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非裔美国文学研究
王玉括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进程中，非裔美国文学研究利用现代性话语，反思种族与族裔的社会建构，并通过非裔美国文学教育与文学考古，构建非裔美国文学传统，彰显非裔美国文学特征，体现了与主流美国文学研究的差异和联系，丰富了多元的全球化话语。
关键词：全球化 非裔美国文学传统 文学教育 文学考古
虽然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即使在学术界，人们也很少使用“全球化”这个词（埃里克森5），但是16世纪以来欧洲的殖民拓展，19世纪以来欧美工业化浪潮推动世界经济市场的重新划分，特别是20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科技、军事、金融、贸易、通讯等领域的全球扩张，使得世界仿佛变得越来越小，成为所谓的“地球村”。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意味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爆炸，市场经济迅速扩张，人口急剧变化，全球范围内的都市化和向更加开放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杜维明76）。仿佛世界已经变得“标准化、现代化和去边界化”，但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人们的本地意识也逐渐提高，特别矛盾的是，“只有经过全球化，地方的公民才能痴迷于自己当地的独特性”。（埃里克森19—20）
欧美学术界从“西方化”，到“现代化”再到“全球化”的话语生产与阐释，预示着过去强势的“西方霸权”话语慢慢柔化为突出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话语，并已经逐渐过渡到“更加包容”的“全球化”表述。杜维明教授指出，20世纪5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断言，肇始于现代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在其转型潜力中实际上蕴涵着“全球化”主题，认为“这种从空间性的西方化观念向历时性的现代化观念的转换是耐人寻味的，它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最早出现在西欧的发展进程，如工业化，仅仅视为‘西方的’东西，因为这个进程在其发展中卷入了日本、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印度、肯尼亚、巴西和伊朗等地区。出于这个理由，我们最好以那种非地缘的、历时性的现代化观念来取代全球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鲜明的西方化特征”（杜维明78）。杜教授明确反对现代化理论“必然会朝着一个共同进步方向发展”的假定，即“从长远观点来看，世界将汇合为一个单一文明。既然这个进程是由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引导的，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特别是美国化”。杜教授认为，这种说法只具有表面上的说服力，因为正如一些思想家所说，现代性的特征和成就绝不仅仅是西方或美国的发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和个人权利是否代表了人类的普遍愿望，尚是一个有待论证的事情。”（杜维明78）
作为20世纪世界经济的领跑者，科技发展的主力军，以及西方文明与西方文化霸权的代表，美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在美国国内，欧美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价值观与文明观，映衬着约占美国人口15％的黑人所遭遇的种族偏见与歧视。著名非裔美国小说家赖特认为美国黑人的国内经历类似于受西方殖民压迫与奴役的其他民族。伴随着西方列强在非洲的殖民及奴隶贸易，以及启蒙运动以来对非洲文化以及非洲黑人偏见与歧视的加深，美国的黑人也经历了从遭受奴役到争取自由，从作为3/5的人到成为完整的自由公民，从显性的奴役与迫害到隐性的歧视等阶段；美国黑人的文学创作也经历了模仿、证明、表征、文化认同等诸多阶段。而非裔美国文学研究也经过哈莱姆文艺复兴以及黑人艺术运动等的洗礼，到1970年代，已在尝试认同非洲文明与非裔美国文化传统，构建非裔美国文学传统，挖掘被埋没的黑人作家（特别是女作家），彰显非裔美国文学特征，体现与主流美国文学研究的差异和联系，为全球化进程中种族与族裔性研究提供丰富的语境与资料。
一、构建非裔美国文学传统
