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回忆录的世界：2007年
我来到了回忆录的阅览区。翻阅一阵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阅览区这么大了：谁知道会有那么多的真理可讲、那么多的教训可学呢？又有谁知道会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非说不可的过往呢？我翻看了各式各样的回忆录，有性虐待回忆录、风流债回忆录、性功能障碍回忆录、另类性行为回忆录、悔不当初的享乐派摇滚明星回忆录、“12步戒断计划”回忆录，还有关于阅读的回忆录《不间断的阅读人生》（A Reading Life: Book by Book）。有位女作家一人就写了五本回忆录，一本讲述她与父亲（一位著名小说家）之间的纠葛，一本讲述她与她的孩子们之间的纠葛，一本讲述她与酒精之间的纠葛，还有一本终于讲述了她与自己较为亲密的关系。还有一些回忆录谈的是撰写回忆录的难处，甚至有几本是教人怎么写回忆录的，如《回忆录作家教你写回忆录》（A Memoirist’s Guide to Writing Your Memoir）。这一切都让我觉得自己还算不错，我甚至不用去读这些书，就很欣慰地知道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孤注一掷、更妄自尊大、更索然无味的人。
——布洛克·克拉克，《新英格兰作家居所纵火指南》
（An Arsonist's Guide to Writers’ Homes in
New England: A Novel，2007）
关于狗的回忆录曾风靡一时。实际上，从2006年约翰·格罗根的《马利与我：和世界上头号捣蛋狗的幸福生活》（Marley and Me: Life and Love With the World’s Worst Dog）获得惊人的成功起，一大拨人就受此启发，跟风写下了献给拉瓦、格斯、鲍勃、奥森、博多、莎蒂等狗狗的回忆录。直到2007年，这股风潮依然强劲：莫尔、雪碧以及两只叫博的狗（主人分别是安娜·昆德兰和马克·多蒂）的生活被搬上了书架。安·霍奇曼凭借她的作品《百万宠物之家》（House of a Million Pets）一举将此类书籍打入了青少年市场。约翰·格罗根不甘示弱，携畅销书《马利与我》的两部改编作品再度登场：其中一部专门面向8至12岁儿童，另一部则以绘本形式呈现，取名为《捣蛋狗，马利！》（Bad Dog, Marley!）。或许是察觉到狗狗回忆录的市场接近饱和，大中央出版社（Grand Central Publishing）花125万美元购得了一本关于杜威的回忆录的版权——杜威是艾奥瓦州一个小城镇上的一只猫，它获救后在图书馆里生活了十九年。（此前，还有一本名为《全民开放：公共图书馆中的怪人、呆子和黑帮》［Free for all: Oddballs, Geeks, and Gangstas in the Public Library］的回忆录于2007年出版，作者为加利福尼亚州托伦斯公共图书馆的多恩·博彻特。）
狗狗回忆录还只是自传类图书的冰山一角。詹姆斯·弗雷因其作品《百万碎片》（A Million Little Pieces）中含有大量不实的内容被奥普拉·温弗瑞斥责，然而在此事件发生一年之后，回忆录史无前例地风行（如讽刺回忆录、滑稽回忆录、“9·11”后回忆录等）。只要你看奥普拉的电视节目，就一定免不了接触回忆录。2007年初，奥普拉将西德尼·波蒂埃的自传《衡量一个人》（Measure of a Man）选入她读书俱乐部的推荐书目。在那年，该书又卖出了558,000册。埃利·威塞尔描述纳粹大屠杀的回忆录《夜》（Night）被奥普拉选入2006年的推荐书目。这本令人肃然起敬的书一直卖得很火，实际上，它卖得太好了：在它连续80周名列畅销榜之后（总共卖出了大概1000万册），《纽约时报》草率地，甚至可以说是很不道德地把它从榜单上撤了下来。《纽约时报》一位负责书评的员工向该报大众编辑克拉克·霍伊特解释：“榜单的目的是追踪新书的销售情况……我们不可能无限期地关注这类书（比如《夜》）。”
就算去星巴克，你也免不了看到回忆录。2007年，这家连锁咖啡店启动了一个读书项目，选择的第一本书就是伊斯梅尔·比亚的《一条漫长的路：童子兵回忆录》（A Long Way Gone: Memoirs of Boy Soldier）。这本书在星巴克门店卖出了116,000册，一年的总销量达到了458,000册。第二本书是《倾听是一种爱的行为：“故事团”中的美国生活庆典》（Listening is an Act of Love: A Celebration of American Life from the StoryCorps Project），这是一本整理了美国民众的简短录音的回忆录。接下来，星巴克选择的还是一本回忆录：大卫·谢夫的《漂亮男孩：一位父亲在儿子染上毒瘾后的经历》（Beautiful Boy: A Father's Journey Through His Son's Addiction）。