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文学场与澳门文学研究

一 “澳门文学”：文学概念及其表述意义

澳门文学经常被当成一个不言自明的专有名词使用，其所指则严格限定于具体话语之中，大体来说包括这样两个维度，首先是指以中文（华文）作为原创语言的文学作品，其次是指中国“五四”新文化浪潮影响下产生的“新文学”。不得不说明的是，我们以重新讨论澳门文学概念来作为展开进一步研究的开始，并非刻意强调我们对特定概念有多么敏感，而是希望提醒自己，如果从一般意义上表述澳门文学，它其实是一种自有其复杂历史背景和风格流变的区域文学现象，与我们涉及有关当下澳门文学发展状况的话语对象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有必要借助概念梳理重新认识有关澳门文学的观念编码过程。当我们谈论包括古典作品和葡语作品在内的澳门文学时，似乎也在暗示人们还存在另外的澳门文学，比如“大写的”澳门文学即专指“澳门华文新文学”，“小写的”澳门文学即作为普通名词使用。事实上，不论是在澳门史还是澳门文学史的学术谱系中，从来不曾同时存在具有包容与被包容关系的类型性概念。基于此，对于“澳门文学”概念及其内涵的表述，也就具有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观念作为时代组成成分所具有的文化标志意义。

（一）“澳门文学”作为问题

根据已有史料可知，与澳门相关的文学可以追溯到1386年或更早。澳门及内地学者乐于提及韩国全北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李德超于“澳门文学座谈会”上主讲的《中国文学在澳门之发展概况》（1973年的硕士学位论文）^[1]，清初、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历史节点的确立，实际上挖掘并梳理了一条文学史脉络。据李德超统计，1386～1946年有136位作者发表过有关澳门的各类文学作品528篇（首），其中民国成立以后至1946年期间有36人100篇，少于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期间的52人242篇^[2]，这显然并不准确。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20世纪初期澳门已经相继成立了“雪社”“聪社”等文学社团。1931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澳门《大众报》《朝阳报》发表了大量青年宣传抗日的文艺作品，一批应时而生的华文文艺社团如文化协会、前锋剧社、晓钟剧社、起来剧社、绿光剧社、呐喊文学研究社、密云座谈会、大众歌咏团、怒吼社等，更是自觉肩负起启蒙与救亡使命，澳门亦因此成为全国一个重要的文化抗战据点。不过，只要不与历史中的具体情境产生实际关系，数据本身的出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与澳门历史相关的文脉流传，对于建构澳门文学的历史传统提供了充分且有效的精神资源。

不能否认，澳门与葡萄牙在数百年前的相遇对于澳门历史走向具有决定性作用，曾以澳门为求学地与工作栖居地的李德超所讨论的，正是开埠以后历经数百年而沉淀形成的“澳门中国文学”。不论它如何自成体系地绵延于中国内地区域之外，还是仅仅成为中国文学不断渗透异族治理空间的零星见证，澳门与中国母体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了大多数澳门人书写自身的生存感受时，必然要依附或借力于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文化传统，甚至可以说，它从来不曾与中国文化的母体分开过。正如“澳门文学座谈会”支持者、见证者胡培周校长从激情洋溢的诗性文字中流露出来的自豪之情一样，爱澳门与爱中国、爱中国文化彼此关联或互为表里：

同样来自香港的何紫，他本是生于濠江；也是同样来自香港的韩牧，在澳门生活十八年长。何紫和韩牧，同样有着一颗热爱澳门的心，他们都说是我们的街坊。何紫要我们预见到一种新文学样式将会兴旺；韩牧指出澳门新诗的前路：既会荆棘满途，也有光明大道。来自香港的李德超博士，今天已在南朝鲜工作了；可是他没忘记自己曾在澳门读书、教学；他的发言，使我们知道镜海文学源远流长^[3]。

当然，区域文化也必然反哺其母体文化，尤其是海洋、岛屿、贸易、宗教等这些集中了澳门与葡萄牙风物的独特文化层面，对中华文化起着丰富、发展、补充的作用。不难理解的是，更多作品连同其他历史细节已经消失于时间烟云之中，斑驳的记忆一方面奋力脱离我们对澳门过去数百年间人和事的想象；另一方面又促使我们努力返回历史，打捞一种混杂整体性和离散性、本土性与殖民性的文化遭遇：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点上，探寻“往何处去”的终极命题虽然并不急迫，但也必须面对。

从学术话语的角度来看，不论是身为“国外学者”的李德超针对澳门文学是岭南文学支脉的表述，还是澳门本地研究者对澳门新文学起源的着力追溯，都是在寻求一种关于“澳门文学”的诠释方式。不过，面对生存与文化这些现实相关性问题甚至置身其中时，诸种诠释不再纯粹属于学术的课题，所以，即使在学术范畴里取得了公众认可的权威说法，后来者面对这一问题时，仍然有表达自身体验及其澳门文学整体构想的权力。澳门文学研究或所谓的“澳门学”（Macaology）的很多问题已经溢出学术的范围，扩张成融汇个体生命体验的生存叙述，地方知识与现代性焦虑深刻地纠缠在一起。文学批评以分享生命感受而存在，这也是澳门文学研究尤其是澳门本地文人的批评话语呈现出鲜明的感受性与体验性的重要原因。就本课题讨论的澳门新文学而言，澳门著名新闻工作者李成俊认为，早期新文学在“九一八”救亡运动以后逐步开展起来；据吕志鹏说，“这种看法在澳门文学研究界被广泛的引用和认受，亦被视为澳门新文学开端的正统讲法，争议较少”^[4]。在历史叙述方面，我们过于依赖偶然事件作为历史标志的处理方法，事实上，历史除了特定时期的激烈变革以外，缓慢而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更是一种常态。“新文学在澳门的出现，并不曾发生过如20年代在中国内地或台湾、香港那样的新旧文学的冲突和蜕变，而主要是特殊的历史机遇（抗日战争）使内地和香港一批新文学工作者进入澳门而适应时代要求发展起来的。它说明，新文学在澳门的出现，仍然是一种‘植入’的现象，而并非出于澳门自身文学发展逻辑引发的新文学革命。”^[5]需要注意的是，合法性起点的建构显然服从于澳门文学的整体性想象，如果我们抛弃文学形式作为检验文学现代性的唯一标准，跨越文/白界线，或许晚清遗民文人将澳门视为寄寓余生之地的感触，同样包含了对世代转换无能为力的现代觉醒意识^[6]。

我们能否把抗战以后在澳门出现的白话诗文视为澳门文学的现代开端，而此前的文学被定位为所谓的“过客文学”或“寄居文学”，包括澳门学者郑炜明将澳门文学最早追溯到汤显祖明万历十九年（1591）到达澳门之后写作的《香澳逢贾胡》等诗作^[7]，或如李德超一样仅仅把它们当成中国古典文学的澳门旅行，都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所有外来文化在本土的传播与生长，首先面临着“植入”程序的必要性和适应性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于澳门文学属性的反复强调，其实也是根源于族裔身份暧昧性而产生的认同焦虑现象，就像我们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很容易注意到身份焦虑一样，越是在身份出现危机的地方，认同问题也越显得迫切。不同的是，澳门人身份问题随着“后回归”时代的到来将得到逐步缓解，但回归之后自愿或被迫选择澳门为生存皈依的土生葡人，则可能需要更长时间重新调整自身的文化嫁接问题。考虑到澳门特殊的历史背景，土生群体的文化心理表达应当得到合理关注，如何协助其进一步顺利融入澳门中华文化圈，是摆在特区政府面前的一项切实课题。

简言之，上述话题的呈现，应当归功于20世纪70～80年代学术界对澳门文学展开自觉研究的结果。我们重新回到这些问题，尽管客观上被学术话语展开的陈规套路限制，但也是在尝试寻找更具合理性的解释。至少面对同一个研究对象，作为澳门本地学者和外省学者的生命体验场景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由自我与他者形成的对照关系，最终也将在表述与被表述之间产生微妙的投射差异。

