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记殷殷，沈三白与《浮生六记》
沈复说：“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我想说：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厚道而不失公允。
人生旅途，与《浮生六记》的真正邂逅，在壬辰肆月，我于兹喜之心，如芸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颇为相近。对《浮生六记》书名，听闻久矣，直到今天，才把它看完，可惜的是，眼福不深，只看得四记，余二记，据传为后人杜撰，是以不载于原著。可是，我还是对名不见经传的沈复，对他的《浮生六记》，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总好似看些无厘头的三三四四。
最有看头的，还是一记，闺房记乐。比较有生活气息，有人情味，读罢合卷后，不知怎么，总有关于“芸”的缥缈身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难怪俞平伯评价：“文章之妙出诸天然，现于人心。及心心相印，其流传遂远。”更有林语堂评曰“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
芸是幸福的女人吗？权当是吧。毕竟沈三白如此爱她。女子一生，得夫婿如此，还有何求？只是，梅逸其人，太过文气，终只是爱之切切，没有物质做保证。而人生，一半是物质的，一半是精神的。虽然，很多人都以清高姿态大言不惭地说：精神重于物质。从如水的文字中，看到少年的芸，藏粥侍君的可爱可笑举动，因之畏嘲多时，传为话柄的轶事，那种生活原汁原味的美，让我感动。及至嫁到沈家，夫妻恩爱，日子也还过得去，不为生计愁，这时的芸，因为婚姻的滋润更显女人的妩媚，在梅逸笔下，她却是医他的药。
唯东坡“事如春梦了无痕”一说，虽无草蛇，但隐灰线，埋下了芸一生福泽不深的引子。慧心，当真不仅在笔墨，更在沈三白一生对芸的文字倾诉中，相信，他是爱她的，而且爱得够深。虽然后来，他与喜儿有过一段不了之情，都不能抹杀对芸的深情厚谊，但喜儿又是姻缘簿中的另一“杯具”了。
相对来说，这一段新婚宴尔，是三白公子与芸一生最为幸福的日子。尤其读到“鸿案相庄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真的为他们伉俪情深而觉人生之于婚姻的幸福可意，为一乐意。
风扫云开，深于情者，解之而罢，不解，就是一个情结，而且是死结。今人古人，于此同感。“情之所钟，虽丑不嫌。”但凡两情相悦了，往往“今世不能，期以来世”。察眼意，懂眉语的到底是不是月老？悬姻缘簿的，又是谁呢？
花光树影，转头空。生生死死，总让人惆怅。大雪纷飞的四月伊始，与《浮生六记》中的芸劈面相逢，眼前活生生立着个可人儿，瘦骨支离，神态妩媚，女子风情，最让我觉其慧黠的是，她明知深得夫君恩爱，偏变着法想给夫君纳妾，这是一个太聪明且自信满满的妮子，也正因如此，才导致了她后来的福薄和相公的缘浅。这一点，应该是芸“机关算尽太聪明”的物极必反之兆了。也因此，憨园未果，成为芸的心病耶？在我看来，非也。只是，哪怕如此，依然不能减了芸性格可爱之处。她于穷困中，借锅生趣，以酬夫君之友；她在缠绵里，女扮男装与夫同游；她在爱河里，费尽心机为夫物色小妾；她在柴米油盐的羁绊下，亲缝亲补，使夫君在人前以保端严；她更兼与夫谈诗论词，慧敏玲珑……这样的一个“芸”，足矣让人为之一开眼界，也适合让林语堂隔着光阴的河流对其写下“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的不俗评价。
花取参差以为美，文亦然。是以，沈之《浮生六记》，除却“闺房记趣”卷外，其他浮生三记，虽名为“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在我看来，不过是以际遇铺展生活，都没有离开“芸”的存在。三白君对芸的爱，是笃厚的、深重的，这从他的字里行间，分明可见。以其情为伊人写真，亦为伊溢彩。他记述芸为其做衣、补衣的不易，其实也是一种对发妻的爱。芸为生计的不易处，倘有足够的经济后盾，想来芸会更加光彩照人，不知还能增添多少轶闻呢。以至遗失的两卷，我记着它们的名字，辅以想象，天真地想着，梅逸将如何安排“中山记历”“养生之道”，这两卷想来关于芸的刻画，会少许多。而作为一无名文人的沈复，凭着自己的执着写下《浮生六记》，这又是如何坚持的一种精神？也许，生活的穷困漂泊都不能减淡他对文字的钟爱吧！
轮蹄征逐，不以人意为本。芸逝，三白寸心欲碎。果真应验“恩爱夫妻不到头”之说？当镜头回到《浮生六记》首卷某帧画面，三白忆及七夕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两方，朱文白文各执其一，成为来世重逢的契约时，定格了。读到此厢，我忽然爱煞了芸，感觉她是如此纯洁、如此浪漫、如此美好的女子。
如果让我用四个字来形容芸，应该是“雅迷天然”，她善良聪慧，分明是一个食人间烟火的性情女子，无怪乎沈三白说：“触我春愁偏婉转，撩他离绪更缠绵。”芸，自有让他为之一生不能遣去的离愁别绪和旖旎往事，奢侈的幸福，同时也不失为伤感的回眸。
唯不喜欢三卷之结，芸逝后，芸之子，逢森亦夭亡，使芸不得延甚嗣续，琢堂赠之一妾。“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读来，颇有画蛇添足之感，更有莫名的反感，特别是对“琢堂赠之一妾”句，烦倦得很。好在是，一切无论是对多情公子沈三白也罢，对缘浅情稀的芸也罢，对这个隔着时光徒增伤感的我也罢，都是过眼云烟。
文人的个性，是沈三白的特性。他不屑随人是非，人珍他弃，人弃他取。只是就名胜而言喽。如果名胜所在，贵在心得的话，我赞成他说的——“有名胜而不觉其佳者，有非名胜而自以为妙者。”笑着隔了时空，轻问沈公子：那么芸呢？该不是吧？
对于名利，从古至今，文人总以清高之说，而求之。求之不得，又作不屑状。这一点，委实有趣。沈三白的一生，如果不为生计愁，又会如何？还会写这些温情的文字吗？
陷于夜的海，登舟解缆，想去觅一处世外桃源，稚绿娇红的地儿，不求他人来渡，我且自去渡我。
眸中风景千秋在——闲读《启功谈中国名画》
人上了年纪，是会怀旧的，更会不知不觉中改变一些秉性。我便是如此。所以，三十五岁之后，我对书画有了兴趣，渐成日常生活之一部分，尽管无所成，但这份爱是真，由着它们的牵引，竟也无意间长了知识，开了眼界。看来，物于人的用情，也是有的，而且不比人差。这种双向滋生的情愫，我喜欢。
看书于我，是种愉快的消遣，等同于别人打麻将。择书于我而言，则渐至另一种境地。好在，每每收获，心花怒放，譬如这本《启功谈中国名画》，就是无意间碰上的。书与人的缘，看来也很不可解，有天意在呢。不愧皇族，见多识广，因此，这本书的厚度令我欣喜，纵横捭阖间，中国名画像放电影一样逐个镜头呈现眼前，令人欣喜。辅以启功自身的造诣，自是水到渠成，画与谈相得益彰，没有夹生的感觉。盖因启功本身就是高水平的书画文人，是以他的“谈”中国名画，不是无的放矢，有根有据，读来非但解惑，还能怡情。这书的出版，也算得启功老于世人的一份功德。
于书画，我是外行，虽看了经年，但水平有限，充其量就是外行看热闹的程度，不妨碍我对书画的着迷。书法还好，偶尔得闲写几个毛笔字，不是技痒，是国学的博大精深吸引我的心，至于绘画，我是真正的门外汉，看了几年，一直只是看，不敢动笔。“芥子园画谱”是我喜画的初端，看罢便于画再未收过心，估计一生不成画家，做个爱好美术的人，是定局了。
约前年光景，有新闻播出《富春山居图》拍卖天价的消息，书画热一度成为热闹话题。真正炒画的，当然作画者居少，在我心里，赚钱和从事绘画本身，相融是极难的。真正的画家也好，画师也罢，学者也罢，很少有精力和时间去从事经济上的交易。潜心于画的人，除有名气者能大富外，一般都是死后作品值钱，这也是个具有讽刺性的问题，譬如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之流，得遇伯乐的，否则，累死画技再高，也不足为当世人所认可也。这是一种艺术界的悲哀了。