不要把它和尼克·谢夫的《强烈摇摆：在冰毒的伴随下成长》（Tweak: Growing Up on Methamphetamines）搞混了，尼克是大卫的儿子，他让自己的这本书和父亲的书在同一个月开售。也不要把它和詹姆斯·萨兰特的《离开肮脏的泽西：冰毒回忆录》（Leaving Dirty Jersey: A Crystal Meth Memoir）或是迈克尔·吉尔在一家星巴克门店工作的回忆录《星巴克如何拯救了我的人生》（How Starbucks Saved My Life）搞混了。另外，也别和《漂亮男孩回忆录》（Memoirs of a Beautiful Boy）搞混了，这本书的出版商说：“罗伯特·列勒瑟斯在书中描述了他在东得克萨斯地区度过的童年时光，以及他在古怪的、戴着假发的、艳丽且博学的母亲的监护下度过的那些年。”此外，《漂亮男孩：一位父亲在儿子染上毒瘾后的经历》还会使人想起肖恩·威尔西在2005年写的回忆录《啊，这一切的荣光》（Oh the Glory of It All），肖恩在书中主要描写了他性格古怪的母亲帕特里夏·蒙塔登。2007年，蒙塔登出版了她自己的回忆录《啊，这一切的苦难》（Oh the Hell of It All）。蒙塔登的回忆录不仅书名模仿了儿子的书，连装帧设计都十分相似。苏珊娜·索内伯格、李·蒙哥马利和玛丽·戈登在2007年都创作了关于他们性格乖僻的母亲的回忆录。戈登的这本回忆录是她1996年写的关于她麻烦一大堆的父亲的回忆录的姊妹篇。伯纳德·库珀、卢辛达·弗兰克斯、迪娜·伦尼和莱斯利·加里斯都出版了关于他们与父亲之间紧张关系的回忆录。《纽约时报》前书评人阿纳托尔·布罗德或许当数那一年在回忆录领域和子女冲突最大的父亲，不过他在自己的两本回忆录（《愤怒的卡夫卡》 ［Kafka was the Rage］和《病人狂想曲》［Intoxicated by My Illness］）中没有提及的是，他的父母尽管自认为、也被外界认为是黑人，实际上是混血，而他自己在成年以后一直以白人的身份生活。辨识身份的使命因此落到了布罗德的女儿布利斯身上，她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详细描述了关于种族和欺骗的家族史。为了把这一切解释得更为圆满，布利斯·布罗德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针对大卫·马修的回忆录的书评，讲述了自己在非裔美国人父亲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犹太人母亲组成的家庭中成长的经历。
在2007年，哪怕是没有出版的回忆录也可能登上新闻。一个名叫阿努查·布朗·桑德斯的女子在打赢了和纽约尼克斯队的性骚扰官司后，收到了数百万美元的赔款。《纽约时报》尖锐地评论道，布朗·桑德斯应该不会写书了（但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下半年，小甜甜布兰妮的母亲琳内·斯皮尔斯快要完成《波普老妈：小报世界中关于名声与家庭的真实故事》（Pop Culture Mom: A Real Story of Fame and Family in a Tabloid World）时，有消息说她的另一个女儿——16岁的迪士尼电视剧明星洁美·琳怀孕了。出版方托马斯·尼尔森公司笃信基督教，宣布这本书将“无限期推迟出版”，还发了一篇新闻稿，说：“琳内·斯皮尔斯的书绝非育儿指南——同媒体报道相悖，《波普老妈》的确是本回忆录，但也是个警示。”[2]
回忆录在美国似乎随处可见，在英国则更是铺天盖地。在英国年度非虚构类精装本畅销榜前十名中，回忆录占据了七个席位（排第一的是电视节目主持人理查德·哈蒙德的《在边缘》［On the Edge］），在平装本畅销榜中，回忆录占据了前十名中的六个席位（比尔·布莱森的《霹雳小子的生活与时光》［The Lives and Times of the Thunderbolt Kid］高居榜首）。有趣的是，大约从2007年开始，直到最近，英国销售甚佳的回忆录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描写的是不温不火的电台DJ、电视节目主持人、运动员、喜剧演员或者他们的太太团（也就是他们的妻子和女朋友）的生活故事。（这些回忆录的书名或副书名通常都用了定冠词“the”而非不定冠词“an”，以明确表示是本人所写。）在精装本榜单上位列理查德·哈蒙德之后的是《我的回忆录》（My Booky Wook），而平装本榜单第三名是《笑声》（The Sound of Laughter），作者分别是喜剧演员拉塞尔·布兰德和彼得·卡伊。另一类是“悲惨经历回忆录”：通常是一个不出名的人描述自己童年时遭到虐待的经历，要不然就是讲述其他痛苦或艰难的境遇。虽然悲惨经历回忆录实际上源自美国，比如大卫·佩尔泽的《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A Child Called “It”）和其诸多续篇、奥古斯丁·巴勒斯的《拿着剪刀奔跑》和珍妮特·沃尔斯的《玻璃城堡》（The Glass Castle），但它在过去十年间击中了英国人某条又粗又敏感的神经。