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致许广平

鲁迅致许广平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许广平(1898年—1968年),中国现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曾是鲁迅的学生,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终于和鲁迅走到了一起。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

(一)

广平兄:

5日与7日的两函,今天(11)上午一同收到了。这封挂号信,却并无要事,不过我因为想发几句议论,倘被遗失,未免可惜,所以宁可做得稳当些。

这里的风潮似乎还在蔓延,但结果是决不会好的。有几个人已在想利用这机会高升,或则向学生方面讨好,或则向校长方面讨好,真令人看得可叹。我的事情大致已了,本可以动身了,今天有一只船,来不及坐,其次,只有星期六有船,所以于15日才能走。这封信大约要和我同船到粤,但姑且先行发出。我大概15日上船,也许要到16日才开,则到广州当在19或20日。我拟先住广泰来栈,待和学校接洽之后,便暂且搬入学校,房子是大钟楼,据伏园来信说,他所住的一间就留给我。

助教是伏园出力,中大聘请的,俺何敢“自以为给”呢?至于其余等等,则“爆发”也好,发爆也好,我就是这么干,横竖种种谨慎,也还是重重逼迫,好像是负罪无穷。现在我就来自画招供,自卸甲胄,看看他们的第二拳是怎样的打法。我对于“来者”,先是抱着博施于众的心情,但现在我不,独于其一,抱了独自求得的心情了。(这一段也许我误解了原意,但已经写下,不再改了。)这即使是对头,是敌手,是枭蛇鬼怪,我都不问:要推我下来,我即甘心跌下来,我何尝高兴站在台上?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对于这样的,我就叫作“朋友”。谁有什么法子呢?但现在之所以还只(!)说了有限的消息者:一,为己,总还想到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借我已成之地位,而作改革运动。但我要兢兢业业,专为这两事牺牲,是不行了。我牺牲得不少了,而享受者还不够,必要我奉献全部的性命。我现不肯了,我爱对头,我反抗他们。

这是你知道的,单在这三四年,我对于熟识的和初初相识的文学青年是怎样,只要有可以尽力之处就尽力,并没有什么坏心思。然而男的呢,他们自己之间也掩不住嫉妒,到底争起来了,一方面于心不满足,就想打杀我,给那方面也失了助力。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如果我再隐忍,退让,他们更要得步进步,不会完的。我蔑视他们了。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那流言,是直到去年11月,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飚》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

那时我又写信去打听孤灵,才知道这种流言,早已有之,传播的是品青、伏园、亥情、微风、宴太。有些人又说我将她带到厦门去了,这大约伏园不在内,是送我上车的人所流布的。白果从北京接家眷来此,又将这带到厦门,为攻击我起见,便和田千顷分头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不在之故。在送别会上,田千顷且故意当众发表,意图中伤。不料完全无效,风潮并不稍减,因为此次风潮,根柢甚深,并非由我一人而起,而他们还要玩些这样的小巧,真可谓“至死不悟”了。

现在是夜二时,校中暗暗的熄了电灯、贴出放假布告,当即被学生发现,撕掉了。此后怕风潮还要扩大一点。

我现在真自笑我说话往往刻薄,而对人则太厚道,我竟从不疑及亥情之流到我这里来是在侦探我,虽然他的目光如鼠,各处乱翻,我有时也有些觉得讨厌。并且今天才知道我有时请他们在客厅里坐,他们也不高兴,说我房里藏了月亮,不容他们进去了。你看这是多么难以侍奉的大人先生呵。我托令弟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很可惜,有些不高兴,而宴太即大放谣诼,说我在纵容着学生虐待她。为求清宁,偏多滓秽,我早先说,呜呼老家,能否复返,是一问题,实非神经过敏之谈也。

但这些都由它去,我自走我的路。不过这次厦大风潮之后,许多学生,或要同我到广州或想转学到武昌去。为他们计,在这一年半载之中,是否还应该暂留几片铁甲在身上,此刻却还不能聚然决定。这只好于见到时再商量。不过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同事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中了流言家的诡计了。

(二)

广平: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

学风如何,我以为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校和社会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如在都市,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其苦恼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

学校的情形,向来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较好者,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现在可多了,竞争也猛烈,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教育界的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间有例外者,大概即年龄太小,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花费的必要之故罢。至于传入女校,当是近来的事,大概其起因,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所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不外两途,一是力争,一是取巧,前一法很费力,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复昏睡了。可是这不独女界,男人也都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还有豪夺而已。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问,倘若闯入深坑,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历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解释。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

……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若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知道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缠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迫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其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就是不过如此,而且近于游戏,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人生或者有正轨罢,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写了出来,未必于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

鲁迅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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