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幕后篇

1、幕后篇

老吴是歪才

许多人都说,老吴是个歪才。

你表说,这话从某种意义上理解,还真有几分道理。我是半路出家当的记者,又半路出家做了主持人,在两个不是我专业的专业里,我都取得不小成绩:起码,在新闻行当里我十几年前就取得副高职称(因为英语的关系,我后来没继续申报正高),在主持人这个行当,现在也拥有不少粉丝了——呵呵,开个玩笑。

玩笑归玩笑,实话说,这世界歪打常常正着。就比如我这个“歪才”,也不天生就是颗歪瓜裂枣,我也曾想过走正途,比如新闻系毕业当记者,播音系毕业做主持人。可惜时也运也命也,我的命不好,没有赶上现在的好时光,十年动乱,中学毕业就下乡,没下乡的进工厂,我17岁就当了搬运工,赤个大膊在街头扛大包,当然不可能这个系啊那个系的深造了。好在命虽不济,心却不死,仗着中学时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过小说(6000多字的《送草》,后来收在省人民出版社的书里),我坚持业余时间写小说。平时上班,就帮师傅们写写信,包括诉状、离婚协议,当然,也经常写大批判稿。师傅看我笔头子刷刮,什么狗屁文体都能来几下,都说小吴有两把刷子,是个歪才!

十年后,我参加招聘考试当了记者。不会写新闻,就当小说写。当然,不是胡编乱造,而是用写小说的功底,去学习写新闻。所以很多老同志都说,吴晓平的新闻是个四不像,说它是消息吧,没有导语;说它是通讯吧,它又有细节描写——非驴非马,但蛮好看的,有点儿像小报告文学。

嗳,就靠这点非驴非马的文章,我年年斩获新闻奖,市里、省里,乃至国家级的奖状,我都囊括兜中。南京首次评选十佳记者,我就榜上有名!

正儿八经评上“十佳”记者,应该不是歪才了吧?非也,我的非正途出身和喜欢另辟蹊径的做法,在某些人眼中,还是个歪才。《金陵晚报》创办之初,我奉命率领新闻二部。严格说,新闻一部是要闻部,我们二部应该是社会新闻部,收拾边边角角的。要闻部的记者都有口子,牛得很,走哪里都有人接待,时间长了,记者口中直呼市长区长或局长的名而不呼姓,感觉就是他兄弟一样。我们部的记者没口子,成天在外“打野食”,街头车祸,工厂失火,小姐被老板嫖了没付嫖资……记者经常野狗似的被人撵了满街跑,回来也是灰溜溜的,提不起精神来。我说你们当记者是干什么吃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记者就靠稿子吃饭。别看要闻部有口子,抱领导大腿,但他们稿子大部分是工作稿、场子稿,不好看,发不出来。相反,我们晚报需要可读性强的社会新闻稿,你们在外面吃了苦,但稿子发得多,钱也多,人还得到锻炼,得了便宜还卖乖,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事实上,后来我们二部的发稿量超过一部,且常常占据头版,让要闻部的记者又羡慕,又嫉妒,都说二部的头儿鬼点子多!现在南京地面上许多家媒体老总都是我们二部的人,我想他们现在也会像我当年说他们一样,在教训他们的记者吧!

口子野,写法也别具一格。我说,我们是晚报,不要管是消息还是通讯,也不要什么导语不导语的,有些稿子,统共百把字,你再主题肩题加副题导语啊什么的,不是叠床架屋、削足适履吗?作文和打仗一样,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文无定式,看懂就行,好看就行!

因为是地方晚报,我还抓住地方特色,创了一个“非驴非马”的版面《南京万象》,有社会新闻,也有南京掌故,还有老民风民俗在今天的演变。为精读新闻,此版还推出一块“每周之最”,将本周最有争议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和最搞笑的社会新闻列出。这个版一出来,一些老同志反响很大,说新闻不像新闻,副刊不像副刊,定位不准,不像话!亏好当时的晚报总编支持我,说只要有新闻含量,只要老百姓爱看,就坚持办。结果,这版面吸引了大量读者,现在南京地面上的快报、晨报等都市类报纸,都办了类似的版面。

《听我韶韶》也是一个歪打正着的例子。我从小底子没打好,不会说普通话,一说,连自己都觉得癔怪巴拉的,汗毛立正,细胞跳舞。虽然普通话不会说,但我敢说,什么场合、什么人都没怵过。前些年电视台请我做嘉宾,或评委,我说着说着,就被一些电视台看中了,说我说得好玩,有意思。于是,还有的台每天定时让我点评。一来二去的,居然被电视台请上荧屏,十八频道方言节目由我担纲。才来那会儿,并不觉得有多少压力,每天15分钟,海阔天空说一通。你说我是读报吧,我不是读报,常常报纸上这样说,我是那样说;你说我是新闻评论吧,我又不是评论,我常常一字不评,说故事,讲哲理,整个儿像散文。就是我这种别具一格的风格,迅速走红,收视率持续飙升。

为不影响工作,前年我正式办了内退手续,加盟电视台,节目拉长到一个多小时。节目长了,就有点儿捉襟见肘,玩不转了,怎么办?我把节目切成六刀(为了好放广告),第一刀是“走马观花”,将今天最重要(或可读)的新闻,罗列出七八条,保证一个量;第二刀是“挂个耳朵”,即南京话“挂个问号”的意思,重点评论新闻;第三刀是“借题发挥”,或新闻,或故事,或历史掌故,保证南京特色;第四刀是“老吴出击”,就是解决一些老百姓投诉的实际问题;第五刀是“你发我韶”,就是和网上互动,解读网上一些帖子,议论时政,考据掌故,回忆身世,包括投诉……五花八门,我是有求必应,你发我就韶;第六刀是抽奖猜题,集中在方言风俗上。所以有人研究完我的节目后,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听我韶韶》的前半截有点儿像孟非读报,却又并非全是读报;后半截类似东升工作室,却又完全不像工作室。

传统媒体人,视网络为洪水猛兽,以为上面尽是造谣生事、荒诞不经的东西,我却认为,虚拟世界既是真实世界人所为,自然还有真实的东西。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我主动利用网络,扩大了我的视野,加强了与观众的沟通,使节目变得生机勃勃。如今,我的这个做法,已经被许多新闻同行吸收,比如本频道的《民意直通车》,还有牛气的《直播南京》和《南京零距离》,都有了与网上互动的栏目。有的同事说,老吴你真是个歪才,搞报纸搞出一个非驴非马的《南京万象》,搞电视搞出一个非孟非非东升的《听我韶韶》——你是走到哪里哪里亮,到哪里都能搞出新花样!

虽然此言颇有马屁之嫌,但我听了还是蛮受用的——歪打是方法,是途径;正着才是目标,是结果——如果从这个角度说我是歪才,我觉得这就说明我成功了!

不好相处(自画像一)

陈一多在博客里跟帖说:“博客看了一段时间,吴老师不算很好相处的人啊。性如烈火,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对别人真诚,同样也要求别人对自己真诚。问题在于现在真诚的人少,做真诚的人也难,所以总是和大环境有点格格不入。另外,是非分明,不过又少了点必要的包容性,比较自我中心。”

陈一多是我的同事,电视台的新同事。电视台同事我有许多不认识,至今在一个办公室里上班的,我还有许多名字叫不上来。记得陈一多上次跟帖,点名叫我向某某同事要龟食,我才意识到陈一多用的是真名。起初我以为是一个女同事,还主动去谢谢人家。和那女同胞七搭八搭,最后发现驴唇不对马嘴,这才发现谢错了。那女同事涨红了脸,说吴老师你认错人了吧?我不叫陈一多耶。陈一多是他,喏,就是他!

