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索引与折返之光
——《望春风》与时代变迁的文学叙事
一
格非在漫长庞大的“江南三部曲”之后，以《望春风》单纯而强势地回到“故乡”，像是一次告别故土的文学仪式，格非对于这部作品慨然定下基调，“再不去写，它可能真的就悄无声息地湮灭了”。每一次文学意义上对乡村、故土的回望，如果不是无效的重复，必然要走一条氤氲之路，在看不清楚的视野中，坦露那些真诚的见闻和心绪。乡村生活积聚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经验和审美，在地者直接或间接地以之谋生，围绕着居住地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时至今日，乡村生活在文学和社会中的意象修辞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间的复杂歧异一直是各种话语纷争的地盘，格非选择了最宽泛意义上文化记忆的视角。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中特别论述了文化记忆对于人们的影响，人总是被或日常或具有更多私人意义的物所包围：从床和椅子，餐具和洗用具，衣服和工具，再到房子、村庄、城市、街道、车船。人对这些物形成了诸如实用性、舒适性和美观性的认识，并从某种程度上也将自己投射其中。因此，与乡村有关的人与物也反映了人自身，让他回忆起自己、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先辈等等，人曾经生活过的世界是最可能一触即发的时间索引，这个时间索引和“当下”一起指向过去的各个层面。
《望春风》是“我”讲述的村庄往事，它从简朴、内敛的淳朴往昔到在时代大潮中风雨飘摇、急剧重组、分崩离析的过程，外在于村庄的是196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的变迁历程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人们的生活、情感方式，它保留了超越个人性的时代信息和资料。如果把这些组成小说的叙事流切分成块，正好可以暗合文化记忆的四个外部维度，即模仿性记忆（“我”在儒里赵村的模仿性学习成长），对物的记忆（四时风物的描写），语言和交流的交往记忆（对人们交往的观察），对居于其中的集体意义的传承（村庄消亡中的挽歌情怀）。叙述者“我”是一个作家，小说呈现了一个在中国社会中并不具有典型性的作家成长史，他不像我们当代文学史中常见的从农村进城的名家们，被写作改写了命运。包括作家本人在内的整整一代作家，比如莫言、张炜、阎连科、李锐、贾平凹等等，他们或者土生土长在乡村，或者有过长久的乡村生活经历，乡土写作成为他们浓重的印记和标签。“我”是一个从没有进入当代文学系统的局外人，这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格非在总结自己从先锋到现实主义的创作转变时说：“回过头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新奇、冲动、走极端甚至凌空蹈虚，给我的创作打上了特立独行的印记，但也留下了过于注重修辞的隐患；这30年来，对普通人与普通生活的‘发现’让我打破了通俗与精英二元对立的思维，这种观念的变化无疑会反应到创作中来，成为我个人文学观念的一种重要调整。”《望春风》是这个调整的继续，“我”的视角可能是对于既有的呈现乡村巨变的文学话语、程式、意象的一次有意的转移和疏离，当然更可能是幻想中的革命，毕竟重重帷幕之后的主导者依然是局中人格非。
“我”的全部文化修养和文学积累是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在邗桥的图书馆看过百十来本并未详细述及的书。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简略勾勒出叙述者的养成记。首先是在私塾中受教于同村的赵锡光，读书写字的时候并不多，大好光阴，多半用来讲史论古，念叨那些令人不胜其烦的陈年旧事，包括显赫的村庄历史：儒里赵村的祖先原籍山东琅琊，是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永嘉时代迁风光秀丽的江南，择吉地而居。祖先中人才辈出，曾出过丞相、进士、方伯、武状元。