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柳青（前排左一）在缓德四师
一、“多余”的孩子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五个年头，陕北黄土高原仍然和清朝末年一样荒凉和贫瘠，只是战乱更加频繁，灾难越发深重。
近来，在黄河西岸吴堡县的群山里，常有几股土匪出没，他们突然窜进村庄，疯狂烧杀抢掠。善良的农民无力反抗，只顾四散逃命，眼看着土匪拉走自家的牲口，驮走自家的粮食和财产，消失在大队人马卷起的尘土中。
为了自卫，吴堡县寺沟村的农民们联合起来，在易守难攻的山峁上筑寨，把财产、粮食和牲口放在三四人高的寨墙里，一听风声不对，纷纷扶老携幼，逃进寨子躲避。
就在端午节后几天，报警的炮声又响了，村民们纷纷逃离。土匪进村扑了空，便全力围攻简陋的山寨，声言不交出足够的银元和粮食，定要杀个鸡犬不留。为了保卫生命财产，农民们拿起原始的刀、矛、火铳和农具，在寨墙上拼死抵抗。他们哪里是手持快枪、野蛮疯狂的土匪的对手呢？不到半天工夫，寨墙被攻破。红了眼的土匪，向人群疯狂射击。三十几户村民死伤四十多人，粮食、财产、牲畜被洗劫一空。土匪走后，寨子里外一片哭声。
寺沟村的刘仲喜是遭遇最惨的人家之一。他刚满三岁的小儿子，被土匪一枪打死在妻子怀里。十二岁的大儿子跳墙逃命时，被子弹打穿了手掌。二儿来不及跳墙，慌乱拿起羊毛毯遮挡身体，被打断了手指。家里的“顶梁柱”刘仲喜从寨墙往下跳，摔伤了腰和腿，躺在地上起不来。这个破败家庭的重担落到了临产的妻子和年迈的母亲肩上，乡亲们帮着埋了死的，抬着伤的，都替刘仲喜发愁：这家人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没过多久，也就是1916年农历六月初三午夜（阳历7月2日），刘仲喜的妻子又生下一个儿子。当他来到这兵荒马乱的世界，发出第一声啼哭时，母亲用力把这个肉囊囊的小东西推到灭火后冰凉的土炕拐角，顺手揭开炕角盖火，让倒灌进窑里的冷风正对着她的婴儿。被未成年的四儿两女拖累成一把干柴的母亲，早就拿定主意：“这世道，怎能养活？不如早死，省得遭罪。”
要不是祖母清晨来看儿媳，这个小生命也许被抱到村外，埋在哪块黄土下，永远不为人知。
祖母拧着两只小脚，进得窑门，一眼看见撂在炕角旮旯光着身子的孙子。这个善良婆婆，三十多岁守寡，历尽艰辛把独子刘仲喜养大，吃够了人单力薄的苦头，盼着子多福多。她抱起婴儿，诅咒狠心的晚辈：“倒你们龟子孙的运，这孩儿还在出气，就连裹也不裹？唉！这还是个命大的。”她对着儿媳、儿子叫嚷，“快给裹上嘛！”站着的、坐着的像没听见。她只好自己爬上炕，找来一块烂布把孩子裹好，又下地，寻来铁勺，抓一把小米面，点着几根高粱秆。当祖母正把烫嘴的面糊糊在自己嘴里嚼凉，用手指往婴儿口里抿时，报警的炮声又一阵阵响起，受轻伤的大儿二儿，立刻抬起受重伤的父亲，年老的婆婆扶着刚生产的儿媳，领着年幼的孙儿们急急忙忙往山寨逃命。只剩下这个生不逢时的婴儿独自陪伴着空寂的山村。
直到日头落西，天黑严以后，人们才陆陆续续回村。祖母先到窑里摸摸可怜的孙子，惊喜地说：“嘿！热着呢，还在出气，有气就喂上一口吧！”她一边抹掉落下的泪珠，一边去换孩子沾满屎尿的破布。
就这样，早出夜归，一连过了十六天，这个小生命竟然活着。听说土匪已离此往南。别人家都松一口气，仍然过起男耕女织的日子。刘仲喜一家却一片惨象：死的、伤的、老的、残的，全靠未出月子的产妇支撑。她做在前头，吃在后头，粗食淡饭也难吃饱，哪里还有奶水？婴儿顿顿靠祖母铁勺里那点小米糊糊充饥，怎能养活呢？
夫妻俩商量，妻子说：
“这孩儿没死，就给他寻上个好活的人家，听说邻村呼姓地主没有子嗣。”
倔强的刘仲喜躺在炕上，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托人说合，很快说妥。中人把这个“多余”孩子抱出窑门，刚刚跨上院门台阶，正蹲在院里抽烟的四爷爷，猛地起身，拦住了还差一步迈出大门的中人，大声嚷道：“你们喂养了这么一大群孩儿，哪个也没送人，就多余他一个？孩儿长大了不怪怨你们？你们知道他将来成龙呀变虎呀？仲喜！把他捎带着喂上不行吗？”一阵沉默，躺在炕上的刘仲喜挣扎着，却坐不起来，只好对哭泣的妻子说：“快……快把孩儿抱回来。”
二、父亲