这类作品占据了书店的半壁江山，每本都有着纯白、米白或暗白的封皮，再配上一张面容忧郁的小男孩或小女孩的照片（通常是模特照而非作者本人小时候的照片）。英国的悲惨经历回忆录的书名要么很简洁，比如《病》（Sickened）、《破》（Damaged）、《小囚》（The Little Prisoner）、《折翼》（Broken Wings）、《丑》（Ugly）和《甚丑》（Beyond Ugly），要么就直接拿完整句子当书名，比如《永远别说》（Don’t Ever Tell）、《别告诉妈妈》（Don’t Tell Mummy）、《告诉我为什么，妈妈》（Tell Me Why, Mummy）、《妈妈，他把我卖掉，换了几根烟》（Ma, He Sold Me for a Few Cigarettes），以及2007年一位中产阶级教师的回忆录《妈妈，你能借我二十块钱吗？》（Mum, Can You Lend Me Twenty Quid?）——她的儿子们十几岁时吸上了海洛因。
相比之下，美国回忆录的流行程度也许没有英国回忆录高，但它们在题材的涵盖面上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美国回忆录涵盖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无法仅用一个类别将其囊括：有名人回忆录、悲惨经历回忆录、狗狗回忆录、毒品回忆录、古怪母亲回忆录等。其中最为流行的或许当数“噱头文学”（这一名称由莎拉·戈尔茨坦在网络杂志Heeb上提出）——作者为了写书而特地去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这种类型的创始人可能是亨利·大卫·梭罗。1845年，他毅然住进了瓦尔登湖畔自己搭建的小木屋，并且把这段经历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梭罗其实在小木屋里生活了两年，但他在书中将这段日子浓缩成了一年）。一直以来，这类作品很多：娜丽·布莱为写《疯人院十日》（Ten Days in a Mad-House，1887）假装自己精神失常；杰克·伦敦为写《深渊居民》（People of the Abyss，1903）假装自己穷困潦倒；约翰·霍华德·格里芬为写《像我一样黑》（Black Like Me，1961）假装自己是个黑人；乔治·普林普顿为写《疯狂王牌高手》（Paper Lion，1966）假装自己是个职业橄榄球运动员；诺拉·文森特为写《自造男人：从女人变为男人又变回女人的经历》（Self-Made Man: One Woman’s Journey into Manhood and Back，2006）假装自己是个男人。这些例子体现出，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为了写书而做的事已经越来越像是噱头了。2007年，噱头文学层出不穷，无疑证实了这个趋势。人们最为关注的是A.J. 贾各布斯的《依照圣经生活的一年：一个男人以谦卑的姿态尽可能地遵循圣经来生活》（The Year of Living Biblically: One Man’s Humble Attempt to Follow the Bible as Literally as Possible）。此书之所以流行，大概是因为人们希望能在曼哈顿步行街上拍到穿长袍、拿手杖的人吧。贾各布斯此前还出版了回忆录《我的大英百科狂想曲》（The Know-It-All: One Man's Humble Quest to Become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World），讲述了他尝试读完整部《大英百科全书》的经历。（贾各布斯的作品都采用了流行的命名法：参考了1982年梅尔·吉布森的电影《危险年代》［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并且副书名使用了“一个男人……”这样的表述。）
这类书大多有探险的元素，尤其是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的《美食、祈祷和恋爱》（Eat, Pray, Love），她在书中描写了自己通过在异域品尝美食、诚心祷告和坠入爱河来超越自我的经历。（据《出版人周刊》统计，这本书在2007年卖出了2,015,000册，该年出版的图书无出其右。）