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1章: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

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

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大学生的时候,报刊上曾刮起一阵讨论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微风,文章写了一些,议论也发表了一通。我看过一些文章,但自己并没有参加进去。原因是,有的文章不知所云,我看不懂。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种讨论本身就无意义,无价值,不如实实在在地干几件事好。

时光流逝,一转眼,自己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我的预算。有人认为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了,对人生的种种相、众生的种种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远不如早一点离开人世这个是非之地,落一个耳根清净。

那么,长寿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吗?也不是的。这对了解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会有一些好处的。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他们也从来不考虑这样的哲学问题。走运时,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顿美食城,晚上一趟卡拉OK,玩一点小权术,耍一点小聪明,甚至恣睢骄横,飞扬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过一生。

其中不走运的则穷困潦倒,终日为衣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即使日子还能过得去的,不愁衣食,能够温饱,然而也终日忙忙碌碌,被困于名缰,被缚于利锁。同样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不知道为什么活过一生。

对这样的芸芸众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从何处谈起呢?

我自己也属于芸芸众生之列,也难免浑浑噩噩,并不比任何人高一丝一毫。如果想勉强找一点区别的话,那也是有的:我,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人,对人生有一些想法,动过一点脑筋,而且自认这些想法是有点道理的。

我有些什么想法呢?话要说得远一点。当今世界上战火纷飞,人欲横流,“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一个十分不安定的时代。但是,对于人类的前途,我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不管还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时间,人类总会越变越好的,人类大同之域绝不会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有如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组成的,每一环从本身来看,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但是没有这一点东西,链子就组不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但是,这个道理在人类社会中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才能理解。鲁迅先生所称之“中国的脊梁”,指的就是这种人。对于那些肚子里吃满了肯德基、麦当劳、比萨饼,到头来终不过是浑浑噩噩的人来说,有如夏虫不足以语冰,这些道理是没法谈的。他们无法理解自己对人类发展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话说到这里,我想把上面说的意思简短扼要地归纳一下: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1995年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变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被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了。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1997年4月8日


老年

记得很多年以前,自己还不到六十岁的时候,有人称我为“季老”,心中颇有反感,应之逆耳,不应又不礼貌,左右两难,极为尴尬。然而曾几何时,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听得入耳了,有时甚至还有点甜蜜感。自己吃了一惊:原来自己真是老了,而且也承认老了。至于这个大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自己有点茫然懵然,我正在推敲而且研究。

不管怎样,一个人承认老是并不容易的。我的一位九十岁出头的老师有一天对我说,他还不觉得老,其他可知了。我认为,在这里关键是一个“渐”字。若干年前,我读过丰子恺先生一篇含有浓厚哲理的散文,讲的就是这个“渐”字。这个字有大神通力,它在人生中的作用绝不能低估。人们有了忧愁痛苦,如果不渐渐地淡化,则一定会活不下去的。人们逢到极大的喜事,如果不渐渐地恢复平静,则必然会忘乎所以,高兴得发狂。人们进入老境,也是逐渐感觉到的。能够感觉到老,其妙无穷。

人们渐渐地觉得老了,从积极方面来讲,它能够提醒你:一个人的岁月绝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应该抓紧时间,把想做的事情做完、做好,免得无常一到,后悔无及。从消极方面来讲,一想到自己的年龄,那些血气方刚时干的勾当就不应该再去硬干。个别喜欢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或许也能收敛一点。老之为用大矣哉!

我自己是怎样对待老年的呢?说来也颇为简单。我虽年届耄耋,内部零件也并不都非常健全,但是我处之泰然。我认为,人上了年纪,有点这样那样的病,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如果年老了,硬是一点病都没有,人人活上二三百岁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今天狂呼“老龄社会”者,恐怕连嗓子也会喊哑,而且吓得浑身发抖,连地球也会被压塌的。我不想做长生的梦。我对老年,甚至对人生的态度是道家的。我信奉陶渊明的两句诗: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这就是我对待老年的态度。

看到我已经有了一把年纪,好多人都问我:有没有什么长寿秘诀。我的答复是:我的秘诀就是没有秘诀,或者不要秘诀。

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相信秘诀的人,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比如,吃鸡蛋只吃蛋清,不吃蛋黄,因为据说蛋黄胆固醇高;动物内脏绝不入口,同样因为胆固醇高。有的人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皮用的刀子还要消毒,不在话下;削了皮以后,还要消一次毒,此时苹果已经毫无苹果味道,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

从前有一位化学系的教授,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数量,吃一顿饭用的数学公式之多等于一次实验。结果怎样呢?结果每月饭费超过别人十倍,人却瘦成一只“干巴鸡”。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人生之乐呢?如果再戴上放大百倍的显微镜眼镜,则所见者无非细菌,试问他还能活下去吗?

