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险遭枪毙
1927年底到1928年秋发生在苏联中国留学生中的“江浙同乡会”事件，从一些无原则的纠纷开始，被人为地发展成一个政治事件。许多中国留学生因此事受到怀疑、打击，其中有许多是相当著名的共产党人，如中共最早发起人之一的俞秀松。而“江浙同乡会”的负责人，则被认为是蒋经国。
“江浙同乡会”事件的起因相当复杂，它不仅同苏共党内的反派别斗争有很大关系，而且与中国留苏学生中间的派别斗争密切相关。1927年暑假，蒋经国等人从中山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炮兵学校野营军训。在军训结束时，蒋经国、卢贻松、屈武、左权等人被分到了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或陆军大学，俞秀松、周达明被分到列宁学院，其他像黄仲美、朱茂榛、胡世杰、刘宜山、甘青山、郭景纯、周策、刘仁寿、张师等分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炮兵学校、步兵学校或飞行学校。尽管他们被分配在不同学校，但仍旧保持着往来。而俞秀松、蒋经国、卢贻松等来自江浙一带的学生，由于同乡缘故，每逢节假日总是喜欢聚在一起，或者下中国馆子，或者烧些家乡菜。由于军政大学和陆军大学的生活补贴较高，而步、炮、飞行三校生活补贴较少，于是有人提议组织一个“储金互助会”，请生活补贴高的蒋经国等人把钱拿出一部分来，让生活补贴低的同乡们也能偶尔下下中国馆子。
青年时代的蒋经国
9月初，生活补贴较低的学生就写信给蒋经国、卢贻松等人，说“储金互助会”已在莫斯科成立，请缴纳会费。卢贻松、蒋经国等人在复信中说：“‘储金互助会’在莫斯科已蒙你们登记，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我与经国商量，本月会费应当多缴点，事实上亦可能。”随后，蒋经国和卢贻松还真托人把钱带了过去。“储金互助会”很快就成了莫斯科三校同学用来向列宁格勒同学“敲竹杠”的一个专有名词。[16]
同乡、同学之间互相“敲竹杠”本来就是一件平常事件，因此“储金互助会”的事在中大同学中当然不是什么秘密，甚至江浙同学之间的，这些来往信件也没有向谁刻意保密。问题是，部分江浙同学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本来就让一些人多少有那么点儿嫉妒，再加上平时在学校中的一些矛盾，他们的这种“互助”方式难免会引起一些非议。
1927年10月，中共政治局委员向忠发率团来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并受组织部长李维汉的委托，对留苏中国学生政治及学习状况进行考察并提出改进意见。于是，他就前往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及莫斯科各军校向各校负责人了解中国学生的学习和思想状况。也就是在与各校负责人座谈的过程中，有人告诉向忠发说：“有一个江浙同乡会及‘储金互助会’，两个是一个东西，参加者有四十多人。因为有谣言说步校只有三元钱，后陆大同学寄了几十元来，由几个人吃了中国饭。由此组织了小组，最初是公开的秘密，后来又由半公开形成了一个神秘的组织。”“现在他们的组织及行动是绝对的秘密，比共产党还神秘。同时他们的分子不只江浙人，有军阀的子弟，有与第三党有关系的，有一部分是联共的所谓反对派，有一部分是怕死怕回国的分子。”[17]
向忠发听取汇报后，深感事态严重。随即，他一面令人秘密收集证据，一面向共产国际东方部汇报，要求东方部着手调查。但共产国际对向忠发的说法并没有给予重视。东方部的负责人米夫本身就是中山大学的校长，“储金互助会”的事情早就有所耳闻，这不过是学生间在经济上的一种互助，因此他并不十分在意。
然而，事情很快因东大学潮发生了急剧变化。1928年1月，东方大学军事班的中国学员们因为不满校方的官僚主义的教学与管理方式，结队跑到位于克里姆林宫旁边的共产国际大楼前面去示威游行，要求东方部与联共(布)中央联手调查处理东方大学的问题。正在此时，向忠发得到报告，声称东方大学的学潮与传闻中的“江浙同乡会”有关。于是向忠发再次找到米夫商量此事，决定检查蒋经国等人的信件，并秘密派人到各军事学校去收集材料。[18]
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对蒋经国、卢贻松等列宁格勒中国学生的信件进行了检查，不仅发现了蒋经国等人往来信件中有关于设立“储金互助会”的内容，而且还发现朱茂榛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中有讨论东方大学学潮的问题。负责秘密调查的格伯乌明确认为，这个名为“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的秘密组织确实存在，他们有名称、有章程、有会费、有会员。此时，正好是联共(布)同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尖锐时期，人们对党内小组织格外警惕。格伯乌的证据让米夫非常吃惊，决心查清此事。并成立了一个五人调查委员会，动员学生检举揭发这个秘密组织。