此外，还有佩泰·乔丹的《洗碗工：一个人试图在五十个州洗碗》（Dishwasher: One Man's Quest to Wash Dishes in All 50 States），阿奇科·布希的《九种渡河方法》（Nine Ways to Cross a River，她在书中描写了自己游过九条河的经历，没错，九条河），埃里克·韦纳的《寻找幸福之国：一个人寻找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One Grump’s Search for the Happiest Places in the World），乔希·沃尔克的《小屋压力：一个人迫切地想通过当野营顾问重回青春时代》（Cabin Pressure: One Man's Desperate Attempt to Recapture His Youth as a Camp Counselor），以及那些描写作者们如何学会打桥牌或打落袋式台球的书。这类书中还有一些记录了在自己设下的某种限制或其他行为制约下生活一段时间（通常是像梭罗那样的一年）的经历。《动物、蔬菜和奇迹：一年的饮食生活》（Animal, Vegetable, Miracle: A Year of Food Life）写的就是巴尔巴拉·金斯尔弗和家人在一年中只吃自家种的或当地产的食物的经历。此外还有：
· 《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家人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生活冒险》（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 One Family’s True Life Adventure in the Global Economy）
· 《富足：一男一女，当地食物吃一年》（Plenty: One Man, One Woman, and a Raucous Year of Eating Locally）
· 《不买：我戒断购物的一年》（Not Buying It: My Year Without Shopping）
· 《大反差：电视瘾妈妈培养不看电视的孩子的自白》（The Big Turnoff: Confessions of a TV-Addicted Mom Trying to Raise a TV-Free Kid）
· 《助我自助：一个无神论者，十位自助专家，在舒适区边缘的一年》（Helping Me Help Myself: One Skeptic, Ten Self-Help Gurus, and a Year on the Brink of the Comfort Zone）
朱莉·鲍威尔的经历具有典型的重复性：几年前，她试图在一年中只做朱莉亚·查尔德《掌握烹饪法国菜的艺术》（Mastering the Art of French Cooking）中的菜，还为此专门创建了一个博客。后来，她依据博客内容，出版了回忆录《朱莉与朱莉亚：我冒险下厨的一年》（Julia by Julie: My Year of Cooking Dangerously）。2007年，鲍威尔又写了一本回忆录，讲述了她如何学习做一名屠夫——这不免使人想起比尔·比福德写的关于与马利欧·巴塔利一起工作的回忆录《热》（Heat）。查尔德在2007年推出了自己的平装本回忆录《我在法国的岁月》（My Life in France），她的编辑朱迪斯·琼斯、她的厨师和电视制作人也各自出版了一本回忆录。玛雅·安吉罗也有一本与食物有关的回忆录，这是安吉罗自1969年出版《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以来的第八本回忆录。这能否创下纪录，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雪莉·麦克雷恩的那些书——麦克雷恩通过写书来讲述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活，到2007年已经出版第十一本了。
至于其他的回忆录流行分支的由来，大概跟牛顿和莱布尼茨谁创立了微积分一样，谁也说不清楚。我们该如何解释2007年“父亲回忆录”（从“做”父亲的角度，而不是从“有”父亲的儿子的角度）的风潮呢？像尼尔·波拉克的《替补爸爸：一个美国家庭试图养育酷孩子的真实故事》（Alternadad: The True Story of One Family’s Struggle to Raise a Cool Kid in America），菲利普·勒曼的《父亲观：男人是如何变成父亲的》（Dadditude: How a Real Man Became a Real Dad），卡梅伦·斯特拉彻的《有爸爸的晚餐：我如何回到家里的饭桌旁》（Dinner with Dad: How I Found My Way Back to the Family Table），卢·内克的《甩竿：以父亲的身份穿越阿拉斯加的飞钓之旅》（Backcast: Fatherhood, Fly Fishing and a River Journey Through the Heart of Alaska），杰夫·加马奇的《中国灵魂：我的女儿到了美国，我成了父亲》（China Ghosts: My Daughter’s Journey to America, My Passage to Fatherhood），以及詹姆斯·林德伯格的《摇滚爸爸：没有规则，只有真实的生活？》（Punk Rock Dad: No Rules, Just Real Life?）。与此类似，你也很难想到为什么2007年会成为讲述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最频繁的一年。但事实就是如此，约翰·埃尔德·罗比逊（《拿着剪刀奔跑》的作者奥古斯丁·巴勒斯的兄弟）、杰瑞·纽波特与玛丽·纽波特夫妇写了关于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生活的书，丹尼尔·塔曼特写了关于自闭症患者生活的书，珍妮·麦卡西、夏洛特·穆尔写了关于抚养自闭症孩子的书。
