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幕后篇
老吴是歪才
许多人都说，老吴是个歪才。
你表说，这话从某种意义上理解，还真有几分道理。我是半路出家当的记者，又半路出家做了主持人，在两个不是我专业的专业里，我都取得不小成绩：起码，在新闻行当里我十几年前就取得副高职称(因为英语的关系，我后来没继续申报正高)，在主持人这个行当，现在也拥有不少粉丝了——呵呵，开个玩笑。
玩笑归玩笑，实话说，这世界歪打常常正着。就比如我这个“歪才”，也不天生就是颗歪瓜裂枣，我也曾想过走正途，比如新闻系毕业当记者，播音系毕业做主持人。可惜时也运也命也，我的命不好，没有赶上现在的好时光，十年动乱，中学毕业就下乡，没下乡的进工厂，我17岁就当了搬运工，赤个大膊在街头扛大包，当然不可能这个系啊那个系的深造了。好在命虽不济，心却不死，仗着中学时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过小说(6000多字的《送草》，后来收在省人民出版社的书里)，我坚持业余时间写小说。平时上班，就帮师傅们写写信，包括诉状、离婚协议，当然，也经常写大批判稿。师傅看我笔头子刷刮，什么狗屁文体都能来几下，都说小吴有两把刷子，是个歪才！
十年后，我参加招聘考试当了记者。不会写新闻，就当小说写。当然，不是胡编乱造，而是用写小说的功底，去学习写新闻。所以很多老同志都说，吴晓平的新闻是个四不像，说它是消息吧，没有导语；说它是通讯吧，它又有细节描写——非驴非马，但蛮好看的，有点儿像小报告文学。
嗳，就靠这点非驴非马的文章，我年年斩获新闻奖，市里、省里，乃至国家级的奖状，我都囊括兜中。南京首次评选十佳记者，我就榜上有名！
正儿八经评上“十佳”记者，应该不是歪才了吧？非也，我的非正途出身和喜欢另辟蹊径的做法，在某些人眼中，还是个歪才。《金陵晚报》创办之初，我奉命率领新闻二部。严格说，新闻一部是要闻部，我们二部应该是社会新闻部，收拾边边角角的。要闻部的记者都有口子，牛得很，走哪里都有人接待，时间长了，记者口中直呼市长区长或局长的名而不呼姓，感觉就是他兄弟一样。我们部的记者没口子，成天在外“打野食”，街头车祸，工厂失火，小姐被老板嫖了没付嫖资……记者经常野狗似的被人撵了满街跑，回来也是灰溜溜的，提不起精神来。我说你们当记者是干什么吃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记者就靠稿子吃饭。别看要闻部有口子，抱领导大腿，但他们稿子大部分是工作稿、场子稿，不好看，发不出来。相反，我们晚报需要可读性强的社会新闻稿，你们在外面吃了苦，但稿子发得多，钱也多，人还得到锻炼，得了便宜还卖乖，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事实上，后来我们二部的发稿量超过一部，且常常占据头版，让要闻部的记者又羡慕，又嫉妒，都说二部的头儿鬼点子多！现在南京地面上许多家媒体老总都是我们二部的人，我想他们现在也会像我当年说他们一样，在教训他们的记者吧！
口子野，写法也别具一格。我说，我们是晚报，不要管是消息还是通讯，也不要什么导语不导语的，有些稿子，统共百把字，你再主题肩题加副题导语啊什么的，不是叠床架屋、削足适履吗？作文和打仗一样，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文无定式，看懂就行，好看就行！
因为是地方晚报，我还抓住地方特色，创了一个“非驴非马”的版面《南京万象》，有社会新闻，也有南京掌故，还有老民风民俗在今天的演变。为精读新闻，此版还推出一块“每周之最”，将本周最有争议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和最搞笑的社会新闻列出。这个版一出来，一些老同志反响很大，说新闻不像新闻，副刊不像副刊，定位不准，不像话！亏好当时的晚报总编支持我，说只要有新闻含量，只要老百姓爱看，就坚持办。结果，这版面吸引了大量读者，现在南京地面上的快报、晨报等都市类报纸，都办了类似的版面。
《听我韶韶》也是一个歪打正着的例子。我从小底子没打好，不会说普通话，一说，连自己都觉得癔怪巴拉的，汗毛立正，细胞跳舞。虽然普通话不会说，但我敢说，什么场合、什么人都没怵过。前些年电视台请我做嘉宾，或评委，我说着说着，就被一些电视台看中了，说我说得好玩，有意思。于是，还有的台每天定时让我点评。一来二去的，居然被电视台请上荧屏，十八频道方言节目由我担纲。才来那会儿，并不觉得有多少压力，每天15分钟，海阔天空说一通。你说我是读报吧，我不是读报，常常报纸上这样说，我是那样说；你说我是新闻评论吧，我又不是评论，我常常一字不评，说故事，讲哲理，整个儿像散文。就是我这种别具一格的风格，迅速走红，收视率持续飙升。
为不影响工作，前年我正式办了内退手续，加盟电视台，节目拉长到一个多小时。节目长了，就有点儿捉襟见肘，玩不转了，怎么办？我把节目切成六刀(为了好放广告)，第一刀是“走马观花”，将今天最重要(或可读)的新闻，罗列出七八条，保证一个量；第二刀是“挂个耳朵”，即南京话“挂个问号”的意思，重点评论新闻；第三刀是“借题发挥”，或新闻，或故事，或历史掌故，保证南京特色；第四刀是“老吴出击”，就是解决一些老百姓投诉的实际问题；第五刀是“你发我韶”，就是和网上互动，解读网上一些帖子，议论时政，考据掌故，回忆身世，包括投诉……五花八门，我是有求必应，你发我就韶；第六刀是抽奖猜题，集中在方言风俗上。所以有人研究完我的节目后，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听我韶韶》的前半截有点儿像孟非读报，却又并非全是读报；后半截类似东升工作室，却又完全不像工作室。
传统媒体人，视网络为洪水猛兽，以为上面尽是造谣生事、荒诞不经的东西，我却认为，虚拟世界既是真实世界人所为，自然还有真实的东西。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我主动利用网络，扩大了我的视野，加强了与观众的沟通，使节目变得生机勃勃。如今，我的这个做法，已经被许多新闻同行吸收，比如本频道的《民意直通车》，还有牛气的《直播南京》和《南京零距离》，都有了与网上互动的栏目。有的同事说，老吴你真是个歪才，搞报纸搞出一个非驴非马的《南京万象》，搞电视搞出一个非孟非非东升的《听我韶韶》——你是走到哪里哪里亮，到哪里都能搞出新花样！
虽然此言颇有马屁之嫌，但我听了还是蛮受用的——歪打是方法，是途径；正着才是目标，是结果——如果从这个角度说我是歪才，我觉得这就说明我成功了！
不好相处(自画像一)
