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非 汪曾祺侧写

舒非
汪曾祺侧写

原载1988年5月4日《文艺报》

汪曾祺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赴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来回都取道香港,我有幸两次都会到他,在南国阳光充沛的秋初与岁末。尤其是后一次,还陪了他两三天,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汪老今年六十有七(1920年出生),外表看来比实际年龄小。虽然双鬓凝霜,但他那神采奕奕的眼睛和与眼睛配合得天衣无缝的两道浓眉,时时显现出活力和睿智。正如诗人顾城所说:“北京作协开会,整个会场有一双眼睛最聪明,那就是汪曾祺。”据说这次赴美,颇有几位中外女士赞汪老眼睛很亮,这是后来汪老得意地悄悄告诉在香港的好朋友董秀玉。

汪老中等身材,背微微有点儿驼。皮肤是健康的褐色,连手指也是,使人感觉不像长期伏案灯下,倒反而像经常在户外活动似的。

他说有次和友人在北京一家小茶馆对饮,邻桌有一老者默默注视他,末了对旁人说:“别看此人相貌平平,笔下功夫可不同凡响。”汪老觉得奇怪,问何以得见?老头儿答曰:“单凭执盏的三根指头就可看出!”

接触之中,我觉得最有趣莫过于见到汪老“笑”;他把头歪过一边去,缩起脖子,一只手半掩着嘴:就这样“偷偷地”笑。那模样,直叫人想起京剧《西游记》里的美猴王,当捉弄整治猪八戒得逞之后,闪在一边得意洋洋,乐不可支,愈想愈开心。

汪老如此陶醉的情景并非时时可见,只有在他谈到那些有趣非常或值得玩味的事才露出来。看到那种从心底由衷发出的笑,你也会被感染得快活起来。比如在返北京前夕,我陪他去银行兑换钱。他把口袋里的整叠美金掏出来,因为面值不等,有五元十元,也有一百二百,汪老数了几张便不耐烦了,他回头对我说:“我最不懂数这个,越数越糊涂。”我说帮他数,他说不必了,一把将钱递给银行职员。看银行职员一张张摊开来点,汪老笑了,那神情仿佛是将一件苦差事聪明地推搪了,于是喜上眉梢。

据说在爱荷华作家交流座谈会上,汪老觉得讲多了创作经验没啥意思,灵机一动,忽然取出他自己画的国画作品(带到美国送陈若曦的),那幅画很简单,只在角落里画一支梅花,题了款,其他皆空白,汪老讲演的题目便临时改成“中国画空白与小说的关系”。到会听众当然欢迎,因为这是个不容易听到的、很富中国美学意义的题目,翻译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汪老提到此情形便觉得好笑,像小学生干了什么恶作剧的事一般。

我们的话题自然聊到沈从文,因为谁都知道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而且沈老一直也只承认汪曾祺是他的弟子。汪曾祺相当敬佩沈老,他说不仅沈从文本人,“师母和孩子们也都是情操、境界很高的人”。沈老将稿费捐给湘西,家里人人皆赞成。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汪曾祺修他的课,他笑说,沈老常把他的小说(当时汪曾祺念一年级),拿去教四年级学生的课。

我问汪老,沈从文后来不写小说了,是否会不甘心,汪老认为也未必,他说沈从文研究古代服饰,也是侧重文化艺术的角度,与小说创作实际上是很有共通之处。

讲到鲁迅,汪老说:“鲁迅是伟大的。”“在鲁迅之前,白话小说只是试验阶段,都未成熟,到了鲁迅,一个成果才出来。”

他认为鲁迅是痛苦的先驱者,而“沈从文不痛苦,却很寂寞”。

汪老对自己如何评价呢?他答曰:“是乐观的。”其实,我们从他的小说亦可领略得到。

有朋友说汪曾祺的小说是比较淡的,又有些朋友说汪老的小说很有味道,两种说法加在一起,便是“淡而有味”。他的作品,人物与作者往往有点距离,即作者不竭力渲染着色,只是用怡淡的白描,将人物勾勒、烘托出来,留下很多空间,让读者去思索和补充,因此很堪咀嚼和回味。