一个胖胖的大小伙子,有些腼腆。

初次见面就有些尴尬。

更尴尬的是,同事两年多了,得出一个“不好相处”的印象,老吴做人也叫失败。

回想自己这一生,无论在工厂,还是在报社,自认群众关系还可以,不难相处呀。尤其是在报社当领导时,好歹也分管二三十号人,男男女女都有,学历从专科到硕士,性格五花八门,我都能团结得很好。《金陵晚报》的老总肖择民大会小会上说,把人交给吴晓平,别的我不敢说,团结不闹矛盾,我对他是最放心;《南京日报》报业集团老总田涛也不止一次批评过我:“慈不掌兵,慈不掌兵,你吴晓平始终不肯得罪部下,老和稀泥,为部下说情,这是你不能进步的最大原因!”

我常和部下说,弟兄们在一起干活是缘分,多报恩,少记仇。有的年轻人,招聘时托多少人打听到我的住所,送礼的,塞红包的,我是坚决不要。我说,假如你条件不合格,我收了你的礼,你又进不来,岂不记恨我一辈子?假如你合格了,我们以后是同事了,我收过你的礼,见面岂不尴尬?有的记者不了解我性格,在我手下干活时,逢年过节喜欢给我拜年送礼,我也是坚决推辞。我说你们要真支持我的话,在你们岗位上好好干活,我年终分配就能多得奖金;诚心要送我好处的话,不如带我多赶两个场子,吃公家的,省得你破费!

我从来不给同事拜年(当然更不给领导拜年了,短信也不发),尤其不敢带女儿到人家家去拜年,怕人家给小孩塞红包。年轻人进报社后,一个个结婚了,都要请我去。去多了,我也不耐烦,就宣布:以后你们小男小女结婚,请不要喊我。因为我以后也不可能再婚了,送你们的红包收不回来,不划算!

很多朋友批评我不懂人情世故,不晓得礼尚往来。而我觉得,人活在世上,最好是率性而为,只要自己舒服,又不害人就行。就比如说吃饭吧,熟悉我的同事都知道,我最怕吃饭——最怕应酬性质的吃饭。上了桌先要等人,等啊等,等得饥火大炽也不敢动筷,非要等什么狗屁要人到场才能开席。开席也不能好好吃,韶啊韶,韶得天花乱坠再劝酒,劝得翻了脸儿再说事……常常一桌饭吃完了,回忆起来竟不晓得吃了些什么!

你说这种饭有什么吃头?还不如回家下碗面条,喝碗稀饭畅快!

所以我不喜欢吃应酬饭,更不喜欢吃应酬饭中最差的婚宴了。

前年我到了电视台,原来以为我已经退休,再不需要顾及这些人情往来了,每天做完节目就走,索性连我不该认识的人,也不打招呼了。没想到,电视台年轻人多,结婚的,生小孩的,经常喜糖喜蛋的,相互送个不歇。按照道理讲,我也应该随个份子,做做人情的,但我觉得那比较俗,且烦,所以总是请制片帮我打个招呼,就不去应酬了。去年有个小年轻结婚请我没参加,上周又有个记者把请帖交我手上,我还是没去——或许,这就是陈一多觉得我与大环境格格不入、不大好处的地方?

假如是因此,那还敬请原谅了——我不想委屈自己,也不想演戏,让一个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老头儿,随心所欲地快活几天是几天吧!

只礼心佛(自画像二)

我不信佛,但我有许多信佛的好朋友。毗卢寺的方丈多年前在一次聚会上就对我说,满桌人看过去,就你一个人有慧根。我怕他忽悠我,本身头发就不多,再削发为僧,肉都吃不着了,不划算,忙合十说,大和尚,我是无神论者,不信佛。方丈笑眯眯地说,我并没叫你信佛,我只是说你有慧根——阿弥陀佛!

相书说,今年属羊的人,命犯太岁。我不信命,但我今年跑医院的次数着实多了一些。先是父亲开刀,接着是荒子割癌,还有妻子治病……一拨拨的,看着一个个挂瓶子、捂肚子、哀号呻吟的人,络绎不绝地从面前走过,好心情也弄得一团糟!更烦恼的是求人。医院我本不熟,因为节目的关系,和他们小有交道。更因为现在出了名,这些平时求不到的医生还都给我面子。于是,我就一次次地厚着脸皮求人:求主任亲自主刀,求管床医生不要乱开药,求护士长多多照顾。我像个磕头虫,团团作揖,欠下许多人情。

我对妻说,以后你别给我做滥好人,再做下去他们病好了,我得病了。有空,我们也去拜拜佛,冲冲晦气!

妻连声诺诺,说再也不揽事了。可一转眼,事又找来了——那天一下班,我就发现她神色有点异样,欲言又止的样儿。我很警惕,每回她对我特别和蔼、特别体贴的时候,就有麻烦上身。所以我装作没看见,也不理她。晚饭桌上,她憋了又憋,终于在散步的时候,说出来了:你啊晓得啊,大红前天也学你,去照了个肠镜耶!

哟,她好好做那个东西作甚?我说,我做没得事,她做准有事!

哎呀呀,你嘴真毒耶!妻还在炫我,说,她一查就是肠癌!

我吓了一跳,不敢作声。

大红是我和妻的同事,当年一道进的厂,和妻是好朋友。她小我们一岁,后来也和我们一样,同事之间恋爱,和我的一个“朋友”结婚了(这个朋友,就是我在《决不宽恕》里写到的那个朋友)。大红家境不好,家里开茶炉子,从小就给人担水、做事。可能从小苦吃多了的缘故,20多年前,就得了癌病,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这以后,化疗、开刀,再化疗……她先后开过四次刀,身上割了不少器官,硬是靠她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斗争,居然活了20多年。如今,她儿子也抚养成人了,眼看就要娶媳妇了,她居然又查出肠癌!

你怎么不说话?妻问。

说什么?我抬起头说,我晓得你想叫我做什么——还是请郑主任开刀对不对?

哎呀,你真是料事如神耶!真的,不是我炫你,这次算我求你了,与其烧香拜佛,不如多做好事。求你再帮回忙,大红太可怜了!

妻颠三倒四地说着,我不知该说什么好……

大红的确可怜。更可怜是她那还没成家的儿子。我们那个城南小厂,20多年前就相当于倒闭了,只留了几台机子给私人承包,工人全部回家,他们夫妻俩等于下岗了。丈夫找不到工作,妻子一场场生病,家境潦倒,偏偏小孩十分争气,读小学便是乒乓高手,还在省里获过奖。虽然补丁衣服补丁裤子,但成绩十分优秀,小升初进了重点中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取南大,前年毕业分在南京一家待遇很好的企业。有了钱,立即贷款买了套新房,让父母搬进去,说这房子你们住,贷款我来还。每天中午,从家里带饭去单位吃。单位每月的伙食补贴,他一分钱舍不得花,全部交给妈妈,还说,妈妈,我们这饭卡可以在超市买米买油,你拿去买吧。我每天从家里带剩饭就可以了!

