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

特写

唯一能够了解的道路是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

——史蒂文斯

176个被告人

文_刘子珩

卜英贵66岁,年轻时是木匠,喜欢做家具,一辈子都是家里顶梁柱。现在,儿女都成了家,他带带孙子,本可以享受人生了。他住在安徽芜湖的一个小区。这是2016年10月4日,很平常的一天。他打算出趟门。

出门时是上午10点多。儿子要加班,他和老伴儿准备接孙子去亲戚家吃饭。老伴儿的手机坏了,卜英贵让她先走,自己去趟手机店。屋外气温凉爽,湿度很大。据说有雨,但一直没下。蓝色T恤外,卜英贵套上了一件灰夹克,牛仔裤,蹬一双黑布鞋,下了四楼。

认识卜英贵的人都说,这是个叫人喜欢的老头儿。在澡堂子里泡澡,他是个话痨,老哥们儿就爱听他吹牛。老年大学里,他参加各项演出,组织大合唱。因为经常锻炼,身体还不错。两年前,他和儿子去泰山,碰上缆车停运,父子俩徒步登顶,又徒步下山,只花了一天。儿子喘着粗气自愧不如。

卜英贵骑着电动车,去了中国移动手机店。手机店在一个小区楼下,伊顿公馆28号楼临街店面,靠近十字路口。离家不过数百米,他常来办业务。

橘黄色的电动车停在门口,卜英贵进了店。两天前他刚拿到这辆车。以前的车骑了七八年,刹车坏了都不舍得扔。赶上国庆节做活动以旧换新,他换了新车。现在,手机店也在做活动,他想换一部新手机。

离开手机店是10点50分左右,他刚走,店里的女员工听到门外传来响声,像是电动车倒地,还有砖头的声音。她怕自己的车倒了,让一位顾客帮忙看下。顾客出门向右看了眼,没发现什么。女店员不放心,自己出了门,向左看了看。顺着视线,离店不远的地上,卜英贵躺在那儿,一摊血。电动车也倒了,旁边两块碎砖头。她听到有人说,楼上掉下一块砖,刚好砸到了这个老人。

10点55分,女店员拨打了120,一分钟后又拨了110。

几乎同一时间,手机店旁一家餐馆的员工也在报警。他听到餐馆外“嘭”的一声,重物倒地的响声。他出门,看见老人的头部全是血,听说是被楼上掉下的东西砸到了,这才发现地上的红砖。

女店员后来说,看到砖头时,她想到这是“一般家庭装修都会使用的”。

警察到来之前,崔水保已经排查了一次现场。

崔水保60岁左右,是这个小区的物业保安。那天上午他正在巡逻,听班长说28号楼1单元下有人被砖块砸死,要赶紧排查一遍那栋楼,有没有可疑人员。

28号楼紧邻小区大门,有两个单元,东西并排。从1单元进去,穿过大厅,右边是两部电梯,左边是楼梯间。它有33层,除一层是商铺,其余都是住宅。一梯三户。中间那一户单向朝南,其余两户南北通透。在电梯与楼梯之间,有一条走廊,尽头是朝北的公共阳台,阳台下方是街道。

崔水保坐电梯上了33层,然后从楼梯一直走到1楼。他统计有5户正在装修。此外,在29层的公共阳台,他看到了几块砖头。

2902户家里有人,崔水保敲开了门。

开门的是位中年妇女。崔水保告诉她,楼下有人被砖头砸死了。女人说,老崔你不要瞎说。崔水保让她自己看。她走到公共阳台往下瞧,只见一个人倒在地上,边上还有电动车。

崔水保征得女人同意后,进了屋。男主人也在家,他们的女儿正在写作业。崔水保没发现异样,离开了29层。

与此同时,保安队长唐家苗正从家里赶来。他住在附近,同一个开发商的另一小区。接到安全主管电话后,他直奔28号楼1单元。此时,物业已紧急封锁了该单元前后大门,不让人进出。唐家苗带着另一个保安,又上了33层,开始重新往下排查。

排查中,两人发现3001户在装修,已经到了木工阶段。在29层,他们也看到公共阳台上有几块红砖,被水泥粘在一起。他们觉得,这很像砸到死者的砖头。他们也进入了2902户,但同样没新发现。

排查到23层时,他们看见民警到了现场,便直接下了楼。排查过程中,除了上述三户,其余房间无人开门。

伊顿公馆的底商,还有一家中国移动手机店。老板娘叫熊莉,一位本地农村出来的中年女人。10月4日,她和丈夫在店里。临近中午,有人进店交话费时说,不敢去28号楼下的移动店,因为门口砸死了人。熊莉不信,跑出去看。向左走,没多远有一圈人围着。她探出头,看到一位老人倒在地上。熊莉后来半开玩笑似的对周围熟人说,他要是到我店里,就没这事了。

这家手机店位于18号楼,就在28号楼旁边——两栋楼之间,隔着小区大门。门前是一条商业街,东西向近千米,密布了三家移动手机店,还有几乎同样多的联通和电信手机店。

伊顿公馆是商品房小区。西边一路之隔,是个回迁房小区,卜英贵就住在那里。像是某种彩头似的,那个小区叫凯旋豪庭,听着气派。开发地产的公司也确实气派,将周围一大块土地都买下了。伊顿公馆和凯旋豪庭,还有别的几个小区,都是他们的项目。

2010年,伊顿公馆刚刚开盘,熊莉就看中了这里。那时他们一家人在外地打工,有意回芜湖。丈夫的姑姑住在附近,极力推荐他们买过来。夫妇俩一看,小区绿化真不错,离市区也不远,价钱可以接受,就决定了。

楼市的火爆超出想象,光是拿号,就排了两天队。这一度让他们觉得,自己买到了好楼盘。夫妇俩选择了28号楼1单元901,是临街住宅,图的是方便。2012年交楼后,他们租下18号楼一间临街商铺。店铺不大,不到20平方米,一个月租金3000元。他们做了中国移动的代理商。

那天看完热闹,回到自家店里,熊莉想,小区楼上掉东西不是一两回。有次她把被子晒在外面,晚上回家发现破了碗口大的洞,看起来是被烧的。她猜测,这是楼上有人扔烟头。但她也知道,吃了哑巴亏,不会有人管的。她又想起店面门口,曾经有个啤酒瓶掉下来,砸得粉碎。有人报警,警察挨家挨户去敲门。但无人承认,这事不了了之。

住得越久,熊莉越发现,小区的生活质量与它的外在美观极不相称。最早那家物业公司,疏于管理,路上停满车,甚至绿化带都是车,行人无法走路。2015年,业主忍无可忍,上街维权,又成立业主委员会,换了一家新物业。

新物业刚来,着手整治停车和绿化。熊莉看得满意,补交了拖欠许久的物业费。但一年后她再次停缴。原因是家里卫生间渗水,她让物业来看。催了几次,除了没完没了的登记,没有回音。

如果有钱,熊莉早就另买别处,但是她日子紧巴巴的。同质化店面太多,导致收入大减。移动公司要她贴活动海报,她先问,要不要交钱,要交钱就不贴了。现在有人被砖头砸死,熊莉暗想,物业这下逃不了干系。

因为经常不在家,熊莉和丈夫都没被警方询问过。

120急救车赶到现场,诊断卜英贵已经死亡。

几天后的尸检报告确认,死者顶枕部可见头皮挫裂创,全颅崩裂,左颞顶骨广泛性粉碎性骨折,等等。一切都说明卜英贵符合重度颅脑损伤死亡,这意味着,卜英贵的死亡确由高空坠物所致。

民警到了现场后,首先要求物业对28号楼1单元进行封闭。不久,增援赶到。民警们分成两组,从顶楼至一楼,以及从一楼至顶楼,逐层勘查这个单元。

经过现场勘查,警方在1单元一共确认类似红砖六处。除正在装修的3001户外,其余的都在公共空间,分别是29层公共阳台、27层楼梯门后、2602户门口、10层公共阳台,以及5层公共阳台。

其中,在29层公共阳台,靠南墙有两块水泥砖头,东侧地面平放一块水泥砖。并且,阳台东北角地面有一处灰尘印。而阳台北侧栏杆表面,则发现一处可疑斑迹。警方得知,29层的红砖正是从2902户移出。傍晚时,2902户一家人来到派出所做笔录。

最先接受询问的是8岁的谢欣。根据事后警方的调查情况,谢欣是此次重点询问对象。因为是未成年人,询问时她的妈妈在一旁。

谢欣说,她上午在家里睡觉,妈妈回家后叫醒了她,也不知道是几点,起床后跑到走廊透了一下气,随后就被妈妈拉回家了,写作业。然后小区的物业就到她家了。

“在走廊那里有几块砖头,你看见了没有?”警察问。

“我看见了,”她说,“这些砖头一直在走廊那里。”

“你在走廊透气的时候有没有拿这些砖头?”警察问。

“没有,我没有拿砖头。”

“你有无往楼下扔物品?”