扯远了。还说这本启功的著作。该书风格迥异于他书，无赘言无序无后记，开篇便是《谈〈韩熙载夜宴图〉》，顾闳中绘，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此画是画家顾闳中探访韩熙载与友人的家庭狂欢之后，回来根据记忆默画而成。画卷以时间为序，分为五个片段，各段之间以民风分隔。这幅画是时人颇为关注的大作，经过近千年时间，逃出历史上多少次的沉埋、封闭和损伤，保留至今，不但是国之瑰宝，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画本身，就是一个精妙的故事。艺术手法上的高度成就，深而广地反映了历史上的生活现实，因此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史料和宝贵文献。韩熙载其人，唐朝末年登进士第。其父韩光嗣，唐末平卢军乱，他被推为统帅，后来被唐朝所杀。熙载假扮商人往南奔到吴国，虽被收留，却很不受重视。成为辅佐太子李璟的小官。熙载事事消极，与大官僚不和，被排挤，屡次贬官。李璟让位给其子李煜后，熙载任吏部侍郎。李煜因对北方势力忌惮而猜疑迫害朝中北方人，熙载装癫卖傻幸免于难。韩曾为国家出过些保卫疆土和整顿财政的计划，但都不如他最早用“美人计”戏弄敌国使臣这件传奇的故事鼎沸热闹。这快意的胜利，莫不是韩公开“荒”的借口之一？据马令《南唐书》载，韩蓄养女乐四十余人，不加约束。李煜本想让韩做宰相，但厌他养女乐行为，甚至将其贬官外放。韩遣散女乐，乞求君主宽恕，后主收回成命，韩仍做京官。不久，故态复萌，依旧蓄养女乐，昼夜歌舞，屡为时议所讥。韩自解，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做宰相。当时时局确实如韩所料，中原政权虎视南唐，如南下，南唐宰相作为亡国之臣，自会成为千古笑谈，韩预见时势，韬光养晦自保，也算明智。韩用自己别样的一生，为中国美术史留下这样一幅精彩绝伦之作，也是功德一桩。今天，我们不用看画面上的“韩君轻格”帽，但从整个布局和细微的点缀，也能想象彼时的精彩场面。事实是，借着可知的一部分文字史料作这卷名画的现实意义的旁证，这卷画更用其造形手法给后世留下珍贵的南唐朝史料。名画千古，也是中华一幸！其间多少欲道未道的深意，何妨慢慢挖掘。
之于《龙袖骄民图》，我是怀着好奇欣赏的。作者相传为五代画家董元。这幅画的名字，三百年来，久成悬案。其实，不管它是“龙绣交鸣”，还是“龙宿效民”，或作“笼袖效民”，都不能抹杀它在中国名画史上的地位和辉煌。董其昌题云：“不知所取何义，大都箪壶迎师之意，盖艺祖下江南时所进御者，名虽诌，在，而画甚奇古。”考证此图应为“龙袖骄民图”，龙袖，意为天子脚下，首善之区。此图描绘的就是太平时代首都居民怡然自足的生活，亦即南唐都城金陵的风情。董元是五代时期江南著名的山水画家，被后世奉为山水画宗师。所画山水，下笔雄伟，有崭绝峥嵘之势。重峦绝壁，使人观而壮之。黄公望说“作山水者，必以董为师法，如吟诗之学杜也。明清两代，董元地位更高，成为山水画的正宗，舍此则为‘外道’。董其昌赞董元画风多变，董元画几乎没有相同的，可谓画中龙。董元画山的笔法，最著名的是披麻皴。后人赞董元“神品格高，无与比也。”此画有乾隆御题诗跋，以不得命名之故，成谜亦成宝。此图之名，旧为口耳相传，故有音同字异之事，难解。唯阮云所云“笼袖骄民”之名，颇堪注意。按明陈继儒“太平清话”云：钱塘男女尚妩媚，号为笼袖骄民。其语源于元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六《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云：“钱塘为宋行都，男女痡峭尚妩媚，号笼袖骄民。”元人杂剧，曾有“龙袖骄民”之语。《元曲选•合汗衫》第一折云：俺是凤城中士庶，龙袖里骄民。戏剧中，直到清代，此语尚存，可证，此四字实为民间俗语，是元时方言。毕竟是名画，哪怕无名，也值得我们爱煞，何况还有这谜一样的名字相引呢？
明末书画家董其昌，也算鉴赏家。官高名大，影响到后世的清朝。康熙一朝的己见也都被董派笼罩。但存疑，为什么《容台集》被列为禁书呢？我的孤陋寡闻，另补其后，先悬此。但他的论书画部分却仍然畅行。董其昌姓董，又好画名。董北苑这位南唐画家，就成了董其昌的金字招牌。经他题过的宋代画作，也说法成为清代人对这画的定论。经董其昌鉴定题识的董北苑的画有，《潇湘图》《龙宿骄民图》《寒林重汀图》《溪山行旅图》半幅，《夏景山口待渡图》《洞天山堂图》《山水短卷》有郑孝胥题“北苑真笔”，个中解说，启功老在最后措辞谦，但之于其画的解读，当真是精彩之至。
且说唐末宋初几位山水画家，也是响当当青史留名的。荆浩的《匡庐图》，还有他教给后人的《山水诀》，以及他自负说的：“吴道子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自是言己兼二人所长。其实，他并非菲薄老辈，而是有实才。另传其作《崆峒访道图》，也是较古的山水画。此外，大抵是后来的伪作了。荆浩的徒弟关仝，也是中国画坛名家。宋人说他画的山水“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其作品《山溪待渡图》，有绝对的质感和量感。使观者如站在觉大壑之中。关仝的成就，比起荆浩有显著进步，可渭青出于蓝。他一方面学习荆浩，但不受一家所拘，还汲取了毕宏的长处。宋人说他的画“笑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信言不虚。与关仝同时的江南山水画家，首推董源。他的《潇湘图》，名气较大。虽短卷，但有新意。其人作画不仿他人，自出胸臆，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这种高评，也体现了中国山水画的优秀。李成李营丘，史上说他“志尚冲寂，高谢荣进”。王公贵戚请他作画，他全不睬，极有骨气。祖上为唐宗室，五代时为避战乱，游荡到营丘，本以儒学为业，怀才不遇，便寄情山水诗酒，却仍自视儒者，耻与画工同列。他的画本为自娱而作，抒写胸中块垒，被人比作诗中孟郊、书中张旭。他画山水，北宋初期被推为“古今第一”。李成真迹流传绝少，当时已有很多仿品。现在保存宋画中有他和王晓合作的《读碑窠石图》，从中可窥见他画树石之风格。《小寒林图》，也颇具个人特色。范宽最初模仿李成画法，后到大自然中体验，形成自己风格。宋人评其作品，说他不但能写山水面貌，而且“善于与山水传神”，又说李成的画“近视如千里之远”，范宽的画“远望不离坐外”。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雪山图》和《临流独坐图》，都可证见这位大艺术家如何表现了关中一带山川特点，如何为山水“传神”。这也是现实主义艺术家中怎样用恰当的形式来表达不同内容，也认识到范宽由于“师自然”所得到的艺术成就。依我目前于书画的境界，对米芾的画，不作点评，书法于兹，我也未曾习得，所以，等日后有所了解再聊大小米也不为晚，暂且留为日后谈资吧。米元章《珊瑚》《复官》二帖，盛名久矣，《快雪堂帖》亦久仰大名。大小混点，他日细品。天水摹《捣练图》之异国，李唐的《万壑松风图》《采薇图》《雪图》《江山小景》《濠梁秋水图》，都是魅力使然的点睛之作。李唐是个有民族思想的画家。有诗云：“雪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宋高宗在李唐朝的《长夏江寺图》上题道：“李唐朝可比李思训。”马远绰号马一角，与他局部作画有关。他的《深堂琴趣》《梅溪聚禽》《雕台望云》及《雪景》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清初人咏马远《松风水月》图诗云：“由来笔墨宜高简，百顷风潭月一轮。”可大致形容出马远的风格。夏圭的《溪山清远》是其代表作，当然有足够的艺术成就。明代董其昌是排斥马夏一派绘画的，但对夏圭的画作，也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因为，有足够的含金量，只要明眼人，不佩服都不行。马远和夏圭的绘画艺术在中国绘画史上曾产生很大影响，也影响了日本绘画，他所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其他如王翚的《浮岚暖翠图》，王石谷临《富春山居图》，董香光的《云山图》、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查士标、王翚合作的《鹤林烟雨图》，乃至“没骨”“双勾”“勾花点叶”“青绿山水”“浅绛山水”等，都以一种弥深的诱惑，让我痴迷和沉醉，还有仰望与向往。
