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诗意地居住在新都市——'96“新都市文学”理论研讨会纪要
1996年10月9日，在黄浦江畔的上海，深圳市文联、《特区文学》杂志社、上海市作家协会联合召开了“新都市文学理论研讨会”。与会的深沪两地的评论家、作家、学者，就“新都市文学”发展、当下文学的走向、都市作家所担负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研讨会由深圳市文联副主席、《特区文学》总编辑戴木胜主持。
一、“新都市文学”旨在用现代意识反映新的现实生活、新的价值观念，把“都市意象”引入当下的文学创作
戴木胜（深圳市文联副主席、《特区文学》总编辑）：
我们《特区文学》是在1994年第一期提出“新都市文学”口号的，三年来，“新都市文学”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在国内外都引起一些反响。《羊城晚报》今年组织“'95中国文坛十件大事”评选，其中就把《上海文学》的“新市民小说”和《特区文学》的“新都市文学”合并在一起评为十件大事之一。今年，我们又与《小说选刊》和《深圳商报》联合举办了“商报杯新都市文学征文”，集中发了一批作品，其中一部分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报刊转载，引起了一些反响。为了从理论上更深入探讨“新都市文学”，进一步扩大“新都市文学”的影响，今天在这里与上海市作协共同举办“新都市文学”理论研讨会，加强深沪两地文学界的交流，促进两地文学艺术的发展，我相信是件好事。
我们《特区文学》从办刊宗旨，到历年来所发作品，都是强调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在大的历史转型时期——从深圳率先建立经济特区到东南沿海形成一大片经济开发区——新鲜的现实生活。深圳文化底子较薄，十余年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又加上毗邻香港的特殊地理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来文化涌入，深圳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说，深圳的文化、深圳的文学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它既不是完全传统的，也不是全盘西化的。应该有一些新的面貌、新的气象。于是我们提出了“新都市文学”的口号，这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深圳实际出发提出来的，是一种尝试和探索。目前的“新都市文学”提出了粗略的纲领和一批作品。我们的一种考虑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以后的现实生活、新的价值观念、生活状态加以反映，另一种考虑是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珠江三角洲到上海等沿海地区将会形成一个新的都市带，特别是上海，原来是一个基础很厚的大都会，现在又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这些新都市带的生成，为“新都市文学”提供了一个依据，从理论上而言，它应该以大都会大城市为依托。
历来中国文学作品反映都市意识较少。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性都市现在尚在形成中，这就必然要产生一种新的都市意识。“新都市文学”应当具有开放性、现代性和探索性。《特区文学》开辟了“新都市文学论坛”专栏，发表了20余篇论文。1994年，余秋雨先生来深圳也谈了对“新都市文学”的看法。当然，从发表的文章看，有不同看法，也有争鸣，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活跃的。在“新都市文学”这面旗帜下，我们发表了一批作品，有长篇，但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如《水之华》《舞》《驶出欲望街》《谁都别乱来》等。对这些作品能否体现“新都市文学”的要义，也有不同看法，这也是难免的。
“新都市文学”在创作和理论上虽然摸索出一些东西，但在较短的时期内，能否形成自己完整的纲领和典型的代表作，它的内涵外延如何确定，我们还是有些惶惑，但又很值得探讨。所以想借助这次会议来求教于上海的作家评论家。
二、“新都市文学”创作实践的面需要拓宽，“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命题
刘学强（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新都市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口号的提出，其内涵和外延如何准确确定，尚待实践不断地去完善，一个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请大家来批评它完善它，以得到我们希望得到的求教。我们也不急于求成，先请上海的专家们来给我们会诊。