家贫出孝子啊!我叹口气,说,就冲她家这个懂事的儿子,我也应该帮帮她!

我就晓得你一定会帮这个忙的。妻喜笑颜开地说,你要晓得,开刀找个人有多难,花钱都找不着耶,你是救人一命,胜造个什么的啊?

不要韶了,我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就算我礼拜一次心佛吧——带上钱,去看大红!

随遇而安(自画像三)

我不是个太难讲话的人,少年的苦难和青年时期的磨折,让我养成了随遇而安的性格。

读小学时,母亲的一个耳光彻底粉碎了我童年的梦幻,让我过早领略了世态的炎凉。这以后,我学会把尊严夹在裤裆,让仇恨躲在笑脸后面磨砺心灵。上中学的第一天,一个成分好的同学叉开双腿,骑在门头上,叫嚷着,黑七类从我裤裆里拱过去!我当时血冲脑门,但想想我的书桌,我的前途,都在他的腿下,我平静下来,挤出谦卑的笑容,从容拱了过去。学校挖防空洞,我钻进冰冷的秦淮河,摸出一块块城砖,搬到学校,掌心磨破了,手背砸肿了,我也不敢请假,权当小时候和哥哥他们一起练哑铃、做俯卧撑了。进了城南小厂,做搬运工,有一次随车去常州押货,大概路上没服侍好司机,他故意中午时间提货,还急着要走。中午人家厂里休息,没搬运工上货,我就饿着肚子一人扛,三吨多塑料,6000多斤死尸一样的一筒筒塑料卷儿,就从我一人肩头扛上车。吃饱了回来的司机吓得张大嘴,下巴颌都快掉下来。还有一次去青海出差,两天两夜,挤在闷罐一样的车厢里,人站都站不住,行李架上都爬满了人。天黑了,累极了,我在座椅下铺上报纸,一头钻进去,在令人窒息的烟味和脚臭里,我放平了身子,想象着大西北的异域风光,默诵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酣然入睡……

生理上能屈能伸,随遇而安,心理上反而愈压愈强,宁折不弯!有时候,为一点点小委屈,一点点小不公平,只要我有能力反抗,我都会作匹夫一怒。还是在城南小厂的时候,二轻局知道我文章好,特地把我借调到供销经理部。那年头,许多大集体的工人,就是通过借调来到机关,最后成为公务员的。这可是一个人人都羡慕的机会,是许多有门路的干部子女开后门都攀不上的阶梯,可我并不稀罕。首先,在工厂我凭体力和技术吃饭,没人小看我,而在机关,人人都对你呼来喝去:小吴,给我倒杯茶!小吴,去把地扫一扫!我好生闷气。其次,是待遇的不公,干活比人多,好处没你份。经理部经常有些紧俏物资,比如那个年头难买的酒啊,烟啊,按人头分,没你的份。看着男男女女欢欢喜喜从你面前过,你会自觉矮三分。有一次,好像也是夏天吧,拖来一车西瓜,领导喊我们年轻人卸车。我浑身大汗,把一车瓜卸了,分了,末末了,又是没我的份。站在那里,我有些尴尬,一个年纪大一点儿的同事,好心地将她手上跌破的一只瓜递给我说,小吴,拿去尝尝——

我一转身,瓜落在地上,红红的瓜瓤像鲜血洒了一地——我走了,回我的小厂!

我不喜寄人篱下,更不会吃嗟来之食。

滑稽的是,如今老都老了,又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前年在朋友的一再邀请下,我狠狠心,放弃了别人眼中十分优越的位子,内退来到电视台,只想人生最后一站,混几年回家。许多老同事来看我,一看我这么个工作环境,说,哎呀呀,你在报社当老总,好歹有个独立办公室,现在怎么就窝在这么乱的一个大环境里工作呀?当他们听说我早晨六点多就上班,中午常常吃不上饭的时候,更觉得我人生最后一次抉择是个失误。

我并不这么想。一来我在报社这许多年,虽然是个领导,却在官场倾轧中被挤来挤去,并不快活;二来我尝到电视的甜头,多少还有个说话的平台,说一些我过去想说而没地方说的话。有这两条,我就很满足了。何况电视台的领导,非常善解人意,比如发福利、报销交通费,都与正式编制一视同仁,甚至还安排我每年出国一趟。这些合同上都没有的细节,他全部安排得妥妥帖帖,不让我有在他人屋檐下的感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上的外来感,还是无法排遣。就以我的工作量来说,恐怕南京台的任何一个主持人,都没有我的工作量大。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自编自导,甚至连顶替都没有,就这么老牛破车地向前拖着。有一次我和领导开玩笑说,你就没考虑我哪天会感冒咳嗽啊?

他手一摊,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色。

当然,他大会小会的,经常会表扬我,说我们电视台,每天哪个有吴老师来得早?哪个有他那样敬业?

他好像摸准了我文人的虚荣心,这么一说一捧,我就不好意思再叫苦了。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确实是这么回事了——想想十八频道爆涨的收视率,难道没有我的贡献?在办公室里呆头鹅似的潇洒地走来走去,一副有功之臣的样儿。直到有一天,一个跟我关系较近的记者悄悄对我说,吴老师,你以为记者背后都在夸你啊,未必!领导拿你说事,在骂记者的时候,记者们背后都这样议论你——老吴来得早,可他只要做完节目,经常下午不来啊。要我也能这样自由上班,我也可以起早!还有,他夸你敬业时,有的记者就酸溜溜地议论说,老吴当然敬业啰,假如我要有他那么高的薪水,我比他还敬业哩!

呵呵,作客三年狗都嫌——我唯有苦笑。

因为我在节目里批评时政,经常检查,还会扣奖金,分管领导不愿做冤大头,开始删我稿子,越删越多,越删越惨不忍睹了。我理解他们的苦衷,所以从去年起,已经不看自己的节目了——不敢看,看了会生气。但这很不合我性格。过去我无论给哪家投稿,我最恨人家不尊重我,随便删我稿件,甚至自作主张,将我的意思改变。

前天早晨,趁一个办公室无人的机会,我将我的苦恼向我的朋友、电视台的一把手说出来了。我并不渴望什么奇迹发生,也不希望他改变什么,我只是心里憋得难受,向朋友诉说诉说。

他再一次与我讲,节目应该怎么说,怎么说。类似的观点,我已听他说过多少回,观点无疑都是正确的,可是我说,山难改,性难移,我这么多年已经习惯我的思维方式了。

那你要改啊,吴老师!他语重心长地说。

我叹口气,说,就是改,也应该把节目改短一点,像《孟非读报》那样,每天精读一段,我想我不会比他差。假如每天再这样一个小时,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选题好,也真的不想再说下去了。

一把手冷冷地斜我一眼说,真不想干,也要等到年底再说吧!

那一眼,寒飕飕的——我打了个寒噤,觉得有些滑稽。我原来以为他会安慰我几句,或者找出一个减轻我压力的方法,没想到他会这么说。就像一个正在撒娇的孩子,没盼来母亲的呵护,却挨了心绪不好的母亲一个巴掌,确实有些滑稽。

记不清哪位戏剧大师说过,滑稽比悲剧更残酷!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缩缩肩,走了。

走到门外,我才缓过神来。望着空荡荡、乱糟糟的大办公室,我想,或许我真的该走了……

绑架一生(自画像四)

版上有好几篇投诉,都是控诉万恶的医院的。有六个月宝宝被不负责任地诊断流产的;有花甲老人治疗关节炎惨遭忽悠的……按我过去的脾气,自然是拍案而起,拔刀相助。可想一想今年我数次麻烦人家医院,为父亲,为妻子,为朋友,为同事……为了这些推脱不掉的亲朋,数次厚着脸皮麻烦人家,此刻怎能过河拆桥,说翻脸就翻脸呢?

