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通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又好久没给你们写信了，当然心里常常是在挂念着的。今天收到你们的来信，很高兴，知道大家都平安，心里也就安了。
最近工作颇上劲，上星期在贝德戈什奇演奏了巴赫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和舒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指挥是捷克人，叫津斯基，到中国去过，大概就是那一位五六年在我的音乐会以后指挥上海乐队的，他不是一个什么独特的指挥，可是个很扎实的音乐家，跟他合作得很好。
巴托克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也早已练出了，不久大概将演出。萧斯塔科维奇的奏鸣曲也练出了。三月六日在学校里将有一次汇报演出，我将弹巴赫的《萨拉班德和帕蒂德》，这是一个变奏曲；萧斯塔科维奇的《钢琴奏鸣曲》；舒伯特的《a小调钢琴奏鸣曲》；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钢琴奏鸣曲》。
最近工作成绩都还不错。
我想要练斯特拉文斯基的《随想曲》，真是很妙的作品，可是很难，主要是记忆难。萧斯塔科维奇已经够我受的了。最近我算了一下，在我的保留曲目里已经有二十支协奏曲了。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爱乐团体写信给杰老师，邀请我明年三月去演出，杰老师及学校共同写了一封信给使馆，征求他们同意，一直没有回信。学校及杰老师当然是竭力主张我去的，后来杰老师又写了一封信去使馆，隔了几天，接使馆回音，说国内回复要比利时方面直接写信去音协。我不懂究竟为什么要兜这些圈子，难道文化部不能决定，倒要音协来决定吗？
杰老师为了我，希望我能出去演出，花了不少心血，他一片热心，同时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有机会为他争一分光，可是恐怕我们的领导很难体会他的这种心情吧！听说，曾有许多国家通过波兰的文化交流组织邀请我去演出，如伦敦、巴黎等。虽然波兰学校方面、音乐界方面都是主张我去演出的，但却无法解决。前几天遇见南斯拉夫全国演出协会的负责人，他说曾好几次向使馆提出邀请我去演出，但根本无回音。我想起在莫斯科曾遇见保加利亚文化部的一位处长，也说曾无数次向中国驻索菲亚大使馆提出邀请我去演出，但从无回音。这些事情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我想置之不理，似乎并非我国外交上的传统！
阿诺索夫前星期去华沙演出，提到苏联的国家交响乐队今年五月将去华访问，他很希望我能去和他们合作演出。他们去中国的时间一定不短，我若是五月底或六月初赶回国，还来得及。
前几天高教部长杨秀峰来波兰，连着几天我们大家都忙着开会听报告，以后要上政治课了，会恐怕是要更多了。
部长找我单独谈了话，对我颇有指责，说我骄傲，脱离政治，说起我在苏联时曾为了广播发脾气。事实上，是我在那里录音后，讲好了要听一遍，选择一下，最后再决定；约好了几次，电台方面都失信，害得我跑了好几次，我便有些火，在回来的路上，在翻译同志面前表现得很气，结果中国同学就反映到上头去了。当然，这样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可见做人该如何小心。杨部长谈话时态度诚恳至极，使我不能不感动。后来我提起阿诺索夫的建议来，他倒表示颇为热心，说这是可以的。
其余就没什么可写的了，和声课进展尚快，练习很多，很需要花些时间，另外，我也去上了音乐文献的课，我上的是三年级的课，专讲现代音乐。
再谈了，祝你们健康、愉快。
儿 聪上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寄上节目单等。关于国内音乐界也下乡劳动的情形，望来信告知。我无法理解钢琴家去劳动以后怎么办？难道改行？
参见本书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父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