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
刘勰（约465—约532），字彦和，东莞莒人，世居京口。少时家贫，未婚娶，依定林寺僧佑十余年，钻研佛典。齐末成体大思密的《文心雕龙》五十篇。梁初入仕，曾任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和昭明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晚年皈依佛门，法名慧地。著作另有《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
文心雕龙·神思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335]。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336]。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337]；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338]。其思理之致乎[339]！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340]。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341]；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342]。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遯心[343]。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344]。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345]，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词[346]；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347]。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348]。夫神思方运，万涂竟萌[349]，规矩虚位，刻镂无形[350]，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351]。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352]。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353]；密则无际，疏则千里[354]；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355]。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356]。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357]，文之制体，大小殊功[358]。相如含笔而腐毫[359]，扬雄辍翰而惊梦[360]，桓谭疾感于苦思[361]，王充气竭于沉虑[362]，张衡研《京》以十年[363]，左思练《都》以一纪[364]，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365]，枚皋应诏而成赋[366]，子建援牍如口诵[367]，仲宣举笔似宿构[368]，阮瑀据鞌而制书[369]，祢衡当食而草奏[370]，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371]；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372]。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373]。难易虽殊，并资博练[374]。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是以临篇辍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375]。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376]，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377]。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378]。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379]。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380]。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381]，伊挚不能言鼎[382]，轮扁不能语斤[383]，其微矣乎！
赞曰[384]：神用象通，情变所孕[385]。物以貌求，心以理应[386]。刻镂声律，萌芽比兴[387]。结虑司契[388]，垂帷制胜[389]。
说明
《文心雕龙》是古代“体大思精”的文论著作，“体大”在于全书包含的论文章原理、文体论、创作论等各方面的综合，“思精”则体现在能将前人观念更推进一步。《神思》便是“思精”的一个表现，比如论心境之“虚静”可溯源于《庄子》，论神思之飞动已见于《文赋》，但以往都没有《神思》说得全面、透彻。此外，刘勰讲到了“神与物游”的“意象”问题，讲到“言”、“意”之间的离合问题，讲到想象与“积学”、“酌理”的辩证关系，都无疑是将文学创作的想象构思问题大大丰富了。
文心雕龙·风骨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390]，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391]。是以怊怅述情[392]，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393]。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394]。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395]。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396]。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397]。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398]。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399]，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400]；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401]。昔潘勗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402]；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403]。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404]。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405]。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406]。”并重气之旨也。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407]；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408]。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409]；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410]。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
若夫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411]，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412]。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413]。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414]。岂空结奇字，纸谬而成经矣[415]。《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416]。”盖防文滥也。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417]。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418]。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419]！
赞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420]。文明以健，珪璋乃聘[421]。蔚彼风力，严此骨鲠[422]。才锋峻立，符采克炳[423]。
说明
“风骨”是《文心雕龙》中最引起后人争论的范畴之一，或者虚涵解释，或者落实析辨，如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就说：“风即文意，骨即文辞”。“风骨”原即是一个用法多端的概念，可评论人物的形体风神，可概括书画作品的风格。刘勰的概念实际也不是全然严格的，但大致是说文思清劲文辞峻健的美，所谓“风清骨峻”与建安文学的特质有着深层的关联性。虽然不必将“风”“骨”决然判别为与“文意”“文辞”相关，但就文中多将“情”与“风”、“辞”与“骨”相并说，认为“风”多于情思、“骨”多于“文辞”表现出来，还是恰当的。刘勰对“风骨”与其他范畴的关系也有值得注意的论说，如“风骨”与“气”、“风骨”与“文采”。前者如明代黄叔琳的概括“气是风骨之本”，与其作者才气学习与作品风格关系密切（参见前选《体性》）的观点是契合的；后者则很能见出刘勰的辩证态度。
刘勰论“风骨”，显示出与建安文学精神的联系，其篇中多引曹丕论“气”之语，也可见出文学理论上的汲取，而后来的批评家也多沿袭“风骨”范畴，表彰建安文学的风神，以抨击丰藻肥辞而索莫乏气的文风，比如唐代陈子昂称“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殷璠则说：“四百年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河岳莫灵集》小序）。其实，刘勰在本篇中所贬“空结奇字”、“习华随侈”，也是有所指的，正针对着当时的文风。