“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往楼下扔,”谢欣说,“我知道往楼下扔东西是不对的。”

在随后的笔录中,谢欣的妈妈声称她上午买菜回家是10点1刻。洗完脚,开始烧饭。11点40分左右,崔水保来到家中。警察问她:“2902室外面走廊地上的红砖你可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红砖是很大一整块,是好几块红砖用水泥拼接在一起的,长方形,是我之前的2902室的租户放在走廊阳台那里的,具体是哪里的砖头我也不清楚,”她说,“我是听房东讲的。”

谢欣的爸爸是最后被询问的。他说房子是向工友的姐姐租的,9月底刚搬来。对于今天上午的经历,他所言与妻子基本一致。对于门口的那一堆红砖,他说“是简易装修的房间做灶台用的,具体是什么时候放在那里我也不清楚,反正我们住之前已经在那”。

警察问:“案发后,你从楼梯口往下看现场时,看到位于楼梯口的那些红色砖头跟你之前看到的是否发生变化?”

“这个我真没有注意,应该没有什么变化。”他说。

问询之后,三人均未发现可疑。警方得出结论,2902户“未见异常”。

与此同时,警方调取了28号楼1单元的监控录像。1单元共有三处摄像头,分别在一层大厅与两部电梯中。在查看了10点至11点的监控后,警方注意到,602户的叶子巍较为可疑。

叶子巍只有9岁,他从家里被警察带走,并在当天傍晚接受了询问,父亲陪在一旁。

按叶子巍的说法,他早上8点多起床后,家中只有他一个人。9点半左右,奶奶买菜回来。10点半,他出门找同学玩,去了同一单元的2502户,但同学不在家。他坐电梯到了1层,想出门玩一会儿。他过了马路,在小卖部附近碰到了两个同学,在喷水池附近聊天,聊了飞机什么的。大约11点半,他准备回家吃饭,路过大门,看见围着很多人,没敢多看。后来是到了1单元一楼,透过玻璃往外看,刚好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好多血。

他接着说:“到了下午,警察来我家,把我和奶奶带到派出所。警车到派出所的时候,我奶奶和我说,让我讲谎话,就说我在家看了一上午动画片,还说楼下死人这个消息是我听大姑爷说的。但是我不想讲假话,我就没有按照奶奶的说法说。”

“你奶奶为什么让你对警察说谎?”警察问他。

“她想保护我。”叶子巍说。

警察提取了叶子巍的DNA血样,让他回家。后来,调取小区监控录像时,警方发现叶子巍在10点35分离开小区,直到事发仍未回来。警方最后认定,叶子巍“排除嫌疑”。

28号楼1单元902住着两个老人,女儿不住这里。老人叫林毅东,63岁,多年来习惯每天健身,胳膊粗壮,老伴儿有时会陪他去健身,有时在家带外孙。

搬来伊顿公馆之前,林毅东住在老旧的社区。一共三楼,他住一楼,憋屈了很多年。由于建筑密度大,一楼日照短,只有正午才有阳光。每年梅雨季节,屋里返潮,一地是水。老天爷不照顾一楼,楼上的人也欺负他们。垃圾随手扔下,稀饭吃不完直接倒下,招揽成群蚊蝇。林毅东有时看到,抬头呵斥。对方只是赔笑,行为却不变。他知道,楼上不是存心耍坏,就是图方便。可这更糟糕,更改不掉。现在,那个老旧社区就快拆了。

买房时,林毅东看中了这里的物业。2010年,伊顿公馆二期还在建,但物业管理严格,进出都要登记。小区绿化也好,有花有草,还有喷水池,像个公园。开盘价4500元,林毅东买时,涨了1000。两个月后,突破6000。这个涨幅在安徽一个地级市的郊区,算是很大了。购房者被激怒,砸了售楼部。

2012年,林毅东拿到钥匙,小区还在扩增。物业果然没令他失望,事事过问,即便装修也规定只能在白天8点到17点。四周工地嘈杂,老两口却觉得欣慰,从此能住在有素质的地方。老伴儿的姐姐后来也在这里买了房。

问题是在真正入住后发现的。一楼几家饭馆,鼓风机日夜不停,顺着厨房外的细长天井,油烟向天上冲。老伴儿说,扔片蒜皮都掉不下去,会往上飞。他们找物业反映,毫无效果。

物业日益松懈,陌生人径直闯入,干扰生活,又不见身影。门外的垃圾、纸盒、水瓶拿走后,其余的被随意丢弃。有时菜放在走廊,进屋转个身,菜不见了。小广告在门上贴满,被铲下,又被贴满。

单元楼也很复杂,很多业主不住,把房子租出去。二楼开设棋牌室,聚集的赌徒让老两口感到不安。按摩店就在903户,那个阜阳人让老两口来试试。他们瞄了眼,屋里全是床,狐疑地关上了门。

到后来,伊顿公馆被传销组织看中,到了难以收拾的程度。小区挂了很多鲜红的横幅,号召大家举报传销。28号楼内,就有几处传销宿舍。成群结队的人进楼,成群结队的人出去,说着晦涩的方言。一位父亲让儿子回家,劝不动,急得哭喊。警察也发公告,抓了一批又一批人。

出事后,警察常来小区。一周后,林毅东在家里做了笔录。他期待真相大白的一天。

警察对28号楼的询问,仍在继续。

这栋楼发现类似红砖的地方一共有六处。除了之前2902户,警方还询问了1002户母女,以及3001户的装修工人。

1002户的母亲说:“昨天上午我10点30分才起床,起床后吃完早饭大概11点多,我就准备去带我家小狗洗澡。到楼下发现就不给出门了,我才晓得有人被砖头砸死了。昨天上午我丈夫一早就出去钓鱼了,到下午5点才回家。我女儿睡到11点多才起床。”

警察问:“你家门口公共走道上的砖头花盆是怎么回事?”

“我不清楚。我2012年搬来的时候好像就有了,具体没在意过。”

“你有无往楼下扔东西?”

“没有。”

3001的装修工人,主要是做木工、吊顶工作,他姐姐也在那里打打下手。他说:“我和姐姐是早上7点半到的,开始工作。到了11点多,物业保安来敲门,问我们是否从楼上往下扔东西了,还讲下面砸死了一个人。开始我们还不信,但是我们往下面一看,发现的确有人躺在楼下,才知道保安讲的是真的。到了下午2点多钟,我们才离开房间回家吃饭。”

警察问:“房间有一些砖头,是怎么回事?”

“那些砖头是房东堆的,砌墙用的。我们是木工用不到,没有动过。”

事后统计,在28号楼1单元,警方共做了64份笔录。无笔录的,涉及空房及无人在家,警方均电话取得联系。

3301的住户是买的房子,平时一家三口,她说:“我丈夫那天上午8点就离开家了,只有我和女儿在家。女儿10点30分才起床。她起床之后我就开始打扫卫生。大概11点多就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对门3303的叔叔,告诉我讲楼下有人被砸死了。我当时不知道,就跟他一起去看了下才知道出事了。”

3303的住户是个66岁的老人,他在事发当晚对警察说:“我和妻子、儿子住在这里。昨天我儿子去宣城看望我儿媳和孙子,今天17时许回到家。我老婆昨天下午回娘家,至今未回。今天早上,我一个人在家。早上7时许,去了趟菜市场,回来就没有出门,就自己在家看看手机打发时间。再烧了点饭菜中午自己吃。吃完以后,睡了一觉到13时许醒。我下楼去交话费,得知楼下有人死了。但是死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没有问,但听人说好像是被砸死的,其他的我不清楚。”他也没看见任何人向楼下扔东西。

501户一共住了四个人,一对夫妇和儿女。警察问男主人,当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左右家里是否有人,他说,除了儿子,其他人都在家。

“当时你们在做什么?”

“都在睡觉。”

2501户一家三口,在小区住了三年多。女主人说:“我当时在家,在玩电脑。我大概是8点多起床的,我女儿9点多起床的,我丈夫7点多起床去买菜到9点多左右回家的。我们一家就一直在家看电视,玩玩电脑,没有出门。到了上午11点多,我女儿在QQ群上看见楼下有人被砖头砸死了,我才晓得出事了。”

“你们有无往楼下扔物品?”

