高昂的水牛在泥浆里打滚一样，在里面翻腾，你可以挑选一根，指给拿着钳子的那人看，然后急不可待地等他做一个三明治。如果你提出要求，他还会把面包放进烤箱，抹上黑红色的番茄酱，再在香肠上放几片土豆片和半透明的腌制泡菜条，最后铺上一层芥菜叶。一些有口味偏好的人，还会再抹点蛋黄酱，过去，它被认为是俄罗斯调味品，而现在，由于冷战之故，人们又称它为美国口味。
绝大多数这类自视甚高的小卖部和三明治店，首先出现于贝伊奥卢（Beyoğlu），它们改变了当地居民的快餐饮食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其影响力扩及伊斯坦布尔其他地区，以及整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第一批三明治烘箱出现于50年代中期；大约同一时期，面包店开始生产专门适合制作奶酪吐司三明治的面包。一旦这种三明治成为主要食品，贝伊奥卢的小卖部就继而发明了汉堡。那个年代，第一批较大的三明治餐饮店总喜欢以异域的大陆、海洋或是神秘地域来命名，诸如“大西洋”“太平洋”等，店铺墙面挂着高更的远东地区天堂岛的风景画，每家都供应口味不同的汉堡。这也表明，就像伊斯坦布尔许多其他东西一样，土耳其的第一批汉堡，也是东西方结合的产物。一位在贝伊奥卢闲逛的年轻人，手中那些欧美西式名称的三明治里夹着的，其实就是一种肉饼，是厨房里某个裹着头巾的漂亮、自信能够满足所有年轻人胃口的女孩儿，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用她那双可爱的手做的。
这也就是母亲反对的依据所在：她极其厌恶地说，这些做汉堡的肉，来自于“不知什么动物身上的哪个部位的肉”。因而，她禁止我们吃汉堡，甚至是法兰克福香肠、意大利腊肠和蒜肠，因为这些肉同样不知出自何处。我们偶尔会从报上读到，某家不符合规定的蒜肠厂接受了突袭检查，人们发现很多蒜肠里居然有马肉甚至是驴肉。坦白说，在看足球和篮球比赛时，我从足球场和体育馆外面叫卖的小贩手里买来的那种塞满了肉丸子和蒜肠的面包，是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香甜的三明治。我自己对足球的兴趣，与其说是关心足球或是球队的命运，不如说是喜欢那种熙攘和赛场给我带来的感觉。排队买票的时候，卖肉丸子的小贩那里浓浓的暗蓝色烟雾，会飘到我的鼻孔里，渗进我的头发和夹克衫，直到我再也无法忍耐。于是，我和哥哥每人买一个腊肠三明治，说好回家后谁都不许泄密。那种腊肠被炭熏烤得像焦脆的肉皮，塞得半条面包里都是，还有一片洋葱。吃的时候，再喝上一杯艾兰（Ayran，酸奶饮料），感觉真是不错。
这种原料不明的腊肠和汉堡，不仅仅对我母亲，而且对所有中产阶级的母亲们来说，都是可怕之物。因此，小贩们叫卖蒜肠三明治的时候，总爱喊“艾佩克！艾佩克！”，它指的是艾佩克奥格鲁牌蒜肠，非常有名，从不使用马肉或驴肉。自打出现了第一批小卖部，人们第一次站在它外面享受过三明治后，196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人每次去看电影的时候，都会被放映之前屏幕上出现的各类腊肠和法兰克福香肠公司的广告所包围，它们的产品都被用来制作三明治。至今，我还记得第一则这样的广告，它也可以算做第一部国产卡通短片：各类牛群涌入手动绞肉机的巨嘴里，每头牛都带着幸福快乐的表情，它们从天而降，对可以为人类服务感到非常愉快。但这是什么？不知怎么搞的，一头可爱的驴子，狡黠地笑着，也偷偷混进了从天而来的牛群中。驴子走进绞肉机的嘴里时，观众多少都有些不舒服。但就在它即将变成肉肠的一瞬间，一只大拳头出现在那张嘴里，一拳将其打飞。这时，一位女性的声音就会传来，向我们保证，我们可以“放心踏实”地购买某某品牌的蒜肠。
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喜欢站在街头吃快餐。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手头拮据或是没有其他选择，还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恰恰是想逃避那种“放心踏实”。有些伊斯兰传统，把对食物的观点与对母亲、女人以及某些极其私密的观点交织在一起——为了抛弃这传统，拥抱现代生活，成为一名城里人——你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并且情愿吃那些食物，即使你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是怎样、又是为什么被制造出来。因为这种心甘情愿的行为，需要执着，甚至是勇敢，所以打头阵的那批就是学生、无业游民、叛逆之徒，还有那些仅仅为了猎奇，就随时准备将任何食物塞进自己嘴中的蠢人们。这群人聚集在足球场入口处，在伊斯提克拉勒（Istiklâl）大街、公立学校和大学附近，还有城市中的贫民区；他们满心高兴地发现，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便改变了伊斯坦布尔，甚至是整个国家的饮食习惯（那感觉无异于冰箱和燃气炉等便利设备给人们带来的刺激）。1966年，土耳其——保加利亚足球比赛在加拉塔萨瑞（Galatasaray）的阿里·萨米扬（Ali Sami Yen）体育场进行。劣质露天看台的人们推推搡搡，拥挤不堪。一辆卖法兰克福肠的小贩推车起了火，火势迅速蔓延。我惊恐地看着刚刚还围在一起吃着香肠、等待比赛开始的人群，此刻就在我眼前躁动起来，从第二层跌落下来。他们在摔死的同时，还将他人压倒在地。
在脏乱、离家很远的街道上，吃那种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食物，被看作是“摩登”和“开化”。尽管这似乎与家庭集体生活背道而驰，但我们几乎同时奉行了这一习惯，并仍能够找到办法，避免那种往往与现代化结伴而来的孤独的个人主义。70年代，对烤肉的狂热席卷了土耳其，迅速为其树立了一个新标准。在此之前，人们对肉比萨[4]还有过类似的狂热。它还有个好听点的名字，就是阿拉伯皮塔饼（Arab pita）。二十年后，我看见一家店铺将其称为“土耳其比萨”（Turkish pizza）（至于“pide”与“pizza”是否属于同源词，这个话题改天讨论）。使肉比萨占领了整个国家的，并非伊斯坦布尔的小卖部和烤肉串餐厅，而是那些小贩大军。他们穿越城市的大街小巷，背着熟悉亲切的椭圆形小货箱，征服了整个城市。如今，你甚至不需要去街角的小卖店来满足你的胃。无论你身在何处，都会看到穿着白色围裙的肉比萨小贩。只要他揭开货箱，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暖和、令人垂涎欲滴的蒸汽，夹杂着焖得透烂的洋葱、肉馅以及红辣椒的香味。为了吓唬我们，母亲总是爱说：“那些肉比萨可不是用马肉做的，它们是用猫肉、狗肉做的！”但每当我们盯着肉比萨小贩的箱子，每个都图案各异，画着鲜艳的花朵和树枝，贴着肉比萨的图片，标着不同城市的名字，例如安泰普或是阿达纳，我们立刻就投降了。
伊斯坦布尔街头食品的最美妙之处，不在于每个小贩都各有不同，叫卖着别具滋味的食品并不断追赶潮流，而在于，他们只卖自己了解并喜爱的食品。我看到有些人在大城市的街上拿出乡下食品，那是他们的母亲或妻子在家中为其烹制的，那种食品每个人都会喜欢。但吸引我的，不是能闻到他们的鹰嘴豆拌肉饭、烤肉丸子、煎贻贝、加馅蚌、阿尔巴尼亚肝的味道，而是看到他们装饰得十分美丽的餐台、三轮小车，还有餐椅。如今这类人越来越少了。但他们曾经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街头，即使是在周围挤满了喧闹人群的时候，他们的灵魂还是生活在一个妻子、母亲为其建造的“洁净”世界中。另一种反对车间生产、单一化潮流的街头食品当然要数“鱼面包”。过去，海水没有污染，鱼种丰富，价格低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博斯普鲁斯鲣鱼，你不仅可以在泊在岸边的小船上看到“鱼面包”小贩，在市中心以及足球场周围，也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
60年代，我儿时的一个朋友十分痴迷街头食品。他总爱咧着塞满了小吃的嘴笑，说着那句狂妄之语：“真是越脏越好吃呀！”他用这样的话，来为自己的内疚和罪行辩护，因为，他吃的食物，绝不是出自母亲之手。