看国学频道时间久了，自然接触不少中国古画和史上有名的画家。其中有一些，与启功先生此书中的人物相重，也足以证明，真正集书画大成的人物，史上自有公论。但，此书中对一些中国古代名画的论述更为详尽丰实，也更公允，对一些名人间的轶事，亦有所交代，有种利于中国古代书画史名人点名簿的感觉，一一罗列而出，脉络井然，他们的成就大小与风格特色，遂了然于胸。
启功其人，书法文章都有所成，当然人家接触的层面和底蕴，都是生活的。关键是启功于婚姻的长情，也令人觉着可敬，爱情是他一生的亮点，哪怕晚年夫人先去，他还是为了情感而守候黄泉相见。痴情于书画的人，对爱情的痴情，竟然如出一辙，这是真文人的可爱之处。蔳情地打着文人幌子的登徒子，于婚姻爱情始乱终弃者，不配“文人”称谓，称了也是虚伪。但愿以后有机缘，能多读一些启功先生著作，亦愿自己于绘画上，有一个明媚的未来。本来还有一愿，在此就不画蛇了。
胸有丘壑大风光——偶读《画禅室随笔》
忙里偷闲，阅罢董其昌撰的《画禅室随笔》。因竖版的原因，看得非常费劲，但总算不虚一赏。
实在话是，我非酷爱书画之人，充其量只是附庸风雅。
一片闲云起处，大自然赐予人视觉的扩张与缩略，都呈出种难言的美来。而这美的诞生，首先要有一颗关于捕捉风物的慧心，其次要有妙悟而生的丹青之手，当然就要有一管适合的笔。渐近自然在我看来，是绘画的“道”，同时也是人生的道。追求太过华而不实的东西，到头来，就算富可敌国，又如何。
通过看书，知道书法有《十七帖》《官奴》《禊帖》等，原一无所知。我没想在书画上有什么造诣和发展，只是闲娱而已。对书画配诗题诗，抑或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蛮感兴趣。尤喜北海言：“似我者俗，学我者死。”想到文章、生活、工作等，其实都有相通处，并不是孤立之语。这，自然有了禅的味道。
至于善用笔者与不善用笔者，与人生中之为善为人与不善为人者，大相似耳。情到处，心眼相印，合缘亦合辙。书画在我看来，似其人。媚者其为影响其诗书画，基本写画不出高格骨的大气象来，而像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胸次高为，又岂是我辈凡夫能写得出来的？
虽说画有画道，人有人道，但两者亦相容。能举一反三，用画道为人道开路，不失为智者所为。千经万论，苦中作乐，探得骊珠之心息而又起。不是“宿世谬词客”，所以，前生应该也不是画师。可为什么，痴心若此，概因文道从来都是魔道耶。
最喜此书中引用的一句话：狂心顿歇，歇即菩提。我有未歇之狂心，是以永不可成菩提。我知道我的道行深浅，不埋怨，不放弃。而我之骨子中的嚣张，焉知不是应验了东坡的“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浪漫是吾师。”
展卷太息，书学旁支，各有试目，得多益也。读一本书，书画娱赏间，将惑作实成真，云物何心？恍然间，有种后生侍名宿的感觉，妄心消磨尽，清平之乐油然而生，虽未超襟宇，但得了无心，亦为一乐。
无关褒贬之披着文学外衣的他们——漫读《近三百年学人翰墨民国卷》
伏天读书，也是人生惬意之事。有些书像益友，能消除人内心的燥热，更像清凉的绿豆汤，喝一口沁人心脾。《近三百年学人翰墨民国卷》，于我就是灵犀的挚友，陌生却贴心。
从本性上来说，我对文人，有种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偏见。清高不足，软弱有余。真正的魏晋文人风骨，古往今来，并不多。但是，我又固执地没有原因地喜欢文学，所以对文人，也就哪怕不想了解也有了些许了解。
写书的人出名了，就成为“家”，在“家”字前加个定语“作”字，就更有深意了，譬如时下流行的“作女”，至于怎么个“作”法，给您无尽的空间，由您想去。作家的层次与境界，胸襟与行为，当然也有所不同。然，文人不一定都会成大家，有些只能是文人，这涉及“名”的问题。文人的可爱，往往表现为追名逐利却又声称自己不在乎。或许，矛盾才更是文人的生命主题。
近三百年来的学人翰墨，自然有嚼头，品咂回味，这些文人像戏子一样蛮有意思的。似乎他们倾情演绎的人生既自娱又自乐了，只不过戏中人的演技，浑然天成，他们没想到若干年后，成为后人评头论足的谈资。
据说，从文化意义上来看，清末民国不可分，深以为然。世界的进程，就是旧的一切不停地破，新的未必已立。“科学被科技替代，信仰被思想替代，这并非不可避免，或许正是中国的宿命。”说得真好，只是我好疑惑，文人的宿命又是什么呢？
蔡元培是我比较欣赏的民国才子，光绪十八年进士。看，牛吧！还有更牛的呢！民国六年任北大校长，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有人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后来的北大，此言不虚。当初北大腐败不堪，蔡就职后第一次对学生演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是以他不赞成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百年岁月流逝，人们一谈起北大仿佛在说蔡元培时的北大，胡适之时的北大，概因那时的北大，更值得怀念。蔡当年以北大校长身份出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袁世凯时任总统，亲临蔡府拜访，而蔡则只出于礼节送客到书房门口。这样的人，还有胡适之。而今之北大校长，已非蔡胡那一代的学者，他们是部级官员，胸中墨与志向，哪堪与当年的北大校长同日而语？官与学者，从来都不同。北大百年校庆时，央视记者采访陈翰笙教授，陈当年二十七岁时即受蔡之邀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记者请他说句祝贺希望之类的话，老人不语，沉默良久，郑重说：我希望北大办得跟从前一样好。听了这话，忽然有想哭的冲动。就好像，我是当年北大的某某重新在轮回中活了一遍一样，那感觉，怎么如此熟悉如此悲凉呢？说点轶事吧，传说蔡参加科试因字不好影响名次，不擅馆阁体，蔡回忆，阅卷人说写的不是馆阁体，主考说是学黄山谷的，总算勉强入围。想笑，人的名气真是好事儿一桩，能换来很多美丽的说法。换成凡夫，我们的字如不好，谁能说我们是学谁谁吗？可笑至极了。好玩的是，时人竟说蔡书有越缦老人遗风，笔意遒劲，力追山谷。不妨称之为笔墨之时代性吧。换成你我，可能吗？这则是名人“书法”趣事了吧。有学问，书法不一定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说到底，我是钦佩蔡先生的学问的。