“没有,我们一家人都没有扔物品。”

2301户住了三个年轻人,都是安徽工程大学的学生,租房是为了考研。其中一个22岁的男孩说:“今天上午我一直在家睡觉,到12点多警察敲门,我才起来的。”另外两个人,一个也是上午在睡觉,另一个早7点就离开了,晚7点才回来。

2002户住了一位79岁的老人。他说:“这套房子是我购买的,居住有三四年了,但是住得少。10月4日家中无人,我和妻子从2016年10月1日至10月5日一直在上海。”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

卜英贵被砸死后的第三天,在事发地周边,警方张贴悬赏通告,向群众募集相关线索:“2016年10月4日早上11时许,一名男子路过我辖区伊顿公馆28幢1单元门面房时被空着落下的砖头砸中头部,现特向广大群众募集相关线索,对能够提供线索的群众查证属实后给予现金奖励。”

其中一张通告上,有处错别字被涂,“空着落下”改为“空中落下”。

此外,考虑到商业街对面的伊顿公馆北区11号楼正对着28号楼,警方也走访了11号楼3个单元,与192户中的69户见面并询问,是否观察到案发时的情况。但所有人均称没有。

案情陷入了僵局,所有嫌疑都被一一排除,警方多次走访均无突破。

凌晨1点,老婆孩子熟睡时,章骥起了床。他已经习惯如此作息——9点睡,1点起,中午补回笼觉。简单洗漱后,他下了楼,保安已从楼下撤岗。前一天中午,回家吃饭时,保安把一层大门封住。他听说有人被砸死了。

28号楼1单元601是章骥两年前买下的,花了大部分积蓄,又按揭三十年。那时,他们一家从东莞打工回来。准确说也不能叫回来,他是安徽人,但不是芜湖人,老家在阜阳。孩子就要上学,没有东莞户口,公立学校不接收。大哥在芜湖卖菜,他跟着大哥也来芜湖卖菜。

无论如何,他终究有了一套体面的房子。三十多层的大楼顶天立地,外立面有驼色方砖,远看像洒满夕阳余晖。

再往前十年,章骥来过这里,杂草疯长,农房破旧,马路烂得不成样子,简直是一片荒废。怎么起了高楼,自己又住进了高楼,这就算是城里人了?章骥不这么想。即便是城里人,他也把自己看作最底层,起早贪黑,辛苦卖菜。

章骥当初选择卖菜,是觉得不上班自由,时间能自己支配。真的做了,才发现错得离谱。菜没法当天卖完,剩的往后摆,上压下等,第二天不卖就浪费了。他不舍得,因此除了过年那几天,他几乎不休息,生病也要扛着。

菜场离伊顿公馆一公里,再远一点是批发市场。都不是本地菜,从甘肃的蔬菜基地来,货车要开一天半。章骥也不喜欢本地菜,理由是长得丑。顾客买菜都是看面相,又直又翠的黄瓜,像玉雕一样,一下就能出手。歪歪扭扭的本地黄瓜,放烂了也无人问津。从批发市场拿菜,再回菜场摆菜,是早上4点。老婆起床,来菜场帮忙。过不了多久,第一批顾客就会出现。

楼下有人被砖头砸死的事,章骥没放在心上。反正不是自己干的,他想,而且有的是证人。像很多人一样,他觉得自己只是看客。

国庆之后,芜湖秋意渐浓。秋天之后是冬天,再之后是新的一年。28号楼1单元的日子回到以前的样子。有的租客搬走了,有的业主卖了房子。砸死人的事,若有若无间已渐渐淡去。

熊莉早上8点上班,晚上9点回家。她还想停缴店铺的物业费,原因是卫生间倒灌粪水,物业仍然不管。拿钱不办事,这是她对两任物业的共同看法。

林毅东依旧健身,健身房的人不时问起,案子破了吗?他只能摇头。老伴儿每天在家,守着固定几个电视台。芜湖台是身边事的投诉,安徽台是省内新闻,江西台有档“金牌调解”,专门解决家庭纠纷。“金牌调解”是晚上10点后的节目,通常她8点多睡觉,第二天看重播。

章骥卖菜两年,认识了很多人。一个经常来买菜的妇女说,自己是死者的妹妹。从她那里,章骥偶尔会打听些情况,但对方又说不出来。后来他听说,警察逮住了某个人。和所有道听途说一样,这无法被证实。

他们都没料到,2017年3月,天刚刚开始暖和,事情出现了巨大转折。28号楼1单元被贴上法院告示,除了一层商户,整栋楼都成了被告。死者家属要求民事赔偿,各项损失共计526671元。不久,法院的传票送到了各家。

原告的法理依据是《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原告代理律师李长志认为,在警方没有破案的情况下,“可能加害”这四个字,决定了被告的范围。于是,28号楼1单元的业主、租户、置业公司、物业公司,一共176位,都是被告。

看到告示的第一时间,被告中很多人不服气。他们认为,即便有法可依,但被告范围也应该扩大。住户们称,现场排查时,无论是保安还是警察,都在关键处有遗漏。

比如,33层往上是天台,经常有人晒衣物。从那里,28号楼两个单元可以互通。此外,通过电梯和楼梯,可从28号楼到地下车库,整个小区在地下是互通的。如果真的存在抛砖者,他完全可以从这两处离开1单元。如果不存在抛砖者,那死者死在了03户的正下方,几乎是两个单元交界处,2单元住户也不应该被排除在被告名单外。

短暂的惊愕之后,1单元住户中有人牵头,试着把大家组织起来。先是组建QQ和微信维权群,然后几位热心的住户开始扫楼,挨家挨户敲门,告知开会讨论相关事宜。

林毅东爽快答应。对于成为被告,他愤愤不平。在他观念中,被告要被写入档案,影响提干入党,业主是他女儿,声誉会受极大损失。

熊莉猜测,砖头只能是装修户才有。她丈夫说,警察既然知道谁在装修,为什么不抓起来审,不信审不出来,“就像猫吃了东西,会发虚的”。

章骥觉得冤枉。他不懂,自己天天卖菜,怎么就成了被告,还要赔钱?

会议是在业主委员会办公室开的。住户们气愤归气愤,但真正参会的,并没有多少人。平时相识甚少,这次为召集住户,组织者受了不少白眼。

应对官司需要找律师,组织者最初估计,每户大约平摊100元费用。虽然钱不多,但交钱的户数不足一半。后来律师实地了解,认为辩护难度大,提高了费用,就更是应者寥寥。一些业主不住楼内,一些人觉得与己无关,还有人说,赢了跟着沾光,输了一起交钱,总之不多掏一分钱。

镜湖区法院的一审开庭时间,是2017年7月25日。被告太多,旁听席也成了被告席,座椅后贴有名字。但开庭时,稀稀拉拉的,没坐满。法院原计划要开四天,最后两天就结束了。

很多人提交了不在场证据。

403户提供了考勤表和单位证明,“上班时间为8:00,中午在食堂就餐,未离开工厂”。

1103户递交一份证人证言,说一家四口“在10月3日凌晨6点由伊顿公馆家中驾驶车外出。沿吴宁长深高速于11点30分至江苏省灌南县惠庄小区参加乔迁喜宴,晚宿留其家中。次日受邀,10点30分到达其家中并吃饭,下午2点后离开返家”。

他们同时递交两份10月3日的交警罚单做物证。一份是超速,罚50元记3分。一份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罚200元记3分。

2802户夫妇说他们自2014年开始在杭州工作。他们证据事无巨细,法院打印出来共有38页。有宿舍同事与保安做人证,也有事发当天在外游玩的照片做物证。照片中是背影的,又单独拍下背影的背包,注明“下图中背的就是此包”。照片中只有下半身的,又单独拍下衣物,注明“衣服鞋子就是下图中的”。

物业公司为了证明“管理一直尽职尽责,受到广大小区业主的好评”,证据中包括多面锦旗照片,其中一面写着:“为业主不惧艰险扑烈火奋勇争先”。

熊莉本可提交店内监控作证,但监控保留期限是一周,在法院需要时,早就没了。林毅东一家没有提交任何材料。他们觉得,提交证据本身就不公平,同住一栋楼,都没有扔砖头,不能因为不在场,就不摊钱。章骥找两位人证写了证明,章骥夫妇“在2016年10月4日上午6点至11点30分这一时间段内,二人一直在菜场内卖菜”。

所有证据都被原告代理律师李长志一一驳回。“即便不在家,也不代表高空坠物的隐患与你无关,”这是他的辩护意见,“除了高空抛掷的物品,还有可能是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

案件没有当庭宣判,庭审第二天下午,法院宣布休庭。庭外有记者采访,能言的住户做代表,讲了两句。

章骥从法院回来,他告诉老婆,暂时没结果。老婆说,她在菜场碰到一个邻居,邻居说,去不去法院无所谓,判得不好就上诉,反正不能给钱。被这么一说,两人觉得,好像也可以。

等待复庭的日子里,28号楼1单元的住户意兴阑珊,不再议论对策。几天后,维权微信群里,有人发了一张图,是阳台上的一截烟头。他怒斥是谁干的,还往下扔东西,就不怕着火。回应者寥寥。又过了几日,再没人发言。现在,群里的新消息,多是小道新闻、搞笑视频,以及心灵鸡汤。

文中部分资料来自警方的询问笔录。

傻妹

文_罗洁琪

我第一次见到傻妹时,她独自坐在超市门口的水泥阶梯上,把头埋在膝盖里,用手指逐个抠着脚趾缝,搓着脚皮。那是5月25日下午3点多,太阳热辣辣地烤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道的城中村,让人总想躲在某个阴影下面,又要提防脚下的垃圾和头顶上乱七八糟的电线。路上行人不多,看商铺的和开摩的的人漠然张望,大马路上的汽车川流不息。

当我和她的奶奶走近时,她刚好抬头,眯着眼睛,看了过来。本来几乎静止的身影,突然活动起来,举起塑料拖鞋,在地上用力地拍了几下鞋底,再把光脚塞进去。她抬头看了一下我,指着旁边快餐店的广告牌,用粤语说:“我要吃那个,我要吃那个。”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是台湾卤肉饭的图片,一盘鲜红的肥猪肉和白花花的米饭。

去餐厅的路上,我悄悄地打量着她,仿佛在寻找一个谜底。与其说她是个少女,不如说是少年。她和其他17岁孩子一样,手里随时握着手机,还有一个新的充电宝。1米5左右的个子,穿着蓝黑相间的迷彩服和绿色的校服裤。圆圆的脸蛋,又长又浓的眉毛,短发很厚,没有层次,是随便剪出来的轮廓。皮肤晒得黝黑,身躯结实有肉,嘴唇薄,嘴角微微翘起。看上去只是个孩子。说话的时候,露出两个黄褐色的牙根,是门牙断了一半的残骸。

快餐厅是明快的黄色调,座上没有顾客。一个大嘴巴的女服务员站在点餐台后面,迎面而笑。我问:“你认识她?”