把亲生儿子送人，也是万不得已，独子刘仲喜本是惜子如命的。
刘仲喜父亲刘生义，壮年时上山放羊被突发洪水淹死，他的四个兄弟为争菲薄家产，逼着寡妇改嫁。孱弱的母亲，为了呵护儿女，硬是咬紧牙，死心塌地守在刘家，渐渐地，女大出嫁，儿大成婚，孙辈成行。
刘仲喜虽然目不识丁，却颇有心计，把家庭整治得人丁兴旺，后来竟置买了十几垧山地，再加典种的八垧地，成为吃穿无忧像样的一家人。
典种的八垧地两年后被主家赎回去，给了七十吊钱。头脑灵活的刘仲喜发财心切，灵机一动，把钱投到镇上薛敬修经营百货布匹的“天和厚”字号里。开始薛敬修嫌钱少，刘仲喜狠狠心，借了两个元宝，加在一起入了股，薛敬修包下字号的经营事务，让不识字的刘仲喜放心回家，还说：“明年来分红，你准能赚一笔！”
盼到来年底，刘仲喜兴冲冲跑进字号，不料，薛敬修吊起一副哭丧脸：“唉，生意烂包了，赔完了，什么都没有了……”刘仲喜顿时愣了神，喉咙陡然被堵，半天才嚷出来：“怎么会赔光的？本钱呢？本钱哪里去了？”薛敬修一口咬定全赔完了，刘仲喜一跳三尺，非要他还清本钱，无论刘仲喜怎样叫骂都无济于事。
“天和厚”字号开在岔上镇，赶集粜粮常来常往，熟人不少，都说字号肯定赚了钱，盈利不会少。“姓薛的！你明明是要谋我的财呀！”平时为一点小事都争强好胜的倔强汉子，这么大的亏还能白吃？非要和姓薛的见高低！偏偏祸不单行，就在这阵儿遇上土匪。刘仲喜一个儿子被打死，两个儿子被打伤，自己躺在炕上几近一年。
直到民国六年，伤好后头一桩事就是找姓薛的算账，刘仲喜把状告到吴堡县衙门，官司一直打了三年。为等过堂，他索性住在县城。每次到衙门口，备感森严，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没有传呼，哪敢随便出入？但有功名的读书人直出直入，府上官员还迎来送往。他亲眼看见为薛敬修说官司的拔贡王子桐大摇大摆走进衙门，绸袍后襟还卷起一股清风。
正式过堂时，秀才薛敬修特意戴上清朝的顶子，一副自信倨傲的神气，虽然是被告，却坐在椅子上。原告刘仲喜，没有功名，只能跪在地上回话，大老爷不问，连头也不敢抬。这种不公平待遇使刘仲喜悟到：“这世上的读书人真值钱！”
官司拖了很久，结果还是他输了。土匪的洗劫使他人死财散，现在输了官司，丢了七十吊老本不说，还有两个元宝的借债，打官司又欠下一屁股新账，债主天天来催，人都说：“这下子，刘仲喜非垮不行！”谁知，这个倔强汉子既不服输，也没灰心，而是冷静谋虑往后的日子。他咬咬牙，把十几垧地典出去，还清了所有外债。他要靠剩下的这几垧地重振家业。吃了这次大亏，他变得更有头脑，有远见，为发财致富，拼劲更狠了。
刘仲喜认准两件事——修水地、栽树。官司输了的第二年，他利用冬闲领着儿子们把沟底的坡地摊平，搬石头，修水槽，日积月累，后来竟然拥有了五六亩水地，同时在山地栽种枣树三千多棵。民国十七年前后，刘仲喜又发了，不仅攒了供老大绍华上大学的一部分费用，还买进典进少量土地。
三、入学
输了官司，刘仲喜认准：“这世上读书人最值钱！”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供儿子们念书。还在官司打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把大儿子绍华带到县城上高小。典出土地还债的余头，他毫不犹豫全部供绍华到榆林上初中，这使家里生活十分窘迫。每逢开学，为凑学费，全家人着急，但是，刘仲喜毅然决定卖掉口粮，把儿子送上通往榆林的小路。
在榆林六中，绍华时刻记着家中的苦处，为了让自己读书，近十口人吃不上，穿不上，度日艰难。他发奋用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民国十三年，绍华中学毕业，经校长杜斌丞先生推荐领得陕北镇守署奖学金，去投考北京大学。考取了！他成了吴堡县第一个大学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陕北的大学生太稀罕了，不仅荣耀门庭，连同村人都觉得光彩。村里人对刘仲喜也另眼看待，都尊敬地称呼他“老太爷”。
这位“老太爷”打算儿子们能念书的都要供，老二协华到年龄也送进私塾，没几天协华死活不去了：“看见纸上密密麻麻的字就难受，先生教的一句也记不下。”刘仲喜申斥责打，毫无成效，无奈一句：“真是个笨蛋!”