不想多说章士钊和马一浮，不想多说顾颉刚和郑逸梅，不想多说钱穆和千古存一辣的林散之，不想说缘缘堂的丰子恺和新诗名人汪静之，不想多说宁鸣而死自由生的胡适，想说几句郁达夫。这位“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多情累美人”的郁大才子，风流有余，文采倒不如其情事了。说到底，也是文才虽盛，却愿牡丹花下死的风流鬼，我不喜欢。梁实秋其人呢，于我印象也是一般般。他细算浮生千万绪到最后，得个小娇妻，若泉下有知，定是愿为后人谈资增味的吧，他的本意是：我是文人，我以爱情为给养我有错吗？爱花是他的本性，他的花和他的女人，本来就是一回事儿。简单说说周作人吧，因为我对他有些兴趣，不知是因鲁迅还是什么原因。记不得从某处看过些相关内容，说周作人一生都在学鲁迅，包括他娶的日本女人，都是曾与鲁迅有过瓜葛的。兄弟之爱好，原来如此相近。只是最后的归宿，南辕北辙。周作人的天真正在于，他自称不喜欢谈政治，却不知人生离不开社会，更离不开政治。不谈政治也是一种政治态度。这些他早年的发声对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周作人显得遥远而陌生，但我们是不可忘却的。彼时，钱稻孙和周作人双双下水。这是否表明文人的极其软弱？近年来对周作人的文与行，有些分开来看的意思，不那么谴责了，翻案不可能，但我也不主张就这么忘了其行径。大是大非前，总要有所坚持。而周作人后来因文章被人稍有原谅之意，也应验了时光能淹没一切。善的恶的，到最后不以标准相看的话，也就无所谓善恶了。周作人的“汉奸”事实，像个长在脸上的胎记，把他彻底毁容了，他留在民国文学史上的那页，从来都是贬义，因为哪怕他有才学但他不配得到尊敬。虽然，周也曾有过在法庭上保护北大财产的事实，美其名曰：曲线救国。再闻，周惧内得很，那个日本女人影响了他和鲁迅的兄弟情。人言可畏，道德杀人，周作人若在天有灵，定是肠子都要悔青的，一切哪能重来？兄弟九泉下相见，是见还是避而不见？
黄侃是我比较有兴趣了解的一个人，但于他却相对陌生，以“生平青简飘零惯”为引，到底还不是以文字让我心动到仰望的。跳过柳亚子，因我对我御用文人不感冒。只是一想到他做作着离开南社，无意出山，却自作多情写份《我和南社的关系》，除了笑，还是笑。疑古的钱玄同，与复古也有干系。近代曲学大师吴梅，我是最近才稍微知道一二的。吴梅的书法，我特别喜欢，纯文人的书风，静静涓涓，很有个人风格。梁漱溟其人其文学，亦值得后人敬重。他中学毕业，其后皆自学，这才是过硬之处，是以他成为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也是努力后的真正收获，并以实际才学赢得世人的认可。他的《人心与人生》，也令我心向往之一读，姑且算是一个缘起吧。
我对寒云，一直有种淡淡的好感。他在我心里，是真文人，但出身太好反倒不能成全他的文学天才使命。寒云即袁克文，袁世凯总统的公子，其母为朝鲜人，他的才学自是了得。他的一生富于传奇，又令人唏嘘，死得太惨。他好研究金石古钱，工书，能诗词，堪称杂家。可惜的是，袁公子因病而逝，死后无钱。没落贵族子弟的风雨人生，真令人感慨到无语。这一点，倒是与大儒溥儒相像，还与贾宝玉相似。寒云的毛笔字，写得甚是漂亮。自然而然间，功底可见。今日之书法家们，见之定会汗颜。他楷书《浣溪沙》扇页，令我爱煞，字好，词好，相得益彰，人除了风流之外也不错：一瞥冰花散九衢，夜深深地转经车，骄寒薄醉泥欢娱。泥欢娱？令人多思了。
英年早逝的刘半农，是当年北大“卯字号”人物，他未完成的《赛金花本事》，也成为空谷回音，飘在民国文学史的上空。其《释吃》，更令人甚悦然。文风俗而有深度，其“吃女招待”一语，谓女招待上饭馆吃酒饭。女招待也就是今天餐厅服务小姐。所以呢，“改革开放”后的诸多“新生事物”不过是与民国接轨罢了。他的诗歌据说成就不小，我却没什么太多的欢喜，也未有不喜，于我平平而已。我不喜欢他那民谣似的“大姨走路俏俏的，两个奶子翘翘的”这类的所谓诗，读到这诗，我会不自主想到《金瓶梅》那一类的书籍。野性美，不是这样子的写法，在我心里。虽然，他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很是风行一时。
如果说周作人下水成为汉奸是个错误，那么，黄濬的间谍一事，就是文人真正的大耻辱了。我一直没明白，黄秋岳的精与傻，他能忘本到把祖宗都出卖了，就算他文采再好，也不值得原谅。老蒋以汉奸罪处决黄壶舟，也是快事一桩，令人拍手。1947年春，已双目失明的著名学者陈寅恪偶读《花随人圣庵摭忆》，想起已在十年前便因汉奸罪被处死的该书作者黄浚，有感而发，写下一首《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诗曰：“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陈寅恪还题短跋于其后：“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秋岳是黄浚的字，这汉奸的才华能让饱学鸿儒陈寅恪不避嫌疑的青睐有加，可见黄浚之才确非寻常之辈能望其项背。黄因其早慧遂有“神童”之誉，因其博学多才，颇为在京的陈宝琛、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所赏识。他又以才名曾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与诗坛领袖樊增祥、傅增湘、罗瘿公等人过从甚密。这些时代巨擘的器重，使黄浚的文化造诣日渐精进，更兼其喜好交结，尤擅攀附名流，由此令他得以有缘掌握前清一些政坛文坛掌故趣闻，并可从前人日记书札、公牍密电中收集到不少秘藏珍迹，得以写成《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该书绝大部分篇幅，所述皆为鸦片战争以来发生在晚清七十年间的诸多历史事件，皆材料翔实、论述完备，时人赞之“援引广博，论断精确”。只叹黄浚有才无德，终于沦为汉奸、间谍。被拉下水后的黄浚又用重金收买了参谋总部、海军部、军政部中一些失意的亲日派高级军政人员，组成一个间谍集团，为日本人窃取机密大开方便之门。最著名的要算是江阴要塞泄密。一系列重大泄密事件之后，黄与其子终于被正法，也算罪有应得。
之于夏承焘，值得青眼的词学家，我于兹词很是乐于跨越时空的受教，亦因他晚年与我的老师颇有些渊源，是以我潜意识里对夏老有着师祖般的尊敬，夏的书法也很有文人风味，但不是他擅长。胡兰成这人呢，我很想说几句，替张爱玲说有些没意思，替我自己说吧。才子其才，于胡，是个标签，是个对外展示的平台，这家伙愧戴文人的帽子，德有不足，看上他实在是张爱玲的不幸，因为他是张的生死劫。尤其他的《今生今世》，大有借张之名宣扬自己的无耻之意，这种伎俩，我讨厌还来不及呢。身为小女人的张爱玲，实在是有些看上了胡的才，还有财，若落魄的胡，岂有机会接近当时的张？所以呀，人生如果有健康之后，于德人们看重的不多，更多看重的社会地位，当然钱权皆在其间。文艺女青年张爱玲，看似心高气傲，可被胡几句甜言一骗，就不知东西南北了，还鹊桥相会呢，她哪知，她想见胡相公，早有其他之鹊相伴，才子身边从来不乏美人，那厢有另外弥补寂寞的鹊儿，她这只鹊，就挂单了。不过，胡的书法，较之今人的那些个什么什么家啊，还是值得认可的。人言其书法以“尚碑”为格，结体行笔或自康南海，而更瘦更规矩些，大撇大捺，透出才子风流的不羁情趣。人说胡的字里透着股汉奸气，鬼鬼祟祟，我倒没觉着，相反，对他楷书诗经句，觉着还好。说来说去，汉奸文人胡兰成，真个令人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之慨了。忽地想笑，因这本书中的黄濬和胡兰成，我倒是记起贰臣钱谦益的诗句：“修竹便娟调鹤地，春风蕴藉养花天。”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蕴藉的五花八门的文人，真是太多了。