至于我自己呢,我决不这样做,我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凡是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我就吃,不好吃的我就不吃,或者少吃,卡路里、维生素统统见鬼去吧。心里没有负担,胃口自然就好,吃进去的东西都能很好地消化。再辅之以腿勤、手勤、脑勤,自然百病不生了。脑勤我认为尤其重要。如果非要让我讲出一个秘诀不行的话,那么我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要让脑筋懒惰,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

我已年届耄耋,但是,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资格。在教授中,按年龄排队,我恐怕还要排到二十多位以后。我幻想眼前有一个按年龄顺序排列的向八宝山进军的北大教授队伍。我后面的人当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不着急。可是偏有一些排在我后面的比我年轻的人,风风火火,抢在我前面,越过排头,登上山去。我心里实在非常惋惜,又有点怪他们,今天我国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七十岁,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增加了一倍,你们正在精力旺盛时期,为国效力正是好时机,为什么非要抢先登山不行呢?这我无法阻拦,恐怕也非本人所愿。不过我已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夹塞。

不抢先夹塞活下去目的何在呢?要干些什么事呢?我一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看法: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到了晚年,更是如此。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对人民、对祖国都还是有利的,不管这个“利”是大是小。我要把这些工作做完,同时还要再给国家培养一些人才。

我仍然要老老实实干活,清清白白做人,决不干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要尽量多为别人着想,少考虑自己的得失。

人过了八十,金钱富贵等同浮云,要多为下一代操心,少考虑个人名利,写文章决不剽窃抄袭,欺世盗名。

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但是我还想借这个机会发点牢骚。我在上面提到“老龄社会”这个词儿。这个概念我是懂得的,有一些措施我也是赞成的。什么干部年轻化,教师年轻化,我都举双手赞成。但是我对报纸上天天大声叫嚷“老龄社会”,有极大的反感。好像人一过六十就成了社会的包袱,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我看有点危言耸听,不知道用意何在。

我自己已是老人,我也观察过许多别的老人。他们中游手好闲者有之,躺在医院里不能动的有之,天天提鸟笼持钓竿者有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这只是少数,并不是老人的全部。

还有不少老人虽然已经寿登耄耋,年逾期颐,向着白寿甚至茶寿进军,但仍然勤勤恳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难道这样一些人也算是社会的包袱吗?

我倒不一定赞成“姜是老的辣”这样一句话。年轻人朝气蓬勃,是我们未来希望之所在,让他们登上要路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老年人也不必天天絮絮叨叨,耳提面命:“你们已经老了!你们已经不行了!对老龄社会的形成你们难辞其咎呀!”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呢?

随着生活的日益改善,人们的平均寿命还要提高,将来老年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还要提高。听说从前钱玄同先生主张,人过四十一律枪毙。这只是愤激之辞,有人作诗讽刺他自己也活过了四十而照样活下去。我们有人老是为社会老龄化担忧,难道能把六十岁以上的人统统赐自尽吗?

老龄化同人口多不是一码事。担心人口爆炸,用计划生育的办法就能制止。老龄化是自然趋势,而且无法制止。既然无法制止,就不必瞎嚷,这是徒劳无益的。我总怀疑,“老龄化”这玩意儿也是从外国进口的舶来品。西方人有同我们不同的伦理观念。我们大可以不必东施效颦。质诸高明,以为如何?

牢骚发完,文章告终,过激之处,万望包容。

1991年


那提心吊胆的一年

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旧事重提,好像是拣起一面古镜。用这一面古镜照一照今天,才更能显出今天的光彩焕发。

二十多年以前,我在大学里学习了四年西方语言文学以后,带着满脑袋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回到故乡母校高级中学去当教员。

当我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我终于抓到了一个饭碗,这简直是绝处逢生;惧的是我比较熟悉的那一套东西现在用不上了,现在要往脑袋里面装屈原、李白和杜甫。

从一开始接洽这个工作,我脑子里就有一个问号:在那找饭碗如登天的时代里,为什么竟有一个饭碗自动地送上门来?我预感到这里面隐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但是,没有饭碗,就吃不成饭。我抱着铤而走险的心情想试一试再说。到了学校,才逐渐从别人的谈话中了解到,原来是校长想把本校的毕业生组织起来,好在对敌斗争中为他助一臂之力。我是第一届甲班的毕业生,又捞到了一张一个著名大学的毕业证书;因此就被他看中,邀我来教书。英文教员满了额,就只好让我教语文。

就教语文吧。我反正是瘸子掉在井里——捞起来也是坐。只要有人敢请我,我就敢教。

但是,问题没有这样简单。我要教三个年级的三个班,备课要顾三头,而且都是古典文学作品。我小时候虽然念过一些《诗经》《楚辞》,但是时间隔了这样久,早已忘得差不多了。现在要教人,自己就要先弄懂。可是,真正弄懂又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教语文的同事都是我从前的教员。我本来应该而且可以向他们请教的。但是,根据我的观察,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变了:不再是师生,而是饭碗的争夺者。在他们眼中,我几乎是一个眼中钉。即使我问他们,他们也不会告诉我的。我只好一个人单干。我日夜抱着一部《辞源》,加紧备课。有的典故查不到,就成天半夜地绕室彷徨。窗外校园极美,正盛开着木槿花。在暗夜中,阵阵幽香破窗而入。整个宇宙都静了下来,只有我一人还不能宁静。我仿佛为人所遗弃,很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我的老师们也并不是全不关心他们的老学生。我第一次上课以前,他们告诉我,先要把学生的名字都看上一遍,学生名字里常常出现一些十分生僻的字,有的话就查一查《康熙字典》。如果第一堂就念不出学生的名字,在学生心目中这个教员就毫无威信,不容易当下去,会影响到饭碗。如果临时发现了不认识的字,就不要点这个名。点完后只需问上一声:“还有没点到名的吗?”那一个学生一定会举手站起来。然后再问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呀?”他自己一报名,你也就认识了那一个字。如此等等,威信就可以保得十足。

