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记殷殷,沈三白与《浮生六记》

情记殷殷,沈三白与《浮生六记》

沈复说:“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我想说: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厚道而不失公允。

人生旅途,与《浮生六记》的真正邂逅,在壬辰肆月,我于兹喜之心,如芸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颇为相近。对《浮生六记》书名,听闻久矣,直到今天,才把它看完,可惜的是,眼福不深,只看得四记,余二记,据传为后人杜撰,是以不载于原著。可是,我还是对名不见经传的沈复,对他的《浮生六记》,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总好似看些无厘头的三三四四。

最有看头的,还是一记,闺房记乐。比较有生活气息,有人情味,读罢合卷后,不知怎么,总有关于“芸”的缥缈身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难怪俞平伯评价:“文章之妙出诸天然,现于人心。及心心相印,其流传遂远。”更有林语堂评曰“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

芸是幸福的女人吗?权当是吧。毕竟沈三白如此爱她。女子一生,得夫婿如此,还有何求?只是,梅逸其人,太过文气,终只是爱之切切,没有物质做保证。而人生,一半是物质的,一半是精神的。虽然,很多人都以清高姿态大言不惭地说:精神重于物质。从如水的文字中,看到少年的芸,藏粥侍君的可爱可笑举动,因之畏嘲多时,传为话柄的轶事,那种生活原汁原味的美,让我感动。及至嫁到沈家,夫妻恩爱,日子也还过得去,不为生计愁,这时的芸,因为婚姻的滋润更显女人的妩媚,在梅逸笔下,她却是医他的药。

唯东坡“事如春梦了无痕”一说,虽无草蛇,但隐灰线,埋下了芸一生福泽不深的引子。慧心,当真不仅在笔墨,更在沈三白一生对芸的文字倾诉中,相信,他是爱她的,而且爱得够深。虽然后来,他与喜儿有过一段不了之情,都不能抹杀对芸的深情厚谊,但喜儿又是姻缘簿中的另一“杯具”了。

相对来说,这一段新婚宴尔,是三白公子与芸一生最为幸福的日子。尤其读到“鸿案相庄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真的为他们伉俪情深而觉人生之于婚姻的幸福可意,为一乐意。

风扫云开,深于情者,解之而罢,不解,就是一个情结,而且是死结。今人古人,于此同感。“情之所钟,虽丑不嫌。”但凡两情相悦了,往往“今世不能,期以来世”。察眼意,懂眉语的到底是不是月老?悬姻缘簿的,又是谁呢?

花光树影,转头空。生生死死,总让人惆怅。大雪纷飞的四月伊始,与《浮生六记》中的芸劈面相逢,眼前活生生立着个可人儿,瘦骨支离,神态妩媚,女子风情,最让我觉其慧黠的是,她明知深得夫君恩爱,偏变着法想给夫君纳妾,这是一个太聪明且自信满满的妮子,也正因如此,才导致了她后来的福薄和相公的缘浅。这一点,应该是芸“机关算尽太聪明”的物极必反之兆了。也因此,憨园未果,成为芸的心病耶?在我看来,非也。只是,哪怕如此,依然不能减了芸性格可爱之处。她于穷困中,借锅生趣,以酬夫君之友;她在缠绵里,女扮男装与夫同游;她在爱河里,费尽心机为夫物色小妾;她在柴米油盐的羁绊下,亲缝亲补,使夫君在人前以保端严;她更兼与夫谈诗论词,慧敏玲珑……这样的一个“芸”,足矣让人为之一开眼界,也适合让林语堂隔着光阴的河流对其写下“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的不俗评价。

花取参差以为美,文亦然。是以,沈之《浮生六记》,除却“闺房记趣”卷外,其他浮生三记,虽名为“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在我看来,不过是以际遇铺展生活,都没有离开“芸”的存在。三白君对芸的爱,是笃厚的、深重的,这从他的字里行间,分明可见。以其情为伊人写真,亦为伊溢彩。他记述芸为其做衣、补衣的不易,其实也是一种对发妻的爱。芸为生计的不易处,倘有足够的经济后盾,想来芸会更加光彩照人,不知还能增添多少轶闻呢。以至遗失的两卷,我记着它们的名字,辅以想象,天真地想着,梅逸将如何安排“中山记历”“养生之道”,这两卷想来关于芸的刻画,会少许多。而作为一无名文人的沈复,凭着自己的执着写下《浮生六记》,这又是如何坚持的一种精神?也许,生活的穷困漂泊都不能减淡他对文字的钟爱吧!

轮蹄征逐,不以人意为本。芸逝,三白寸心欲碎。果真应验“恩爱夫妻不到头”之说?当镜头回到《浮生六记》首卷某帧画面,三白忆及七夕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两方,朱文白文各执其一,成为来世重逢的契约时,定格了。读到此厢,我忽然爱煞了芸,感觉她是如此纯洁、如此浪漫、如此美好的女子。

如果让我用四个字来形容芸,应该是“雅迷天然”,她善良聪慧,分明是一个食人间烟火的性情女子,无怪乎沈三白说:“触我春愁偏婉转,撩他离绪更缠绵。”芸,自有让他为之一生不能遣去的离愁别绪和旖旎往事,奢侈的幸福,同时也不失为伤感的回眸。

唯不喜欢三卷之结,芸逝后,芸之子,逢森亦夭亡,使芸不得延甚嗣续,琢堂赠之一妾。“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读来,颇有画蛇添足之感,更有莫名的反感,特别是对“琢堂赠之一妾”句,烦倦得很。好在是,一切无论是对多情公子沈三白也罢,对缘浅情稀的芸也罢,对这个隔着时光徒增伤感的我也罢,都是过眼云烟。

文人的个性,是沈三白的特性。他不屑随人是非,人珍他弃,人弃他取。只是就名胜而言喽。如果名胜所在,贵在心得的话,我赞成他说的——“有名胜而不觉其佳者,有非名胜而自以为妙者。”笑着隔了时空,轻问沈公子:那么芸呢?该不是吧?

对于名利,从古至今,文人总以清高之说,而求之。求之不得,又作不屑状。这一点,委实有趣。沈三白的一生,如果不为生计愁,又会如何?还会写这些温情的文字吗?

陷于夜的海,登舟解缆,想去觅一处世外桃源,稚绿娇红的地儿,不求他人来渡,我且自去渡我。

眸中风景千秋在——闲读《启功谈中国名画》

人上了年纪,是会怀旧的,更会不知不觉中改变一些秉性。我便是如此。所以,三十五岁之后,我对书画有了兴趣,渐成日常生活之一部分,尽管无所成,但这份爱是真,由着它们的牵引,竟也无意间长了知识,开了眼界。看来,物于人的用情,也是有的,而且不比人差。这种双向滋生的情愫,我喜欢。

看书于我,是种愉快的消遣,等同于别人打麻将。择书于我而言,则渐至另一种境地。好在,每每收获,心花怒放,譬如这本《启功谈中国名画》,就是无意间碰上的。书与人的缘,看来也很不可解,有天意在呢。不愧皇族,见多识广,因此,这本书的厚度令我欣喜,纵横捭阖间,中国名画像放电影一样逐个镜头呈现眼前,令人欣喜。辅以启功自身的造诣,自是水到渠成,画与谈相得益彰,没有夹生的感觉。盖因启功本身就是高水平的书画文人,是以他的“谈”中国名画,不是无的放矢,有根有据,读来非但解惑,还能怡情。这书的出版,也算得启功老于世人的一份功德。

于书画,我是外行,虽看了经年,但水平有限,充其量就是外行看热闹的程度,不妨碍我对书画的着迷。书法还好,偶尔得闲写几个毛笔字,不是技痒,是国学的博大精深吸引我的心,至于绘画,我是真正的门外汉,看了几年,一直只是看,不敢动笔。“芥子园画谱”是我喜画的初端,看罢便于画再未收过心,估计一生不成画家,做个爱好美术的人,是定局了。

