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父如子
一 不可逆
1970年的一个冬日，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抱着他几个月的儿子匆匆赶往镇卫生院。医生告诉他，孩子得了肺炎，还发烧，需要吊盐水。男人“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他这么小，能吊水么……”
此时外面风雪交加。
这个男人就是我的父亲。这是后来我妈告诉我的，说：“你爸以前特别疼你，一辈子也没见过他那样哭。”
父亲是在他八十岁上因肺病去世的，病名是间质性肺炎，也称肺纤维化。父亲是在参加退休教师体检时查出这个病的，当时觉得不要紧，又很忌讳去医院，拖了一年才接受治疗。从虚弱到卧床，到最后一次去医院没能再出院，大约有三四年时间。对于父亲的这个病，我妈为从医生那儿得知的一个词哀伤不已—“不可逆”，并得到一个比喻：他的肺会像丝瓜一样，逐步干化，失去弹性。这种“纤维化”的趋势没有办法逆转和根治，只能用药、调养，尽量延缓坏结果的到来。
全家人穷尽所能地围绕着治病、护理，最终在这场战役中败下阵来，眼看着一家之主，一个父亲的离去。
堂叔一番分析、总结，得出“咱们家族的人，肺都不好”的结论，老家的村里，有几位老人去世几乎都因肺病，父亲的病亡又增添了新例。
在这几年里，我也以空前的频率回到县城，有时直奔医院，有时或长或短在家住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经历也让我体味了一个家庭的忧惧、苦痛和阔别了许多年的日常亲情。
一个曾经用脚丈量过那么多地方的人，最终还是要路过自己。
三四年前的暑期，我带儿子回去，我妈跟我说起父亲被查出这个病时，他的状态还行，仍是平常的样子。就是在带孙子在家附近溜达的时候时常觉得累，需要坐下来休息。那时候只是觉得他渐渐衰老，内里出了问题会导致将来怎样，没有预料。2012年，我拍过一张照片《严亨与斑马》，就是在我家旁边的公园里拍的。我预先看中了那个场景和傍晚的天光，记下了时间，第二天傍晚便带上儿子去给我做模特。照片并无多大意义，只是想让他留下跟这个小县城老家的联系而已。父亲也跟了去，我交代他替我一直举着一只小小手电筒作为灯光，他就一直勤勤恳恳地举着。这也是唯一的一张父亲给我当助手的照片，不难看出右侧有一道很有方向性的光源的存在。当到了2015年这张照片印到了书上，父亲已经卧床了，我指着照片给他看时，那次拍照的场景，他已经全然忘却了……
当我回到广州，每次电话问父亲的状况，我妈说得最多的是“还可以，还是老样子”。能是老样子，我已经很安心了。偶尔不好，会让妹妹回来，一起把我爸送去住几天院，每次都是出院之后才告诉我。
渐渐知道，父亲住院的频率在增多，间隔在缩短。最初每半年左右，在感冒或咳嗽比较厉害的时候去住一次院，打上一周的吊针，也就没什么状况了。出院回家，又可以过一段没什么事似的日子。我妈对我爸的照顾是极细心的，冷暖、饮食各个方面无微不至。毕竟肺功能在弱化，父亲逐渐不愿意走动，活动范围逐年、逐月收缩，更多的时候是卧床睡觉或看电视，不久住院频率上升到两三个月一次。父亲是个极不愿去医院的人，每次把住院的一切都准备好了才动员他出发，他仍非常抵触，有一次竟发怒道：“你们把大部队开来也休想把我弄去医院！”没有办法，连骗带哄，还是得去。每次回家，我都能发现家里逐渐完备了应对住院的锅碗瓢盆，像行军打仗一般，稍一收拾就能出发。我妈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由于那句“不可逆”，这个家所能希望的，就是可以打持久战。