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全球化孕育了一个新的时机。“历史、政治和理论发展的结合，迫使人们从新的角度观察迄今为止模糊不清的文学理论（史）的特性，全面重申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角色与功能。”（格洛登、克雷斯沃思、济曼711）本文借鉴《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对非裔美国文学批评进行的简要勾勒，即（1）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早期美国黑人文学批评最好的介绍是作者们自身的主张，而不是试图‘诠释’美国黑人文学的批评”，以及“美国黑人文学批评本质的问题或许是黑人文学本质概念的演变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格洛登、克雷斯沃思、济曼14—15）；（2）1977至1990年，非裔美国文学批评越来越有意识地以文学性及理论为分析依据，“对美国黑人文学作品进行更有理论依据的批评方法”，以及“出现了强有力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理论与批评”（格洛登、克雷斯沃思、济曼23）；（3）1990年之后通过拓展《非裔美国文学：课程的重构》，再现“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和酷儿理论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格洛登、克雷斯沃思、济曼32）。在此大批评框架内，重点强调目前国内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非裔美国文学教育”与“非裔美国文学考古”。
非裔美国文学教育。自1773年黑人女奴惠特丽（Phillis Wheatley）出版诗作（她也是当时出版文学作品的第二位美国女性）以来，美国黑人出版了许多独具美国本土特色的奴隶叙事作品，并几乎与19世纪上半叶勃发的新英格兰文艺复兴同时出现一个小的高潮；20世纪以来，他们在诗歌、小说与戏剧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非裔美国文学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1971年，黑人学者特纳指出，尽管非裔美国文学研究不像非裔美国文学创作那么悠久，但是也并不比正规的美国文学研究年轻多少，后者也不过到1890年代以后才在美国获得学术声望。（Turner and Stanford4—5）而美国内战结束前两年，奴隶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就在《黑人：其先辈、天才与成就》（The Black Man：His Antecedents，His Genius，and His Achievements）中描写了早期非裔美国作家的成就；到1915年，黑人作家的语言就在被隔离的黑人学校中被黑人学生们阅读、记忆、背诵、研究、推崇，因为黑人大众需要发展对自己作为人所具有的价值的自信与自豪。三个半世纪以来，被隔离的生活处境造成他们的心理创伤：黑人民族普遍自惭形秽，觉得自己不是美国人，甚至不是人。（Turner and Stanford6）客观地说，在大部分学校，非裔美国文学可能依然是黑人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使用的材料，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仿佛只是在使用文学来解释自己的学科，“对他们来说，文学只是教学策略的一部分”（Fisher and Stepto9）。因此，费希尔和斯坦普多在1979年出版的《非裔美国文学：课程的重构》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在“过去二十年出版的许多非裔美国文学与批评选集中，很少有专门对文学进行严肃讨论的，更没有专门强调与非裔美国文学课程设置直接相关的问题”（Fisher and Stepto1）。
非裔美国文学教育的普遍缺失与发展的相对滞后也可以从盖茨教授对非裔美国文学的回顾中得到印证。盖茨指出，1920年代初，著名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的英语系主任伯奇（Charles Eaton Burch）首次把《黑人生活的诗歌与散文》引入课程；1930年代中期，著名黑人学者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成为第一位在白人大学（纽约大学）教授黑人文学的黑人学者。盖茨认为，如果说在1960年代末以及整个70年代，非洲或非裔美国文学还需要自我辩护，如果说1970年代盖茨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时想以“黑人文学”为对象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而导师竟然不屑一顾地反问“告诉我，先生，啥是黑人文学呀？”，那么到了1990年代，非裔美国文学研究即便不说是从边缘走向了中心，至少可以说走向了被广为接受的领地，因为1985年以来，《现代语言学会》的求职信息告诉我们，美国很多英语系都在提供非裔美国文学、非洲文学，或后殖民文学的教授岗位。（Gates and Wolf169—170）盖茨牵头编写《诺顿非裔美国文学选集》（1996）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让那些借口没有合适黑人文学选集，不愿开设非裔美国文学课程的学校或老师没有借口，有所选择。