“昭明太子在读书之余，常到这一带赏玩山野风光；刘裕起兵时，曾在村后的磨笄山上射下一只金雕；刘备招亲那会儿，他们在甘露寺喝的酒，就是从我们村运过去的；苏东坡在常州卧病不起，还专门请我们村的神医赵龙豹给他诊病，至于乾隆皇帝，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每次下江南都会在这里驻跸。‘就是如今在上海做大官的陈毅，也曾请赵孟舒给他弹过琴呢！’”这些由民间传说和真实几番加工过的集体记忆性的村庄史，代表了这个村庄的辉煌、人才、文化风景和人生观、教育观，也是有形村庄的无形组成部分。作为一个赋予村人身份和认同的空间，是一个被唤醒的空间，它也塑造和给予“我”全部的思想和文化教养。耳濡目染赵锡光和作为算命先生的父亲对世态人心的观摩，“不管在什么地方生活，最重要的是了解那个地方的人，越详细越好，越客观越好……观察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其余的都是小事”。这是对本土本地的认知方式和关于自我确认的知识，与古朴的村庄史、生存方式、民风民俗密切相关，也为“我”作为村庄观察者的作家身份提供了前史。
另一部分文学教育来自于邗桥图书馆的沈祖英。格非说他是通过《望春风》和前辈作家对话，他与荷马的《奥德赛》、福克纳《喧哗与骚动》、艾略特的《荒原》，卡萨雷斯的《莫雷尔的发明》、乔伊斯、普鲁斯特等等的对话可能都是在沈祖英这里实现的，所以“我”对沈祖英产生了深深的依恋，“我喜欢她干干净净的样子，喜欢她的胆小和恬静，喜欢她脸上那种充满揶揄却欲言又止的神情，喜欢她身上让人无法接近的深切的悲伤”。沈祖英推荐“我”读《奥德赛》，在这个图书管理员那里“我”领会了另外一种有别于乡村世界的人间情怀：每个人都是海上的孤立小岛，可以互相瞭望，却无法互相替代，每个人都在奔自己的前程，也在奔自己的死亡。沈祖英对黄庭坚的《登快阁》极为推崇，“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这首诗是古典的士绅社会的文人写照，孤独寂寞和知音难求，这对于“我”能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姿态，成为一个特立独行者是非常重要的。“我”身上那种不言而喻的末世情怀，对自然世界的渴慕，对人世的疏阔旷达，对人生的悲悯，既有现代意识又有古典情怀，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
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叙述者跳出来插话：“您知道，我这个人知识贫乏，见解浅陋，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才华。我之所以决定写下这个故事，就像春琴所说的，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头脑中活生生的人物不会随着故乡的消失而一同湮没无闻，如此而已。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也还读得下去，我要感谢你的耐心与大度。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故事，我也只能对你说声抱歉。除此之外，并没有多余的话要讲。”这是终结和反抗某种写作方式的宣言，也是一次低于一般叙事者的声明。在拒不提供教谕和历史观念的小说中，“我”那控制不住的寂寞悲伤，对事实上不存在的母亲的依恋，难以言喻的对时间和故地的留恋，四处遗漏的老年情怀，时间、人生、空间的具体形象在过度的抒情性中获得圆融——重返时间黑暗的心脏。格非说，他17岁离开家乡，了解最多的，就是这块土地，那个村庄里的人说话的声音、走路的方式、表达感情的方式，还有他们的语言，没人想去保留，但它们却是极其重要的。在他看来，不少人早已不在，但可通过时间机器让其重返，“这就是文学的作用，文学可以让他们回来”。于是“我”和春琴的人生在绕了一个大弯之后，快要走到它尽头的时候，回到了最初的出发之地的废墟上，重新过上童年时代的生活。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写作动机，“‘等我们两个人都死了，这片地方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也许没人知道，这里原先有过一座千年的村庄，村子里活过许许多多的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若有所动。我告诉她，其实我一直有个愿望，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试着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写作回归到最初的“故事”，一个讲给本土本地的自己人听的故事，因为“我”的视野限制和作家格非的有意为之，他拒绝教谕和宏大题旨。