这虽是小小的一招,我却是由衷感激。我教的三个班果然有几个学生的名字连《辞源》上都查不到。如果没有这一招,我的威信恐怕一开始就破了产,连一年教员也当不成了。

可是课堂上也并不总是平静无事。我的学生有的比我还大,从小就在家里念私塾,旧书念得很不少。有一个学生曾对我说:“老师,我比你大五岁哩。”说罢嘿嘿一笑,我觉得里面有威胁,有嘲笑。比我大五岁,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这老师反正还要当下去。

当时好像有一种风气:教员一定要无所不知。学生以此要求教员,教员也以此自居。在课堂上,教员决不能承认自己讲错了,决不能有什么问题答不出。否则就将为学生所讥笑。但是像我当时那样刚从外语系毕业的大娃娃教语文怎能完全讲对呢?怎能完全回答同学们提出来的问题呢?有时候,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被逼得紧了,就硬着头皮,乱说一通。学生究竟相信不相信,我不清楚。反正他们也不是傻子,老师究竟多轻多重,他们心中有数。我自己十分痛苦。下班回到寝室,思前想后,坐立不安。孤苦寂寥之感又突然袭来,我又仿佛为人们所遗弃,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别的教员怎样呢?他们也许都有自己的烦恼,“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是有几个人却是整天价满面春风,十分愉快。我有时候也从别人嘴里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某某人陪校长太太打麻将了,某某人给校长送礼了,某某人请校长夫妇吃饭了。

我立刻想到自己的饭碗,也想学习他们一下。但是,来了问题:买礼物,准备酒席,都不是极困难的事情。可是,怎样送给人家呢?怎样请人家呢?如果只说:“这是礼物,我要送给你。”或者:“我要请你吃饭。”虽然也难免心跳脸红,但我自问还干得了。可是,这显然是不行的,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一定还要耍一些花样。这就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了。我在自己屋里,再三考虑,甚至自我表演,暗诵台词。最后,我只有承认,我在这方面缺少天才,只好作罢。我仿佛看到自己手里的饭碗已经有点飘动。我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就这样,半年过去了。到了放寒假的时候,一位河南籍的物理教员,因为靠山教育厅的一位科长垮了台,就要被解聘。校长已经托人暗示给他,他虽然没有出路,也只有忍痛辞职。我们校长听了,故意装得大为震惊,三番两次到这位教员屋里去挽留,甚至声泪俱下,最后还表示要与他共进退。我最初只是一位旁观者,站在旁边看校长的表演艺术,欣赏他的表演天才。但是,看来看去,我自己竟糊涂起来,我被校长的真挚态度感动了。我也自动地变成演员,帮着校长挽留他。那位教员阅历究竟比我深,他不为所动,还是卷了铺盖。因为他知道,连他的继任人选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又长了一番见识,暗暗地责备自己糊涂。同时,我也不寒而栗,将来会不会有一天校长也要同我“共进退”呢?

也就在这时候,校长大概逐渐发现,在我这个人身上,他失了眼力,看错了人。我到了学校以后,虽然也在别人的帮助(毋宁说是牵引)下,把高中毕业同学组织起来,并且被选为什么主席。但是,从那以后,就一点活动也没有。我确实不知道,应该活动一些什么。虽然我绞尽脑汁,办法就是想不出。这样当然就与校长原意相违了。他表面上待我还是客客气气。只是有一次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他对我说道:“你很安静。”什么叫作“安静”呢?别人恐怕很难体会这两个字的意思,我却是能体会的。我回到寝室,又绕室彷徨。“安静”两个字给我以大威胁。我的饭碗好像就与这两个字有关。我又仿佛为人所遗弃,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春天早过,夏天又来,这正是中学教员最紧张的时候。在教员休息室里,经常听到一些窃窃私语:“拿到了没有?”不用说拿到什么,大家都了解,这指的是下学期的聘书。有的神色自若,微笑不答。这都是有办法的人,与校长关系密切,或者属于校长的基本队伍。只要校长在,他们绝不会丢掉饭碗。有的就神色仓皇,举止失措。这样的人没有靠山,饭碗掌握在别人手里,命定是一年一度紧张。我把自己归入这一类。我的神色如何,自己看不见,但是心情自己是知道的。校长给我下的断语是“安静”,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我还侥幸有万一的幻想,因此在仓皇中还有一点镇静。

但是,这镇静是不可靠的。我心里的滋味实际上同一年前大学将要毕业时差不多。我见了人,不禁也窃窃私语:“拿到了没有?”我不喜欢那些神态自若的人。我只愿意接近那些神色仓皇的人。只有对这一些人我才有同病相怜之感。

这时候,校园更加美丽了。木槿花虽还开放,但已经长满了绿油油的大叶子。玫瑰花开得一丛一丛的,池塘里的水浮莲已经开出黄色的花朵。“小园香径独徘徊”,是颇有诗意的。可惜我什么诗意都没有。我耳边只有一个声音:“拿到了没有?”我觉得,大地茫茫,就是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又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这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是,每一回忆起那提心吊胆的情况,就历历如在眼前,我真是永世难忘。现在把它写了出来,算是送给今年毕业同学的一件礼物,送给他们一面镜子。在这里面,可以照见过去与现在,可以照出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1963年7月21日


论压力

《参考消息》今年7月3日以半版的篇幅介绍了外国学者关于压力的说法。我也正考虑这个问题,因缘和合,不免唠叨上几句。

什么叫“压力”?上述文章中说:“压力是精神与身体对内在与外在事件的生理与心理反应。”下面还列了几种特性,今略。我一向认为,定义这玩意儿,除在自然科学上可能确切外,在人文社会科学上则是办不到的。上述定义我看也就行了。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呢?我认为,是的。我们常说,人生就是一场拼搏,没有压力,哪来的拼搏?佛家说,生、老、病、死、苦,苦也就是压力。过去的国王、皇帝,近代外国的独裁者,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看上去似乎一点压力都没有。然而他们战战兢兢,时时如临大敌,担心边患,担心宫廷政变,担心被毒害被刺杀。他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压力比任何人都大。大资本家钱太多了,担心股市升降,房地产价格波动,等等。至于吾辈平民老百姓,“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些都是压力,谁能躲得开呢?