不是所有的回忆录都属于某种潮流，毫无疑问，2007年也有不少这样的书。比如，解剖尸体回忆录、在密歇根的越南移民家庭长大的回忆录、在曼哈顿豪华餐厅做女服务生的回忆录、做纽约巨人足球队粉丝和做“声音向导”摇滚乐队粉丝的回忆录（说的是两本不同的书）、在非洲做和平队聋人志愿者的回忆录、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创立的佐治亚州脊髓灰质炎温泉康复院从1950年住到1952年的回忆录、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农村建公共学校的回忆录、出生后就被分开又在度过半生后重聚的双胞胎的回忆录、在1998年的某个夜晚被绑架和勒索的回忆录、身为著名已故作家兼编辑的有毒瘾且麻烦一大堆的兄弟的回忆录以及身为该作家兼编辑的老板的儿子同时还患有广场恐惧症、幽闭恐惧症和电梯、停车场、桥梁、飞机、隧道恐惧症的回忆录，等等。[3]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回忆录遵循着非常古老的传统。据说，史上第一本自传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Confessions）。此后，值得一提的灵性自传的作者有：阿维拉的圣特蕾莎、乔纳森·爱德华兹、约翰·亨利·纽曼，还有在2007年登场的丹妮丝·杰克逊（乡村音乐歌手艾伦·杰克逊的妻子，不过她的《一切都关于他》［It’s All About Him］中的“他”指的是上帝）、足球教练托尼·邓吉、前拳击手乔治·福尔曼、基督教歌手艾米·格兰特，以及一名声称自己被卡车撞到后看见天堂又返回人世的牧师——据《出版人周刊》统计，描写这段经历的《天堂90分钟》（Ninety Minutes in Heaven）一年内卖出了491,000册。此外，灵性自传还有：《处处复活节》（Easter Everywhere），讲述了作为路德宗牧师的女儿的成长经历；《水将托起你》（The Water Will Hold You），讲述了一名无神论者学习祷告的经历；《离开教堂》（Leaving Church），讲述了一位牧师在接管一个乡村教堂后，发现自己关于管理乡村教区的设想完全不切实际的经历。还有反宗教回忆录，比如两本由逃离摩门教一夫多妻制的女性写的回忆录，以及沙洛姆·奥斯兰德的《包皮的悲哀：回忆录》（The Foreskin’s Lament: A Memoir），以一种痛苦的诙谐口吻（或是诙谐的痛苦口吻）描述了在犹太教正统派环境中成长的不满，宣传语是：“实在太神了。（That’s so god.）”与此相反，经典之作《骗子俱乐部》（The Liars’ Club）和其续篇《樱桃》（Cherry）的作者玛丽·卡尔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正在写第三本回忆录《重生之光》（Lit），这本书将讲述我从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成为天主教徒的难以置信的经历（它也许不是教皇的最爱，但仍是一本滔滔不绝的虔诚赞歌，乞求青睐）。”科恩乐队前主音吉他手布莱恩·韦尔奇（外号“头儿”）也出版了他的自传。在一次《新闻周刊》的采访中，韦尔奇解释了他的写作动机：“我很乐意让人们去了解上帝，我希望人们知道我找到了什么。这真的是我的亲身体会。上帝不是躲在天上的古怪老头，他并不遥远，离我们很近。他与我们同在地球上，会为我们的生活打开一扇大门。”
布莱恩·韦尔奇的自传也可以归为名人自传。可以说，这一自传类别起源于两千多年前尤利乌斯·恺撒的回忆录。在2007年的名人自传中，摇滚明星自传尤为丰富，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摇滚迷的读书热情不会太高。除了埃里克·克莱普顿，滚石乐队的罗尼·伍德、枪炮玫瑰乐队的斯莱史、克鲁小丑乐队的尼基·赛克斯、资深制作人乔·博伊德均出版了自己的作品。还有“摇滚明星的灵感女神”的自传，贝蒂·伯伊德（她与埃里克·克莱普顿、乔治·哈里森都结过婚）、凯瑟琳·詹姆斯（她与杰克逊·布朗、鲍勃·迪伦还有其他一些名人约过会或结过婚）、约翰尼·卡什的第一任妻子薇薇安都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还有前男子乐队“超级男孩”的成员兰斯·贝斯，他在单飞后公开了性取向。