我实在说不出口,尽管这其中许多被投诉的医院,我并没有麻烦过他们。但一想到批判医疗的立场,不该因人而异,厚此薄彼,我也只好缄口不言了。

无形中,有一种被绑架了的感觉。

人无完人。有时我甚至悲哀地想,我不仅不算完人,甚至不是个好人,尽管我这一辈子努力想做个好人。

回想一生,我做过许多好事,也从未违背良心干过一件缺德的坏事,但我在名利的束缚下干过许多自己不愿干的俗事。至今还在某种无法解释的“绑架”下工作着,不也叫颇含滑稽吗?

滑稽比悲剧更残酷。

本来就不甚幸福的童年,在十年动乱中戛然而止后,我仿佛一下跌入万丈深渊。那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根本不该来到世上的人。无论我怎样努力学习,无论我如何听话做个乖孩子,我都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另类”,唯一能解脱的,就是死。真的,假如死比活着更轻松的话,连孩子也会作出简单抉择。只不过生死关头,我舍不得父母,他们含辛茹苦养活我一场,我还一点没有报答他们,就这样走了,我会觉得对他们不起。所以,我是被父母绑架着,勉强完成学业,走进工厂,开始漫长的人生之路。那时我总想,等父母走了,我没有牵挂了,赤条条想到哪儿就去哪儿,地狱和天堂没什么区别,只要不痛苦地活在世上就行。

熬啊熬,熬毕业了,熬工作了,熬成家了,熬得母亲去世了,应该没有束缚了吧?痛不欲生的关口,还是死不得——想想无辜的妻子,怎能承担如此悲痛?想想女儿,还没成人,怎能将她孤零零留在荆棘丛生的险恶世界,没有父亲遮风避雨?于是,我又被女儿绑架着,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挣扎……

想想我这一生,束手束脚,委委屈屈,被绑架得太多太多。比如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个作家,一个像曹雪芹那样自由宣泄心灵、揭示人类不朽的真正作家。可是我俗念重,耐不住寂寞,甚至还想通过码字苦钱,所以我至今还在作家门槛外面徘徊。不是没有机会,是我性格使然。比如我在中学时就在报纸上发表小说,还被收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里去。但我毕业后,分在小厂当工人,一边和师兄弟比技术,争工资,一边又挤出业余时间,点灯熬夜写作。虽然写得很苦很苦,比如三九严寒写得手上生了冻疮,三伏天睡在澡盆里写得关节生疼。终因时间琐碎,写作无成。我曾经发狠:哪一天我身陷囹圄,铁链拴着,说不定反而能静下心来写成大部头皇皇巨著!

没有时间只是客观原因。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才是我始终难成大器的主观因素。我一生中,有过许多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都因为我的怯懦和犹豫,一次次擦肩而过。中学毕业时,我们本届毕业生应该去农村插队的。江宁县文化馆听说我中学就发表过作品,人还没下乡,就把我的名单抢到他们单位。后来因为我的哥哥姐姐插队,我成了“留城人员”,秦淮区文化馆闻讯也邀请我加盟。曾经做过我老师的朱平馆长,三顾茅庐,邀我工作,甚至还请一个副市长出面,去我们厂里谈判。可惜我们那个大集体小厂,庙虽不大,和尚却大有来头,是一个老干部,级别很高,只因进城后的“男女作风问题”,一降再降,在我们小厂的厂长位子上屈就。老干部官位不大,脾气却不小,哪个来都不买账,还说,肉烂了也要烂在锅里,就是不肯放人。市领导几次暗示我,离开小厂,先在社会上无业过渡一下,再找机会调到文化机关。但我思来想去,还是舍不得14元月薪的工作,那毕竟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个留城工作的机会,哪怕搬运工,好歹也是个“工”啊。这以后,职称问题、学历问题、正处级别……这一个个世俗的台阶,像一条条绳索,牢牢捆住我的手脚,让我失去许多机会;现实的物质待遇,更是引诱我一步步走向陷阱,离儿时的梦想越来越远。我很佩服我的友人,比如我在博客里曾经提到过的周荣耀,放弃了企业家丰厚的赚钱行当不干,舍弃了城里舒适的环境不住,到乡间租一所小草屋,青灯残月,码字累年,终于成就一部大书。我也佩服我的同学王明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和我一道进的文讲所,为人低调木讷,作品也不惊人,应该是我们那群当中极平凡的一个。数千同学中,后来有的成了记者,也有的当了官,只有极少数留在文联作行政工作,更多当年的文学青年,后来的职业似乎都与作家无关。只有这家伙,埋头苦写,大陆不发表,拿到台湾去发;纯文学不承认,就写俗文学,甚至电影剧本,张艺谋和巩俐几次秘密登门求稿。终于在前些年,他靠自身的作品,成为省专业作家,给政府养起来了。对他的际遇,我是既羡慕,又嫉妒,可当我捧着他一本本厚书浏览的时候,当我在后记里看到他为写书,几次大病,几乎垮掉的时候,我才深深折服——有舍才有得。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些世间极浅显的道理,真正做起来,需有大智慧,大毅力!

其实,除了主客观因素外,我觉得我长期被扭曲了的人格,也有问题。比如我写过五本书,除了三本是我自己想写的外,还有两本我一直羞于向朋友展示。一本是《马祥兴传奇》,是应朋友之约,短期突击而成,严格讲,是一本带有广告性质的粗疏文字。还有一本《南京好人》,看名字就知道是什么性质的书了。那是应市委宣传部之命,特地为宣传南京写的一本。内容左审右审,书名也是几个大学教授共同商定的。呵呵,所以这两本书,尽管装帧精美,稿酬也不低,一般我却羞于向人介绍。有的文友背后臭我,说我不是文人,有点像商人。此语尽管刻薄,仔细想想,倒也恰如其分。坦白地说,在社会上厮混这么多年,我不仅沾染了浓重的商人习气,有时甚至牺牲做人原则。记得在报社的时候,有一次一个读者向我投诉,她的女儿听信广告宣传,吃出一身病。她声泪俱下的控诉,听得我热血贲张,说一定要为她讨个说法。然后是调查,取证……经过一番艰苦的采访后,一篇动情且深刻的稿子写好了。可是,领导来打招呼,说不要发了。我抗争,我怒吼,但当领导再一次语重心长地说,想想报社的沉重经济负担吧,想想你一个人的力量,又能解决多少社会问题?我犹豫了,我屈服了……一周后,当领导表扬我为报社的广告做出贡献时,我头脑里首先浮出的是一张泪水涟涟的脸。

想想这一生,我们几乎是在绑架中走过:儿时纯洁的理想被琐碎的柴米油盐绑架,漫溢的感情被僵死的婚姻绑架,原则和道德被人情和交易绑架,犀利的批评报道被铜臭熏天的广告绑架——人的一生,何曾有过一天不被绑架的舒心日子?人的一生,哪天不是在道德良心的底线和世俗利益的挣扎中度过?