我们要弄清“新都市文学”的聚焦点以及它在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正如人们在谈生活状态时一定应该考察一下文化生活质量，因为文学是作用于生活质量的，我们对这些问题一定要积极探讨。当然，我们深圳作为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文化艺术事业要改革才能全面繁荣，但也要寻找一些突破口。我们研究制定《深圳市文化发展战略》，在文学方面的突破口是“新都市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目前发表的“新都市文学”作品还以打工阶层居多，面还不宽，应该拓宽。应该表现真正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和支撑起新都市的各种群落的人。新都市有各种力量，而企业家是很主要的力量，不妨多聚焦。都市人的群落很丰富，既然有那么多群落的人同享一个都市的天空，那么如何把握纷纭多变的都市生活的主流社会和主要的时代精神？那么作家首先要具备社会学知识，当然，要有独特感悟。我们总是希望从作品中得到希望和鼓舞力量，人类没有希望就会走向倒退和毁灭。因而“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命题。
最近，我们宣传部抓了一个长篇《花季·雨季》，是一个都市女中学生的作品。作者也是跟父母从上海移民到深圳的，作品写到两个城市的生活，非常真实，是以日记为创作蓝本的，有20多万字。作品写出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别无选择的痛苦，也写出了在市场经济生活中面临太多选择的困惑，但作品有亮色，有理想，是一部反映市场经济形态下青少年生活不可多得的作品。有人说是新时期的《青春之歌》或《青春万岁》。我们已经对这个作品进行了宣传策划，准备隆重推出。
我感觉“新都市”的题目太大，和余秋雨、陈思和先生都探讨过。我们还应通过点点积累，点点努力，和大上海的文艺界一起探讨、实践，争取有更大的收获。
三、都市文学是今后应该作为重点的文学，上海和深圳都有面向新都市的课题
徐俊西（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在我们这里举行“新都市文学”研讨会，对于我们上海来说，也提供了交流探讨的机会。深圳作为新都市是最典型的。上海是老都市，但也要向新都市发展，市民也要成为新市民。所以，上海和深圳都有面向新都市的课题。“新都市文学”“新市民小说”这些新的口号的提出，也不是偶然的，是生活本身提出新的课题，都市文学应该是今后重点的文学。解放以后的文学，大多是反映农村的，真正反映都市生活的作品很少，这其实是不正常的。小说本身就产生于都市，由于种种原因，它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现在深圳提出“新都市文学”是非常好的，对我们两地的文学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上海、深圳、广州都有共同的地方。从原来基础看上海比较好，但在改革开放的近几年中，深圳、广州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包括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等。我希望在座的两地的理论家、作家共同研讨这个问题，以便收获更大一点。
四、面对快速滚动、多变的生活，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文学形态；“新都市文学”是一个前瞻性的命题，起到了非常好的先导作用
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新都市有许多令我们极度困惑的问题。生活形态变化，人性挑战越来越严峻，确实要有一种最敏锐的文字来把握这种滚动、多变、速耗的生活。这就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很多农村人变成了都市人；好多现在还在农村的人，借助于现代科技和现代媒体，在内心已经过上了城市生活，虽然环境还没城市化，但内心已经城市化了。
深圳的“新都市文学”的提出对上海的某些心态也有一种互享互补的作用。就文学而言，一种是可以对比原来的改变，就是回头看的文学。还有一种就是现实的追赶型的文学，还有就是面对未来的文学。
“新都市文学”的精神内涵，同原来的仅仅是城市题材的作品相比，就不太一样了，它是在过去、今天和未来的一个怪诞的结构中滚动，而且这种滚动方式，滚动的速度都和以前的文学发展不同了。题材倒真的不是非常非常重要了。我是搞戏剧的，比如，莎士比亚是一个市民剧作家，但他的题材写市民的很少，他写王公贵族，写历史剧。尽管这样，我们还说他是市民剧作家。他按照当时欧洲新市民的心态来解释历史，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城市题材，但还不完全是城市题材。也可能是按照城市的思维方式、城市的节奏来解释各种各样的东西，也可能描述历史、今天现实的心态和现实的冲撞。
这是从时间意义上说的。在空间意义上，“新都市文学”它的空间不断地在扩大，这种扩大确实是震撼人心的。