约前年光景,有新闻播出《富春山居图》拍卖天价的消息,书画热一度成为热闹话题。真正炒画的,当然作画者居少,在我心里,赚钱和从事绘画本身,相融是极难的。真正的画家也好,画师也罢,学者也罢,很少有精力和时间去从事经济上的交易。潜心于画的人,除有名气者能大富外,一般都是死后作品值钱,这也是个具有讽刺性的问题,譬如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之流,得遇伯乐的,否则,累死画技再高,也不足为当世人所认可也。这是一种艺术界的悲哀了。

扯远了。还说这本启功的著作。该书风格迥异于他书,无赘言无序无后记,开篇便是《谈〈韩熙载夜宴图〉》,顾闳中绘,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此画是画家顾闳中探访韩熙载与友人的家庭狂欢之后,回来根据记忆默画而成。画卷以时间为序,分为五个片段,各段之间以民风分隔。这幅画是时人颇为关注的大作,经过近千年时间,逃出历史上多少次的沉埋、封闭和损伤,保留至今,不但是国之瑰宝,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画本身,就是一个精妙的故事。艺术手法上的高度成就,深而广地反映了历史上的生活现实,因此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史料和宝贵文献。韩熙载其人,唐朝末年登进士第。其父韩光嗣,唐末平卢军乱,他被推为统帅,后来被唐朝所杀。熙载假扮商人往南奔到吴国,虽被收留,却很不受重视。成为辅佐太子李璟的小官。熙载事事消极,与大官僚不和,被排挤,屡次贬官。李璟让位给其子李煜后,熙载任吏部侍郎。李煜因对北方势力忌惮而猜疑迫害朝中北方人,熙载装癫卖傻幸免于难。韩曾为国家出过些保卫疆土和整顿财政的计划,但都不如他最早用“美人计”戏弄敌国使臣这件传奇的故事鼎沸热闹。这快意的胜利,莫不是韩公开“荒”的借口之一?据马令《南唐书》载,韩蓄养女乐四十余人,不加约束。李煜本想让韩做宰相,但厌他养女乐行为,甚至将其贬官外放。韩遣散女乐,乞求君主宽恕,后主收回成命,韩仍做京官。不久,故态复萌,依旧蓄养女乐,昼夜歌舞,屡为时议所讥。韩自解,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做宰相。当时时局确实如韩所料,中原政权虎视南唐,如南下,南唐宰相作为亡国之臣,自会成为千古笑谈,韩预见时势,韬光养晦自保,也算明智。韩用自己别样的一生,为中国美术史留下这样一幅精彩绝伦之作,也是功德一桩。今天,我们不用看画面上的“韩君轻格”帽,但从整个布局和细微的点缀,也能想象彼时的精彩场面。事实是,借着可知的一部分文字史料作这卷名画的现实意义的旁证,这卷画更用其造形手法给后世留下珍贵的南唐朝史料。名画千古,也是中华一幸!其间多少欲道未道的深意,何妨慢慢挖掘。

之于《龙袖骄民图》,我是怀着好奇欣赏的。作者相传为五代画家董元。这幅画的名字,三百年来,久成悬案。其实,不管它是“龙绣交鸣”,还是“龙宿效民”,或作“笼袖效民”,都不能抹杀它在中国名画史上的地位和辉煌。董其昌题云:“不知所取何义,大都箪壶迎师之意,盖艺祖下江南时所进御者,名虽诌,在,而画甚奇古。”考证此图应为“龙袖骄民图”,龙袖,意为天子脚下,首善之区。此图描绘的就是太平时代首都居民怡然自足的生活,亦即南唐都城金陵的风情。董元是五代时期江南著名的山水画家,被后世奉为山水画宗师。所画山水,下笔雄伟,有崭绝峥嵘之势。重峦绝壁,使人观而壮之。黄公望说“作山水者,必以董为师法,如吟诗之学杜也。明清两代,董元地位更高,成为山水画的正宗,舍此则为‘外道’。董其昌赞董元画风多变,董元画几乎没有相同的,可谓画中龙。董元画山的笔法,最著名的是披麻皴。后人赞董元“神品格高,无与比也。”此画有乾隆御题诗跋,以不得命名之故,成谜亦成宝。此图之名,旧为口耳相传,故有音同字异之事,难解。唯阮云所云“笼袖骄民”之名,颇堪注意。按明陈继儒“太平清话”云:钱塘男女尚妩媚,号为笼袖骄民。其语源于元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六《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云:“钱塘为宋行都,男女痡峭尚妩媚,号笼袖骄民。”元人杂剧,曾有“龙袖骄民”之语。《元曲选•合汗衫》第一折云:俺是凤城中士庶,龙袖里骄民。戏剧中,直到清代,此语尚存,可证,此四字实为民间俗语,是元时方言。毕竟是名画,哪怕无名,也值得我们爱煞,何况还有这谜一样的名字相引呢?

明末书画家董其昌,也算鉴赏家。官高名大,影响到后世的清朝。康熙一朝的己见也都被董派笼罩。但存疑,为什么《容台集》被列为禁书呢?我的孤陋寡闻,另补其后,先悬此。但他的论书画部分却仍然畅行。董其昌姓董,又好画名。董北苑这位南唐画家,就成了董其昌的金字招牌。经他题过的宋代画作,也说法成为清代人对这画的定论。经董其昌鉴定题识的董北苑的画有,《潇湘图》《龙宿骄民图》《寒林重汀图》《溪山行旅图》半幅,《夏景山口待渡图》《洞天山堂图》《山水短卷》有郑孝胥题“北苑真笔”,个中解说,启功老在最后措辞谦,但之于其画的解读,当真是精彩之至。

且说唐末宋初几位山水画家,也是响当当青史留名的。荆浩的《匡庐图》,还有他教给后人的《山水诀》,以及他自负说的:“吴道子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自是言己兼二人所长。其实,他并非菲薄老辈,而是有实才。另传其作《崆峒访道图》,也是较古的山水画。此外,大抵是后来的伪作了。荆浩的徒弟关仝,也是中国画坛名家。宋人说他画的山水“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其作品《山溪待渡图》,有绝对的质感和量感。使观者如站在觉大壑之中。关仝的成就,比起荆浩有显著进步,可渭青出于蓝。他一方面学习荆浩,但不受一家所拘,还汲取了毕宏的长处。宋人说他的画“笑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信言不虚。与关仝同时的江南山水画家,首推董源。他的《潇湘图》,名气较大。虽短卷,但有新意。其人作画不仿他人,自出胸臆,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这种高评,也体现了中国山水画的优秀。李成李营丘,史上说他“志尚冲寂,高谢荣进”。王公贵戚请他作画,他全不睬,极有骨气。祖上为唐宗室,五代时为避战乱,游荡到营丘,本以儒学为业,怀才不遇,便寄情山水诗酒,却仍自视儒者,耻与画工同列。他的画本为自娱而作,抒写胸中块垒,被人比作诗中孟郊、书中张旭。他画山水,北宋初期被推为“古今第一”。李成真迹流传绝少,当时已有很多仿品。现在保存宋画中有他和王晓合作的《读碑窠石图》,从中可窥见他画树石之风格。《小寒林图》,也颇具个人特色。范宽最初模仿李成画法,后到大自然中体验,形成自己风格。宋人评其作品,说他不但能写山水面貌,而且“善于与山水传神”,又说李成的画“近视如千里之远”,范宽的画“远望不离坐外”。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雪山图》和《临流独坐图》,都可证见这位大艺术家如何表现了关中一带山川特点,如何为山水“传神”。这也是现实主义艺术家中怎样用恰当的形式来表达不同内容,也认识到范宽由于“师自然”所得到的艺术成就。依我目前于书画的境界,对米芾的画,不作点评,书法于兹,我也未曾习得,所以,等日后有所了解再聊大小米也不为晚,暂且留为日后谈资吧。米元章《珊瑚》《复官》二帖,盛名久矣,《快雪堂帖》亦久仰大名。大小混点,他日细品。天水摹《捣练图》之异国,李唐的《万壑松风图》《采薇图》《雪图》《江山小景》《濠梁秋水图》,都是魅力使然的点睛之作。李唐是个有民族思想的画家。有诗云:“雪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宋高宗在李唐朝的《长夏江寺图》上题道:“李唐朝可比李思训。”马远绰号马一角,与他局部作画有关。他的《深堂琴趣》《梅溪聚禽》《雕台望云》及《雪景》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清初人咏马远《松风水月》图诗云:“由来笔墨宜高简,百顷风潭月一轮。”可大致形容出马远的风格。夏圭的《溪山清远》是其代表作,当然有足够的艺术成就。明代董其昌是排斥马夏一派绘画的,但对夏圭的画作,也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因为,有足够的含金量,只要明眼人,不佩服都不行。马远和夏圭的绘画艺术在中国绘画史上曾产生很大影响,也影响了日本绘画,他所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其他如王翚的《浮岚暖翠图》,王石谷临《富春山居图》,董香光的《云山图》、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查士标、王翚合作的《鹤林烟雨图》,乃至“没骨”“双勾”“勾花点叶”“青绿山水”“浅绛山水”等,都以一种弥深的诱惑,让我痴迷和沉醉,还有仰望与向往。