忍不住想说说余觉，原因不是他如何如何，而是我对他的妻子沈寿比较有兴趣。因妻而注重其夫，也是我的一种与年纪不相称的好奇心使然吧。沈寿被后人称为绣圣针神，可见其名气之大。沈寿初名云芝，号雪宦。曾因绣佛像等八幅作品进献清廷为慈禧太后祝寿而得赏，慈禧赐“寿”字，遂易名为“沈寿”。这是一桩妻名大胜夫名的婚姻，也自然注定了余觉内心深处的不能比肩。余觉本与沈寿情投意合，沈寿是刺绣名家，夫妻曾办刺绣学校。后来沈寿赴南通，余未随行，于是沈因日久生情，与张謇有染，给余冰臣戴了绿帽子，这下余不乐意了。本来呢，金玉良缘，花好月圆，结果呢，成为破镜，有了第三者。这就是婚姻的意外吧。后人说沈与张的情事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也算公允。事实呢，张的状元身份，自是胜过举人余觉，而张对沈的爱情之深，帮她完成“绣谱”等轶事，也是情到深久无怨的表现。相比之下，余因沈身弱不能满足于他，纳妾两枚，显然是对沈的伤害了。可是，余在知沈与张的感情后，搜集他们间的诗词，编成书稿声讨，我觉得失去风度。真爱，是成全，不是伤害。话虽如此说，余之一生，一直为自己的这顶绿帽而懊恼。他也怀念当年夫妻俩一个以笔代针，一个以针代笔，画绣相辅，相得益彰，两情相悦的神仙日子。善缘耶？孽缘耶？谁能说得清呢！多事的后人写了“沈寿的病史，余觉得痛史和张謇的情史”的文章，估计也是好事如我辈拿别人的悲欢挠自己的痒吧！
与本书作者许宏泉缘悭一面。许说：“中国文人天生软弱，这种软弱背后正是缺失信仰的支撑，也便难以坚持独立的文化信念，出现所谓‘人格的分裂’。”然也。
呈红谁读花谱——怅读《民国四公子》
旧时风物，已成尘土。那些风流事，风流笔下，谁淡相顾？为记公子多情累，一世红尘贻误。荏苒墨迹，留些许遗憾我且替君陈诉。只可惜，当年倜傥难驻。
一、两溥传奇
其一，红豆馆主票界王，溥侗
一个天潢贵胄，一个生于乱世的才子，更有人说他是，红氍毹上佳公子。用自己的一生，演绎了一段传奇。让后人，每每记起感叹。
溥侗是道光皇帝的曾孙，其父为载治。溥侗字厚斋，号西园，别号红豆馆主。因他行五，人们喜称他为侗五爷。七岁被授予二等镇国将军，几年后因才华横溢被授予一等镇国将军，前引大臣。如果不是慈禧，傅侗可能会成为亲王，但，命运有时就因为某一个人而改写。机会与溥伦、傅侗兄弟两次擦肩后，一可一否之间，一切成为定局。
傅侗曾说：“四十岁之前，许多事业待我而成，乃游手好闲的蹉跎过去了，四十岁之后，有心自立，而又苦无机会！”古来总有人把人生比为戏。这比喻对于溥侗来说，更是有趣。因为傅侗一生，最好度曲，也好演戏。
溥侗是个才子。工词翰、擅书、善画、精于鉴赏、长于度曲。这样一个人，公正地说，一生大多寄情声色了，但他为大清国国歌的作曲一事，一般少有人知。宣统三年，清政府“谕旨颁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巩金瓯》。严复作词，溥侗作曲。歌词为文言文：巩金瓯，承天帱，民物铁凫藻。喜同胞，清时兴遭。真熙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据说当时的曲家曹心泉听后，对人说大清国气数将尽矣，因国歌中含亡国之音。果不其然，国歌颁布不久，清亡，《巩金瓯》于是成为大清国的葬歌。
如果说溥侗是将军，则他为戏的痴迷，实在难配将军称号，他在戏界却是出类拔萃的。这倒与历史上的有些皇帝相似，比如那个喜欢做木匠活儿的鲁班天子元顺帝，再如喜欢词曲歌赋的南唐后主。傅侗亦是一个不谙政事的戏迷，看戏还不过瘾，亲身当戏子，只不过他这样的戏子不拿报酬，只过戏瘾罢了。所以就赚个票界王的称号来。
看来，一个人的一生，真是有天意的，哪怕你出身如何，却终有上天安排你到你注定的位置上来，适合的身份，后天想改也难，如傅侗之一生。
溥侗去世后，当时著名画家唐云以一画并题识记傅，曰：“灯如红豆相思曲，茗逐青烟化古人。”再后，冒叔于其上题七绝：“灯花送喜可怜红，煮酒煎茶火有功。音律只今谁独步，苍髯卓尔老侗风。”也算是对溥侗一生，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才子呼？生不逢时呼？士与非士，分清又如何？历史长烟一瞬，侗五爷，哪怕当年辉煌过，如今少为后人道也。
其二，大儒溥儒
溥儒与溥侗，是同族兄弟。溥儒祖父为道光弟六子恭亲王奕。其父为载滢。溥儒幼时祖父授字仲衡，成年后自拟字“心畲”。初号松巢，后自号羲皇上人、西山居士、西山逸士、旧王孙等别号。
溥儒为慈禧赐名。溥儒七岁能诗，令当时大儒耆宿惊诧。溥儒之才，与其母家教有关。其母项夫人出身广东世家大族，诗书皆擅，这对溥儒的学问和人品，都有很大影响。
另，清朝皇家子弟习书，皆从理学开始，这是据“先入为主”之理，先树立一个是非标准，以后再读其他书就会有定力。这个道理，我想今天应该也有着它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于孩子的教育上，应该先让其名理，既先做人，后习事。
溥儒合了他的名字中的儒字，没有什么富贵之心，只是求学问更切。溥儒夫人是清末甘陕总督蒙古族升允的女儿多罗特•清媛，汉姓为罗，夫妻志同道合，非常美满。
溥儒在西山一住二十年，不问世事，潜心学问，有人说他是“三绝漫道诗书画”，可见，他当得起一代大儒之称。彼时在画界，他和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说。溥儒喜经史国学，以画为消遣，不喜他人说他擅画，更喜诗书，曾以杜甫自比。
有人说，书画艺术中，“诗难于书，书难于画”，上品就是“意在笔先”。诗书画皆以意境为主，溥儒因其文化底蕴，是以书画亦佳。
溥儒还是个提携后进的人，他对年少时的启功，经常鼓励，启功问他请教读谁的诗好，他举四人：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他告诉启功，画不用多学，诗作好了，画自然好。
溥儒自言其画不如诗，诗不如字，大字不如小字，堪称书法大家。然溥儒之画，意境高远，在当时相当有影响，笔法清心淡雅为主，不喜着色，淡而又淡才罢手。有人说这是“写山川草木晦明燥湿，云烟离合，与墨色浑然而无迹者”的作协原则，是标准的文人画。画画当分南北两宗，当时南宗盛行，北宗消沉，溥儒独起而振之。
溥儒之才，尚在其次，因为他的人格魅力更值推崇。九一八事变后，溥儒被掳去伪满政权，却不肯与之同流合污。他说溥仪“九庙不立，宗社不续，祭非其鬼，奉非其朔”，做儿皇帝愧对列祖列宗。
溥儒也与李宗仁有交往。因李虽行伍出身，却是个极儒雅风流的人物，逸闻有当时才子云集李家共画一幅画。溥儒后定居台湾寒玉堂。著书立说，非但学问出色，身体亦好，这是因他一身骑射功夫。盖因满八旗子弟总是有些武功的。
溥儒因其特殊身世，常有李后主之慨叹。身在台湾多年，更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悲情。那“我生之初蒙召见，拜舞曾上排云殿”的光影，早就没有了。人都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在现实生活中，溥儒却是对生活水平的低落秉持“曾经沧海，满足滴水”。
溥儒好吃有名，但不误事。并设帐交徒传国学亦有善举。要是说溥儒似魏晋人物生今世，倒也相得。处世上，其“外虽潇洒旷达，内实悒郁寡欢”。晚年定居台北的溥儒因后续墨云为妻，诸多不快，这也算得风月之不足为外人道之家事了。
西山大儒旧王孙，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用自己的淡定，勾勒出生动的一幅画卷。我们重展开来欣赏的时候，看到的，会是什么呢？铁马兵戈还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傲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二、二皇子袁克文
多才的袁克文，因其特殊的身份，带给他传奇的一生。他是袁世凯的次子，其母为朝鲜国金氏，他出生在朝鲜汉城，字豹岑，也作抱存，号寒云。
豹岑之由来，据说袁母分娩时，袁世凯曾做一梦，梦见朝鲜王李熙用金链子牵着一头斑斓大豹而来，恰此时金氏生下袁克文。巧在产前金氏也梦见一头巨豹入怀。袁克文之所以名在民国四公子之列，主要还是他的家世背景和他的才气。他的风流成性远胜于他的才华，他借助于财势的潇洒，也让更多的风月女子为他用情。而他被后人称道的文人秉性，是因他对官场并不热衷，甚至以与父为敌的人为友。这样的品性，是单纯还是不谙世事，谁又能说得清。