陈一多在博客里跟帖说：“博客看了一段时间，吴老师不算很好相处的人啊。性如烈火，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对别人真诚，同样也要求别人对自己真诚。问题在于现在真诚的人少，做真诚的人也难，所以总是和大环境有点格格不入。另外，是非分明，不过又少了点必要的包容性，比较自我中心。”
陈一多是我的同事，电视台的新同事。电视台同事我有许多不认识，至今在一个办公室里上班的，我还有许多名字叫不上来。记得陈一多上次跟帖，点名叫我向某某同事要龟食，我才意识到陈一多用的是真名。起初我以为是一个女同事，还主动去谢谢人家。和那女同胞七搭八搭，最后发现驴唇不对马嘴，这才发现谢错了。那女同事涨红了脸，说吴老师你认错人了吧？我不叫陈一多耶。陈一多是他，喏，就是他！
一个胖胖的大小伙子，有些腼腆。
初次见面就有些尴尬。
更尴尬的是，同事两年多了，得出一个“不好相处”的印象，老吴做人也叫失败。
回想自己这一生，无论在工厂，还是在报社，自认群众关系还可以，不难相处呀。尤其是在报社当领导时，好歹也分管二三十号人，男男女女都有，学历从专科到硕士，性格五花八门，我都能团结得很好。《金陵晚报》的老总肖择民大会小会上说，把人交给吴晓平，别的我不敢说，团结不闹矛盾，我对他是最放心；《南京日报》报业集团老总田涛也不止一次批评过我：“慈不掌兵，慈不掌兵，你吴晓平始终不肯得罪部下，老和稀泥，为部下说情，这是你不能进步的最大原因！”
我常和部下说，弟兄们在一起干活是缘分，多报恩，少记仇。有的年轻人，招聘时托多少人打听到我的住所，送礼的，塞红包的，我是坚决不要。我说，假如你条件不合格，我收了你的礼，你又进不来，岂不记恨我一辈子？假如你合格了，我们以后是同事了，我收过你的礼，见面岂不尴尬？有的记者不了解我性格，在我手下干活时，逢年过节喜欢给我拜年送礼，我也是坚决推辞。我说你们要真支持我的话，在你们岗位上好好干活，我年终分配就能多得奖金；诚心要送我好处的话，不如带我多赶两个场子，吃公家的，省得你破费！
我从来不给同事拜年(当然更不给领导拜年了，短信也不发)，尤其不敢带女儿到人家家去拜年，怕人家给小孩塞红包。年轻人进报社后，一个个结婚了，都要请我去。去多了，我也不耐烦，就宣布：以后你们小男小女结婚，请不要喊我。因为我以后也不可能再婚了，送你们的红包收不回来，不划算！
很多朋友批评我不懂人情世故，不晓得礼尚往来。而我觉得，人活在世上，最好是率性而为，只要自己舒服，又不害人就行。就比如说吃饭吧，熟悉我的同事都知道，我最怕吃饭——最怕应酬性质的吃饭。上了桌先要等人，等啊等，等得饥火大炽也不敢动筷，非要等什么狗屁要人到场才能开席。开席也不能好好吃，韶啊韶，韶得天花乱坠再劝酒，劝得翻了脸儿再说事……常常一桌饭吃完了，回忆起来竟不晓得吃了些什么！
你说这种饭有什么吃头？还不如回家下碗面条，喝碗稀饭畅快！
所以我不喜欢吃应酬饭，更不喜欢吃应酬饭中最差的婚宴了。
前年我到了电视台，原来以为我已经退休，再不需要顾及这些人情往来了，每天做完节目就走，索性连我不该认识的人，也不打招呼了。没想到，电视台年轻人多，结婚的，生小孩的，经常喜糖喜蛋的，相互送个不歇。按照道理讲，我也应该随个份子，做做人情的，但我觉得那比较俗，且烦，所以总是请制片帮我打个招呼，就不去应酬了。去年有个小年轻结婚请我没参加，上周又有个记者把请帖交我手上，我还是没去——或许，这就是陈一多觉得我与大环境格格不入、不大好处的地方？
假如是因此，那还敬请原谅了——我不想委屈自己，也不想演戏，让一个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老头儿，随心所欲地快活几天是几天吧！
只礼心佛(自画像二)
我不信佛，但我有许多信佛的好朋友。毗卢寺的方丈多年前在一次聚会上就对我说，满桌人看过去，就你一个人有慧根。我怕他忽悠我，本身头发就不多，再削发为僧，肉都吃不着了，不划算，忙合十说，大和尚，我是无神论者，不信佛。方丈笑眯眯地说，我并没叫你信佛，我只是说你有慧根——阿弥陀佛！
相书说，今年属羊的人，命犯太岁。我不信命，但我今年跑医院的次数着实多了一些。先是父亲开刀，接着是荒子割癌，还有妻子治病……一拨拨的，看着一个个挂瓶子、捂肚子、哀号呻吟的人，络绎不绝地从面前走过，好心情也弄得一团糟！更烦恼的是求人。医院我本不熟，因为节目的关系，和他们小有交道。更因为现在出了名，这些平时求不到的医生还都给我面子。于是，我就一次次地厚着脸皮求人：求主任亲自主刀，求管床医生不要乱开药，求护士长多多照顾。我像个磕头虫，团团作揖，欠下许多人情。
我对妻说，以后你别给我做滥好人，再做下去他们病好了，我得病了。有空，我们也去拜拜佛，冲冲晦气！
妻连声诺诺，说再也不揽事了。可一转眼，事又找来了——那天一下班，我就发现她神色有点异样，欲言又止的样儿。我很警惕，每回她对我特别和蔼、特别体贴的时候，就有麻烦上身。所以我装作没看见，也不理她。晚饭桌上，她憋了又憋，终于在散步的时候，说出来了：你啊晓得啊，大红前天也学你，去照了个肠镜耶！
哟，她好好做那个东西作甚？我说，我做没得事，她做准有事！
哎呀呀，你嘴真毒耶！妻还在炫我，说，她一查就是肠癌！
我吓了一跳，不敢作声。
大红是我和妻的同事，当年一道进的厂，和妻是好朋友。她小我们一岁，后来也和我们一样，同事之间恋爱，和我的一个“朋友”结婚了(这个朋友，就是我在《决不宽恕》里写到的那个朋友)。大红家境不好，家里开茶炉子，从小就给人担水、做事。可能从小苦吃多了的缘故，20多年前，就得了癌病，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这以后，化疗、开刀，再化疗……她先后开过四次刀，身上割了不少器官，硬是靠她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斗争，居然活了20多年。如今，她儿子也抚养成人了，眼看就要娶媳妇了，她居然又查出肠癌！
你怎么不说话？妻问。
说什么？我抬起头说，我晓得你想叫我做什么——还是请郑主任开刀对不对？
哎呀，你真是料事如神耶！真的，不是我炫你，这次算我求你了，与其烧香拜佛，不如多做好事。求你再帮回忙，大红太可怜了！
妻颠三倒四地说着，我不知该说什么好……
大红的确可怜。更可怜是她那还没成家的儿子。我们那个城南小厂，20多年前就相当于倒闭了，只留了几台机子给私人承包，工人全部回家，他们夫妻俩等于下岗了。丈夫找不到工作，妻子一场场生病，家境潦倒，偏偏小孩十分争气，读小学便是乒乓高手，还在省里获过奖。虽然补丁衣服补丁裤子，但成绩十分优秀，小升初进了重点中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取南大，前年毕业分在南京一家待遇很好的企业。有了钱，立即贷款买了套新房，让父母搬进去，说这房子你们住，贷款我来还。每天中午，从家里带饭去单位吃。单位每月的伙食补贴，他一分钱舍不得花，全部交给妈妈，还说，妈妈，我们这饭卡可以在超市买米买油，你拿去买吧。我每天从家里带剩饭就可以了！