（二）形象建构与概念表述

澳门文学的自我认同及其危机意识始于20世纪80年代，港澳诗人韩牧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1984），此一诉求当时之所以引起澳门本地文化人士的广泛共鸣，也是内在历史语境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8]。简单地说，中葡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进展顺利，国族身份、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回归”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在此宏观时代背景中，把握历史机遇使澳门文学获得新动力、迈上新台阶，成为所有澳门知识精英的普遍愿景。同时，澳门作为“东西交汇”的前沿阵地，“华洋杂处”也必然形成“既中又西，不中不西”的文化混杂现象，因此在华人占绝大多数的澳门，文化主体性塑造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强调建立“澳门文学”形象，不仅需要澳门文化人努力创建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学身份，从而实现与香港、台湾的文学区别，而且需要澳门人重视书写自身的历史，正如韩牧所说：“现在，澳门正在迅速发展之中，正需要我们用文学为它造像，用文学探讨它发展的方向。文学源于生活，生活不同，文学自然不同。就算作品质低量少，但如果描写澳门生活，总是澳门人自己动笔来得真实、真切。谁也代替不了，谁也超越不了。”^[9]因此，澳门文学研究首先主要由澳门本地作家、诗人等文化人支撑。

“澳门文学”内涵的厘定，既是和建构文学形象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也是澳门文学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黄文辉曾在一篇文章中简单解释道：“本文说的‘澳门文学’专指澳门华文文学，不含葡语创作。”^[10]这一说明显示出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采取类似约定俗成、彼此熟悉的话语方式，而这些针对特定对象的发言并未划定具体畛界。随着现代学术意识在澳门的初步确立和推广，内涵问题终于被摆上台面。前面谈及澳门新文学的起点，虽然未必精确到“九一八”这类具体历史事件，还是可以大体确定为“五四”运动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间的时间段。如果再对边界加以清晰，澳门文学的内涵即可望得到整体圈定，从而有效缓解“正名”的焦虑。

何谓“澳门文学”？

郑炜明在1986年1月召开澳门文学座谈会之前刊出一篇短文，介绍东亚大学中文学会主办座谈会的一些想法和议题，第九条谈到界定澳门文学“可据下列五项标准”：

1.土生或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

2.土生或土长，但现已移居别地的作者的作品。

3.现居澳门的作者的作品。

4.非土生土长，但曾经寄居澳门一段时日的作者的作品。

5.作者与澳门完全无关的，但若其篇什中，有主题关于澳门的，则该等作品，自应列入澳门文学的范畴内^[11]。

在上述五项限定中，虽然没有提到语言和时限，但是因为有共同的话语语境，尚无太大问题。第四条有商榷的余地，假如作者寄居澳门的时间很短，而以后的作品完全与澳门无关，可能不太合适。相比之下，争议较大的无疑是第五条，即以作品书写主题为依据的归类方法——这一归类法在后来的《澳门的华文文学》（后改为《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12]）中有所修正，但表述的实质并未有太大变化，即“任何人所创作的内容与澳门有关或者是以澳门为主题的作品”是界定澳门文学的两项标准之一^[13]。在笔者看来，大概郑炜明先生认为“澳门文学”概念在80年代的粉墨登场，本来就是为学术准备的，所以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宽泛的认同标准，甚至只要在作品中出现了澳门场景的书写，至少就具有了史料的价值。不过，文学生产跟生产者有不可剥离的关系，主题是否与澳门相关，其实是一个次要命题，若作家的写作在澳门这片热土上完成，则其必然受到栖居地的诸多影响。可能因为意识到这一点，郑炜明后来受地方志研究的启发，专门撰文探讨了区域文学的界定、评论等“通则”问题，尽管基本立场和此前类似，但罗列出身份认属的几种观点，意味着他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思考^[14]。

香港三联书店编辑张志和在澳门文学座谈会闭幕式上回应了“澳门文学”的界定问题，他强调的仍然是一种现实相关性：“‘澳门文学’的作者必须是澳门人或者是对‘澳门文学’活动有真诚投入和一定的贡献的人，他可以是长期定居本地，可以是只在本地求学或短期工作，甚至也可以是不住在本地，但不懈地支持本地文学创作和活动的人。”^[15]他表达的主要观点是，书写内容与作者、写作、发表这些综合因素相比，不是决定其是否属于“澳门文学”的关键因素。澳门笔会会刊《澳门笔汇》创刊号载有《八十年代澳门作家文学创作一览》的统计资料，从中可以看出澳门文学团体在实际操作中的判断标准。统计表共收作品/理论著作22种，澳门作家出版于外地的作品无疑属于澳门文学，但是并不包括所有在澳门出版或以澳门为写作内容的文学著作，在“说明”条款第二项、第三项中，针对“非澳门居民”情况做出另行规定：“非澳门居民，与澳门文学组织无直接关系者，其作品在澳门编辑出版者，不列表内。曾在澳门居住，现已离开之作家，其作品在澳门编辑出版者，收列表内。”^[16]实际上也还是注重文学与澳门本身的现实相关性。

作为一个颇具知识谱系对照意义的例子，毕业于澳门大学的青年学者邓骏捷在日后成为澳门文学重要参考史料的《澳门华文文学研究资料目录初编》中，直接使用了“澳门华文文学”这一更有针对性的概念，旨在将葡语文学作为一个需要另行处理的对象而加以现象学悬置，比如葡语语言能力的掌握。与此同时，他在“凡例”中对资料收集原则做了说明，这些说明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编者所认同的“澳门文学”想象：

一、本书所谓“澳门华文文学”者，是指以澳门为通常居住地的作家，于澳门居住期间所创作的华文文学作品；或以澳门为描写对象的华文文学作品。

二、本书所收集的资料，自公元1976年9月至1994年12月底，凡18年；范围包括全球的华文书籍、杂志及报刊^[17]。

可以看出，邓氏对“澳门华文文学”内涵及其范畴的划定，受其业师郑炜明先生的影响明显，尤其是“以澳门为描写对象的华文文学作品”，姑且不说在实际操作中有多少可行性，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作家作品写到澳门，即便是以澳门为主要环境展开的，将其归为“澳门文学”也显得勉强，就像我们不能将描述美国生活经历的中国当代文学纳入美国文学一样。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不甚严格的分类处理，恰恰能为文学研究提供难得的文学史料，可以起到文化对照作用，即澳门是如何存在于其他文化和文学视野中的，这一点与师生二人的学术立场是相关的。编者还声称以全球华文书籍和报纸杂志为资料取舍范围，颇为可惜不过也可以理解的是，受诸多因素制约，《澳门华文文学研究资料目录初编》未能真正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也许这原本就不是编者的意图，只是为了方便收纳来自大陆、港台或其他国家地区对澳门整体与个体文学现象评述的理论批评文章。当然即便如此，《澳门华文文学研究资料目录初编》对澳门文学研究仍然具有不容置疑的学术价值。正如李观鼎所高度评价的，《澳门华文文学研究资料目录初编》的出版是一个标志，它表明澳门文学研究正在走向自觉和深入。^[18]继此书和《澳门粤语话剧研究资料目录初编》出版之后，假如编者将来真能兑现承诺，把资料时间上限和下限再加以扩展延伸，将是澳门文学史、学术史上一个意义非凡的壮举。

（三）重构观念的对象

回到“澳门文学”这一本体问题，杨匡汉提出的“宽容”原则或许值得我们思考：澳门文学“是以中华民族为血脉、以汉语作载体，以东西方文化融汇见长，既母性又有多重声音的新文学”。他着眼于澳门作为生存地的文学相关性，即使是土生葡人的葡语写作，亦应包含其中，而作为“宽容”的底线，必须是居住于澳门期间创作出来的作品^[19]。根据这一标准，如闻一多、于坚以及其他未居住于澳门的文人创作的澳门题材诗作，就不属于澳门文学的范畴。鉴于这种区分将上述作品“淘汰出局”，澳门青年学者吕志鹏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的处理办法是，制造一个“亚澳门文学”的概念，来打捞那些逃逸于“澳门文学”之外但又具有对照价值的文本。“亚澳门文学”名词本身合理与否可以再商榷^[20]，但从相关性角度采用分层次的办法，倒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

在一般方法论意义上，我们认同张剑桦提出的笼统、宽泛、开放的处理办法：“界定‘澳门文学’的涵义，在总体方法论上我们主张：宜笼统不宜苛细，宜宽泛不宜狭窄，宜开放不宜封闭。当然，也不能漫无边际地‘笼统’、‘宽泛’和‘开放’，等到澳门文学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等到澳门文学研究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应对‘澳门文学’涵义作出符合学理、比较严格、相对科学的界定。”^[21]同时需要警惕的是，不论何种解释和界定，对“澳门文学”内涵与外延准确性的追问，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澳门人或澳门文化人对存在本身的强烈焦虑。然而必须清楚的一点是，概念并非一切事物的必要开端，换句话说，澳门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起点，不以概念的绝对权威化和经典化为合法性基础。如广大澳门文化精英所持的态度一样，打造澳门文学形象关键在于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文学精品，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努力更能消解名与实的悖论。