我怡然自得地享受着街头食品时，感受最强烈的，是孤独的罪过。人们在狭窄的柜台两侧墙上挂着的镜子，使他们看起来更大一些，也使我的罪过看起来更大一些。十五六岁的时候，每当我独自去看电影，我总会看见自己站在那里，吃着汉堡，喝着艾兰，发觉自己并不俊朗气派。那时，我会感到孤独和负疚，感到自己迷失在城市拥挤的人群中。
25 博斯普鲁斯渡船
在伊斯坦布尔渡船上漫步时，我从未觉得自己像是在城市中旅行。相反，我觉得我属于这里，我的生活方式与周围人的生活是那么融洽、协调。我知道，自己就属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属于金角湾，属于马尔马拉海。正是这汪洋恣肆的海水，塑造了伊斯坦布尔。所有的楼房、门窗赋予这城市如是面貌：它们的意义在于与这片海水，这些水道如此接近；在于它们的高度和景致。同样，居住于这些房屋内，或是在街头漫步的人们属于这里。在心底某处，他们也知道自己距离这片海水是远是近。那些隔着窗户可以望见海景的人（过去，这些幸运者只占极少数），只要看到渡船在城市中往来穿梭，就觉得这城市似乎正是中心，是源头，是整个世界；觉得一切多多少少终究都会好起来。
正是这个原因，当我们踏上一艘日夜习见的渡船，从城市一端抵达另一端，或是开始一段短短的旅行时，我们才会很高兴能有机会从外部审视我们的空间，审视这位于城市内部的世界。四十年前，哥哥和我如果搭乘渡船从岛上前往卡拉柯伊（Karaköy），我们会屏住呼吸，等待着、看谁能够最先辨别出我们那个区的高楼，认出自家的窗户。我们会爬上顶层甲板靠近船长桥楼的地方，只为能更好地欣赏熟知的街巷、高耸的楼房和五颜六色的广告牌。而真正看到它们后，我们却会沮丧万分：从航船的甲板上望去，那些整日玩耍的街巷，司空见惯的、其形貌早已深深铭刻在我们脑海的楼房，那些从早到晚我们不知读了多少次的广告牌，看上去却都再普通不过，不似以往那么重要。从远处看到自己的街巷和房屋，这给我们带来了孩童的兴奋。至今，每当我踏上渡船，仍能感受到那种兴奋。而此刻，它却被凄凉的念头掩盖：既然上百万扇窗户，上千栋楼房都是如此相似，那么你的生活也将会比你以为的更相似于其他人。
如果说，从甲板上远望城市，使我们明白了自己与他人多么相像，那么，从上百万模样相同的窗户里凝望我们的城市，却令我们有着完全相反的感受，它激起了我们想标新立异、独一无二的渴望。因为，看着城市中的渡船在水道间起伏穿梭，来往于城市之中，我们感到很自由。我叔叔和父亲叫得上四十多艘渡船的名称和编号，而在我眼里，它们都是一个模样。尽管隔得很远，他们也能够仅凭轮廓就将其辨认出来。某一艘的烟囱比其他的长些，或是它喷出的烟更多一点；有的船长桥楼高一些，或是船尾更宽一些。在渡船远远地出现在地平线，还只能看见烟囱时，父亲就能猜出它的名称和编号。这时我们总是肃然起敬，求他传授秘诀。很快我们就发现，要掌握这些细微差别，是多么不容易。父亲和叔叔都有一艘被看作是属于自己的船，看到这艘船轰鸣着驶进博斯普鲁斯时，父亲就像看到自己的幸运数字那般高兴。他会接着对我们这些孩子们讲述这艘船的历史和它的奇特所在。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并欣赏其烟囱划出的美妙弧线和其优雅的弧度？我们是否能够看到渡船踏浪而来，随着水波起伏，船身是如何微微倾斜？当渡船靠近海岸，环绕着阿琴提波尔努（Akıntıburnu）码头时，驻足那里的我们都会冲着船长挥手致意。过去，这码头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手持红绿旗帜，给“城市线”渡船发送信号。
这些渡船的燃料是煤炭，它的烟囱里总会冒出黑黑的浓烟。在无风的日子里，这黑烟就悬在空中，划出触及博斯普鲁斯的痕迹。孩提时代和青年时期，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每当我完成一幅博斯普鲁斯的风景画时，最后总会欣喜地添上渡船喷出的煤黑色烟，令其划过天际。
有了父亲和叔叔的例子，我哥哥和我也为各自选了艘渡船。不论是在哪里看到自己分外喜爱的渡船，我们都会告诉彼此。它们大多与我们同龄，自1950年代起，便开始往来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众多岛屿之间。从利物浦购得的“帕夏巴切号”是“我”的船，它与它两个兄弟的区别在于其宽宽的烟囱。1958年的某个夏夜，在叔叔的请求下，船长驾驶那艘船经过我们在黑贝里亚达的住所时，曾鸣笛两次。叔叔在前一天才见到那船长，却说服了船长为我鸣笛，然后，他又让我预先做好准备。那一整天直至夜晚，在“帕夏巴切号”从我们面前驶过之前，我都处在急切的盼望之中。夏末的那个夜初，透过松树，看到它从身后岛屿的灯火中浮现，我冲向海滨，跑到公园的最高处，激动得浑身发抖地等待着。我永远不会忘记它驶过两个小岛之间时的两声长鸣——第一声忧郁，第二声愤怒——就恰恰经过我期盼的地点。发自渡船深处的汽笛声，在寂静无风的夜里，在群山和岛屿之间回旋。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沉寂。有那么一刻，我与自然合而为一，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仿佛在梦幻之中。后来，我听到二十码外，传来我那一大家人的欢闹声，他们（祖母、叔叔、父亲、母亲，还有其他人）在厨房外的大树下，围着桌子，吃着晚餐，冲着向我鸣笛问候的渡船鼓掌喝彩。现在，我每天仍有那么一两次，能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望见“帕夏巴切号”渡船。
如今，“帕夏巴切号”在众岛屿间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往来穿梭已经有五十余载，但渡船给予我们的连续、优雅之感，已经渐渐消逝。许多博斯普鲁斯旧码头都已关闭，有些成了餐厅，还有的被残忍地拆毁。叔叔和父亲熟知其轮廓和编号的那些渡船，除了一两艘被改成餐厅，供游人使用外，其余的一概消失，被运到了垃圾存放场。但也还有些旧渡船，仍然往来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还有成百上千的乘客，喜欢站立船舷，看着城市房屋一栋栋滑过；喜欢走到甲板上，呼吸博斯普鲁斯海峡清爽怡人的空气；喜欢每天清晨乘船上班之际，坐在船上喝茶。从我的办公室，可以望见博斯普鲁斯的渡船。在它后面，特别是在冬季，我总是可以欣喜地看到白色的海鸥群。海鸥总是扑抢着人们扔给它们的面包圈、芝麻圈还有面包屑。冬天，博斯普鲁斯渡船上，总有人喜欢给海鸥扔面包屑。人们曾将渡船视为自己的化身，如今这种一对一的关系已经消逝。过去，当这种三层渡船驶过海滨住宅，顶层甲板上的船长总是会和一边正往炉子里添煤、一边做着白日梦的主妇们面面相对。而现在，乘客搭乘着挪威引进的快速双体船，它的内部和安静、不透气的影院差不多，人们的眼睛紧盯电视，不再望向窗外。
我最喜欢夜晚时分靠岸的博斯普鲁斯渡船。倘若坐在码头旁的酒吧，渡船总是像一个专制、好奇的父亲，挺着它那长长高高的鼻子，驶进我们的谈话中来。抑或说，这是在时常望向它时，我们心中的感觉。随后，船长在舱内抽烟之际，工作人员就会用软管引水清洗甲板。倘若时间太晚，或过于炎热，工人就会穿着袍子，睡在码头一侧的长椅上，白天曾有上千人穿梭于此。而对面椅子上，有工人坐在那里抽烟，眼睛凝视着黑暗中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暗夜里的那一刻，寂静，还有拴着缆绳、静静地泊在码头的渡船，使人想起某个俊美、恬睡的容颜。
26 海岛
出生后一周，我被送到了黑贝里亚达，在那儿度过了1952年的夏天。我祖母有一栋两层大宅，花园环绕，坐落在离黑贝里亚达很近的丛林中。一年后，在这栋洋楼里与走廊一样宽的阳台上，家人拍下了我迈出的人生第一步。2002年，写这篇文章的日子里，我在黑贝里亚达租了一栋与从前一样的别墅，距儿时生活的那栋不远。我的五十个夏季，多数是在王子群岛上——布尔加兹（Burgaz）、比于克阿达（Büyükada）、萨蒂法达（Sadefada）或是黑贝里亚达度过的，写写小说。黑贝里亚达的幼时别墅里有一面墙角，我和堂兄们每个夏季都要在那里刻画下自己的身高。后来，家族遭受了一系列纠纷，经历了商业破产以及遗产纷争，它就被卖掉了。但我仍时不时回到那里看看，看看我们曾在那里留下的记号，看看在那里我们究竟长高了多少。