在中山大学，学生内部本来已是矛盾重重，派别林立。米夫动员学生检举揭发“江浙同乡会”，立即在学生中引起了混乱与恐慌。到处都是小字报，你揭发我，我揭发你，陈绍禹第一个在墙报上就此事上纲上线，声称“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中国革命的人组织起来的反革命集团。由于学校里与蒋经国等上届江浙同学关系好的同学还不少，许多与此有些关联的学生对陈绍禹的说法立即表示出强烈不满，学生间原有的矛盾和积怨迅速白热化起来。为了平息学生之间的纷争，向忠发亲自到中山大学宣布：“江浙同乡会”已经基本调查清楚了；这个反革命秘密小组织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有会费，并且与蒋介石、第三党以及联共(布)反对派都有联系。他们的领袖够得上被枪毙。对于这件事今后再不许有什么怀疑，“谁怀疑谁就是反革命”。[19]
3月24日，格伯乌提出了一个初步的书面报告。报告称，“江浙同乡会”至少有成员22人，其首领是俞秀松、周达明和蒋经国。该组织有集中的指导，如中央委员会，并经常开代表会议。各个学校都有他们的人组织的支部。其目的是要夺取在苏联境内的中国学生的指导权，帮助已经被共产国际免去领导职务的中共机会主义领袖陈独秀、谭平山。报告据此提议，鉴于这个小组织的危害还没有十分扩大，应当考虑立即将这22个人予以逮捕。
1928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向忠发、苏联军委代表和格伯乌代表共同开会，商讨处理办法。在会议上，甚至有代表明确提出将“江浙同乡会”唯一的领袖(蒋经国)予以枪决。在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四方代表共同决议：开除蒋经国、卢贻松、陈启科、左权、尤赤、胡士杰、刘仁寿、郭景纯、朱茂榛、周策、张师、甘青山等“江浙同乡会”骨干分子的党籍和团籍，其中蒋经国、刘仁寿、朱茂榛和周策等四名首要分子交格伯乌拘押审查。
被指认为“江浙同乡会”骨干的卢贻松等人纷纷向东方部米夫、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上书申辩，否认指控，并明确认为是有人故意兴风作浪。屈武、胡士杰、刘仁寿、郭景纯、朱茂榛、周策等人也向中共代表团说明是他们提议“储金互助会”的，提议组织“储金互助会”完全是为了请陆军大学、军政大学中“感情较好的同志帮助我们改善生活”。被指责为组织负责人的蒋经国也向调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写信申辩，他在信中反复解释同学搞“助金互助”的经过，并一再说明自己和国民党以及他的父亲蒋介石已没有任何关系。他承认自己和一些同学关系较好，“过于着重同乡的情谊有些封建的”色彩，但他明确认为自己在忠实于中国革命和忠实于中国共产党方面“从不后人”。[20]
“江浙同乡会”不仅涉及许多早期著名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问题的严重性，最终引起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高层的重视。当时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布哈林特地向米夫询问了有关蒋经国的问题，并对蒋经国是“江浙同乡会”的首领表示了怀疑。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打电话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要求东方部提供有关情况并决定调阅全部材料。
1928年7月，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始亲自审查有关“江浙同乡会”事件的材料。8月10日，雅罗斯列夫斯基正式向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了《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的报告大纲》，报告对格伯乌和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关于“江浙同乡会”的章程、组织、反革命行动、帮助反动派等等所谓“证据”，逐一进行了剖析，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及其反革命性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个组织问题，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对于企图组织互助性质的小组织而未向党报告的党团员，进行必要的党的教育。9月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共代表团停止利用此前一切与此事有关的材料，放弃追查“江浙同乡会”的一切努力和处罚有关学生的任何尝试。至此，所谓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方才告一段落，蒋经国也因此逃过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