上述涉及澳门文学概念的梳理，与其说属于某种学术评价框架内的回顾，还不如说仅是一点必要的前置语境交代。“澳门文学”作为一种观念的产物，本身既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同时也是学术研究生产的结果，此外，还有必要在这里表明我们的一个立场——基于学术的（而非现实的或人情的）历史中的“澳门文学”内涵及其概念的努力呈现，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套用马克斯·韦伯在阐释社会科学时的观点，“观念”支配了特定时代中人们对“澳门文学”的认识：“我们的确最早习惯于把一个时代的‘观念’理解为这样一种思想和理想，它们支配了那个时代本身的群众和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那部分人，因而作为那个时代的组成成分对该时代的文化特征具有重要意义。”^[22]

尽管经历了异族管治漫长而坎坷的历史，在20世纪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澳门默默扮演着实现中西贸易“中转站”的角色，即便后来也流传着形诸野史、稗史、正史关于文化交汇的传说与记载，无外乎公务官吏、冒险公子、落难文人的人生迹遇，不论是交往酬唱还是个人牢骚，基本上都局限在个人经验世界里；而澳门作为一块异族管治区域以及栖居于此的华人与葡人的独特文化心理境况，始终未形成具有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或政治学意义的书写气候。400多年的时间足以沉淀太多的历史细节，造成澳门的历史价值远大于文学价值的学术现状；但这并不是进一步证明了澳门文学的研究价值绝对小于澳门史的研究价值，而是从侧面说明我们对澳门文学的研究工作才开始上路。也许我们有必要展开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专门讨论澳门文学为何在思想激荡的20世纪终于成为一个问题。

二 澳门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

在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文学研究中，澳门文学起步较晚。塑造澳门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并与内地文学展开思想与艺术的平等对话，是20世纪80年代澳门文学形象建构的朴素动机，也是确立澳门文学创作与研究主体性的重要目标。澳门文学研究遵循学科发展的一般模式，走过了从印象批评到学院研究的道路，印象批评的弊端容易引起注意，而隐藏于学术话语与思维中的价值判断则很难察觉。立足史实与立足当下是并行不悖的学术追求，对于澳门文学研究学术品格的提升至关重要。本节以研究进程回顾为基点，针对澳门文学批评/研究呈现出来的问题和局限试作分析，并探讨推进研究格局向纵深发展的可能。

澳门文学研究之所以起步晚，主要和文学自身的发展尤其是文学意识的自觉有关，正如已故著名学者余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澳门文学批评扫描》一文中所分析的：“一个地区的文学批评的发生既有赖于这一地区文学与文化的持续发展，还有赖于文学意识的自觉和相关社会条件的成熟，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澳门，这些前提都不存在。”^[23]余虹在这篇介绍文章中分别从诗歌批评、小说批评、戏剧批评、散文批评、专题批评五个方面勾勒了澳门文学批评的总体面貌，也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出发，客观评述了澳门本地批评家的理论视野及其不足^[24]。

澳门文学批评参与者众，成果亦多，90年代中后期活跃于《澳门日报》《华侨报》《澳门笔汇》《澳门现代诗刊》《澳门写作学刊》等报刊的批评家不下30人，出版个人论著十多种。李观鼎先生在编选《澳门文学评论选》（1998）时谈到了批评队伍的壮观：

比之于创作，澳门文学批评虽略嫌薄弱，却也未遑多让。持评而论，在澳门，涉足文学批评的人并不少，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来：李成俊、李鹏翥、陶里、云惟利、胡晓风、韩牧、黄晓峰、郑炜明、庄文永、廖子馨、汪春、张春昉、穆凡中、周树利、施议对、邓景滨、凌钝、懿灵、黄文辉、王和、缘源、齐思、林玉凤、穆欣欣、冯倾城、胡国年、李观鼎等，不下30人。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或许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批评家，但是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开的诗评、文评、剧评，确乎对澳门文学创作产生着实际的影响^[25]。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澳门文学研究像所有学科的发展模式一样，走过了一条从印象式批评到学院研究的曲折道路，并且仍然在路上。一个有趣但并非证据的现象是，80～90年代关于“澳门文学”重要问题的讨论，大部分都是以讲话稿的方式与公众见面的^[26]。尽管讲话稿内容本身可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甚至针对现实问题的即兴发言加入了书面表述时比较忌讳的尖锐性；但由于受面对一般听众表达的演说模式所限定，所涉主题与逻辑推理不可能以学术专业化径路缜密展开。组成澳门本地文学阵列的成员普遍兼有多重身份，不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符合李观鼎所概括的“非生产劳动性”特点，换句话说，二者皆非文化人安身立命的主业，参与其中全凭个人爱好与兴致，因此确实具有难以回避的“业余性”特征。

在上文提及余虹的文章中，已经表现出批评向学院研究转换的端倪。就余虹文章展开的逻辑而言，“专题批评”可能不应当与诗歌批评、小说批评、戏剧批评、散文批评等文类批评并置，但是余虹显然看重这种涉及各类文体的批评现象，他着重介绍了廖子馨的女性文学研究、汪春的土生文学研究、庄文永的文化透视，并将这些专题批评的出现作为澳门文化批评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所谓“现代化”，余虹认为，这些专题性的批评“超越了澳门传统批评的平面化散点铺叙的模式，开始以系统理论的批评眼光，将某一现象论题化，形成论述焦点，同时采用逻辑推理和经验举证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论述，从而为澳门文学批评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维度”^[27]。采用我们今天习惯的说法是，专题批评具有问题意识，比之于漫泛的个案批评，现象的论题化有利于把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

其实在澳门文学评论界内部，李观鼎、黄文辉、寂然等人首先注意到澳门本地文学批评呈现出来的问题，李观鼎多次谈到澳门文学批评具有小城特有的“温和性”，并且真诚直率地反省了这种温和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这种以说“是”为主或者说以表扬为主的批评，对于成长中的澳门文学，尤其是刚刚出土的文学新芽，具有不可忽视的保护作用和鼓励作用。80年代后期“五月诗社”新生代诗人的崛起，近年来“如一诗社”年轻诗人的成长，都受到了文学批评的扶助和支持。但是，这种批评期许、褒扬有余，点拨、指正不足；强调相容而避免相争，较多谦让而较少交锋；重于文学作品的解释、引申和阐发，而疏于文学取向的澄清、选择和导引，其结果，使澳门文学批评至今尚未完全摆脱如当代美国批评家默雷克里格尔所说的“派生于创作的二等艺术”的处境。

一味的相容，虽然包含着对创作个别性的尊重，但同时也消解着批评的权威性地位；过多的首肯，尽管维系了与文学的和平共处，但同时却丧失了批评的自信力^[28]。

事实上，李观鼎先生当年总结澳门文学批评的本土性、温和性、体验性、业余性等这些特点，它们之间互相关联，互为表里。在近年出版《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所写的序文中，他再一次声明了这些特点的存在，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面目确实也已大有改观^[29]。澳门本地文学批评呈现出上述“四性”特点，内在地支撑了印象批评生成的根据，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特点的形成终究离不开澳门这一特殊历史与地理文化空间的决定性作用。“回归”之前，澳门文化共同体在中国文化与地缘政治起绝对决定作用的背景下产生，绝大部分居澳华人从来不曾怀疑过自身的中国身份。华文媒体与华文文学团体的组建，即以维护中国与澳门本地居民利益、传承中华文明、发展华语文学事业、促进中华文化认同为整体目标。在此文化理想的统摄下，文学批评对澳门文学繁荣发展面貌的自觉呈现，不仅是文学现实的如实阐述，也表达了发自内心的美好愿望，所以批评有“善心”为根基，文字“温和”，让人如沐春风。