对我来说，伊斯坦布尔的夏季，开始于前往黑贝里亚达之际。此前，学校放假了，海水暖和了起来，适宜游泳。樱桃、草莓都便宜了起来。我孩提时代，人们为去岛屿度假而做的准备，往往要费时很久，远胜于今日。因为，那时岛上的房子里都没有冰箱，那被看作是昂贵的西方奢侈品。在尼相塔什公寓，我的祖母通常会先把冰箱除过霜，然后，让搬运工人来把它捆好，放入麻袋中，用滑轮将它扛在肩上。锅盘之类的会用报纸包好，毛毯里放入樟脑丸后被卷起，在洗衣机、吸尘器持续不断的轰隆声，家人的争吵声，以及叮叮的修理声中，大家把椅子、木制家具、冬季的窗帘都用报纸盖好，以免阳光暴晒。所有这些做完后，我们就急匆匆地涌上一艘渡船，其形状独特，一眼就能看出。那时我总是兴奋不已，难以抑制。每个夏季，我们度过的那九十分钟之旅，感觉似乎永无终点。清凉的海洋空气带着青苔和春季的气息。呼吸着如此的空气，我和哥哥会在甲板上一再跑来跑去，央求祖母或是母亲从穿着白衬衫的侍应生那里给我们一人买一瓶汽水，他们总是端着盘子穿梭来去。随后，我们会下到船舱底部和厨子聊天——他总是和一堆手提箱、行李包、冰箱待在一起。轮船到了科纳里（Kınalı）和布尔加兹的头一站时，我们会看着人们将缆绳系好，欣赏着码头四周发生的一切，对每个细节都格外留意。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种别处听不到的声音，所有居住于此的人们都对此甚为熟知，并彼此分享这一秘密：巴黎的地铁汽笛声，罗马的摩托车轰轰声，以及纽约奇特的呼啸声。伊斯坦布尔也有一种声音，只为它的居民所熟知。那是一种六十多年来，当渡轮驶入木质码头时，他们听到的金属轰鸣声。我们的渡轮最后终于到达黑贝里亚达了，我和哥哥立刻跑过码头，冲向岛上。祖母和母亲在身后喊着让我们小心别摔倒，而我们早就把她们抛在了脑后。
19世纪中期，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和城市的中上等阶层才开始喜欢在岛上度假，并修建他们的避暑处所。因此，到18世纪末，仅有稍大的土耳其轻便货艇从托普哈内（Tophane）海岸，行驶半天的时间光顾这座岛屿。再早的日子，这座岛屿就只是战败的拜占庭帝王和政治犯们的流放地；岛上除了有监狱、修道院、葡萄园和小渔村之外，其他地方都渺无人烟。19世纪开始，伊斯坦布尔的基督徒和黎凡特人（Levantine）[5]，以及各国使团开始将它视为自己的避暑胜地。1894年，一艘英制渡轮投入夏季日常运营后，往来伊斯坦布尔和比于克阿达之间的时间，缩短至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随着上个世纪50年代“快捷”服务的到来，伊斯坦布尔有钱人得以每晚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就回到他们居住的岛上，再不同于那些拜占庭帝王、女皇和王后们，他们或许一生只有一次，能花费半天时间，乘坐轻便帆船到达那里。更别提那些在拙劣的王位争夺中失败后，被烧毁了双眼的王储们。在上个世纪60和7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还没有发现安塔利亚（Antalya）、博得鲁姆（Bodrum），或是南部海岸。那时，人们很难在从卡拉柯伊起航的夜间渡轮上找到位置，以至于重要人物不得不派遣男仆去提前占位，等尊敬的主人到达后，再把位子给他。不论是犹太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城市的有钱人都没有读书的习惯。他们总是喜欢用抽烟、凝望海面或是打量对方来消磨时间。这些经常往返的企业家们，也常做一些抽奖活动来活跃气氛。奖品常是大菠萝或是几瓶威士忌——由于比较稀罕，它们都被看作是奢侈品的象征。我还记得叔叔有天晚上回到黑贝里亚达的家中，笑呵呵地拿着一只他赢来的龙虾。
自1980年代起，马尔马拉海开始遭受污染，土耳其最大的岛屿比于克阿达不再只是有钱人的宵夜之所，他们的欧式着装曾仿佛总是在不经意间，显示着他们的身份阶层。1958年夏季的某个下午，我和父母搭乘一艘豪华游艇，前往比于克阿达海滨参加一个聚会。我记得那时，我看到许多美貌女子穿着泳装躺在海滨，身上抹着厚厚的防晒油。富豪们彼此招呼着，怡然地谈笑着。身着白色制服的侍应生，用碟子为他们端来饮料和鱼子面包。而黑贝里亚达则是海军学院的所在地，深受军人家庭或是官僚阶层的喜爱。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比于克阿达显得更高贵些的缘故。当我漫步街道，看着那些从欧洲进口的奶酪、黑市来的威士忌，听着从安纳托利亚俱乐部涌出的音乐和人们闲聊的笑声，会觉得这才是“真正富豪”的消闲之地。儿时起，自卑和贪婪常使我非常留意不同阶层的差别：进口摩托车与普通摩托车马力之间的差别；游客来到这里以后，那些坐上马车的绅士与步行者之间的差别；自己上街买东西的妇女，和那些有人代劳、为她们做这些事情的优雅女士间的差别。
除了他们那奢华的公寓、美丽的花园、高大的棕榈树和柠檬树之外，只有一样东西，能使得这度假胜地的氛围迥异于伊斯坦布尔的任何其他地方——那就是马车。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只要有机会坐到马车车夫旁边，我都会欣喜异常。在自己花园中玩的时候，我也会一面模仿着马车铃声、马蹄嘚嘚的声音，一面打着车夫的手势。四十年后，在这些度假岛上，我和女儿玩着相同的游戏。四轮马车和往昔依旧相同，便宜、安静、实用。要喜欢它们，你就必须学会适应弥漫在市场、拥挤的街道以及车站等处的浓烈的马粪味——要学着适应，甚至去喜欢它，直到你能辨别出它来。这样，旅途之中，在马匹疲惫不堪甚至遭到无情鞭笞后，不失优雅地扬起尾巴，将一群热气直冒的家伙拉在林荫道上时，你才能够像孩子一样开心地哈哈大笑。
直至19世纪初，这些岛屿还只是希腊牧师、神学学生以及渔夫们的过冬之地。1917年革命后，白俄罗斯人开始涉足这些岛屿。于是村落逐渐出现，灯红酒绿的饭店和夜总会遍布岛上。后来，黑贝里亚达海军学院在此建立，随之而建的还有几家结核病诊所。城市里的犹太人社区全部迁至比于克阿达，亚美尼亚人则迁往科纳里。再后来，另一些人涌入这里，为游客服务。尽管度假岛越来越拥挤不堪，但其基本面貌却未曾改变。
1999年的伊兹米特（İzmit）大地震，整个度假岛也都感觉到了，人们都非常清楚，下一次大地震将会距此更近。自那以后，岛上就日渐荒凉了。我喜欢遐想秋天岛上的情形。中小学收假开学了，旅游旺季即将结束，面对空寂的花园，我可以陶醉地沉浸在哀伤之中。我喜欢遐想它的夜初时分，还有冬季。
去年，正值秋季，我徘徊在黑贝里亚达空无一人的花园和回廊中，回忆起孩提时代，我是如何狼吞虎咽地吃着那些无花果和葡萄。家家户户在回到伊斯坦布尔以前，已来不及摘取。此刻，我怀着哀伤的愉悦，走在这些人家空寂的花园中。过去我们也是无缘相熟，只是远远地知道彼此——我踏上他们的楼梯，在秋千上晃荡一会儿，从他们的阳台上欣赏着外面的景物。去年，在这里漫步之后，我就像儿时那样，从这面墙跳上那面墙，进到了伊斯梅特帕夏的房间内。以前我只来过这里一次。我模糊记得，四十五年前我曾和父亲来过这里。当时，这位前总统把我抱在他的腿上，还亲了我。如今，这个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帕夏从政期间的照片，旁边还有些休假时拍的照片。上面的帕夏身穿有着吊带的黑色泳衣，正从划艇上一跃而起，跳进海里。此刻，房间内寂静、空荡，使我哀伤得几近绝望。它们像极了夏末之时，笼罩在黑贝里亚达房屋四周的氛围。屋内的浴缸、水池、厨具、水井、蓄水池、地毯、古旧的碗柜、窗棂，还有许多其他诸如此类的物什，都散发着淡淡霉菌、灰尘和松木味。每件事物，都使我忆起了那个不再属于我们的家庭。
每个夏季，8月末到9月初，成群的南飞的鹳鸟从巴尔干半岛笔直地掠过岛屿上空。此刻，一如儿时，我走入花园，这些朝圣者振翅而飞，却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这使我体味到一种奇异的坚韧。孩提时代，在最后一群鹳鸟飞过两周后，我们就会百无聊赖地启程，返回伊斯坦布尔。一回到家中，我立刻就从窗边拿起被晒得褪色的报纸。读着三个月前的旧报道，我会陷入恍惚之中，想：时间过得真慢哪！
27 地震
