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 困守长安时期
(公元七四六——七五五)
第二期，包括杜甫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的十年间的作品。这十年，杜甫差不多一直是住在长安，这些作品也差不多全是在长安作的。
杜甫来到长安，在他的生活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因为这对于他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他的来到长安，一方面固然结束了他的游历生活，但另一方面却又正是一个新的富有社会内容和政治内容的游历生活的开始。尽管这种游历生活是痛苦的，是违反他的主观愿望的，然而对于诗人的成长却是必要的。
长安，大家知道，这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但也是罪恶的渊薮。它是天堂，又是地狱，有吸血的，也有输血的，阶级的对立，在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杜甫在当时社会上有他一定的身份，有机会看到那天堂的一面，同时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失意和物质生活的奇苦，又有可能看到这地狱的一面，接触到人民生活，这样，就使他对统治阶级有了进一步的憎恨，对人民有了进一步的同情，从而创作出像《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和《赴奉先咏怀》等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诗。单凭这些诗，杜甫就已够不朽的了。
据现存的诗来看，杜甫这十年中，写了一百一十首左右的诗。这自然也有亡佚，但数量可能不大。饥寒交迫的生活，使他不可能写出太多的诗。生活的丰富，扩大了杜甫诗的领域，也开展了他的诗的篇幅，这时出现了五百字的长篇，二百字以上的更是常见。在诗的体裁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七言古，他这时竟写了二十八首之多，也是第一期所没有的现象。本来，悲愤激动的心情，是需要这种“长句”来发泄的。
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这大概是天宝五载(七四六)杜甫初到长安时所作，往后生活日困，不会有心情写这种歌。八人中，苏晋死于开元二十二年，贺知章、李白，天宝三载已离开长安，可见他们虽都在长安呆过，但并不是同时都在长安，是杜甫把他们结合起来的，是追叙。这首歌，浪漫中也带有真实面目，特别是李白和张旭，同时也可作史料看。
这首诗，在体裁上也是一个创格。看起来好像很乱，其实也有组织，八人中，贺知章资格最老(比李白大四十一岁，比杜甫大五十二岁)，所以便放在第一位。其他便按官爵，从王公宰相一直说到布衣。写李白独多一句，并不是为了私人的交谊，而是因为这八人中，李白最为伟大，故有意把他作个重点。——按《开元天宝遗事》卷三“颠饮”条：“长安进士郑愚、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谓之颠饮。”亦足见当时纵酒之风。
- 知章，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他一见李白，便称为“谪仙人”，因没酒钱，便解下所佩的金龟换酒为乐。这两句写他的醉态，骑在马上，摇摇晃晃。眼花，醉眼昏花。
- 汝阳，汝阳王李琎。这三句写他的好酒。麴车，酒车。酒泉，郡名。郡城下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
- 左相，李适之。据《唐书》本传及《玄宗纪》，适之于天宝元年作左丞相，五载四月罢相(为李林甫所排斥)，尝作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是年七月贬为宜春太守，到任仰药而死。据此，则此诗最早亦必作于五载四月以后。长鲸吸川，形容豪饮。
- 宗之，崔宗之，也是李白的朋友。晋阮籍能作青白眼，见庸俗的人，便用白眼看他。玉树临风，形容醉态的摇曳。宗之貌美，故以玉树为喻。
- 苏晋是个进士，曾为户、吏两部侍郎。一方面长斋，一方面又贪杯，所以说他爱逃禅(不守法戒)。“逃禅”，与“逃墨”、“逃杨”语法相同。
- 这四句写李白连天子也不放在眼里，写李白豪放性格极形象。一斗诗百篇，是说才饮一斗酒就能写出百篇诗，写李白不但酒兴豪，而且文思敏捷。这是李白的特点。
- 张旭，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世呼张颠(见《新唐书·文艺传》)。草圣，草书之圣。杜甫《剑器行》诗序说：“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又《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云：“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又高适《醉后赠张九旭》云：“兴来书自圣，醉后语犹颠。”是旭在当时实有草圣之名。按李颀《赠张旭》诗：“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可和这几句参看。
- 焦遂，名迹不见他书。袁郊《甘泽谣》：“陶岘，开元中家于昆山，自制三舟，有前进士孟彦深、孟云卿、布衣焦遂，共载游山水。”孟云卿也是杜甫的诗友，杜甫在长安时，可能和焦遂有过交接。五斗方卓然，是说喝了五斗之后方始卓然起兴，打开话匣子。高谈雄辩，正是卓然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