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法国（1920～1924）
渴求现代化的中国爱国青年抓住每个去欧洲的机会，特别是到法国去。他们认为法国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自由和最繁荣的国家，而法郎又正值疲软时期。1919年至1920年，1600多名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邓小平、李富春、李立三和陈毅等。
周恩来在巴黎的住所门前
周恩来同其他人一样，热心留法勤工俭学。而且，要是他没有被关进监狱的话，他也许会成为较早的那批赴法留学中的一员。法国离苏俄很近，又是欧洲革命的中心，身居法国，周恩来不仅可以了解和研究欧洲革命，而且还可以了解和研究苏俄革命。
这样，1920年11月7日，一位羞涩、说话有点结结巴巴的青年学生周恩来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马赛。当时他22岁。当他依依不舍地望着渐渐消失在远方的祖国时，最后掠过眼帘的是飘扬在西方国家商业机构楼顶上及游弋于黄浦江中外国军舰上的大英帝国、美国、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国旗—这是外国奴役中国的一个活生生的表现。一位同船乘客回忆道，一路上学生们热烈地谈论着个人的志向—有位同学说他“极想到英国学建筑”，还有的想学采矿，而周恩来则说他想改变中国社会。
邮轮在香港停了一夜，又在西贡待了3天，然后经过新加坡和科伦坡，驶过苏伊士运河，于12月13日前后抵达马赛。途中每经过一个地方，周和他的新相识的朋友都可以看到更多的帝国主义的印记。他在从西贡寄给国内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当地的华侨挥舞着旗帜像欢迎亲人一样欢迎他们。在科伦坡，他看到劳动人民栖身路旁，而成群的蚊子苍蝇叮附在他们的食物上。这一切与富有的外国人的高楼大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我们经过的许多地方不是英国就是法国的殖民地。”他和周恩来及另外一个同学“都感到越远离中国，就越感到中国人被人瞧不起。中国的国际地位太低了，令我们感到十分愤慨”。周恩来提醒他们注意这一切后面的历史背景。他一直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最后，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经过5个星期的海上航行之后，周恩来从马赛转乘火车，赶往巴黎。到那儿后，他在蒂耶里宫地区的一所学校学习法语。他后来对同事们说有一位私人教师给他上了一年的法语课。然而，同在日本一样，周恩来从未像别人那样到一所大学去注过册。到巴黎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他读了一本比尔用英文写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他在书上写满了旁注。一个中国人在法国阅读被翻译成英文的德国人写的著作—这的确让人感到战后的世界是令人振奋的！
虽然他在巴黎南郊的比杨古找到了住处，但由于他只懂很少或者说根本不懂法语，因此而感到焦虑不安，也许还有一种与世隔绝之感。几天后，他还去过英国，考察那里的情况。
在离开天津之前，他已经托人安排（也许是在比利时神甫樊尚·勒贝的帮助下）担任了天津一家天主教报纸《益世报》驻欧的记者。他在2月1日发表的第一篇稿件中反映了他的兴趣所在。令他激动不已的是英国的劳工状况。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众多的变化，使欧洲的劳工运动得到了发展、壮大。劳工问题对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一些欧洲工人要求不加拖延地采纳苏俄的制度，另一些则倾向要通过渐进的途径。周解释说：“我不能置身于这场辩论之外。”他还写道：高度严密组织起来的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对我们的国家关系重大”。在中国，罢工通常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铜板，而工人们就像机器一样被人使用着，一点也没意识到社会的其他成员实际上已在全力以赴地帮助他们这些“迟钝的大众”。英国工人领取的工资相当于中国工人工资的30倍。
关于周在伦敦所从事的活动，目前还缺少史料记载，也许他和李福景（译音）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李是周恩来相当崇拜的南开校友，还是学校舞台上的同台演员。他们是一起乘“波尔多斯号”邮船来到法国的。李渴望到英国学习建筑。周恩来在英国曾给朋友们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的时间是1921年1月30日，地址为布卢姆斯伯里大学区拉塞尔广场贝纳德大街36号。除此之外，他在伦敦的行踪无人知晓。
返回巴黎后，周恩来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他从中国随身带来一个木质的蘑菇状的东西，用来自己补袜子。他还带着一个汽炉子，用来烧点开水，泡点面包，就着卷心菜或其他蔬菜当饭吃。几十年后，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巴黎建立了大使馆时，周曾不嫌麻烦地为他在奥罗里咖啡馆赊账喝过的100杯咖啡还了账，还送给拉丁区一家咖啡馆300盒中国香烟，还上了另一笔赊账。
由于一直帮助中国留法学生的华法教育会的破产，结果使周恩来本来就很棘手的个人费用问题日趋严重起来。但他得到了一些有钱的中国人的捐助，并以此来维持生活。他承认：“许多爱国老人以私人身份资助我们留学生，但他们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严范荪先生就是曾帮助过周恩来的老人之一。他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周又说：“后来，当朋友们说起我用严老先生的钱变成了共产党人时，严先生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周也许还有其他经济来源。大约在周恩来到法国一年以后，一位老校友拜访了他。他很欣赏周恩来那身剪裁合体的服装以及那间收拾得整洁的居室。周还承认他既从中国朋友那儿，也从天津和上海的报刊发行人那儿得到一些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