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9日,巴黎阿尔萨斯旅馆
今天早上我又去了一趟圣朱利安—勒—鲍夫埃小教堂。那里的本堂神甫是个挺有意思的人,他总是觉得我好像深陷在痛苦当中。有一次,我正在祭拜的地方跪着,他悄无声息地走到我身旁,向我耳语道:“先生,蒙我主的救恩,您的祷告必蒙垂听。”我说—我没有办法把嗓门压低—我的祷告一直以来都很灵验:这也正是我每天到教堂来哀告的原由。打那以后,他就静悄悄地离开了我。
圣朱利安有一点不大为众人所知:他其实在自己早年就厌倦了传道生活。他治好伤痛,医好疾病,却横遭辱骂,因为他虽然妙手回春,可人家从此就没有理由再去行乞了。他给人驱魔赶鬼,但这些魔鬼被赶走后,立刻又附上那些围观神迹者的身子。他作出预言,可人们却谴责他在富人之间散布悲观幻灭的情绪。多少次,他硬是被阻挡在大都市的城门之外;多少次,他巴巴地等着神给他一点神迹,但总是一无所获。最后,他放弃了自己的布道事业。“我曾经治过病,作出过预言,”他说,“可是现在我是个乞丐。”这时怪事却发生了:曾经嘲笑过他神迹的人转而对他的贫困顶礼膜拜起来。他们对他寄予同情,在同情当中,他们又把他当成了圣人。他的神迹早已被忘到了九霄云外。这种圣徒很对我的口味。
早上我离开了小教堂后,三个英国人从我身旁走过。对这种邂逅我早已见怪不怪了,所以只是摆出了惯常的姿态。我走得很慢,尽量不朝他们的方向看。在他们的眼中,我已经成了罪的活化身,既然如此,我也就给他们一个台阶,任由他们不急不忙地打量我。他们走出一段距离,和我本可相安无事,但其中却有个人回过头来,冲着我喊起来:“瞧!那不是王尔德夫人吗?瞧她那妖里妖气的样儿!”我一步不停地继续往前赶,脸上却已火烧火燎。他们转过丹东路的路口,我就加快了步子,急匆匆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至此,我的情绪已经被彻底破坏。在我执笔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手还在不住地抖。我简直成了哑剧中报忧不报喜的恶神卡珊德拉,人人喊打,饱尝滑稽演员的杖责和小丑的拳打脚踢。
在我受审的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有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幅史前怪兽的画像。这就是英国人对我的看法。对了,他们还想把我这头怪兽给驯服了。他们把它关押了起来。奇怪的是,当我被释放的时候,伦敦郡的市政会怎么就没有把我给聘过去,然后把我从炮筒里发射出去,或者安排我在蒂伏里玩杂技?怪兽般的模样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贝拉斯克斯在画那些侏儒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但丑陋和悲惨的模样则微不足道。
最简单的教训我们是最后才学到的。我就像塞墨勒,一心要看到神,结果却被烧死,我没有渴求名声,结果却为名声所毁。我在想,在我大红大紫的那些日子里,我本可把自己彰显在世人面前,而世人却把自己彰显在我面前。不过,虽然控告我的人折磨过我,把我像一条下贱的狗一样流放到荒野,他们都没有摧毁我的精神—他们办不到。自从我乘坐拉上了帘子的马车离开雷丁监狱的大门之后,我已经得到解脱了,在我当时还没有想到的多个方面得到了解脱。我没有了过去。过去的成功已经无关紧要。我的作品已经被人淡忘:用我作例子来教育罗梅克家的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再也不会有那些剪报了。我就像个无助地躺在薇薇安脚下的巫师,哀叹“此生何在,此生何益?名既废弃,誉亦无存”。想到这,我心中涌出一种奇特的愉悦。如果真像朋友所说的那样,我成了印度教教徒一般消极的人,那是因为我已经悟出了生命美妙的无情。我其实只是一种“结果”罢了:我生活的意义全存在于别人的脑子里,并不存在于自己的生活中。