压力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从大处来看,现在全球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破坏,臭氧层出洞,人口爆炸,新疾病丛生,等等,人们感觉到了,这当然就是压力,然而压出来的是增强忧患意识,增强防范措施,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对一般人来说,法律和其他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是压力。然而这些压力何等好啊!没有它们,社会将会陷入混乱,人类将无法生存。这个道理极其简单明了,一说就懂。我举自己作一个例子。我不是一个没有名利思想的人——我怀疑真有这种人,过去由于一些我曾经说过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我似乎是淡泊名利,其实那多半是假象。但是,到了今天,我已至望九之年,名利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用不着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方面的压力没有了。但是来了另一方面的压力,主要来自电台采访和报刊以及友人约写文章。这对我形成颇大的压力。以写文章而论,有的我实在不愿意写;可是碍于面子,不得不应。应就是压力。于是“拨冗”苦思,往往能写出有点新意的文章。对我来说,这就是压力的好处。

压力如何排除呢?粗略来分类,压力来源可能有两类:一被动,一主动。天灾人祸、意外事件,属于被动,这种压力,无法预测,只有泰然处之,切不可杞人忧天。主动的来源于自身,自己能有所作为。我的“三不主义”的第三条是“不嘀咕”,我认为:能做到遇事不嘀咕,就能排除自己制造成的压力。

1998年7月8日


寂寞

寂寞像大毒蛇,盘住了我整个的心,我自己也奇怪:几天前喧腾的笑声现在还萦绕在耳际,我竟然给寂寞克服了吗?

但是,克服了是真的,奇怪又有什么用呢?笑声虽然萦绕在耳际,早已恍如梦中的追忆了,我只有一颗心,空虚寂寞的心被安放在一个长方形的小屋里。我看四壁,四壁冰冷像石板,书架上一行行排列着的书,都像一行行的石块,床上棉被和大衣的折纹也都变成雕刻家手下的作品了。死寂,一切死寂,更死寂的却是我的心,——我到庞培(Pompaii)了么?不,我自己证明没有,隔了窗子,我还可以看见袅动的烟缕,虽然还在袅动,但是又是怎样地微弱呢,——我到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了么?我自己又证明没有,我看不到阴森的长廊,看不到诗人的墓圹,我只是被装在一个长方形的小屋里,四周圈着冰冷的石板似的墙壁。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桌子上那两盆草的蔓长嫩绿的枝条,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子,我透过玻璃杯看到的淡淡的影子;反射在电镀过的小钟座上的影子,在平常总轻轻地笼罩上一层绿雾,不是很美丽有生气的吗,为什么也变成浮雕般呆僵不动呢?——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给寂寞吞噬了,寂寞凝定在墙上挂的相片上,凝定在屋角的蜘蛛网上,凝定在镜子里我自己的影子上……

一切都真的给寂寞吞噬了吗?不,还有我自己,我试着抬一抬胳膊,还能抬得起;我摆了摆头,镜子里的影子也还随着动。我自己问:是谁把我放在这里的呢?是我自己。现在我才发现,就是自己,我能逃……

我能逃,然而,寂寞又跟上我了呀!在平常我们跑着百米抢书的图书馆,不是很热闹的吗?现在为什么也这样冷清呢?我从这头看到那头,像看到一个朦胧的残梦,淡黄的阳光从窗子里穿进来造成一条光的路,又射在光滑的桌面上,不耀眼,不辉腾,只是死死地贴在桌上,像——像什么呢?我不愿意说,像乡间黑漆棺材上贴的金边。寥寥的几个看书的,错落地散坐着,使我想到月明夜天空的星子,但也都石像似的坐着,不响也不动。是人么?不是,我左右看全不像。像木乃伊?又不像,因为我闻不到木乃伊应该有的那种香味。像死尸?有点,但也不全像,——我看到他们僵坐的姿势了,我看到他们一个个的翻着的死白的眼了。我现在知道他们像什么,像鱼市里的死鱼,一堆堆地排列着,鼓着肚皮,翻着白眼,可怕!然而我能逃,然而寂寞又跟上了我,我向哪里逃呢?