家贫出孝子啊！我叹口气，说，就冲她家这个懂事的儿子，我也应该帮帮她！
我就晓得你一定会帮这个忙的。妻喜笑颜开地说，你要晓得，开刀找个人有多难，花钱都找不着耶，你是救人一命，胜造个什么的啊？
不要韶了，我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就算我礼拜一次心佛吧——带上钱，去看大红！
随遇而安(自画像三)
我不是个太难讲话的人，少年的苦难和青年时期的磨折，让我养成了随遇而安的性格。
读小学时，母亲的一个耳光彻底粉碎了我童年的梦幻，让我过早领略了世态的炎凉。这以后，我学会把尊严夹在裤裆，让仇恨躲在笑脸后面磨砺心灵。上中学的第一天，一个成分好的同学叉开双腿，骑在门头上，叫嚷着，黑七类从我裤裆里拱过去！我当时血冲脑门，但想想我的书桌，我的前途，都在他的腿下，我平静下来，挤出谦卑的笑容，从容拱了过去。学校挖防空洞，我钻进冰冷的秦淮河，摸出一块块城砖，搬到学校，掌心磨破了，手背砸肿了，我也不敢请假，权当小时候和哥哥他们一起练哑铃、做俯卧撑了。进了城南小厂，做搬运工，有一次随车去常州押货，大概路上没服侍好司机，他故意中午时间提货，还急着要走。中午人家厂里休息，没搬运工上货，我就饿着肚子一人扛，三吨多塑料，6000多斤死尸一样的一筒筒塑料卷儿，就从我一人肩头扛上车。吃饱了回来的司机吓得张大嘴，下巴颌都快掉下来。还有一次去青海出差，两天两夜，挤在闷罐一样的车厢里，人站都站不住，行李架上都爬满了人。天黑了，累极了，我在座椅下铺上报纸，一头钻进去，在令人窒息的烟味和脚臭里，我放平了身子，想象着大西北的异域风光，默诵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酣然入睡……
生理上能屈能伸，随遇而安，心理上反而愈压愈强，宁折不弯！有时候，为一点点小委屈，一点点小不公平，只要我有能力反抗，我都会作匹夫一怒。还是在城南小厂的时候，二轻局知道我文章好，特地把我借调到供销经理部。那年头，许多大集体的工人，就是通过借调来到机关，最后成为公务员的。这可是一个人人都羡慕的机会，是许多有门路的干部子女开后门都攀不上的阶梯，可我并不稀罕。首先，在工厂我凭体力和技术吃饭，没人小看我，而在机关，人人都对你呼来喝去：小吴，给我倒杯茶！小吴，去把地扫一扫！我好生闷气。其次，是待遇的不公，干活比人多，好处没你份。经理部经常有些紧俏物资，比如那个年头难买的酒啊，烟啊，按人头分，没你的份。看着男男女女欢欢喜喜从你面前过，你会自觉矮三分。有一次，好像也是夏天吧，拖来一车西瓜，领导喊我们年轻人卸车。我浑身大汗，把一车瓜卸了，分了，末末了，又是没我的份。站在那里，我有些尴尬，一个年纪大一点儿的同事，好心地将她手上跌破的一只瓜递给我说，小吴，拿去尝尝——
我一转身，瓜落在地上，红红的瓜瓤像鲜血洒了一地——我走了，回我的小厂！
我不喜寄人篱下，更不会吃嗟来之食。
滑稽的是，如今老都老了，又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前年在朋友的一再邀请下，我狠狠心，放弃了别人眼中十分优越的位子，内退来到电视台，只想人生最后一站，混几年回家。许多老同事来看我，一看我这么个工作环境，说，哎呀呀，你在报社当老总，好歹有个独立办公室，现在怎么就窝在这么乱的一个大环境里工作呀？当他们听说我早晨六点多就上班，中午常常吃不上饭的时候，更觉得我人生最后一次抉择是个失误。
我并不这么想。一来我在报社这许多年，虽然是个领导，却在官场倾轧中被挤来挤去，并不快活；二来我尝到电视的甜头，多少还有个说话的平台，说一些我过去想说而没地方说的话。有这两条，我就很满足了。何况电视台的领导，非常善解人意，比如发福利、报销交通费，都与正式编制一视同仁，甚至还安排我每年出国一趟。这些合同上都没有的细节，他全部安排得妥妥帖帖，不让我有在他人屋檐下的感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上的外来感，还是无法排遣。就以我的工作量来说，恐怕南京台的任何一个主持人，都没有我的工作量大。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自编自导，甚至连顶替都没有，就这么老牛破车地向前拖着。有一次我和领导开玩笑说，你就没考虑我哪天会感冒咳嗽啊？
他手一摊，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色。
当然，他大会小会的，经常会表扬我，说我们电视台，每天哪个有吴老师来得早？哪个有他那样敬业？
他好像摸准了我文人的虚荣心，这么一说一捧，我就不好意思再叫苦了。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确实是这么回事了——想想十八频道爆涨的收视率，难道没有我的贡献？在办公室里呆头鹅似的潇洒地走来走去，一副有功之臣的样儿。直到有一天，一个跟我关系较近的记者悄悄对我说，吴老师，你以为记者背后都在夸你啊，未必！领导拿你说事，在骂记者的时候，记者们背后都这样议论你——老吴来得早，可他只要做完节目，经常下午不来啊。要我也能这样自由上班，我也可以起早！还有，他夸你敬业时，有的记者就酸溜溜地议论说，老吴当然敬业啰，假如我要有他那么高的薪水，我比他还敬业哩！
呵呵，作客三年狗都嫌——我唯有苦笑。
因为我在节目里批评时政，经常检查，还会扣奖金，分管领导不愿做冤大头，开始删我稿子，越删越多，越删越惨不忍睹了。我理解他们的苦衷，所以从去年起，已经不看自己的节目了——不敢看，看了会生气。但这很不合我性格。过去我无论给哪家投稿，我最恨人家不尊重我，随便删我稿件，甚至自作主张，将我的意思改变。
前天早晨，趁一个办公室无人的机会，我将我的苦恼向我的朋友、电视台的一把手说出来了。我并不渴望什么奇迹发生，也不希望他改变什么，我只是心里憋得难受，向朋友诉说诉说。
他再一次与我讲，节目应该怎么说，怎么说。类似的观点，我已听他说过多少回，观点无疑都是正确的，可是我说，山难改，性难移，我这么多年已经习惯我的思维方式了。
那你要改啊，吴老师！他语重心长地说。
我叹口气，说，就是改，也应该把节目改短一点，像《孟非读报》那样，每天精读一段，我想我不会比他差。假如每天再这样一个小时，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选题好，也真的不想再说下去了。
一把手冷冷地斜我一眼说，真不想干，也要等到年底再说吧！