她侧眼看了一下傻妹,笑着用手比划:“她还是这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那时候,我在阳光商城上班。她跟奶奶在路上捡垃圾。”

傻妹拿着菜单点餐,用手指戳着不同的图案,换来换去。她奶奶有点尴尬,大声吆喝:“就要那个,不要换了。”奶奶说,傻妹以前不能进这个快餐厅的。有个经理禁止她进来,曾打过她,还报警要拉她走。奶奶对那个经理说:“如果你要打她,有本事就干脆打死她。”

等饭菜的时候,傻妹把餐桌上的座位牌放倒又扶起,放倒又扶起,又在桌上敲打,最后揣在怀里说:“我要把它拿走。”过了一会儿,她拿起手机自拍,对着奶奶拍,对着我拍,然后让我们看她手机里的照片,是各种歪歪斜斜的镜头,是路边的各种人。奶奶60多岁,脸上满是一道道的皱纹,木然对着镜头,没有笑过一次,重复说着“拍什么拍,费电的,还要找地方充电”。手机是她第二个孙女用过的,充电宝是辉哥给傻妹50元买的。辉哥是番禺本地人,一个有钱的老板,以前经常在奶奶干活的大排档吃夜宵。他认得傻妹,常常给钱,出手阔绰。

傻妹用勺子大口大口地吃卤肉饭,喝可乐。奶奶喝套餐里的乌鸡汤,用纸巾擦了嘴巴,递了一张新的纸巾给傻妹。傻妹没用,塞回去,拿奶奶面前用过的纸巾擦了脸上的油,然后把碗一推:“饱了,不吃了。”奶奶说:“别浪费了,还有那么多。”傻妹没吭声,把白灼生菜盘子里的酱油倒进饭里,用勺子使劲翻了几下,重新吃起来。吃完了,奶奶又塞一张纸巾给她。傻妹又塞回去,伸手拿奶奶用过的纸巾胡乱地在嘴上和脸上擦了油。

我对奶奶说:“傻妹很听话啊。”

“如果她不听话,我就说我不管她了,我去死了,她就害怕了。”

为了向我证实,她对傻妹说:“奶奶去死了,好不好?”

“不好。”

去年9月18日的夜里11点多,傻妹被人强奸的时候,奶奶还在回家的路上。

过去的二十多年,奶奶一直在大石街道附近的大排档洗碗。傻妹十几岁时,曾跟着奶奶干活,用水洗刷碗碟上的残羹和油腻,奶奶再洗第二轮。洗了两个月,老板一分钱都没给,她再也不愿意去了。今年,奶奶62岁,已是老人,很多大排档不要她了,更加不欢迎傻妹跟着来。

后来,她在4公里之外找到一家汕头牛肉火锅店,远一点,傻妹找不到她,工资是2000多元。每天早上7点多,她走路去上班,家里留一锅白粥给傻妹。她还有两个孙女,是死了的小儿子留下的,一个约15岁,在上学,另一个约9岁,寄养在广西的工友家里,这两年因不够钱寄过去,暂时辍学。下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可是,她不想来回走路,也舍不得坐摩托车,就等到夜里9点多下班,才一边捡垃圾一边回家。12点左右,她洗完澡,再去超市门口的夜市找傻妹。

那天下班后,她没去捡垃圾,去了一个私人诊所看病。输液完,已是深夜11点多。从外面的马路拐进来就是狭窄的巷子,有昏暗的路灯,小制衣作坊、台球室和冰饮小店。再拐过一个垃圾堆,就是她租的小平房。红砖垒砌的墙,一张铁皮门,整片的水泥瓦,能防风,但是不能挡大雨。经过台球室时,一个邻居对她说:“傻妹被一个男的拉走奸了。就在市场尾那里。”她说,当时懵了,哭都哭不出来,就是流着眼泪说:“咁阴功(缺德),傻妹还是细佬仔(孩子),连傻妹都搞。”她慌慌忙忙想跑步过去,可是一个踉跄,差点扑倒在地上。台球店的老板开动了摩托车,让她赶紧上来。

傻妹坐在一个牛杂店里面的床边,上身裸露,只穿了裤子,是治安员来到之后帮她穿的。奶奶见状,就着急地想找衣服给她穿,在凳子下面找到,全湿透了。她说,可能是那个男人对傻妹泼水了。

事后,傻妹也说不清楚细节,详细复述超出了她的智力。当奶奶问的时候,她指着那个50多岁的东北男人杨玉才回答,他给她喝酒,将她衣服脱光,让她用口含他的“鸡鸡”,还用“鸡鸡”插入她的小便处。奶奶发现她的脖子被抓伤,有淤血,下身有血迹,浑身都是酒味。她愤怒地冲过去,操起拖鞋底就想掌那个人的脸。旁边的警察拦住了她,她只能用脚狠狠地踹了一下。警察说:“我们都认识傻妹的。这个人渣,留给我们处理吧。”

城中村的治安员和警察都认识傻妹,她在那里出生,在街头巷尾里游荡,问陌生人讨食长大。出生后不久,她爸爸就病死了,妈妈“跑了”。直到5岁她都不会说话,走路也走不好。奶奶每天骑着三轮车去大排档,让她躺在里面。她说,傻妹很听话的,除了饿了、拉了,或者被别人打得很疼,才会哭。也有邻居提醒她,不会哭的孩子可能是“脑子不够数”,可是她也没有钱带她去治疗。

慢慢地,在她出租屋附近的一些人都习惯了喊她“傻妹”。曾有很多人劝奶奶把傻妹扔到广州的马路边算了,养大也没什么用。奶奶说,毕竟是亲生的,舍不得。很多年以后,傻妹学会了走路和简单的表达,她就不再跟着奶奶去干活,而是在城中村到处走,见到陌生人就说,“姐姐,给我一块钱”,“我饿了”,“给我买肠粉”,或者“哥哥,你好靓仔”。这是她很重要的求生本领,有时候,也让她陷入不可预测的陌生人险境。

出事那天,城中村的某个族系的祠堂外面有人在跳广场舞。那个祠堂有青砖灰瓦,古色古香的木门,青石阶梯。阶梯外面是一个宽敞的广场,有一些社区的健身器材。晚上,傻妹跻身于人群中,来自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罪犯杨玉才在旁边喝酒。后来,他交代说,他在一个小便利店买了一瓶白酒和一瓶饮料,一个女孩子过来讨饮料喝。那个人就是傻妹,他们此前并不认识。傻妹对她奶奶说,当时那个男人给了她三元钱,让她跟他回去出租屋。她就去了。

那个出租屋是一个还没开业的东北饺子店。谁也不知道杨玉才曾经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来到这个城中村。5月26日夜里,我找到了饺子店的房东陈小姐,一个已经做母亲的年轻女人,平常做桶装水生意。她自建的楼房,她住楼上,楼下铺位出租。店铺唯一的门口就是一个铁闸门,朝着马路,杨在里面铺床睡觉,在外面放了冰柜、餐椅,打算做生意。租户和房东是隔绝的,房东从巷子里的侧门上楼梯。那天晚上,她在楼上闻到很浓的酒味。但是,她没下楼看,她知道这个新来的租户很爱喝酒。

2016年9月1日,一个倒闭的牛杂店老板把这个地方转租给他。按照当地行情,“押二付一”。他付了3600元左右的租金,陆续买了很多旧的厨具和桌椅回来,乱七八糟地堆在店里,半个月还没开业,只是常常喝酒。马路对面的便利店老板娘说,那个人经常只穿着一条内裤,坐在门口阶梯喝酒,然后在别人的店铺门口找人说话。别人不想应付他,他就骂,一骂就是半个小时。他常常去她那里买珠江啤酒。城中村的超市一般开到凌晨3点。那个人搬来之后,如果老公不在,她就会害怕。对此,房东陈小姐也有点知情。她说,还来不及提出解除租约,强奸案就发生了。

那个爱喝酒的男人没敢对周围的女人下手。他把傻妹带到了那个肮脏混乱的出租屋里,强迫她喝了白酒、半瓶桂花酒,自己也喝了白酒、桂花酒和珠江啤酒。他一边喝酒,一边用DVD机播放着黄色影碟《金瓶梅》,让傻妹一起看。

夜里11点多,有男群众去村里的治安队报警,说饺子店的男人拉一个智障女孩回到出租屋,两个都没穿衣服。治安队的人马上过去,房间亮着灯,敲门没人应。窗户里面拉了窗帘。从窗帘和墙壁的缝隙,看到床上有两个人头在动。叫房东下来开门后,他们看到那个男人上下身都穿着衣服,但是比较凌乱,看上去是刚穿上的,裤子的拉链还是敞开的。傻妹在床上朝内侧躺着,上身赤裸,下身用一张被子盖着。

几个月之后,房东请了一个建筑工人处理了杨玉才留在店铺里的物品,发现冰柜里的东西全长了蛆,行李箱里是凌乱的衣服,里面裹着一瓶敌敌畏。那个长得非常健硕的工人给我看了当时拍的照片,他至今存在手机里。

“他留着敌敌畏干什么呀?”