老三树华到年龄照样送进私塾。他话少，有股憨劲，上学时怀里非揣个馍馍，不给不去。一上课就吃，吃完就要回家，不让走就放声号哭，弄得师生哄堂大笑，先生对刘仲喜说：“我看这娃娃就算了，回家吧，不是那材料。”刘仲喜叹口气：“唉，养了个傻瓜。”
从此刘仲喜开始注意他那在兵荒马乱中出生的四儿。这孩子命大没死，给人又没送成，终于成了家庭正式成员，跟着三个兄长来福（绍华）、有福（协华）、聚福（树华），取了个小名叫“成福”。成福一岁多时，村里来个算命的，一见就说他相貌不凡，夸他生辰八字最好。走江湖的瞎吹，更引得刘仲喜不时联想：“这老四说不定还是个材料。”
成福幼时贪玩，和小伙伴打瓦片、摔跤、捉迷藏、打水仗……哥哥们下地后，剩下五六岁的成福，成了父亲的小尾巴。刘仲喜走东窜西，给人帮忙、评理、说闲话，他都跟上。最高兴的事是跟父亲上山套野鸡。他们利用家养的“诱鸡”叫声引来野山鸡，父子俩常隐藏石后一蹲半天，小成福既不嫌累，也不怕晒，套住野山鸡的一刻，兴奋得活蹦乱跳。
成福一直过着无拘无束的日子，直到过了第八个生日，还是整天玩耍，这使刘仲喜很恼火。一天，几个孩子在一起耍铜钱，刘仲喜走过来，照着成福屁股上就是一脚，跪着的成福朝前滚了个跟头，翻身坐在地上。一起玩耍的孩子们吓得各自逃散。父亲朝着惊呆了的成福大骂：“你还做个甚呀不？这么大的娃娃，一天钻到一起，往八十上耍呀？明天给我上学去！”
1924年，正是大哥进大学的那一年，成福进了本村私塾，正式起用了刘蕴华这个文雅名字。
乡里念书娃娃八九个，数他最小，也数他最贪玩。有时先生讲一段课文，让娃娃自己念。逢此机会，他常领娃娃们戏耍。一次，耍“坐朝廷”。蕴华坐在垒了三层高的书桌上当皇帝，其他娃娃当文武百官，一会儿鞠躬，一会儿磕头，正耍得红火，先生突然出现在窑门口，慌神的“文武百官”到处乱窜，“小皇帝”坐得太高下不来，吓得哇哇直哭……
学堂作业就是背书，娃娃们成天摇头晃脑“之乎者也”，先生说：“蕴华贪玩些，耍着耍着书倒都背下了，比其他娃娃背得还好。”
寺沟的先生水平只能教到三年级，孩子们要继续读书，只能上完小。佳县螅镇离寺沟三十里，是黄河西岸一个渡口，有所完小。上学不交学费，点灯用油，生火烧炭，由渡口收入支出，学生只出书本笔墨钱，刘仲喜很满意，但幼小的蕴华却受不了离家之苦。入学头半年，端起饭碗想娘，放下饭碗想爹，奶奶更是时时刻刻在心头——蕴华一落地，是奶奶嘴里的米糊救活他，也是奶奶顿顿喂饭养大他，奶奶天天抱着他。他想回家，常想得眼泪刷刷，二哥刚走，就盼着来接他。
想家归想家，还得念书。其实，这个学校，与原来的村学完全不同，这里师生平等，从不打骂学生。七八个教师中有几个是从北京等地回来的大学生，深受五四运动影响，提倡民主科学新思想，有的还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在本地发展党组织，甚至在课堂上宣传革命。课程设置也以新学为主，虽有四书五经，但主要课程除国文外，还有算学、英语、修身、生理卫生和理科。在这里，蕴华第一次接触到自然科学知识。
念书归念书，仍然想家，好容易熬到寒假，一见二哥，哭得抽抽搭搭，二哥心疼地把他抱上毛驴，让他骑了一路，自己跟着走了一路。
哪能想到，一进家门，窑里坐着离家几年的大哥绍华，大哥是蕴华眼中最有学问的人，他崇敬、激动、目不转睛。大哥把弟弟拉到怀里，怜爱有加，告诉他，自己要到米脂县去教书，挣些学费再回北大，这次回家就是来接他，让他到陕北文化重镇见识见识，怕他人生地疏，已经约好本家叔叔刘义维结伴同行。
四、革命启蒙
1928年，蕴华跟着大哥高高兴兴来到米脂县城。年幼的蕴华哪里想到，大哥回陕北不是为挣学费，而是政治避难。1926年，大哥刘绍华在北京加入了共产党。一年之后相继发生“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还没来到闭塞的陕北时，一批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革命知识分子，被迫回到家乡，用从事教育和文化工作做掩护，在农村和城镇的劳苦大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刘绍华就是其中之一。
绍华虽然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弟弟，他却把弟弟带进一个革命气氛浓厚的环境中。
蕴华和刘义维初到米脂，小学尚未开学，几个同大哥频繁来往的中学生，空闲时常带二人外出游玩。
一次，临近清明，大地回春，大同学带他们出了城，正沿着桃红柳绿的无定河漫步，突然远处搭起的席棚下传来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声。蕴华惊奇地问：“他们为什么跪在神像前号哭呀？”
大同学给他们讲，每年这时节，人们都要把“城隍爷”抬出来，求他审判官司。来哭的人多是家里有人外出，生死不明，他们认为亲人肯定已经冤死，求城隍爷申冤。
“真的？”两个人心里一紧，显出对神鬼的畏惧。