父亲的肺功能弱化是明显的，下床上洗手间，再回来即已气喘吁吁，须及时吸氧气缓解。家用的制氧机是学医的朋友建议买的，每天可进行几个小时的氧疗，缓解肺的压力，增加供氧。最初父亲对吸氧也非常抗拒，大约觉得那是电视剧里状况很糟糕的人才用的。随后我们又给他买来轮椅，他更是拒绝，觉得被推着出门被老同事、邻居看到是件很丢脸的事。可是用轮椅很有必要，不能总躺着看电视，我们希望他能出去公园转转，看看新鲜的事物，避免脑力僵化。后来的两年里，事实证明，这些举措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父亲在不情愿下也逐渐接受了。
一切已经由不得他，父亲已经垂垂老矣。
二 如父如子
说实话，父亲年轻的时候性情是很躁郁的，在家里有绝对的威权，小时候对他的印象是永远皱着眉头。后来我在外多年，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最怕父亲接。他一点也不给这个浪子嘘寒问暖的机会，总是烦躁地说你妈不在，草草挂断。
父亲的衰老过程，似乎也是放松眉头的过程。卧床的父亲应该能感觉到，儿女们回家的次数在增多，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个意外之喜。
我和妹妹离家读书后，事实上等于离开了这个家，爸妈又重回二人世界。或许最初他们也觉得清闲，待到老至，他们又渴望这种有儿女在身边的日子。
早几年父亲身体还好时，我回到家中父亲还能陪我喝两杯，后来妈不让他喝酒了，饭也单独吃。但只要我回来，他也会起床，披着衣服坐在我的桌对面，东张张西望望，就那么坐着，陪我把饭吃完。每当这时候，我也不会仓促地吃完一顿饭，而是耐心地细嚼慢咽起来。从陪我喝酒，到看着我吃饭，我知道我们彼此都在无奈中接受部分现实，也想抓住别的不愿失掉的部分，沉默间将其放大，延长……后来，我几乎怀疑自己是在那段时间里增加了酒量。
有一次我在特别热的夏天回到家，刚在客厅里放下沉重的行李，父亲蹒跚着出来，笑盈盈地说：“喝口酒，暖暖身子。”也就是那一天，我知道他老得已经有点糊涂了。随后的两年里，我们又托人在国外给他找了延缓老年痴呆的药，效果还是有一些的。
我给父亲买过一个U形枕头，很软和，父亲很喜欢，经常枕着它看电视。听我妈说，父亲有时候在院子里晒太阳，看到在晾晒的枕头也会指着要过去拿，说那是他的，是儿子给他买的。
随着卧床时间的增多，家里人轮番给父亲按摩，算是让肌肉被动地运动。父亲很喜欢我给他捏腿、抓背，面带一点点微笑，随着我的按摩节奏颤动，然后渐渐睡着。每次我跟他说到吸氧时间了，他也笑笑答应，看着我把吸氧管用湿纸巾仔细擦净，轻轻地挂在他耳朵上，还会轻轻侧转头配合，乖得像个小孩子。
我与父亲共处的时候，仍是沉默居多。有几次父亲会睁大眼睛问我：
“什么时候回广州呢？”
“下个月。”我答。
“哦，那还早着呢……”他会露出十分轻松的微笑，像是什么悬着的疑问被放下了。他不想我走。
三 朝阳沟
父亲生前喜欢的文化娱乐项目有下象棋、拉二胡、拳击比赛、听豫剧，后两项主要是在电视上看。综合比较，豫剧电影《朝阳沟》是他的挚爱，是耸立在他心头的文艺标杆。电影是黑白片，长春电影制片厂出的，1963年上映。故事讲的是城市女青年爱上男同学，经历内心转变最后留在农村，当年在全国应该是家喻户晓。这个电影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跟大人在镇上的电影院看过，一些关键场景和唱段还有些印象。