那一眼，寒飕飕的——我打了个寒噤，觉得有些滑稽。我原来以为他会安慰我几句，或者找出一个减轻我压力的方法，没想到他会这么说。就像一个正在撒娇的孩子，没盼来母亲的呵护，却挨了心绪不好的母亲一个巴掌，确实有些滑稽。
记不清哪位戏剧大师说过，滑稽比悲剧更残酷！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缩缩肩，走了。
走到门外，我才缓过神来。望着空荡荡、乱糟糟的大办公室，我想，或许我真的该走了……
绑架一生(自画像四)
版上有好几篇投诉，都是控诉万恶的医院的。有六个月宝宝被不负责任地诊断流产的；有花甲老人治疗关节炎惨遭忽悠的……按我过去的脾气，自然是拍案而起，拔刀相助。可想一想今年我数次麻烦人家医院，为父亲，为妻子，为朋友，为同事……为了这些推脱不掉的亲朋，数次厚着脸皮麻烦人家，此刻怎能过河拆桥，说翻脸就翻脸呢？
我实在说不出口，尽管这其中许多被投诉的医院，我并没有麻烦过他们。但一想到批判医疗的立场，不该因人而异，厚此薄彼，我也只好缄口不言了。
无形中，有一种被绑架了的感觉。
人无完人。有时我甚至悲哀地想，我不仅不算完人，甚至不是个好人，尽管我这一辈子努力想做个好人。
回想一生，我做过许多好事，也从未违背良心干过一件缺德的坏事，但我在名利的束缚下干过许多自己不愿干的俗事。至今还在某种无法解释的“绑架”下工作着，不也叫颇含滑稽吗？
滑稽比悲剧更残酷。
本来就不甚幸福的童年，在十年动乱中戛然而止后，我仿佛一下跌入万丈深渊。那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根本不该来到世上的人。无论我怎样努力学习，无论我如何听话做个乖孩子，我都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另类”，唯一能解脱的，就是死。真的，假如死比活着更轻松的话，连孩子也会作出简单抉择。只不过生死关头，我舍不得父母，他们含辛茹苦养活我一场，我还一点没有报答他们，就这样走了，我会觉得对他们不起。所以，我是被父母绑架着，勉强完成学业，走进工厂，开始漫长的人生之路。那时我总想，等父母走了，我没有牵挂了，赤条条想到哪儿就去哪儿，地狱和天堂没什么区别，只要不痛苦地活在世上就行。
熬啊熬，熬毕业了，熬工作了，熬成家了，熬得母亲去世了，应该没有束缚了吧？痛不欲生的关口，还是死不得——想想无辜的妻子，怎能承担如此悲痛？想想女儿，还没成人，怎能将她孤零零留在荆棘丛生的险恶世界，没有父亲遮风避雨？于是，我又被女儿绑架着，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挣扎……
想想我这一生，束手束脚，委委屈屈，被绑架得太多太多。比如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个作家，一个像曹雪芹那样自由宣泄心灵、揭示人类不朽的真正作家。可是我俗念重，耐不住寂寞，甚至还想通过码字苦钱，所以我至今还在作家门槛外面徘徊。不是没有机会，是我性格使然。比如我在中学时就在报纸上发表小说，还被收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里去。但我毕业后，分在小厂当工人，一边和师兄弟比技术，争工资，一边又挤出业余时间，点灯熬夜写作。虽然写得很苦很苦，比如三九严寒写得手上生了冻疮，三伏天睡在澡盆里写得关节生疼。终因时间琐碎，写作无成。我曾经发狠：哪一天我身陷囹圄，铁链拴着，说不定反而能静下心来写成大部头皇皇巨著！
没有时间只是客观原因。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才是我始终难成大器的主观因素。我一生中，有过许多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都因为我的怯懦和犹豫，一次次擦肩而过。中学毕业时，我们本届毕业生应该去农村插队的。江宁县文化馆听说我中学就发表过作品，人还没下乡，就把我的名单抢到他们单位。后来因为我的哥哥姐姐插队，我成了“留城人员”，秦淮区文化馆闻讯也邀请我加盟。曾经做过我老师的朱平馆长，三顾茅庐，邀我工作，甚至还请一个副市长出面，去我们厂里谈判。可惜我们那个大集体小厂，庙虽不大，和尚却大有来头，是一个老干部，级别很高，只因进城后的“男女作风问题”，一降再降，在我们小厂的厂长位子上屈就。老干部官位不大，脾气却不小，哪个来都不买账，还说，肉烂了也要烂在锅里，就是不肯放人。市领导几次暗示我，离开小厂，先在社会上无业过渡一下，再找机会调到文化机关。但我思来想去，还是舍不得14元月薪的工作，那毕竟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个留城工作的机会，哪怕搬运工，好歹也是个“工”啊。这以后，职称问题、学历问题、正处级别……这一个个世俗的台阶，像一条条绳索，牢牢捆住我的手脚，让我失去许多机会；现实的物质待遇，更是引诱我一步步走向陷阱，离儿时的梦想越来越远。我很佩服我的友人，比如我在博客里曾经提到过的周荣耀，放弃了企业家丰厚的赚钱行当不干，舍弃了城里舒适的环境不住，到乡间租一所小草屋，青灯残月，码字累年，终于成就一部大书。我也佩服我的同学王明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和我一道进的文讲所，为人低调木讷，作品也不惊人，应该是我们那群当中极平凡的一个。数千同学中，后来有的成了记者，也有的当了官，只有极少数留在文联作行政工作，更多当年的文学青年，后来的职业似乎都与作家无关。只有这家伙，埋头苦写，大陆不发表，拿到台湾去发；纯文学不承认，就写俗文学，甚至电影剧本，张艺谋和巩俐几次秘密登门求稿。终于在前些年，他靠自身的作品，成为省专业作家，给政府养起来了。对他的际遇，我是既羡慕，又嫉妒，可当我捧着他一本本厚书浏览的时候，当我在后记里看到他为写书，几次大病，几乎垮掉的时候，我才深深折服——有舍才有得。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些世间极浅显的道理，真正做起来，需有大智慧，大毅力！
其实，除了主客观因素外，我觉得我长期被扭曲了的人格，也有问题。比如我写过五本书，除了三本是我自己想写的外，还有两本我一直羞于向朋友展示。一本是《马祥兴传奇》，是应朋友之约，短期突击而成，严格讲，是一本带有广告性质的粗疏文字。还有一本《南京好人》，看名字就知道是什么性质的书了。那是应市委宣传部之命，特地为宣传南京写的一本。内容左审右审，书名也是几个大学教授共同商定的。呵呵，所以这两本书，尽管装帧精美，稿酬也不低，一般我却羞于向人介绍。有的文友背后臭我，说我不是文人，有点像商人。此语尽管刻薄，仔细想想，倒也恰如其分。坦白地说，在社会上厮混这么多年，我不仅沾染了浓重的商人习气，有时甚至牺牲做人原则。记得在报社的时候，有一次一个读者向我投诉，她的女儿听信广告宣传，吃出一身病。她声泪俱下的控诉，听得我热血贲张，说一定要为她讨个说法。然后是调查，取证……经过一番艰苦的采访后，一篇动情且深刻的稿子写好了。可是，领导来打招呼，说不要发了。我抗争，我怒吼，但当领导再一次语重心长地说，想想报社的沉重经济负担吧，想想你一个人的力量，又能解决多少社会问题？我犹豫了，我屈服了……一周后，当领导表扬我为报社的广告做出贡献时，我头脑里首先浮出的是一张泪水涟涟的脸。