贝斯说：“我写书前已经被粉丝催了无数次。写这本书的过程，怎么说呢，真的像是一种疗愈。因为一直以来，尤其在乐队期间，一切都来得很快，恍恍惚惚的，当时我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那么多事。”（此外，男同性恋演员法利·格兰杰和鲁伯特·艾弗雷特、70年代冥河乐队的男同性恋贝斯手查克·潘纳索、使牧师特德·黑格加德公开了同性恋取向的男保镖迈克·琼斯、首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NBA球员约翰·阿米奇都在2007年出版了他们的首部回忆录。芮妮·理查兹［原名理查德·拉斯金德］在2007年出版了第二本回忆录，她在做完变性手术之后短暂地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女子网球巡回赛。）考虑到自己的未来，基思·理查兹签下了一份价值730万美元的回忆录出版合同，而人们议论的重点在于理查兹对自己的过去还能或还会记得多少。利特尔与布朗出版公司的编辑并没有与理查兹会面，而是读了一份十页的摘要，他表示“摘要的内容消除了所有的顾虑”，其文字“清晰而生动，令人羡慕”。
政客的回忆录则比摇滚明星的回忆录还要多，数不胜数。理查兹的稿酬和重量级政客有一拼。比尔·克林顿2004年出版的《我的生活》（My Life）拿到了1000万美元的稿酬，这是公认的有史以来最高稿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曾经位列第二，2007年，他的《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的稿酬为850万美元。但格林斯潘后来被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挤到了第三名——2007年10月，布莱尔在得到900万美元的预付款后，终于同意写自传了。（诡异的是，在公布消息后的一周内，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出版了罗伯特·哈里斯的惊悚小说《幽灵》［The Ghost］，该书讲的是一个像布莱尔那样的英国前首相把自己的回忆录卖到1000万美元的故事。）美国前参议员泰德·肯尼迪也宣布，他的书将在下个月开售，据说他的稿酬是800万美元，这可与预期不太相符。
2007年，还有一长串不那么显赫的人物也出版了自传，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克劳伦斯·托马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乔治·特尼特、民主党成员罗伯特·什鲁姆和泰瑞·麦考夫、国会前议员汤姆·德利、国会议员查尔斯·兰格尔、参议员谢罗德·布朗的妻子、神通广大的权力掮客杰克·瓦伦蒂（他在自传出版前就去世了）、前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水门事件涉案人员埃弗雷特·霍华德·亨特、墨西哥前总统比森特·福克斯、巴基斯坦前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曾经的美国总统候选人韦斯利·克拉克等。曾经的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鲁迪·朱利安尼和约翰·麦凯恩从前的回忆录也被翻了出来，此外，卡尔·罗夫（前美国总统高级顾问）、斯科特·麦克拉伦（前白宫新闻秘书）和南希·佩洛西（美国众议院议长）都宣布已经签约，要讲述他们自己真实的故事。还有一些有趣的针锋相对的政治回忆录。迪娜·马托斯·麦克格里维如何回应她的前夫——新泽西州前州长吉姆·麦克格里维2006年的《忏悔录》（The Confession）呢？当然是用她自己的回忆录了。2007年上半年宣布出版回忆录时，迪娜·马托斯·麦克格里维在一份声明中说：“我收到了很多采访和抛头露面的邀请，但我认为，对我自己和女儿最好的选择，就是远离公众的旋涡。”这看起来是一个（合理的）不去写回忆录的理由。至于选择写回忆录的原因，她粗略地解释：“两年来，人们还在对我和我丈夫的关系进行无端揣测。够了，真的够了。”与此同时，瓦莱丽·普拉梅·威尔逊的《对抗游戏：我的间谍生活，我被白宫出卖》（Fair Game: My Life as a Spy, My Betrayal by the White House）可以和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的《暗黑王子：在华盛顿报道的五十年》（The Dark Prince: Fifty Years Reporting in Washington）配套购买，因为诺瓦克揭了她的底。（瓦莱丽·普拉梅·威尔逊的书在第一次出版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在上架前被她的前雇主——中央情报局修改过或涂抹过。有一些改动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了描写她第一次参加中央情报局培训课的一句话，这样写道：“‘目前看来，我是［此处被涂黑］。’按照逻辑和被涂黑单词的宽度，我觉得那位警惕的监察官掩盖的内容是‘最年轻的’。”）