尽管人们对非裔美国文学传统的认识不一，但是大都会同意作家埃利森表述的下列主题，即“对奴隶制的记忆，解放的希望，被盟友出卖与复仇，南部重建后我们以前的主人强加的蔑视，为出卖辩护而流传的北方和南方的种种神话，做一个美国黑人都必须牵涉到这些”（贝尔15）。非裔美国文学大都反映了上述主题。费希尔和斯坦普多认为，所有重要的非裔美国作品都反映了美国黑人对自由与读书识字能力的追求，最典型的文本当推道格拉斯的《道格拉斯自述》（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an American Slave）与杜波伊斯的《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他们明确指出：“如果真有非裔美国文学传统存在，那不是因为有一长串可观的作者与作品的名字，而是因为那些作者与作品都在共同寻求自己的文学形式——混合了不同的文类——在历史与语言方向指向一种共享的难以现有类型归类的神话。”（Fisher and Stepto18—19）
非裔美国文学考古。伴随着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重视与族裔因素的强调，与许多受压抑被埋没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与作品重新进入读者的视线，成为经典一样，在非裔美国文学内部，对黑人女作家的文学考古也是成绩斐然，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沃克（Alice Walker）对赫斯顿的“重新发现”。作为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佐拉·赫斯顿出版了四部小说、两部民俗、一部自传，是美国最重要的非裔美国民俗收集者，也是黑人妇女主义思想的重要先驱。在著名诗人休斯笔下，赫斯顿是聪明、可爱的代名词，能做许多其他人类学家无法做到的事情，是美国优秀的民俗收集者，对许多青睐她的富裕的白人朋友而言，她是完美的“黑鬼”（darkie）：天真、单纯、甜美、幽默，而且很黑。（Walker，“Looking for Zora”436）但是哈莱姆文艺复兴之后，她很快淡出人们的视线，晚景凄凉。沃克的采访者告诉她说，赫斯顿最后贫病交加，死于营养不良，人们筹钱安葬了她，连块墓碑都没有；也有采访者说她得了中风，死于福利院。
1973年8月15日，为了更好地接近那些熟悉赫斯顿生活的人，沃克冒充赫斯顿的侄女，首先来到她的出生地佛罗里达州的伊顿维尔探访，问当地学校是否教授赫斯顿的作品，当地市政厅的工作人员回答说自己读了她的所有作品，但是这儿大部分人对赫斯顿一无所知，对她的伟大成就也是一无所知。与沃克同行，研究赫斯顿作品的白人女性夏洛特·亨特说，这儿的宗教信徒认为赫斯顿私人生活不够检点，觉得他们不会读赫斯顿描写他们的作品。（Walker，“Looking for Zora”433）来到伊顿维尔，与当地唯一了解赫斯顿的默斯丽夫人交谈之后，她们才得知赫斯顿在佛罗里达的南部小镇去世，后来移葬自己的家乡。为了找到赫斯顿最初的安葬之处，沃克与亨特一起来到南部，从当地殡仪馆了解到赫斯顿墓地的大致方位，最后在一片杂草丛生，毒蛇出没，毫无标记的地方找到了可能是赫斯顿墓地的地方。非常神奇的是，由于无法确定具体方位，沃克不得不向苍天呼吁，大声地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佐拉”、“佐拉”的名字，喊得同行者毛骨悚然。可能是苍天显灵，后来居然发现了尺寸大小最像墓坑的地方，从而推测这可能就是赫斯顿当年的安葬之处。为了铭记这位文学先辈、黑人妇女主义的先驱，沃克不惜花重金请人竖起一座墓碑，上面刻着“佐拉·尼尔·赫斯顿，‘南方天才的小说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生于1901，卒于1960”的碑文。
作为赫斯顿的“侄女”进行此次文学考古的沃克确实从心里把赫斯顿作为自己的文学前辈，也认为她是所有非裔美国女性的前辈。通过实地采访，沃克真正认识到，为什么赫斯顿对学校的种族融合政策一点也不感兴趣，因为赫斯顿自己的家乡伊顿维尔是个全部由黑人组织的高度自治的社区，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黑白种族融合。有人撰文攻击赫斯顿，说她对学校的种族融合没有热情完全是无知之举，因为在她自己的家乡伊顿维尔，说什么黑人自豪感等等一点也不新鲜。（Walker，“Looking for Zora”436）此外，沃克也梳理了其他研究者对赫斯顿的评价，他们对赫斯顿的艺术天赋高度赞赏或扼腕叹息，比如邦坦普斯（Arna Bontemps）认为，早在许多趣闻逸事在赫斯顿的《骡子与人》以及其他作品中发表之前，她妙趣横生的小说就成为当地的传奇，在不同环境下可能会流布更广，人们的关注点如果略有变化，这些故事就可能十分畅销；海铭威（Robert Hemenway）指出，赫斯顿对自己的民俗学价值被拒绝，特别是在黑人社区被拒绝非常伤心，对自己无法将非裔美国世界观转换成小说形式非常沮丧，最后不得不放弃。（Walker，“Looking for Zora”440）沃克对赫斯顿的遭遇也感同身受，认为“即便是今天，作为艺术家与黑人妇女也在很多方面降低而非提升我们的身份；但是，我们还是要做艺术家”（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s Gardens”405）。