袁克文一生女人甚多，原配刘梅真非常贤淑，后有于佩文、苏眉云、大姑、小桃红等等。骨子里，袁是个爱好女色、爱好中华古文化、不好政治的公子哥。这些爱好，因为他的家世，有了滋生的环境和优势。
关于袁克文，有段逸闻，那就是糊涂公子乱问正。在1906年袁世凯被慈禧霸免兵权时，袁克文曾气胜地要老子以汉代满，被其父软禁。之后几年，袁家举家回到河南老家，看似安然田园生活。袁克文是辛亥革命后，袁家最先剪掉辫子的人。但不代表袁克文就是有着进步的思想，他虽然与进步文人往来，可是他依旧身为袁家子，只是站在文人的队伍中，对政治并不关心而已。哪怕他的朋友，各类人士都有。他也曾有意帮过进步人士，以文人相惜为由。袁克文与当时的才女吕碧城有文字来往，吕也是袁克文深佩服的奇女子，因吕，袁认识了女革命党人郑毓秀、张以保等人，惹下又一段逸事，这里就不多说了。
提及袁克文的风流，不得不提到另一个才子，他就是袁克文的老师方地山。这一老一少从最初的师生到最后成为儿女亲家，都是一样的爱好女色，一样的风流韵事不断，一样地有才华。当然，方地山是个真才子，同为真才子的袁克文，才华虽有目共睹，但也和他的家世背景之吹捧有关，虽然他也确实有些文化底蕴，称得上满腹诗书，如果没有老子这棵大树，以他的文采，想要出名也不大尽然。
有诗有酒不羡仙。袁克文在其父当了大总统之后，整天和一群名士诗酒风流，不问政事。结诗社于南海流水音，时称“寒庐七子”。真个是流水音如天上琴，兰亭独有管弦心。祗应内史多尘事，不及五云深处深。诗在心，书法也是袁克文的强项。其书法自成一体，风流潇洒，不拘一格。
如果这些，也就罢了，身为当朝二公子的袁克文，不但逐酒选色，还入了青帮，位列“大”字辈，成为当时一大新闻。当然，这是袁克文花银子买来的辈分。与其因局势行事相益的一步棋。
袁克文的家庭，因为袁世凯的称帝，也为储位之争埋了下祸根。克文之兄克定，对克文百般猜忌，欲害之而后快，袁克文常以曹植曹丕隐喻。聪明克文，在克定设宴时，以银筷子相试，结果发现有毒，从此不相往来。实质上，袁克文并不赞成其父称帝，但也无法相阻，这一点，有诗为证。
感遇
乍着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黯九城。
隙驹留身争一瞬，蜇声催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同样因为这首诗，袁克文被其父软禁北海，后居于“燕翅楼”，始有《寒云日记》问世。
旧时文人官宦子弟，最爱的除了才华与美色，还有一大偏爱，就是捧戏子，这大概和当今的艺界名伶相似吧。看来，有些东西，还真就是古今同出一辙呢。有着如此家世背景的袁克文，自然也不例外。即使袁克文身为当时的二皇子，也从票友发展到下了艺海，演出过不少戏份。只不过克文演戏，是义演，不要出场费，全当是爱好，而且大派的很。就算到了最后穷困，也不掩其文人本色，不肯放下架子为谋生而求财。
袁克文一生的风流韵事甚多，最后终于死于女色。因得猩红热未愈，去会女人喝花酒，结果被阎王带走，享年四十二岁。当时徐世昌题挽联为：风流同子建；物化拟庄周。如此，倒也应了袁克文的一生。
三、名缰利锁一笑哉，丛碧馆主张伯驹
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中我比较欣赏的一位。本名家骐，别号丛碧，斋名“平复堂”“丛碧山房”。论才华，张伯驹自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之列。
张伯驹之父并不是张镇芳，因张镇芳无子，张伯驹过继为嗣子。张伯驹自小聪明伶俐，九岁能诗，有神童之喻。载张伯驹小时受过正规的教育，和袁克文等一同学习，天津耆宿严范孙先生对其影响很大。
张伯驹在袁世凯时期，曾于模范团骑兵科学习过，年纪不大，毕业后就在盐业银行任监事。虽然没有多少理财观念，但正是这样的秉性，让他把毕生精力放在他爱好的事情上去。
提到张伯驹，一般人可能印象最深的是他捐赠毕生收藏，全部给了国家一事。这样的风骨，自是人人敬仰。张公伯驹的收藏，都是极有价值的国宝，计有：五代关潼的《秋山平远图》、宋公麟的《五马图》、黄庭坚的《诸上座贴》、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文徵明的《三友图》、王的《观梅图》，最有价值的藏品是张伯驹得之于溥儒的《平复帖》。这些珍品，新中国成立后全都献给国家。
如果说收藏是张伯驹的一大爱好，那么对戏曲的热爱则是张伯驹的僻好了，伴之一生，亦不介意自己的大家公子哥身份，上台演出。也算在当时的戏曲界，出尽风头。张伯驹登台常以：“冻云楼主”为名。张伯驹戏从余叔岩，二人交情甚深。建国初期，就算张伯驹把全部收藏都捐献给国家，也没逃脱反右的洗礼。几经周折，有段时间，张伯驹因《海慧寺》一戏，被划为右派。曾以诗为记：一朝天子一朝臣，舞榭歌台梦已陈。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亦曾饰过《打渔杀家》中的萧恩。
对张伯驹的一生，鲜为人知的还有一个故事，这故事是因张伯驹收藏而起。那就是钱谦益和柳如是夫妻的双砚合璧逸事。名人名砚，两名人还为夫妻，于是，钱牧斋的玉凤朱砚和柳如是的蘼芜砚，经张伯驹之手，在几百年后璧合一处，怎不是收藏界的一段美谈。还有《红楼梦》中《脂砚斋评石头记》中的脂砚，原来明末名妓薛素素所有，质地细腻，略有脂晕，上有篆文“红颜素心”，也曾经张伯驹法眼而定后藏于吉林博物馆。
提到张伯驹，一般人自然会想到收藏、字画、戏曲，其实，张伯驹的婚姻也有一段插曲。风流才子自有美人垂青。张伯驹的夫人潘素，也算得一代才女。这个“怪”女子，身在烟花巷，却有些怪僻，曾在沪上高张艳帜，有潘妃之誉。张伯驹对潘素自是一见钟情。为潘写下：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如琵琶。为了潘美人，张伯驹不惜横刀夺爱，原来潘在识张伯驹前，已名花有主。几经辗转，有情人终成眷属，圆了一段佳话。而潘素这样的佳人，陪张伯驹风雨同舟到老，也是患难夫妻了。张潘二人伉俪情深，携手百年。
张伯驹不喜政治。这也是文人的通病。大凡文人，没几个会攻于心计的。让他们玩人，他们也于玩不来，看来，人之一世，入哪行，爱好什么，还真就有天赋在起作用。文人如张伯驹者，不喜官场，只喜诗词曲赋，也亦是文人所在。
多才多艺的张伯驹，一生为文学发展做出不少贡献。1950年，他和溥雪斋、管平湖等人在京创办“北京古琴研究会”，后创建“北京书法研究会”等，用行动诠释了文人本色。
新中国成立后的张伯驹，对收藏亦好。因为收藏，和潘素又有故事发生。原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张家，家境平平，偏张伯驹看好一幅古画，潘素为家计着想不允，张伯驹一求再求无效，竟躺倒在地耍赖。终遂意。
丛碧馆主曾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圭，世传有绪”。但就算把所有珍品捐出，也因收藏惹了些麻烦，于是，自以词为记，其中有“秋碧传真，戏鸿留影，黛螺写出温柔。三生薄幸，一段风流。我亦五陵少年，如今是，梦醒青楼。奈腰缠输尽，空见骑鹤扬州。”
张伯驹与陈毅是好友，二人常围棋手谈，诗歌唱和。陈去世后，张正于政治潦倒，陈夫人张茜把张伯驹赠陈的挽联挂于堂，也算无意帮了张伯驹解决一些生活问题。晚年的张伯驹，整理修订《京剧音韵》，出结集自己一生撰《红毹纪梦诗注》。
著名画家刘海粟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伯老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他人如何评价，似乎并不重要。无论怎样的一个人，终其一生，为后人留下的记忆之花，带着寒香，带着被人知或不被人知的感慨，也只能说是尘埃落定了。且以张伯驹自作诗钟为结吧。魂、象六唱：天末风来群象动，梦边秋入一魂凉。
四、大是大非大手笔，传奇人生张学良
其实，谈到民国四才子，最先知道的，就是少帅张学良。还在我小时候，就听长辈们提及。多年后，陆续知道另外三位才子。