“真的？谁见来？泥做的神像，能判个什么官司？人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天上或地下……”大同学又给他们讲神鬼本不存在，是封建统治者造出来欺骗人民的，为了让人民俯首帖耳顺从他们的统冶……
这两个小乡巴佬全神贯注地听着。
后来，大同学领着这叔侄多次参加群众集会和游行。
刘义维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游行队伍走到米脂县最大的一家店铺前，发现头天群众在这里张贴的标语被撕得粉碎，散落在台阶上。这个店铺的掌柜是县太爷的老子，平日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群众见此情形，愤怒地冲进他的店堂，把货物砸了个稀巴烂。在黑压压的人群包围中，他吓破了胆，唯唯诺诺，点头哈腰。”
“那一次，群众团结起来的力量震撼了我们。”
后来，他们凭着一股热情，跟上大同学到农村，向农民宣传要组织起来反抗黑暗统治。可是，两人站在农民面前，竟说不出话来，他们小，懂得的道理实在太少，光知道穷人要翻身。回来后，大同学拿些社会进化史的书籍和一个叫《党声》的刊物给他们阅读，到没人的地方一起学习，几个人悄悄讨论。刘义维说：“蕴华虽然比我小，但他爱思考，常常讲些他悟出来的道理。”
“穷人为啥穷？不是祖上没积德，是世代受剥削；穷人为啥苦？是剥削穷人的统治者在压迫我们。”
大哥对他们的活动似乎并不介入，只管教书。可有一天，蕴华在他的箱底翻出一包书，好奇地揭开一看，啊！是《共产党宣言》和党的一些刊物，心里惊喜地想：难道大哥是共产党？
不久，五月的一个夜晚，在小学东面的破庙里，先于蕴华入团的刘义维，和经常讲革命道理、借进步书籍给他们的大同学高锦纯，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以后，他们又积极参加纪念“五卅”惨案的活动。
1929年的寒假即将来临，突然，大哥等不到放假就匆匆离开米脂回北京（已改为北平）了。临走前嘱咐他，下学期不要再来这里，仍回螅镇上学。当时他不知道大哥何故突然离去，后来听说，大哥果然是共产党员，来到米脂宣传赤化，鼓动学潮，被反动当局发觉，在反动派的追捕下，被迫离开。
啊！真是这样，蕴华望着东方，挂念大哥的安危。
不久，他再回螅镇读高小二年级。在他离开螅镇的这一年，这里和米脂一样，也曾掀起过革命浪潮。现在也处在白色恐怖中，校长换上一个反动绅士，教师多是生疏面孔，党团员已大部分离开，学校气氛变了，没有人公开讲革命，连镇上逢集也不如过去热闹，但留下来的少数党团员仍然坚持活动。蕴华说：“我们掩埋文件，分析形势，在一个教员的带领下毫不慌张地应付国民党来校抄查。”
一个苗姓教员几十年后回忆：“我还记得他，年龄虽小，特别爱问，社会、历史……追根刨底；最爱借书，晚上，人都睡了，他还在油灯前，训育主任来查铺，见他聚精会神，一次都没批评，看看就走了。”
这时的蕴华早不是哭鼻子的孩子，已经是立下人生志愿的少年，他要像大哥一样，进陕北的最高学府——榆林六中，也要像大哥一样，到北京读大学。富于幻想的少年时代，对前途充满期待。
绝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场横祸。
五、在绥德四师
就在蕴华毕业前夕，他的家庭遭遇了又一场倾家荡产的大祸。
事情是由水浇地引起的。
见刘仲喜家水浇地得了大利，家家户户修水地。到1930年，沟底已摊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浇园子，每逢三月下种，五月开花的关键时候，都抢着用沟里流下来的水，免不了吵吵闹闹，你争我夺。
刘仲喜的园子在前沟，这些年，他和几家同族共同使用大沟的水。经过逐年修整，水槽安装得相当完备，引流浇地十分便利。为修大沟他们花了不少钱。
前沟还有一块园子地，是刘仲喜一个亲叔父的。他家单独使用从另一条小沟里流来的水。到了旱天，这股水很小。于是叔父以长者身份非要用大沟的水。刘仲喜几家要他出些钱，作为修水槽的补充投资。叔父硬是不出，还非要使用。于是一方开沟引水，一方填土埋堵，矛盾便不断激化。
1930年初夏的一个清晨，刘仲喜刚披衣下炕，从院门口转到通向窑顶的小路，就听见沟底传来了激烈的吵闹声。
“前沟园子地里打起来了！”村里有人在喊叫。
三儿润华听见，提起镢头就朝前沟跑。
“这个憨儿！”刘仲喜虽然对叔父很不满，但也不愿意自己的儿子惹祸。他连连喊叫：“聚福，回来！聚福，回来！……”再叫也没用，润华只顾愣头愣脑蹿向沟底。
打架的人群锨来锄去，磨得锃亮的农具，在人们头上划着冷光。被打倒的人一边往起爬一边拼命叫骂。正在气头上，谁还考虑后果？一百多年前逃荒来到寺沟的那个刘老汉的嫡亲子孙，现在为了一股水，刀刃相见，正进行一场流血的争斗。突然一个叫二骡子的小伙，举起镢头向刘仲喜叔父打去。叔父赶紧举起锨来遮挡，用力过猛，举起的锨刃反而打在自己头上，人倒了，殷红的鲜血从脸上流到胸前。打架的双方顿时愣住，不约而同停止了械斗。