1977年以后，新一代美国黑人学者，如盖茨、贝克等人提出借用西方文艺理论与批评成果，研究黑人文学文本，构建黑人文学传统；巴巴拉·克里斯汀、巴巴拉·史密斯、霍滕丝·斯皮勒斯，以及沃克与莫里森等学者与作家，以黑人女性主义为武器，重新阅读美国黑人文学文本，对性别与性属的关注渐趋深入，从早期关心被遮蔽的黑人女作家如赫斯顿、关注黑人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忽视，发展到研究黑人女作家对性/倾向的表达，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史密斯（Barbara Smith）认为，黑人批评家应该：（1）在黑人妇女写作中探索性与种族政治；（2）假定有可以证明的文学传统；（3）解码源于作家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经历的黑人女性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母题与概念；（4）审视这个文学中特殊的黑人女性语言；（5）证明这一现存传统不会把白人/男性文学思想的观点或方法嫁接到黑人女性艺术的宝贵材料上；（6）尝试创新，并勇敢地追寻黑人女性文学模式；（7）坚持文学作品的政治含义及其与黑人女性状况相连。（Leitch2300—2301）当然史密斯的这种立场也被批评为具有本质主义的局限，没有认识到无论是民族、性别还是种族身份都不是由生理本质决定，而是文化差异造成的。
盖茨教授做了一件更大的文学考古工程与发现之旅，在为《19世纪黑人女作家朔姆堡的图书馆系列丛书》（The Schomburg Library of NineteenthCentury Black Women Writers）所作的序言中，他回顾了1773年惠特丽出版第一部诗集以来非裔美国文学的发展，认为她不仅开创了非裔美国文学（与批评）传统：“对惠特丽诗歌接受的历史即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而且开启了黑人女性文学传统，因为在19世纪，惠特丽与黑人文学传统合二为一，成为黑人文学传统的代称。（Gates and Wolf121—123）在为《我们的黑鬼》（Our Nig;or，Sketches from the Life of aFree Black）所作的序言中，盖茨指出，该书描述了内战前作为契约仆人的自由黑人在北方遭遇的白人种族主义，与当时白人废奴主义者以及自由黑人揭露南方奴隶制暴行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在为《女奴叙事》（The Bondwoma's Narrative：A Novel）所写的引言中，盖茨详细分析了这部作品的作者、出版时间，以及作品主题，认为它与绝大多数出版于内战前，由废奴运动成员编辑、出版、发行的奴隶叙事不同的是，此书是黑人女性逃奴独立完成的第一部黑人小说，“有助于年轻一代学者前所未有地更好地接近奴隶更加本真的内心深处”（Gates and Wolf91）。这些细致的文学考古与梳理工作，为确立非裔美国文学传统与阐释框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种族形成
非裔美国文学创作与批评始终关注种族与族裔因素，对种族问题的看法也大致体现创作者与研究者基本的价值趋向。杜波伊斯基于自己的思考与研究，早在1900年7月，就在题为“致世界各民族”（“To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的演讲中提出，20世纪美国的问题是种族分界线问题，（Edwards1）因为“无论将种族看成是生理意义上还是社会建构的范畴，想要理解和阐明它在文化形成中的表现，就必须理解种族在美国是如何出现的”（格洛登、克雷斯沃思、济曼1223）。他在《种族的保护》（“The Conservation of Races”，1897）中详细指出：“人类历史表明，包括肤色、毛发和骨骼在内的这些纯粹的体质差异，在解释不同群体的人在人类进步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时，只能起到些微的说明作用。”（格洛登、克雷斯沃思、济曼1089）杜波伊斯用社会学和历史学术语来界定种族，避免同时代的种族主义者的生理决定论，预示了20世纪后半叶勇于向种族的科学依据发起挑战的研究工作。但是，安东尼·阿皮亚在《未完成的论辩》（“The Uncompleted Argument”）中指出，杜波伊斯从未成功超越种族的生理学，而只是将其掩盖在他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构架之下。不过，他的努力依然为我们指出了20世纪早期的民族范式向生理决定论者发起的挑战。