子夜之后，破晓之前，我被最初的那阵晃动惊醒，后来才知道，那时是凌晨三点。那是1999年8月17日，当时我正在我们那栋石质住所的书房内。住所位于塞戴夫（Sedef），一座毗邻比于克阿达的小岛。我的床，离书桌有三码远，它剧烈地摇晃起来，就像是大海里暴风雨中的小船。地底下传来可怕的嘎吱声，似乎就来自我的床下。出于本能反应，我顾不得找眼镜就冲出房门，狂奔起来。
外面，我的前方是柏树、松树，远处闪烁着城市的灯光，更远的地方大海依稀可见。此刻，这一切，甚至整个夜晚仿佛都颤抖起来。似乎一切都发生在瞬间。我听着地球发出的巨大声响，脑海里一面浮现出地震的各种残暴景象，另一面则迷迷糊糊地想，为什么人们会在夜里这个时候开枪射击呢？（20世纪70年代的轰炸、刺杀和夜间袭击，令我每每将枪击与灾难联系在一起。）后来，我绞尽脑汁，但始终没有想明白，究竟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和全自动武器的枪火声如此相像。
第一次震动持续了四十五秒，夺去了三万人的生命；震动停止前，我从侧梯爬到楼上，妻子和女儿睡在那里。她们已经醒来，在黑暗中等待着，恐惧万分、不知所措。电路已经中断。我们一同跑到花园，跑进四周寂静的黑夜之中。可怕的咆哮已经停止，我们四周的一切似乎都在恐惧中等待着。夜晚死一样的寂静，这座被高耸的岩石环绕的小岛、花园、树木，只有些许树叶轻微的沙沙声和我心脏怦怦的跳动声，这更传达出一种恐惧。黑暗中，我们站在树下小声低语，带着莫名的犹豫——或许害怕说话声音大，会引起另一次地震。随后，又有几次轻微的余震，但我们并没有感到害怕。我躺在吊床上，七岁的女儿枕在我腿上睡着了，救护车的警笛声从卡尔塔尔（Kartal）海岸传到我的耳中。
接下来的几天，人们又经历了无休无止的余震。之后，我听到很多人谈起他们在第一次四十五秒地震中的举动。两千万人感觉到了那次震动，听到了来自地下的轰鸣。后来，人们相互联系时，谈论的不是惊人的死亡数据，而是那四十五秒钟。几乎所有人都说：“除非你亲自体验，否则你简直无法想象。”
一名药剂师从一栋已成废墟的公寓楼中完好无伤地逃生，他曾清楚地感觉到，他住的那栋五层楼冲到了空中，然后又落到地上，坍塌成废墟。他的描述与另外两位从这楼里同样毫发无损的逃生者所说的相同，并非是他的幻觉。有人惊醒后，发现自己和房屋都像变魔术似的倒在一边；楼梯坍塌的瞬间，居民们已经准备束手待毙了，但旁边的楼稍稍延缓了它的坍塌，于是这些人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某个角落。为了减轻痛苦，他们彼此搀着胳膊。后来，从废墟中发现的尸体就证明了这一点。碗碟、电视、橱柜、书架、装饰品、墙体挂件等所有东西全都扭曲变形，相互疯狂寻找的母亲、孩子、叔叔和祖母们，他们绝望地发现自己总是撞到自家的某样东西，或者撞上一堵不知从哪里冒出的新墙。那些瞬间变形的墙体，使他们所有的物品都散落在地。到处一片黑暗，满是尘土，家具翻倒在地。所有这一切使家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让许多人都迷失了方向。不过，在那四十五秒钟的震动里，也确实有人在楼房倒塌前，跑下几层楼梯，逃到了大街上。
我听到各种传闻，一对祖父母躺在床上等死；有人以为他们站在位于四层的阳台上，却发现此处已经成了底层的露台；在第一次震动开始到结束的那会儿，有人刚打开冰箱，结果才把食物塞进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就全都吐了出来。据说有相当多的人在震前还站在屋内某处，没有入睡。另外一些人，一直在黑暗中挣扎，直到后来被剧烈的震动吓得够呛，只好趴在地上，不敢动弹。还有一部分人，说他们压根就没从床上起来，而是平静地笑着，拉过床单裹着头，把一切交付给安拉——很多死者就是这副模样。
我写的这些事情都是道听途说，它们大多出自伊斯坦布尔传播迅速的闲言碎语。人们整日谈论的，没有别的，全都是地震。震后的那天早晨，所有主流的私人电视台都派出了直升机摄影队飞往震区，不停拍照。我所在的小岛，以及周围几座比较大、人口比较密集的岛屿，没有什么人员伤亡，但其实距震中的直线距离，仅有二十五英里。而对面海岸，很多建筑结构差的楼房都坍塌了，众多人丧生于此。整整一天，比于克阿达市场都被令人恐惧、心虚的静寂笼罩着。地震离我如此之近，带走了如此多的生命，我简直无法面对这个事实。我度过了大部分童年的地方被地震摧毁，这令我感到难以置信，更让我感到恐惧。
伊兹米特海湾是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这个海湾呈新月形，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土耳其国旗上的那弯新月，那么那些群岛，包括我所居住的小岛在内，就仿佛是它旁边的那颗星。我出生后一周，就被送往其中一座岛上，这之后的四十五年中，我常常前往其中的一些岛屿，在海湾沿岸不同的地方逗留。亚洛瓦（Yalova）城如今一片废墟，阿塔图尔克曾非常喜欢那里的温泉。我童年时期，那里的仿西式饭店也是闻名遐迩。父亲曾担任过董事的石化工厂，如今也已献身火海。我还记得，那里曾是一片空地，后来就涌出了不少炼油厂。新月形海湾沿岸的小镇，我们曾乘车或坐摩托艇去游览、购物的村庄以及整个海滨沿岸，到处都竖立起了高大的公寓楼。而我曾在《寂静的房子》中满怀忧伤地描述过的那些地区，后来也成了一大片避暑胜地。如今，这些建筑大部分都被夷为平地，或被弃之一空，无人居住。地震发生两天以来，我都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竭力否认这一残酷灾难，这或许与那段时间我正在创作的小说有关。正因如此，我不想离开我的小岛。生活在那里继续，还如以往一样平静。
第二天，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我和朋友首先乘坐一艘摩托艇穿越比于克阿达，随后又乘了一个小时的班轮，到达了对面海岸的亚洛瓦。我的朋友是《赞颂地狱》（In Praise of Hell）一书的作者。我们此行并非应人所邀，也并非想记录或是对任何人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我们来此，只是渴望离开我们的快乐小岛，来更近距离地观察死亡，或许，也是为了减轻恐惧感。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在船上读着报纸，压低声音谈论着地震，一位退休的邮政局长坐在我们旁边，说他住在亚洛瓦，在比于克阿达有个小店铺，卖一些亚洛瓦的乳制品。现在，地震已经过去两天了，他回这里来，是想看看他的货柜还有其他家具是不是已经彻底毁坏。
亚洛瓦曾是一座小镇，滨海沿岸树木林立，其农场为伊斯坦布尔提供水果和蔬菜。在过去三十年里，随着土地开发和水泥建筑的增多，草地逐渐减少；果树被大量砍伐，让位给成百上千的公寓楼；城市的避暑游人激增至百万。一踏上亚洛瓦，我们就看到，这些水泥物体十分之九都成了瓦砾，或是被彻底毁坏，无法进入。我们曾以为还能够帮到某些人，要么帮忙把一些残骸或是断落的瓦砾抬起，搬到角落。但我们很快意识到，这个心中暗藏的最初幻想也破灭了。两天已经过去了，废墟下几乎没有人生还。除了配备专业设备的德国、法国，以及日本救援队，几乎无人可以进入其中。更重要的是，灾难的影响是如此之深，除非有人拉着你的胳膊求你帮他，否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震惊万分，徘徊于街道之中：我们同他们一起，走在坍塌成瓦砾的建筑物中；穿行于被碎石挤压变形的汽车、断壁残垣、倒塌的电线杆、宣礼塔旁；徘徊在那些满是水泥碎片、碎玻璃、电话、电线的街道之上。在小公园、空地上以及公立学校的校园里，我们看到有人搭起了帐篷。军人们有些在封锁街区，有些在收拾瓦砾。我们还看到有些人在不知所措地转来转去，寻找着已不复存在的住所。有人在寻找失散的亲人，有人在咒骂这场灾难，有人为了一块扎帐篷的空地在打架。马路上驶来持续的车流：载满盒装牛奶和罐装食物的紧急救援车，满是士兵的卡车，起重机和推土车在清除陷入鹅卵石路面的碎片残骸。陌生人的谈话也顾不得任何繁文缛节了，就像沉浸在游戏中而忘了真实世界规则的孩子那般。每个人都觉得，灾难似乎令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仿佛最隐秘、最严酷的生活规律都已经暴露无遗，如同那些倒塌、毁坏了的房屋中的家具。