随着澳门文学自身的迅速发展，刻意“优待”所预设的“另当别论”话语意味，让人不难想象到澳门文学在某种价值秩序中可能处于次等地位，必然引起人们对批评的警惕。实现澳门文学与内地文学的平等对话，正是当年建构澳门文学形象的原始动机之一，理论与创作为文学之两翼早已无须证明，一味说“好”与“是”的批评，虽然仍有人喜欢，但在澳门也已经失去市场。总体来看，不论是澳门本地批评还是外省研究，自90年代中期起，对于澳门文学历史与现状的阐述和研究都加快了向学院学术规范化、专业化转型的步伐。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本文这里说的“印象批评”主要指不经深入思考、品味而即兴、随意写作的读后感式批评，也包括部分缺乏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法以学术研究面目出现的理论批评文字；以作品解读、欣赏为目的的赏析文章则另当别论。严肃的印象批评建立在对评论对象认真了解的基础之上，英国批评家佩特在谈到印象批评时说，批评要“看清自己手中的物体真正是什么物体，第一步就是知道自己真正的印象是什么，把它分辨出来，清楚地意识到它”^[30]。

如果说澳门文学批评的产生有赖于文学意识的自觉，那么学院研究成为气候，更需要公共学术话语空间的建立和长期有效运转，其中专业人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借助中国政府对澳门教育和人才培养大力扶持的有利条件，澳门青年学生在内地高校学习的人数逐年增长，一批澳门文化人士也相继重返校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如李观鼎、郑炜明、黄晓峰、刘月莲、庄文永、廖子馨、林中英、黄文辉、汪春等人，他们是90年代澳门本地文学批评队伍的中坚，加上大多数人谋职于新闻、文化、教育等文化机构，本身就是澳门文化事业的参与者和看门人，所以他们的文学批评既是澳门文学形象建构的组成部分，又推动澳门文学研究格局加速转换。

“回归”十多年来，受益于澳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和澳门文化机构的大力扶持，澳门与内地、台港学术交流步伐加快，目前澳门现代学术建制初具规模，学术平台亦渐趋完善，代表性的学术期刊如《澳门研究》《文化杂志》《澳门大学学报》等在80年代创刊以来，对包括澳门文学、历史、社会在内的人文社科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学院学术发展总是遵循自身的规律，学院精神对文学批评的话语形塑未必立竿见影，并且指望学术观念与学术范式在澳门深入人心、遍地开花也不现实，不过就本文讨论的澳门文学研究而言，有必要展开持续的反思。

印象批评的弊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惕，隐藏于学术话语与思维中的价值判断则更难察觉，这种属于诠释学范畴的认知困境制约了科学理性的发展。对于澳门文学研究来说，价值判断问题的提出可能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性，虽然它是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所有诠释行为不可回避的一道难题。如果说小城地理局限多少会导致批评受人际关系影响，这毫无疑问构成了澳门文化的独特人文景观，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澳门文学的一部分，当我们将澳门文学/文化场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对象来加以研究时，必须注意这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及其背后的发生学因素。笔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在选择澳门文学作家、作品甚至澳门文学史作为研究对象时，应当如何注意价值判断对研究本身造成的干扰。

巴赫金说：“不可能有无评价的理解。理解和评价不可分割：它们是同时的，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行为。”^[31]文学批评或研究以理解文学作为起点和归宿，是一种无法消解价值判断的主体性行为。因此，价值判断与研究本身并无天然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在于阐述某种尚未被发现的文化规律，而从发现规律以惠及学术这一点看，已经关涉研究对象之价值，无法想象不带私人情感的科学研究能保持长期而高效的注意力，尤其在眼球吸引即决定商业胜负的信息时代。如果这一句话容易引起误会，不妨分两个层次来加以阐明。在研究开始之前（如选题论证阶段），即已形成了“存在价值”的判断，尽管这种判断与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指向两个不同层面，由外在价值判断影响到研究结论的推导，显然存在价值预设的潜在引导，耗费研究人员大量精力和文字篇幅得出“本研究结果毫无意义”之类的结论，终究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在这里慎重提出的“价值判断”，不仅指前述主观情绪对于文学批评的影响，以至批评话语以过于简单的逻辑方式展开，学理性和科学性大打折扣；而且指更多影响批评立场的人为因素很难清除，过于强烈的主观性和仰人鼻息的肉麻吹捧，事实上最终都会导致研究的主体消解，从而使批评本身失去判断力和公信力。以上情况，在80～90年代内地第一批学者介入港澳台和东南亚文学圈时尤为明显。

被誉为“现代社会科学之父和法典制定者”的韦伯曾经指出，文化科学作为一门客观经验科学必须遵循一定的方法论原则^[32]，在划清自身与自然科学界线的同时必须证明自身的客观性存在逻辑，并且以科学方法探寻文化事件之间的关联。此外，他又强调文化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应当避免研究者的情感介入造成某种引导或暗示他人认同的意图。在韦伯看来，具有主观性的评价言论混杂在科学讨论之中，以科学的面貌出现，已经成为专业研究中散布最广而且危害最大的特点之一^[33]。韦伯反对在科学研究中掺入价值说教，首先要求研究者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同时反对研究者进行价值说教，向他人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是韦伯关于“价值无涉”最主要的观点。韦伯终生都反对价值判断的强加，认为如果大学教师越是本着良知避免向他的听众灌输或推荐自己的立场，他的成就就会越大^[34]。对于澳门文学研究来说，韦伯给我们的启示是，避免科学研究与价值判断相互混淆，在文学批评与研究中倡导尊重事实与尊重他人的原则，从最大程度上清除情感偏见对文学研究产生的遮蔽作用。

内地的澳门文学研究走过的道路与澳门本地批评大体相似，此种情形其实又是整个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发展的一般模式，“回望来时路，苍茫横翠微”。我们必须感谢早期学人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他们最先推开了锈迹斑斑的历史之门，点亮了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东南亚华文文学交流的希望之灯。当一个更大的世界华文文化圈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终于不再困守世界之一隅，做着夜郎自大的文化中心美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简单地批判潘亚暾、王振科等老学者在80年代写出的那些以鼓励为主的“香水评论”，当然，这也不代表我们就完全无须对此进行必要的反省。

相比之下，90年代内地的澳门文学研究比澳门本地研究似乎格局要大，阵线布得长，网也撒得密。自1989年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内地高校相继面向澳门招收研究生，到2002年为止，仅饶芃子教授一人即培养了八名澳门研究生，其中直接以澳门文学为论文研究对象的有四位。饶芃子对澳门文学的接触不仅起步早，教学与论文指导的工作需要促使其研究纳入现代文化/知识谱系，从她早期的《我看澳门文学》（1992）这类观感式的文章，到后来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澳门文学与文学澳门》（1999），局部地反映了澳门文学研究的学术建制化进程。饶氏近年编著出版的《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2008），可以说是中国内地到目前为止唯一一部真正渗透着作者学术视野与心得的澳门文学研究专著。尽管比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晚问世十年，《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以文化阐释为中心，为我们理解澳门文学的内在历史与文化构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当然，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亦有其自身特点，这是由内地学者负责组稿、澳门本地学者参与完成的一部简要版澳门文学史，旨在呈现澳门自开埠以来的文学史实，体例上也严格遵循文学史写作的基本范式。在笔者看来，《澳门文学概观》最值得称道的是网罗了这批从事澳门文学建构与研究的作家和学者，在场者叙述弥补了外省学者对澳门历史文化隔膜的劣势，可以充分展示出文本之外的历史语境关联，而前后行文衔接、叙述角度以及文字风格的明显差异，也再一次说明文学史集体编撰本身存在无法避免的技术性局限。

除上述两部由内地学人牵头完成的学术成果以外，90年代以来还有一支规模不断扩大的澳门文学研究队伍，如杨匡汉、古远清、张剑桦、陈少华、莫嘉丽、王韬、王剑丛、计红芳等人，再加上近年来经过学院训练加盟其中的部分青年新锐，不同年龄段学者的参与，极大地完善了学术梯队的功能结构，也从整体上推进了澳门文学研究的进程。^[35]正如张剑桦所言，内地澳门文学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无疑是资料搜集困难。澳门学者早在80年代即针对澳门文学史料保存意识不强而提出史料搜集整理的建议，这一提醒促成了诸多实际的成效，除邓骏捷完成的澳门文学目录整理工作以外，相继由李成俊、李鹏翥、黄晓峰、黄文辉、陶里、郑炜明、李观鼎等人编了一些作品集和评论集，特别是澳门虚拟图书馆的建设，对于整个澳门研究领域都将产生持续深远的意义。不过，澳门虚拟图书馆前期可能主要定位于广大读者，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综合性阅读场所，尚无法达到专业研究的要求，目前提供网上浏览的期刊种类非常有限，受版权问题所困，部分重要的作家作品、论著、会议论文集并未上传。特别是《澳门日报》《华侨报》等持续出版的报纸，目前无法从相关渠道获得，因此需要相关机构尽快完成数字化处理，已经完成或部分完成的，即使是通过付费使用的方式，也应当让其发挥作用^[36]。如果澳门公共图书馆能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接受各地研究者提出的图书、期刊、报纸类文献扫描传递的服务请求，或许将极大改变澳门文学、社会、历史等学科研究面临的资料局限。