“有人说我的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

“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气氛。但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人物。”

“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对我所未见到的、不了解的,不去以意为之作过多的补充。”

我想,汪老这种“淡而有味”的小说是很考功力的,倘若没有厚实的基础、深遂的思想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写出来的,可能味如嚼蜡了。

《受戒》是汪曾祺脍炙人口的名篇,在这诗一样的小说里,我们见到这样一位农家少女:

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

有一双美丽眼睛的姑娘,还有一双漂亮的脚丫子: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小说描绘的是一个勤快、老实、憨气却又不失聪慧的刚出家的小和尚和漂亮、伶俐、活泼多情的农家姑娘的故事。背景是中国农村山明水秀的天地,人情乐天知命,风俗淳朴温厚,人和自然融合在一起。

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语言文字鲜活考究,富音乐美,读来可以琅琅上口如诗歌,却又毫不费力和刻意,信笔而至,行云流水,姿态横生。

汪老说沈从文曾批评一位当代作家,说:“写景是不能用成语的。”

汪老说舒婷的散文也不错,比如她写夏夜,说“揉撷一路虫鸣”,某某则不,说:“虫叫被脚步声吓跑了。”

《受戒》篇末注明“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个“梦”,其实是汪老自己的初恋故事。

我们谈到一位颇有浪漫传说的女作家林徽因,汪老认为当年有不少作家文人倾慕她的气质才华,但是,他郑重地加了一句:“不至于‘乱’。”

很正色的一句话,可以感觉到汪老在这方面传统的观念,他自己亦承认受儒家影响较大。

说到张爱玲,汪老说:“国内长期不提是不对的,不过,海外也捧得太高了。”

我们谈冰心,汪老说冰心值得尊重:“现在国内,老中青、左中右的作家都尊敬她”,冰心散文,虽“小”,但美,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想起不久前,一位朋友告知我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假如有年轻人上门求题词,冰心经常不假思索,挥笔写下:

淡泊以明志

宁静以致远

有人将沈从文、汪曾祺、钟阿城、贾平凹等名字串连起来,认为他们一脉相承,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小说极重要的一支。

汪老也提到阿城和贾平凹。他认为贾平凹写得多,高峰已见到,阿城则未,他曾为文评论阿城的“三王”,认为他有可能成为“大作家”。虽然很久没有新作,而且一直扬言要投笔从商,汪老相信阿城始终要回到小说创作的道路上来。

这次,他们有机会在美国重逢,阿城告诉汪老,在与人接洽生意时,常因不知觉地观察起对方而忘了谈判些什么。

谈到这些,汪老又笑了。他说阿城在美做独行侠,啃面包逛艺术馆、博物馆,并非一般的走马看花或如教科书上写的去“照本宣科”一番,而是很下功夫在学习,从独特的角度观赏。汪老十分欣赏这一点。

艺术是金字塔,涉猎愈多基座愈宽厚稳固,塔尖方能拔得高,他摇头说:“国内有些作家太缺乏和忽轻这方面的修养。”

临走的前一天早上,我们办完琐事,因为还有些时间,我建议汪老就近去看看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举办的“石鲁回顾展”。汪老很高兴,连声说好。

那天阳光明亮,我们步上大桥,整个维多利亚港宽阔的海面尽入眼帘,海水蓝湛湛,几条船,拖着晶亮跳跃的浪花在疾驰。

汪老望着海景,对我讲起在美时,曾见到梵高的原作。他说以前见的均是复制品,已深感其震撼力,这次看到原作,更是吃惊,因为“太棒”了。他用手指比画,形容梵高用的颜料有多厚,他说有一幅“自画像”,头发一根一根都是很厚的颜料,“简直像用毛笔画的,而不像是用油画刷子”。

