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高乔英雄史诗的绝唱
在拉丁美洲争取政治独立的过程中，文学上的美洲主义也开始成长。作家们不仅描绘美洲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而且开始追求具有民族风格的艺术形式。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拉丁美洲，这种执着的追求一直延续至今。在民族文学的发展方面，拉普拉塔河地区的高乔诗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高乔诗歌的昌盛和发展过程是与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同步进行的。它既有前者注重文学社会功能的特点，又有后者突破传统、勇于创新的精神。这是一些作家向民间文学学习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高乔人是辽阔无垠的潘帕草原上的牧民。在西班牙征服者到来之前，那里居住着潘帕族印第安人。至于高乔人何时在草原上出现，史书上无确切记载。曾在阿根廷边界地区生活了二十年的阿尔瓦罗·巴洛斯对高乔人的起源持这样的见解：
“……惊恐万状的印第安男人逃往沙漠，妇女就成了征服者的奴仆。逃亡的印第安人在孤独、放纵的生活中意识到那种欺凌是极不公正的，于是便进行报复，同样掳走文明者的妻子。因此，印第安女子是城市高乔人的母亲，而沙漠里的高乔人则是女基督徒的儿子。”[4]
诚然，这只是高乔人最早的起源，至于大批的高乔人还是后来到草原上去谋生的印欧混血种人：
“混血种人不如黑人那样适于在城里当仆役，就被黑人所取代；由于工业活动不发达，他们找不到事情可干，于是便离开城市到印第安人地区，那里成了他们当然的安身之处。就这样，我们有了以高乔人为典型的过渡民族的开端。”[5]
这些潘帕草原上的“浪子”“孤儿”[6]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过着半原始的游牧生活。他们性格粗犷，生活散漫，游荡在整个潘帕草原。著名学者达尔文就认为，从人类学的综合特征上看，“高乔人比城里人高级得多”。尤其是他们那具有鲜明特征的服饰更是引人注目，当时许多阿根廷画家都为高乔人画过肖像。他们头戴礼帽，脖子上系着围巾，身上披着篷秋[7]，内穿绣花衬衣，罩一条罗马围裙似的“契里帕”，足蹬马皮靴。刀柄护盘呈犛形的“法弓”挂在镶嵌着银币的皮带上。当然，这样的装束只是那个时代的象征，而时代是随着“人事代谢、古往今来”而前进的。在“五月革命”“国内战争”“拖拉机和脱粒机兴起”的不同时期，高乔人作为牧牛人、庄园短工和领取月薪的农牧业工人的面貌是很不相同的。高乔人的演变与阿根廷的历史进程是完全一致的。今天，高乔人在现实生活中已不复存在，偶尔碰见的身骑高头大马的“壮汉”不过是招揽游客和抚慰人们怀旧情绪的陈列品。
正是高乔人的起源和生活环境孕育了他们勇敢、豪放、狂傲、鲁莽、放荡不羁、酷爱自由、善于应付各种事变的典型性格。他们在荒凉的原野上，信马由缰，四处漂泊，过着海阔天空、自由自在的生活。为了战胜寂寞与孤独，除了骏马、法弓、套锁之外，高乔人还有一个亲密伙伴，那就是六弦琴。在潘帕草原上，几乎每个高乔人都是歌手，不会弹吉他是丢脸的事情。歌手中的佼佼者就成了行吟诗人——巴雅多尔。他们的演唱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为当时流行的民间舞蹈“西埃利托”（犆犻犲犾犻狋狅）、“维达利塔”（犞犻狋犪犾犻狋犪）、“特里斯特”（犜狉犻狊狋犲）等伴唱，另一种是对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固定的歌词，而是见景生情，即兴演唱。
对巴雅多尔的描述，最早见诸文字的是在一七七三年出版的《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利马的瞎子领路人》中。书中说当时的巴雅多尔“用一把难以演奏的劣质小小吉他伴奏，不时走调地唱些民间小曲，歌词都是结结巴巴地临时杜撰出来的，内容是一些爱情故事”。然而就是这些民间歌手，到处受到群众尤其是年轻妇女的欢迎。他们骑着马，背着吉他，从一个乡村酒店走到另一个乡村酒店，为人们的节日助兴。由于歌手们喜欢讽刺，有时一次兴高采烈的集会竟以拔刀搏斗而告终。巴雅多尔不仅是出色的歌手，往往也是无畏的勇士，正如马丁·菲耶罗一样。
巴雅多尔的演唱就是高乔诗歌的起源。到一八一年前后，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出现了两种诗歌的同化与竞争：一方面是巴雅多尔创作的顺口溜式的民歌走向没落，另一方面是模仿巴雅多尔的诗人创作正在兴起。诗人创作的高乔诗歌一般有以下特点：
（一）作者并非高乔人，而是城里的文化人，但他们熟悉巴雅多尔的演唱，熟悉高乔人的生活、性格和语言。
（二）诗句都由八音节组成，通俗易懂，便于吟唱，是西班牙谣曲的移植。
（三）诗中运用高乔人的语言，但已非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艺术创作。
（四）一般采取高乔人自己叙述或相互对话的方式，诗人则隐藏在人物的后面。
（五）高乔诗歌一般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的作品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只是描述高乔人在城市中的见闻和感受，但作者对诗中的主人公却充满深厚的感情。高乔诗歌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①表现独立战争中的高乔人，以巴尔托洛梅·伊达尔戈（1788—1823）的作品为代表，这些作品多是用为舞蹈伴唱的“西埃利托”（犆犻犲犾犻狋狅）的形式写成的，如《爱国对话》。