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基本以农耕文化作为主根的国家，城市是以这样快的速度铺展开来的时候，这种变化令人吃惊，这种冲撞非常大，意义也非常大。
城市文化同农村文化不一样，它的特点是密集和共同感应，它传达出城市每一个空间的文化信号。快速的城市化运动，第一步大家都差不多，但以后一定会寻找自己的城市个性。
深圳的“新都市文学”在我看来，还是“初级阶段”，至于正规之后是什么样的，我想在中国的城市变化、生活的变化，中国人的精神状态的变化当中“新都市文学”的整体面貌还有点未知，但我们始终感觉到这种文学一定会出现。虽然我们面临着文学整体前途的一种困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肯定不能以文学原来的规范来衡量了。
“新都市文学”的这个命题确实令人产生一种对文学整体前景的困惑，但这困惑我认为是良性的，我们面对未知，面对快速的激流要有一种充分的准备，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新都市文学”这个命题，比较有价值，是个前瞻性的命题。
五、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有一些不那么理想的东西，要在看到城市林立的高楼升起的同时，还能看到精神和物质的分离，这就需要作家用理想的方式来解决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实际上“新都市文学”不是对创作的概括，而是对创作的一种期望。
我们国家这几年变化特别大，深圳在现代化过程中是走在最前面的，带来了很多新的观念。这些年上海也在慢慢变，也在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大家都希望这个社会在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有一种跟这个时代相吻合的文学。所以上海就提出“新市民”，也有其他的一些理论，如“新状态”等。深圳能够抓住“新都市文学”这样一个概念来涵盖，或者是希望当代文学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我觉得走得非常前卫，非常好。同全国其他城市相比，这个口号由深圳提出来更为合适。
上海是个老都市。我觉得《上海文学》的一些作品多有一个参照系，就是老上海的参照系，过去应该是如何，老的都市应该怎么样。深圳的作品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参照系。一开始出现的文学总是和这个城市的发展连在一起的。我最近看了一些《特区文学》的作品，觉得现在要比过去深入很多，不在于提出什么理想性人物，我觉得有些观念蛮有启发性，在现代化过程中带出的人对自身的认识、人的伦理观念上的改变，都很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比如《驶出欲望街》，看了印象很深，过去从侧重观念上写，这里完全是一种新的观念。在经济驱动的社会变革中确实有很多人会冲破原来的道德、贞操等观念，把自己的价值和经济行为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不是个人贪图什么，而是希望在这个社会走出一个自己。有些作家可能比较敏感。我们不必先去下一个道德伦理判断。《特区文学》的这些作品都不错，能够把这些都展示出来。深圳的生活总体上给我的感觉都比较新。有一种文学传达表述这些问题，当然提出的也是一些新的问题。我觉得不像内地一些作家的作品，包括北京邱华栋的作品，我对邱华栋的小说是蛮喜欢的。但我觉得这些作品在过去的文学经典里都找得到影子，就是说有好多地方是依循了某一种观念，有某种经典性的文本参照在里面。而深圳，也包括广州、海南等地的作品，它没有什么经典性的文学范本的参照。它们完全是在反映生活当中的问题，而且反映得很好。
作家对新生活要有一种把握能力，作家对发生在城市中的异化现象要敏感，采取的批判精神很重要。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得很正常，都在从贫穷向富裕转化，从落后向先进转化。但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一个精神劳动者必须有独到的眼光，他所看到的应该与社会有一定的差异性，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不都是那么理想的东西。这些东西需要作家用理想的方式解决掉。就我的理解，一个健全的新都市必然是非常多元的、非常多层次的。作为一个作家来讲，他只能作为一个个体，从他的个体生命出发，去发现整个社会生活发展中与自己的距离，并对这种距离采取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只有看到城市林立的高楼升起的同时，还能看到精神和物质的分离性，从这种分离性当中体验出一种个体生命的感受，这样的作品将来会震撼人心。如能写出人物在精神上出乎意外的变异的力量会更令人感动。我想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作家们一定会越来越个体化，越来越个人的精神化，越来越以个人的生命的方式去感受这个时代的发展，到那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都市文学，一定会更好看。