2007年，一个历史悠久的分支——文学回忆录因其相当少的出版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罗伯特·斯通、亚历山大·沃、君特·格拉斯、比尔·布莱森、丽萨·奥尔瑟、里德·惠特莫尔和埃德维奇·丹蒂凯特是少有的选择在这一年里讲述自己人生的有名作家。布莱森的书主要讲述的是20世纪50年代他在得梅因的童年往事。这本书在他的第二故乡英国卖得比在美国还要好，而且它还属于另一个更小众的分支——所谓的普通但相对满足的人的回忆录。米尔德里德·阿姆斯特朗·卡利希和哈里·伯恩斯坦（前者是艾奥瓦州人，80多岁；后者生于英国北部，现居美国新泽西州，正在写第二部回忆录，96岁）很有勇气地出版了既有思想又有文采的回忆录，描述了自己很久很久以前的并没有什么创伤的童年。
2007年还有另一股持续发展的潮流——以卡梅莉亚·恩特克哈维法德、扎拉·加哈马尼和达瓦尔·阿达兰为代表的伊朗女性的回忆录。她们尤其遵循着阿萨迪·莫夫尼的《口红圣战》（Lipstick Jihad）、纳希德·罗奇林的《波斯女孩》（Persian Girls）、阿扎·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Reading Lolita in Tehran）和玛加·莎塔比的《茉莉人生》（Persepolis）的传统。《茉莉人生》在2007年还有了同名电影（与改编成电影的玛丽安·珀尔的回忆录《坚强的心》［A Mighty Heart］和让·多明尼克·鲍比的回忆录《潜水钟与蝴蝶》［The Diving Bell and the Butterfly］一样），其实《茉莉人生》属于第三个少数派分支——漫画形式的回忆录。2007年，阿莱恩·科明斯基·克拉姆出版了《需要更多的爱》（Need More Love），建立在阿特·斯皮格曼、威尔·埃斯纳、哈维·派克、玛丽莎·艾克希拉·马奇托和艾莉森·贝克德尔等人作品的基础上。
我列举的回忆录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通过评估、得到认可、被印刷成册，然后由出版机构推入市场。这样的运作模式能够在一年之内出版上百部甚至上千部回忆录。不过，仍然有大批精彩的回忆录没有出版，因此，各大出版机构不断设立子公司，以满足出版需求。在这些年里，正如布洛克·克拉克笔下的叙述者所说，回忆录撰写指南几乎和回忆录本身一样多。此外，每个社区大学和作家工作室都开设了回忆录写作课程，有很多人参加。想窝在家里的人也可以上网学习，如“我的回忆录”网站（“我们努力传递的信息是：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讲，把它讲出来！”）和“写自己的回忆录”网站，这些网站号称“拥有全新的免费功能，每次帮你记录一条回忆或一件事，然后慢慢帮你走上正轨，把你的人生回忆分成几个部分，让你更容易记住关键的时刻和想法，把这些内容组合在一起，你的自传就完成了”。要求更高的人可以预约“现代回忆录”网站的服务，付费后（网站未列出具体价格），工作人员会去采访顾客，转录并编辑访谈内容，把最终成果装订成一本书。（显然，这是一个服务完善的机构，甚至提出：“家庭中其他成员常常想要审核原稿，本网站协助解决那些在家庭内部可能存在的观点分歧。”）
“现代回忆录”网站称：“我们出的书通常是精装本，我们会把纸张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折叠，然后锁线装订成册。”然而，到了2007年，这种老派的方式就显得怪里怪气了：成百上千的个人博主（与政治博主和热点话题博主相反）把公开自己的生活当成一种欲望或需求，而且他们的数量与日俱增。在公开表达这一点上，个人博主与传统的回忆录作家很相似。但博客自由地记录日常的内容，开放地讲述随机的细节，相对而言更接近日志或日记，而不是回忆录。回忆录需要一种特定的华兹华斯式的“平静中的回忆”，也需要可以把关的出版方的认可。有一家名为“史密斯”的网络杂志试图把这两种模式融合在一起，提供了种类丰富但有时让人眼花缭乱的短篇回忆录，其中有些是投稿后经过筛选和编辑的（像传统出版一样），还有些是投稿后就直接出版的（像在网络论坛发帖一样）。在他们的诸多项目中，最成功的可能要数“六个词回忆录”了。截至2008年上半年，该项目共收到投稿约15,000份，其中最好的一部分被编辑成一本以六个词为书名的书——《也许并不尽然》（Not Quite What I Was Planning）。书中包含一些著名回忆录作家的六个词的语录——“看世界！写故事！（Me see world! Me write stories!）”