此外，正如上文谈论印象批评时指出的相关倾向，形成带有价值预设的研究结论，文化视野可能是其中的关键所在。朱寿桐教授指出，此种研究现状必须改变，否则，建构澳门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就无从谈起：“澳门文学研究相对于澳门文学的创作而言，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内地学者与澳门学者经过近30年的共同努力，已经成功地将文学澳门推向了华人世界。但是，澳门文学研究远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或学科，有关澳门文学研究的积累都还停留在评介层次或附属层面。要在学术上寻求并建构澳门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以建立独特的学术地位，必须清晰地面对并努力克服这样的研究现状。”^[37]朱寿桐先生在内地学术界拥有良好的声誉，学术造诣和号召力又非一般学人能比，加上澳门是他思考人生与文学的新起点，由其主编的《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于2010年底出版，为澳门文学研究增添了从文化与身份角度展开的典范之作。客观地说，作为一部以“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该书触及关于澳门社会结构与文化主体的核心问题，但目前所呈现的结构略嫌松散，如果把论题内涵压缩一半，比如将第五编分割出去，集中精力探讨与身份相关的“新移民文学”现象，整体效果可能会比现在要好一些。文学与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问题，杨匡汉、刘登翰等学者早就指出文化视野在澳门文学及其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朱寿桐利用此身安处的天然优势，以新移民为对象，从文化角度着手，展示当代澳门社会最具生机和力量的群体文化心理，给我们研究澳门文学带来了新的启示。比如他用“文化气根”这一形象术语比拟新移民作家的文化认同，既富概括力又生动形象，扎根的急切性、直观性和直接性，反而导致其无法实现与文化客体的自然融合^[38]，揭示了新移民在移居地艰难的文化融入过程，跟成长于澳门的那些作家对于自身命运的思考极为不同。文学作为一个切入点，关注文化对于澳门的当下意义，是该著作的现实指向意义所在。

值得特别关注的澳门本地青年学者吕志鹏新近出版的《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该书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稍加修改而成。正如该书封底描述的那样，该书采用了比较研究、动态研究及系统分析的方法，对1938～2008年的澳门诗坛进行了深入全面考察，内容涵盖澳门中文新诗的产生、发展、风格、转型、价值等，展示了澳门新诗学这一文学生态系统^[39]。据笔者所知，这是以学院学术规范对澳门新诗展开全面研究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虽然此前有庄文永（暨南大学）、黄雁鸿（复旦大学）、卢杰桦（澳门大学）、余少君（东华大学）等以澳门新诗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内容，但是受限于硕士学位论文篇幅和深度，其学术意义无法与博士学位论文相提并论。《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全书分四章（出版前的学位论文为五章，第五章后改为“论余”），外加“绪论”与“论余”，全文约40万字。论著以文学史的方式展开，以1938年作为新诗（即中文新诗）的起点，时间一直延伸到2008年也即我们常说的“新世纪”，通过70年间的发展与流变，全面展现澳门新诗的发展过程。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有意识地对澳门新诗与社会、政治、文化、文学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针对性探讨，努力向研究目的靠拢，即在再现澳门中文新诗70年的曲折历史的同时，探讨建构“澳门新诗学”的可能性。因此，第一章讨论澳门文学的文化历史传承，梳理葡萄牙文化在澳门的格局与中国文化在澳门的源流、格局问题，尽管前者受人数、经济、文化等诸种因素限制，很难产生实质性的文化影响后果，但是澳门形成的多元文化交杂的面貌，“是中华文化和葡萄牙文化里的一些一祖同宗的分支”^[40]。吕氏认为，新文学在澳门的出现与内地新文化浪潮相比明显滞后，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传统诗词写作在澳门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其主流地位稳固^[41]。这种平衡格局的打破，需要借助于外力的冲击，而20世纪30年代加剧的民族危机唤醒了文化的现实承担功能。作者想要诠释的是，澳门新文学/中文新诗根植于中西交汇的文化土壤，受民族与时代危机的刺激踏上历史舞台。显然，吕志鹏的意图在于获得一种关于澳门新文学不同于“五四”启蒙主题的解释，由此陈述一个自成体系的澳门文学历史发展逻辑，从而使“澳门中文新诗”不至再度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岭南分支”（李德超语）。

暂且不考虑澳门中文新诗在地域表述中是否拥有某种文化自足性，吕志鹏对于澳门诗歌这一代表性文类进行的爬梳整理，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这些史料性的工作看起来并不起眼，却是推动澳门文学研究走向规范化、专业化和立体深入的基石。事实上，这也是笔者见到的第一本真正能体现学科规范的澳门文学研究著作，从相关注释即可看出作者翻阅了大量原始报刊。仅就澳门诗歌来说，今后还需要并且一定会出现澳门本地或其他地区的学者写出具有对话意味的学术著作。当交互对话方式成为学术展开的新思路和新起点，澳门文学研究将真正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文化生态，进一步打开思维视野，从而使文学研究充满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无限活力。

三 场域视域与澳门文学研究

中国内地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澳门文学，迄今已30余年。1991年召开的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则是澳门学者首次规模化参与的内地学术活动^[42]。此次会议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是澳门文学被正式纳入“海外华文文学”范畴。之后，饶芃子、刘登翰、杨匡汉、张剑桦等内地学者针对澳门文学展开了一系列颇具成效的探讨，摸索出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方法，在他们的带动下，澳门文学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对象^[43]。1999年历史性的“回归”更是促成了澳门文学研究的一时之盛，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滥觞，开始在新的历史与学术背景中得以突显。与此同时，澳门文学自身的发展流变、经历殖民语境而产生的若干文学主题转换，以及边缘小文学对中国文学复杂性的呈现，等等，需要结合其独特历史与现实条件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

（一）从“外省批评”说起

内地的澳门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以批评的方式展开的，并且随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发展而不断推进；不过，由于跨区域造成的“外省”语境隔膜，相关批评存在诸多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澳门诗人兼学者郑炜明先生在90年代初毫不客气地指出内地学者存在的问题，呼吁内地同行改进：

内地的许多学者，自改革开放以来，都对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华文文学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许多专著，但对澳门文学的重视相对来说就显得很不够；即使有些人热情地写了评论或研究文章，但总嫌他们还是犯了在研究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时的一贯缺点：得到什么资料就写什么，换句话说就是欠全面、欠公允。对于这点，笔者呼吁在内地的同行们予以改进^[44]。

郑炜明谈到内地澳门文学研究时提出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存在的普遍状况，也折射出澳门本地学者对于“外省批评”所持的基本态度。回顾澳门文学研究历程，部分学者针对现象依附和个案解读的局限折射出的诸多不足，提醒我们必须就澳门文学面临的现实课题展开切中问题核心的观察与思考。这并不是暗示学术本身存在优劣等级，无论是针对澳门文学的个案分析还是整体性的文学史重构，其实都是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关键在于如何坚持学术对于自身的超越品格，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基于作家作品实际做出客观的评判，提升学术含金量，唯其如此才真正有益于澳门文学的发展。

澳门本地文学批评和内地研究呈现出来的现实局限，让人意识到澳门文学不是一个孤立的本体问题，在澳门这样一个特殊语境，必须注意文化背景的制约作用。澳门史专家汤开建先生曾经指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开放的文化特区，澳门文化其实是在这一特区中经东西两种异质文化相互碰撞、逆向交流而产生的特殊区域文化，要准确把握其属性与特征并非易事。选择不同阶段、不同视角去看，可能会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45]。澳门本地学者通常认为澳门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延续，与葡萄牙文化没有多少关系，一个常用来证明这一观点的重要例子是葡治400多年间葡语没有得到有效推广，即便华洋杂处，洋文化的影响也停留于表面，未能深入澳门文化结构之中，因此所谓后殖民视角不适用于澳门研究^[46]。

