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直士司马迁：伦理述史，史记是一部“谤书”
直士，正直、耿直之士。“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荀子·不苟》)“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汉书·梅福传》)“不量轻重之势，不度贵贱之位，必争以理而后止者，此直士也。”(欧阳修《答西京王相公书》)“世尚文辞，则为名士；世尚气节，则为直士；世尚功业，则为才士。”(唐甄《潜书·主进》)
“腐刑”
是司马迁的屈辱，这对中国士人是一象征性事件。秦汉以前，礼制规定“刑不上大夫”，卿士大夫以上犯法，刑罚不得伤及肌肤，说明君权在贵族面前还有很多限制。到了汉代，腐刑加之司马迁，说明王权毫无顾忌，刑辱凌逼到士大夫的肌体及精神。秦汉以后，君权与特权之间再一次权力分配，君权已深入士大夫精神层。从太史公这一颗受创的灵魂和一副受侮的身躯始，中国读书人再难守其尊严！
1.世典周史：依史职著述一家之言
司马迁(约前145～？)，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书香门第，“先周室之太史”，“尝显功名于虞夏”。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曾做太史令，言论离经叛道，学术上很有抱负。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后随父到长安，十七岁受业于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是年，父亲“发愤且卒”，临终前嘱“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晚年，司马迁思想中的叛逆、著述中的创造性和人格上的操守，有乃父遗风。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年四十二，始撰《史记》。汉代国家藏书丰富，“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而“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阅读整理，书著浩繁，可想而知。天汉二年(前99)，司马迁在撰写《史记》中途出了一件大事，因“李陵事件”被定死罪。事实上，“太史令”这一史官之职在汉及之前，地位是比较特殊的。史官掌管卜筮、参与祭祀而掌祭辞，属于神职范畴，史官系统是独立的。司马迁家族累世史官，世代家传，谁也无权去职。“臣职载笔，君举必书。”时下，居然要被处以死刑。这说明西汉天下一统，君主已凌至神祇之上。东汉学者卫宏则认为司马迁死刑有遭汉武帝报复的原因。古人尚名，上至天子宰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自己的“身后名”非常看重。皇帝九五之尊，一样想要身后美名。而“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按汉律，死刑有两种办法可以免。一是五十万金赎罪，二是以宫刑代死。司马迁“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唯有以腐刑代死罪。士大夫本来就视名节如生命，不要说受腐刑，就是公堂对簿也不能接受。普通百姓但凡“激于义理者”，“臧获婢妾犹能自决”，何况堂堂太史令呢！或生或死？司马迁于二难中找到一个说法，说史上人生立世，观点各有不同，归根结底是“忠孝”二字。“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一方面为孝道求生才对，完成乃父遗愿《史记》，“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但另一方面为孝道拒绝宫刑，全身而死才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或完成著述以尽孝，或以死留节尽孝。两难之中，司马迁提出了职守的标准：身为太史要尽“史文”之职责，完成“天下之史文”，“藏之名山”，此乃司马氏家族世代为史之大义，除此之外，其他都是“小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道：
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这种另类态度，也影响了司马迁论人论事的标准。
2.为人伦立准则：承担着道德评判
腐刑三年后，大赦出狱。司马迁续作《史记》，征和二年完成，计五十二万字。正本藏之国家书府不易流布，抄留副本于京师家中，“俟后世圣人君子”。司马迁死后，传其婿杨敞，杨敞传其子杨恽，杨恽到了宣帝时把这部书公之于世。
中国没有宗教，史学具有双重职能：一是记录历史事实；二是维系人伦价值，纂史多有道德评价。一些重要的书写历史的原则，早在春秋时代就被明确提出来了。史官述史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史官“不虚美、不隐恶”，具有实录精神。孔子曰：“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书是书写，法是准则。就是说书写历史的原则，是不要隐瞒事情的真相。史官的正气很可贵，史官“秉笔直书”客观上成为独立的舆论监督系统，尤其可贵。特别地，中国史家写历史的时候，注重对人的褒贬。“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因为“荣于华衮，乃《春秋》一字之褒；严于斧钺，乃《春秋》一字之贬”。《春秋》里夸你一个字，比赏你件新衣服穿还光荣；损你一个字，那感觉比上断头台还恐怖。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史书在中国人心底酿出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学者余英时评论道：