想想这一生，我们几乎是在绑架中走过：儿时纯洁的理想被琐碎的柴米油盐绑架，漫溢的感情被僵死的婚姻绑架，原则和道德被人情和交易绑架，犀利的批评报道被铜臭熏天的广告绑架——人的一生，何曾有过一天不被绑架的舒心日子？人的一生，哪天不是在道德良心的底线和世俗利益的挣扎中度过？
呵，一生绑架，绑架一生，恐怕只有了结一生的时候，才能彻底摆脱绑架——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结局，一张多么可怕的图画！
而我，竟是那张图画中的丑角……
化妆
几年前刚上电视时，初次经历化妆，柔荑玉手在脸上揉啊摸的，似乎很神秘。几次摸下来，新鲜感就淡了，感觉这化妆其实就和农民工搞装潢一样，没什么稀奇的，无非就是先打粉底，然后着色，最后扑粉……和装潢的批腻子、找平，然后一交一交刮老粉程序差不多。后来我把我的感受写成散文发表在报纸上，很是得罪了一帮自称大师级的美容美发界朋友，包括电视台的专职化妆师。她们再在我脸上捣鼓的时候，都会恨恨地一边往我脸上使劲按，一边居高临下地拷问我，这是打腻子么？这是装潢么？你不懂就不要装懂，不要糟蹋我们这门美的艺术好不好？
我深悔我的饶舌得罪了为我服务的大师们，同时我也觉得我这张老脸，化不化妆都属于麻袋上绣花——底子太差那一类，所以我后来正式走上荧屏后，电视台特地为我找了个化妆师，我干脆回绝了。我说我这张脸别说化妆了，就是整容恐怕也整不出一朵花来，还不如让它天然去雕饰，就这么峥嵘可怖地杀上屏幕去，也是一特色——你没看时下丑男当道，怪女满台么？
于是，我就这样马马虎虎登上主持人的舞台了。只是出于摄像的要求，说我脑门鼻尖反光，我才每次上镜前，自己用粉遮盖一下。同事们都羡慕我，说老吴化妆奇了，只要一分钟就搞定！
就这一分钟的小粉，也惹了不少麻烦。一个多小时节目下来，脸上又是油，又是汗，在自来水下面摞一把，根本洗不下来。化妆间门背后挂着一排毛巾，四五条的样儿，大约是美女李钰、高颖、钱嘉雯她们的，说不定张彤、韩佚那两个脸蛋并不白但使劲搽粉搽白的小白脸的毛巾也在其中。我是烦不了，抓过来就用，结果没洗干净的粉和油全擦在了人家毛巾上，黄一块，白一块的。心下隐隐有些歉意，应该跟毛巾主人打个招呼的，可惜每次“作案”时，都没有人，也不晓得揩了哪个的油，准确地说，是不晓得我的油揩到哪个的毛巾上了，想打招呼也不能找不到坟茔堆儿乱磕头呀，便随他去了！
不久便发现，门后挂着的毛巾，越来越少了。四条，三条，两条……终于有一天，我洗得湿漉漉的脸，眼睛都睁不开，伸手去门后扯毛巾。一扯扯个空，再扯还是空，虚着眼睛掀开门后一看，哇，一条毛巾都不见了，只剩一排弯曲的空钩，像高挑的眉头在嘲笑我！
回家向老婆一汇报，也挨老婆一顿骂，她说你这个人素质怎么这么差？拿着人家毛巾乱往脸上擦——不晓得的人还以为你小气，连毛巾都舍不得买哩！
我说不会吧，我就这邋遢脾气，在家洗澡不也这样么，不管是药皂、洗衣皂，逮到什么洗什么，头发都洗掉了我也不在乎，还会舍不得毛巾那几个小钱？
你那德性我了解，别人怎么想你知道？再说家里也不是没有毛巾，你这样不是讨人笑么！
妻唠唠叨叨半天，我烦了，想出一句话呛她：穿衣服看袖子，娶老婆看舅子——我在外面邋里邋遢，说明家里老婆不会打理我，说到底还是你的错！
妻已习惯我的强词夺理，不再辩驳，只是叹口气……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发现她在我包里塞了三条毛巾！
我在门后挂上自己的毛巾。于是，空钩上的毛巾渐渐又回来了，两条，三条，四条……
没事的时候，我把我的发现说与老婆听。看她没心搭肚的，爱理不理，我特意讨好她说，你看，现在我不但上班有了变化，回家也有了改进哩——自从我上次抱怨肥皂洗头掉头发后，我看你在洗澡间特地买了瓶洗头水给我，还是进口的，全是洋码子。我现在洗头就不用肥皂了，用你的洗头液，天天洗着舒服哩，就是感觉泡沫少点儿，洗完了还油腻腻的，不容易干！
啊？她大惊失色，说，洗澡间那瓶女儿从国外带来的护发素是你糟蹋的？我还怪保姆私下偷着用，正准备收起来呢！
我还没听明白，不服气地说，怎么你用就是护发，我用就是糟蹋？
她哈哈大笑，说，你看看清楚再往头上抹噻，那是护发素，不是洗头液，不能当肥皂用的，你怎么这么土呢？
……哦，我又出洋相了，怪道头发掉得更厉害了哩，敢情是上了洋鬼子当了。
贴近明星
我这人向来不喜欢明星，偏偏我走上新闻单位的“处女”采访，全是与明星打交道。
那时我分在《周末》，是一张娱乐类的周报，自然要围着明星转。那天，刚刚红起来的C某来南京卖唱，我们去采访。上午去时，她就说很忙，开完会再说。会一开完，她一头钻进包间吃饭，把我们晾在一边。包间外有记者席，同行们吃得痛快，只有《扬子晚报》的鲁野、《南京日报》的戴仲凯和我守在包间门口，不敢离开。因为她答应接受我们采访，估计是肚子饿了，那我们就守候在门口，等你丫的吃饱了再说吧。就听包间内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可怜我们饥肠辘辘，打着腹稿，想她出来问些什么。过了好长时间，包间内好像没了声音，我忍不住探头一看，酒席早散了，只有一个喝高了的组办方工作人员还滞留在桌上剔牙，对我笑眯眯地说，C某早溜回房间休息了，你们还守在这里干什么？
咦，她不是晓得我们等在外面采访她么？我们愤愤地问。
工作人员玩世不恭地一笑，继续喝他的残酒。我们知道和他理论不出什么，直接就上楼，按会务组提供的联络册，敲C某的房门。
轻叩，低问。
重敲，大声喊。
门里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走错门了？戴仲凯向我们使个眼色，叫我们守着别离开。然后他跑到前台，用总台电话打到她房间。我们就听房间里一声“喂”——我们扑上门去使劲敲，C某终于不好意思开了门，拉长了脸，招呼也不打，慵懒地往床上一歪，腿一翘一翘地，摆出一幅任人强暴的态度说，问吧问吧，你们有什么赶快问吧！
憋了一肚皮的话，我们一时不知问什么好……第二天我见报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被一个嘴巴打上台而意外出名的C某，昨天来到南京。”