（格洛登、克雷斯沃思、济曼1226）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的社会学家迈克尔·奥米（Michael Omi）和霍华德·怀南特（Howard Winant）在《美国的种族形成》（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986）一书中突出强调种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建构，代表了一个多元的种族批评理论家群体，包括阿皮亚、盖茨和戴维·西奥·戈德堡等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他们共同强调种族的社会建构，认为“种族一词的含义在全社会范围内——包括在集体行为和个体实践中——得到界定和经受考验。在这一过程中，种族的种类自身得以形成、变形、毁灭和再生。我们用‘种族生成’这一术语来指称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决定了种族类别的内容和重要性，反过来种族的意义又影响了这些类别。这一界定表述的关键在于，将种族当作各种社会关系的‘中轴线’，而不能将其归于或缩减为某一更广泛的类别或概念”（格洛登、克雷斯沃思、济曼1227）。奥米和怀南特还详细描述了族性（ethnicity）理论的三个不同阶段，即20世纪30年代之前为第一阶段：民族—族群的思想观点被看作是对生理种族主义者的直接挑战；第二阶段为自由式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1965年，以社会同化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为中心；第三阶段为1965年之后，出现了集体抵制争取种族权利的新保守主义。（格洛登、克雷斯沃思、济曼1226—1227）他们最终放弃了这一范式，因为它将种族缩减为族性的一个元素，他们想要将种族作为一个独立的中心范畴来对待，因为仅仅把它当作族性的一个特征，就无法把握少数种族群体的具体特征。
正是由于欧美主流学术界对种族问题所采取的新保守主义倾向，1987年马丁·波纳尔（Martin Bernal）出版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源泉》（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Vol.I）才会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该书通过认真比对希腊历史与文明研究中的“古典模式”与“雅利安模式”，颠覆了19世纪30至40年代以来欧洲中心主义所营造的话语范式，引发人们对种族的知识生产与话语权力的反思，是主流学术界内部实践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次内爆。波纳尔追溯希腊源头时惊讶地发现，古希腊真的相信公元前1500年被埃及与腓尼基殖民，而且希腊文化的形成有赖于埃及、腓尼基等亚非地区文化的滋养；这种“古典模式”在希腊文化的古典时期与希腊化时期非常流行，直到19世纪初才被推翻。他坦言自己所学的希腊历史远非像希腊自身那么古老，而是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才形成，而且与对埃及的排斥及19世纪北欧爆发的种族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Bernal xv）而19世纪初视希腊本质上是欧洲或雅利安的“雅利安模式”才开始形成，此模式否认、质疑埃及与腓尼基殖民希腊的历史事实；“极端的雅利安”模式在1890年代以及1920年代与1930年代两次反犹高峰时蓬勃发展，达到高潮，（Bernal1—2）19世纪的进步与科学话语范式也发展、巩固了这种模式。反对“古典模式”的学者竭力抹杀埃及与迦南对古希腊文明形成的贡献，他们认为，希腊文明的起源始于公元前14至前13世纪之间印欧语系的白人种族由北方的迁入，而不是早期非洲和亚洲文明的流变。
为了更加有力地批驳“雅利安模式”的卫道者，波纳尔出版《黑色雅典娜》的第二卷，用大量翔实的资料，如语言、建筑、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大量证据，指出希腊文明发展时期所受亚非文化的影响。刘禾教授于1992年在《读书》杂志撰文介绍这场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认为波纳尔对希腊文明源头的探寻一方面融入了1970年代末以来赛义德等人对欧洲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的强烈批判，另一方面也是对黑人人类学的学者所发起的黑人中心运动的呼应。陈恒在《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9日）撰文《黑色雅典娜的挑战》，尝试客观地评价波纳尔的成就。他引用了著名西方学者如伟大的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的观点：“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他还引证怀特海的话说：“我们从闪族人那里继承了道德和宗教，从埃及人那里继承了实践。”陈恒认为波纳尔尽管有“修正历史”之功，但是也有矫枉过正之处，如单方面地强调了亚非文化对希腊文明的影响，却忽略了希腊文明对东方文化的反哺与贡献等。