到了世界的末日了吗?世界的末日,多可怕!以前我曾自己想象,自己是世界上最后的一个生物,因了这无谓的想象,我流过不知多少汗,但是现在真教我尝到这个滋味了。天空倒挂着,像个盆;远处的西山、近处的楼台,都仿佛剪影似的贴在这灰白盆底上。小鸟缩着脖子站在土山上,不动,像博物馆里的标本,流水在冰下低缓地唱着丧歌,天空里破絮似的云片,看来像一贴贴的膏药,糊在我这寂寞的心上,枯枝丫杈着,看来像鱼刺,也刺着我这寂寞的心。

但是,我在身旁发现有人影在游动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世界上最后的生物,我在内心浮起一丝笑意,但是(又是但是)没等这笑意浮到脸上,我又看到我身旁的人也同样翻着死白的眼。像木乃伊?像僵尸?像鱼市上陈列的死鱼?谁耐心去管,战栗通过了我全身,我想逃;寂寞驱逐着我,我想逃。向哪里逃呢?——天哪!我不知道向哪里逃了。

夜来了,随了夜来的是更多的寂寞,当我从外面走回宿舍的时候,四周死一般沉寂,但总仿佛有窸窣的脚步声绕在我四围。说声,其实哪里有什么声呢?只是我觉得有什么东西跟着我而已。倘若在白天,我一定说这是影子;倘若睡着了,我一定说这是梦。究竟是什么呢?我知道,这是寂寞,从远处我看到压在黑暗的夜气下面的宿舍,以前不是每个窗子都射出温热的软光来么?但是,变了,一切都变了,大半的窗子都黑黑的,闭着寥寥的几个窗子,无力地迸射出几条光线来,又都是怎样暗淡灰白呢?——不,这不是窗子里射出来的灯光,这是墓地里的鬼火,这是魔窟里发出的魔光,我是到鬼影憧憧的世界里了,我自己也成鬼影了。

我平卧在床上,让柔弱的灯光流在我身上,让寂寞在我四周跳动,静听着远处传来的跫跫的足音,隐隐地,细细弱弱到听不清,听不见了。这声音从哪里传来的呢?是从辽远又辽远的国土里呀!是从寂寞的大沙漠里呀!但是,又像比辽远的国土更辽远;我的小屋是坟墓,这声音是从墓外过路人的脚下踶出来的呀!离这里多远呢?想象不出,也不能想象。望吧!是一片茫茫的白海流布在中间。海里是什么呢?是寂寞。

隔了窗子,外面是死寂的夜,从蒙翳的玻璃里看出去,不见灯光,不见一切东西的清晰的轮廓,只是黑暗;在黑暗里的迷离的树影,丫杈着,刺着暗灰的天。在三个月前,这秃光的枯枝上,有过一串串的叶子,在萧瑟的秋风里打战,又罩上一层淡淡的黄雾。再往前,在五六个月以前吧,同样的这枯枝上织一丛丛的茂密的绿,在雨里凝成浓翠,在毒阳下闪着金光。倘若再往前推,在春天里,这枯枝上嵌着一颗颗火星似的红花,远处看,辉耀着,像火焰,——但是,一转眼,溜到现在。现在怎样了呢?变了,全变了,只剩了秃光的枯枝,刺着天空,把小小的温热的生命力蕴蓄在这枯枝的中心,外面披上这层刚劲的皮,忍受着北风的狂吹,忍受着白雪的凝固,忍受着寂寞的来袭,同我一样。它也该同我一样切盼着春的来临,切盼着寂寞的退走吧。春什么时候会来呢?寂寞什么时候会走呢?这漫漫的长长的夜,这漫漫的更长的冬……

1934年1月22日


思想斗争

我在这里讲的“思想斗争”,不是后来我们所理解的那一套废话,而是有关我的学术研究的。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上述我的博士论文以及我在哥廷根写的几篇论文可以为证。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哥廷根十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这个问题,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我的所谓“思想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始萌动的。

我虽少无大志,但一旦由于天赐良机而决心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就像是过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义无反顾。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写诗、写小说,只要有灵感就行,我是需要资料的,而在当时来说,只有欧洲有。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我之进退,实为狼狈”。正像哈姆莱特一样,摆在我眼前的是:走呢,还是不走?“That is a question”。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G. 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1947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十二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我写信给Haloun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关欧洲的“思想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斗争”又随之而起。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新的对象在哪里呢?我的兴趣一向驳杂,对好多学问,我都有兴趣。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只因有了困难,才产生了“思想斗争”。这个掂一掂,那个称一称,久久不能决定。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充足。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我的考虑或者我的“思想斗争”,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条件转。当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对时间的珍惜远远比不上现在。“斗争”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吧。


终于找到了出路

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后面的北楼。校长办公室则在孑民纪念堂前的东厢房内,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所谓“秘书长”,主要任务同今天的总务长差不多,处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务。秘书长以外,还有一位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没有什么副校长。全校有六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这样庞大的机构,管理人员并不多,不像现在大学范围内有些嘴损的人所说的:“校长一走廊,处长一讲堂,科长一操场。”我无意宣扬旧时代有多少优点,但是,上面这个事实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专门给了我一间研究室。我能够从书库中把我所用的书的一部分提出来,放在我的研究室中。我了解到,这都是出于文学院院长汤锡予先生和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先生的厚爱。现在我在日本和韩国还能见到这情况,中国的大学,至少是在北大,则是不见了。这样做,对一个教授的研究工作,有极大的方便。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个研究生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帮我整理书籍。马理是已故北大语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

北大图书馆藏书甲大学的天下。但是有关我那专门研究范围的书,却如凤毛麟角。全国第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比较起来,稍有优越之处;但是,除了并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其他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见。燕京大学图书馆是注意收藏东方典籍的,可是这情况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才知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毫无所知。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代典籍稍多,但是同欧洲和日本的图书馆比较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可能同日而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我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恋恋难舍,却是一筹莫展。我搞了一些翻译工作,翻译了马克思论印度的几篇论文,翻译了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我还翻译了恩格斯用英文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只完成了一本粗糙的译稿,后来由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翻译局拿了去整理出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这些工作都不是我真正兴趣之所在,不过略示一下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而已。

