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夜读抄》
止庵
《夜读抄》一九三四年九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除序与后记外，收文三十七篇，计一九三一年二篇，一九三二年一篇，一九三三年九篇，一九三四年一至七月二十五篇。主要是《看云集》之后的作品。“夜读抄”原是一九二八年为《北新》杂志所写系列文章总的题目，但只发表了两次即中止了，原在此系列中之《游仙窟》后收入《看云集》。后记说，“《夜读抄》一卷，凡本文二十六篇，杂文十一篇，”系就是否“关于一种书”来划分，此处“杂文”含义自不同于从前用法，实际上均系文化批判之作。
在周作人的众多作品中，《夜读抄》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作者尝总结说：“我写文章，始于光绪乙巳，于今已有三十六年了。这个期间可以分做三节，……其三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书房一角原序》）这一时期应该说是从《夜读抄》真正开始，周氏由此建立了自己成熟定型的风格。按我们的划分，乃是开启了其写作生涯的中期。为实现此一目标，或许颇有一番酝酿，一九三二年全年和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此集中所收该年作品皆为下半年所作）写作很少，可能与此有关。新的文体的特点，正如后记中所说：“我所说的话常常是关于一种书的。”也就是后人所谓“书话”。这可以被认为是作者特有的一种切入方式，即以阅读为契机，依靠知识的绵延和思想的碰撞，深入到文化、文明、人类、历史和社会等各个领域。而具体写法，则是大段摘抄原著，中缀少量按语，亦即“文抄公”是也。这一写法周氏以后沿用多年，甚至成为最显著的特色了。
周氏在《苦竹杂记后记》中说：“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抄书之作虽然“常常是关于一种书的”，作者所面对的却是“天下之书”，也就是整个既有文化系统，这是“广”的一方面，有赖于宽阔视野和博大胸怀；另一方面则是“严”，抄书之作虽多，兴趣点却始终是明确的，有所限定的：“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难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这里关键在于选取功夫，需要深刻敏锐的眼光，而这也就是与被抄录者之间的深深默契了。多年以后，作者补充道：“承示诸人议论甚感，语堂系是旧友，但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他说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此与说我是‘文抄公’者正是一样的看法，没有意见怎么抄法，如关于《游山日记》或傅青主（皆在《风雨谈》内）都是褒贬显然，不过我不愿意直说，这却是项庄说的对了。”（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意见怎么抄法”，“不过我不愿意直说”，即将直接表述转为间接表述，这也靠的是前述那副眼光。读此类“文抄公”之作，关键是要读出作者的眼光来。而尽可能地采用间接表述的方式，则是周作人散文美学的核心。此前十几年间，他实际上一直探索怎样把文章写得更其自然含蓄，至创体此种写法才算真正成功。
作者尝感慨道：“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苦竹杂记后记》）多数读者与论家（包括前面提到的林语堂）于此未必理解，于是“文抄公”之讥遂起矣，乃至延续多年。自然也有解人，钱玄同即其一，去世前夕尚给周氏写信说：“鄙意老兄近数年来之作风颇觉可爱，即所谓‘文抄’是也。”（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中讲周氏文风“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也是针对《夜读抄》之后的文章而言。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周氏给鲍耀明写信，曾说：“不意港报打笔墨官司，乃殃及池鱼，殊出意外，其实拙文之不行本不待论，即如‘文抄公’的非难自古已然，最所敝帚自珍之《夜读抄》亦是如此，文中十分之七八是抄来的，惟‘抄’亦煞费工夫，亦需要一点手段耳。”
此次据北新书局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录四页，正文三百一十三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