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贤良的雪泥鸿爪（1037—1068）

北宋的第四个皇帝宋仁宗，并不是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有名的君主，但今天的人们经常可以在包公戏里看到他。实际上，他曾经拥有范仲淹、欧阳修那样在历史上比包拯远为重要的大臣，而且主持了中国史上少见的四十余年太平政治，统治着一个包含了不少隐患但大体上经济繁荣、生活安定的升平世界。一般的皇朝，生养积聚到了这个阶段，不是忙于建功立业、开疆拓土，便是贪于享受、腐败堕落，但这位宋仁宗却既不雄心勃勃，也不甘于堕落。他也曾极不情愿地应付邻国的挑衅，却讨厌战争，选择了用“赐予”大量钱财来解决边疆争端的“屈辱”方式。他也曾任用范仲淹等大臣企图改革政治上的某些弊端，但遭到另一部分官员反对时，他便放弃这种改革，同时却能保护那些改革者，使他们的仕途生涯渐入佳境。他喜欢读书，把儒家的经典抄写了发给臣子们去看，自己也愿意遵守古训，那些资深的大臣经常限制他的权力，年轻的御史们经常批评他的行为，他一概予以容忍。他似乎不太为政府连年出现的财政赤字担忧，毫不吝啬地取出皇宫里深藏的帝室财货去补贴政府的支出，而个人的生活据说非常节俭。对于政事，他很少自作主张，而是不厌其烦地听着朝官们的商议甚至争吵，只要提出意见，不管采用与否，他不会忘记给予鼓励，有时竟充当起婆婆妈妈的调停人的角色。正如我们在包公戏里看到的那样，这个时代的大臣们比皇帝具有远为鲜明的个性和人格魅力，却都心甘情愿地效忠于这位缺乏个性的皇帝。他的无所作为使士人们被有为之心鼓动得几乎无法忍耐，而他的宽仁态度又总给人希望。

就在这位宋仁宗登基十余年后，景祐三年（1036）的十二月十九日（西历1037年1月8日），苏轼（字子瞻）出生在四川眉山城内纱縠行的家宅。他的父亲苏洵字明允，弟弟苏辙字子由，父子三人合称“三苏”，在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中，一家人就占了三位。据司马光为苏轼母亲程夫人作的墓志铭，这程夫人也知书识礼，而且很支持丈夫和儿子去实现其有为于当世的理想。可以想见，苏轼兄弟幼年所受的教育是十分良好的。

而在苏轼接受教育的年岁里，他的前辈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正崛起于政坛、文坛，并越来越具有深广的社会影响，正如苏轼后来的评价：“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六一居士集叙》）原来，北宋的政治、行政制度，多是宋太祖、宋太宗时根据实用的需要建立的，谓之“祖宗家法”，但时移势易，日久不免生弊；而且，安定的时代里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氛围，使范、欧一代士人们不再满足于那种只随实用而转移的政治，认为那是毫无理想可言的“苟且”政治。他们要求“通经学古”，建立宋代的新儒学，按照新儒学的理想进行政治制度的建设；并鼓唱士人的“气节”，按照个人的道德良心和他信奉的学说来进行政治和文化活动，用当时的话讲，就是以“道”自立，壁立千仞，绝不阿合苟容。这当然会与既定的社会秩序有所冲突，连宋仁宗也只给予了软弱的支持，但范、欧等人的努力使社会风气得到改变，从建国初的实用主义转向了高昂的理想主义，士气空前振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这样的时代精神，激发着幼年苏轼的人生志向。

他与苏辙一道在宅内的南轩读书，此南轩又名来风轩，是个书堂，置有苏洵亲自校读过的藏书。据苏辙的回忆，兄弟俩当时在南轩所读的主要是历史书，所谓“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苏辙《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从历史事迹中探讨政治的得失，这不但成为苏轼成年以后古文写作的重要内容，也展现着北宋书生型政治家的特有风范。

到宋仁宗年近半百时，欧阳修进入了其仕途生涯的黄金时期，而21岁的苏轼也于嘉祐元年（1056）随其父、弟走出四川，到达北宋的京师开封府。翰林学士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荐使苏洵的文章几乎风靡了京城，名声大振；苏轼、苏辙兄弟也在次年举行的科举考试中，被身任主考的欧阳修录取，同时成为进士，可谓一举成名。据说，这两位年轻的新进士也得到了仁宗皇帝的青睐，他的妻子曹皇后后来回忆，当年仁宗回宫后曾兴奋地说，他为子孙得了两位宰相。当时掌管政权的宰相富弼、掌管兵权的枢密使韩琦，都是范仲淹、欧阳修的同志和至交，他们都接见了苏轼，在一起怀念已经去世的范仲淹，对苏轼则充满了期望。