呵,一生绑架,绑架一生,恐怕只有了结一生的时候,才能彻底摆脱绑架——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结局,一张多么可怕的图画!

而我,竟是那张图画中的丑角……

化妆

几年前刚上电视时,初次经历化妆,柔荑玉手在脸上揉啊摸的,似乎很神秘。几次摸下来,新鲜感就淡了,感觉这化妆其实就和农民工搞装潢一样,没什么稀奇的,无非就是先打粉底,然后着色,最后扑粉……和装潢的批腻子、找平,然后一交一交刮老粉程序差不多。后来我把我的感受写成散文发表在报纸上,很是得罪了一帮自称大师级的美容美发界朋友,包括电视台的专职化妆师。她们再在我脸上捣鼓的时候,都会恨恨地一边往我脸上使劲按,一边居高临下地拷问我,这是打腻子么?这是装潢么?你不懂就不要装懂,不要糟蹋我们这门美的艺术好不好?

我深悔我的饶舌得罪了为我服务的大师们,同时我也觉得我这张老脸,化不化妆都属于麻袋上绣花——底子太差那一类,所以我后来正式走上荧屏后,电视台特地为我找了个化妆师,我干脆回绝了。我说我这张脸别说化妆了,就是整容恐怕也整不出一朵花来,还不如让它天然去雕饰,就这么峥嵘可怖地杀上屏幕去,也是一特色——你没看时下丑男当道,怪女满台么?

于是,我就这样马马虎虎登上主持人的舞台了。只是出于摄像的要求,说我脑门鼻尖反光,我才每次上镜前,自己用粉遮盖一下。同事们都羡慕我,说老吴化妆奇了,只要一分钟就搞定!

就这一分钟的小粉,也惹了不少麻烦。一个多小时节目下来,脸上又是油,又是汗,在自来水下面摞一把,根本洗不下来。化妆间门背后挂着一排毛巾,四五条的样儿,大约是美女李钰、高颖、钱嘉雯她们的,说不定张彤、韩佚那两个脸蛋并不白但使劲搽粉搽白的小白脸的毛巾也在其中。我是烦不了,抓过来就用,结果没洗干净的粉和油全擦在了人家毛巾上,黄一块,白一块的。心下隐隐有些歉意,应该跟毛巾主人打个招呼的,可惜每次“作案”时,都没有人,也不晓得揩了哪个的油,准确地说,是不晓得我的油揩到哪个的毛巾上了,想打招呼也不能找不到坟茔堆儿乱磕头呀,便随他去了!

不久便发现,门后挂着的毛巾,越来越少了。四条,三条,两条……终于有一天,我洗得湿漉漉的脸,眼睛都睁不开,伸手去门后扯毛巾。一扯扯个空,再扯还是空,虚着眼睛掀开门后一看,哇,一条毛巾都不见了,只剩一排弯曲的空钩,像高挑的眉头在嘲笑我!

回家向老婆一汇报,也挨老婆一顿骂,她说你这个人素质怎么这么差?拿着人家毛巾乱往脸上擦——不晓得的人还以为你小气,连毛巾都舍不得买哩!

我说不会吧,我就这邋遢脾气,在家洗澡不也这样么,不管是药皂、洗衣皂,逮到什么洗什么,头发都洗掉了我也不在乎,还会舍不得毛巾那几个小钱?

你那德性我了解,别人怎么想你知道?再说家里也不是没有毛巾,你这样不是讨人笑么!

妻唠唠叨叨半天,我烦了,想出一句话呛她:穿衣服看袖子,娶老婆看舅子——我在外面邋里邋遢,说明家里老婆不会打理我,说到底还是你的错!

妻已习惯我的强词夺理,不再辩驳,只是叹口气……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发现她在我包里塞了三条毛巾!

我在门后挂上自己的毛巾。于是,空钩上的毛巾渐渐又回来了,两条,三条,四条……

没事的时候,我把我的发现说与老婆听。看她没心搭肚的,爱理不理,我特意讨好她说,你看,现在我不但上班有了变化,回家也有了改进哩——自从我上次抱怨肥皂洗头掉头发后,我看你在洗澡间特地买了瓶洗头水给我,还是进口的,全是洋码子。我现在洗头就不用肥皂了,用你的洗头液,天天洗着舒服哩,就是感觉泡沫少点儿,洗完了还油腻腻的,不容易干!

啊?她大惊失色,说,洗澡间那瓶女儿从国外带来的护发素是你糟蹋的?我还怪保姆私下偷着用,正准备收起来呢!

我还没听明白,不服气地说,怎么你用就是护发,我用就是糟蹋?

她哈哈大笑,说,你看看清楚再往头上抹噻,那是护发素,不是洗头液,不能当肥皂用的,你怎么这么土呢?

……哦,我又出洋相了,怪道头发掉得更厉害了哩,敢情是上了洋鬼子当了。

贴近明星

我这人向来不喜欢明星,偏偏我走上新闻单位的“处女”采访,全是与明星打交道。

那时我分在《周末》,是一张娱乐类的周报,自然要围着明星转。那天,刚刚红起来的C某来南京卖唱,我们去采访。上午去时,她就说很忙,开完会再说。会一开完,她一头钻进包间吃饭,把我们晾在一边。包间外有记者席,同行们吃得痛快,只有《扬子晚报》的鲁野、《南京日报》的戴仲凯和我守在包间门口,不敢离开。因为她答应接受我们采访,估计是肚子饿了,那我们就守候在门口,等你丫的吃饱了再说吧。就听包间内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可怜我们饥肠辘辘,打着腹稿,想她出来问些什么。过了好长时间,包间内好像没了声音,我忍不住探头一看,酒席早散了,只有一个喝高了的组办方工作人员还滞留在桌上剔牙,对我笑眯眯地说,C某早溜回房间休息了,你们还守在这里干什么?

咦,她不是晓得我们等在外面采访她么?我们愤愤地问。

工作人员玩世不恭地一笑,继续喝他的残酒。我们知道和他理论不出什么,直接就上楼,按会务组提供的联络册,敲C某的房门。

轻叩,低问。

重敲,大声喊。

门里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走错门了?戴仲凯向我们使个眼色,叫我们守着别离开。然后他跑到前台,用总台电话打到她房间。我们就听房间里一声“喂”——我们扑上门去使劲敲,C某终于不好意思开了门,拉长了脸,招呼也不打,慵懒地往床上一歪,腿一翘一翘地,摆出一幅任人强暴的态度说,问吧问吧,你们有什么赶快问吧!

憋了一肚皮的话,我们一时不知问什么好……第二天我见报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被一个嘴巴打上台而意外出名的C某,昨天来到南京。”

刘晓庆没出名前,我很喜欢她。她在《神秘的大佛》里给人印象并不深,但她知青的经历让我对她颇有好感。那时我在南京文讲所学习,有一个男同学经常读他和刘晓庆之间的通信,让我们也隐约知道她婚姻的不美满和奋斗的艰难。后来《小花》、《芙蓉镇》,她一部演得比一部好,我不由得对她刮目相看。所以我在《周末》当文化记者时,刘晓庆每回来南京,我都去采访,都认真写“吹捧”她的文章。当然,我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写她文章的人歹着哩,我认识她,她不认识我。有一次,我们采访她时,她叹口气,说她太累了,这部电影拍完不想再拍了云云。我很同情她的劳累,所以写了一篇《刘晓庆说她太累,不想再拍电影》。结果各家报纸转载我这篇文章时,标题五花八门,最后竟出现了《刘晓庆将告别影坛》,刘晓庆便坐不住了——估计她先看这么多文章,还是捂着嘴偷偷乐的,但笑着笑着发现不对头了,当真息影,以后日子怎么混?所以她马上又对记者说,她从来没说过这番话,更不认识南京这个瞎说八道的记者。于是铺天盖地的辟谣文章,再一次把名人刘大妈炒得更加有名了!