“不知道,这里没有人认识他。”

从广州3号线地铁的大石站出来,走过几百米绿树掩映的公路,就到了傻妹所在城中村。沿路有一长排的黄色共享单车和带着帐篷的摩的,这是最潮流和最传统的广州城市标志。经过两排热闹明亮的商铺,再走进去,就是昏暗狭窄的巷子。巷子里,再有小巷子左右延伸,像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从下午6点多开始,大石地铁站就开始有密集的人流涌出来。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城市的各个方向汇集,戴着耳机,背着电脑包,有情侣,有孕妇,还有穿着高跟鞋的年轻女子。

3号线是广州地铁的重要干线,连接最繁华的商圈之一天河城。从天河城到大石才七站地铁,可是20分钟路程的两端是相差悬殊的房价。番禺县被划为广州的辖区后,大石镇就变为番禺区的大石街道。大石街道的中心区域有连锁百货,大型超市,建材批发市场。公路的两侧是修剪整齐的绿植,整齐划一的城市景象。在绿植的背后,向内延伸十几米,就是城中村。

傻妹所在城中村,以前是大石镇的一个村。那里曾是稻田成片,池塘边栽着香蕉树。约十年前,3号线地铁通到这里,之后田地和池塘都被填成宅基地,见缝插针地建起了密密麻麻的自建楼房。在楼下的路边,横着竖着各种牌子,用大字写着“出租公寓”,夹杂其中的,是各种便宜的木桶饭、川菜馆、肠粉店和各种炒菜的大排档。每个月花500元左右,就能住进配备齐全的一居室。很多年轻的白领选择坐地铁回来这里睡觉,就像倦鸟归巢,只是过夜而已。有个村代表说,现在,有三万多个外地人,只有三千个左右的本地人。

下班回来后,他们会去大排档吃饭,或者去马路对面的夜市逛逛,那里有十元一双的丝袜、潮流的手机贴膜、可水洗的文身贴、便宜的T恤、银饰耳环、水果摊和热气腾腾的肠粉大排档。

请傻妹吃完台湾卤肉饭的第二天,我站在一个卖内衣的店铺门口,远远地看着傻妹在夜市里晃荡。5月的夏夜,暮色刚起,华灯初上,她在一个三轮车水果摊旁边,不停地翻弄人家的水果,偶尔被卖果人劝住。她一直在那里磨蹭,后来得到一根长竹签串着的水果吃。随后,她又站在一个卖银饰和水洗文身贴的地摊前面,随意地拿起东西,放在手里看。卖货人是两个年轻女子,她们厌恶地赶傻妹走。傻妹不加理会,顽固地乱动。那两个女子瞪圆眼睛,怒视着她,威胁她。傻妹悻悻地走开。

然后,傻妹到了一个卖袜子的中年妇女那里。她姓张,来自湖北,她的出租屋就在傻妹家附近,彼此隔一个转角。她在夜市摆地摊已经有十七年了。她说,周围的人都笑话她说,她是傻妹的亲妈,因为傻妹喜欢来找她,讨到好吃的,也会分给她吃。深夜,奶奶找傻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来问她。有时候,是她们夫妇俩把傻妹送回家。她说,傻妹其实不傻,见到有城管来没收地摊,也会跑着来通风报信。

我搬了张圆凳子坐在张阿姨身边,和她聊天,看她卖袜子。天色越来越黑,她吩咐傻妹“点灯”。傻妹就熟练地接了电源,按了开关,灯泡立刻照亮了摊子上的各类袜子和内裤。

我问她:“傻妹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教她的。”

她问:“傻妹,你中不中意阿姨?”

“中意。”

“阿姨累了,帮我捏脖子。”

傻妹在她肩上胡乱使劲地敲打。

她说,疼了,疼了,再不听话,阿姨就回去了。

傻妹就面无表情,习惯性地说:“不要。”

她说,傻妹奶奶人好,春节从老家回来,有什么好吃的,就会让傻妹送过来。她丈夫站在地摊旁边,抽着烟,乐呵呵地说:“傻妹现在能养活自己了,起码不会挨饿了。陌生人一般都情愿给她一块钱,不愿意被她烦。我工厂里的一个女的,女儿是脑瘫的,十几年了,都是被锁在屋里的。”

在夜市摆地摊的人,在傻妹小时候跟着奶奶捡垃圾时,就见过她。她们都是外来人,都在城中村租房,已经习惯了傻妹的烦扰,也习惯了分她一口吃的。

傻妹出事的9月,张阿姨有事回湖北老家了,没在夜市。事后,傻妹让夜市的其他人给她拨了微信视频。她记得傻妹对手机屏幕喊:“阿姨,有坏人,我好疼啊。你快点回来。”

出事的晚上,傻妹就见了法医,鉴定结果是处女膜新鲜破裂,无性自我防卫能力,中度精神发育迟缓。天快亮时,才回到家。

第二天,傻妹没去超市那边玩,在家整整睡了一天,也许是难过,也许是疲惫。接下来的几天,她有点反常地哭泣,问奶奶:“那个坏人抓到没?”除此之外,没有更加激烈的行为。

谁也不知道那件事对傻妹的心理有什么影响。她和奶奶的日子在表面上很快就恢复如常。她也毫无芥蒂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很多她认识的人,卖袜子的张阿姨,卖香烟的姐姐等。在采访的时候,我很想知道傻妹的心理变化,可是又不敢直接问。

我问她:“你觉得坏人多,还是好人多?”

“好人多。”

“那你觉得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坏人多。”

曾经有社工介入了这件事情。在广州,每个街道都有社工。大石的妇联帮助傻妹奶奶对接上社工。她们属于番禺区一个非营利性公益组织,政府购买了她们的服务。20个左右社工,服务大石街道30万个常住人口,力所能及地做一对一的服务,有时候组织社群活动。

社工的办公室在江边,有石阶围栏。年逾四十的韩社工穿着水粉色连衣裙,在大厅的木桌旁,接受了我的采访。她曾在外企工作,因为曾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受到别人的帮助,她放弃高收入的工作,转做社工回馈社会。韩社工和另一个同事负责傻妹的个案,为此写了很多文书,走访了多个职能部门。她很关心傻妹以后怎么能避免二次伤害,最希望政府能把她安置进工疗站,那是官方专门为精神残障人员设立的机构。可是,傻妹是外地人,不是广州户籍,不符合安置条件。

韩社工觉得律师和检察院提供了很多帮助。她联系了番禺区法律援助处,为傻妹找到了陈仲英律师,免费代理刑事附带民事的起诉,向法院请求精神损失费20000元和医疗费、监护人误工费等,共计22000多元。开庭前,律师曾和被告进行调解,希望他看在傻妹受到伤害的份上,能尽量多赔点钱。可是,被告说:“她惨吗?我比她更惨。”律师说,作为一个女儿的父亲,“特别想上去狠狠打他一顿”。

5月9日下午,我去律师事务所采访陈仲英时,他刚好通知傻妹奶奶来签收一审判决书。她请亲戚开车过来的,穿着黑白红花的短袖衣服,光脚穿着拖鞋,因为腿疼,走路有点瘸。

陈仲英告诉奶奶,那个男人被判了五年半的刑期,法院没有支持精神损失赔偿,总共的医疗费和误工费等赔偿只有1832元,问她是否接受,要不要申请检察院再提起抗诉。她说不认识字,也不懂法律。律师说,他估计,杨玉才也不会有什么财产了。就算法院支持了几万元的赔偿,也是无法执行的。至于刑期,检察院建议法院判三年八个月到五年六个月,法院已经判最重的了。

在律所的会客室,我们围着会议桌而坐,奶奶在我的身边。在桌底下,两只光脚交叉重叠着,右手执笔,拿着律师给她的确认书看了很久。她并不认识字,只是很认真地端详着那几行白纸黑字。最后,她一笔一画地签名了,在写日期时,不会写“日”,就画了个圆圈。

临别,律师给了她约3000元的捐赠款,那是陈仲英在律所内部发动的捐赠。他说起傻妹第一次来律所时,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哥哥,能不能给我一点钱。”他答应了。那次会面可以称“乱七八糟”,傻妹根本无法专注于谈话,在会客室翻动一切东西,嬉嬉闹闹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心生怜悯,而且想信守那句看似轻率的承诺。他说,这种心情,是家里有女儿的爸爸才能理解。