看国学频道时间久了,自然接触不少中国古画和史上有名的画家。其中有一些,与启功先生此书中的人物相重,也足以证明,真正集书画大成的人物,史上自有公论。但,此书中对一些中国古代名画的论述更为详尽丰实,也更公允,对一些名人间的轶事,亦有所交代,有种利于中国古代书画史名人点名簿的感觉,一一罗列而出,脉络井然,他们的成就大小与风格特色,遂了然于胸。

启功其人,书法文章都有所成,当然人家接触的层面和底蕴,都是生活的。关键是启功于婚姻的长情,也令人觉着可敬,爱情是他一生的亮点,哪怕晚年夫人先去,他还是为了情感而守候黄泉相见。痴情于书画的人,对爱情的痴情,竟然如出一辙,这是真文人的可爱之处。蔳情地打着文人幌子的登徒子,于婚姻爱情始乱终弃者,不配“文人”称谓,称了也是虚伪。但愿以后有机缘,能多读一些启功先生著作,亦愿自己于绘画上,有一个明媚的未来。本来还有一愿,在此就不画蛇了。

胸有丘壑大风光——偶读《画禅室随笔》

忙里偷闲,阅罢董其昌撰的《画禅室随笔》。因竖版的原因,看得非常费劲,但总算不虚一赏。

实在话是,我非酷爱书画之人,充其量只是附庸风雅。

一片闲云起处,大自然赐予人视觉的扩张与缩略,都呈出种难言的美来。而这美的诞生,首先要有一颗关于捕捉风物的慧心,其次要有妙悟而生的丹青之手,当然就要有一管适合的笔。渐近自然在我看来,是绘画的“道”,同时也是人生的道。追求太过华而不实的东西,到头来,就算富可敌国,又如何。

通过看书,知道书法有《十七帖》《官奴》《禊帖》等,原一无所知。我没想在书画上有什么造诣和发展,只是闲娱而已。对书画配诗题诗,抑或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蛮感兴趣。尤喜北海言:“似我者俗,学我者死。”想到文章、生活、工作等,其实都有相通处,并不是孤立之语。这,自然有了禅的味道。

至于善用笔者与不善用笔者,与人生中之为善为人与不善为人者,大相似耳。情到处,心眼相印,合缘亦合辙。书画在我看来,似其人。媚者其为影响其诗书画,基本写画不出高格骨的大气象来,而像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胸次高为,又岂是我辈凡夫能写得出来的?

虽说画有画道,人有人道,但两者亦相容。能举一反三,用画道为人道开路,不失为智者所为。千经万论,苦中作乐,探得骊珠之心息而又起。不是“宿世谬词客”,所以,前生应该也不是画师。可为什么,痴心若此,概因文道从来都是魔道耶。

最喜此书中引用的一句话:狂心顿歇,歇即菩提。我有未歇之狂心,是以永不可成菩提。我知道我的道行深浅,不埋怨,不放弃。而我之骨子中的嚣张,焉知不是应验了东坡的“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浪漫是吾师。”

展卷太息,书学旁支,各有试目,得多益也。读一本书,书画娱赏间,将惑作实成真,云物何心?恍然间,有种后生侍名宿的感觉,妄心消磨尽,清平之乐油然而生,虽未超襟宇,但得了无心,亦为一乐。

无关褒贬之披着文学外衣的他们——漫读《近三百年学人翰墨民国卷》

伏天读书,也是人生惬意之事。有些书像益友,能消除人内心的燥热,更像清凉的绿豆汤,喝一口沁人心脾。《近三百年学人翰墨民国卷》,于我就是灵犀的挚友,陌生却贴心。

从本性上来说,我对文人,有种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偏见。清高不足,软弱有余。真正的魏晋文人风骨,古往今来,并不多。但是,我又固执地没有原因地喜欢文学,所以对文人,也就哪怕不想了解也有了些许了解。

写书的人出名了,就成为“家”,在“家”字前加个定语“作”字,就更有深意了,譬如时下流行的“作女”,至于怎么个“作”法,给您无尽的空间,由您想去。作家的层次与境界,胸襟与行为,当然也有所不同。然,文人不一定都会成大家,有些只能是文人,这涉及“名”的问题。文人的可爱,往往表现为追名逐利却又声称自己不在乎。或许,矛盾才更是文人的生命主题。

近三百年来的学人翰墨,自然有嚼头,品咂回味,这些文人像戏子一样蛮有意思的。似乎他们倾情演绎的人生既自娱又自乐了,只不过戏中人的演技,浑然天成,他们没想到若干年后,成为后人评头论足的谈资。

据说,从文化意义上来看,清末民国不可分,深以为然。世界的进程,就是旧的一切不停地破,新的未必已立。“科学被科技替代,信仰被思想替代,这并非不可避免,或许正是中国的宿命。”说得真好,只是我好疑惑,文人的宿命又是什么呢?

蔡元培是我比较欣赏的民国才子,光绪十八年进士。看,牛吧!还有更牛的呢!民国六年任北大校长,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有人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后来的北大,此言不虚。当初北大腐败不堪,蔡就职后第一次对学生演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是以他不赞成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百年岁月流逝,人们一谈起北大仿佛在说蔡元培时的北大,胡适之时的北大,概因那时的北大,更值得怀念。蔡当年以北大校长身份出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袁世凯时任总统,亲临蔡府拜访,而蔡则只出于礼节送客到书房门口。这样的人,还有胡适之。而今之北大校长,已非蔡胡那一代的学者,他们是部级官员,胸中墨与志向,哪堪与当年的北大校长同日而语?官与学者,从来都不同。北大百年校庆时,央视记者采访陈翰笙教授,陈当年二十七岁时即受蔡之邀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记者请他说句祝贺希望之类的话,老人不语,沉默良久,郑重说:我希望北大办得跟从前一样好。听了这话,忽然有想哭的冲动。就好像,我是当年北大的某某重新在轮回中活了一遍一样,那感觉,怎么如此熟悉如此悲凉呢?说点轶事吧,传说蔡参加科试因字不好影响名次,不擅馆阁体,蔡回忆,阅卷人说写的不是馆阁体,主考说是学黄山谷的,总算勉强入围。想笑,人的名气真是好事儿一桩,能换来很多美丽的说法。换成凡夫,我们的字如不好,谁能说我们是学谁谁吗?可笑至极了。好玩的是,时人竟说蔡书有越缦老人遗风,笔意遒劲,力追山谷。不妨称之为笔墨之时代性吧。换成你我,可能吗?这则是名人“书法”趣事了吧。有学问,书法不一定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说到底,我是钦佩蔡先生的学问的。