六、深圳提出了“新都市文学”这个命题，现在再来看《特区文学》，再来看反映深圳的小说，这些作品相当厚实，相当新鲜，它们表现出来的生活又相当复杂，相当丰富
赵长天（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召开这样一个会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深圳、上海会同时提出了“新都市文学”和“新市民小说”这样相近的命题？因为这个命题是我们碰到的，生活碰到的。我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我写小说，同时是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城市，必然要考虑这样一些问题。“新都市文学”对深圳来说是一个特别贴切的提法，因为深圳确实是个新都市。她不像上海，上海这个城市要更复杂一点。深圳是一个崭新的城市，新都市所碰到的问题在深圳可能会有特别明显的表现。即使是《上海文学》的“新市民小说”，我觉得最好的作品也是来自广东的张欣。这是因为深圳、广东的生活比中国其他城市先走了一步。作家接触到了这样一种生活。
现在的《特区文学》比一开始质量不是好一点，而是好得多。一开始的时候《特区文学》也反映深圳生活，但写得非常简单，或者说相当的概念化，作家好像在阐释特区应该是怎样。包括到特区去的人，都带着一种概念，那就是到特区去，就等于脱离“苦海”，上海也是“苦海”。那个时候上海死气沉沉，上海人也是灰头灰脸的。到特区去的人也是带着很多理想，很多概念。然后写的小说也带着很多概念：新的人应该是怎样的，等等，然后再根据这些来编小说，看了以后没有味道。
经过十几年以后，现在再来看《特区文学》，再来看反映深圳的小说，这些作品相当厚实，相当新鲜，它们表现出来的生活又相当复杂，相当丰富。比如《小说选刊》转载的《谁都别乱来》，我觉得写得相当好。它所表现的生活绝对不是概念化的，作品的主人公和他的女朋友小娘，都是全新的人物。再如《子乔》，也反映了在一种新的经济关系之下，人的精神追求无法满足的一种失落和痛苦。当人进入了这样一种新的经济关系，精神上碰到了新的问题。这方面《特区文学》走在前面，因为生活走在前面。
上海这几年也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原来在深圳作品中看到的全新的东西，现在在上海也有了。但是好像上海这个城市比深圳更复杂一点。深圳是新都市，深圳的本地人淹没在移民潮流中，或者说与移民融为一体。敢闯深圳的不是一般的人，驱使他们来深圳的动力也不相同。但是可以肯定，他们比较有创造力，有活力，有闯劲，这就和二三十年代来上海闯码头的人有些相似——敢来上海闯码头的可是能人。我觉得，用不了多久，一批新的上海人，外来的上海人，将会发生非常重要的作用。
深圳的活力就来源于她的吸引力。深圳不同于上海，因为上海有个“老上海”，不易淹没，很有力量，这种冲突就更加强烈。对上海这个城市，我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之感，把握上海非常难，她充满了我不了解的人物类型，盲点太多，有许多我们所不了解的生存状态，写好小说很难。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是比较好把握的，有规律可循，比较单纯。现在作家对生活实在是滞后得太多了，生活比作家的想象要丰富得多。“新都市文学”也好，“新市民小说”也好，我觉得概念要拓宽，它不应该是仅仅写年轻人或闯世界的人的文学，“新都市文学”所表现的这些人物应该有着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必然触及或带动另外一个层面的生活，进而把各个层面带动起来。我想这样会更丰富、更深刻、更有意思一点。当然最终是要通过创作实践来完成这项工作。从根本上来讲，这不是理论而是创作实践问题，对于作家来讲是比较困难的，需要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努力。
七、很多新的生活状态已经出现了，新的人物出现了。文学必须适应生活的这种变化，把文艺思潮向前推进
周介人（《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
“新市民小说”和“新都市文学”有很多共同的地方。第一点，都承认市场经济变化之后，文学要把这种变化反映出来。文学要往前走，不能老停留在知青文学阶段或实验小说阶段，不能老停留在“新写实”阶段。这个阶段反映了旧体制下的弊病。其实，现在已经逐步冲破旧的体制了，有很多新的生活状态已经出现了，新的人物出现了。文学必须适应生活的这种变化，把文艺思潮向前推进。在这一点上，“新都市文学”和“新市民小说”是一致的，共同确认的。第二点，在当下文学中，审美追求、审美标准是什么？是传统的、西方的还是农业文明的？改革开放之后，文学发展得比较快。深圳也好，上海也好，都提出了一个都市文明的问题。这一点也是相同的。都市文明不是他人的文明，是我们自己的文明，但并不是说，这个文明十全十美。现在好多人有一个错觉，认为你们把污染、噪音等好多都市病都肯定了，认为“新都市文学”“新市民小说”是文学的世俗化。
我们认为，都市文明是进步的东西，特别是比农业文明有很多进步。当然，它可能也丢掉了农业文明中一些美好的东西。但这是我们要创造更好的都市文明的问题，而不是完全批判、拒绝都市文明，在这一点上，“新都市文学”“新市民小说”也是相同的。