案件结束后,番禺区检察院特别从刑事案件受害人救助基金里拨了3.5万元给傻妹的奶奶。这是韩社工帮忙申请的。陈律师还帮忙联系了广州市天河区天祥关爱服务中心,一个专门帮助刑事案件的受害人、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公益组织。傻妹得到了3000元,而且记得一个姐姐曾来看望过她。

前年春节,奶奶带傻妹回家,有人热心当媒人,找了一个50多岁的相亲对象。那个男人认为,傻妹尽管智障,但是好歹能生育。可是傻妹不愿意,要跟着奶奶回广州。她说,奶奶不能死。

农历五月初一,我到了傻妹遇见罪犯杨玉才的祠堂。那天恰逢当地赛龙舟,氏族的长者们在阶梯上的门口摆了个小桌子,在红纸上一笔笔地记着族人的捐款,从五十到几百元不等。几十个大圆木桌摆在广场上,每桌配着十张椅子。很多中年妇女在准备当晚的“龙舟饭”,把褐红色的桌布铺在水泥地上,中间是砧板,用菜刀麻利地剁着鸡和猪脚,肉碎和肥油飞溅,一派过节的喜庆景象。祠堂广场有铁网围成的外墙,墙外一直有十几个外地人在打牌,聊天,抽烟。

我在祠堂的门口坐下来,心里琢磨着怎么表明自己的身份,让当地人谈谈傻妹的事情。我问一个妇女,是否有外地人来参加氏族的“龙舟饭”。“外地人怎么会来呢?他们一般只是在外面看热闹。”

外地人只是他们的租客。后来,我遇到一个有干部身份的本地人。我问他,是否嫌弃有那么多外地人过来?他说:“是这些外地人养活我们本地人。如果他们不来,我们建的房子就没人住了。”

我想请他在路边的小商店坐下来,好好说一下当地的情况。可是,每个店铺都狭小局促,不适合谈话。他邀请我去他出租的楼房,那里的三楼是闲置的,等着儿子结婚时用,其他的房间都租出去了。

我迟疑了一下,跟着他拐进了一条又一条的巷子,两边都是自建楼房,渐渐离开了商店密集的街道。当地的楼房普遍用电子锁,而且在家门口和楼房里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他一边走,一边捡起一些空的食品袋和牛奶盒,握在手里,再扔进某个垃圾聚集的地方。我不知道巷子的尽头在哪里,只是觉得越来越寂静,只有我们的脚步声。

走到某个楼房面前,他用电子钥匙感应了一下铁门上的电子锁,就开门进去了。一楼和二楼,分别有三套出租的公寓,两居室是550元,一居室420元。这是巷子深处的房子,比商铺附近的公寓便宜了100多元。

二楼的两居室门口摆满了孩子和大人的鞋子。那是一对外地夫妇,在马路对面卖手机配件,有两个孩子。其他两间一居室,好像各是一个建筑工人租下来的。有时候,他看到他们拿了工地的石灰桶回来。有时候,他们会半个月都不回来。在二楼和三楼之间,有个闸门隔开,上面是他留给儿子的婚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广东改革开放了十年之后,他们所在的村开始给每户分宅基地。后来,各自家庭的经济能力有了变化,宅基地在村集体内部流转,有前瞻眼光的人开始买地建房,成了那个地方首先富起来的人。

约十年前,从天河开过来的3号线地铁开通后,这个地方的外地人越来越多。村里人担心以后政策会有变化,在2008年集体决定,要保障本地人享受终身利益,杜绝外地人进来均沾利益。那一年,所有活着的、有本地户口的人都享有“终身股”,当时共有2100个。后来,无论生老病死,这个名额一直不变,去世的名额由其继承人继续享有,后来出生的,不能加入这个行列。2100个名额一直享受着后来的拆迁补偿,村里有了房地产项目后,更享受着和开发商“三七分成”的利益。

这些利益,都和傻妹这些外地人无关。

在一个木桶饭快餐店,我向一个年轻的男子打听傻妹的事情。他说:“我们只是回来睡一觉,不关心这样的事情。”我坐在他对面,他吃着小炒肉饭,我点了凉瓜牛肉饭。他的眉毛很粗很长,轮廓清晰,20多岁的模样。

两年前,他从中山大学那边的康乐村搬过来。那里整治城中村,所以很多私人制衣坊迁移到番禺区的城中村,租一栋自建楼房的一楼,改造成一个小厂房。很多工人就随着搬过来,在这里重新租房子。

他说自己是用电脑设计服装的。那天是周五,他轮休,所以下来吃快餐,这是他常来的小店。他说,商店楼上的出租屋会安全一点,虽然房租贵一两百元。他有一个西安工程学院的同学今年毕业,过来广州找工作,也托他在这个城中村租房子。他说,他的同事都有八九千的工资,哪怕成家了,也不想在广州城区租房,孩子在老家,还要寄生活费,想省下钱,以后去中山或者佛山等二线城市买房。

下班后,他经常待在自己的出租屋里。虽然外面的环境不好,可是关起门,自己好歹有一个私人空间。第二天,他们通常打包一份早餐,就去上班了。

“在这里能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有些老乡会凑在附近住。”

“除了老乡之外,在这个城中村会认识新的朋友吗?”

“不会。”

他吃完先走了。后来我去结账,老板娘说,他已经帮我结了。

“可是,我和他不认识的。”

“我看你们一起在聊天的,就收了两个人的钱,29元。”

“他知道吗?”

“知道。”

后来,老板娘怕他回来要多收的钱,让我一定要留下微信,说万一要还饭钱。我留了。一个月过去了,她没找我要钱。

吃完快餐,我再去看出事的牛杂店。我问了对面的大排档,那里的服务员说出事的晚上,她们没开业,不知道情况。“我见过很多次那个智障的女孩。可是这种事情,哪有人会讨论?”

和牛杂店相邻的超市、马路对面的烟酒店的老板,都说从来没听说那条街上发生过强奸案,也不认识智障女。城中村的商铺流动率很大,一两年就倒闭,转租。在那条街上,只有一个开业到凌晨3点的超市老板知道这个案子。案发那晚,警察和治安员过去的时候,有些人在围观。他在看店,就没有过去。他说,事情过去后,再也没有人谈起。

最后一次在城中村采访时,我想在离开大石之前,再去夜市看看傻妹。傻妹穿着一身绿色的校服,手里拿着一张十元钱。我问她,这是谁给的?

“辉哥。饮料钱。”

“你刚才见过辉哥吗?”

“是,”傻妹又说,“你帮我买衫。”

“你最喜欢什么衫?”

“校服。”

“你很想读书,是吗?”

“是。”

“你没去祠堂吃龙船饭吗?”

“没去。”

“为什么?不敢去,是吗?”

“是。”

我着急回家,就跟傻妹告别。她坚持要送我出去。她拉着我的肩膀。第一天见面时,她是有点小心地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她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地铁口。

她喊着不远处的一辆摩的:“要坐车啊,这个女人。”

我说要走路去。她坚持送我过马路。过了马路,她突然对着一个派出所的牌子笑。第一次见她那天,奶奶就说了,傻妹每次走到这里,都会看着派出所的牌子笑很久。

我问她:“警察是好人吗?”

“是。”

后来,她带我去了另一个我没去过的祠堂。那里也有一个小广场,摆满了酒席,龙舟饭已经到了尾声。在那里,我见到了穿玫红色T恤、带着金表的辉哥。在一个吃完饭的饭桌上,还有两瓶没喝完的大可乐,傻妹过去拿了,说要给阿姨喝。

走到外面的马路旁,她又要送我去地铁口。我说:“如果你跟着来,下次姐姐就不和你玩了。”

她不再闹了。我不放心,要看着她过马路,让她先走。她站在斑马线上,跟着人流一起过去了,离我远了。在模糊的暮色里,我看着她的身影,绿色的校服,两只手提着沉甸甸的可乐。

一部国产电视剧的诞生

文_谢丁

《潜伏》播出后,全国各地四处拿奖,孙红雷拿得最多。有次在山西太原,剧组全班人马去领华鼎奖。颁奖结束,回到酒店后,大家到孙红雷房间喝酒,都很高兴。按理说,《潜伏》拿奖早已不是意外,都有点疲了,但导演姜伟那天尤其高兴。他喝了很多酒,满脸笑意。他对姚晨说:“今天最开心的,就是你拿了最佳女主角。我这个心,总算圆满了。”姚晨之前总是提名,却从未拿奖。此时离播出已一年多。后来大家都说,这是姜伟最开心的一天。

但拿了这么多奖,姜伟从没拿过最佳导演奖。拿得最多的,是最佳编剧。虽是编剧奖,但他每次上台致谢,第一句话,感谢的总是小说作者龙一先生。如果观众有心,会发现《潜伏》片头字幕首先出现的,也是巨大两个字“龙一”——这在电视圈也是少见的。