因此,英国人把我当成囚犯,而朋友则一如既往地把我看成殉难圣徒。我都不在乎:通过这种亦正亦邪的结合,我成了艺术家的完美典范。我代表了很多种人:既是极尽荣华的人中翘楚所罗门,又是饱尝辛酸的苦命人约伯。我体验过了快乐的虚幻,也品味过悲哀的真实。我的生活已经圆满了—有过如日中天,也有过一败涂地,我不再发展,但我拥有了与之相应的自由。我就像华伦夫人,只是职业有所不同而已。
以前,更糟糕的诨名我都有过:人们从诅咒的渊薮中刨出恶言秽语,纷纷向我掷来。我用什么名字都无所谓了—他们为了戏剧效果,称我为塞巴斯廷·美墨斯和C.3.3。也罢,反正我的真名实姓已经死了,背上这两个绰号,也不失恰当。记得在孩提时,我对自己的大名是很在乎的,每次写奥斯卡·芬格尔·欧弗莱赫蒂·威尔斯·王尔德,我的心里都洋溢着莫大的喜悦。这个名字里寄托了爱尔兰的所有传说,这名字似乎能给我力量和现实。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学教喻能力的确证。不过现在我对它有些厌倦了,有时候甚至避之唯恐不及。
有一天,我拿起一份《信使》报在读,读到一段不堪忍受的法语时,中间突然冒出了这个名字。我把报纸猛地放下,就好像它着了火一样。我不敢再看它。我感觉奥斯卡·王尔德的名字好像是一个巨大的虚空,一不留神就会跌下去,把自己迷失。我现在栖息的咖啡馆对面,是雅各路的拐角,那里偶尔会有个疯子在站着。那疯子对着来来往往的车子大喊大叫。这些车子从他的身边驶过,把泥浆溅到他身上。在那疯言疯语的背后,积聚了多少伤痛和凄苦!对这一切,谁能有我这样的切肤感触?不过我已经领会了一个很简单的教训:我是一个不能出声的遭诅咒之人。
我前半生也是疯疯癫癫过来的,这点我现在总算悟出来了。过去我想方设法要把生活变成艺术作品。好像我是在殉难圣徒的墓地上修建教堂,不幸的是,没有任何神迹出现。而在当时,我是没法看透这一点的,因为我成功的奥秘就在于迷信自己的出色。每一天,我都在甜言蜜语中度过,花天酒地,尽情享乐,过去和将来都显得无足轻重。我用非常简单的话语把过去和未来串了起来:它们都是我自己塑造的。如今,经历过世事轮回,时运逆转,我必须换个眼光来看待过去。我曾经扮演过各种角色。我向很多人撒过谎—这还不算,我还犯下了自欺这个不能饶恕的罪孽。现在,我必须打破这个陪伴了我一生的恶习。
莫里斯今天会来,把外边的街谈巷议告诉我。等他来了,我会把我的新决定告诉他。我会平心静气地跟他说。如果这可爱的小伙子进来发现我坐在书桌边,定会大惊失色。我曾让他相信我的兴趣和他一样。要是他发现我开始写日记,他肯定会立刻写信给罗比·罗斯,谴责我犯下认真等诸种反常的恶行。当然,他不懂文学。他曾经问过我“威尔斯先生”是谁,我说他可能是一个实验室助手,他听后如释重负地走了。
莫里斯是个很好的朋友。我和他认识的过程既凑巧又荒诞。有一天,我正巧在剧院后面的一个书店里,突然看到他在现代英国文学书架上寻找什么。根据我长期的经验,我知道这书架上必定有一本我写的《意图集》。我迫不及待地等着看他会不会从架子上把它拿出来。可惜他翻开了另外一本乔治·穆尔写的风格明快易懂的书。
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走了过去。“哎,”我问道,“你对这个作者感兴趣吗?”