在美国时,他也对一些黑人的雕塑、陶瓷感兴趣,他说那些佚名作品,造型、线条自然大方,浑然天成,很简单,却很有味道。

爱荷华大学的一位黑人教授,在听过汪曾祺的演讲后十分佩服,他专门邀请汪老到他家中深谈。他对汪老诉说美国黑人最困扰的问题—“无根”可寻。因为美国黑人最多只能查上三代,再往上便是奴隶,而奴隶是无族谱的。不错,黑人奴隶皆来自非洲,但究竟是非洲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则无法知晓。

“美国黑人没有祖国,甚至连非洲国家也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是美国人。”汪老转述黑人教授的悲哀,说:“那是最深沉的悲哀。”我相信,因为汪老是扎根很深的中国作家,他比一般人更深爱着民族的传统、神髓和精华。

十一

有人说石鲁是中国的梵高。原因是两位画家甚有相似之处:一样狂热追求绘画艺术,穷毕生精力;一样是死后作品才愈受推崇、珍视;更悲惨的是两人都患精神分裂,都死于艺术创作的旺盛之年—不同的只是:梵高吞枪自杀,而石鲁死于癌症。

我们在三个大厅的每一幅作品前驻足良久。有些作品,汪老看得很仔细。有的画,画面寥寥几笔,非常潇洒,汪老说那得自“八大”。他指着其中一条幅,有菊有石,画面原来四平八稳,突然,在下方,冒出一株用三锋尖笔画的劲竹。汪老说这是神来之笔:“构思时绝对想不到的,而因为它,画面才活起来。”

几到汪老对着一幅小小的画会心微笑,我俯身一看,原来是石鲁晚年随心所欲之作,题款龙飞凤舞:“不知是荷花。”

汪老说自己作画,很少用颜料,只有淡墨和浓墨之分,“有一次需要点绿色,我便挤了点菠菜汁上去”。

十二

集小说家、画家、书法家、剧作家甚至美食家于一身—汪老能烧一手好菜,他在家管烧菜,“一脚踢”,太太要帮他买菜他都不肯,因为“那是构思的过程”。—我问哪样为主?汪老说当然是小说创作了,“那才真正显示我生命的价值。”他说画画、书法是玩儿的,而写剧本是“混饭吃”。汪老是北京京剧院的高级编剧,几次要求退休,剧院都不肯放,因为是“金招牌”。

汪曾祺早慧,二十岁便开始写小说,近半个世纪,居然总共只出了四五个集子,篇篇掷地有声,确是贵精不贵多的典型!

汪老说自己下笔很快,在昆明开会,同房的作家见他犀利“快笔”,大为惊讶。实际上他花很多时候打腹稿,“吃饭也想,炒菜也想,走路也想,就像十月怀胎,成熟了,才将腹中小说誊到稿纸上。因此,我们见到汪老的手稿,一手飘逸俊秀的行书,通篇稿子从头至尾几乎不动一字。

“开头和结尾都要先想好,小说想讲什么亦要想清楚。”

“年轻的时候,别人这样写,我偏不,我常要跟别人不同。”

汪老记性特别好,他说当年念大学,上课老懒得做笔记,要考试了,便等同学睡下后,将笔记借来翻翻。此次赴美,演讲或写文章,引用古典诗词、典故或古代小说,也都是信口而出。

那年写《沙家浜》剧本,有一次,学员将第二场三场的原稿弄丢了,急得要哭,汪老说不怕,“我可以从第一个字起,一字不漏地背到最后一个字”。

汪老平日花很多时间读书,问他都读些什么?汪老说:“读闲书。”古典的,外国的,什么都看。也不做笔记,只是偶尔在书眉或扉页上写几个字,那是提醒自己,彼时彼地读到此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198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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