刘晓庆没出名前，我很喜欢她。她在《神秘的大佛》里给人印象并不深，但她知青的经历让我对她颇有好感。那时我在南京文讲所学习，有一个男同学经常读他和刘晓庆之间的通信，让我们也隐约知道她婚姻的不美满和奋斗的艰难。后来《小花》、《芙蓉镇》，她一部演得比一部好，我不由得对她刮目相看。所以我在《周末》当文化记者时，刘晓庆每回来南京，我都去采访，都认真写“吹捧”她的文章。当然，我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写她文章的人歹着哩，我认识她，她不认识我。有一次，我们采访她时，她叹口气，说她太累了，这部电影拍完不想再拍了云云。我很同情她的劳累，所以写了一篇《刘晓庆说她太累，不想再拍电影》。结果各家报纸转载我这篇文章时，标题五花八门，最后竟出现了《刘晓庆将告别影坛》，刘晓庆便坐不住了——估计她先看这么多文章，还是捂着嘴偷偷乐的，但笑着笑着发现不对头了，当真息影，以后日子怎么混？所以她马上又对记者说，她从来没说过这番话，更不认识南京这个瞎说八道的记者。于是铺天盖地的辟谣文章，再一次把名人刘大妈炒得更加有名了！
她又出一把名，却让我背了一口黑锅，领导多次找我谈话，问我是不是“造谣”？我百口难辩，甚至找和我一道采访的记者作证，领导也不相信。看来，名人就是嘴大，于是，她再到南京来，我坚决不写她了。相反，对于她在电影上或电影外扮演的各种角色，我用评论的武器关照。
——这些都是刘晓庆犯事之前的事。她后因偷漏税被关进牢房，社会上群起而攻之，我反而没再写她一字。因为她那时已经是个死老虎了，攻之不武，打之不祥，且有落井下石之嫌，那不是我老吴的风格！
我与很多明星有过交往，比如当年曾经骑自行车带毛阿敏到报社唱歌，后来她出名了；也曾经采访过张行，觉得这小子还蛮棍气，刚写了一篇长长的吹捧文章，他却因流氓罪关进牢里去了……絮絮叨叨说了半天，或许会有人说我写的全是过气明星，那我再说一个稍近些个的玩玩。
去年梁静茹来宁，电视台安排我和她做档节目。虽然我不知道梁静茹是什么明星，甚至不知其是男是女，但想我一生见过的明星多了，随便采访哪个也不在乎，就一口答应。没想到若干年后的若干年后，我老人家现在在别人眼中，也是个明星了(见鬼，这可是人家说的，我自己从来没这么看)，策划此次活动的公司特地打听老吴有什么爱好？思想保守不保守？不晓得同事背后是如何议论我的，反正那天走进演播室，我一看梁静茹，是个瘦叽叽的毛丫头，浑身没的几两肉，印象最深的是她两条贴上去的眼睫毛，忽闪忽闪如同扇风！更让我吃惊的是，对面而坐的两张沙发，其中一张上垫了好几层垫子。先以为是给那瘦叽叽的毛丫头坐的，但策划公司请我坐上面，摇摇晃晃地爬上去，居高临下，不知是什么意思？梁静茹出场了，换了一件胸口很低的衣服，往我对面一坐，妈耶，我眼睛就不晓得朝哪里看，赶紧滑下座来，问我的摄像，这是什么意思？摄像说，策划公司听说老吴很喜欢女孩子，思想也开放，就希望把节目做火爆些，特地让老吴坐高些，梁静茹胸口开低些，“这样，让你大饱眼福，做节目才情绪高涨啊！”他贼忑兮兮地说。
“快把垫子搬走，”我大叫道，“再叫那毛丫头换件包裹紧点儿的衣裳——你们不是来上庙，是来糟蹋老道——诚心勾引我老人家犯错误么！”
花样姑娘
上一篇说与明星近距离，实际上离我最近的明星，是十八频道的当家花旦李钰小姐。她的办公桌连着我的办公桌，中间只有半截木板挡着，头一抬就见花容月貌了。
与李钰同室共桌一年多，感觉她与我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哪怕静静坐着，都有很大动静——因为我坐着都能睡着，鼾声如雷，用李钰的话说，像火车过山洞(其实我晓得她想说的是，像老母猪哼)；而她不论坐哪儿，都是一点声音没有。有时候我捂着话筒打了半天私密电话，头抬起来一看，哇，李钰就坐在我鼻子底下，冷不丁吓我一跳！仔细想想刚才是不是什么过头话让她听了去？心底发毛，嘴上便说，你怎么静得像个影子(实际上我肚里想说，你怎么像个偷听壁角的女特务)？
她总是轻轻一笑，什么话也不说，只有腮边两个浅浅的酒窝微微荡漾，又消失在光洁的玉盘里……
李钰岁数不大，学问却不浅，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那里静静地看书。我读报经常会遇到一些生僻的字，过去读时，跳过去就行，反正晓得大概意思就可以了。现在不行，现在我是艺人，吃的是开口饭，字读错了会有人揪住我不放，所以就大呼小叫，某某字哪个知道怎么读啊？
办公室很大，基本没人搭腔，大部分都是李钰告诉我，这个字该怎么读，而且是几声。有时候我不放心，偷偷查字典，发现果如她说，便暗暗佩服，不愧是正规播音出身，咬文嚼字，就是字正腔圆！
李钰虽已成家，老公也是我们新闻同行，但因为长得漂亮，身边不乏献殷勤的男性。只要她一落座，就有白马黑马各色“王子”绕过来，这个为她打水，那个约她吃饭。当然，都是些好同事，并无非分之想，只想调节一下，图个工作不累罢了。和所有新闻单位的女同胞一样，她并不扭捏作态，大大方方，偶尔兵来将挡的，还会开两句荤玩笑。和所有馋嘴小丫头一样，李钰也很好吃，中午总不肯安分在食堂就餐，喜欢约同事出门找这家那家饭店，觅一些新鲜出奇的吃物，搞“美食”的梁娟是她的死党。有一天我躲在办公室吃猪头肉，她嗅着小鼻头站起来，惊呼一声：哇，我说哪来的这么大的香味呢，原来吴老师躲在这里吃猪头肉！
出于礼貌，我当然顺口说一句，你吃吗？来一块！
哈。小丫头绕过隔板，伸手就抓起一块丢进嘴里，油呱呱地说，真好吃！
这以后，但凡我躲着老婆在办公室里吃鸡吃鸭，总逃脱不了她的“魔爪”，玉手一伸，小饱口福。我嘴上大方，内里却心疼，只好说一声：你是馋猫鼻子尖，瞎狗闻上天啊！
办公室里确实很香，这都拜李钰所赐。她案头终年鲜花不断，尤其是栀子花开季节，更是满室溢香！我曾开玩笑说，鲜花的多少确定了你今天的魅力，假如哪天没人送花给你了，就说明你已经老了。
李钰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脸一红，说，吴老师你误会了，这些花全是我自己买的，我特别喜欢花，尤其喜欢栀子花。
我这才注意到，每天李钰上班，都是捧着一束栀子花来，换去大花瓶里昨天发黄微锈的旧花，插上洁白无瑕的新花，办公室里便飘满醉人的花香。沉醉在花香里，我会悚然一惊，哇，又是一年了！
不知不觉，我办内退到电视台，又是一年了……
我读李钰博客，原来她也是城南人：“小时候，我居城南。每到栀子花开季节，小巷里就清脆响起妇人悠长的叫卖声，栀子花白兰花赖——奶奶便会颠着小脚，端着个小笸箩，走到巷口。栀子花真好看，尤其是将开未开的时候，小嘴微微张开，就像一个等待吐露心事的姑娘。古人形容上品女子应当是吐气如兰，我们也没那么高贵优雅，若是能做到吐气如栀，也算是朴实而温婉了吧……如果可以，下辈子让我做个白衣小花神，专司栀子吧。”