我觉得，我们两家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对新都市的管理者，新都市的组织者、经营者的形象都写得少，通过我们的努力，应该有所改进。
八、深圳和上海有诸多共同的东西，有可能成为代表21世纪都市文学发展潮流的领头羊
许纪霖（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我和深圳有一定缘分，在深圳生活工作过半年。以主人的身份在那里，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讨论“新都市文学”，我首先有一种感情缘分。我感觉，在深圳当一个作家不容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深圳的一面旗帜。效率要折合成金钱，在特区已形成一种较普遍的观念。写作则是闲适的产物，有了闲暇才会思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和金钱和效率没有关系。在特区办文学刊物，比其他地方都要难。我感到《特区文学》能够坚持下来，而且越办越好，很不容易。其艰苦性是在上海很难想象的。虽然这几年也在崇尚效率，但上海的文化根基、文化传统、文化气氛还在。而深圳这种气氛需要慢慢培养，这很不容易。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特区文学》亮出了“新都市文学”的旗帜。新都市首先是深圳，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首先，“新都市文学”的“地气”就是深圳这个城市。就我所看到的“新都市文学”作品，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表现了一种移民的心态。我感觉，现在的深圳就像半个多世纪前的上海，深圳起步到现在也不过十几年。四面八方的移民带着各种文化背景，与这块土地相结合，汇聚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特区文学》的很多作品表现第一代移民生存境遇的游移不定，特别是他们的心理状态是这样一种状态：失去了原来的根而且在这里找不到根的没有依傍的状态。这似乎成了《特区文学》作品的一个主调。这也符合深圳的现实情况。
然而，第一代移民的特征正在改变。他的根究竟在哪里？特区人在寻找过程里也在慢慢变化，主体自身以后会有很大变化，远远还没有定型。第二代移民对这个城市开始有认同感，他们所写出来的东西也会与第一代移民截然不同。从空间上看，“新都市文学”风格还在继续发展。
新的移民结构显示更大的普遍意义，地域性淡化，一种时间上的意义得以强化。深圳和上海有诸多共同东西，有可能成为代表21世纪都市文学发展潮流的领头羊。沪深的作家和理论家应该加强合作交流，目前的“新都市文学”还较多附着于理念上，理论滞后与文本的现状有待改变。
九、“新都市文学”是深圳文学界在当下文坛谋求有效交流和作为的一种创作主张，又是在当下文学的历史流程中对于新的文学元素的积淀的一种指涉
胡滨（深圳市委宣传部文艺处）：
“新都市文学”既是深圳《特区文学》打出的一面旗帜，是深圳文学界在当下文坛谋求有效交流和作为的一种创作主张，又是在当下文学的历史流程中对于新的文学元素的积淀的一种指涉。刚才很多同志充分论述了改革开放现代化社会生活实践对于文学的折射和影响在“新都市文学”的体现，这里的“现代性”问题正是当下的，又是历史的，同时又是学理的一个深厚命题。“新都市文学”已经涉及的社会的转型和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存状态的转型。对新的不可知的预期的向往，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信念，这些均可以融合在“现代性”的视野下加以考察，它存在一个强大的“现代性”辐射空间。另一方面，“新都市文学”在没有相当的经典文本参照的前提下呈现出生活的原生状态、新的生活气息和氛围，也包括心理上的。其实，都是由一批本身就很独特的作者去写作的，因而也正在展开并蕴含了一个更大的个性化的空间。“新都市文学”目前的一些作品都没有一个理念的潜结构和大段的心理性想象空间，更多地是通过人物的行为和直接对应于这种行为的观念的呈现进行表现，因而讲究情节，基调较明朗，阅读节奏较快，从而也蕴含了一个广阔的与现代读者有效交流的空间。
十、“新都市文学”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突破传统的美学观念，叙事手段的平民化，有助于推动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马驰（上海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博士）：
据我看到的部分“新都市文学”作品，带给人一种新鲜感。主人公大多是来自生活底层，他们身上都有很鲜明的特征：敢为天下先。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人物有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有些作品相当成功，如张欣的《舞》，写得很精彩。有些作品出自新手，写得差了一些，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作品都反映出了很多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的价值观。对此，我想不能用非常传统的眼光去看。如果用传统的、守旧的、甚至是卫道的眼光去看的话，这些东西是不能接受的。
