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　大汉报

大汉报，真个巧，见了它，胆大了。

选自白雉山《胡石庵与“大汉报”》，原载《世纪行》2011年第5期。

大汉报，真胆大，人人怕，它不怕。

选自袁继成等编撰《汉口租界志》第321页（武汉出版社，2003年12月）。

这两首童谣实际是一个意思，就是真心赞扬《大汉报》。

《大汉报》由革命党人胡石庵经营并任主编。创刊宗旨是“以言论造成民国，鼓吹共和”。该报日出一小张，最高时销数三、四万份，除鄂省外，远销苏、浙、皖、赣、湘、闽等地。

时人赞曰“胡石庵一支笔，胜过吾辈三千毛瑟枪”，连海外华侨及外国报刊通讯社也称其为“新英物坠地”、“支那文字之怪物”、“革命党之利器”、“革命党所恃以挠动天下者”等（详见《武汉市志·新闻志》第31页）。

一张小小报纸，竟然有如此之大的作用，竟然有如此之高的评价，道理何在？说起来还是蛮有味道的。

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等组织用枪炮来证明了革命目标的一场战斗，而革命报刊则是用犀利的文字、正义的主张来抢占舆论市场，打击敌人的另类斗争。二者双管齐下，枪杆与报纸，就像孪生兄弟，都是意义等同的革命。

在武昌起义的前夜，有一张鼓吹革命，声震敌猷、影响广泛的报纸，它就是武汉的《大江报》。该报曾有两篇堪称是惊世骇俗的着名时评，一篇是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文章认定“和平”是“亡中国”之道，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国。另一篇是黄侃的“醉作”，由詹大悲编定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中的“大乱”，实际上就是“革命”，就是公开号召民众拿起武器，推翻满清。

堪与《大江报》媲美的。就是胡石庵的《大汉报》。

武昌起义后的第5天，即1911年10月15日，《大汉报》在汉口创刊，宗旨是“以言论造成民国”。胡石庵一人自采自编自校，采用黄帝纪元，声援革命。创刊之初，《大汉报》发表了大量文章，起到了安定人心、稳定大局，鼓舞士气的作用。

《大汉报》创刊号上，头版头条刊登的是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名义写的《布告国人书》，声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号召全国速起响应，共同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文中慷慨激昂地言道：“军政府恭行天罚，义无返顾，谨申大义，以告国人。维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既明此义，宜及时奋起，云集响应。无小无大，尽去其害；执讯厥魂，以奏肤功”。不过，这篇讨伐清廷的战斗檄文，并非“中华民国军政府”授权书写，实际是胡石庵自编自书的假冒之作。

第二天，胡石庵又假托“大总统孙文”，发布《告同胞书》，此虽非出自真孙文之手，但却轰动了武汉三镇及外埠地区，如大旱之甘霖，供不应求，每份卖到一、两元，京津那边甚至有人以五十元一份的高价买报，足见人心向背，足见文字魅力。

胡石庵文笔老道，神思飞越，笔头子如流水，一泻千里。阳夏保卫战中，革命军与清军日夜激战，硝烟弥漫，他冒着枪林弹雨，白天上前线采访，夜间回家中为文，一大早报纸便印刷出版，官兵士民争相阅读。10月28日汉口馆址被焚，胡石庵坚持到最后才化装出走，哭奔武昌。

11月5日，《大汉报》在武昌复刊，胡石庵临危疾呼：“《大汉报》当与武昌共存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半日之内，竟然增发“号外”六次，这些杜撰的战时新闻，如“各省捷报、援军立至、清军倒戈、北京反正”等，居然起到了很大的鼓动作用，接二连三的好消息，让慌乱无主的人们信以为真，动荡之心这才略微安定。

胡石庵又作《劝北军同胞》书，数万言白话文，浅显易懂，按日连载，并派人在汉口租界等地四下散发。有报道说，不少清兵读后，顿生异心，或抱抢消沉、或弃枪逃跑、或举枪投诚。

“鄂风泱泱，扇遍天下”，《大汉报》影响日渐广泛，名气日渐隆升。时人有诗称誉《大汉报》：“开元国庆无双日，革命文章第一篇。佳期恰在重阳后，首义争传一纸先”，英、德、美等国报纸亦载文赞扬为“革命之先锋”，“民国之第一张报纸”，中华民国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黎元洪欣然题赠“赤手回澜”的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