张学良，字汉卿，别号毅庵。1901年生人。叱咜风云一生，当可用跌宕起伏来形容少帅。
虽说有“英雄不论出身低”之论，但如果没有老子张作霖，想来张学良又怎成得了气候。这个世界上，自古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沿袭的优势，让后代之人可以为之少奋斗多年或一辈子这样久，如果没有后台，想成为人中龙凤，当真难于上青天。
年未而立的张学良，在丧父后，就职挂帅，开始与国民党合作。这在张学良身上，也是悉听其父遗训，更是为了国家民族大义着想，张学良公然不与日本人联手，放弃当东北皇帝的现实，与蒋合作，这步棋，下得让所有中国人，都为之叹服。他不惧日本威胁，宣布易帜，奉吉黑热四省降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旗，完成了全国统一。这在当时，需要怎样的不以私利？这份大义，后人能及者，鲜无。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的大才，但他的私生活，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却成为至今为人乐道的佳话。原配于凤至是张学良“大姐”叫出来的一种亲情，而爱情，张学良把它给了赵四。赵四小姐原名赵绮霞，因英文名Edith，音译为一荻。十四岁与张学良相识，此后一生。又是谁能料想得到的？而且赵四最初是私奔投张学良的，这片深情，也足以让少帅结环相报了。一个人风光时，有女人趋之若鹜很自然，难得的是张学良落魄后，赵四还是不离左右，悉心相伴。日后，张与于凤至离婚，给了赵四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分，终于正式结为夫妻。有贺联曰：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
张学良年轻时风流韵事颇多，什么谷瑞玉啊、溥杰妻唐怡莹啊、但他从不与部下妻女有染，这一点，相当明智。身为名家子弟，张学良更爱收藏字画等。张学良与张大千早年订交，曾以画为谊。
作为风流才子，张学良也有诗作留传。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军次游赵故城邯郸宫感怀》二首：一、“沽酒邯郸大道旁，村人都说武灵王。英雄应有笙歌地，不比吴宫响屟廊。”二、“光武艰难定洛中，滹沱一饭困英雄。当年天下归心日，都在邯郸古赵宫。”还有《丛台怀古》：“武灵按剑却强胡，朝罢讨个且自娱。当日将才皆颇牧，君王歌舞有功夫。”
身为仕家子，身为少帅，张学良不但有才华，也极会玩儿。他喜欢听京剧，时而哼几句“奉韵”大鼓，年轻时还喜欢张寿臣的相声，极爱才俊，曾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培养许多文人名士。并对作家张恨水垂青有加，许以官职，成为又一段爱才的佳话。犹以东北大学，时至今日仍是全国名校，这份为文化事业而做的贡献，作为东北人，自该铭记。
国学经典的魅力——虔读《老子道德经注》
四书五经到底是什么，不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那《道德经》的内容呢？想来知道的人也不会太多。
传说老子活了二百余岁，后出了函谷关，修道成仙。确实，从古至今，老子的大名是耳熟能详了，但《道德经》的详细内容，我还真没系统地读过。利用陪孩子学习的间隙，看完这本书。
发现，不愧是经典，确乃文学上乘值得研读的经书，有思想有底蕴有内涵更有深度。简单一句话，你就思考吧，怎么说怎么有理，让你心生佩服的感觉。老子真是有才，竟然能写出如此精辟的《道德经》来，对后人的教益真是太大了。
这本书看得比较慢，一章一章地看，一句话一句话的领悟。想来做人，德的范畴真是一张无形的网了，善恶交织，人情世故交融，所有的酝酿都带着看似未知其实已知的漫延。包括做人，如何以柔克刚。
做人是一门没有边延和说不清的大学问，老子的《道德经》则是一种诠释和包容。它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的典范，确实是朵奇葩，就在于该书的魅力。
转而说说老子吧，看过野史，说老子是位姑娘怀孕一辈子才在晚年临死前生出来的，生出来就是一副小老样。这传说，无疑给老子聪明睿智拢上神秘的色彩，而一个于中国文学万古流芳的人，有这样一段让人听来玄奇的故事，也表达了国人对老子千百年来一直心甘情愿当其粉丝的心意吧。
古文对于今人，需要一定理解能力和文学功底，否则读来一知半解，不知所以然。是以，《老子道德经注》成为人们对《道德经》理解的一把钥匙。通过经注的解读，大致明白书中的意思，丰富自己的思想，从而更好地指导人生，这就是《道德经》彰显出来的正能量。
一部道德经，内容的涵盖是多层面的，读一遍远远不够，一边读一边对照注释，这种读法对于消化理解当然有所限制。因此，有闲会重读，不求读透读懂，但求能指导自己的人生，做一个能在社会上生存得游刃有余的人。假使未来有那么一天，我成为一个还算成功的人，《道德经》一定功不可没。
情溯古今思接千载——乍读《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
趁着周末，趁着浮生闲日，借眼睛满足精神的盛宴，借他人的梳理完成一小段自己思想的漫步和攀升，不亦乐乎？这快乐，来源于《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读后。这本书之博大精深与玄奥，令后人仰望。
读一本书，很意外的缘起。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我极感兴趣。读后，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喜欢这种享受。多年来一直浮浅地以为洛书河图即河指黄河，洛指洛水，从未深究探讨过内质如何如之何。今读阿城此书，始知眼界之窄，实为星象，亦知中华文化之精深，抱愧之余，幸有所获。
《易经》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少时看武则天连续剧时，应该是第一次对河图洛书有点印象，占卜奇人袁天纲知未来的特异，都令我对河图洛书有所好奇，也仅是好奇而已，过去了就过去了。具体的意涵，成为虚影，并无所解。传说中的河图，即后来的阴阳图，又叫四方五位图。洛书，即八方九宫图。关于河图洛书，商代有载，后无载，到宋代，朱熹弟子蔡季通找到了河图洛书两图，交给朱熹，实际上，蔡找到三张图，另一张“天地自然河图”，他私藏了。
俗话说“距离多远”的“距”，它是伏羲手中的器物，也就是神话中的那个杖。用杖来测日影，也就是后来的日晷原型。与星象观察有关。话题扯远了，继续回来说与这本书有关的。河图原型，据说保存在苗族的鬼师服饰图案和商代青铜器盘的图案中。洛书异形保存在苗族鬼师服饰图中，商代青铜器中罕见存有。天极即北极星，是上帝神。阿城说，中国造型文明的肇始是星象系统的配置。这就证明，我前面所说非虚言无用，而是一衣带水了。造型解读证明，苗族服饰图案直接传承自新石器时代，是罕见的上古文明的活化石。”河出图，洛出书“这个问题很重要，搞清楚了，中国文化的问题也就清楚了。说来说去，苗族鬼师和服饰，竟然成为民族学资料，这一类还活着的活生生的证据，也是中华瑰宝。
有说黄帝是北方人，炎帝是南方人，我没考证过南北方的正确与否，但我们却是以谓炎黄子孙。而蚩尤部战败后，从东南退居西南，即今苗族祖先，这个我没考证过，应在《山海经》中载有。但之前，共同的文化，则有循可察，研究起来，颇有点意思。这个我没考证过，有趣的是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中麒麟之外的“北”，最初是玄武吗？答案是否定的。原来最初的“北”所对应的，竟然是鱼。因此，北玄武，即龟蛇是很晚的替换了，大概在战国时代，西周还是以鱼为北象。《庄子•逍遥游》有“北冥之鱼，其名为鲲”就是佐证。