这远远不能满足我那种闲不住的心情。当时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员不过五人,学生人数更少。如果召开全系大会的话,在我那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系主任办公室里就绰绰有余。我开了一班梵文,学生只有三人。其余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我“政务”清闲,天天同一位系秘书在办公室里对面枯坐,既感到极不舒服,又感到百无聊赖。当时文学院中任何形式的会都没有,学校也差不多,有一个教授会,不过给大家提供见面闲聊的机会,一点作用也不起的。

汤用彤先生正开一门新课《魏晋玄学》。我对汤先生的道德文章极为仰慕。他的著作虽已读过,但是,我在清华从未听过他的课,极以为憾。何况魏晋玄学的研究,先生也是海内第一人。课堂就在三楼上,我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征求了汤先生的同意,我每堂必到。上课并没有讲义,他用口讲,我用笔记,而且尽量记得详细完整。他讲了一年,我一堂课也没有缺过。汤先生与胡适之先生不同,不是口若悬河的人。但是他讲得细密、周到,丝丝入扣,时有精辟的见解,如石破天惊,令人豁然开朗。我的笔记至今还保存着,只是“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了。此外,我因为感到自己中国音韵学的知识欠缺,周祖谟先生适开此课,课堂也在三楼上,我也得到了周先生的同意去旁听。周先生比我年轻几岁,当时可能还不是正教授。别人觉得奇怪,我则处之泰然。一个系主任教授随班听课,北大恐尚未有过,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能者为师。在学问上论资排辈,为我所不取。

然而我心中最大的疙瘩还没有解开:旧业搞不成了,我何去何从?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阅书时,因为觉得有兴趣,曾随手从《大藏经》中,从那一大套笔记丛刊中,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史和德国人称之为“比较文学史”(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的资料。当时我还并没有想毕生从事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虽然在下意识中觉得这件工作也是十分有意义的,非常值得去做的。回国以后,尽管中国图书馆中关于印度和比较文学史的书籍极为匮乏,但是中国典籍则浩瀚无量。倘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至少中国这一边的资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这个课题至少还同印度沾边,不致十年负笈,前功尽弃。我反复思考,掂斤播两,觉得这真是一个极为灵妙的主意。虽然我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印度古代语言的研究,但目前也只能顺应时势,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

我终于找到了出路。


不完满才是人生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关于这一点,古今的民间谚语、文人诗句,说到的很多很多。最常见的比如苏东坡的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南宋方岳(根据吴小如先生考证)的诗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这都是我们时常引用的,脍炙人口的。类似的例子还能够举出成百上千来。

这种说法适用于一切人,旧社会的皇帝老爷子也包括在里面。他们君临天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可以为所欲为;杀人灭族,小事一端。按理说,他们不应该有什么不如意的事。然而实际上,王位继承、宫廷斗争,比民间残酷万倍。他们威仪俨然地坐在宝座上,如坐针毡。虽然捏造了“龙驭上宾”这种神话,但他们自己也并不相信。他们想方设法以求得长生不老,他们最怕“一旦魂断,宫车晚出”。连英主如汉武帝、唐太宗之辈也不能“免俗”。汉武帝造承露金盘,妄想饮仙露以长生;唐太宗服印度婆罗门的灵药,期望借此以不死。结果,事与愿违,仍然是“龙驭上宾”呜呼哀哉了。

在这些皇帝手下的大臣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极大,骄纵恣肆;贪赃枉法,无所不至。在这一类人中,好东西大概极少,否则包公和海瑞等绝不会流芳千古,久垂宇宙了。可这些人到了皇帝跟前,只是一个奴才,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可见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据说明朝的大臣上朝时在笏板上夹带一点鹤顶红,一旦皇恩浩荡,钦赐极刑,连忙用舌尖舔一点鹤顶红,立即涅槃,落得一个全尸。可见这一批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谈不到什么完满的人生。

至于我辈平头老百姓,日子就更难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能说与之前没有区别,可是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如意事常八九”。早晨在早市上被小贩“宰”了一刀;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割了包,踩了人一下,或者被人踩了一下,根本不会说“对不起”了,代之以对骂,或者甚至演出全武行。到了商店,难免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又得生一肚子气。谁能说,我们的人生多是完满的呢?

再说到我们这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一生中就难得过上几天好日子。只一个“考”字,就能让你谈“考”色变。“考”者,考试也。在旧社会科举时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要上进,只有科举一途,你只需读一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淋漓尽致地了解到科举的情况。以周进和范进为代表的那一批举人、进士,其窘态难道还不能让你胆战心惊、啼笑皆非吗?

现在我们运气好,得生于新社会中。然而那一个“考”字,宛如如来佛的手掌,你别想逃脱得了。幼儿园升小学,考;小学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学,考;大学毕业想当硕士,考;硕士想当博士,考。考,考,考,变成烤,烤,烤;一直到知命之年,厄运仍然难免。现代知识分子落到这一张密而不漏的天网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的人生还谈什么完满呢?