《潜伏》之前,除了圈里人,很少人知道姜伟。这个戏一出来,所有人都找上门来。姜伟却换了个手机号,躲起来了。朋友都说,他不是低调,是根本不喜欢。

龙一说,由这几件事,可见姜伟是个君子,是有古人之风的。

《潜伏》里的余则成和翠平,人选问题上,姜伟最先考虑的是辛柏青和朱媛媛两口子,觉得辛有文人气。结果碰上他们生孩子。早期并没想到孙红雷——“说句不好听的话,没敢想!”姜伟担心太贵。后来孙红雷有了兴趣,但先要和姜伟单独谈谈。

姜伟喜欢吃海鲜,两人约了个海鲜馆。孙红雷一上来就说,他喜欢这个剧本。那时剧本还差两集没写完,姜伟说,这男主角带点文人气,还有点胆小,唯唯诺诺。孙红雷说:“这个好办,我能演。”两人又要了瓶五粮液。那顿饭吃得特别长。出了门,姜伟在车上醒了半天酒,感觉这事就敲定了。

剧本构思时,姜伟就没想过余则成是个智勇双全的共产党人。他觉得他走入革命阵营就是个误会。在大纲阶段,姜伟就想把他写成胆小鬼。他对孙红雷说,为什么大牌演员不能演傻帽,都得演牛人?余则成就是个小人物。在站长面前,都是点头哈腰的。在剧本里,余则成在情报站里行动时,姜伟从没用过褒义词。有次他写:“看着陆桥山远走的背影,余则成无耻地笑了。”他用了很多贬义词去提醒演员,这个人物不能跑到牛人那边去了。

开拍后,孙红雷很快找到了感觉。姜伟问他什么感觉?孙红雷说:“我就看你,就照你那个样演。”这什么意思呢?姜伟后来剪片子时,发现有几个镜头,余则成和他真的很像,像得一塌糊涂。那时他还很瘦。

戏拍到一半时,有天晚上又去喝酒吃饭。孙红雷说,老姜,咱俩是一种人,特别像。姜伟说,你身上的流氓匪气我可没有。孙红雷说,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姜伟后来说。

姜伟以前写过诗。《潜伏》的台词都干净、简练,全无一句废话。孙红雷刚进组时,说一定要把姜伟的剧本改一次。“好啊,你改吧。”姜伟认真地说。孙红雷拿了剧本回酒店,研究了一晚上。第二天,问改得如何?“没劲,没成就感,”孙红雷说,“我就改了六个字。”从此再也不提改剧本。

姜伟最开始写剧本时,比如《让爱做主》,台词和现在还不一样。他说那是郎朗型的,舞台感有点重。但也有人偏好这种台词,比如当时的导演张建栋,他很多戏都让姜伟写。制片人也喜欢,还大段大段地在别人面前背诵过姜伟的台词。朋友们有时会说,姜伟的戏里,有很多莎士比亚的路数,话剧型的,好像并不是很生活。但你总能在他的剧本里,看到一些警句——这在电视圈也是很难得的。

写得越多,姜伟就越朴实。“多写无益,少写,写精一些,”他说,“如果是没有意义的台词,就争取有点趣味,如果没有趣味,那就争取有点意义。”

姜伟在电影学院讲剧作课,有个特别清晰的概念:台词不等于说话。台词得有道理。他说,现在很多年轻编剧把台词理解为说不完的话。

搞文学的人,那身功夫转到编剧上,台词是可以看出来的。对文字表达的逐字逐句推敲,是老派文学传统的基本功。一个优秀的编剧,在关键的地方,台词拿捏得很准。谢晋拍《芙蓉镇》,男女主角分手时,姜文说,要像狗一样的活下去。“只有那些有思想深度、有人生阅历的人,才会在这个关口,放上去这么一句有分量的话。”姜伟说。

当年在电影学院读书时,姜伟也算是个老大哥。1993年考进导演系念研究生,他已31岁,比周围同学都大,老成持重。用林黎胜的话来说,他们都不是这个圈子的世家子弟,所以很珍惜机会,做什么选择,都比较务实。林黎胜和姜伟同一届,是理论研究室的,也是后来《借枪》的编剧。

姜伟考大学,考了三次,才去了曲阜师范学院读历史。毕业后又想着留在家乡济南,因此选了个不喜欢的工作,在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一待就是七年,无聊死了。他想着要么考托福,要么考研。有次一个同学说要考电影学院,觉得他也适合,自此这念头就扎根在他心里。但姜伟是比较谨慎的,怕这是一时头脑发热,于是自己给自己降温,少想这事。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那愿望反倒变强了。

考研也是有准备,一步一步来的。第一年,他参加考试,没抱希望。因为电影学院考题从不外漏,之前他无从下手看书。他进了考场,第一件事就是把专业试题抄下来。带回去复习。第二年就考上了。

在学校里,姜伟就是个万事通。什么都知道。林黎胜说,姜伟完全能参加电影百科知识竞赛,记忆力特好。“八十年代以前的所有中国电影他都了如指掌。哪个人演的,台词是什么,他全通。”他对苏联电影也很熟悉,尤其是那些精彩的瞬间。后来写《潜伏》,他从记忆里调出了两部戏。一是《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一是朝鲜的《无名英雄》。这两部戏都有大量的旁白。

《潜伏》也用了旁白。

姜伟毕业后留校。留在教务处,发电影票。每个月500元。“能屈,才能伸。”林黎胜说。但行政工作也有个好处,能摸透体制内的人是怎么玩味说话的。《潜伏》里充满了这样的台词,话中有话,一语双关意味深长,一副老机关单位的派头。

演站长的演员冯恩鹤,生活中是个性情中人,但他在部队待过,还当过领导。“你让他演一个官僚,他其实太清楚了。简直小菜一碟。”姜伟说。

学校也是机关。有些东西不必亲自经历,你也能联想、推断出来。“如果从20岁,我就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去混行政,也许能混出体面来,”他说,“但是太难受。”

懂得混,而不混。这是真的看透。

一年后,姜伟就回到了导演系当老师。

姜伟第一个剧本就是电视剧。山东电视台一熟人,介绍他去写《阿里山的女儿》,真人真事,讲一个台湾高山族女人,嫁了个大陆军人,1949年初到了山东,当老师,一直待到七十年代。她的故事,和国民政府溃败至台湾,是反着来的。姜伟可能觉得有趣,和林黎胜一起写了这个剧本,最后还拿了个“骏马奖”。那时他们也没什么机会,刚毕业,抓到什么就拍什么。姜伟拍过很多广告。上学时,他就是班上拍广告最多的人。

他们都不想搞电影。那时电影也少,不怎么受待见。他们也不喜欢当时那些电影人的做派。觉得电视圈更朴素,也更务实。

真正进入电视圈,全靠张建栋。他拍完《刑警本色》后,如日中天。好多项目找来,其中一个是改编皮皮的小说《比如女人》,张建栋就找了姜伟做编剧。写这个剧本(《让爱做主》)时,姜伟开始留心编剧这一行。关注谁是最有名的,东西写得如何。和很多编剧聊天。慢慢地,他有了自己的判断,对这个圈里的水平高低,大致有了认识。

“好像这一行还挺好混的。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他说,“我觉得以我的水平,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可以混口饭吃。”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筹拍时,制片人张静先找的张建栋。她那时正着急,原先写剧本的人,死活写不出来了。张建栋说,你运气不错,姜伟刚好有空。张静就约了姜伟,在小西天宿舍门口的小饭馆碰面。谈吐间,张静觉得姜伟是个严谨的人,听起来很靠谱。张静是湖北孝感人,这也是她制作的第一部电视剧。她想要做一部戏,“家庭暴力”。说完就出差去山东了。第二天下午,她就接到了姜伟的电话,说:“你回来吧。我可以做。”

此后十年,张静和姜伟一直合作。《绝对控制》《沉默的证人》《迷雾》,直到《潜伏》和《借枪》。姜伟后来笑称,张静应是很早就觉得他有戏,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了。

张静是看上了姜伟的为人。她其实很少看剧本,凭的就是直觉和眼光。一路合作下来,她喜欢姜伟是个重承诺的人。“他说能,你就可以放心了。”姜伟做事,也不喜欢三心二意,从来不会同时接好几个活。一件事干完,再想另一件。在做完之前,任何人找他去做另外任何事,他都不搭茬。

姜伟总说:“我的脑子没那么多,等我做完这个,再说下一个。”

姜伟做事之认真,也是出了名的,绝不会偷奸耍滑、不出行活。在电影学院,姜伟一般周二或周五有课。张静和朋友们都知道,前一天下午就不要去打扰他了。他在家备课。上课的时间是雷打不动不能被干扰的。姜伟常说,他是教育界的,不在娱乐圈。

不过,他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姜伟毕业后这十几年,正是中国电视剧发展的黄金时代,商业化进行得很顺当。姜伟说,中国写字的人,估计就数电视剧编剧赚得最多。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本写完,姜伟拿了稿费,存银行里也不知道怎么用,就去买房子。那是2001年左右。他算了一笔账,付了首付,按揭贷款每个月差不多还7000块,一年不到10万。写剧本,一年20万肯定是能挣的。他就跑到电影学院对面,看了两天,就订了一套170多平方米的房。图省事,上班方便。直到今天,他有时还在这套房写作。