父亲病重卧床之后的几年，我和妹妹在网上下载了大量的豫剧节目，放在U盘上，随后网络电视发展起来，家里装了宽带，弄了电视盒子，找起节目来更加方便。他喜欢的《梨园春》《武林风》，都可随时找出来看，那都是我们能给他的一部分精神慰藉。每次我从外地回来，想陪父亲看会儿电视，问他想看啥，他都会犹豫一会儿，最后总是两眼放光地说出三个字：朝阳沟。特别是在团圆节日、出院归来，《朝阳沟》的电影音乐响起，扎俩大辫子的银环手捧《中国青年报》开腔唱出“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就起了某种氛围，在它的萦绕中我们这个家暂时安好。
陪父亲看电视，帮他按摩的过程也是相互沉默，就像他老了之后不会再接电话一样，他也不再会用电视遥控器，看什么节目似乎都可以。病情很重的时候，我也就不再问他，会悄悄地直接播放《朝阳沟》，它已经成为一味药。要不了多久，他似乎已经不在看，也不在听，沉沉地睡去。
几年里，我跟着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虽然每次只看部分片段，但足以无缝拼接至大好团圆。后来还慢慢了解了剧中演员的近况，比如银环不到六十岁就去世了，柱宝也老了，常被请到豫剧比赛节目现场当嘉宾，还会表演锄地，示范“前腿要弓，后腿要蹬”。台下掌声雷动，粉丝们也老了。
曾经的潮流运动、人物命运，已经化为唏嘘。其中人性悲哀的成分、那个时代的扭曲，我已经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去跟父母探讨了。我们总愿意做我们不喜欢的禁忌的一部分。隐瞒似乎成了一种义务，谅解成为一种孝顺，否则都是残酷。就像我们有时很讨厌广场舞，但跳广场舞的人们定有儿孙，他们是会原谅也只能原谅长辈的，他们可能还予以鼓励并封锁社会对他们的微词。
就像父辈最终也没有喜欢上罗大佑，我的孩子至今也没有看上崔健。但是，我会跟我的孩子说清楚，在乐曲中呼喊过肺腑之言的珍贵。芳华的肉身、动听的调子至今竟然在掩盖病情，也在为病人理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唱腔，未来的世界一定充满了陌生的旋律……宋词本来也是歌，如今已经不知曲调了，但留下了歌词。该传颂的，是它承载的意义。
四 总医院
定远县在几年前把几个大医院合并了，叫做总医院。它最后面的住院部大楼的九楼内科，是我家之外的第二战场。我妹妹和我妈跑得更加轻车熟路。最初去住院是可以规划的，觉得最近可以安排去做做消炎、调理了，就事先问好医院的淡旺，约好床铺再去。当然，慢慢地到后来一切无可选择。
我妈是个特别好强、特别能操劳的人，即使在医院，她也要把那儿尽量安排得像家。应对医院的条件，需要用的、吃的，全数带齐。
在医院的吃穿用要比在家复杂多了，很多东西是需要滚动往返运送的。比如脏衣服要带回来洗，晾晒好的衣服再带回去。我爸没有牙了，只能吃我妈包的小馄饨，那是将肉与各种蔬菜精心挑选、切碎包制而成，易嚼易消化。平时速冻在冰箱里，每顿饭取出若干来煮。住院时就得有人往返送饭，这就需要妹妹或我在家才行。医院里不让做饭，我妈就偷偷用一个小电热杯，神不知鬼不觉地为我爸变出了三餐。另有一种我托浙江的朋友买的中药铁皮石斛鲜条，需要用榨汁机打碎，动静很大，我妈就瞅准了每天下午病房里医生护士走动最少的时候，暗度陈仓。
渐渐地，这套装备就成了我们家的机动系统，我妈也练就了两套战斗模式。她能把医院的日子也过出生活气来，把诸多为难一一解决，无惧一切困难，简直可以在那里一直过下去。