她又出一把名,却让我背了一口黑锅,领导多次找我谈话,问我是不是“造谣”?我百口难辩,甚至找和我一道采访的记者作证,领导也不相信。看来,名人就是嘴大,于是,她再到南京来,我坚决不写她了。相反,对于她在电影上或电影外扮演的各种角色,我用评论的武器关照。

——这些都是刘晓庆犯事之前的事。她后因偷漏税被关进牢房,社会上群起而攻之,我反而没再写她一字。因为她那时已经是个死老虎了,攻之不武,打之不祥,且有落井下石之嫌,那不是我老吴的风格!

我与很多明星有过交往,比如当年曾经骑自行车带毛阿敏到报社唱歌,后来她出名了;也曾经采访过张行,觉得这小子还蛮棍气,刚写了一篇长长的吹捧文章,他却因流氓罪关进牢里去了……絮絮叨叨说了半天,或许会有人说我写的全是过气明星,那我再说一个稍近些个的玩玩。

去年梁静茹来宁,电视台安排我和她做档节目。虽然我不知道梁静茹是什么明星,甚至不知其是男是女,但想我一生见过的明星多了,随便采访哪个也不在乎,就一口答应。没想到若干年后的若干年后,我老人家现在在别人眼中,也是个明星了(见鬼,这可是人家说的,我自己从来没这么看),策划此次活动的公司特地打听老吴有什么爱好?思想保守不保守?不晓得同事背后是如何议论我的,反正那天走进演播室,我一看梁静茹,是个瘦叽叽的毛丫头,浑身没的几两肉,印象最深的是她两条贴上去的眼睫毛,忽闪忽闪如同扇风!更让我吃惊的是,对面而坐的两张沙发,其中一张上垫了好几层垫子。先以为是给那瘦叽叽的毛丫头坐的,但策划公司请我坐上面,摇摇晃晃地爬上去,居高临下,不知是什么意思?梁静茹出场了,换了一件胸口很低的衣服,往我对面一坐,妈耶,我眼睛就不晓得朝哪里看,赶紧滑下座来,问我的摄像,这是什么意思?摄像说,策划公司听说老吴很喜欢女孩子,思想也开放,就希望把节目做火爆些,特地让老吴坐高些,梁静茹胸口开低些,“这样,让你大饱眼福,做节目才情绪高涨啊!”他贼忑兮兮地说。

“快把垫子搬走,”我大叫道,“再叫那毛丫头换件包裹紧点儿的衣裳——你们不是来上庙,是来糟蹋老道——诚心勾引我老人家犯错误么!”

花样姑娘

上一篇说与明星近距离,实际上离我最近的明星,是十八频道的当家花旦李钰小姐。她的办公桌连着我的办公桌,中间只有半截木板挡着,头一抬就见花容月貌了。

与李钰同室共桌一年多,感觉她与我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哪怕静静坐着,都有很大动静——因为我坐着都能睡着,鼾声如雷,用李钰的话说,像火车过山洞(其实我晓得她想说的是,像老母猪哼);而她不论坐哪儿,都是一点声音没有。有时候我捂着话筒打了半天私密电话,头抬起来一看,哇,李钰就坐在我鼻子底下,冷不丁吓我一跳!仔细想想刚才是不是什么过头话让她听了去?心底发毛,嘴上便说,你怎么静得像个影子(实际上我肚里想说,你怎么像个偷听壁角的女特务)?

她总是轻轻一笑,什么话也不说,只有腮边两个浅浅的酒窝微微荡漾,又消失在光洁的玉盘里……

李钰岁数不大,学问却不浅,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那里静静地看书。我读报经常会遇到一些生僻的字,过去读时,跳过去就行,反正晓得大概意思就可以了。现在不行,现在我是艺人,吃的是开口饭,字读错了会有人揪住我不放,所以就大呼小叫,某某字哪个知道怎么读啊?

办公室很大,基本没人搭腔,大部分都是李钰告诉我,这个字该怎么读,而且是几声。有时候我不放心,偷偷查字典,发现果如她说,便暗暗佩服,不愧是正规播音出身,咬文嚼字,就是字正腔圆!

李钰虽已成家,老公也是我们新闻同行,但因为长得漂亮,身边不乏献殷勤的男性。只要她一落座,就有白马黑马各色“王子”绕过来,这个为她打水,那个约她吃饭。当然,都是些好同事,并无非分之想,只想调节一下,图个工作不累罢了。和所有新闻单位的女同胞一样,她并不扭捏作态,大大方方,偶尔兵来将挡的,还会开两句荤玩笑。和所有馋嘴小丫头一样,李钰也很好吃,中午总不肯安分在食堂就餐,喜欢约同事出门找这家那家饭店,觅一些新鲜出奇的吃物,搞“美食”的梁娟是她的死党。有一天我躲在办公室吃猪头肉,她嗅着小鼻头站起来,惊呼一声:哇,我说哪来的这么大的香味呢,原来吴老师躲在这里吃猪头肉!

出于礼貌,我当然顺口说一句,你吃吗?来一块!

哈。小丫头绕过隔板,伸手就抓起一块丢进嘴里,油呱呱地说,真好吃!

这以后,但凡我躲着老婆在办公室里吃鸡吃鸭,总逃脱不了她的“魔爪”,玉手一伸,小饱口福。我嘴上大方,内里却心疼,只好说一声:你是馋猫鼻子尖,瞎狗闻上天啊!

办公室里确实很香,这都拜李钰所赐。她案头终年鲜花不断,尤其是栀子花开季节,更是满室溢香!我曾开玩笑说,鲜花的多少确定了你今天的魅力,假如哪天没人送花给你了,就说明你已经老了。

李钰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脸一红,说,吴老师你误会了,这些花全是我自己买的,我特别喜欢花,尤其喜欢栀子花。

我这才注意到,每天李钰上班,都是捧着一束栀子花来,换去大花瓶里昨天发黄微锈的旧花,插上洁白无瑕的新花,办公室里便飘满醉人的花香。沉醉在花香里,我会悚然一惊,哇,又是一年了!

不知不觉,我办内退到电视台,又是一年了……

我读李钰博客,原来她也是城南人:“小时候,我居城南。每到栀子花开季节,小巷里就清脆响起妇人悠长的叫卖声,栀子花白兰花赖——奶奶便会颠着小脚,端着个小笸箩,走到巷口。栀子花真好看,尤其是将开未开的时候,小嘴微微张开,就像一个等待吐露心事的姑娘。古人形容上品女子应当是吐气如兰,我们也没那么高贵优雅,若是能做到吐气如栀,也算是朴实而温婉了吧……如果可以,下辈子让我做个白衣小花神,专司栀子吧。”

读着这清纯的文字,想起我这变换角色的一年,吃了多少批评受了多少委屈;想起我这辛苦的一年,早起早睡一如农民耕作,平添多少皱纹骤增多少白发?多亏这些和善的同事,多亏这个团结的集体,还多亏这温馨花香的氛围,让我支撑到现在。

“吴老师,你白闻了我这么多花香,应该写篇文章谢我哟!”李钰撒娇说。

我写,我说,我一定写!