莫里斯倒也没有羞惭:“我住在那咖啡馆附近,这位小说大师说他是在那里学会法语的。”
“这种地方还在开门营业,羞煞人也。我明天就要向当局汇报,说说这情况。”
他笑了。我顿时觉得我们俩注定可以成为伟大的朋友。他告诉我他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英国人,但他的父亲已经过世。我说,不错,英国人好像到了时候就死,丝毫都不差。我的直率让他大吃一惊。当然,他不会知道我是谁:他的父亲没有向他提起过我的名字,甚至在临死前也没提过。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向来都能原谅笑眯眯的人,所以我决定亲自来教莫里斯。我把他引荐给我的朋友。我偶尔还让他请我吃晚饭。
在这些夏日的下午,我们在我狭窄的床上一齐躺着抽烟。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我是个著名的作家,一个享誉全球的大艺术家,但我觉得他不会信这些说法。有时候我会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描述《莎乐美》中的可怖场景,或者背出一句非常贴切的警句。这时候他就会好奇地斜着眼看我,仿佛我在说一个他不认识的人。
“你现在为什么不写了?”他问我。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莫里斯,再者,该说的我都说过了。”
春季的时候,莫尔·阿迪和我们在一起。他带了一本我的诗集给我。这书可是漂洋过海来的。不过,我真的不想要,就厌恶地挥了挥手。“不过奥斯卡,这里面有的诗写得很不赖啊。”莫尔说话的口气总像是律师,可他在当律师的时候却反而没有这种腔调。
“是的,莫尔,不过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看了看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我当然可以信心十足地开始写我的自白录。德·昆西写过,纽曼写过,有人说连圣奥古斯丁也写过。我甚至觉得萧伯纳是在不停地写,这是他和戏剧之间唯一的联系通道。但是我必须寻找一种新的形式。我不想写成魏尔兰那样的忏悔录—他的伟大之处是把所有可能有趣的内容统统排斥。不过他倒也是个天真无邪之人—真正的天真无邪,他不会对别人产生任何伤害。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幸卷入了复杂的生活。我是个复杂的人,却混迹于质朴的表象之下。有些艺术家负责提出问题,有些艺术家负责提供答案。我属于提供答案的那一种,而且会在来世继续等待人们的提问。谁是奥斯卡·王尔德又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所需要的,只是听听《汤豪泽》的序曲。外边传来了莫里斯的声音:听那重重的大踏步的声音,必定有很重要的新闻。
贝拉斯克斯(1599—1660),西班牙写实派宫廷画师。——译者注,本书中的注解均为译者所加。
塞墨勒,希腊神话里宙斯的爱人,是一个凡人,在目睹宙斯以神的形象出现时,被闪电击为灰烬。
所罗门,《圣经·旧约》中记载的以色列人的王,以富有著称。
约伯,《圣经·旧约·约伯记》中的人物,是受苦受难的典范。
华伦夫人,萧伯纳的著名戏剧作品《华伦夫人的职业》中的女主人公。
美墨斯是查尔斯·罗伯特·马图林(1782—1824,王尔德母亲的舅公)小说《流浪者美墨斯》中的主人公。他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换取长寿,后来出于后悔,不断寻找替身以求解脱,但是这些人都不愿意出卖灵魂。以美墨斯为名,是指“王尔德在自己过往的经历与美墨斯出卖灵魂之举中看到相似之处”,“以美墨斯为名,说明善恶知识不能补救人的缺点。”(引自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王尔德全集》第一卷,17—18页。)关于美墨斯,8月14日日记中还有进一步描述。
于伯尔·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作品有科幻小说《时间机器》、《世界之战》,社会问题小说《基普斯》等。
乔治·穆尔(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小说《埃斯特·沃特斯》、《欢呼与告别》三部曲等。
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家和评论家,吸鸦片成瘾,以《一个鸦片服用者的自白》闻名。
约翰·亨利·纽曼(1801—1890),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改信天主教。著作有《论教会的先知职责》、《大学宣道集》等。
圣奥古斯丁(354—430),著有《上帝之城》、《见证集》等,神学家,中世纪基督思想的重要奠基人。
保罗·魏尔兰(1844—1896),法国诗人,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之一。重要作品有《感伤集》、《无题浪漫曲》、《智慧集》等。
华格纳根据德国吟游诗人汤豪泽被诱至维也纳宫廷作乐,后又被教皇赦罪的传说所写的歌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