不想多说章士钊和马一浮,不想多说顾颉刚和郑逸梅,不想多说钱穆和千古存一辣的林散之,不想说缘缘堂的丰子恺和新诗名人汪静之,不想多说宁鸣而死自由生的胡适,想说几句郁达夫。这位“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多情累美人”的郁大才子,风流有余,文采倒不如其情事了。说到底,也是文才虽盛,却愿牡丹花下死的风流鬼,我不喜欢。梁实秋其人呢,于我印象也是一般般。他细算浮生千万绪到最后,得个小娇妻,若泉下有知,定是愿为后人谈资增味的吧,他的本意是:我是文人,我以爱情为给养我有错吗?爱花是他的本性,他的花和他的女人,本来就是一回事儿。简单说说周作人吧,因为我对他有些兴趣,不知是因鲁迅还是什么原因。记不得从某处看过些相关内容,说周作人一生都在学鲁迅,包括他娶的日本女人,都是曾与鲁迅有过瓜葛的。兄弟之爱好,原来如此相近。只是最后的归宿,南辕北辙。周作人的天真正在于,他自称不喜欢谈政治,却不知人生离不开社会,更离不开政治。不谈政治也是一种政治态度。这些他早年的发声对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周作人显得遥远而陌生,但我们是不可忘却的。彼时,钱稻孙和周作人双双下水。这是否表明文人的极其软弱?近年来对周作人的文与行,有些分开来看的意思,不那么谴责了,翻案不可能,但我也不主张就这么忘了其行径。大是大非前,总要有所坚持。而周作人后来因文章被人稍有原谅之意,也应验了时光能淹没一切。善的恶的,到最后不以标准相看的话,也就无所谓善恶了。周作人的“汉奸”事实,像个长在脸上的胎记,把他彻底毁容了,他留在民国文学史上的那页,从来都是贬义,因为哪怕他有才学但他不配得到尊敬。虽然,周也曾有过在法庭上保护北大财产的事实,美其名曰:曲线救国。再闻,周惧内得很,那个日本女人影响了他和鲁迅的兄弟情。人言可畏,道德杀人,周作人若在天有灵,定是肠子都要悔青的,一切哪能重来?兄弟九泉下相见,是见还是避而不见?

黄侃是我比较有兴趣了解的一个人,但于他却相对陌生,以“生平青简飘零惯”为引,到底还不是以文字让我心动到仰望的。跳过柳亚子,因我对我御用文人不感冒。只是一想到他做作着离开南社,无意出山,却自作多情写份《我和南社的关系》,除了笑,还是笑。疑古的钱玄同,与复古也有干系。近代曲学大师吴梅,我是最近才稍微知道一二的。吴梅的书法,我特别喜欢,纯文人的书风,静静涓涓,很有个人风格。梁漱溟其人其文学,亦值得后人敬重。他中学毕业,其后皆自学,这才是过硬之处,是以他成为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也是努力后的真正收获,并以实际才学赢得世人的认可。他的《人心与人生》,也令我心向往之一读,姑且算是一个缘起吧。

我对寒云,一直有种淡淡的好感。他在我心里,是真文人,但出身太好反倒不能成全他的文学天才使命。寒云即袁克文,袁世凯总统的公子,其母为朝鲜人,他的才学自是了得。他的一生富于传奇,又令人唏嘘,死得太惨。他好研究金石古钱,工书,能诗词,堪称杂家。可惜的是,袁公子因病而逝,死后无钱。没落贵族子弟的风雨人生,真令人感慨到无语。这一点,倒是与大儒溥儒相像,还与贾宝玉相似。寒云的毛笔字,写得甚是漂亮。自然而然间,功底可见。今日之书法家们,见之定会汗颜。他楷书《浣溪沙》扇页,令我爱煞,字好,词好,相得益彰,人除了风流之外也不错:一瞥冰花散九衢,夜深深地转经车,骄寒薄醉泥欢娱。泥欢娱?令人多思了。

英年早逝的刘半农,是当年北大“卯字号”人物,他未完成的《赛金花本事》,也成为空谷回音,飘在民国文学史的上空。其《释吃》,更令人甚悦然。文风俗而有深度,其“吃女招待”一语,谓女招待上饭馆吃酒饭。女招待也就是今天餐厅服务小姐。所以呢,“改革开放”后的诸多“新生事物”不过是与民国接轨罢了。他的诗歌据说成就不小,我却没什么太多的欢喜,也未有不喜,于我平平而已。我不喜欢他那民谣似的“大姨走路俏俏的,两个奶子翘翘的”这类的所谓诗,读到这诗,我会不自主想到《金瓶梅》那一类的书籍。野性美,不是这样子的写法,在我心里。虽然,他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很是风行一时。

如果说周作人下水成为汉奸是个错误,那么,黄濬的间谍一事,就是文人真正的大耻辱了。我一直没明白,黄秋岳的精与傻,他能忘本到把祖宗都出卖了,就算他文采再好,也不值得原谅。老蒋以汉奸罪处决黄壶舟,也是快事一桩,令人拍手。1947年春,已双目失明的著名学者陈寅恪偶读《花随人圣庵摭忆》,想起已在十年前便因汉奸罪被处死的该书作者黄浚,有感而发,写下一首《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诗曰:“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陈寅恪还题短跋于其后:“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秋岳是黄浚的字,这汉奸的才华能让饱学鸿儒陈寅恪不避嫌疑的青睐有加,可见黄浚之才确非寻常之辈能望其项背。黄因其早慧遂有“神童”之誉,因其博学多才,颇为在京的陈宝琛、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所赏识。他又以才名曾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与诗坛领袖樊增祥、傅增湘、罗瘿公等人过从甚密。这些时代巨擘的器重,使黄浚的文化造诣日渐精进,更兼其喜好交结,尤擅攀附名流,由此令他得以有缘掌握前清一些政坛文坛掌故趣闻,并可从前人日记书札、公牍密电中收集到不少秘藏珍迹,得以写成《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该书绝大部分篇幅,所述皆为鸦片战争以来发生在晚清七十年间的诸多历史事件,皆材料翔实、论述完备,时人赞之“援引广博,论断精确”。只叹黄浚有才无德,终于沦为汉奸、间谍。被拉下水后的黄浚又用重金收买了参谋总部、海军部、军政部中一些失意的亲日派高级军政人员,组成一个间谍集团,为日本人窃取机密大开方便之门。最著名的要算是江阴要塞泄密。一系列重大泄密事件之后,黄与其子终于被正法,也算罪有应得。

之于夏承焘,值得青眼的词学家,我于兹词很是乐于跨越时空的受教,亦因他晚年与我的老师颇有些渊源,是以我潜意识里对夏老有着师祖般的尊敬,夏的书法也很有文人风味,但不是他擅长。胡兰成这人呢,我很想说几句,替张爱玲说有些没意思,替我自己说吧。才子其才,于胡,是个标签,是个对外展示的平台,这家伙愧戴文人的帽子,德有不足,看上他实在是张爱玲的不幸,因为他是张的生死劫。尤其他的《今生今世》,大有借张之名宣扬自己的无耻之意,这种伎俩,我讨厌还来不及呢。身为小女人的张爱玲,实在是有些看上了胡的才,还有财,若落魄的胡,岂有机会接近当时的张?所以呀,人生如果有健康之后,于德人们看重的不多,更多看重的社会地位,当然钱权皆在其间。文艺女青年张爱玲,看似心高气傲,可被胡几句甜言一骗,就不知东西南北了,还鹊桥相会呢,她哪知,她想见胡相公,早有其他之鹊相伴,才子身边从来不乏美人,那厢有另外弥补寂寞的鹊儿,她这只鹊,就挂单了。不过,胡的书法,较之今人的那些个什么什么家啊,还是值得认可的。人言其书法以“尚碑”为格,结体行笔或自康南海,而更瘦更规矩些,大撇大捺,透出才子风流的不羁情趣。人说胡的字里透着股汉奸气,鬼鬼祟祟,我倒没觉着,相反,对他楷书诗经句,觉着还好。说来说去,汉奸文人胡兰成,真个令人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之慨了。忽地想笑,因这本书中的黄濬和胡兰成,我倒是记起贰臣钱谦益的诗句:“修竹便娟调鹤地,春风蕴藉养花天。”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蕴藉的五花八门的文人,真是太多了。

忍不住想说说余觉,原因不是他如何如何,而是我对他的妻子沈寿比较有兴趣。因妻而注重其夫,也是我的一种与年纪不相称的好奇心使然吧。沈寿被后人称为绣圣针神,可见其名气之大。沈寿初名云芝,号雪宦。曾因绣佛像等八幅作品进献清廷为慈禧太后祝寿而得赏,慈禧赐“寿”字,遂易名为“沈寿”。这是一桩妻名大胜夫名的婚姻,也自然注定了余觉内心深处的不能比肩。余觉本与沈寿情投意合,沈寿是刺绣名家,夫妻曾办刺绣学校。后来沈寿赴南通,余未随行,于是沈因日久生情,与张謇有染,给余冰臣戴了绿帽子,这下余不乐意了。本来呢,金玉良缘,花好月圆,结果呢,成为破镜,有了第三者。这就是婚姻的意外吧。后人说沈与张的情事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也算公允。事实呢,张的状元身份,自是胜过举人余觉,而张对沈的爱情之深,帮她完成“绣谱”等轶事,也是情到深久无怨的表现。相比之下,余因沈身弱不能满足于他,纳妾两枚,显然是对沈的伤害了。可是,余在知沈与张的感情后,搜集他们间的诗词,编成书稿声讨,我觉得失去风度。真爱,是成全,不是伤害。话虽如此说,余之一生,一直为自己的这顶绿帽而懊恼。他也怀念当年夫妻俩一个以笔代针,一个以针代笔,画绣相辅,相得益彰,两情相悦的神仙日子。善缘耶?孽缘耶?谁能说得清呢!多事的后人写了“沈寿的病史,余觉得痛史和张謇的情史”的文章,估计也是好事如我辈拿别人的悲欢挠自己的痒吧!