灾难并不限于知识分子,“人人有一本难念的经”,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但是真能了解其中的意义,对己对人都有好处。对己,可以不烦不躁;对人,可以互相谅解。这会大大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1998年8月20日


新年抒怀

除夕之夜,半夜醒来,一看表,是一点半钟,心里轻轻地一颤:又过去一年了。

小的时候,总希望时光快快流逝,盼过节,盼过年,盼迅速长大成人。然而,时光却偏偏好像停滞不前,小小的心灵里溢满了愤愤不平之气。

但是,一过中年,人生之车好像是从高坡上滑下,时光流逝得像电光一般;它不饶人,不了解人的心情,愣是狂奔不已。一转眼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滑过了花甲,滑过了古稀,少数幸运者或者什么者,滑到了耄耋之年。人到了这个境界,对时光的流逝更加敏感。年轻的时候考虑问题是以年计,以月计。到了此时,是以日计,以小时计了。

我是一个幸运者或者什么者,眼前正处在耄耋之年。我的心情不同于青年,也不同于中年,纷纭万端,绝不是三两句就能说清楚的。我自己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过去的一年,可以说是我一生最辉煌的年份之一。求全之毁根本没有,不虞之誉却多得不得了,压到我身上,使我无法消化,使我感到沉重。有一些称号,初戴到头上时,自己都感到吃惊,感到很不习惯。就在除夕的前一天,也就是前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国家图书奖会议上,在改革开放以来十几年的、包括文、理、法、农、工、医以及军事等方面的九万多种图书中,在中宣部和财政部的关怀和新闻出版总署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国七十多位专家的认真细致的评审,共评出国家图书奖四十五种。只要看一看这个比例数字,就能够了解获奖之困难。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评选工作。至于自己同获奖有份,一开始时,我连做梦都没有梦到。然而结果我却有两部书获奖。在小组会上,我曾要求撤出我那一本书,评委不同意。我只能以不投自己的票来处理此事。对这个结果,要说自己不高兴,那是矫情,那是虚伪,为我所不取。我更多地感觉到的是惶恐不安,感觉到惭愧。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图书,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评上,自己却一再滥竽。这也算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幸运吧。我在这里还要补上一句:在旧年的最后一天的《光明日报》上,我读到老友邓广铭教授对我的评价,我也是既感且愧。

我过去曾多次说到,自己向无大志,我的志是一步步提高的,有如水涨船高。自己绝非什么天才,我自己评估是一个中人之才。如果自己身上还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自己是勤奋的,这一点差堪自慰。我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是一个自知之明超过需要的人,是一个思维不懒惰、脑筋永远不停地转动的人。我得利之处,恐怕也在这里。过去一年中,在我走的道路上,撒满了玫瑰花,到处是笑脸,到处是赞誉。我成为一个“很可接触者”。要了解我过去一年的心情,必须把我的处境同我的性格,同我内心的感情联系在一起。

现在写“新年抒怀”,我的“怀”,也就是我的心情,在过去一年我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是,我并没有被鲜花和赞誉冲昏了头脑,我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一位年轻的朋友说,我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我似乎是朝气蓬勃,在学术上野心勃勃,我揽的工作远远超过一个耄耋老人所能承担的,我每天的工作量在同辈人中恐怕也居上乘。但是我没有忘乎所以,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年龄。在友朋欢笑之中,在家庭聚乐之中,在灯红酒绿之时,在奖誉纷至沓来之时,我满面含笑,心旷神怡,却蓦地会在心灵中一闪念:“这一出戏快结束了!”我像撞客的人一样,这一闪念紧紧跟随着我,我摆脱不掉。

是我怕死吗?不,不,绝不是的。我曾多次讲过:我的性命本应该早就结束的。在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偶然性中,我侥幸活了下来。从那以后,我所有的寿命都是白捡来的;多活一天,也算是“赚”了。而且对于死,我近来也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看法:“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死是自然规律,谁也违抗不得。用不着自己操心,操心也无用。

那么我那种快煞戏的想法是怎样来的呢?记得在大学读书时,读过俞平伯先生的一篇散文《重过西园码头》,时隔六十余年,至今记忆犹新。其中有一句话:“从现在起我们要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了。”这就说明,过去日子过得不仔细,甚至太马虎。俞平伯先生是这样,别的人也是这样,我当然也不例外。日子当前,总过得马虎。时间一过,回忆又复甜蜜。宋词中有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真是千古名句,道出了人们的这种心情。我希望,现在能够把当前的日子过得仔细一点,不寻常一点。特别是在走上了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时,更应该这样。因此,我的快煞戏的感觉,完全是积极的,没有消极的东西,更与怕死没有牵连。

在这样的心情的指导下,我想得很多很多,我想到了很多的人。首先是想到了老朋友,清华时代的老朋友胡乔木,最近几年曾几次对我说,他想要看一看年轻时候的老朋友。他说:“见一面少一面了!”初听时,我还觉得他过于感伤。后来逐渐品味出他这一句话的分量。可惜他前年就离开了我们,走了。去年我用实际行动响应了他的话。我邀请六七位有五六十年友谊的老友聚了一次。大家都白发苍苍了,但都兴会淋漓。我认为自己干了一件好事。我哪里会想到,参加聚会的吴组缃现已病卧医院中。我听了心中一阵颤动。今天元旦,我潜心默祷,祝他早日康复,参加我今年准备的聚会。没有参加聚会的老友还有几位。我都一一想到了,我在这里也为他们的健康长寿祷祝。