病房里还要会跟病友处好关系，相互照应。常年的经验让我妈成了病房里的百事通、管事大王。她总是耐心地给乡下来的病人和家属指引住院检查流程、护理注意事项等。一一教会他们上完厕所冲水，委婉地制止在病房内用唢呐音高声讲电话的人……
我妈跟打针换药水的小护士的相处堪称一绝，即使是那些忙碌中脸色难看的护士也能搞得定。只要她们来，量血压或打针吊水，我妈都笑脸以待，热情协助。妈妈通常称她们“小姑娘”，有一次我竟然听到我妈称一个小护士“宝宝”，不知道是情急之下的迫不得已还是真心流露，像电视里尿不湿广告中对婴儿的称呼般亲切、自然、天衣无缝。
我妈的身体也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胆结石。一直拖着没有去治，也没有时间去。平时她在家照看我爸，连上街买菜都是抽出时间冲向菜市场去的。有一次在我爸多次住院期间，她的眼睛不舒服，再三劝说，同意我带她去眼科检查。医生开了些药之后，我妈又嫌贵，犹豫着不想去拿。最终还是去了，到了发现取药窗口前的队伍排成了长龙。我妈让我在队尾排队，自己朝窗口方向挪去了。已经排到窗口的人正在跟窗内的人说话，似乎有什么疑问，我妈凑到跟前也跟着搭话，好像帮着解释什么。那人取完了一堆药正在收拾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发现我妈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胳膊伸进了窗口。我意识到，她在加塞儿。
等我妈拎着药走回来的时候，我埋怨说：“妈你怎么能不排队呢？”
我妈转身朝住院部的方向走，低着头，好久才说了一句：“你爸还在病房躺着呢。”
2004年，平遥。清早赶往学校的自行车上，父子在通过“关口”时平静而有默契。父亲风风火火地向前，脊背后的儿子低头玩着什么或吃着什么。那时候我刚学摄影不久，被这种不言不语的大开大合吸引，也喜欢上了摄影所能做到的定格。
五 120
小时候是父亲告诉我的，“很多老年人，都熬不过某个冬天”。这个知识后来被用于我对他的担心。
去年（2017）春节期间，父亲的病情已经很重，往返医院的频率变成数天一次。每一天都是让人忧惧的日子，每一个明天都需要企盼才能来。很小的时候，在我们家有肉吃的时候，父亲会鼓励我们把一片肉埋在碗底，一路吃到最后时它便出现。说这叫“封口肉”，吃得有盼头，吃完有余香，正所谓笑到最后。而这几年来，我最担心的就是最后，那注定是悲痛的最后，但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最终失去肺动力的父亲，会是怎样地告别？会是怎样停止呼吸？会不会剧痛难捱？我不敢去想。
父母在，不远游。我却是个远游了三十年的浪子，但整个冬天我不敢再离开，甚至不敢看我的行李箱。它一直呈打开状，我甚至不愿意去整理，整理它似乎都与某个不好的结局有关。
有天下午我在给父亲按摩时感觉他有点发烧，跟他说话发现他神志也有些不清，身体还有点发抖。我赶紧喊妈来，给他量了体温，39.2度。我妈很是惶惑，因为父亲出院才两天，怎么会又发烧了呢。她赶紧给主治医生打电话，医生的指令很清楚：火速再来医院，叫120。
我妈支支吾吾还在纳闷，医生说他来安排救护车，你们快做准备。我妈在放下电话前跟医生说的话是“能不能让救护车来的时候不要叫？”
我第一次见到我妈的眼神惊恐且呆滞。在她的心里，救护车发出的应该是最后的、最危险的警报，是最急促的叩门声。她可能想象过，但也祈祷着，那个响声迟一点向我们家驶来。她一边再次收拾住院用的锅碗瓢盆，一边喃喃说：“来了救护车，就真的不妙了……”
要是没叫120，当晚应该都挺不过去。