遂有此文。

只是起题目,让我老人家大费踌躇:闻花谢美人?俗!花香里的美女同事?太白,而且癔怪!那就花样姑娘吧——花姑娘,呸呸,呀呀呸,怎么难得想文雅一回,起个名字也色迷迷的像日本鬼子呢?

烦不了,且发上去再说!

施兰减肥记

我不晓得我写这篇文章,会不会得罪施兰?该女子花容月貌,还伶牙俐齿,得罪她小人家可不是玩的。骨鲠在喉喷吐出来,打不死你也撞你一个跟头,够你糟老头子喝一壶的!

初识,是在《你说多大事》栏目。胖呼呼的导演张舒女士看我做节目唇枪舌剑,口无遮拦,一般嘉宾招架不住,遂说,明日找一才女与你匹配。越明日,才女来了,胖乎乎、大大咧咧一女子,肉滚滚两只脚跺过来,似乎地板都微微颤动。嘴上客气着寒暄,心下暗暗抱怨,哪块找来的才女?乌龟对绿豆眼,胖导演选了半天,就是选一个和我一样的暄呵呵的发面馒头么!及至上台,一开口,感觉她肚里有货,反应还奇快。我老头儿还没来得及荡她,倒被她小女子先耍了一刀。再一打听,原来她就是电台里日日《骨鲠在喉》的主持人,科班出身,骂人成名,顿时令我肃然起敬!

这以后在《听我韶韶》里,为能每周休息一天,我向领导建议,让她和我搭档。接触长了,发现这个整整小我20岁的才女,不仅心宽体胖,肚量也似宰相。作为一个小女子,毫不忸怩作态,经常拿自己体态开开玩笑;偶尔我说漏了嘴,她也毫不介意。相反,她对人热情友善,颇有几分急公好义的丈夫气概。比如我一年365天,除了她每个礼拜顶我一天之外,我没有年休假。她知道了,挥挥手说,只要是你个人需要,休年假和我招呼一声,我顶,没问题!

施兰为人豪爽,脑瓜灵活,是新闻圈里难得的人才。唯一遗憾的,就是人胖了点儿,在崇尚瘦腿细腰的今天,作为一个出镜的女主持,就吃大亏了!人胖,似乎脚特别怕热,每每摄像机前坐定,就见她两脚一蹭,鞋子就蹬脱了,一对肉乎乎的天足便躲在镜头下面透气;下面镜头照不着,可以随便点,上面出镜,就马虎不得。肩宽胸大,所以她每回坐下的习惯动作就是往下拉衣襟。一拉衣襟我就说,求求你别拉了,越拉越鼓,再拉观众口水就下来了!

施兰貌似豁达,经常拿自己开开玩笑,说我这身材,小姑娘的衣服就穿不上了云云。但实际上她还是很敏感,比如她每天中午都约一帮羽友,中饭不吃,午觉不睡,挥拍击球,挥汗如雨!我就说,假如我像你这样,早瘦成猴子了。施兰立马解释,你以为我不吃饭啊?我球照打,饭照吃,可我这体形,就是吃水它也胖!还有一次我说,假如你在唐朝,肯定是美人!她反应奇快,说,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就不是美人啦?老吴你真虚伪,你不是说你们男人就喜欢丰乳肥臀的么!

跟她讲话,要十二分的小心,否则冲得你翻跟头。比如减肥、美容的话题,千万别跟她提,一提,她就疑惑你在说她。有一次我好心告诉她,报纸上有一种减肥奇药,神奇得很……话没说完,她就捂着耳朵说,不听不听,你是嫌我胖是不是?嫌我胖你去找个瘦的搭档呀!

我只好苦着脸说,那我还不如抱根电线杆子说话哩!

两个月前,施兰突然问我,你啊发现我有变化啦?我愣了一下,说没看出来。她很失望,悻悻地走了。又过了两周,忽一日做节目,我从侧面看施兰,感觉有些异样,再仔细瞅瞅,呵,肥肥的一圈下巴不见了,下巴颌好像也尖了些。咦,你好像变瘦了么?我大声说。

你才看出来啊!她得意洋洋地说,走大街上,人家都说我变瘦了,就你四个眼睛,看不出来!

呵呵,原来这个小心眼子,在生我的气哩!我站起身,从她正面仔细打量她一番,使劲拍她马屁说,哟,看不出来,你真瘦了一大圈,起码掉了10斤肥肉吧!

掉肉就掉肉,说什么肥肉?施兰眼一翻,说,我整整减了15斤!

乖乖,15斤净瘦肉,那要少吃多少饲料啊!

她又翻了我一眼,并不理会我的讽刺和打击,颇有成就感地说,告诉你,我一点都没有节食,就是多锻炼,少吃零食!

不可能。我说,我采访过不少胖妹妹,人家不吃饭,吃水果,甚至用塑料布裹肉,蒸桑拿挤水,最后都没的效果。你还是透露一点儿减肥秘诀吧。

施兰正色道,老吴我真不骗你,我过去不吃中饭,甚至少吃饭,但我喜欢吃零食,喜欢吃各种膨化零食,还喜欢喝碳酸饮料,结果减肥效果就不好。医生说,零食和饮料热量极高,吃零食喝饮料是最不利于减肥的。现在我坚持正常吃饭,坚持每天走路上下班,中午打球锻炼,关键是坚决不吃零食了,所以我就减肥成功了。

说实话,我听得疑疑惑惑,不敢不信,也不敢全信——但凡减肥成功的女子,纵有灵丹妙药,也不肯透露,否则难以专美。就如同那些发财的富豪一样,你要向他打听发财的秘密,他是绝对不会与你分享的,呵呵!

事实是,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施兰减肥的确成功了。如今你看她,一周减一圈,上周和她做节目时,发现她原来穿的衣服全都嫌大了,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打晃,坐定了也不必往下拉衣襟了。大概人一秀气,作风也随之向淑女变化,鞋也不脱了,讲话甚至还带几分嗲兮兮小女子的娇气——“妈爱嘎的”,小施兰脱胎换骨了!

问她减肥的最大好处,她说是为了给她丈夫有一个新鲜感。新鲜感?你又不是草莓和葡萄,要什么新鲜感?再仔细一想,我明白了,抚掌大笑曰:哦,你是让你家老公抱在怀里,感觉是抱另一个女人,啊是达?