叔父的伤势虽然不轻，但没有危及生命。事情闹到这地步，只好请人说和。最终商定：四十天之内，人死算打死，四十天之外，死了算病死。三十多天过去了，叔父的伤口基本愈合，已经露出粉嫩的新肉，他觉得窑里闷，要到外面晒晒太阳。在畅快的蓝天下久坐不返，不料受了风，回家第二天就死了。因在四十天之内，死人的一方要求赔钱抵命，打人的一方只有刘仲喜家道较富裕，又是这几家的“领袖”，自然要扛大头。刘仲喜不得不卖掉大部分财产，赔了一千多块银元。这比做生意被骗损失大十几倍！从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
这幕惨剧在蕴华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几十年后，他在长篇小说《创业史》中写下了这样的话：“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
遭了横祸，家庭一贫如洗，再也无力供蕴华去读榆林六中，但他升学欲望依然强烈。这时突然传来喜讯，被国民党查封的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恢复招生。这个学校不交学费还管饭，听说报考者甚多，很难考取。蕴华不等毕业就提前离开螅镇。功夫不负苦读人，他榜上有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绥德四师被称为陕北的革命摇篮，由革命先驱李子洲创办，他受李大钊委托，以学校为阵地，在陕北开展党的工作。一年前，李子洲不幸被捕，反动军阀对四师更是严加防范。早在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四师已被追随蒋介石的军阀井岳秀解散，经多方交涉，1930年才得以重新招生。
十四岁的蕴华从偏僻山沟踏进这座知名学府，不仅学到了知识，也感受到和以往不同的校风，这里像他一样的穷学生不被歧视，衣着破烂没人笑话。同学们还募捐帮助贫困生继续读书。
学校有个图书馆。蕴华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书，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还有许多文艺书籍，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也立在书架上。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蕴华，头脑里装的都是革命、斗争、打倒土豪劣绅……所以，很快被吸引了。
一天晚自习，他正专注读一本《政治经济学》，突然，桌上的油灯火焰晃动，有人走到身后。来不及把书藏起，那人已经伸手拿起书，回头一看，是训育员刘澜涛。蕴华神情紧张，只见老师微微一笑，和蔼地说：“你还小，看这种书还早，这书难懂啊，还是先借一些文艺书籍读读吧！”
蕴华知道刘老师是一位很进步的教员，但不知道他就是当地党的负责人。对学校的进步教员，他很崇敬，乐意接受他们的指导，第二天就借了一本一年前刚刚出版的翻译小说《西线无战事》。
《西线无战事》是德国作家雷马克将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小说，作者真挚的感情，自然流畅的文笔，很快就吸引住了这位初级师范一年级学生，尤其是异国的风貌和习俗，开拓了这位少年的思想和眼界。教员曾讲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在蕴华脑海里变成了一幕幕雷马克所描写的形象画面。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这样富有魅力，认真读了第一部就使他着了迷，紧接着又借了《少年漂泊者》《反正前后》等书。
《反正前后》是郭沫若自传中的一部分，描写了作者中学时代的经历。这位颇富盛名的文学家竟然也出自乡间，他少年时代的幻想和愿望，他经历过的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引起蕴华的思索，不断联系自己的经历和前途。从此，他十分注意阅读名人传记，想从他们的奋斗中得到鼓舞，从他们的失败中汲取教训。
蕴华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最初接触的这些作品功不可没。
四师重开后，学校里一部分军阀和富人子弟组织了“兄弟党”，监视共产党的活动，盯梢进步学生。但地下党仍很活跃，经常组织进步师生到城镇和乡间做革命宣传。
