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引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词唱和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然而,对于这样一种习见的文学现象,却是历来毁多誉少。比如宋人严羽就说:“和韵最害人诗。”明王世贞则说:“和韵联句,皆易为诗害而无大益。”清人袁枚也说:“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何得以一二韵约束为之?”不过,倒是唱和者自己并不以为然。如白居易就自称其诗中“得隽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尝能发也,所以辄自爱重”。“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们当然不应忽视诗人自己的意见。

在现当代学者中,较早对唱和诗给予关注的,是日本学者安藤孝行、花房英树和前川幸雄诸先生,然他们对唱和诗既多以游戏视之,便不能充分认识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意义;而国内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逐渐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往往有些很有见地的论述,但又多是就一些具体的唱和作品来进行讨论,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来看待

本书的研究,拟将综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就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渊源、发展与特点,唱和诗词的总体评价以及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唱和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地位和影响等宏观性课题,以及韩愈和孟郊的联句、元稹和白居易的唱和诗、苏轼的《和陶诗》和南宋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三家《和清真词》等唱和诗词的比较重要的个案,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我们的看法是,唱和与唱和诗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它源远流长,历久不衰,值得深入研究。诗词唱和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交往的形式之一,对文学创作的提高、文学集团的形成和文学流派的发展,都曾起过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唱和诗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取得过很高的成就,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过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理应占一定的地位。

  1. [宋]严羽撰、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诗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193。
  2.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页962。
  3. [清]袁枚撰、顾学颉点校:《随园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页3。
  4.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六十八《与刘苏州书》,中华书局,1979年,页1445。
  5. [唐]杜甫撰、[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卷十五《偶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713。
  6. [日]安藤孝行有《唐诗唱和》、《唱和的游戏》等文(参严绍璗:《日本的中国学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页10),前川幸雄有《智慧的技巧的文学——关于元、白唱和诗的诸种形式》(马歌东译,译文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7. 如阴法鲁先生《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唱和形式》(文载《词刊》1980年第1、2两期。此文从音乐唱和的角度分析了一些古代诗歌作品,颇富启发意义)、张志烈先生《苏王唱和管窥》(文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5年。是文对王安石与苏轼唱和的几首雪诗作了细致的讨论,并由此入手对苏、王的交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卞孝萱先生《元白次韵诗新探》(文载《汉唐文史漫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是文认为,唐代次韵诗是元稹所始创,也是元稹所擅长的。在次韵方面,元稹优于白居易)、赵以武先生《唱和诗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是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为魏晋南北朝唱和诗。书中对魏晋南北朝唱和诗的类型、特点和成就,进行了具体的讨论)、莫砺锋先生《论苏轼苏辙的唱和诗》(文载《唐宋诗论稿》,辽海出版社,2001年。文章对苏氏兄弟诗歌唱和的异同作了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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