读着这清纯的文字，想起我这变换角色的一年，吃了多少批评受了多少委屈；想起我这辛苦的一年，早起早睡一如农民耕作，平添多少皱纹骤增多少白发？多亏这些和善的同事，多亏这个团结的集体，还多亏这温馨花香的氛围，让我支撑到现在。
“吴老师，你白闻了我这么多花香，应该写篇文章谢我哟！”李钰撒娇说。
我写，我说，我一定写！
遂有此文。
只是起题目，让我老人家大费踌躇：闻花谢美人？俗！花香里的美女同事？太白，而且癔怪！那就花样姑娘吧——花姑娘，呸呸，呀呀呸，怎么难得想文雅一回，起个名字也色迷迷的像日本鬼子呢？
烦不了，且发上去再说！
施兰减肥记
我不晓得我写这篇文章，会不会得罪施兰？该女子花容月貌，还伶牙俐齿，得罪她小人家可不是玩的。骨鲠在喉喷吐出来，打不死你也撞你一个跟头，够你糟老头子喝一壶的！
初识，是在《你说多大事》栏目。胖呼呼的导演张舒女士看我做节目唇枪舌剑，口无遮拦，一般嘉宾招架不住，遂说，明日找一才女与你匹配。越明日，才女来了，胖乎乎、大大咧咧一女子，肉滚滚两只脚跺过来，似乎地板都微微颤动。嘴上客气着寒暄，心下暗暗抱怨，哪块找来的才女？乌龟对绿豆眼，胖导演选了半天，就是选一个和我一样的暄呵呵的发面馒头么！及至上台，一开口，感觉她肚里有货，反应还奇快。我老头儿还没来得及荡她，倒被她小女子先耍了一刀。再一打听，原来她就是电台里日日《骨鲠在喉》的主持人，科班出身，骂人成名，顿时令我肃然起敬！
这以后在《听我韶韶》里，为能每周休息一天，我向领导建议，让她和我搭档。接触长了，发现这个整整小我20岁的才女，不仅心宽体胖，肚量也似宰相。作为一个小女子，毫不忸怩作态，经常拿自己体态开开玩笑；偶尔我说漏了嘴，她也毫不介意。相反，她对人热情友善，颇有几分急公好义的丈夫气概。比如我一年365天，除了她每个礼拜顶我一天之外，我没有年休假。她知道了，挥挥手说，只要是你个人需要，休年假和我招呼一声，我顶，没问题！
施兰为人豪爽，脑瓜灵活，是新闻圈里难得的人才。唯一遗憾的，就是人胖了点儿，在崇尚瘦腿细腰的今天，作为一个出镜的女主持，就吃大亏了！人胖，似乎脚特别怕热，每每摄像机前坐定，就见她两脚一蹭，鞋子就蹬脱了，一对肉乎乎的天足便躲在镜头下面透气；下面镜头照不着，可以随便点，上面出镜，就马虎不得。肩宽胸大，所以她每回坐下的习惯动作就是往下拉衣襟。一拉衣襟我就说，求求你别拉了，越拉越鼓，再拉观众口水就下来了！
施兰貌似豁达，经常拿自己开开玩笑，说我这身材，小姑娘的衣服就穿不上了云云。但实际上她还是很敏感，比如她每天中午都约一帮羽友，中饭不吃，午觉不睡，挥拍击球，挥汗如雨！我就说，假如我像你这样，早瘦成猴子了。施兰立马解释，你以为我不吃饭啊？我球照打，饭照吃，可我这体形，就是吃水它也胖！还有一次我说，假如你在唐朝，肯定是美人！她反应奇快，说，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就不是美人啦？老吴你真虚伪，你不是说你们男人就喜欢丰乳肥臀的么！
跟她讲话，要十二分的小心，否则冲得你翻跟头。比如减肥、美容的话题，千万别跟她提，一提，她就疑惑你在说她。有一次我好心告诉她，报纸上有一种减肥奇药，神奇得很……话没说完，她就捂着耳朵说，不听不听，你是嫌我胖是不是？嫌我胖你去找个瘦的搭档呀！
我只好苦着脸说，那我还不如抱根电线杆子说话哩！
两个月前，施兰突然问我，你啊发现我有变化啦？我愣了一下，说没看出来。她很失望，悻悻地走了。又过了两周，忽一日做节目，我从侧面看施兰，感觉有些异样，再仔细瞅瞅，呵，肥肥的一圈下巴不见了，下巴颌好像也尖了些。咦，你好像变瘦了么？我大声说。
你才看出来啊！她得意洋洋地说，走大街上，人家都说我变瘦了，就你四个眼睛，看不出来！
呵呵，原来这个小心眼子，在生我的气哩！我站起身，从她正面仔细打量她一番，使劲拍她马屁说，哟，看不出来，你真瘦了一大圈，起码掉了10斤肥肉吧！
掉肉就掉肉，说什么肥肉？施兰眼一翻，说，我整整减了15斤！
乖乖，15斤净瘦肉，那要少吃多少饲料啊！
她又翻了我一眼，并不理会我的讽刺和打击，颇有成就感地说，告诉你，我一点都没有节食，就是多锻炼，少吃零食！
不可能。我说，我采访过不少胖妹妹，人家不吃饭，吃水果，甚至用塑料布裹肉，蒸桑拿挤水，最后都没的效果。你还是透露一点儿减肥秘诀吧。
施兰正色道，老吴我真不骗你，我过去不吃中饭，甚至少吃饭，但我喜欢吃零食，喜欢吃各种膨化零食，还喜欢喝碳酸饮料，结果减肥效果就不好。医生说，零食和饮料热量极高，吃零食喝饮料是最不利于减肥的。现在我坚持正常吃饭，坚持每天走路上下班，中午打球锻炼，关键是坚决不吃零食了，所以我就减肥成功了。
说实话，我听得疑疑惑惑，不敢不信，也不敢全信——但凡减肥成功的女子，纵有灵丹妙药，也不肯透露，否则难以专美。就如同那些发财的富豪一样，你要向他打听发财的秘密，他是绝对不会与你分享的，呵呵！
事实是，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施兰减肥的确成功了。如今你看她，一周减一圈，上周和她做节目时，发现她原来穿的衣服全都嫌大了，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打晃，坐定了也不必往下拉衣襟了。大概人一秀气，作风也随之向淑女变化，鞋也不脱了，讲话甚至还带几分嗲兮兮小女子的娇气——“妈爱嘎的”，小施兰脱胎换骨了！
问她减肥的最大好处，她说是为了给她丈夫有一个新鲜感。新鲜感？你又不是草莓和葡萄，要什么新鲜感？再仔细一想，我明白了，抚掌大笑曰：哦，你是让你家老公抱在怀里，感觉是抱另一个女人，啊是达？
与孟非同台
省台新闻中心联络《扬子晚报》等媒体在南京各社区搞了一场“想说就说”群众评论员选拔活动，热热闹闹赛了一个多月。总决赛时，喊我去做主评委。走上评委席，就觉眼前一亮，原来孟非也坐在台上，笑容可掬，光头闪亮。
互致问候后，我们这两个主评委就粉墨登场了。电视台叫我俩一人带一位进入冠亚军决赛的美女，PK一个刚刚发生的新闻：日前，浦口有个李女士到中行去拿钱，柜员操作失误，明明应该400多块钱，结果写成4000多块了。因为拿的是房贴，李女士也不知道应该拿多少钱(她自己这样解释的)，所以就把4000多块钱拿回家了。当天晚上银行就通知她，说你这是不当得利，如果不还就诉诸法律。这还不算，那个柜员后来还在网上发了个帖子，把李女士的名字、地址、电话也公布了。所以李女士后来对新闻单位说，我晓得这个钱是应该还给银行的。我们现在打官司，赌的是一口气，哪怕打输了，我们也要打。
据我所知，孟非在过去的新闻评论中，对中国带有强烈垄断色彩的银行，一直是持批判态度的。可惜那天他背霉，拈阄拿的是正方，而我拿的是反方。但孟非也很聪明，一开始辩论就火力十足，说按照我们国家法律规定，你这个是不当得利，既然是不当得利就必须还，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孟非先声夺人，定了一个基调，一下子就把我方这边压得死死的。原来我是叫我这边的女选手先发言的，毕竟是她们比赛，我敲敲边鼓就行。没想到选手面对咄咄逼人的孟非，不敢说话。我急了，只好赤膊上阵。