电视台买节目,预购电视剧,主要依据就是看剧本。南方电视台总编室的华明说,评价剧本有三个层次。一是情节,收视率的保证。二是人物形象鲜明,观众才会关注角色命运,追着看。好剧播出后,留下的都是人物。三是文化品质、信息量和趣味性。上述三点,《潜伏》都符合。

《潜伏》火了后,林黎胜有时笑赞姜伟,说你这是抽了很多人一记耳光,对方还不知道怎么还手。“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和电视圈,这个戏就是个反讽。”因为太好,几乎是完美,人家找不到下手批评的地方。很多观众看了《潜伏》,再去寻姜伟以前的戏,才发现原来都不错。有人据此认为,姜伟一定是个悬疑大师,喜欢看侦探小说。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虽是反家庭暴力,但其实也是悬疑惊悚路线。那次是姜伟和薛晓路一起写的。两人刚好碰上了,都对那种东西感兴趣。姜伟说,他们并非故意做成悬疑,起初只是喜欢那样写,觉得有意思,会好看。后来写的剧本多了,回头看,才发现都有悬疑的影子在。但这影子从哪里来的?姜伟也说不明白:人的个性中,有些选择,真推不出理由来。

圈里人都知道,姜伟擅长写情节剧。但他的情节和别人也都不一样。都是警察破案,姜伟却总要出新。他在《沉默的证人》中写出了犯罪心理学——那时这词还不像现在这么热。他说,我就想写个坐在办公室破案的故事。

“我喜欢的东西,一上手就想往偏走,”他说,“我写戏没有堂堂正正的,可能就是不喜欢那么亮。喜欢哑光的东西。”

后来有观众反馈,说《沉默的证人》看到一半,就猜到了结局。姜伟有点受刺激,就费了大力气,写出一部《迷雾》,做了一个巨大的局。悬念悬到底,不到最后,谁也猜不到凶手。在豆瓣和贴吧,这个戏至今仍被人讨论。一个一个情节被人拿出来分析,也找不到破绽。

但《迷雾》在电视台播出时,收视率却不好。姜伟又受了点刺激。一度,他不想写剧本了。只做导演。

姜伟起初不太适应做导演。《让爱做主》拍摄时,张建栋让他做B组导演,一个月后就被人换了。他有点心灰意冷。都说他不擅长和人打交道,其实是他不喜欢。剧组是个临时停留的地方,人际关系多,是非也多。他自然不习惯。

后来拍《绝对控制》,他又去做B组导演。第一场戏是毒贩子交易,是个过场戏,没有主要演员。制片人张静以为,半天足够拍完戏。结果,剧本里半页纸,姜伟拍了三天。他把那场戏拍成了激烈的枪战,像电影一样,一举奠定了这部戏不同于以往的公安文戏。后期剪辑时,张静去看,剪辑师把姜伟拍的那些片段拿出来,说:“你看他拍的,多好!”

《绝对控制》最后一场戏拍完,张静就决定投资,让姜伟自编自导《沉默的证人》。很多人都说她是冒险。“哪有风险?”她说,“我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部戏对姜伟很重要。他第一次独立当导演,题材也是他自己喜欢的,剧本好几年前就开始写了。等来这个机会不容易。因此在导演这位置上,他得做一些妥协。他说:有些事想想很难,做了可能也没那么难。比如一天三顿饭,每顿饭桌上都是不同的十几个人,想想都头大。但真要往那儿一坐,聊完两个小时也就过去了。

姜伟是求安静的人,喜欢独处。有时,他独自在家写写看看,到晚上才发现一天都没出门,门还是反锁的。“这个性格,很多人说不适合做导演?”他说,“其实,有意的调整是可以做到的。”

张静说得更好:“懂多大的人情世故,就能成多大事。”姜伟如果不懂,能做成今天这样?

姜伟做了导演,才知拍别人写的剧本有多痛苦。尤其他还有一点创作洁癖。并不是别人写得不好,而是合适不合适。可是,他自己写,自己拍,到最后又可能完全没新鲜感,激发不出创意。

《潜伏》最开始是找了别人写。结果没写出来。小说中的“假夫妻”关系是个亮点,姜伟认为很有原创性,以前没人这么写过。他对军统那段历史也有兴趣。再加上张静不停地逼,他就又提笔了。

他写东西,对环境没什么要求。刚毕业时,他就在教职工宿舍的筒子楼里写。关键是心态平和,心情舒畅,哪儿都一样。写之前,自然要磨蹭一段时间。不过,剧本这东西,一半是写出来,一半是改出来的。

写《沉默的证人》时,有次他写了前三集,拿给薛晓路看。她看完后说,不好,怎么那么格愣?不像他以前的东西。姜伟回头就把剧本全删了,只留下三个字:“第一集”。

无论哪部戏,姜伟写作时,心里都会有个模拟演员,想着应该让谁谁谁来演这角色。梁朝伟和张曼玉,都曾是他的写作模特。当然最后没一个兑现。再比如写《浮华背后》,女主角是按照赵薇来写的,想着是个小燕子的形象。最后敲定演员,却是袁立演了那个角色。

写作最怕的是重复。每写一个新剧本,姜伟对自己的要求,是必须有点新意。

当然也有写不出来的时候。《迷雾》他写了两年。碰到过不去的写作坎,他就给张静打电话。张静两口子就从武汉老家飞到北京。到了晚上6点,接上姜伟去吃饭,喝酒,瞎聊,凌晨1点再放姜伟回家。每天如此,连续一星期。

张静说,那时她在北京还没有家,就去找个有电视的包房。天南海北一顿胡聊。也看球赛,足球、斯诺克。什么都聊,八卦、车轱辘话。直到姜伟哪一天突然说:“我好了,你们走吧。”张静夫妇又飞回武汉,带孩子,打麻将,等着。

要是某天姜伟说,剧本写完了。张静就带着人马,找个酒店,开始约演员。白天姜伟接着改剧本,下午6点就去酒店看演员。等正式开了机,张静带着全家人连同保姆孩子一起跟过去,守着拍戏。《迷雾》是在青岛拍的,张静的孩子因此还在青岛上了几年学。

每次写完剧本定稿,姜伟都有一种解放感。他就打电话四处约人吃饭喝酒。

喝酒是姜伟生活的一部分。和写作一样。

姜伟的电视剧,没有一部是亏钱的。他曾说,写剧本首先要考虑好看。收视率高了,才能有下一步。无论如何,得对得起投资人吧。但在中国做电视剧,有时也会遇到突如其来的风险。

2004年,《沉默的证人》正准备播出时,突然来了政策,说涉案剧不能上黄金档。姜伟也傻了。张静那时候特别崩溃,都快疯了。老公对她说:“着什么急?姜伟不是还要给我们写一个吗?到时候再赚回来。”那年夏天,张静从武汉飞到北京,下了飞机,姜伟正紧张地等着吃饭。姜伟看了他们一眼,说:“你们两口子是我见过的涉案剧制作人里,最踏实最淡定的。”

张静说:“不是还有你吗?”

姜伟其实很愧疚。他认为张静支持他拍了这个戏,却播不出去。后来好几年,有人找姜伟写剧本拍戏,他都一概回绝。他总说:“《沉默的证人》肯定让张静赔了,我得再拍三部戏,让她缓过来。你们谁也不要来找我。”

后来发现,那部戏不仅没赔,还拿了好几个地方的收视冠军。

张静的弟弟有次问她:“你们对姜老师怎么这么好?”

她说:“姜老师跟任何人说,我给你做一个戏吧,那其实就是在帮你挣钱。”

姜伟上课时曾说,如果一个编剧,他的喜好正好符合大众,那他是很幸运的编剧。他自己喜欢,观众也喜欢,收视率就高。

这样的人,就是编剧天才,命中注定是当编剧的。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沉默的证人》《迷雾》,强调悬疑、心理的东西,是因为姜伟喜欢。他还有一种自己与自己较劲的习惯,不管大家爱不爱看,他一定要做个不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他要有点个性。

姜伟说,无论写什么,剧本或者小说,总归有个才情的痕迹。但是呢,电视剧这么公共快餐的东西,才情、个性,不能压倒共性。无论如何,你得好看啊。

在此意义上,《潜伏》似乎刚好。

最后一个故事。

《潜伏》关机的前一天,大家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吃饭。场记、统筹、制片主任等等,所有人都到了。姜伟那天很不开心。他一直对某个工作人员不满意,张静让他换人,他又不想换,说一旦换了,就毁了人前途。他已忍了很久,那天实在有点受不了了。他喝了点酒,黑着脸,说:“不行,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得骂一个人。”

“你骂吧。”张静说,然后大家都期待着他骂出一句特别脏的话。

“你大爷的。”姜伟说完了。

大家互相看了看。就这句?

“就这一句,”张静后来说,“那是我认识姜伟至今,他说过的唯一一句脏话。”

姜伟,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编剧,导演。编剧代表作品:《潜伏》《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沉默的证人》《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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