众所周知，文化形态是一种隐性结构，很难从具体表征获得立竿见影的直接证明，在漫长的历史时间熔炼中内化为集体无意识，考察文化交流与碰撞必须从历史自身实际出发，而非主观印象判断，澳门文学与文化研究需要从包括澳门史在内的其他学科获得支持。

（二）澳门文学研究与知识语境化

学者吴志良先生认为，近代殖民地格局的急剧形成离不开晚清衰落的大历史背景，作为一个率先与西方发生密集对话的前沿地带，澳门的“中西交汇”不仅体现在商贸和政治方面，同样也是此前300多年中葡政治、文化较量的直接结果，虽然中西文明交融缓慢，文化碰撞也以平和、非暴力的方式表现^[47]。在文化方面，澳门的情况确实存在特殊之处。不过，既然1999年“回归”是一种历史存在，便不能否认澳门的“殖民”与“后殖民”问题，港澳差异不是体现在殖民与否的历史方面，而是殖民与后殖民的具体展开。

澳门回归之所以不能沦为民族主义思维的一个注释，是因为作为1979年2月8日中葡两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的共识之一，双方同意澳门是由葡萄牙暂管的中国领土，可以说，“回归”跟中国中央政府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这一坚定立场与葡萄牙在70年代宣布放弃海外殖民地等自身政治取向的双重因素无法分开，并非由华人占澳门人口绝大多数、中华文化占绝对主流的历史与现实原因造成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香港、澳门文学研究中可能会把问题简单化。事实上，文化与政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化政策，比如将葡语规定为官方语言一样，就承载了权力当局的诸种文化态度，只不过它们之间有时体现为隐蔽的关联而难以察觉。如果剥离葡萄牙管治澳门漫长历史中的政治倾向和澳门华人的历史生存处境，就不能全面理解为何直到80年代才提出“建构澳门文学形象”的课题，为何澳门一直缺乏华文纯文学期刊；也很难理解华文报纸对中国文化、政治表现出来的强烈认同倾向，以至于在80年代仍被台湾当局所警惕^[48]。诸如此类，皆与澳门的独特历史境况密切相关，不论是以澳门本地还是其他地区为视野展开的文学史叙述或问题研究，只要将澳门文学作为一种学术体制中的现代知识来加以归纳和阐述，就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历史、政治、地域等文化因素的外在制约作用，所以澳门经验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把知识置入语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沿着知识考古学的思路检讨文学史/思想史的线性叙事，从历史文本的拆解出发，实现对历史复杂性的呈现。

福柯在分析思想史和考古学的时候区分了二者作为学科方法的差异：“思想史是一门起始和终止的学科，是模糊的连续性和归返的描述，是在历史的线性形式中发展的重建”^[49]；与此不同的是，“考古学的描述却恰恰是对思想史的摒弃，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它试图创造另外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50]。根据后现代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的分析，历史只是一种叙事符号编码而形成的形式，“编年史”借助各种话语组装而自成体系，在预设观念的指引下，历史事件只不过是用来证明某种规律的“命题标示物”^[51]。显而易见，一部“澳门文学史”对于澳门文学发展、缓解主体性焦虑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似乎还不是学界目前所能完全胜任的课题，就当前积累、整理、钻研所得的文学史料来说，尚不足以支撑一部既相对完整又体现出学术深度的文学史著作。一部合格的文学史可以不必是文学的全景再现，但是问题的提出与回答一定要渗透历史叙事的始终。

“语境化”作为一种理解与解释策略，原指语言教学过程中应当还原语言的上下文情景。著名阐释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使用“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一词来强调理解与解释的客观性，并非通过理解和阐释把事件认知推到一种绝对知识的权威地位，正好相反，在语境的特定结构中看待意义，展开了意义的多种可能性。可以说，“知识的语境化”是受德里达、福柯、伽达默尔等人特别是反本质主义思想影响而提出的学术范式，它作为一种知识态度或者说思想方式在文学研究中可能并不新鲜，但是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已趋稳定的某种知识体系则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知识的语境化并不仅仅是一种批判的起点和策略，也是求真意志推进的结果：人类不会满足于知其然，更希望知其所以然。追问知识的生成机制，还原其具体历史场景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是知其所以然的第一步，是认识论逻辑的自然走向。如此，要实现对知识的语境化，需要检视诸如认知的主体、机构、体制、载体、知识传统、具体针对性等许多内容。”^[52]在将知识发展为学科之前，学术所能关切的是知识如何得到更加丰富的展现。历史不等于对历史的叙述。把澳门文学研究放到具体的文化/文学语境中，意在获得更为完整的历史叙事支持，围绕澳门中文报纸副刊来追寻文学话语及其空间的变化，有可能再现文学史丰富性的整体景观，这是我们启用“知识语境化”的首要用途，同时，文学及其认知话语也以自身的方式参与文学语境的建构，所以，当引入知识语境化的报刊来进行考察时，澳门本地文学批评与“外省”文学研究这两套针对澳门文学的理论话语得以基本区分。

（三）华文报纸副刊与澳门文学场结构

布尔迪厄指出，艺术的生产与传播法则受相关场域制约，文学场的形成是诸种文化资本或权力之间相互角力的结果，文化资本占位情况决定了文学场的基本面貌。

从分析角度看，一个场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由这些位置所产生的决定性力量已经强加到占据这些位置的占有者、行动者或体制之上，这些位置是由占据者在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目前的、或潜在的境遇所界定的；对这些权力（或资本）的占有，也意味着对这个场的特殊利润的控制。另外，这些位置的界定还取决于这些位置与其他位置（统治性、服从性、同源性的位置等等）之间的客观关系^[53]。

平面地理学意义上的澳门文学场很小，但是诸种关系体形成的历史与现实构造，显然积累了不可计算的资本构成要素，从这个角度说，归返澳门文学/文化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重返文学现场的想象，只能通过特定对象的抽样式考察而获得部分可能。

众所周知，虽然澳门新文学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产生，但是文学自主性意识源于80年代初澳门文学形象建构的讨论，《澳门日报》文学副刊“镜海”自1983年6月30日创办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澳门本地各类文学作品发表的唯一阵地。“镜海”延续至今已将近30年，无疑是澳门文学最重要的平台，聚拢了如鲁茂、李成俊、李鹏翥、陶里、凌稜、沈尚青、穆欣欣、林玉凤、李观鼎、王祯宝、懿灵、彭海玲、玉文、梯亚、王和、邓景滨、林中英、胡悦、徐敏、区仲桃、冬春轩、黄文辉、寂然等一大批文学作者。“回归”以后，他们大部分依然活跃于中文报纸副刊，成为当下澳门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中坚力量。除了给这批已成熟的澳门作家提供继续绽放的文学园地之外，这一平台也帮助新进力量成功走上澳门文坛，比如贺绫声、陈志峰、乐水、卢杰桦、丝纱罗、陆奥雷、太皮、李卉茵、凌谷、小曦、未艾、许文权、袁绍珊、再旭、自由落体、陈淑华、玮岚、刘洁娜、骆嘉怡、黛西、郑锦洋、黄燕燕、小荷等人的作品频频发表于澳门本地报刊。“新人”与前辈相比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作为一支维系希望的新生力量，他们在未来澳门文学发展、革新的历史序列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可以说，21世纪澳门文学作者的代际生成和演进已在副刊文学建构的文学场里悄然进行。

从文学生产与消费角度观察，报纸副刊对澳门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一方面，大多数澳门作家的艺术才能通过副刊长期的耕耘逐步形成，例如沈尚青、林中英等女作家在《澳门日报》副刊“新园地”开设专栏，融合时尚与思想气质，磨砺出生活感知的细腻文笔；另一方面，正如廖子馨曾经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所说的那样，副刊也以某种与生俱来的大众传媒特点为依据，塑造一种固定的共同的艺术面孔，它们可能阻碍作家的艺术创新，其中以副刊散文、随笔表现尤为明显。研究者曾指出澳门散文艺术个性趋同的问题：“澳门散文的公共风格十分明显，作家主体人格的隐晦和审美品格的沉落都较突出。”^[54]可以说，澳门散文作家在澳门中文报纸副刊所提供的各种专栏里辛勤耕耘，这种“自留地”性质的精耕细作容易使作家产生惯性和惰性，伴随而来的就是创新的忽略和已有特色的自足，因此副刊编辑汤梅笑说专栏也是一把“双刃剑”：它能使散文作者因循地生产（其中包括劣质品），它令散文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却忽略了文学的色彩^[55]。寂然曾经专门撰文总结专栏写作的通用程式和专栏阅读秘诀，在专栏写作中谈论专栏，证明专栏亦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且与澳门本地文人的生活息息相关^[56]。寂然的专栏写作具有连续性，这与作者的持续思考有关，当然，只要有条件，他也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在平凡中发掘乐趣的机会。