与孟非同台

省台新闻中心联络《扬子晚报》等媒体在南京各社区搞了一场“想说就说”群众评论员选拔活动,热热闹闹赛了一个多月。总决赛时,喊我去做主评委。走上评委席,就觉眼前一亮,原来孟非也坐在台上,笑容可掬,光头闪亮。

互致问候后,我们这两个主评委就粉墨登场了。电视台叫我俩一人带一位进入冠亚军决赛的美女,PK一个刚刚发生的新闻:日前,浦口有个李女士到中行去拿钱,柜员操作失误,明明应该400多块钱,结果写成4000多块了。因为拿的是房贴,李女士也不知道应该拿多少钱(她自己这样解释的),所以就把4000多块钱拿回家了。当天晚上银行就通知她,说你这是不当得利,如果不还就诉诸法律。这还不算,那个柜员后来还在网上发了个帖子,把李女士的名字、地址、电话也公布了。所以李女士后来对新闻单位说,我晓得这个钱是应该还给银行的。我们现在打官司,赌的是一口气,哪怕打输了,我们也要打。

据我所知,孟非在过去的新闻评论中,对中国带有强烈垄断色彩的银行,一直是持批判态度的。可惜那天他背霉,拈阄拿的是正方,而我拿的是反方。但孟非也很聪明,一开始辩论就火力十足,说按照我们国家法律规定,你这个是不当得利,既然是不当得利就必须还,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孟非先声夺人,定了一个基调,一下子就把我方这边压得死死的。原来我是叫我这边的女选手先发言的,毕竟是她们比赛,我敲敲边鼓就行。没想到选手面对咄咄逼人的孟非,不敢说话。我急了,只好赤膊上阵。

我说,孟非你在偷换概念。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讨论这笔钱该不该还的问题,连当事人李女士都说得很清楚,钱肯定是要还的。我们现在是在掰一个理,作为银行来讲,你本身也是企业,企业和老百姓之间发生矛盾,在法律上是处于平等的法人地位。现在因为企业管理不善,自己出了差错,不检查自己,反而仗势欺人在先,网上污蔑于后,对当事人构成了一种侵害,该不该追究责任?

其次,你刚才说了,既然是法律规定的事情,就没有讨论的余地。我觉得不对。且不说法律本身就是人定的,应该按照人与人构成的社会公平法则修订;就是已经定好的法律,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比如我们刚刚在四部法律中删除的一个词:“投机倒把”,这四个字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早就过时了。按照“投机倒把”这个概念,现在所有做生意的、炒股的,都叫投机倒把。因为它落后于时代,法律就应该修改——不讨论怎么修改呢?在香港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储户发现钱拿多了,还给银行,结果银行说,这个错是我们银行造成的,跟你没关系。你把钱拿走,我们惩罚我们犯错的柜员,因为这是她工作差错造成的。同样,在英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人家银行也是这么处理的。为什么到了我们这儿就行不通了呢?

第三,中国有句老话,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是收不回来的。在你们银行的柜台上,也有这么一行字:钱票离柜,概不负责——噢,如果少发给人家,你们概不负责,为什么多发给人家,就要人家负责了呢?上个月刚刚发生的一个新闻:一个储户从A银行取两万块钱,存隔街相望的B银行,竟验出有假币。按银行的规定,假币没收!幸好两街中间有监控录像,无缝对接,证明这个钱是A银行刚拿出来的,A银行才同意赔偿,否则它是“钱票离柜,概不负责”的——这就是中国银行业的不合理规定,这就是你们刚才强调的不能更改的法律,对你们有利了,你就负责;对你们不利了,你就不负责——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理?!

我这番发言,博得身后大众评委的一片掌声。孟非又艰难地抵挡了几句。我抓住他闪烁言辞中的漏洞,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孟非辩呀辩的,估计他辩到后来自己也绕糊涂了,最后观点绕到和我方观点相同的立场上来了。我立即鼓掌说,欢迎孟非弃暗投明,站回我方立场——至此,辩论胜负也就分明了。

再说一遍,孟非是一个极有思辨色彩的新闻评论人,而且非常聪明。只不过他那天手气不好,才侥幸让我方得了冠军。连台上主持人后来都说,本来应该是考两个学生的,结果两个老师干起来了。应该讲,双方发言都很精彩,难分伯仲,老吴只是选题讨了便宜。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孟非那天讲真话的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拿到对他不利的正方,导演叫他狡辩。他说,不行,我还是讲我应该讲的话。假如你们要我演戏,那我就抬腿走人。

辩论结束,选手一个个与我和孟非合影。因为孟非马上还要上直播,就抽身溜了。我和他在走廊上道别,又一次提到刚才的辩题。我说孟非,我在网上看到,许多人说你一天到晚攻击银行,因为你老婆是被银行开除的。

他呵呵一笑说,我最近批评了六合,网上有人说,我是去六合吃蟹黄包子没吃到,所以才报复的——吴老师你信吗?

我哈哈大笑。我说我敬佩你讲真话,哪怕比赛输了,也坚持不说假话——在中国做新闻评论,坚持讲真话,真的很难。

他摇摇手说,吴老师你再说我要不好意思了。不过假如我们刚才按导演的意思辩,我宁可不说。再见!

再见!

艺海生涯

这个题目有些大,应该叫《艺人生活一瞥》才对。但我不喜转文嚼字,写了也就写了,随便写段感受,又何必在乎题目呢?

双休日,一天也没有闲着。周六去江宁主持一台“新南京人才艺大赛”,由《南京日报》和市文明办、市妇联等单位举办的。娘家召唤,不敢不去;周日晚上又参加了一台“中天龙十周年晚会”,这是一家民营企业,十年来拍了几百部电视剧,大部分是和南京电视台合拍的。电视台是我新东家,东家的活动当然要参加。据主办方说,来的全是全国一流明星,主持人也是从中央电视台请的,你老吴是唯一一个地方台主持人——他的意思是叫我作受宠若惊状,但我的表现是颇不以为然。因为我晓得我有几斤几两,这个“唯一”一定是看中了我的方言特色,才让我去老鼠掀门帘——露一小手的,没必要欣喜若狂,权当一次卖艺经历足矣。

周日的晚会是在电视台演播室举办的。的确来了不少明星:林永健、鲍国安、蒋雯丽、吴若甫……光头短裙的一大堆,挤在一起,确实璀璨!后台因为被演舞蹈、相声的挤了,我们这些嘉宾都坐在一二排。蒋雯丽和我坐一起,她穿的衣服有点儿怪,外套宽宽松松,腰间系一带,有点儿日本武士风格。衣服很短,下面光腿着黑丝袜,上面感觉就是一件棉毛衫,长长的一截棉毛衫袖子露在外面,用南京话说,叫里长外短,有前途有发展(第二天读报才知道,这是一件很贵的品牌服,呵呵,恕老吴孤陋寡闻)。

林永健挤过来时,一看他熟悉的面孔,我差点和他招呼,一偏腿,让他挤了过去。才进去坐下没几分钟,又挤出来。导演问他何事?他两根手指往嘴边一碰,摆出一副标准的抽烟架势。我只好再偏偏腿,让他出去。

我注意了,他进去出来,蒋雯丽都淡淡的,没和他打招呼。奇怪的是,后来蒋雯丽上台说话的时候,笑靥如花,热情地和台下的他打招呼,感觉是几百年的老友一样,活脱脱就像在演戏!更滑稽的是,明明主题是庆祝中天龙十周年的一台晚会,第二天各家报纸出来,没一家提这茬的,全部围绕明星做花边文章。

晚会主持人是央视的张泽群和省人艺的孙岚。晚会前,我曾问一台领导,既是本台活动,为何不在本台选一个女主持和张泽群搭?台领导告诉我,原来打算请本台当家花旦李钰和他共同主持的,但李钰不肯。李钰说她曾经和张同台主持过,张“太霸道,也不尊重人”,且“从来不给搭档接话,只顾自己说”。所以,主办方这次找她时,李钰不肯出山,所以请孙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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