一天，一个党员同学带领蕴华来到铁匠炉前宣传，见师傅正领着徒弟打铁，一阵叮当敲打，铁件逐渐由红变黑，趁冷下来的铁件放进炉内重新加热的间隙，两人急忙走到师傅面前，热情招呼。铁匠见是学生娃，不是铁器买主，冷冷点个头。二人不管他们是否接受，开始了充满激情的演说：“大叔，在这个世道上，我们做工、种田，生产下的财富，不是被官府、老财剥削去，就是被兵痞、土匪抢走。而劳苦大众始终过着贫苦的生活，我们应该团结起来，想法子改变这个社会，而今革命高潮就要到来……”铁匠始终低头干活，两位学生滔滔不绝的演说，他似乎没听，走过来笑笑，爱抚地摸着蕴华的头说：“娃呀，到外边耍去吧！小心火星碰着你。”说罢，又抡起铁锤。两位热心的宣传家只好走了出来。
四十年后，与已是战功显赫的那位同学相聚回忆，他们依然感慨：“那时候咱们充满热情，但太幼稚，不了解党内‘立三’路线的影响，也不了解群众，不善于用群众语言引导群众。”
1930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三周年之前，地下党组织决定举办纪念活动。讨论活动方式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在学校召开秘密纪念会，这样既能保存力量，防止敌人破坏党组织，也有利于培养革命人才。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多，不足以决定全局，大多数人主张大张旗鼓进行宣传，扩大影响。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绥德特委曾在1928年和1929年发动过几次不成熟的学潮，结果暴露了一部分党员，使党组织受到损失。党的领导没有接受教训，加上一些青年学生狂热，坚决要求上街，最后，学生们还是浩浩荡荡走上街头，在城区散发传单。
井岳秀部下见到传单，急忙派兵包抄学校，宣布：“绥德师范共产党活动猖獗，系赤色分子大本营，应立即封闭。”下令三天之内，所有学生必须离校。匪兵们进校横冲直撞，到处搜查，把抄出的革命书籍全部烧毁。学生离校出城时，还要搜身检查。
绥师又一次被封闭。蕴华在这里仅仅一个学期，但他开拓了眼界，读到一些革命书籍，对共产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第一次接触了文学，对这座充满革命气氛的学校产生了深厚感情，现在不得不离开，十分眷恋。回家就意味着失学，眼看学生们快走完了，他因为得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舍不得丢掉，又无法带出城外，正在心急火燎，突然二哥来了，寒假将临，专程来接他。蕴华眼睛一亮，来了主意。他把书夹在铺盖里捆好，叫二哥背上在前头走，叮咛他：“当兵的不搜庄稼人，万一搜你，发现这书，就说是人家雇你背的，主人先头走了。”出城时二哥果然没被搜，蕴华随后空手出城。走一段，两人才相跟到一起，二哥半天惊魂未定，汗水浸湿了棉袄里子。
六、榆中三年
不得已，蕴华又回到寺沟。听说绥师的许多同学去当了小学教员，他也想当。一个十五岁的毛头孩子，谁相信他能教得了书？
就业不成，又无钱求学，只好在家务农。但是，寺沟的窑院已经锁不住蕴华的心。他经常到三十里外的岔上镇看文件，读报纸，参加团的活动。每次走前告诉父亲他去上集，父亲从腰里掏出几个铜板，让他饿了在镇上买个馍馍，接着两眼凶狠一瞪：“上集见了赌钱的，你给我离远点，要是有人说你耍了钱，我非打断你的两条腿！”他想耍钱一定不好，可父亲视若仇敌，反而引他好奇。在镇上办完事，他特意找到赌场，站在围观的人群里看上许久。赌徒中得意的、发狂的、沮丧的，那一副副模样，多年后，他还能说得活灵活现，最后真诚地说一句：“我厌恶那种事，看过几次，的确，一次没耍过。”
在家闲得无聊时，常和叔叔刘义维交谈。盛夏，连着几场暴雨，正心烦地从叔叔窑里回到家，父亲满面春风递过大哥的来信，全家人无不激动，催他快念。蕴华越念越兴奋，大哥说他大学毕业了，在东北教书，有了收入，让蕴华即刻起身，去榆林六中赶考。
临行前一夜，父亲几乎通宵未眠，告诉他这次出门不比平常，离家三百多里，家里难得照应，饮食起居全靠自己当心。父亲第一次这么柔情，细致入微，叮嘱他走在路上要放灵醒，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到了僻静处，迎面过来的人也要防范。让他在歇店时注意四邻，看他们是鬼鬼祟祟，还是忠厚老实，对心怀鬼胎的人，千万小心。有人问你到哪里，就说到绥德，说得近，人家觉得你盘缠不会多，如果说榆林，路远，歹人想你带的路费一定多，难免起歹心。又说夜里行李要枕在头下，有个动静要提防。睡觉要脚朝门，头朝里，有坏人进来还可搏斗，如果头朝门，那就完了。
第二天上路，父亲还是不断嘱咐，奶奶跟在后头，断断续续叨叨父亲的最后一句，不时用一只手在干瘪的脸上抹着眼泪。蕴华从坡上下到沟底，拐弯时，看见奶奶在墙头上插起三柱香，合手祷告，保佑他路途平安。蕴华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不管什么时候，奶奶都温暖着他的心。