然而，正当苏轼初入仕途一帆风顺之际，他的母亲程夫人在家乡眉山病逝。消息传来，父子三人仓惶离京，回乡奔丧。这位程夫人在人世的最大期望就是想看到丈夫、儿子成名，但她还未听到喜讯，就离开了人世。对于苏轼来说，无疑是在一举成名的喜乐得意之际，遽然听到丧钟的敲响，领略到生命的本然的悲剧底蕴。按当时礼制，儿子须为母亲服丧二十七个月，即“守制”或“丁忧”。因此，苏轼便丁忧家居。直至嘉祐四年（1059）十月，三苏才带同轼妻王弗、辙妻史氏，第二次出川赴京。此时的苏轼已经有了“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夜泊牛口》）这样略带苍老的感慨。

这次走的是水路，他们舟经嘉、泸、渝、忠、夔等州，出三峡至江陵（今属湖北），已是岁末。这无疑是一次绝佳的旅行，一路上山川文物、名胜古迹甚多，激发起他们的才思，于是有了包含三个人一百多篇诗文的《南行前集》，编成于江陵的驿舍里。其中有苏轼诗四十余首，是现存苏轼诗中的最早一批作品，可以看作其诗歌创作的起点。这一年，王弗生下了长子苏迈。

嘉祐五年（1060）二月，三苏到达京师。因欧阳修等人的推荐，苏轼兄弟得以参加一次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叫“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举考试，简称“贤良科”，倘被录取优等，就可期望得到较快的升擢，故俗称“大科”。按此科考试制度的要求，苏轼事先向朝廷献上他所作的策、论五十篇，系统地表达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及对今后施政的建议。制科考试在次年九月结束，苏轼的对策考入第三等。这是极高的成绩，因为按宋代制科评定对策成绩的惯例，一、二等皆为虚设，实际等级最高的就是第三等，自北宋开制科以来，唯有一个吴育获得过第三次等，其余皆在四等以下，故苏轼这次的成绩是破天荒的。同时，苏辙的对策却因指斥时弊过于激烈，被一些大臣认为涉于不逊，主张黜落，但因为考官司马光的坚持，仍被取在四等。他们的荐主欧阳修高兴之极，在书信中写道：“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欧阳修《与焦殿丞》）兄弟二人再次给京师带来了轰动。

这样，在仁宗皇帝治世的最后几年里，苏轼得到了“贤良科”三等的光荣出身，成为一颗令人瞩目的新星。他被委任为大理评事、凤翔（今属陕西）府签判，于嘉祐六年（1061）将近年底的时候，告别父弟单独赴任，正式开始了仕宦生涯。直到宋仁宗去世的嘉祐八年（1063），苏轼仍在凤翔任上。对于这位仁宗皇帝和他信任的大臣韩琦、欧阳修等，苏轼怀有父师一般的感情，因为他们给予他的记忆，不单是青年时代的一段值得骄傲的经历，还有宽厚谦逊的君主和敢于担当的大臣这样一种理想的配合模式。这种模式所造就的比较宽松自由的氛围，在后来越来越严酷的政治环境里，无疑成为最温馨的追忆。我国古代正史中对这一代君臣的肯定之辞，考其来源，很多出自苏轼的笔下。可以说，这位苏贤良是仁宗朝文化的产物，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他不止一次地担当了仁宗朝政治的辩护人。

宋代官僚的差遣一般是三年一任，苏轼在凤翔任满三年还朝，已到了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还朝后，以殿中丞差判登闻院，又经过一次学士院的考试，授职直史馆。从当时仕途常况论，他的升迁可算顺利，宋英宗对他也比较重视。但此时他家里又接连发生变故，先是妻子王弗于治平二年五月病卒，然后是父亲苏洵于次年（1066）四月逝世。苏洵之死是朝野震动的，朝廷给予了颇高的哀荣，由政府负责具舟送灵柩还乡。这样，苏轼兄弟扶柩上船，由京师出发，下汴河，经淮河，转长江，再逆水而上，途经几千里，送归故乡安葬。

苏轼兄弟居丧二十七个月，到熙宁元年（1068）的下半年服满。此后苏轼续娶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为妻，到十二月与弟辙一起还朝。这次走陆路，先至长安过了年，次年二月才达京师。这是苏轼最后一次出川，此后再未还乡。他告别四川的时候年33岁，距初次出川已逾十年，期间两返三出，进士及第，制科高等，名震天下，仕途顺利；不幸的是父母双亡，发妻早逝；不幸中之幸是一直有个兄弟相伴，才华相埒，学力相当，在以后的政治风波中，将出处相同，荣辱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