我久久地盯着那些倒在一边的建筑物。它们有些已经面目全非，有些靠在旁边的建筑物上，就像是淘气的孩子玩城市模型时故意摆的一样，有些顶部扎入了街对面的建筑物中，砸毁了对面那栋楼的正面。悬在高楼上的机织地毯，像无风之日的旗子一样。破桌子、沙发、椅子，以及其他一些居室摆设；满是烟尘的枕头；翻倒在地的电视；花和花瓶，尚完好无损地伫立在已成废墟的房屋阳台上；遮阳棚已经像橡胶一样完全扭曲变形；吸尘器的软管空荡荡地伸着；被挤压变形的自行车蜷在角落里；色泽亮丽的衣服和衬衫乱七八糟地散落在敞开的衣橱里；紧闭的门后，挂着长袍和夹克；薄薄的窗纱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我们逐个徘徊于这些房间之内，目瞪口呆地望着其中暴露的一切。透过这另一面，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脆弱，在恶魔的杰作面前，人们是多么无能为力。我们感到，生命往往取决于那些我们最瞧不起的人，那些丑陋的承包人，那些收受贿赂的委员会骗子们，那些未加约束的建筑公司，那些我们抱怨多年的撒谎成性的政客。他们都来自我们中间，在我们之中。而责难丝毫不能保护我们，使我们免于他们的恶行。
从一条街到又一条街，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感到灾难对历史和我们心灵的改变永远不会结束。偶尔，我们进入一条小巷道，那里的房屋都是要倒不倒，虽未完全坍塌，却也是无法再修葺了。偶尔，我们又会步入满是玻璃、水泥、陶瓷碎片的后花园。这里有棵松树被倒塌的房子压住，不过尚未折断。看到这些，我不由得想象，仿佛这个房间的女主人正在厨房做饭，透过后窗望向外面的花园时，她一定会看到这幕惨象。还有很多人会看到这相同的惨状：那些站在对面厨房窗前的老妇人；每晚都坐在同一个角落里看电视的老人；半开的窗帘后面站着的那位姑娘。如今他们都不见了。这么多年来，我们站在马路对面，从这个角度就可以望见的那间厨房、那个角落、那帘薄纱窗，如今都已不复存在。那些曾经享此美景的人，也极有可能都已溘然消逝。
那些设法跑出楼来、活着逃生的幸存者，此刻坐在断壁旁、街拐角，或是随手从哪儿拉出来的椅子里，等待仍在废墟里的人被拯救出来。一个年轻人指着坍塌成一片的混凝土堆说：“我的父母在那里。”另一个人说：“我们在这里等他们被救出来。”他从屈塔希亚（Kütahya）赶过来，结果却发现母亲的房子变成了一堆废墟，他指了指房屋曾在的地方，说：“只要能够见到尸体，我们立刻就会离开这里。”
此刻，每一个在城市街道上徘徊的人，都站在废墟前，无助地看着紧急救援队，看着起重机和士兵们，或是茫然地坐在一堆从房屋里抢救出来的冰箱、电视、家具，以及塞满了衣服的箱子旁。他们都在等待，等待失散亲人的消息；等待确认他们的母亲还在楼内（或许她在地震前的午夜时分，离开了这栋楼，去了别的地方，即使这和她的习性很不一致）；等待叔叔、兄弟或是儿子的尸首，然后他们可以离开此处，将此处抛在脑后；等待救援队带着挖掘工具到达这里，看看是否还能从一堆尘土和水泥瓦砾中，再挖出一些他们的东西，一些贵重物品；等待有人开来小型货车，帮他们把抢救出来的东西运走；等待救助工人到达；等待路面疏通，以便专业救援队可以通过，救出在废墟中依然生存的妻子、兄弟。到第三天结束，即使电视和新闻媒体在不遗余力地夸大救援成果，可真实的情况却是，尽管有人坚持不断地呼叫，让救援队可以听到呼救声，确定其位置，但活着的人被救出来的希望仍然几乎等于零。
废墟有两种。一种是侧向一边倒下，像胡乱丢弃的盒子那样，虽然某些楼层像手风琴那样叠在一起，但大致仍保留着原来的形状。在这类楼体废墟里，人们还有可能在有空气的地方找到生还者。而另一种废墟，没有层次可分，没有大块的混凝土，也无法猜测出楼体曾经的形状；它就是一堆粉尘、铁块、断裂的家具和混凝土碎片等。要想在这里面找出仍然活着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救援队要一个一个地从这堆瓦砾中找出尸体。这是一项缓慢的工作，简直如同用针挖井。士兵们慢慢地将混凝土块抬到起重机上，曾经住在楼内的居民，还有寻找亲人尸首的人们会睁大彻夜未眠的双眼，一旦出现尸体，他们就喊道：“他昨天在那里哭喊了一整天，但没有人理会！”有时，人们使用挖掘器械，有时就只有用千斤顶、铁棍或是锄头去挖那些未曾挖过的地方。在找到尸体前，他们往往会挖到一些遗物：婚纱照、装有项链的首饰盒、衣服，然后才是散发着臭味的尸体。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在混凝土堆中挖出一个洞，某个专家或是勇敢的志愿者就会打着电筒到里面去搜救。此时，废墟旁等待的人群就会产生一阵骚动，每个人都嚷嚷起来，间或夹杂着哭喊。通常情况下，进去的志愿者都和这栋楼的人毫无关系，他跑来救助，只是碰巧听到了里面的叫喊声。此刻，他要求装载机援助，或是请人帮忙徒手挖掘，但周围太嘈杂了，人们往往听不清他要的是什么。这种情形持续一段时间后，人们随即意识到，要这样从瓦砾中一块一块挖石头，一具一具抬尸体，那得耗费几个月的时间，而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尸体在慢慢腐臭，人们担心会有瘟疫传播。于是，最后一刻总会到来：剩下的尸体会被一同铲走，连同瓦砾、断裂的混凝土块、家居物品、停止的钟摆、箱包、坏的电视、枕头、窗帘、地毯等，被运到很远的地方烧毁。我心中，一方面希望所有这些都未曾发生，希望忘掉看到的一切，另一方面又渴望见证这一切，然后可以向他人讲述。
我们看到，有人在街道上边徘徊边喃喃自语，有人睡在已经开到了空旷地带的汽车里，有人从半毁掉的房子里拖出一些家具，拣出食物，堆在人行道边。我们头顶上空，直升机在盘旋，把体育场作为降落地点。在体育场中心，我们看到人们躺在临时医院中；而就在这医院旁，一排排的楼房变成了废墟。我们凑巧碰到一个朋友，他是个摄影师，与一位作家结了婚，此刻正要去岳父的住处。他沿路拍了些照片。岳父的那栋老房子尚安然无恙。老人告诉我们，他在午夜时分还听到废墟中传来某些声音。我们还碰到了另一些熟人。有座小楼已经坍塌一半，在它空荡荡的花园里，我们摘了些沾满沙尘的葡萄来吃。
看到我们，看到相机，每个人都喊：“记者，写下这一切吧！”随后，他们就开始发泄对政府、议会和骗子建筑商的不满。他们的声音在媒体上激起很大的反响。但那些遭到咒骂的政客、国家官员、收取贿赂的市长，还是极有可能会找到新的职位，并再次得到这些选民的支持。而这些悲戚诉苦的人，很有可能为了绕过建筑规章，偶尔也会去贿赂市议会议员，甚至还会认为不这么做才是愚蠢。如果在一个国家，总裁们对贿赂赞赏有加，称其为“切实有效的”行为，如果在一种事事不正规的文化氛围里，人们一方面哀叹欺诈横行，而另一方面，又能容忍欺诈，那么，人们就很难指望承包商为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地震给他人带来灾难，而遵纪守法、提高成本费用，不再使用不合标准的钢材和混凝土。因为房主们都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有一则地震传闻，曾在人们口头广为流传。这则传闻说，某个建筑商建造的楼房，除了一栋以外，其他所有的都毁于地震了，而唯一幸存的，恰恰就是他自己住的那栋。
由于地震前未能发布任何预警，震后又没有及时组织救援，政府曾一度大失民心。但许多人在无助之中，仍怀着坚定不移的梦想，相信会有更高的力量眷顾他们，如同安拉所为。所以，政府不费吹灰之力就恢复了声望，这也在我们意料之中。也许有人会说军队也是一样，救援总是姗姗来迟，并且起初总是作用甚微，这一部分原因，在于军队自己的楼房也遭到了破坏。地震也动摇了民族自豪和国家自信。在很多地区，我听见人们说：“及时救助我们的，是德国人和日本人，而并非我们的政府！”在一些媒体上，我也看到过同样的言辞。有什么理由吗？“就是没有人组织我们。”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他知道顺从比愤怒更有用。面包在城市某个地区多得发霉时，另一地区往往就会短缺。当人们躺在混凝土之下，哭喊着求助，生命渐渐流逝的时候，救援设备却往往不是困于燃油短缺，就是困于交通堵塞。