与本书作者许宏泉缘悭一面。许说:“中国文人天生软弱,这种软弱背后正是缺失信仰的支撑,也便难以坚持独立的文化信念,出现所谓‘人格的分裂’。”然也。

呈红谁读花谱——怅读《民国四公子》

旧时风物,已成尘土。那些风流事,风流笔下,谁淡相顾?为记公子多情累,一世红尘贻误。荏苒墨迹,留些许遗憾我且替君陈诉。只可惜,当年倜傥难驻。

一、两溥传奇

其一,红豆馆主票界王,溥侗

一个天潢贵胄,一个生于乱世的才子,更有人说他是,红氍毹上佳公子。用自己的一生,演绎了一段传奇。让后人,每每记起感叹。

溥侗是道光皇帝的曾孙,其父为载治。溥侗字厚斋,号西园,别号红豆馆主。因他行五,人们喜称他为侗五爷。七岁被授予二等镇国将军,几年后因才华横溢被授予一等镇国将军,前引大臣。如果不是慈禧,傅侗可能会成为亲王,但,命运有时就因为某一个人而改写。机会与溥伦、傅侗兄弟两次擦肩后,一可一否之间,一切成为定局。

傅侗曾说:“四十岁之前,许多事业待我而成,乃游手好闲的蹉跎过去了,四十岁之后,有心自立,而又苦无机会!”古来总有人把人生比为戏。这比喻对于溥侗来说,更是有趣。因为傅侗一生,最好度曲,也好演戏。

溥侗是个才子。工词翰、擅书、善画、精于鉴赏、长于度曲。这样一个人,公正地说,一生大多寄情声色了,但他为大清国国歌的作曲一事,一般少有人知。宣统三年,清政府“谕旨颁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巩金瓯》。严复作词,溥侗作曲。歌词为文言文:巩金瓯,承天帱,民物铁凫藻。喜同胞,清时兴遭。真熙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据说当时的曲家曹心泉听后,对人说大清国气数将尽矣,因国歌中含亡国之音。果不其然,国歌颁布不久,清亡,《巩金瓯》于是成为大清国的葬歌。

如果说溥侗是将军,则他为戏的痴迷,实在难配将军称号,他在戏界却是出类拔萃的。这倒与历史上的有些皇帝相似,比如那个喜欢做木匠活儿的鲁班天子元顺帝,再如喜欢词曲歌赋的南唐后主。傅侗亦是一个不谙政事的戏迷,看戏还不过瘾,亲身当戏子,只不过他这样的戏子不拿报酬,只过戏瘾罢了。所以就赚个票界王的称号来。

看来,一个人的一生,真是有天意的,哪怕你出身如何,却终有上天安排你到你注定的位置上来,适合的身份,后天想改也难,如傅侗之一生。

溥侗去世后,当时著名画家唐云以一画并题识记傅,曰:“灯如红豆相思曲,茗逐青烟化古人。”再后,冒叔于其上题七绝:“灯花送喜可怜红,煮酒煎茶火有功。音律只今谁独步,苍髯卓尔老侗风。”也算是对溥侗一生,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才子呼?生不逢时呼?士与非士,分清又如何?历史长烟一瞬,侗五爷,哪怕当年辉煌过,如今少为后人道也。

其二,大儒溥儒

溥儒与溥侗,是同族兄弟。溥儒祖父为道光弟六子恭亲王奕。其父为载滢。溥儒幼时祖父授字仲衡,成年后自拟字“心畲”。初号松巢,后自号羲皇上人、西山居士、西山逸士、旧王孙等别号。

溥儒为慈禧赐名。溥儒七岁能诗,令当时大儒耆宿惊诧。溥儒之才,与其母家教有关。其母项夫人出身广东世家大族,诗书皆擅,这对溥儒的学问和人品,都有很大影响。

另,清朝皇家子弟习书,皆从理学开始,这是据“先入为主”之理,先树立一个是非标准,以后再读其他书就会有定力。这个道理,我想今天应该也有着它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于孩子的教育上,应该先让其名理,既先做人,后习事。

溥儒合了他的名字中的儒字,没有什么富贵之心,只是求学问更切。溥儒夫人是清末甘陕总督蒙古族升允的女儿多罗特•清媛,汉姓为罗,夫妻志同道合,非常美满。

溥儒在西山一住二十年,不问世事,潜心学问,有人说他是“三绝漫道诗书画”,可见,他当得起一代大儒之称。彼时在画界,他和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说。溥儒喜经史国学,以画为消遣,不喜他人说他擅画,更喜诗书,曾以杜甫自比。

有人说,书画艺术中,“诗难于书,书难于画”,上品就是“意在笔先”。诗书画皆以意境为主,溥儒因其文化底蕴,是以书画亦佳。

溥儒还是个提携后进的人,他对年少时的启功,经常鼓励,启功问他请教读谁的诗好,他举四人: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他告诉启功,画不用多学,诗作好了,画自然好。

溥儒自言其画不如诗,诗不如字,大字不如小字,堪称书法大家。然溥儒之画,意境高远,在当时相当有影响,笔法清心淡雅为主,不喜着色,淡而又淡才罢手。有人说这是“写山川草木晦明燥湿,云烟离合,与墨色浑然而无迹者”的作协原则,是标准的文人画。画画当分南北两宗,当时南宗盛行,北宗消沉,溥儒独起而振之。

溥儒之才,尚在其次,因为他的人格魅力更值推崇。九一八事变后,溥儒被掳去伪满政权,却不肯与之同流合污。他说溥仪“九庙不立,宗社不续,祭非其鬼,奉非其朔”,做儿皇帝愧对列祖列宗。

溥儒也与李宗仁有交往。因李虽行伍出身,却是个极儒雅风流的人物,逸闻有当时才子云集李家共画一幅画。溥儒后定居台湾寒玉堂。著书立说,非但学问出色,身体亦好,这是因他一身骑射功夫。盖因满八旗子弟总是有些武功的。

溥儒因其特殊身世,常有李后主之慨叹。身在台湾多年,更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悲情。那“我生之初蒙召见,拜舞曾上排云殿”的光影,早就没有了。人都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在现实生活中,溥儒却是对生活水平的低落秉持“曾经沧海,满足滴水”。

溥儒好吃有名,但不误事。并设帐交徒传国学亦有善举。要是说溥儒似魏晋人物生今世,倒也相得。处世上,其“外虽潇洒旷达,内实悒郁寡欢”。晚年定居台北的溥儒因后续墨云为妻,诸多不快,这也算得风月之不足为外人道之家事了。

西山大儒旧王孙,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用自己的淡定,勾勒出生动的一幅画卷。我们重展开来欣赏的时候,看到的,会是什么呢?铁马兵戈还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傲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二、二皇子袁克文

