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士严光：传教之人，非帝王将相所能比
高士，志行高洁之士。“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墨子》)“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后汉书》)“高士例须怜曲糵，丈夫终莫生畦畛。”(唐·韩愈《赠崔立之评事》)
严光(前39～41)，又名遵，字子陵，河南汝州(今河南汝州)人。原姓庄，因避东汉明帝刘庄讳而改姓严。少有高名，与刘秀是太学同学和好友。刘秀得天下登上皇位，史称光武帝。严光却改名换姓，隐匿不见。帝思其贤，便凭着记忆，命人图写严光的形貌，下诏寻访。后来齐国(今胶东)守臣报告，说有一男子，身披羊裘，垂钓泽中，疑似严光其人。光武帝遣使邀聘，使者往返三次，勉强登车来到京师洛阳。光武授其谏议大夫之职，严光不受，说：“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
不出，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严光年八十，终于家。当年垂钓处，后人称之“子陵滩”。
人各有志，严光坚拒不出，刘秀也不逼迫。后世对于严光不事王侯之举，褒贬不一。南宋杨万里说“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一旦汉鼎移除之日，不也是子陵钓台消亡之时？批评严光于时局国事不闻问，标榜“高蹈”。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专门写了一篇《严光论》，对其不效力作了系统批判。一是上不报君恩，忘恩负义。其时赤眉、王郎、刘盆子等人尚未平定，天下混淆，光武拯救天下万民于水火，使百姓免于强盗劫匪、仇暴相侵，是人民的大救星，也是你严光的大救星。你拒不出仕，是忘恩负义。二是下不恤民情，难辞其咎。时国家中兴之初，百废待兴，人才紧缺，为天下老百姓求温饱、顾平安还来不及，你怎么能安得下心，独自悠哉游哉去垂钓？朱元璋愤愤说：“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于严光、周党之徒！不止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欤？”
问题是，严光有没有独善其身的权利？按照朱元璋的朴素农民逻辑，不愿济人利物，就是沽名钓誉；又按照明末清初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逻辑，严光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而毛泽东在仕隐之外对严光另有一种评价。青年时，毛泽东在读书笔记《讲堂录》中说：
后人论严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之师也；受业太学时，光武已受其教不少。故光武出力办天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世。且光于专制时代，不屈帝王，高尚不可及哉。
说严光是一个有“帝之师”资格的人，提出过“怀仁辅义”的治国主张，刘秀受其教，开创了光武中兴之世。第二，严光是一个“讲气节，正风俗”的传教之人，功成不居的风节，可以起到影响当时与后世的作用，非办事的帝王将相所能比。最后，严光在专制时代，不屈于上的勇气，在士大夫中“高尚不可及”。到了中年时，毛泽东再一次评价严光，说世上人才分三种，“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还有“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办事之人”如诸葛武侯、范希文；“传教之人”如孔子、孟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而只有“办事而兼传教之人”才是完美人物，范仲淹是这样一个完人。至于严光其人，能够以身“传教”而无意出来“办事”，虽值得推崇却并非尽善尽美。
范仲淹在《钓台诗》一诗中高赞严光鹤立鸡群的品格，说：“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说严光品阶之高，超越了东汉所有开国功臣；功臣们三十六幅绣像高挂云台上，加起来还不如严光一人的钓台高。其实，严光其人另有一个意义：一个人的价值不在出仕与否。严光不仕王侯，不单单是高尚其身的道德决定，而是一个安身立命的文化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