我们看到一个男子开着满是灰尘的旧汽车，缓缓地驶过后街；一堆废墟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在临近之处停了下来，隔着车窗冲人群喊道：“我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安拉的愤怒会降到你们身上的，你们要弃绝自己的罪恶！”人群中有人狠狠地数落了他一番，叫他滚开。他以获胜者的姿态又气哼哼地驶向下一个废墟。我曾看到过一篇文章，评论员的想法与其类似。他们也认为，军队和政府干涉宗教事务过多，必将会受到惩罚。但我也听到很多人在问，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许多清真寺和宣礼塔也遭到损坏了呢？
处于这一片灾难之中，面对这些废墟和尸首时，人们也会有高兴的时刻——在长久等待之后，看到生还者从瓦砾中走出来！看到救援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来自政府宣称是敌对势力的国家！但最主要、最不言而喻的快乐仍是：自己多少是活了下来。第三天结束时，很多人已经向灾难妥协了，开始谋划将来。他们不顾警告与禁令，全都巧妙、谨慎地开始从过去的房屋内搬运自己的物品。我们看到两个年轻人进到一座公寓楼底层，楼体一侧已经呈四十五度倾斜了，但他们仍从天花板上卸吊顶灯。
码头旁高大的栗子树下，咖啡馆人满为患。尽管死亡、失踪了不少人，人们还是在放纵狂欢，庆幸自己从灾难中生还。经理找来一个发电机，可以让冰箱里的饮料凉爽可口。我们这桌的年轻人也不愿再谈起地震，而是聊着文学和政治事件。
归途中，我们又碰到了回亚洛瓦清点财产的那位退休邮政局长，“我去我们那条街了，在里面找了找，房子已经没了，”他平静地说，“一眼就能看出，废墟里还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儿。”他轻轻地说着，就仿佛这多少是他自己的过失，没有什么值得抱怨似的。
后来，我朋友说，一个英国人在度年假时赶上了下雨，都会抱怨，但是一个房子毁于一旦的人，却毫无怨言。我们进而推断，也许那是因为，人们压根不会去抱怨，发生在土耳其的地震夺走了如此多的生命，这样的想法让我们感到不快。那晚，恐惧感遍及整个国家，因为害怕会再有一次地震，我们都睡在自家外面的花园里。
我们乘坐的船驶到月牙形海岸的中央。我发现，自孩提时代以来，这条海滨沿岸增加了很多新居民。而他们那模样相同的公寓楼，又是如何使众多小镇延绵为一座城市。如今，整个地区都陷入恐惧之中，因为科学家预测将会有一次更致命的地震，而且它的震中距伊斯坦布尔更近。现在还不清楚地震会何时发生，但根据报刊上的地图显示，那摧毁一切的断裂带，就恰恰横亘在我们此刻正靠近的这座小岛之下。
28 伊斯坦布尔的地震恐惧
从我书桌这里，可以望见一座清真寺宣礼塔。过去，我总是好奇地想，它是否有一天会倒下来砸到我？建造那座清真寺，是为了纪念卓绝的统治者苏莱曼（Süleyman）的儿子、年幼夭折的吉汉吉尔（Cihangir）王子。从1559年开始，它就伫立在那里，其间两座高耸、略微倾斜的宣礼塔，俯瞰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已成了永恒的象征。
是楼上的邻居第一次问到我这个问题的。他那时来找我，和我聊起他对地震的焦虑。于是，我们半惊恐、半开玩笑地走上阳台，测算距离。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伊斯坦布尔就曾发生过两次地震和难以计数的余震，这些事实以及三万人的死亡数据仍然清晰地印在我们脑海中。更有甚者，我们都深信科学家们告诉我们的：在不久的将来，马尔马拉海某处，距离伊斯坦布尔非常近的地方，一次大地震会瞬间夺去十万人的生命。从我这个工程师邻居的眼中，我看出，他对此也是深信不疑。
我们对宣礼塔进行了粗略目测，情况并不使人乐观。通过仔细研读一些著作和百科全书，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四百五十年里，吉汉吉尔清真寺（那个“永恒的象征”）曾有两次被地震和火灾摧毁过。如今，位于我们对面的穹顶和宣礼塔已经找不到清真寺最初的痕迹了。进一步研究后，我们还发现，大多数伊斯坦布尔的古清真寺和历史遗迹，都至少曾被地震毁坏过一次（包括圣索菲亚大教堂，在建成二十年后，它的穹顶曾于一次席卷城市的地震中坍塌）。另外还有不少清真寺不止一次被摧毁，随后又被修建，并增强了“抗压能力”。
而宣礼塔的遭遇更为惨烈。过去五百年间，曾有多次严重地震席卷城市，包括1509年爆发的被称为“小审判日”的地震，以及1776年和1894年地震，它们摧毁的宣礼塔要远远多于坍塌的穹顶。最近两次地震后，我和朋友就曾在电视、报纸上，甚至在到访地震灾区时，看到无以计数的宣礼塔横倒在地。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砸在邻近建筑物上：如学生宿舍楼，困倦的守门人深夜时分在那里玩着双陆棋；居民屋，母亲正起床喂哺婴儿；或是（在第二次博卢[Bolu]大地震里）曾有一家人正围着电视，看预测另一次地震可能性的晚间新闻，而一座宣礼塔就轰然倒塌，像切蛋糕的刀子一样，将房屋劈成两半。
那些没有倒塌的宣礼塔，也几乎都遭到了损坏。无法修葺的，就用铁链和起重机吊起，然后摧毁。我们在电视上看过太多的宣礼塔缓缓倒塌的过程，因此我和邻居对它的倒塌方式非常了解。正如之前所说，下一次地震将来自博斯普鲁斯和马尔马拉海，所以，邻居和我开始通过对过去地震灾害的分析，来计算这座宣礼塔会朝哪个方向倒下来。它正冲阳台上方的那部分，已经在8月的地震中倾斜弯曲了；更早之前，曾有一次闪电恰巧击中宣礼塔顶部的新月和星体造型下的石块，使它掉落在了清真寺广场上。
现在，在考虑到所有因素之后，我们确信，假使宣礼塔真的能够在预料之中，依照我们用手和绳子丈量、比画的方向倒下来的话，那它就不会砸到我们：我们这栋楼，可以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它离宣礼塔还真的很远，远在它的高度之外。“所以，宣礼塔是不会砸到我们的。”邻居起身告别时说，“事实上，倒像是我们这栋楼可能会砸到宣礼塔。”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仍然继续研究，想弄清楚，究竟我工作于此的楼宇是否真会在坍塌时砸到那座宣礼塔，而我和家人居住的那栋楼，情形是否也会和这里类似。我已无暇顾及邻居。这倒不是因为，他像很多我熟悉的人那样，能用黑色幽默来减轻自己对地震的恐惧。而是因为，他如同另外一些人那样，正以自己的方式，全神贯注地应对死亡的恐惧。他已经从我们这栋六层建筑中取下了一块边角料，寄给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让他们测试混凝土密度。现在，他像成千上万做了同样事情的人那样，正在等待结果。竭尽一切努力之后，他发现，等待是那样令人平静。这就是我所知道的。
对我来说，我深信，只有获取更多知识，才会带来内心的平静。过去到访地震灾区的经验，使我了解到，建筑物坍塌一般主要有两个原因：结构差、土质松。因此，我像有些人那样，开始研究我的居室和办公室所在楼房到底建在怎样的土质上，房子又建得有多结实。我咨询建筑结构工程师，查找工程图纸，和许多人交流意见。这些人如我一样，备受焦虑和恐惧的煎熬。
尽管最近两次地震的震中都位于城市以外九十英里，但它们还是震醒了所有熟睡的伊斯坦布尔居民。三万人的死亡数据，揭露了建筑部门在疏松土质上建造楼房的拙劣行径，他们在防震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居住在城市周围的两千万居民，生活在根深蒂固的恐惧所带来的梦魇之中。他们担心，自己的房屋无力抵抗科学家们目前预测到的那次强烈地震。就算住房和公寓楼的建造都遵守了建筑法规的要求，但一想到那些拟定出来的规章制度所能应对的地震强度远小于此次将要来临的地震，我们就难以乐观，更别提那些建筑商根本不会按章办事。因此，即使家宅的建造者不是那些马虎、卑劣、偷工减料的承包商——他们会用更少的钢材和劣质的混凝土，而是由父亲和祖父们亲手所筑，这房屋也依然算不上安全。同样，由于承包商贿赂了城建委员会，许多公寓楼的楼体通常会被加建几层，立柱和承重墙被随意拆除，以增加一些商业空间，这使原本就脆弱的建筑越发脆弱。尤为困难的是，即使你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你所居住的建筑物没有预期的抵抗能力，甚至下定决心承担相当于公寓价值三分之一的翻修费用，你还不得不说服其他那些另有想法、牢骚满腹、淡然冷漠、愁苦沮丧、无知愚昧、心怀侥幸，以及一文不名的邻居们也都这么做。