多才的袁克文,因其特殊的身份,带给他传奇的一生。他是袁世凯的次子,其母为朝鲜国金氏,他出生在朝鲜汉城,字豹岑,也作抱存,号寒云。

豹岑之由来,据说袁母分娩时,袁世凯曾做一梦,梦见朝鲜王李熙用金链子牵着一头斑斓大豹而来,恰此时金氏生下袁克文。巧在产前金氏也梦见一头巨豹入怀。袁克文之所以名在民国四公子之列,主要还是他的家世背景和他的才气。他的风流成性远胜于他的才华,他借助于财势的潇洒,也让更多的风月女子为他用情。而他被后人称道的文人秉性,是因他对官场并不热衷,甚至以与父为敌的人为友。这样的品性,是单纯还是不谙世事,谁又能说得清。

袁克文一生女人甚多,原配刘梅真非常贤淑,后有于佩文、苏眉云、大姑、小桃红等等。骨子里,袁是个爱好女色、爱好中华古文化、不好政治的公子哥。这些爱好,因为他的家世,有了滋生的环境和优势。

关于袁克文,有段逸闻,那就是糊涂公子乱问正。在1906年袁世凯被慈禧霸免兵权时,袁克文曾气胜地要老子以汉代满,被其父软禁。之后几年,袁家举家回到河南老家,看似安然田园生活。袁克文是辛亥革命后,袁家最先剪掉辫子的人。但不代表袁克文就是有着进步的思想,他虽然与进步文人往来,可是他依旧身为袁家子,只是站在文人的队伍中,对政治并不关心而已。哪怕他的朋友,各类人士都有。他也曾有意帮过进步人士,以文人相惜为由。袁克文与当时的才女吕碧城有文字来往,吕也是袁克文深佩服的奇女子,因吕,袁认识了女革命党人郑毓秀、张以保等人,惹下又一段逸事,这里就不多说了。

提及袁克文的风流,不得不提到另一个才子,他就是袁克文的老师方地山。这一老一少从最初的师生到最后成为儿女亲家,都是一样的爱好女色,一样的风流韵事不断,一样地有才华。当然,方地山是个真才子,同为真才子的袁克文,才华虽有目共睹,但也和他的家世背景之吹捧有关,虽然他也确实有些文化底蕴,称得上满腹诗书,如果没有老子这棵大树,以他的文采,想要出名也不大尽然。

有诗有酒不羡仙。袁克文在其父当了大总统之后,整天和一群名士诗酒风流,不问政事。结诗社于南海流水音,时称“寒庐七子”。真个是流水音如天上琴,兰亭独有管弦心。祗应内史多尘事,不及五云深处深。诗在心,书法也是袁克文的强项。其书法自成一体,风流潇洒,不拘一格。

如果这些,也就罢了,身为当朝二公子的袁克文,不但逐酒选色,还入了青帮,位列“大”字辈,成为当时一大新闻。当然,这是袁克文花银子买来的辈分。与其因局势行事相益的一步棋。

袁克文的家庭,因为袁世凯的称帝,也为储位之争埋了下祸根。克文之兄克定,对克文百般猜忌,欲害之而后快,袁克文常以曹植曹丕隐喻。聪明克文,在克定设宴时,以银筷子相试,结果发现有毒,从此不相往来。实质上,袁克文并不赞成其父称帝,但也无法相阻,这一点,有诗为证。

感遇

乍着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黯九城。

隙驹留身争一瞬,蜇声催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同样因为这首诗,袁克文被其父软禁北海,后居于“燕翅楼”,始有《寒云日记》问世。

旧时文人官宦子弟,最爱的除了才华与美色,还有一大偏爱,就是捧戏子,这大概和当今的艺界名伶相似吧。看来,有些东西,还真就是古今同出一辙呢。有着如此家世背景的袁克文,自然也不例外。即使袁克文身为当时的二皇子,也从票友发展到下了艺海,演出过不少戏份。只不过克文演戏,是义演,不要出场费,全当是爱好,而且大派的很。就算到了最后穷困,也不掩其文人本色,不肯放下架子为谋生而求财。

袁克文一生的风流韵事甚多,最后终于死于女色。因得猩红热未愈,去会女人喝花酒,结果被阎王带走,享年四十二岁。当时徐世昌题挽联为:风流同子建;物化拟庄周。如此,倒也应了袁克文的一生。

三、名缰利锁一笑哉,丛碧馆主张伯驹

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中我比较欣赏的一位。本名家骐,别号丛碧,斋名“平复堂”“丛碧山房”。论才华,张伯驹自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之列。

张伯驹之父并不是张镇芳,因张镇芳无子,张伯驹过继为嗣子。张伯驹自小聪明伶俐,九岁能诗,有神童之喻。载张伯驹小时受过正规的教育,和袁克文等一同学习,天津耆宿严范孙先生对其影响很大。

张伯驹在袁世凯时期,曾于模范团骑兵科学习过,年纪不大,毕业后就在盐业银行任监事。虽然没有多少理财观念,但正是这样的秉性,让他把毕生精力放在他爱好的事情上去。

提到张伯驹,一般人可能印象最深的是他捐赠毕生收藏,全部给了国家一事。这样的风骨,自是人人敬仰。张公伯驹的收藏,都是极有价值的国宝,计有:五代关潼的《秋山平远图》、宋公麟的《五马图》、黄庭坚的《诸上座贴》、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文徵明的《三友图》、王的《观梅图》,最有价值的藏品是张伯驹得之于溥儒的《平复帖》。这些珍品,新中国成立后全都献给国家。

如果说收藏是张伯驹的一大爱好,那么对戏曲的热爱则是张伯驹的僻好了,伴之一生,亦不介意自己的大家公子哥身份,上台演出。也算在当时的戏曲界,出尽风头。张伯驹登台常以:“冻云楼主”为名。张伯驹戏从余叔岩,二人交情甚深。建国初期,就算张伯驹把全部收藏都捐献给国家,也没逃脱反右的洗礼。几经周折,有段时间,张伯驹因《海慧寺》一戏,被划为右派。曾以诗为记:一朝天子一朝臣,舞榭歌台梦已陈。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亦曾饰过《打渔杀家》中的萧恩。

对张伯驹的一生,鲜为人知的还有一个故事,这故事是因张伯驹收藏而起。那就是钱谦益和柳如是夫妻的双砚合璧逸事。名人名砚,两名人还为夫妻,于是,钱牧斋的玉凤朱砚和柳如是的蘼芜砚,经张伯驹之手,在几百年后璧合一处,怎不是收藏界的一段美谈。还有《红楼梦》中《脂砚斋评石头记》中的脂砚,原来明末名妓薛素素所有,质地细腻,略有脂晕,上有篆文“红颜素心”,也曾经张伯驹法眼而定后藏于吉林博物馆。

提到张伯驹,一般人自然会想到收藏、字画、戏曲,其实,张伯驹的婚姻也有一段插曲。风流才子自有美人垂青。张伯驹的夫人潘素,也算得一代才女。这个“怪”女子,身在烟花巷,却有些怪僻,曾在沪上高张艳帜,有潘妃之誉。张伯驹对潘素自是一见钟情。为潘写下: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如琵琶。为了潘美人,张伯驹不惜横刀夺爱,原来潘在识张伯驹前,已名花有主。几经辗转,有情人终成眷属,圆了一段佳话。而潘素这样的佳人,陪张伯驹风雨同舟到老,也是患难夫妻了。张潘二人伉俪情深,携手百年。

张伯驹不喜政治。这也是文人的通病。大凡文人,没几个会攻于心计的。让他们玩人,他们也于玩不来,看来,人之一世,入哪行,爱好什么,还真就有天赋在起作用。文人如张伯驹者,不喜官场,只喜诗词曲赋,也亦是文人所在。

多才多艺的张伯驹,一生为文学发展做出不少贡献。1950年,他和溥雪斋、管平湖等人在京创办“北京古琴研究会”,后创建“北京书法研究会”等,用行动诠释了文人本色。

新中国成立后的张伯驹,对收藏亦好。因为收藏,和潘素又有故事发生。原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张家,家境平平,偏张伯驹看好一幅古画,潘素为家计着想不允,张伯驹一求再求无效,竟躺倒在地耍赖。终遂意。

丛碧馆主曾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圭,世传有绪”。但就算把所有珍品捐出,也因收藏惹了些麻烦,于是,自以词为记,其中有“秋碧传真,戏鸿留影,黛螺写出温柔。三生薄幸,一段风流。我亦五陵少年,如今是,梦醒青楼。奈腰缠输尽,空见骑鹤扬州。”

