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苦茶随笔》
止庵
《苦茶随笔》一九三五年十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除小引与后记外，收文四十九篇，其中一九三四年十月以后所作十八篇（《关于林琴南》和《关于读圣书》篇末所注日期有误，应为“二十三年十二月”），一九三五年一到五月三十一篇。“苦茶随笔”原系一九三一年为《东方杂志》所写系列文章的总题目，但只刊载过两次，余稿即毁于上海战火，已发表之《黄蔷薇》和《远野物语》后编入《夜读抄》，而当时所撰《苦茶随笔小引》则收在《苦雨斋序跋文》里。自《苦茶随笔》起，周氏散文创作进入高潮，此书及此后的《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和《秉烛后谈》，主要部分的完成均只用了半年左右时间。
《苦茶随笔》是继《夜读抄》之后的作品，内容与风格上有承袭之处，也有些许变化。但这变化却多半是“回溯性的”。后记有言，“《夜读抄》的读书的文章有二十几篇，在这里才得其三分之一，而讽刺牢骚的杂文却有三十篇以上，”这里所说“杂文”，似乎又不甚同于《夜读抄后记》用法。其间差别大约在于文化与思想成分的此消彼长罢。“关于十九篇”以及《关于命运》以下数篇，虽与《谈虎集》一书及《永日集》中“杂感十六篇”有所不同，却与《看云集》之“专斋随笔”颇为接近，所强调的主要是思想的独立性与自由性。这里颇有些针对他人批评的反批评，为前此所不多见，如《关于苦茶》、《骨董小记》、《关于命运之二》、《霭理斯的时代》等；在周氏著作中，以《苦茶随笔》最能看出当时思想界和文化界分野及对立的迹象了。后来有番话，很能表明他的立场：“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不佞不幸为少信的人，对于信教者只是敬而远之，况吃教者耶。”（《苦竹杂记后记》）所谓“新派旧派”，乃是将左右两翼说在一起，周氏自己则坚持一贯的自由主义方向。此前在《夜读抄后记》中说：“这些文章从表面看来或者与十年前的略有不同，但实在我的态度还与写‘自己的园地’时差不多是一样。我仍旧不觉得文字与人心世道有什么相关。”盖在周氏看来，惟此才是五四精神之真正继承也。
集中之《日本管窥》，系为《国闻周报》撰写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以下三篇分别收入《苦竹杂记》、《风雨谈》和《知堂乙酉文编》）。周氏说，“我谈日本的事情可以说是始于民国七年”（《过去的工作》），即《艺术与生活》中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此后的沿革，《知堂回想录》说：“日本则因为多少有点了解，也就包括在知之的一方面了。最初是觉得这不很难写，而且写的是多少含有好意的，如《谈虎集》卷上起首所收的这几篇，但是后来不久就发生了变化，日本的支那通与报刊的御用新闻记者的议论有时候有点看不下去，以致引起笔战，如《谈虎集》上那些对于《顺天时报》的言论，自己看了也要奇怪，竟是恶口骂詈了。我写这几篇‘管窥’，乃是想平心静气的来想它一回，比较冷静的加以批评的，但是当初也没有好的意见，不过总是想竭力避免感情用事的就是了。”（《日本管窥》）周氏之日本研究大致分为文化（重点在于文学）和国民性两部分，前者写有不少论文随笔，以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完成的《狂言选》、《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古事记》、《枕草子》和《平家物语》的译注为最高成就；后者则当首推这组“日本管窥”，作者自称是“我所写关于日本的比较正式的论文”（《知堂回想录·日本管窥》）。这里国民性研究也是从文化研究入手的，而其最精彩处正在于文化研究方面；进而则如《过去的工作》所说，发现“文学艺术上得来的意见不能解释日本的别的事情，特别是历来对华的政治行动，往往超出情理之外”，结论乃是“要了解日本国民性，或当从其特殊的宗教入手”，而周氏自认为“与宗教无缘”，因此宣告“日本研究小店”的关门了。四篇“日本管窥”记录的就是这一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似乎中途而止，“答案是一个不字，就是说日本人的国民性我们不能了解”（《知堂回想录·日本管窥》）。换句话说亦即不可理喻，所以也正是一种结论。
此次据上海北新书局一九三六年四月再版本整理。原书前有照片一帧，作者题“十八年刘半农马隅卿二君在苦雨斋前照相”，目录五页，正文三百四十五页。原目录中，“关于命运之二”未列，又略去《关于十九篇》各小题之“关于”字样。正文原无“关于十九篇”总题，“小引”作“关于十九篇小引”，各小题均另页排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