我想到的不只有老年朋友,年轻的朋友,包括我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学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也都一一想到了。我最近颇接触了一些青年学生,我认为他们是我的小友。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一群小友的感情越来越深,几乎可以同我的年龄成正比。他们朝气蓬勃,前程似锦。我发现他们是动脑筋的一代,他们思考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淳朴,直爽,处处感动着我。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我们祖国的希望和前途就寄托在他们身上,全人类的希望和前途也寄托在他们身上。对待这一批青年,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理解与爱护,诱导与教育,同时还要向他们学习。这是就公而言。在私的方面,我同这些生龙活虎的青年们在一起,他们身上那一股朝气,充盈洋溢,仿佛能冲刷掉我身上这一股暮气,我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若干年。同青年们接触真能延长我的寿命。古诗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我一不服食,二不求神。青年学生就是我的药石,就是我的神仙。我企图延长寿命,并不是为了想多吃人间几千顿饭。我现在吃的饭并不特别好吃,多吃若干顿饭是毫无意义的。我现在计划要做的学术工作还很多,好像一个人在日落西山的时分,前面还有颇长的路要走。我现在只希望多活上几年,再多走几程路,在学术上再多做点工作,如此而已。

在家庭中,我这种煞戏的感觉更加浓烈。原因也很简单,必然是因为我认为这一出戏很有看头,才不希望它立刻就煞,因而才有这种浓烈的感觉。如果我认为这一出戏不值一看,它煞不煞与己无干,淡然处之。这种感觉从何而来?过去几年,我们家屡遭大故。老祖离开我们,走了。女儿也先我而去。这在我的感情上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痕。尽管如此,我仍然有一个温馨的家。我的老伴、儿子和外孙媳妇仍然在我的周围。我们和睦相处,相亲相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最可爱的人。除了人以外,家庭成员还有两只波斯猫,一只顽皮,一只温顺,也都是最可爱的猫。家庭的空气怡然,盎然。可是,前不久,老伴突患脑溢血,住进医院。在她没病的时候,她已经不良于行,整天坐在床上。我们平常没有多少话好说。可是我每天从大图书馆走回家来,好像总嫌路长,希望早一点到家。到了家里,在破藤椅上一坐,两只波斯猫立即跳到我的怀里,让我搂她们睡觉。我也眯上眼睛,小憩一会儿。睁眼就看到从窗外流进来的阳光,在地毯上流成一条光带,慢慢地移动。在百静中,万念俱息,怡然自得。此乐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老伴却突然病倒了。在那些严重的日子里,我再从大图书馆走回家来,我在下意识中,总嫌路太短,我希望它长,更长,让我永远走不到家。家里缺少一个虽然坐在床上不说话却散发着光与热的人。我感到冷清,我感到寂寞,我不想进这个家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心里就更加频繁地出现那一句话:“这一出戏快煞戏了!”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老伴虽然仍然住在医院里,病情已经有了好转。我在盼望着,她能很快回到家来,家里再有一个虽然不说话但却能发光发热的人,使我再能静悄悄地享受沉静之美,让这一出早晚要煞戏的戏再继续下去演上几幕。

按世俗的算法,从今天起,我已经达到八十三岁的高龄了,几乎快到一个世纪了。我虽然不爱出游,但也到过三十个国家,应该说是见多识广。在国内将近半个世纪,经历过峰回路转,经历过柳暗花明,快乐与苦难并列,顺利与打击杂陈。我脑袋里的回忆太多了,过于多了。眼前的工作又是头绪万端,谁也说不清我究竟有多少名誉职称;说是打破纪录,也不见得是夸大。但是,在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负担太重了,我真有点承受不住了。尽管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我一不悲观,二不厌世,可是我真想休息了。古人说:“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晚年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最后一句是“ruhst du auch”(你也休息),仿佛也表达了我的心情,我真想休息一下了。

心情是心情,活还是要活下去的。自己身后的道路越来越长,眼前的道路越来越短,因此前面剩下的这短短的道路,更弥加珍贵。我现在过日子是以天计,以小时计。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是可贵的。我希望真正能够仔仔细细地过,认认真真地过,细细品味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认为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寻常”。我希望千万不要等到以后再感到“当时只道是寻常”,空吃后悔药,徒唤奈何。对待自己是这样;对待别人,也是这样。我希望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使我的老朋友、我的小朋友、我的年轻的学生,当然也有我的家人,都能得到愉快。我也绝不会忘掉自己的祖国。只要我能为她做到的事情,不管多么微末,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做。只有这样,我心里才能获得宁静,才能获得安慰。“这一出戏就要煞戏了”,它愿意什么时候煞,就什么时候煞吧。

现在正是严冬。室内春意融融,窗外万里冰封。正对着窗子的那一棵玉兰花,现在枝干光秃秃的一点生气都没有。但是枯枝上长出的骨朵象征着生命,蕴含着希望。花朵正蜷缩在骨朵内心里,春天一到,东风一吹,会立即绽开白玉似的花。池塘里,眼前只有残留的枯叶在寒风中在层冰上摇曳。但是,我也知道,只等春天一到,坚冰立即化为粼粼的春水。现在蜷缩在黑泥中的叶子和花朵,在春天和夏天里都会蹿出水面。在春天里,“莲叶何田田”。到了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将是何等光华烂漫的景色啊。“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现在一方面脑筋里仍然会不时闪过一个念头,“这一出戏快煞戏了”,这丝毫也不含糊;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一出戏的高潮还没有到,恐怕在煞戏前的那一刹那才是真正的高潮,这一点也绝不含糊。

1994年1月1日


1 新闻出版总署为旧称。2013年,它与广播电视总局合并,组建成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18年3月,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管理职责的基础上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不再保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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