尽管批评者甚众，但是波纳尔关于种族的知识生产与建构说，进一步提醒读者增强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认识，为非裔美国文学研究进一步关注种族构成与族裔特征提供了思想武器。1989年莫里森（Toni Morrison）发表《不可言说之不被言说：美国文学中的非裔存在》一文，指出“非裔美国文学的在场及其对非裔美国文化的意识既复兴了美国的文学研究，也提升了其研究标准”（18）。在1992年结集出版的《在黑暗中嬉戏：白人性与文学想象》一书中，莫里森指出，黑人被泛非主义他者化的处理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关注作为替身与实现者的泛非主义角色。因为泛非主义的存在，美国白人知道自己自由，而非遭受奴役；自由、强大，而非无助；具有历史，而非无历史；清白无辜而非令人诅咒；能够逐步实现命运而非盲目进化。（Morrison，Playing in the Dark51—52）其次，对泛非主义习语的差异化处理。莫里森指出，通过不规范的拼写故意把它弄得很生疏，从而把黑人的对话解释成陌生、疏离的方言，故意让读者莫名其妙，从而“成为违法的性行为、疯狂的恐惧、排斥与自我厌恶的标志与工具”（Morrison，Playing in the Dark52）。再次，利用泛非主义角色来发明白人性，并强化其寓意。“从战略性的高度利用黑人角色来定义白人角色，并提升白人角色的质量。”（Morrison，Playing in the Dark52—53）最后，把泛非主义叙述（即讲述某个黑人的故事，其被束缚及/或被拒绝的经历）变成冥想自己人性的手段。莫里森特别强调指出，“需要分析泛非主义叙述如何被用于论述伦理道德、社会及普世的行为准则，主张并定义文明与理性。这种类型的批评表明，泛非主义叙述被白人用于为黑人的无历史（history-lessness）与无语境（context-lessness）提供历史语境”（Morrison，Playing in the Dark53）。
1993年，英国著名黑人学者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出版《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The Black Atlantic：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一书，在宏观层面关注当代关于现代性的书写忽略了对种族与族裔性的关注，在微观层面关注具体作家与作品的分析，旨在批判流行于黑人政治内外对种族纯洁性的危险迷恋。但是到了2000年，吉尔罗伊出版《反对种族：超越种族分界线的政治文化成像》（Against Race：Imaging Political Culture beyond the Color Line）一书，回顾了法西斯主义者和超民族主义者以种族的名义实施的残暴行为，建议宣布放弃种族，因为这种宣布放弃“似乎正代表了对于种族学继续犯下和容忍显而易见的错误的最好的民族式回应”（格洛登、克雷斯沃思、济曼1227）。吉尔罗伊难以认同族性和文化比种族更能精确地在人们当中做出社会区分这一判定，他不像奥米和怀南特那样由于族性容纳了种族的重要性而拒斥族性，吉尔罗伊认为族性和种族本身一样是一个无用而虚假的范畴，认为“我们可以从这一事实中获取额外一份勇气，即种族思想的支持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以回答种族学产生以来就使他们困惑不解的基本问题：如果种族是一种对人们进行分类的有效方式，那么究竟有多少种族呢？”（格洛登、克雷斯沃思、济曼1227—1228）
吉尔罗伊“反对种族”的新观点与当下的所谓“后种族”都引起学术界的广泛争论，但是问题在于，在种族主义依然存在的社会氛围中，“反对种族”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失去方向，而且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无助于改变种族歧视之实。“种族可能是一种虚构的幻象，但种族歧视却是强有力的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种族主义的世界里，种族歧视以各种实质的形式影响我们的生活——在街区内划定特殊区域，公共教育的质量，公平待遇与就业机会，等等。”（格洛登、克雷斯沃思、济曼1228）在为2001年版《种族的重要性》（Race Matters）所写的序言中，韦斯特特别强调，没有哪个民族像黑人民族那样在心理与生理两个方面遭受系统的控制：学会恨自己；美国恐怖主义的野蛮行径（吉姆·克劳法与私刑）见证了美国对黑人人性与众不同的摧残。（West xiii）
三、结语
全球化进程加深了各民族的本土化意识，催生了文化多元主义，反映在文学研究方面，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帮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传统。非裔美国文学研究在对话“种族”的同时，关注性别与性征，建构自己的文学传统，丰富了全球化话语，为建设中国主体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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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