读者是文学活动的重要主体，是文学实现价值的关键因素，澳门文学以报纸副刊为载体，读者更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它深刻影响并决定了澳门文学的发展面貌。副刊一方面要巩固已有读者群，又要不断通过紧追时代潮流培植新的文化消费点。作为同一进程中的不同侧面，报纸在巩固和培育读者市场的同时，也要引导和培养读者的审美趣味。“回归”十多年来，澳门读者借助报纸副刊极大地提高了中文作品的接受能力和欣赏水平，一些读者甚至走进文学创作行列。当然，由于报纸文章具有“短平快”的消费特点，也使不少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习惯“快餐式阅读”和“傻瓜式阅读”，这对未来澳门文学读者群体文学审美能力、鉴赏能力的提升甚至整个澳门文学生态的健康维持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因此，澳门文学与报纸副刊之间的稳固关系，构成了“小城文学”最为显著的依附特征。另一份重视文学的报纸《华侨报》进入21世纪之后改版，倾向于扶持校园文学，一般文学作品逐渐淡出，因此选择《澳门日报》作为考察澳门文学的样本具有代表性意义。为了体现问题探讨的整体感，避免“短时段”的碎片化个案分析带来的欺骗性结论^[57]，在时间范围上，我们不妨借鉴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划分方法：“一种新的历史叙述出现了。它描述局势、周期、甚至‘中周期’（intercycle），可涵盖10年、25年乃至康德拉捷夫（Kondratiev）的经典周期——50年。……历史学家可以利用新的时间概念，被提升到阐释层次的时间概念，可以试着按照对应那些曲线的新参考点来划分和解释历史。”^[58]因此，设定以澳门“回归”前后十年为时间单位，借助媒体个案入手，寻找一种新的文学理解与阐释方式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尽管“99回归”是澳门历史上一件最值得铭记的大事，对于澳门文学来说，它仍然一如既往向前运转，并未因此发生某种断裂或转向，也未表现出明显的节奏变化。事实上，考察“回归”之后的澳门文学，必然涉及作为发生学背景的80～90年代的澳门文学，因此，“回归”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理限制条件。

（四）“外省”视野与文化外位性

澳门特区在历史上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人文文化背景，“外省”学者受文化体验和在当地生存经验的制约，从旁观者视角考察问题或尝试作出判断，难免是“印象式”的。我们不可避免地陷入自身命题的悖论，大概属于伽达默尔所说的意图与效果历史之间的差异，不论怎么样，它仍然只是学术展开的一种方式。任何事关当下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在试图对其做出某种价值评判时，总是存在给研究对象带来一些现实困扰的风险。

也许研究者焦虑的产生，源于我们对自己身处内地文学圈的优越感，在审美多元化和信息多元化的今天，这种虚幻的自我幻象其实是毫无道理的。如果我们冒充有资格替其他内地学者辩护一句，差异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批评面对无法重合的“两地视野”。当年前辈学者给人造成一种主动降低评价标准以获取对澳门文学同情之理解的假象，他们试图努力“融入”澳门文学/文化体系，从而找到看待问题的相同角度。此种尴尬归根到底还是由于自身视野的局限，虽然客观上是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但在信息高度发达、史料获得的难题并非研究状况终极决定因素的今天，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理论及其立场的失语和失守。如何从自身处境观察和理解“他者”的文化？苏联美学家巴赫金早在70年代即阐述了“文化外位性”的合理性及其必要，这对于所有跨界文化或文学的理解，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存在着一种极为持久但却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观念：为了更好地理解别人的文化，似乎应该融于其中，忘却自己的文化而用这别人文化的眼睛来看世界。这种观念，如我所说是片面的。诚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别人的文化之中，可以用别人文化的眼睛观照世界——这些都是理解这一文化的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如果理解仅限于这一个因素的话，那么理解也只不过是简单的重复，不会含有任何新意，不会起到丰富的作用。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己在时间中所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记任何东西。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要知道，一个人甚至对自己的外表也不能真正地看清楚，不能整体地加以思考，任何镜子和照片都帮不了忙；只有他人才能看清和理解他那真正的外表，因为他人具有空间上的外位性，因为他们是他人。

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但也不是全部，因为还会有另外的他人文化到来，他们会见得更多，理解得更多）。一种涵义在与另一种涵义、他人涵义相遇交锋之后，就会显现出自己的深层底蕴，因为不同涵义之间仿佛开始了对话。这种对话消除了这些涵义、这些文化的封闭性与片面性。我们给别人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别人文化给我们以回答，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的新层面，新的深层涵义。倘若不提出自己的问题，便不可能创造性地理解任何他人和任何他人的东西（这当然应是严肃而认真的问题）。即使两种文化出现了这种对话的交锋，它们也不会相互融合，不会彼此混淆；每一文化仍保持着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的完整性。然而它们却相互得到了丰富和充实^[59]。

这是巴赫金谈到的“外位性”原则。港澳台与内地同属于中华文化核心圈，在这个相对自足的文化场域里，相互之间又表现出彼此不同的文化自主性，这种关系即是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关注的对象。从区域文学场的角度出发，澳门本地与内地无疑互为“他者”，因此，以他者的方式针对澳门文学做出评判、坚持文学外位性原则就具有了学理合法性根基，这样就有可能发现澳门文化与岭南文化、中原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挖掘澳门区域文学面向历史、书写本土、想象未来的文化定位时，也会发现隐匿于开放性、本位性背后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思考在更大范畴内与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实现更加有效的交流。

[1] 李德昭（“昭”应为“超”）：《中国文学在澳门之发展概况》，《澳门日报》“镜海”1986年1月8日，第16版。

[2] 李德超：《中国文学在澳门之发展概况——附中国文学在澳门之发展概况表》，载《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日报出版社，1988，第19～23页。

[3] 胡培周：《我们的文学事业很有希望》，《澳门日报》“新园地”1986年1月13日，第17版。

[4] 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36页。

[5] 仲鹤：《澳门新文学的发展历程》，载刘登翰主编《澳门文学概貌》，鹭江出版社，1998，第103页。

[6] 可参看郑炜明对民国建立后三类不同传统文化人的分析：“清亡之后，民国时期，澳门的确有一大批以前清遗民、遗老自居的文化人，以濠镜为世外之地，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写下了许多佳作，部分人更由流寓渐变成定居澳门，使澳门在其文学发展史上，渐渐有了一批对澳门这块土地有感情归属的作家群。这点是十分重要的。他们的作品跟以前明末清初时遗民诗人群落所写的澳门文学作品比较，在思想、感情和内容上并无太大不同，但其文化身份就略异了：明末清初的一群，始终是过客；清亡以后民国时期的一群则渐变成本土化了，对促进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在澳门的发展，贡献重大，至为重要。”载刘登翰主编《澳门文学概貌》，鹭江出版社，1998，第79页。

[7] 郑炜明：《16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的澳门文学》，载刘登翰主编《澳门文学概貌》，鹭江出版社，1998，第42～44页。

[8] 1984年4～6月，林丹红、秦燕等人于《澳门日报》对“澳门文学形象”发表看法。1988年“澳门文学形象”重新成为热点话题，韩牧、陈浩星、梯亚、葛乃福等人先后撰文阐述，提出个人想法与建议。

[9] 韩牧：《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澳门日报》“镜海”1984年4月12日。

[10] 黄文辉：《整体与具体——关于澳门文学研究的理论》，《澳门日报》“镜海”2000年11月29日。

[11] 郑炜明：《写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之前》，《澳门日报》“镜海”1986年1月1日，第20版。亦载于《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文化学会，1988，第201页。