在以堂兄赵礼平为代表的强权社会迅速取代和冲击乡村生活之后，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痕迹，可能很快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望春风》通过乡村社会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书写者及其视野，重新构建了写作与乡村的关系，让他们的经验和生活在文学中获得平等的权力，并且以他们自己的视角和声音来证明时间的流逝，着力摆脱精英主义式的貌似底层实则是俯视者、审视者们的呈现方式。撇开文学本身的虚构性和作家身份不谈，繁复的伤感主义式的写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此类写作的批判性和深广度，但它变得单一而纯净。
二
从宏大回归微小，回归到一个生命的内在需求，拒绝被遗忘，就像福克纳《野棕榈》中那个失去祖母的叙事者所言：“当她不再存在时，我记忆的一半也就不在了，而假如我不再存在时，那么所有的记忆也都不在了。是的，在忧伤与虚无之间，我选择的是忧伤。”《望春风》中所有的忧伤最根本上来自于时间的流逝和人在时代风浪中的不由自主，以及对于生命最初美好时段的复归而不可得，由此时间是小说的第一主角。
小说由三个章节组成，分别对应三个时代。第一章是父亲的时代，故事的开始声调是平缓的，一个算命先生的儿子，母亲远走异乡，由身世带来的敏感让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江南村落中成为一个细致的观察者，他的观察对象是村庄的一切，从世态人心、人生哲学、乡村秩序到微末之变。1960年代的中国乡村已经有了明确的政治归属，半塘春琴家的对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明示了社会的翻天覆地，已经是革命之后的声息，但依然保存着前革命时代的乡村社会形态，一个稳定的乡村共同体。村落给人的感觉是安静，木心说，画桃花要画出它的静，村庄常态里最基本的是风景风光和人情。“当我跟父亲走到风渠岸边，闻到带着微微甜腥的河水的气味，嗅到村里烟囱中飘来的草木灰香气，听到村里那熟悉而温暖的舂米声，看见邻居老福奶奶手里擎着的一盏油灯，在院子里‘喔嘘喔嘘’地叫唤着，正把母鸡赶进鸡窝，你一定能体会到我心里的宁静、踏实和甜蜜吧。”这个村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算命先生是当地一种繁茂的职业，赵孟舒能够带着一个漂亮的妓女王曼卿在村里颐养天年，也接纳了身世不明的外乡人唐文宽。小说中大段抒情和向往的时空都属于这个时段，民间的复杂人伦依然存在，村子中有许多秘密，半遮半掩，半新半旧。在面对天灾人祸时，半塘寺的瘌痢和尚还是被春琴的母亲请来算命，不过他的禳解之法已经无法实行，“如果是在旧社会，非常好办，让这个小把戏跟我去庙里做和尚，我保管他无病无灾，寿比彭祖，可如今是新社会，不兴出家的”。瘌痢和尚在火灾中丧命，春琴妈妈又找到父亲赵云仙解决命运的难题。新时代的干部梅芳对“我”父亲的嫌弃和“我”对她的厌恶，是新旧交替时代的情感冲突，但其中夹杂着个人私事，并没有公共意义上的黑白分明，也没有发展成为不可遏制的冲突和斗争。
第二章是德正时代，德正与父亲、“我”的关联是小说第一章主人公的重要行动力，那一次大抒特写的半塘之行背后其实是父亲的一次重要政治安排。为德正说媒，将春琴嫁给德正，这是一个算命先生长远的人生筹谋。德正开启了儒里赵村的新时代，他在政权更迭中因为出身贫寒，偶然的机遇被选为农委会主任，他在村里的大部分工作延续了两件大事，学校落成和推平磨笄山填沟壑造田。德正的上台，跟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上台是同构的，一个穷孩子翻身做主人的故事。从一个没家没产，安顿在祠堂里的孤儿轿夫，被选为一村之首。他的政绩也受到了肯定，维持既有的乡村生态，并带来新生的气息。小说中对德正时代的1973年初春有一番深情描述：“新垦的土地上长出了第一茬油菜，漫山遍野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在沁人心脾的花香中酿蜜……赵德正把便通庵修葺一新，作为知青的宿舍。随后，他在知青点的边上新盖了七八间矮平房，建了一处养猪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