我说，孟非你在偷换概念。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讨论这笔钱该不该还的问题，连当事人李女士都说得很清楚，钱肯定是要还的。我们现在是在掰一个理，作为银行来讲，你本身也是企业，企业和老百姓之间发生矛盾，在法律上是处于平等的法人地位。现在因为企业管理不善，自己出了差错，不检查自己，反而仗势欺人在先，网上污蔑于后，对当事人构成了一种侵害，该不该追究责任？
其次，你刚才说了，既然是法律规定的事情，就没有讨论的余地。我觉得不对。且不说法律本身就是人定的，应该按照人与人构成的社会公平法则修订；就是已经定好的法律，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比如我们刚刚在四部法律中删除的一个词：“投机倒把”，这四个字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早就过时了。按照“投机倒把”这个概念，现在所有做生意的、炒股的，都叫投机倒把。因为它落后于时代，法律就应该修改——不讨论怎么修改呢？在香港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储户发现钱拿多了，还给银行，结果银行说，这个错是我们银行造成的，跟你没关系。你把钱拿走，我们惩罚我们犯错的柜员，因为这是她工作差错造成的。同样，在英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人家银行也是这么处理的。为什么到了我们这儿就行不通了呢？
第三，中国有句老话，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是收不回来的。在你们银行的柜台上，也有这么一行字：钱票离柜，概不负责——噢，如果少发给人家，你们概不负责，为什么多发给人家，就要人家负责了呢？上个月刚刚发生的一个新闻：一个储户从A银行取两万块钱，存隔街相望的B银行，竟验出有假币。按银行的规定，假币没收！幸好两街中间有监控录像，无缝对接，证明这个钱是A银行刚拿出来的，A银行才同意赔偿，否则它是“钱票离柜，概不负责”的——这就是中国银行业的不合理规定，这就是你们刚才强调的不能更改的法律，对你们有利了，你就负责；对你们不利了，你就不负责——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理？！
我这番发言，博得身后大众评委的一片掌声。孟非又艰难地抵挡了几句。我抓住他闪烁言辞中的漏洞，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孟非辩呀辩的，估计他辩到后来自己也绕糊涂了，最后观点绕到和我方观点相同的立场上来了。我立即鼓掌说，欢迎孟非弃暗投明，站回我方立场——至此，辩论胜负也就分明了。
再说一遍，孟非是一个极有思辨色彩的新闻评论人，而且非常聪明。只不过他那天手气不好，才侥幸让我方得了冠军。连台上主持人后来都说，本来应该是考两个学生的，结果两个老师干起来了。应该讲，双方发言都很精彩，难分伯仲，老吴只是选题讨了便宜。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孟非那天讲真话的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拿到对他不利的正方，导演叫他狡辩。他说，不行，我还是讲我应该讲的话。假如你们要我演戏，那我就抬腿走人。
辩论结束，选手一个个与我和孟非合影。因为孟非马上还要上直播，就抽身溜了。我和他在走廊上道别，又一次提到刚才的辩题。我说孟非，我在网上看到，许多人说你一天到晚攻击银行，因为你老婆是被银行开除的。
他呵呵一笑说，我最近批评了六合，网上有人说，我是去六合吃蟹黄包子没吃到，所以才报复的——吴老师你信吗？
我哈哈大笑。我说我敬佩你讲真话，哪怕比赛输了，也坚持不说假话——在中国做新闻评论，坚持讲真话，真的很难。
他摇摇手说，吴老师你再说我要不好意思了。不过假如我们刚才按导演的意思辩，我宁可不说。再见！
再见！
艺海生涯
这个题目有些大，应该叫《艺人生活一瞥》才对。但我不喜转文嚼字，写了也就写了，随便写段感受，又何必在乎题目呢？
双休日，一天也没有闲着。周六去江宁主持一台“新南京人才艺大赛”，由《南京日报》和市文明办、市妇联等单位举办的。娘家召唤，不敢不去；周日晚上又参加了一台“中天龙十周年晚会”，这是一家民营企业，十年来拍了几百部电视剧，大部分是和南京电视台合拍的。电视台是我新东家，东家的活动当然要参加。据主办方说，来的全是全国一流明星，主持人也是从中央电视台请的，你老吴是唯一一个地方台主持人——他的意思是叫我作受宠若惊状，但我的表现是颇不以为然。因为我晓得我有几斤几两，这个“唯一”一定是看中了我的方言特色，才让我去老鼠掀门帘——露一小手的，没必要欣喜若狂，权当一次卖艺经历足矣。
周日的晚会是在电视台演播室举办的。的确来了不少明星：林永健、鲍国安、蒋雯丽、吴若甫……光头短裙的一大堆，挤在一起，确实璀璨！后台因为被演舞蹈、相声的挤了，我们这些嘉宾都坐在一二排。蒋雯丽和我坐一起，她穿的衣服有点儿怪，外套宽宽松松，腰间系一带，有点儿日本武士风格。衣服很短，下面光腿着黑丝袜，上面感觉就是一件棉毛衫，长长的一截棉毛衫袖子露在外面，用南京话说，叫里长外短，有前途有发展(第二天读报才知道，这是一件很贵的品牌服，呵呵，恕老吴孤陋寡闻)。
林永健挤过来时，一看他熟悉的面孔，我差点和他招呼，一偏腿，让他挤了过去。才进去坐下没几分钟，又挤出来。导演问他何事？他两根手指往嘴边一碰，摆出一副标准的抽烟架势。我只好再偏偏腿，让他出去。
我注意了，他进去出来，蒋雯丽都淡淡的，没和他打招呼。奇怪的是，后来蒋雯丽上台说话的时候，笑靥如花，热情地和台下的他打招呼，感觉是几百年的老友一样，活脱脱就像在演戏！更滑稽的是，明明主题是庆祝中天龙十周年的一台晚会，第二天各家报纸出来，没一家提这茬的，全部围绕明星做花边文章。
晚会主持人是央视的张泽群和省人艺的孙岚。晚会前，我曾问一台领导，既是本台活动，为何不在本台选一个女主持和张泽群搭？台领导告诉我，原来打算请本台当家花旦李钰和他共同主持的，但李钰不肯。李钰说她曾经和张同台主持过，张“太霸道，也不尊重人”，且“从来不给搭档接话，只顾自己说”。所以，主办方这次找她时，李钰不肯出山，所以请孙岚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