（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男穿裙，引混乱。（He wore dresses. This caused messes.）” （乔希·基尔默·珀塞尔）、“常让它沸腾着。（Brought it to a boil, often.）” （马利欧·巴塔利）、“切子宫，没帮助！（Liars, hysterectomy didn’t improve sex life!）”（琼·里弗斯）和“八千次，才一孩。（Eight thousand orgasms. Only one baby.）”（尼尔·波拉克）。全国冠军阿比盖尔·穆尔豪斯也把她的人生总结为：“咖啡，律师，有差？（Barrister, barista, what’s the diff, Mom?）”还有另一个（目前为止）已经做出了四本书的网上微型回忆录项目——“邮寄秘密”。人们受到邀请，匿名地把秘密或自白写在明信片上，邮寄过去。该项目无比火爆，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对那些秘密的情感和主题没有限制，比如其一：“当我看见别人有个好东西，我就会跟他们说我也有个差不多的，接着问他们在哪儿买的。然后我就会去那儿把这东西买下来。”其二：“我今天发现，我已经记不清你在爱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了。”截至2008年1月24日，“邮寄秘密”网站的访问量达120,664,731次。
2006年上半年，“Smoking Gun”网站公布文件证明《百万碎片》（A Million Little Pieces）这本书含有虚构内容后，“詹姆斯·弗雷丑闻”爆发，且种种现象都表明此事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弗雷本人签下的一份数百万美元的小说合同也被贴上了这样的丑闻标签，而且各种针对他和他的出版方兰登书屋的诉讼也尘埃落定。一位美国联邦法官宣布，有1729位读者站出来表示自己在购买这本书时期望看到的是真实的经历，他们将得到总计27,348美元的购书赔款。此外，还有783,000美元的诉讼费用，兰登书屋也同意了在书中添加“内容并非完全真实”的提示。一位原告律师称，弗雷得到了超过440万美元的稿酬。目前还不清楚赔款是由他还是兰登书屋支付。
奥普拉·温弗瑞自己似乎也无法一下子摆脱弗雷的厄运。同年11月，一位美联社的记者注意到她网站上推荐的“奥普拉的私人收藏中保证让你爱不释手的书”中，有《少年小树之歌》（The Education of Little Tree）。这本书出版于1976年，讲的是一个被祖父母养大的切罗基族孤儿的真实故事，但这本书后来被曝是由艾萨·厄尔·卡特写的——卡特是一个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还曾是三K党成员。
由弗雷而起的怀疑影响到了其他的作者和作品。8月，奥古斯丁·巴勒斯在他的回忆录《拿着剪刀奔跑》中（以化名）提到的特科特一家对他提出了诽谤诉讼，索赔金额达200万美元。案件最终达成了庭外和解，也没有披露赔偿金额。美联社的报告指出：“诉讼称书里的虚假事件包括特科特家纵容孩子与成人发生性关系、特科特太太吃狗粮以及这家人在楼梯下安装电击机器——这本书把这个家描述得无比肮脏败坏，而这并不是事实。”在《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的一篇关于这个案件的文章中，记者哈利·杰拉德·比辛格称，在采访特科特家的六个孩子时，他们说放在楼梯下面的并不是电击机器，而是少了个轮子的老旧的伊莱克斯吸尘器。而巴勒斯只是笼统地对比辛格说：“这是我的故事，不是我母亲的故事，也不是整个家的故事。他们的记忆可能会不同，他们还可能会选择忘记某些事情，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因此留下了伤疤，我想去掉那些伤疤。”最终判决的赔偿金额并没有被披露，不过，巴勒斯和圣马丁出版社均表示同意把作者前言里出现的“回忆录”一词改为“书”（尽管“回忆录”这个词还是会出现在封面和其他地方里），并在再版时修改致谢辞，表明特科特家对书中所述事件的记忆“与作者自己的印象不同”，作者为自己造成的“无意的伤害”表示歉意。特科特家在一篇声明中称：“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本虚假的、充满诽谤的书，这样的判决结果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强有力的证明。”巴勒斯在自己的声明中称：“这样的结果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胜利，还是所有回忆录作家的胜利。我依然坚信，这本书是一本完完全全的回忆录，它绝对不是虚构的或耸人听闻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