②表现国内战争中的高乔人，以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1807—1875）的《桑托斯·维加，又名拉弗洛尔的孪生兄弟》为代表。
③表现国家建设时期的高乔人，以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波（1834—1880）的《浮士德》为代表。
④表现在文明社会中无依无靠的高乔人，以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的《马丁·菲耶罗》为代表。
在高乔诗歌中，真正达到了史诗的规模和水平的是《马丁·菲耶罗》，说它是阿根廷的“国粹”、高乔人的《圣经》，并不为过。西班牙著名文学家米格尔·乌纳穆诺就时常在萨拉曼卡大学的课堂上，将《马丁·菲耶罗》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起向学生们朗诵。据不完全统计，它已被译成约三十种文字。诗人的诞辰被命名为阿根廷的传统节日。
何塞·埃尔南德斯于一八三四年十一月十日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圣马丁，从小跟随父亲在牧场生活。这不仅使他获得了健康的体魄，成了出色的骑手，而且也使他熟悉了高乔人的生活、劳动、风俗、习惯和语言。
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九岁的埃尔南德斯加入了独裁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养子佩德罗·罗萨斯的部队。一八五六年他参与创办了《和平改革》日报。一八五七年因反对宗教与另一名军官决斗并脱离了军旅生涯。翌年，他到了恩特雷里奥斯省，在联邦派领袖阿尔维蒂和乌尔基萨的影响下，发表了题为《两种政策》的小册子。一八五九年，埃尔南德斯再次投笔从戎，参加了乌尔基萨将军的军队。在军政生涯中，他接触了下层人民，对市民、短工、高乔士卒的戏言俚语耳熟能详。他声音洪亮，举止潇洒，谈吐诙谐，人称“戏谑大师”。
埃尔南德斯具有十九世纪阿根廷作家的双重品格：既是思想家又是实干家，不过他的实干家气质更为明显。一八六三年他出版了一份强烈抨击米特雷和萨米恩托的报纸《阿根廷人》，但很快即被查封。他也曾强烈反对三国同盟对巴拉圭的战争。作为联邦主义者，他写了《恰乔的一生》，为考地略（军政独裁者）维森特·佩尼亚洛萨歌功颂德。对此，萨米恩托写了一本题材相同而观点迥异的著作予以回敬。由此可见，十九世纪阿根廷的两位伟大作家以完全不同的立场参加了本国的社会活动。如果说在政治上萨米恩托的集权主义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在文学上他们却各有千秋。萨米恩托将欧洲浪漫主义奉为楷模，埃尔南德斯却对身边的高乔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在阿根廷国内开展了关于《浮士德》是否属于民族文学的讨论。有人认为，高乔诗歌没有价值，不过是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埃尔南德斯决心以自己的创作来抵制评论界的偏见。一八六七年他被任命为科连特斯省的检察官，第二年又任最高法院成员。一八六九年他创办了《拉普拉塔河》报，以此作为阵地，为高乔人进行辩护并向自己的宿敌发动进攻。一八七年他参加了霍尔丹领导的旨在推翻萨米恩托总统的起义，失败后逃往巴西。一八七二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发表了《高乔人马丁·菲耶罗》。几年后，在读者的强烈要求下，又发表了长诗的续集《马丁·菲耶罗归来》。在此期间，上集已出了十一版。从此以后，人们对埃尔南德斯的军人、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已不感兴趣，而只把他当作自己的歌手，当作人民的一员了。当人们见到他的时候，索性叫他“马丁·菲耶罗”。这不仅因为他蓄着丘比特式胡子的堂堂仪表和衣着服饰与高乔人颇为相似，也因为马丁·菲耶罗的典型性格中确实有作者自己的身影。
何塞·埃尔南德斯为人纯朴、善良、坚定、开朗，勇敢而不粗鲁，刚毅却不固执，就连他的宿敌萨米恩托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他的文学爱好也与他的性格相符。他在写作或演说时，通俗易懂，平易近人。他能整篇地背诵古文而准确无误，甚至能按照限定的题目和词序即兴赋诗或演讲。他是讲笑话的大师，能见景生情，脱口而出，风趣横生，妙语惊人。他喜爱成语、谚语、歇后语和民间传说，十分重视高乔人的语言，这使他在模仿巴雅多尔的演唱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当然，《马丁·菲耶罗》不等于埃尔南德斯的全部政治见解，也不是他理想的颂歌，但他的追求和主张在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一八八年埃尔南德斯当选为众议院副议长和阿根廷红十字会主席。一八八二年他出版了《一个庄园主的训示》，这是一部关于经营庄园和牧场的有趣的教科书。此外，他还担任过许多社会公职，然而《马丁·菲耶罗》却是他一生的最高成就。在人们的心目中，马丁·菲耶罗就是何塞·埃尔南德斯的化身。一八八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一家阿根廷报纸以这样的标题宣布：“参议员马丁·菲耶罗昨日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