中国传统有紫微斗数。紫微是北极星，天极。后来，以北极星为中心划了一个区域，有边缘有内里。北京的故宫叫紫禁城，就是这么来的，意为北京如同天上的北极区域一般神圣，借紫为名以禁约束百姓。河图是表达围绕北极旋转的星象，也就是理清东方苍龙七宿与银河的关系后，会明白《周易•乾卦》爻辞在说什么。否则，有些混乱。河图七宿中最重要的是心宿。更有趣的是，中国的哲学和历史，都是一生做不完的学问。人家搞美术的，可以说我画得不像是因这不像是我的风格，哲学历史能行吗？能言者，我不喜之。巧舌不如少言多做。
至于天极与先秦哲学，也是件富有意味的谈资。孔子于春秋晚期毕竟是述而不作，《论语》是孔子弟子整理出来的，非自作。战国开始有私人著作，即天极神符形彻底没有的时候，私人著作大量出现了。令人啧啧的是，孔子祖先是宋国人，墨子庄子皆是宋人，老子虽是楚人，却近宋。而宋是殷的遗族集居地，宋影响了春秋时期的新思想，那么殷呢？我们不妨想一想，到底殷的作用是什么？
赞同阿城所言，屈原的《离骚》与《九歌》一直被当作传统的诗歌文学教材，这一点即可惜又浪费，它们是多性综合的，“例如文学”，这样说还将就，我们如看到并体味到它的多性综合一面，不受限于意味，这才是接近圆满的一步。
因这本书，我还对德国雅斯贝的著作感兴趣了，对萨特称赞“中国文化大革命”起了好奇心。这些是我以后有缘欲做的一个念想。一桩趣事，像孔子这种轴心时代的成名人物，他竟然数次说天杀我，孔圣再强大，到底也是凡夫。倒是他说的“祭神如神在”，令我十分感慨。因为，心里不信的事儿如去做了，自己会舒服吗？还不如说羞涩是一种抑制呢。以孔圣著称，自有大优点，所以，孔子不是腐儒。公元前五百年的孔子，因为高文化，所以大寂寞，没有能与他精神对话者，这也是种旷世的孤独和遗憾吧。孔子晚年学易，韦编三绝。后人关于孔子最记得的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然也。
关于“蠢”，也随时代不同而异化了。宋襄公与敌国战。有时机不利用，而是等敌方渡完河，列好队，再开战。结果战败，被后人笑谈至今。事实呢？时下有多少人肯见义勇为？某些礼教的变更与缺失，到底谁的责任？宋襄公的“蠢”，真的可笑吗？宋是商国后裔，周承殷礼，连战争规矩都承袭下来了，无奈的是，当时礼制开始崩坏，我们是该责备宋襄公的不能与时俱进？还是称道敌国的狡诈机智？再如纣王四项大罪第一条的牝鸡司晨。当时男权社会情况下，女子没有任何地位，时下，女人已能顶半边天，持政也不是为过，更不是什么罪了。这些问题对今天的世界格局，也是值得审视并思考的。审美与审丑，一念之间，两种天地。看来，人的对错，与当时的社会道德约束有关。
比较向往当时的齐下稷门。那种氛围，那种“不治而议论”的惬意，忽然起念，原来古时的君王，有道行有德懿的，还真不少呢。荀子身为轴心时代的终结者，却有幸成为当时名重一时，三次聘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齐国稷下学宫很有来头。当时，齐国都城临淄西北城门叫稷门，很有名气。因齐国官方在稷门左近建学宫，后称稷下学宫，养些上大夫或受上大夫之禄的雅士文人，相互争辩、诘难，言论高度自由，正是百家争鸣的气象，荀子的被重视程度，最甚，也最牛。他本人的成就已经够炫的了，没想到，他的两个学生更有名气。李斯和韩非，都是人中龙凤。然李斯怕被韩非抢了名利，置同学韩非于死地，太不仁义了，与孔子的仁道，竟差了不止千万里。荀子是孔子原始儒学的异化者，后人斥责他的帝王术，认为他是王霸兼用，造成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也公平，也不公平。
最令我有所思忖的是，阿城说他曾在广西小镇，见一以坤卦领卦的中年人，实为一奇。殷易称为“归藏”，也值得玩味。殷易与周易不同在于卦序，一个坤在前，一个乾在前。而孔子，最后应是归于殷道了。老子的道，也来源于殷。青年时期对易经小有所好，后来不了了之。现在因读河洛而重新唤醒旧时的记忆，着实欣然。
因缘际遇，读过一本书，总要留点什么才好，是为记。
闲情每为诗经醉——再读《诗经别裁》
对“扬之水”三字，知之不多，最初只以为是《诗经》中篇，后来才知是个女人。不久前曾读她一本札记，感觉很是一般，没想到，对一个人的印象，凭着一本书来说，往往是偏颇的，这对当事人不公。待我读了她的第二本书《诗经别裁》，忽然改变了看法，原来这个扬之水的水平，还是不错的。至少她的古文功底深厚，不是徒有虚名之辈。万事莫要先定论，因此，我愿意改观自己原来对她的短视，还她应有的水平，即便她不介意，但我介意自己心头文字的秤是否公允，哪怕这公允只是我自设的呢。
初读《诗经别裁》真是不奈，读着读着总觉高深，不是字不识，便是意不知，我的文化根基与《诗经》的距离，令我汗颜。终于静下心来，能读进去，成瘾，忽然发现思想进入了另一种境地，天开地阔，风轻云淡，诗经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充满了清新隽永，尤其平实中的深度，令人爱煞。
检讨完了我对扬之水的误解，还她一个公道的同时，我也反思自己于人于事上轻易定论的毛病。今后得改。不能妄自菲薄他人，更不能以偏概全，这不仅是文学的态度，也是为人处世的态度。这时读《诗经别裁》，恍如看到扬之水冲着我笑，很温和的样子。如今，在我心里，她已然成为一个宽襟的女先生了。
书归正传，说说《诗三百》，而今多数人把它看作纯文学，其实当时不然。《论语•先进》中说的孔门四学，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此所谓“文学”，包括《诗》，也包括《书》《易》，大致指流传于当时的文献典籍而言。而《诗经》自然不是出自“里巷歌谣”，《雅》《颂》不是，《风》也不是。说到底，《诗经》不是庶人作的，而是贵族的产物。有云“礼不下庶人”，依我看，《诗经》同样不下庶人，这个论断，怕是今古皆然。物质生活太差，不能温饱，根本没有精力创造精神生活的闲情逸致。
这本书读后，重新明确了风雅颂的意思。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也就是说，风多是追求理想的人生，雅颂则重在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前者抒写情意，后者讲道理。至两汉，才有诗经学的建立，把诗经连起来说，是诗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我对《诗经》总的看法，就是“美”，感觉一种诗意和文学的辐射，从千年前到现在，这条光阴的河流，将《诗经》催生成跨越时代的经典，这是当初于《诗经》编撰过程的人根本没想到的。如今难道不是吗？今天的农民，给他本小说估计能看得津津有味，你要是给他本《诗经》，他不是束之高阁，就是转手送人，因为不实用，他也看不懂。这如同送礼，给别人送礼，一定要拿准对方的心思，给的无用，即便万金，也无价值，给的合意，即便一朵花，也等同于一个世界。
《诗经》中我最爱《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伏哉游哉，辗转反侧。”扬之水在别裁中对“关雎”的情感投入，也是见了偏爱的，很讨人喜。她说，旨酒思柔，《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她还说，这诗第一好在音乐。我说，这诗第一好在意境。爱情的味道，弥漫了千古，谁能不心向往之？“求之不得”衍生出诗中波澜，“窈窕淑女”成为一个心仪的影儿，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句式重叠，有种波折感，沉至有味极了。说它即目也好，说它浮想也罢，期待之情跃然而生，含英咀华的心，跟着享受了一次情感的起浮，也是人性的一种本真回归，栩栩然翩翩然，美成一朵文学的绝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