虽然当晚挺过来了，但是状况频仍。父亲身上出现肌肉骨骼非常疼痛的状况，翻个身都会疼得哼出声来。我妈说，你爸本是最耐痛的人，没见过他怕疼吭过一声。虽然退了烧，但他已经是呼不给吸，残灯如豆。
查房医生连续两天都悄悄把妈叫到病房门口轻语，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焦灼。
特别坚强，特别能战斗的妈也轻声哀叹：“怎么每天总没有好消息，还多一两条坏消息。”我们这个家，已然四面楚歌。
每天晚上都是我妈在医院看护，从不让我在医院过夜。通常清早我从家里赶头班公交车去，把需要的吃的用的送去。上午是打吊针的时间，通常要打六瓶左右，持续整个上午。我守在旁边做些招呼护士换药瓶之类的事，妈会在这时候赶着回一趟家，忙些家里的事再回来。到中午我妈就会催我回去吃饭、午睡，通常都说下午没什么事就可以不用再来。每晚我在家，我妈在医院。我在家其实也睡不好觉，每晚能醒上三四次，寒夜醒来发现胸前的被子会汗湿一片。
“医院的墙比教堂听到了更多的祈祷。”每天的生活如此小心翼翼地反复延续着。
那天中午，我站在床边跟爸说，“我回去了哦，你好好休息。”
“我跟你一起回家吧……”爸看着我轻声说。
我跟妈都苦笑着，跟他解释要等医生同意了才能回家之类的话，他不再言语。我想，他应该实在是住院住够了。我看着躺在床上的他，怀着沉沉的心情离开了医院。
我当时还不知道，那是父亲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六 没有告别的告别
就在当晚，我枕边的手机铃响了。是妈打来的，我一下子坐起身。
“你来……”是我妈那有气无力的声音。
我翻身下床，拿着电话的手有些抖。“你注意给他保暖，保暖……”我急速套上衣裳，几乎同时就穿上鞋，抓了钥匙飞奔出门。不曾在这么老旧的家里做过这么剧烈的系列动作。
当时是凌晨两点多，我在县城空空的街道上边跑边四顾找车。寒冷的建筑大幅歪斜着，昏黄的路灯摇晃着催促，我耳朵里只有自己轰轰的心跳声。
终于打到了车，来到医院，冲进病房。妈在病房的墙边呆坐，病房里其他几位病人也探着脑袋朝冲进门的我这边看。一切似乎很平静，靠墙的那张病床上，父亲还在躺着。妈说医生刚刚已经来过了，没有办法了。妈是凌晨一点左右醒时发现情况不对，当时父亲已无生迹。
他没有给我们告别的时段，悄悄地走了。我的膝盖重重地砸在床前的地面上，脸埋在被子上恸声喊叫“爸”。妈制止我哭，说这不是哭的时候，要把后续的事情办完。
后续是事情怎么办，我和妈谁都不知道。几年来这个家全力一心地要把亲人从死神跟前抢夺回来，这场拉锯战只要能有打下去的权利，我们就只管打。结果是每一个人不愿意想的，是每个人所排斥的。可是，这个结果还是来了，我们反而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太平间？死亡证明？我隐约只在电视剧中知道这些，具体怎么做，什么都不懂。值夜班的护士长送来一张名片，说这是出售寿衣的店家留下的联系方式，打吧，他们会来，他们知道怎么做。
没多久，一个拎着个大袋子的跛脚老头来了。他带来了寿衣，帮着约了灵车，他说在医院去世的人，都是须回家的，停灵三天，再去火葬。所谓“从家里走”，是我们这里的风俗。随后我协助他帮父亲换了衣服。
妈在一边开始收拾东西。我妈曾有心理准备，准备开始伺候可能进入卧床大小便阶段的父亲，可是这个阶段没有来，他就走了。一地的大小袋子，吃的用的穿的，那些不知道陪我们打了多少场仗的家什，如今它们连同我、我妈，都一起显得沉默沮丧，我们被打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