因此，尽管潜在的危险很大，我还是没发现有哪个伊斯坦布尔居民肯面对现实，着手加固自己的房屋。而且，我还确实知道，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地震感到焦虑，但他们不仅没能说服自己的邻居，就连妻子、丈夫、孩子也不支持他们。还有些人，无力负担整修房屋的费用，只好听天由命，但仍然难以摆脱恐惧，于是就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逃避，说：“好吧，即便我倾囊来修葺房屋，可是万一街对面的那栋楼倒下来，砸到了我呢？”这种无助、无望的感觉，令数百万伊斯坦布尔人都沉浸在地震的噩梦中。
很多人向我描述过他们的梦境，和我自己的梦极其类似。在梦里，你盯着自己的床，在躺上去的一瞬间，内心忽然升起对地震的恐惧。恰在此时，无比强烈的地震瞬间而至。你看到床前后摇动。随着震动，你的小卧室、整个房屋、床，还有周围所有的一切都离开了原地，在晃动中扭曲变形。慢慢地，你的目光移至屋外，如同电视中直升机俯拍的那样，被夷为平地的城市废墟触目皆是。此时，你意识到这降临的灾难是多么巨大。但尽管到处弥漫着末日审判的气氛，你仍然暗自窃喜——在梦中与你清醒时一样，因为你知道能看到地震，就证明你还活着。还有那些责怪你考虑不周的父母、配偶，他们能责怪你，说明他们也还活着。这些梦，部分原因是出于恐惧和战胜它的愿望。或许正因为如此，很多人都回忆说，尽管感到恐怖，他们还是觉得自己罪孽已除，感觉就像刚做完宗教仪式。很多人因为恐惧而战栗，他们在半梦半醒的黑暗中飘浮，总是觉得似乎在睡梦之中，就真的发生了一场地震。正是这种真实的恐惧，引发了如此的梦境。假如身边无人可以唤醒，并向他问明情况，假如无法确定那究竟是梦还是真实，那么第二天清晨，他们就会去读有关余震的最新报道。
我们深信房屋的安全性没有保障，因此，要摆脱那种所有地震生还者对灾难即将来临的恐惧，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回去求助科学家和教授，请他们再重新考虑考虑。因为，他们曾警告说，伊斯坦布尔将会有一次强烈的地震。
伊斯卡拉教授是土耳其唯一一家天文台的台长，他最先指出，我们所处的地震带从土耳其北部延伸至另一端，与加利福尼亚州的极其类似。假如制图分析最近几次的大地震，你就会发现，它们最初是从东部开始，并逐次接近伊斯坦布尔。1999年8月的那次强烈地震之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来缠住伊斯卡拉教授。他不得不每晚穿梭于各个电台，重复被人们忽视了多年的观点。每当此时，所有现场观众都会问他同样的问题：“那么先生，请告诉我们，今晚会有另一次地震吗？”在早期的节目中，他总是回答：“地震会随时到来。”后来他发现，上百万人被吓得失去了理智，更有几百人在极小的地震来临时就从窗口跳出去，他还听到，政府内部对绝望引起的混乱颇有抱怨，于是他谨慎起来，把回答改成：“现在还很难说下次地震什么时候会到来。”但是，面对那次夺去了三万人生命的大地震，当两天之后余震渐渐强烈起来，整个国家的人都在电视机前看着他时，我们还是觉得，他似乎在暗示我们那晚有另一场地震。因此，我们都从家中出来，睡在公园里、花园中、街道上。这位有趣的教授，尽管没有爱因斯坦那么天资卓绝，但外貌却与其酷似，不修边幅，心神恍惚，伊斯坦布尔人对他的爱戴日渐加深。因为在那些最没有希望的日子里，人们对地震强度充满了恐惧，是他满足了那些彻夜不眠的人们的愿望，给我们添绘了一点明亮的、即便是不那么可信的画面（譬如，他曾暗示地震带或许离伊斯坦布尔很远，并不像之前预料的那样）。而在宣布坏消息的时候，他也总是面带微笑，用最柔和的声音对我们讲话。
当然，还有一些教授坚持自己的预见，拒绝以好话安慰民众，辛戈尔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他像冷漠无情的医生一样，这举止激怒了每一个人。他用“美丽”一词来描述那夺取三万人生命的第一场地震。这些科学家不肯用温柔的方式讲述他们的预见。但人们之所以憎恨他们，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用无可反驳的证据告诉我们，一场大地震即将到来。而他们说这话时，还带着一种斥责、几近残忍的神态。这类恶魔教授的愤怒背后，不仅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上千万人居住其中的危险建筑，将会在地震中毁于一旦，但却没有人对这聊胜于无的科学预警给予任何关注。这种愤怒还表明，恶魔教授的观点被国际新闻界引用了一千三百多次，却没有一个人曾认真聆听。唯其如此，他的表现才像个愤怒的阿訇那样，预言无神论者的惩罚会很快到来。
这些教授大多参与娱乐节目座谈，嘉宾通常是选美小姐或是健美冠军，主持人经常会打断科学家们详尽的分析，问：“先生，请问最近会有地震发生吗？会有多强烈？”11月14日，在一次最重要的新闻节目中，马尔马拉海地震带的最新数据引起了激烈争论，以至于当天新闻在进行到第四十五分钟时，才对比尔·克林顿访问土耳其进行了简短报道。而且与其他节目一样，直至结束，它也没能对主持人执着提问了多次的问题给予明确答案。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倒明白，我们能期待的只是更多毫无结论的争辩、咨询以及公开告示。
除了极少数不令人信服的科学家以外，没有人愿意说地震也许永远不会来临，借此给予公众希望。因此，上百万伊斯坦布尔人终于慢慢明白，他们必须依靠自己来摆脱恐惧，因为他们居住在建于劣质土地上的危楼之中。于是有人将问题交付给安拉，或随着时间的流逝，干脆把它忘掉。而另一些人，在上次地震后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现在则沉浸在虚幻的安适之中。
许多人睡觉时在床边摆放着塑料外壳的大手电筒，这样在地震断电时，他们就可以在大火吞噬自己之前寻找生路。手电筒旁，还有哨笛、手机，以便引导救援队在废墟中找到他们，有些人甚至把哨笛挂在脖子上（有一次地震中，居然有人在脖子上挂着口琴）。另有一些人，随身带着房间钥匙，以免在地震来临时浪费时间寻找。有些人夜不闭户，这样可以毫无阻碍地从自己两层或三层的公寓中逃出。甚至还有人在窗户上系条长长的绳子，只要地震发生，他们就可以直接滑到自己的花园中。在头几个月里，有人被持续不断的余震折磨得心力交瘁，以至于在屋内也随时戴着安全帽。又因为第一次大地震是夜里突来的，所以人们更加渴望做好一切准备，甚至那些住在公寓高层，不管用多快速度也几乎不可能顺着楼梯逃生的人，他们在睡觉时也是全副穿戴。我甚至还听说，有人担心地震发生时自己会连裤子都来不及穿，所以他们上厕所或是洗澡时都匆忙不堪。有些夫妻被类似的焦虑困扰，连亲热的兴趣也逐渐丧失。还有不少人搭建了避难篷，储存食物、饮料、铁锤、照明设备等一切可以逃离城市火海的用品，帮助他们在没有电力供应，道路、桥梁坍塌的情况下生存。上次地震后，还有人开始储备大量现金。许多家庭认为，角落是不安全的，于是把床放置在远离墙体、架子和衣柜的地方。避难篷搭在一些关键的物品如冰箱、烤箱的旁边。这样，理论上，人们就可以在天花板塌陷之时保护自身，这也是报纸上指导大家修建的“救生三角”。
我在那张伏案写作了二十五年的长书桌一头，也做了大量类似的工作。放满大部头书籍的藏书室内，有四十年前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比它更早一些的《伊斯兰百科全书》和《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借助它，我得以了解过去的地震状况。我在这间藏书室书桌下搭了一个避难篷。为了确信它足够结实，可以承受砸下来的混凝土砖石，在几次地震演习中，我都按照指示，像胎儿在母体内一样躺在那里，以保护我的肾脏。地震小提示还告诉我，要在安全角落储藏一些饼干、瓶装水、哨子以及铁锤，但这些我都没做。每天的生活充斥着这些警告已经足够了，它总是告诉我们装这个，装那个。而我之所以不愿把它们弄到书桌这儿来，会不会是因为我隐约感到，那样做会让我的勇气丧失得更快？