从叙述学的角度看，这些作品有其成功之处，就是叙事手段的平民化。虽然平民化与庸俗只差半步，但这些作品又不落俗套。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当下小说写得太晦涩了。连批评家都不愿意看。因而平民化是一种可贵的成功。
有些问题还有待商量。面对特区这种新的人文背景，新的价值观念，作家本身的价值判断非常重要。现在的有些作品有自然主义倾向。
蒯大申（上海社科院文研所副研究员）：
1994年前后，文坛上打出了那么多“新”旗帜，对此，文坛有不同看法。
我认为，这起码有两个意义：一是文学如何步入当下现实，在市场上赢得读者。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学的品牌意识，以文学品牌来推动文学的发展。“新”旗帜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它推动了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文学由“经学”时代（大一统），走向“子学”时代（多元化），呈现了一种多元状。其实，这正是文学可以大有可为，大放异彩的时候。
叶中强（上海社科院文研所副研究员）：
“新都市文学”能够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突破传统的美学观念，直面这个社会，面对这个社会，我觉得这就是她的价值所在。
面对商品社会，我们过去按传统评判标准认为是垃圾的东西，现在重新显示出它的价值。现在人面具比较少了。“新都市文学”把这些真实反映出来，所以她不仅提供了一种新生活，而且提供了一种观念的挑战，把传统观念再照搬过来肯定是不行了。“新都市文学”怎样发展还尚未完全明了，但她至少是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十一、“新都市文学”力图在中国落后传统“他者”，与西方“他者”压力之下，寻求、创造既能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又能吸收西方文化精华的现代性历史主体，寻求臻于完美的社会性自我
宫瑞华（《特区文学》总编辑助理）：
世纪末的中国文学，在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面临着多种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所承受的文化压力并不比“五四”时期轻。在当下的共时性中，我们承受着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一面的压力，更重的压力还来自西方文化、西方话语。有人形容“五四”时期的西方文化是“裂岸涌来”，而现在是铺天盖地地涌来。我们正力图在中国落后传统“他者”，与西方“他者”压力之下，寻求、创造既能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又能吸收西文化精华的现代性历史主体，寻求臻于完美的社会性自我。这正是当下的文学“现代性诉求”与“现代性焦虑”。
“新都市文学”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语境。它以一种大文化、大文学观念，显示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正如伊格尔顿所说：“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有权作为知识探究的对象，不如说它是观察我们时代历史的一个特殊的角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都市文学”提供了一种非地域性的视界，与“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有可能借此形成一个当下文化、文学探讨的“公共空间”，也可以借此进入当下文学创作实践。因此，“新都市文学”无论是从理论探索还是创作实践上来说，都有着异常艰巨的历程。
说到目前新都市文学的作品，我觉得，陈思和先生有一个过誉的说法：这些作品中很少看到经典文本的参照。马驰先生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法：叙事的平民化。我觉得，这批作者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生活价值评判和创作评判的合一性。他们不像某些作家那样，生活和创作是双重评判、双重尺度、双重标准。他们是不带面具写作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需要我们珍惜和保护。我们面对多元的社会，多元的生活，不能用单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去要求他们。我们知道，作品的本文是多重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意识潜本文”往往会显露出独特的意义，有可能传达出为我们当下所忽略的信息。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我们提倡和认可危害社会发展的道德、伦理、价值评判，因为，这与我们重建新中华文化的目标是相悖的。但我们始终相信，“新都市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这种多元的探索之中。