张伯驹与陈毅是好友,二人常围棋手谈,诗歌唱和。陈去世后,张正于政治潦倒,陈夫人张茜把张伯驹赠陈的挽联挂于堂,也算无意帮了张伯驹解决一些生活问题。晚年的张伯驹,整理修订《京剧音韵》,出结集自己一生撰《红毹纪梦诗注》。

著名画家刘海粟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伯老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他人如何评价,似乎并不重要。无论怎样的一个人,终其一生,为后人留下的记忆之花,带着寒香,带着被人知或不被人知的感慨,也只能说是尘埃落定了。且以张伯驹自作诗钟为结吧。魂、象六唱:天末风来群象动,梦边秋入一魂凉。

四、大是大非大手笔,传奇人生张学良

其实,谈到民国四才子,最先知道的,就是少帅张学良。还在我小时候,就听长辈们提及。多年后,陆续知道另外三位才子。

张学良,字汉卿,别号毅庵。1901年生人。叱咜风云一生,当可用跌宕起伏来形容少帅。

虽说有“英雄不论出身低”之论,但如果没有老子张作霖,想来张学良又怎成得了气候。这个世界上,自古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沿袭的优势,让后代之人可以为之少奋斗多年或一辈子这样久,如果没有后台,想成为人中龙凤,当真难于上青天。

年未而立的张学良,在丧父后,就职挂帅,开始与国民党合作。这在张学良身上,也是悉听其父遗训,更是为了国家民族大义着想,张学良公然不与日本人联手,放弃当东北皇帝的现实,与蒋合作,这步棋,下得让所有中国人,都为之叹服。他不惧日本威胁,宣布易帜,奉吉黑热四省降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旗,完成了全国统一。这在当时,需要怎样的不以私利?这份大义,后人能及者,鲜无。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的大才,但他的私生活,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却成为至今为人乐道的佳话。原配于凤至是张学良“大姐”叫出来的一种亲情,而爱情,张学良把它给了赵四。赵四小姐原名赵绮霞,因英文名Edith,音译为一荻。十四岁与张学良相识,此后一生。又是谁能料想得到的?而且赵四最初是私奔投张学良的,这片深情,也足以让少帅结环相报了。一个人风光时,有女人趋之若鹜很自然,难得的是张学良落魄后,赵四还是不离左右,悉心相伴。日后,张与于凤至离婚,给了赵四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分,终于正式结为夫妻。有贺联曰: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

张学良年轻时风流韵事颇多,什么谷瑞玉啊、溥杰妻唐怡莹啊、但他从不与部下妻女有染,这一点,相当明智。身为名家子弟,张学良更爱收藏字画等。张学良与张大千早年订交,曾以画为谊。

作为风流才子,张学良也有诗作留传。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军次游赵故城邯郸宫感怀》二首:一、“沽酒邯郸大道旁,村人都说武灵王。英雄应有笙歌地,不比吴宫响屟廊。”二、“光武艰难定洛中,滹沱一饭困英雄。当年天下归心日,都在邯郸古赵宫。”还有《丛台怀古》:“武灵按剑却强胡,朝罢讨个且自娱。当日将才皆颇牧,君王歌舞有功夫。”

身为仕家子,身为少帅,张学良不但有才华,也极会玩儿。他喜欢听京剧,时而哼几句“奉韵”大鼓,年轻时还喜欢张寿臣的相声,极爱才俊,曾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培养许多文人名士。并对作家张恨水垂青有加,许以官职,成为又一段爱才的佳话。犹以东北大学,时至今日仍是全国名校,这份为文化事业而做的贡献,作为东北人,自该铭记。

国学经典的魅力——虔读《老子道德经注》

四书五经到底是什么,不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那《道德经》的内容呢?想来知道的人也不会太多。

传说老子活了二百余岁,后出了函谷关,修道成仙。确实,从古至今,老子的大名是耳熟能详了,但《道德经》的详细内容,我还真没系统地读过。利用陪孩子学习的间隙,看完这本书。

发现,不愧是经典,确乃文学上乘值得研读的经书,有思想有底蕴有内涵更有深度。简单一句话,你就思考吧,怎么说怎么有理,让你心生佩服的感觉。老子真是有才,竟然能写出如此精辟的《道德经》来,对后人的教益真是太大了。

这本书看得比较慢,一章一章地看,一句话一句话的领悟。想来做人,德的范畴真是一张无形的网了,善恶交织,人情世故交融,所有的酝酿都带着看似未知其实已知的漫延。包括做人,如何以柔克刚。

做人是一门没有边延和说不清的大学问,老子的《道德经》则是一种诠释和包容。它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的典范,确实是朵奇葩,就在于该书的魅力。

转而说说老子吧,看过野史,说老子是位姑娘怀孕一辈子才在晚年临死前生出来的,生出来就是一副小老样。这传说,无疑给老子聪明睿智拢上神秘的色彩,而一个于中国文学万古流芳的人,有这样一段让人听来玄奇的故事,也表达了国人对老子千百年来一直心甘情愿当其粉丝的心意吧。

古文对于今人,需要一定理解能力和文学功底,否则读来一知半解,不知所以然。是以,《老子道德经注》成为人们对《道德经》理解的一把钥匙。通过经注的解读,大致明白书中的意思,丰富自己的思想,从而更好地指导人生,这就是《道德经》彰显出来的正能量。

一部道德经,内容的涵盖是多层面的,读一遍远远不够,一边读一边对照注释,这种读法对于消化理解当然有所限制。因此,有闲会重读,不求读透读懂,但求能指导自己的人生,做一个能在社会上生存得游刃有余的人。假使未来有那么一天,我成为一个还算成功的人,《道德经》一定功不可没。

情溯古今思接千载——乍读《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

趁着周末,趁着浮生闲日,借眼睛满足精神的盛宴,借他人的梳理完成一小段自己思想的漫步和攀升,不亦乐乎?这快乐,来源于《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读后。这本书之博大精深与玄奥,令后人仰望。

读一本书,很意外的缘起。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我极感兴趣。读后,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喜欢这种享受。多年来一直浮浅地以为洛书河图即河指黄河,洛指洛水,从未深究探讨过内质如何如之何。今读阿城此书,始知眼界之窄,实为星象,亦知中华文化之精深,抱愧之余,幸有所获。

《易经》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少时看武则天连续剧时,应该是第一次对河图洛书有点印象,占卜奇人袁天纲知未来的特异,都令我对河图洛书有所好奇,也仅是好奇而已,过去了就过去了。具体的意涵,成为虚影,并无所解。传说中的河图,即后来的阴阳图,又叫四方五位图。洛书,即八方九宫图。关于河图洛书,商代有载,后无载,到宋代,朱熹弟子蔡季通找到了河图洛书两图,交给朱熹,实际上,蔡找到三张图,另一张“天地自然河图”,他私藏了。

俗话说“距离多远”的“距”,它是伏羲手中的器物,也就是神话中的那个杖。用杖来测日影,也就是后来的日晷原型。与星象观察有关。话题扯远了,继续回来说与这本书有关的。河图原型,据说保存在苗族的鬼师服饰图案和商代青铜器盘的图案中。洛书异形保存在苗族鬼师服饰图中,商代青铜器中罕见存有。天极即北极星,是上帝神。阿城说,中国造型文明的肇始是星象系统的配置。这就证明,我前面所说非虚言无用,而是一衣带水了。造型解读证明,苗族服饰图案直接传承自新石器时代,是罕见的上古文明的活化石。”河出图,洛出书“这个问题很重要,搞清楚了,中国文化的问题也就清楚了。说来说去,苗族鬼师和服饰,竟然成为民族学资料,这一类还活着的活生生的证据,也是中华瑰宝。

有说黄帝是北方人,炎帝是南方人,我没考证过南北方的正确与否,但我们却是以谓炎黄子孙。而蚩尤部战败后,从东南退居西南,即今苗族祖先,这个我没考证过,应在《山海经》中载有。但之前,共同的文化,则有循可察,研究起来,颇有点意思。这个我没考证过,有趣的是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中麒麟之外的“北”,最初是玄武吗?答案是否定的。原来最初的“北”所对应的,竟然是鱼。因此,北玄武,即龟蛇是很晚的替换了,大概在战国时代,西周还是以鱼为北象。《庄子•逍遥游》有“北冥之鱼,其名为鲲”就是佐证。

