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通

第三通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又好久没给你们写信了,当然心里常常是在挂念着的。今天收到你们的来信,很高兴,知道大家都平安,心里也就安了。

最近工作颇上劲,上星期在贝德戈什奇演奏了巴赫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和舒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指挥是捷克人,叫津斯基,到中国去过,大概就是那一位五六年在我的音乐会以后指挥上海乐队的,他不是一个什么独特的指挥,可是个很扎实的音乐家,跟他合作得很好。

巴托克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也早已练出了,不久大概将演出。萧斯塔科维奇的奏鸣曲也练出了。三月六日在学校里将有一次汇报演出,我将弹巴赫的《萨拉班德和帕蒂德》,这是一个变奏曲;萧斯塔科维奇的《钢琴奏鸣曲》;舒伯特的《a小调钢琴奏鸣曲》;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钢琴奏鸣曲》。

最近工作成绩都还不错。

我想要练斯特拉文斯基的《随想曲》,真是很妙的作品,可是很难,主要是记忆难。萧斯塔科维奇已经够我受的了。最近我算了一下,在我的保留曲目里已经有二十支协奏曲了。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爱乐团体写信给杰老师,邀请我明年三月去演出,杰老师及学校共同写了一封信给使馆,征求他们同意,一直没有回信。学校及杰老师当然是竭力主张我去的,后来杰老师又写了一封信去使馆,隔了几天,接使馆回音,说国内回复要比利时方面直接写信去音协。我不懂究竟为什么要兜这些圈子,难道文化部不能决定,倒要音协来决定吗?

杰老师为了我,希望我能出去演出,花了不少心血,他一片热心,同时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有机会为他争一分光,可是恐怕我们的领导很难体会他的这种心情吧!听说,曾有许多国家通过波兰的文化交流组织邀请我去演出,如伦敦、巴黎等。虽然波兰学校方面、音乐界方面都是主张我去演出的,但却无法解决。前几天遇见南斯拉夫全国演出协会的负责人,他说曾好几次向使馆提出邀请我去演出,但根本无回音。我想起在莫斯科曾遇见保加利亚文化部的一位处长,也说曾无数次向中国驻索菲亚大使馆提出邀请我去演出,但从无回音。这些事情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我想置之不理,似乎并非我国外交上的传统!

阿诺索夫前星期去华沙演出,提到苏联的国家交响乐队今年五月将去华访问,他很希望我能去和他们合作演出。他们去中国的时间一定不短,我若是五月底或六月初赶回国,还来得及。

前几天高教部长杨秀峰来波兰,连着几天我们大家都忙着开会听报告,以后要上政治课了,会恐怕是要更多了。

部长找我单独谈了话,对我颇有指责,说我骄傲,脱离政治,说起我在苏联时曾为了广播发脾气。事实上,是我在那里录音后,讲好了要听一遍,选择一下,最后再决定;约好了几次,电台方面都失信,害得我跑了好几次,我便有些火,在回来的路上,在翻译同志面前表现得很气,结果中国同学就反映到上头去了。当然,这样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可见做人该如何小心。杨部长谈话时态度诚恳至极,使我不能不感动。后来我提起阿诺索夫的建议来,他倒表示颇为热心,说这是可以的。

其余就没什么可写的了,和声课进展尚快,练习很多,很需要花些时间,另外,我也去上了音乐文献的课,我上的是三年级的课,专讲现代音乐。

再谈了,祝你们健康、愉快。

儿 聪上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寄上节目单等。关于国内音乐界也下乡劳动的情形,望来信告知。我无法理解钢琴家去劳动以后怎么办?难道改行?

参见本书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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