十二、“新都市文学”的提出又正值“九七”香港回归，香港的殖民社会遗痕及其弥合、香港与祖国大陆文化的联系和交融，将成为一系列拦在眼前的重大课题
包亚明（《上海文化》编辑、文艺学硕士）：
《特区文学》提出“新都市文学”和《上海文学》提出“新市民小说”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新都市文学”针对新型城市的发展，“新市民小说”偏重市民社会的重新发掘，出发点都是从地域性出发，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涉及了在现代化都市化过程中人文建构的一系列问题。
这里的“新”只是相对而言，从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看，在现代性和全球性的视野下就能更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比如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带将呈现出社会发展中的某种非中心化的趋势，这些城市的外来流动人口形成了超越现代社会秩序之外的社区，使得主体社会人群的身份意识也模糊化，形成了一系列新问题，这些问题放在现代性全球视界下已不是什么新问题，但在发展中的城市历程中构成了新的风景线。为此，“新都市文学”应该占据时间和空间更高的维度，把对人类社会、知识分子思考上升到一个新的普泛性上来。这也是国外社会理论重新确立、跨越多学科整合的一个潮流，当下文学实践，正应密切结合这一主流思潮。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特区文学》提出“新都市文学”又正值“九七”香港回归。香港的殖民社会遗痕及其弥合，香港与祖国大陆文化的联系和交融，将成为一系列拦在眼前的重大课题，深圳这个毗邻香港的新都市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更具前瞻性。就世界范围而观，殖民地在返归主流社会后面临一系列的文化矛盾和冲突。在深港衔接之后，货币市场、金融贸易、移民通婚、家族等多方面面临广阔的交流空间，从而形成了一系列新的都市化课题，可以成为当下文艺创作表现的独特对象，也构成文艺批评工作者进行人文思考的独特语境。
十三、文学建设除了一些没有注意到的生活层面的反映以外，精神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于健玲（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硕士）：
“新都市文学”的内涵界定，应该有超越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第一是对现实的超越。应该注意把纪实文学同纯文学区别开来。现在的一些作品，我们看的时候是作为纪实文学去看的，看一种“新大陆”式的生活方式。随着全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这种新鲜感会逐渐消失，因此，把纪实文学与纯文学相区别，把“新都市文学”作为一种纯文学的新的起点，是很重要的。
对现实的超越还有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从文化学的角度有一个文明、同文明付出的代价的问题，即现代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的问题。一个西方学者曾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对人性的张扬，对个性的张扬，有一段时间是达到了极至的。自由和自我放纵两个概念是混淆的。一种是有秩序、有规范的自由；一种是完全没有约束、没有秩序的自由。我们过去是重视了后一种，希望中国不要再重复我们的错误。
但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需要一点一点去整合。我觉得这种整合更多的不是由理论家来完成的，而是由作家来完成的。文化建设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第二个是对地域的超越。像深圳这样一个特殊的城市，它所建立的新的精神，应该有一种自信。对于这种精神，现在“新都市文学”挖掘得还不够，这应该是“新都市文学”内涵的一种精神界定，这是很可贵的。而现在的文学建设除了一些没有注意到的生活层面的反映以外，精神建设是极其重要的。这种精神的自信自强，更扩大一步讲，是对整个人类精神的一种关注。这在“新都市文学”作品中已经有所反映。只有在对地域超越之后，才能辐射整个人类未来，从而使“新都市文学”有一种先导性作用。
（原载《特区文学》199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