汉代知识人，确是把孔子看作一个最伟大的文化、社会批判者，也把《春秋》看作中国第一部最有系统的文化、社会批判的著作。
由此，中国历史学负有的双重责任，除了澄清史实的学术责任，还有辨明是非的道义责任。“史载笔，士载言。”司马迁以孔子自况，“乃因史记作《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要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意在兴“王道之大者也”。司马迁将佣耕者陈涉配享世家，让阴谋专家张良、陈平受世家待遇，“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另外，司马迁把高祖刘邦的丑事，只要能找到的，都写上了，其形象如同一个乡鄙混混流氓；借陈平之口，谴责“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同时“谤议”多多，写桀纣荒淫，写周幽王宠褒姒，写伍子胥鞭尸、荆轲刺秦王，写孔子杀人，写齐威王烹阿大夫，写白起坑赵卒四十万，项羽坑秦卒二十万，写孟尝君养鸡鸣狗盗之徒……
司马迁毫不掩饰自己的爱憎，著述评说逸出了汉代正宗思想。杨雄诘其“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谯周怨之“或采俗语百家之书，不专据正经”，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直到唐代开始官方修史，《史记》的历史典籍地位才得以确立。事实上，古代史官主要职守是司天官，掌图籍，至于记言记动，为的是补阙失，存故事；并不负责著述历史。司马迁效孔子修《春秋》，掺杂了很多个人价值感情，“成一家之言”，首开个人述史，发展了史官的职守，其影响带动了史家的伦理自觉，蔚成后世私人述史之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二十四史中继《史记》而出的私人述史的典籍。而在两汉之际，历史著述的形式尚未出现，《史记》仅仅被人当成是一本“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的“谤书”。
3.史不亡国亦不亡：史学发挥着宗教功能
一般来说，社会上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公，如好人不长命，坏蛋活千年。如果每个社会的成员都相信这种不公，整个道德体系就会崩溃。结果就是谁都活不下去。这个时候宗教就出场了，它告诉你，虽然现实中有许多不公，公正最终还是存在的。在现实中无法缓解的痛苦，人们都要通过宗教来解决。宗教一定程度上起着一个平衡道德的作用。在没有宗教的中国文化里面，这种道德上的安慰就是通过历史来实现，也就是相信历史终会揭示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真谛。对历史充满敬畏的人，也是有道德感的人，把它当作心中的“上帝”，以它为倚重的精神支柱。这导致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具有某种程度的宗教性，主要体现为对历史的敬畏。南宋文天祥组织军队抗元，一败再败，屡败屡战。原本毫无成功希望却一直抗争下去，是什么支撑着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历史评价在支撑着他。一直以来，中国人在遭遇到不幸时，往往自励说：“历史会给予公正的评价。”直到今天，中国人否定人最喜欢说把对方“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们既希望不朽于历史，也相信历史的公正。历史对于中国人而言，具有敬畏性、不朽性、公正性。正因如此，“史不亡国亦不亡。”史为国本，史为民族精神之根本。
中国历史意识具有宗教性的原因，是传统史学具双重职能：记录历史事实，讲求秉笔直书；维系人伦价值，讲求善恶褒贬。前一职能是包括中国史学在内的一切史学都具有的职能；后一职能则为中国史学所特有的职能。它承载着其他民族多由宗教承载的东西。秉笔直书与善恶褒贬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中国历史意识的宗教性。在日常生活中，社会要维持公序良俗，人需要有敬畏之心。孔子论敬畏，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朱熹论敬畏，说：“君子之心，常怀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西方文化敬畏上帝，中国文化敬畏历史。前者的敬畏感由宗教意识维系，后者的敬畏感由历史意识维系。宗教意识与历史意识，虽中西敬畏的对象不同，但功能相近。不过，中国传统史学虽有类似于宗教的功能，但毕竟不是宗教，所以中国人历史意识的宗教性也就不那么纯粹地道，而带有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