出了村，转上弯弯曲曲的黄土小路。家乡的土地不知磨烂了他多少双鞋，但他哪一次也没有这样，紧张地审视遇到的每一个人。客店的同室和相邻的人，他一个个细致观察。父亲的教导，使他小小年纪就锻炼着“察言观色”。
渴望读书，但是，半年多不摸课本，学过的知识蕴华已逐渐淡忘，两次考试都名落孙山，第三次才勉强考取“试读生”，被安排在进度最慢的一个班。
接受了三年团的教育，蕴华心中仍然激荡着革命情怀。他试图在榆中寻找党团组织，但学校死气沉沉。听说，半年前，榆中的党团组织遭到破坏，六十多个同志被捕，逃脱的人也不敢回来。
能进榆中，真是不易，他立志努力，奋起直追。没想到，美好的初衷竟意外改变了。
学校里巧遇两个教员，是大哥的大学同窗，见到绍华的弟弟，特别亲切，除了日常关照，每人给了他十块钱。这个最多揣过三五块钱的穷学生，有点不能自制，被远胜绥德的榆林城吸引了。
开始，蕴华还能按时上课，只在节假日到明长城遗址镇北台、边塞风景红石峡游玩。后来逛街也多起来，繁华的街道有各色小吃和京广杂货，穿戴他没兴趣，嘴还是很馋的。一次，在书摊上随便买了两本文艺书籍，读过以后，就再也抑制不住继续读下去的欲望，于是，一本接一本买，一本接一本读，渐渐课也不放在心上，旷课成了常事。临近期末考试，暂时放下闲书突击几天，仍然是门门功课不及格，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落到班上最后一名。
当拿到成绩册时，他才又悔又怕，怎么向家里人交代？怀着侥幸心理，他把成绩册放进内衣小褂，硬着头皮回家了，盼望在不识字的父兄关怀下和与同伴的玩耍中安然度过整个假期。
没想到，在家才两天，大哥也回来探亲。大哥屁股没坐热就要看蕴华的成绩册。一直关心蕴华的大哥满面春风，期待他的喜讯。蕴华却躲到炕角，心悬半空，不大自然地说：“没有成绩册。”
“我不信，哪有期末先生不给学生成绩册的？快去拿来！”
蕴华只得战战兢兢掏出成绩册递给大哥，再也没敢抬头。
一向温和的大哥顿时暴怒，把成绩册照着蕴华摔过去，即刻雷鸣电闪训斥他。他不顶嘴，也不觉得委屈，只是站在脚地一个劲哭。最后，大哥说：“明天开始我给你补课，四十天假期，你哪里也不能去，不做完功课就休想出去耍！”
这四十天，蕴华被关在窑洞里，听大哥讲课，做大哥布置的作业。大哥从早到晚陪着他，耐心讲解，反复开导，感动得蕴华很快收回了玩野的心，拼命学习，就是大哥让他休息的时候，他还站在门口念英文。
临近开学，兄弟俩要各自返校，他恋恋不舍地对大哥说：“你放心，往后，我一定用心学习。”
大哥对众人说：“你们看着吧！老四这次补考肯定不差，记性好，才气大，就是不用功。”
果然，蕴华补考得了第一名，成绩奇好，这么短时间变化太大，有的同学不相信，撇嘴说：“这是教员在耍私情！”教师说：“你们放假耍了四十天，可刘蕴华全在补习功课。”
蕴华一跃成了班上的好学生。第二学期，就调到了进度快的班级。他把所有变化写信告诉大哥。大哥很高兴，回信要他把每门功课都学好，将来供他上大学，还特别强调：“陕北出去的人考不取，大多是因为英文没有学好。”随后，大哥给他寄来一套四册纳氏文法和一本英汉词典。
榆中的课程有英文，最初他的爱好并不在此，仍然痴迷小说，因为在胡混的半年，他又读了一些文学书籍。但是，这里找不到一个文学方面的指导者，而大哥的话他一贯听取，于是，他开始刻苦学习英文。
正巧，英文教员赵先生，也是绍华的老师，对蕴华特别关心，师母还常为他缝衣补袜。赵先生的思想比较进步，蕴华很爱接近他，几乎每天去请教，先生不厌其烦，倾其所知给他讲解，他的进步很快。
最初，蕴华手头只有大哥寄来的几本书，他学一段背一段，最后竟将四本文法书倒背如流。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背四十个单词，也照着字典，从发音、词意到例句都背下来，相当枯燥而繁重。每天晚上睡得很迟，在学校还好，假期回家，黑了不睡，老人嫌费油骂得不成，大姐白天偷偷把油倒出藏起来，等天黑人们都睡了，从门缝里悄悄递进来：“老四，快点上灯看去吧！”
暑假的每个清晨，当村里的婆娘们穿衣起床，端着尿盆出门时，他已经在晨曦中念两个钟头英文了。
暑假快结束，他的臀部和大腿内侧，因常坐冰凉石头，起了成片红疙瘩，痒得钻心。带着身上癞癞疤疤的湿疹和仅有的几本英文书，他返回了榆林。
手头的英文书籍太少，读新书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于是，他写信到上海，陆续请人邮购英汉对照小说，有高尔基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施托姆的小说《茵梦湖》，还有汤姆斯·哈代的《姐姐的日记》。在学好一般功课之外，他利用课余时间把这些书读完，其中许多段落背得滚瓜烂熟，几十年后提起来还记忆犹新。
仅仅一年多，他有了阅读一般英文书籍的能力。赵先生开玩笑说：“你要再学英文，非得另请高明了。”