[12] 郑炜明：《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行政》1995年第8册第29期。

[13] 该文后面谈80年代澳门散文时添加了一个注释，说明他对此还是心存疑虑的：“我们同时要考虑的是，原本是澳门人但后来移居香港并在香港成名的散文作家如谢如凝女士等等符合澳门文学定义的作品，应如何看待？此外，许多国内的前辈作家如秦牧、陈残云等等，都写有关于澳门的散文。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见郑炜明《澳门的华文文学》，载余振主编《澳门：超越九九》，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第322页。

[14] 郑炜明在《论区域文学》第一部分讨论“区域文学的界定”，提出“从作品内容区分”和“从作者身份区分”的两种“通则”，他意识到作品内容区分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再以后者作为区分的补充标准。关于作者身份的区域认属，他列出了四种主要观点：土生土长论、证件论、居住地论、作者自决论。作者分别分析了这些观点的合理性及其局限。郑氏文章的“初步结论”：“从上面的论述与分析，有关区域文学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两点：一、凡是内容与其区域有关的文学作品，不论其作者的种族、国籍、居住地、写作语言和作品发表地，都是该区域的文学。二、任何人在某区域通常居住及生活时所写的任何作品，都是该区域的文学。”原刊于《亚洲华文作家杂志》1995年第45期。本文参考自郑炜明《非有意的阐释》，花城出版社，2002，第283～287页。

[15] 张志和：《澳门文学的百花向我们招手——在“澳门文学座谈”闭幕会上的发言》，《澳门日报》“镜海”1986年1月29日，第16版。

[16] 参见《八十年代澳门作家文学创作一览》，《澳门笔汇》1989年第1期。

[17] 邓骏捷：《澳门华文文学研究资料目录初编》，澳门基金会，1996，第6页。

[18] 李观鼎：《好一袭澳门文学的“嫁衣”——读〈澳门华文文学研究资料目录初编〉》，《澳门日报》1996年10月16日，第25版。

[19] 杨匡汉1996年10月在澳门笔会的演讲阐发了定位澳门文学的五条标准：“（一）在澳门生长或在外地生而在澳门长并坚持文学创作者；（二）在外地生长而后定居澳门从事文学创作者；（三）居住澳门时间较长，从事创作且有影响性作品问世，如今离开澳门的作家；（四）土生葡人以汉语或葡语写作，以反映澳门地区的生活与情感为内容的作家作品；（五）羁旅澳门，书写于澳门，且以澳门为话题的作家作品。”见《山麓分手，又在高峰汇聚——在澳门笔会的讲演》（上），《澳门日报》1996年11月20日。

[20] “亚澳门文学”，英文应当译为Sub-Macaoliterature，字面上可以有多种理解，如从属于“澳门文学”，被“澳门”范畴统摄的文学，推测吕志鹏先生受“亚文化”（Subculture）概念启发，但是“亚”或“次”在文化领域中意味着一种相对次属性或边缘性，其特殊性在于与主流的对位或叛逆，同时这样一种处境也是动态变化的，一旦通过流行被广大群体接受，就会逐渐演变为主流文化，这与其“所指”不太吻合。因此，笔者认为“泛澳门文学”（Pan-Macaoliterature）或许更为恰当。

[21] 张剑桦：《澳门文学源流与涵义之辨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22]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永法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44页。

[23] 余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澳门文学批评扫描》，《东方丛刊》2003年第1期。

[24] 比如，余虹在“诗歌批评”中对照了陶里和黄晓峰谈及90年代两位重要诗歌批评家的现代诗论，最后他说：“黄晓峰和陶里的现代诗论虽有一些差异，但他们都断然主张诗歌‘表现自我’，且论述中激情有余而说理不足。此外，陶、黄两人的现代诗论基本上是对他人言述的转述，这种转述中的个人独见并不多，而且转述也不够系统深入。”余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澳门文学批评扫描》，《东方丛刊》2003年第1期。

[25] 李观鼎：《澳门文学评论选·序》（上编），澳门基金会，1998，第2页。

[26] 直接由讲话整理成文稿或以讲话稿为基础修改而成的代表文章有韩牧《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1984）、《澳门新诗的前路》（1986）、《为“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再发言》（1988），李成俊《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1986），李鹏翥《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1986），鲁茂《谈澳门的散文》（1986），邓耀荣《澳门话剧断章》，陶里《澳门文学概貌》（1993），等等。

[27] 余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澳门文学批评扫描》，《东方丛刊》2003年第1期。

[28] 李观鼎：《澳门文学评论选·序》（上编），澳门基金会，1998，第4页。

[29] 李观鼎：《澳门文学与澳门文学批评》，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4页。

[30] 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191页。

[31] 巴赫金：《1970～1971年笔记》（《巴赫金全集》第4卷），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第456页。

[32] 韦伯的“文化科学”包括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文学艺术等，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韦伯使用“文化科学”这一概念，与自然科学相区别。

[33]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永法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1页。

[34]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05，第44页。

[35] 具体研究状况，可以参看张剑桦《澳门文学研究进程概述》，《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36] 在文学史料数字化方面，应该是香港做得最好。《澳门日报》数字化起步很早，1997年度“大事记”记载：“8月5日即日起独立上网，向全球宣传澳门，开本澳报业先河。”见廖子馨主编《我们——〈澳门日报〉五十年成长足迹》，澳门日报出版社，2008，第291页。笔者翻阅资料，《澳门日报》到2007年才开始陆续刊登订阅电子光盘的广告，现在该报网页仅供查阅2011年1月以来的报纸原文。

[37] 朱寿桐，许燕转：《澳门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学术建构的进路》，载程祥徽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回顾与前瞻》，澳门基金会，2007，第426页。

[38] 朱寿桐主编《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21页。

[39] 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澳门基金会，2011，封底页。

[40] 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澳门基金会，2011，第20页。

[41] 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澳门基金会，2011，第35页。

[42] 黄晓峰、庄文永、廖子馨应邀出席会议，提交论文收入《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

[43] 具体研究状况可参看张剑桦的研究综述文章《澳门文学研究进程概述》，《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44] 郑炜明：《澳门的华文文学》，载余振主编《澳门：超越九九》，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第319～320页。该文后来改为《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载卢德祺主编《澳门教育、历史与文化论文集》，《学术研究》杂志社，1996。

[45] 汤开建：《略论澳门文化的属性与特征》，载卢德祺主编《澳门教育、历史与文化论文集》，《学术研究》杂志社，1995，第185页。

[46] 如庄文永的《中西文化在澳门交融的探讨》《再谈中西文化在澳门的交融》《如何看待澳门文学》等文章，一再强调中西文化相互之间各行其道，他说：“中葡文化在澳门的交融不过是表面上的景观，葡国文化只是在澳门本土文化表层贴上标签而已，精神的文化特质并没有交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澳门文学评论集》，五月诗社，1994，第29页。

[47] 吴志良：《从澳门看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载《东西交汇看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第12页。

[48] 澳门最具代表性的媒体《澳门日报》因此在80年代被台湾当局视为“左派”报纸，在1988年开通澳门与高雄的海上航线时，记者陆波曾被拒绝参加“华澳号”的首航仪式。详情见陆波的《记华澳号首航——本报记者首次赴台采访》，载廖子馨主编《我们——〈澳门日报〉五十年成长足迹》，澳门日报出版社，2008，第156页。

[49]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07，第151页。

[50]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07，第152页。

[51] 〔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第58页。

[52] 马睿：《知识的语境化：观察文学理论的一种方式》，《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6期。

[53]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42页。（按：布尔迪厄亦译为布迪厄，除引用译著文献外，本书正文统一为布尔迪厄。）

[54] 蔡江珍：《报纸副刊与澳门散文》，《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55] 汤梅笑：《托身大众传媒的澳门散文》，《澳门日报》“镜海”2000年2月16日。

[56] 寂然：《停不了的专栏——一则专栏写作的心理学》，《澳门日报》“镜海”2001年1月31日，C1版。

[57]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各种各样的事实成为微观研究的对象，但是得出的结论不能反映现实状况：“过去似乎正是由这样一堆各种各样的事实构成的，其中有些引人注目，有些则模糊不清，而且不断地重复发生。这些事实成为微观社会学、或者说人类关系社会学以及微观历史学的日常研究对象。但是，这堆事实并没有构成科学思想自由耕种的全部现实和全部深厚的历史。因此，社会科学几乎有一种对于事件的憎恶。而且，人们不无理由地说，短时段是所有时段中最变化莫测、最具欺骗性的。”〔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31页。

[58]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32页。

[59] 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巴赫金全集》第4卷），钱中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第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