中国传统有紫微斗数。紫微是北极星,天极。后来,以北极星为中心划了一个区域,有边缘有内里。北京的故宫叫紫禁城,就是这么来的,意为北京如同天上的北极区域一般神圣,借紫为名以禁约束百姓。河图是表达围绕北极旋转的星象,也就是理清东方苍龙七宿与银河的关系后,会明白《周易•乾卦》爻辞在说什么。否则,有些混乱。河图七宿中最重要的是心宿。更有趣的是,中国的哲学和历史,都是一生做不完的学问。人家搞美术的,可以说我画得不像是因这不像是我的风格,哲学历史能行吗?能言者,我不喜之。巧舌不如少言多做。

至于天极与先秦哲学,也是件富有意味的谈资。孔子于春秋晚期毕竟是述而不作,《论语》是孔子弟子整理出来的,非自作。战国开始有私人著作,即天极神符形彻底没有的时候,私人著作大量出现了。令人啧啧的是,孔子祖先是宋国人,墨子庄子皆是宋人,老子虽是楚人,却近宋。而宋是殷的遗族集居地,宋影响了春秋时期的新思想,那么殷呢?我们不妨想一想,到底殷的作用是什么?

赞同阿城所言,屈原的《离骚》与《九歌》一直被当作传统的诗歌文学教材,这一点即可惜又浪费,它们是多性综合的,“例如文学”,这样说还将就,我们如看到并体味到它的多性综合一面,不受限于意味,这才是接近圆满的一步。

因这本书,我还对德国雅斯贝的著作感兴趣了,对萨特称赞“中国文化大革命”起了好奇心。这些是我以后有缘欲做的一个念想。一桩趣事,像孔子这种轴心时代的成名人物,他竟然数次说天杀我,孔圣再强大,到底也是凡夫。倒是他说的“祭神如神在”,令我十分感慨。因为,心里不信的事儿如去做了,自己会舒服吗?还不如说羞涩是一种抑制呢。以孔圣著称,自有大优点,所以,孔子不是腐儒。公元前五百年的孔子,因为高文化,所以大寂寞,没有能与他精神对话者,这也是种旷世的孤独和遗憾吧。孔子晚年学易,韦编三绝。后人关于孔子最记得的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然也。

关于“蠢”,也随时代不同而异化了。宋襄公与敌国战。有时机不利用,而是等敌方渡完河,列好队,再开战。结果战败,被后人笑谈至今。事实呢?时下有多少人肯见义勇为?某些礼教的变更与缺失,到底谁的责任?宋襄公的“蠢”,真的可笑吗?宋是商国后裔,周承殷礼,连战争规矩都承袭下来了,无奈的是,当时礼制开始崩坏,我们是该责备宋襄公的不能与时俱进?还是称道敌国的狡诈机智?再如纣王四项大罪第一条的牝鸡司晨。当时男权社会情况下,女子没有任何地位,时下,女人已能顶半边天,持政也不是为过,更不是什么罪了。这些问题对今天的世界格局,也是值得审视并思考的。审美与审丑,一念之间,两种天地。看来,人的对错,与当时的社会道德约束有关。

比较向往当时的齐下稷门。那种氛围,那种“不治而议论”的惬意,忽然起念,原来古时的君王,有道行有德懿的,还真不少呢。荀子身为轴心时代的终结者,却有幸成为当时名重一时,三次聘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齐国稷下学宫很有来头。当时,齐国都城临淄西北城门叫稷门,很有名气。因齐国官方在稷门左近建学宫,后称稷下学宫,养些上大夫或受上大夫之禄的雅士文人,相互争辩、诘难,言论高度自由,正是百家争鸣的气象,荀子的被重视程度,最甚,也最牛。他本人的成就已经够炫的了,没想到,他的两个学生更有名气。李斯和韩非,都是人中龙凤。然李斯怕被韩非抢了名利,置同学韩非于死地,太不仁义了,与孔子的仁道,竟差了不止千万里。荀子是孔子原始儒学的异化者,后人斥责他的帝王术,认为他是王霸兼用,造成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也公平,也不公平。

最令我有所思忖的是,阿城说他曾在广西小镇,见一以坤卦领卦的中年人,实为一奇。殷易称为“归藏”,也值得玩味。殷易与周易不同在于卦序,一个坤在前,一个乾在前。而孔子,最后应是归于殷道了。老子的道,也来源于殷。青年时期对易经小有所好,后来不了了之。现在因读河洛而重新唤醒旧时的记忆,着实欣然。

因缘际遇,读过一本书,总要留点什么才好,是为记。

闲情每为诗经醉——再读《诗经别裁》

对“扬之水”三字,知之不多,最初只以为是《诗经》中篇,后来才知是个女人。不久前曾读她一本札记,感觉很是一般,没想到,对一个人的印象,凭着一本书来说,往往是偏颇的,这对当事人不公。待我读了她的第二本书《诗经别裁》,忽然改变了看法,原来这个扬之水的水平,还是不错的。至少她的古文功底深厚,不是徒有虚名之辈。万事莫要先定论,因此,我愿意改观自己原来对她的短视,还她应有的水平,即便她不介意,但我介意自己心头文字的秤是否公允,哪怕这公允只是我自设的呢。

初读《诗经别裁》真是不奈,读着读着总觉高深,不是字不识,便是意不知,我的文化根基与《诗经》的距离,令我汗颜。终于静下心来,能读进去,成瘾,忽然发现思想进入了另一种境地,天开地阔,风轻云淡,诗经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充满了清新隽永,尤其平实中的深度,令人爱煞。

检讨完了我对扬之水的误解,还她一个公道的同时,我也反思自己于人于事上轻易定论的毛病。今后得改。不能妄自菲薄他人,更不能以偏概全,这不仅是文学的态度,也是为人处世的态度。这时读《诗经别裁》,恍如看到扬之水冲着我笑,很温和的样子。如今,在我心里,她已然成为一个宽襟的女先生了。

书归正传,说说《诗三百》,而今多数人把它看作纯文学,其实当时不然。《论语•先进》中说的孔门四学,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此所谓“文学”,包括《诗》,也包括《书》《易》,大致指流传于当时的文献典籍而言。而《诗经》自然不是出自“里巷歌谣”,《雅》《颂》不是,《风》也不是。说到底,《诗经》不是庶人作的,而是贵族的产物。有云“礼不下庶人”,依我看,《诗经》同样不下庶人,这个论断,怕是今古皆然。物质生活太差,不能温饱,根本没有精力创造精神生活的闲情逸致。

这本书读后,重新明确了风雅颂的意思。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也就是说,风多是追求理想的人生,雅颂则重在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前者抒写情意,后者讲道理。至两汉,才有诗经学的建立,把诗经连起来说,是诗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我对《诗经》总的看法,就是“美”,感觉一种诗意和文学的辐射,从千年前到现在,这条光阴的河流,将《诗经》催生成跨越时代的经典,这是当初于《诗经》编撰过程的人根本没想到的。如今难道不是吗?今天的农民,给他本小说估计能看得津津有味,你要是给他本《诗经》,他不是束之高阁,就是转手送人,因为不实用,他也看不懂。这如同送礼,给别人送礼,一定要拿准对方的心思,给的无用,即便万金,也无价值,给的合意,即便一朵花,也等同于一个世界。

《诗经》中我最爱《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伏哉游哉,辗转反侧。”扬之水在别裁中对“关雎”的情感投入,也是见了偏爱的,很讨人喜。她说,旨酒思柔,《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她还说,这诗第一好在音乐。我说,这诗第一好在意境。爱情的味道,弥漫了千古,谁能不心向往之?“求之不得”衍生出诗中波澜,“窈窕淑女”成为一个心仪的影儿,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句式重叠,有种波折感,沉至有味极了。说它即目也好,说它浮想也罢,期待之情跃然而生,含英咀华的心,跟着享受了一次情感的起浮,也是人性的一种本真回归,栩栩然翩翩然,美成一朵文学的绝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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