虽然蕴华文化课都赶上了，但赵老师听说期末音乐考试他太“出众”。教师指定一首歌，叫蕴华站起来唱，蕴华说：“我只会‘三民主义’。”教师知道他上音乐经常旷课，“三民主义”每天晨会必唱，就说：“那你就唱‘三民主义’。”他又说：“我只会唱最后一句。”教师竟然同意：“就唱最后一句！”蕴华说：“我一句也不会。”音乐课他从来都是零蛋。
蕴华可不是个全面发展的人。
赵老师劝他：“去玩玩吧，怎么从来没见你在操场上蹦蹦跳跳，哪能成天钻到书本里？”蕴华点点头，行动却依然如故。
他继续读英语文学作品，《卖火柴的小女孩》《鲁滨逊漂流记》《天方夜谭》《泰尔西五十轶事》等。《纳氏文法》第四册基本是修辞学，大量引用古典文学的例子，又引起他对文学的兴趣。大家选他当一个英文学习会的主席，在学习会上，他能用英语讲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部分段落。
当他英语达到这个水平时，身体也已经衰弱不堪，痰中经常带血，初二下学期快结束时连课也上不成，只好独自睡在阴冷潮湿的宿舍。冬天，冻得实在受不了，就坐在外面墙根，两手交叉裹紧小棉袄晒太阳。
蕴华得的是肺结核，俗称痨病，当时是不治之症。他没有钱去治病。大哥寄的钱要补贴家用，还要供两个弟弟读书，他只能得到伙食费和少量零用钱。同学中大多数是地富和军官子弟，这些人穿的是长袍，吃的是头等灶，而蕴华穿着带补钉的小袄，吃最差的三等灶，每月伙食不到两块钱。一次，吴堡同乡送一个同学投奔红军，大家合影，他穿的长袍还是别人帮助借来的。
当室友知道他得的是肺结核后，一两天之内一个接一个搬走了。环顾空荡荡的小屋，还有一张床上放着被褥，他的主人叫董学源，蕴华班里的一个优等生。董学源不但不怕传染，还坚持每天给他补课，使他的功课一天也没落下。每顿饭都是董学源给他打回来，放在床头，又弄来一些中药，按时敷在他的湿疹上。他们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董学源的家庭十分贫寒，母亲早逝，靠着可怜的祖母在瓦窑堡的镇上卖豆腐养活全家五六口人。他上小学是靠给学校当工友挣来的一点工资维持的。以后，又到字号当学徒，挣了一点钱投考初中。因为学习成绩好，一直领着榆林县的奖学金。他在考入初中的前两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也因为学校实在没有党的组织而接不上关系。
假日，他们俩很少上街，在寂静的宿舍里默默读书。蕴华病情稍轻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去图书馆，蕴华又读了法捷耶夫的《毁灭》，里伯斯基的《一周间》和另外几本苏联小说，鲁迅的书更是爱不释手，《呐喊》《彷徨》中的小说，《语丝》中的散文。董学源说：“他常讲感想，和我讨论。”蕴华又痴迷起文学来。
榆中三年，不知不觉蕴华长成了十八岁的青年，虽然看上去瘦小，但思想发展之快，连他自己也吃惊。
还在初一下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学校闹学潮，反对反动校长翟大雄，蕴华和董学源参加了发动和罢课。那时，他已经当了校刊编委，写了校长的十大罪状，在师生中影响很大。
学潮一平息，接着就是期末考试，政治课都是国民党的一套教育，他说：“考个啥，不去！”许多人受他影响也不去。参加考试的大多是驻榆林伪军八十六师的子弟。
对帮助日本人打中国人的伪军子弟，蕴华平日睬也不睬，爱吹牛拍马的，从来不和他们搭腔。蕴华从小个性强硬，爱憎分明，因此，伪八十六师的子弟特别恨他，常常偷听他和别人说话，夜里把他和几个进步学生的课桌翻得乱七八糟。虽然这里没有党团组织，许多人政治倾向分明。
初三下学期临近考试，他写信给两年前从东北回了陕西，在西安高中任教的大哥，告诉他自己即将毕业，同时说了生病的情况。大哥十分焦虑，要他一毕业就到西安去，首先要为他治病，并且让他在西安高中就读。
但是，他难舍朋友董学源。没有董学源亲兄弟般的照顾，他哪能维持病体不垮？又怎能完成初中学业？他不但不想离开董学源去西安，甚至希望同他终生形影不离。怎么能实现这个愿望？他思索数日，又给大哥写了一封信，言语所及都是董学源，最后说：“……如果大哥能汇来我们两个人的路费，今后供我俩的学费，我才去西安，否则，我也不去了。”大哥回信欣然同意。但不知朋友是否同意，当他恳请董学源同往西安时，朋友执意不肯，一再表示他不愿意靠别人供养。失望的蕴华最后下决心说：“那我也不去了！”董学源劝他：“你一定要去，要紧的是早点把病治好。”他说：“那路上谁来照顾我呢？以后的日子只能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了。”诚挚的友情打动了朋友，董学源终于同意了。
为了赶考，他们来不及回家，和回省城的两个长者搭伴，匆匆启程，赶往千里之外的西安。
动身之前，蕴华还在咳血，有教员预言：“他的身体，我看到不了省城就完了。”
但是不管死活，蕴华认定了要完成这趟长途跋涉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