不，我之所以如此，还有更深层、更隐秘的原因。虽然人们很少说起，但从很多人眼中我们都能看到它。我把它称为一种羞耻感，一种夹杂着些许内疚与自责的羞耻感。如果你有一个酗酒、犯罪的亲戚，或是遭受了意外的破产时，你就会有类似的羞耻感。那时，你自我保护的愿望就会非常强烈，你就会极力向他人掩饰自己的窘迫。第一次地震之后，国外的朋友和出版商写信询问我的状况，我总是羞于回答。我断绝了与一切人的往来，就像一个刚被诊断出罹患了癌症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地震前的日子里，如果我想讨论这个话题，那也只会和与我处境类似、对下次大地震同样感到焦虑的人说。他们与我有着相同的观点。尽管这些聊天很多时候更像是自说自话，但因为我们总是生气或激动地鹦鹉学舌，搬弄专家们那些或乐观或悲观的话语，他们的观点还是很快就被大家所熟知了。
曾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注意观察居所和办公室的周围地带，试图确定它们脚下那片土地以前的抗震能力怎样。令我安心的是，我发现在1894年那场地震中，这地方只有少数几栋建筑坍塌。当我研究了所有倒塌房屋的记录，读到那些被倒塌屋顶砸死的人名，他们有的是希腊屠夫、送奶工人，有的是兵营中的奥斯曼士兵；当我知道，那些我在很多地方曾见到过的古市场、历史建筑物都是在毁坏后重修的，那时，我就被一阵哀伤所笼罩：生命短暂，人生和宣礼塔是如此的脆弱。
有一本杂志刊登了一幅小地图，预测了即将到来的地震走势，它让我愤怒不已。它把我周围这片地带用黑色阴影圈出，视其为有可能遭受地震毁坏最强烈的地区之一。或者，只是我这么感觉而已？仅凭一张如此之小又粗劣不堪的地图，就可以下此结论吗？这是一张没有任何文字注释的地图。我借助放大镜，仔细辨认地图上那些令人讨厌的黑点，总算找到了我所居住的街道和房屋。我还努力想弄清楚，这幅地图和其他一些更详尽的地图是否对应一致。我发现除了这幅地图之外，再没有任何报纸或是其他媒体上的地图能证明，我居住的周边地区是高危险区域。我相信那张地图一定是错的，并决定忘掉它。而要想轻易做到这一点，我最好是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它。
可几天后，我发现自己又在午夜时分，透过放大镜仔细审视那个黑点，研究这张地图了。房东看出我有些担忧这栋楼的地基质量，他翻出一张四十年前工人们盖楼时，他与他们的合照，照片上的他颇为自豪。我在这片地区生活了四十多年，照片又唤起了我旧时的回忆。但此刻我拿起放大镜，却只是为了研究这片地区的土质。科学家们彼此矛盾的观点，就像媒体不负责任的收视率战。伊斯坦布尔居民因此而处在焦虑绝望和激动、安慰这样的矛盾中。他们可能头天晚上因为一则坏消息而难以入睡，而第二天晚上，又会因为一个情况也许并非那么糟而同样彻夜不眠。（例如，根据最新的卫星图片，地震也许只有里氏5级！）就像我反反复复盯着地图，研究阴影地带的土质。尽管我也相信那个杂志编辑所说的，不要过于重视他们这张简略的地图，但我还是费力思索了很久：为什么那个黑点地带会覆盖在我的房子和我的生活之上。
整整这段时间，我还一直伸着耳朵留心倾听外面的可疑声音和到处流传的各类谣言，它们就像城市里的野狗成群结队地流窜。我听说，如果地震后的日子里海水变暖，那就预示着下次地震迫在眉睫。我还听说，几周前的日食和地震有着某种奇异联系。对这些，我一笑置之。“别笑得那么大声，”一个愤怒的年轻女孩儿这么斥责我，“如果有地震，我们是无法听到的。”也有传闻说，地震是库尔德分裂主义游击队所造成的。还有人说，地震是美国人造成的，而现在他们开着一艘军事医疗船只来援助我们（“他们这么快就把船开到了这里，你怎么看？”阴谋理论这样说道）。更离谱的是，据说那艘传闻中的船只的指挥官，还在甲板上内疚地看着这一切，叹息着：“看看我们都做了什么！”
后来，更有一些偏执妄想开始往国内倾斜。每天早上，看门人摁你门铃，给你送牛奶和报纸时会警告你，一场大地震预计会在晚上7点10分来临，并将会摧毁整个城市，那口气就像是说一小时后将会停水。或者是，有个恶魔般的科学家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毫无准备，已经逃往欧洲去了。又或者是，据说政府对即将发生什么十分清楚，已经秘密进口了上百万遗体袋。也许你还会听说，军方已经出动大量挖土机，在城市外空旷地带挖了数个墓坑。还有，某个朋友对自己的房屋构造包括地基颇为怀疑，已经搬到了同条街道的另一栋楼内，仅仅是想看看他的新公寓是否更安全一些。在耶斯尤特，一个建造在伊斯坦布尔劣质土质上的富人社区，房主们在参加一次有关地震的研讨会上，分成了两个敌对阵营：一部分人希望讨论如何保护他们自身的安全，而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样的讨论会导致地价下跌。大约就在同一时期，我的一个记者朋友告诉我，他们无法给我提供我想研究的地图，来调查那张小地图上的阴影地带，他们担心那样会引起地产危机，激怒土地所有者。
两个月后，楼上的邻居在家中告诉我，他寄去混凝土样品的那所大学已经发回了检测报告。我办公室所在的那栋楼的调查结论既不令人完全失望，也不那么令人鼓舞，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怎么看待它，就像我们那天在判断宣礼塔是否会砸在我们身上时，所得出的主观结论一样。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我听说一个音乐行业的老朋友，曾路过在8月份被地震严重损坏的城镇格尔居克，之后他就决定再也不回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了。他住进自己认为建筑结构更稳固的希尔顿酒店中。直到后来，他发现酒店也不够安全，于是又开始在外面打发日子，通过手机处理所有事务，在街上跑来跑去，好像忙得不可开交。听说他这样匆忙地、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的时候，嘴里还总是喃喃自语：“为什么我们不离开这座城市？为什么我们不离开？”
这种感觉压在我们所有人心头。尽管第一次地震震中位于距离城市六十二英里的地方，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伊斯坦布尔人丧生于此，这使大量住在危险地区的人开始逃亡，导致房租下跌。不过，仍有很多伊斯坦布尔人在危险的建筑中生存，毫不采取防范措施。在这点上，所有一切——科学家们的再三要求、比较可信的传闻、遗忘的行为、千禧庆典的推迟、恋人的拥抱、听天由命等等，都让人们开始接受，地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有助我们“与之共存”，就像人们今天说的那样。某天，一位刚结婚不久、非常乐观的年轻女士来到我办公室，想讨论一本书的封面设计，她非常自信地和我谈及自己应对地震的办法。
“你知道，地震是不可预料的，是这个让你感到恐惧。”她说着，扬起眉毛，“可同时，你必须活着，并且每时每刻都得觉得，此刻不会有地震发生，否则，你就什么也做不了。这两种矛盾的想法总在斗争。比方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地震后站在阳台上是很危险的，可即便如此，我现在还是要站在阳台上。”她用一种老师的口吻说。然后，她小心地、慢慢打开门，走到了阳台上。我站在原地，她站在那里，看着街对面的清真寺和后面博斯普鲁斯的景致。“当我站在这里，”几秒钟后，隔着打开的门，她更加滔滔不绝地说，“我绝对不会相信，地震会恰巧就在这一刻来临。因为如果这么认为，我就会怕得绝不敢站在这里。”又过了一会儿，她从阳台走回来，关上身后的门。“看，那就是我做的，”她说，带着微弱的笑意，“走上阳台，身处那里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取得了战胜地震的小小胜利。就是这些小小的胜利，使我们会战胜即将到来的大地震。”
她走之后，我来到阳台，欣赏着宣礼塔、伊斯坦布尔，以及在晨曦中浮现出的博斯普鲁斯美景。我的整个一生都在此度过。看到那个在街头踽踽而行的人，我不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不能够离开此地？
那是因为，我无法想象，不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会是什么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