集评
黄侃曰：风骨，二者皆假于物以为喻。文之有意，所以宣达思理，纲维全篇，譬之于物，则犹风也。文之有辞，所以摅写中怀，显明条贯，譬之于物，则犹骨也。必知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然后不蹈空虚之弊。或者舍辞意而别求风骨，言之愈高，即之愈渺，彦和本意不如此也。诵斯篇之辞，其曰“怊怅述情，必始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者，明风缘情显，辞缘骨立也。其曰“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者，明体恃骸以立，形恃气以生；辞之于文，必如骨之于身，不然则不成为辞也，意之于文，必若气之于形，不然则不成为意也。其曰“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者，明言外无骨，结言之端直者，即文骨也；意外无风，意气之骏爽者，即文风也。其曰“丰藻克赡，风骨不飞”者，即徒有华辞，不关实义者也。其曰“缀虑裁篇，务盈守气”者，即谓文以命意为主也。其曰“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者，即谓辞精则文骨成，情显则文风生也。其云“瘠义肥辞，无骨之征，思不环周，无气之征”者，明治文气以运思为要，植文骨以修辞为要也。其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者，明气不能自显，情显则气具其中，骨不能独章，辞章则骨在其中也。
综览刘氏之论，风骨与意辞，初非有二。然则察前文者，欲求其风骨，不能舍意与辞也；自为文者，欲健其风骨，不能无注意于命意与修辞也。风骨之名，比也；意辞之实，所比也。今舍其实而求其名，则适令人迷罔而不得所归宿，海气之楼台，可以践历乎？病眼之空花，可以把玩乎？彼舍意与辞而别求风骨者，其亦海气、空花之类也。彦和既明言风骨即辞意，复恐学者失命意修辞之本而以奇巧为务也，故更揭示其术曰：“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明命意修辞，皆有法式，合于法式者，以新为美，不合法式者，以新为病。推此言之，风藉意显，骨缘辞章，意显辞章，皆遵轨辙，非夫弄虚响以为风，结奇辞以为骨者矣。大抵舍人论文，皆以循实反本酌中合古为贵，全书用意，必与此符。《风骨》篇之说易于凌虚，故首则诠释其实质，继则指明其径途，仍令学者不致迷罔，其斯以为文术之圭臬者乎。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文心雕龙·养气
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424]，验己而作[425]，岂虚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426]；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427]，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夫三皇辞质，心绝于道华[428]；帝世始文，言贵于敷奏[429]；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缛，并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430]。战代枝诈[431]，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432]，虑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悬乎千载[433]；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434]；古人所以余裕，后进所以莫遑也。[435]
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436]，志盛者思锐以胜劳[437]，气衰者虑密以伤神，斯实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惭凫企鹤[438]，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439]，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术[440]；怛惕之盛疾[441]，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442]，叔通怀笔以专业[443]，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444]，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445]。
夫学业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锥股自厉，和熊以苦之人[446]。志于文也，则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447]。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448]，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449]且夫思有利钝，时有通塞[450]，沐则心覆，且或反常[451]，神之方昏，再三愈黩[452]。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453]，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454]，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455]，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456]，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457]，使刃发如新，腠理無滞[458]，虽非胎息之迈术，亦卫气之一方也[459]。
赞曰：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460]。水停以鉴，火静而朗[461]。无扰文虑，郁此精爽。[462]
说明
“养气”之“气”与《风骨》之“气”略有不同，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养气谓爱精自保，与《风骨》篇所云诸‘气’不同。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这确是文艺创作中的一大问题。刘勰主张创作应“率志委和”、“适分胸臆”，而反对劳神竭虑。文中首先提出养气与创作的关系，指出销伤精神的弊端，最后提出养气的方法。
集评
黄侃曰：养气谓爱精自保，与《风骨》篇所云诸气不同。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神思》篇曰：“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藏，澡雪精神。”又云：“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思契，不必劳情也。”《文赋》亦曰：“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以二君之言观之，则文思利钝，至无定准，虽有上材，不能自操张弛之术，但心神澄泰，易于会理，精气疲竭，难于用思，为文者欲令文思常赢，惟有弭节安怀，优游自适，虚心静气，则应物无烦，所谓明镜不疲于屡照也。然心念既澄，亦有转不能构思者，士衡云“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虽使闭聪塞明，一念若兴，仍复未静以前之状，故彦和云“意得则舒怀命笔，理伏则投笔卷怀”；亦惟听其自然，不复强思以自困，若云心虚静者，即能无滞于为文，则亦不定之说也。大凡为学为文，皆有弛张之数，故《学记》云：“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注云：“藏，谓怀抱之；修，习也；息，谓作劳休止之谓息；游，谓闲暇无事之谓游。”然则息游亦为学者所不可缺，岂必终夜以思，对案不食，若董生下帏，王劭思书，然后为贵哉？至于为文伤命，益有其徵，若夫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于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彦和既举之矣。后世若杜甫之性耽佳句，李贺之呕出心肝，又有吟成一字，撚断数髭，二句三年，一吟流泪，此皆销铄精胆，蹙迫和气，虽有妙文，亦自困之至也。又人才有高下，不可强为，故《颜氏家训》云：“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义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此言才气庸下，虽使沥辞镌思，终然无益也。大抵年少精力有余，而照理不深，虽用苦思，而文章未即工妙，年齿稍长，略谙文术，操觚之际，又患精力不能赴之，此所以文鲜名篇，而思理两致之匪易也。恒人或用养气之说，尽日游宕，无所用心，其于文章之术未尝研炼，甘苦疾徐未尝亲验，苟以养气为言，虽使颐神胎息，至于百龄，一旦临篇，还成岨峿，彦和养气之说，正为刻厉之士言，不为逸游者立论也。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文心雕龙·时序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463]，野老吐“何力”之谈[464]，郊童含“不识”之歌[465]。有虞继作，政阜民暇[466]，“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467]。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468]。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469]，成汤圣敬，“猗欤”作颂[470]。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471]；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472]。幽厉昏而《板》《荡》怒[473]，平王微而《黍离》哀[474]。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475]，百家飙骇[476]。方是时也，韩、魏力政[477]，燕、赵任权[478]，五蠹六虱[479]，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480]。齐开庄衢之第[481]，楚广兰台之宫[482]，孟轲宾馆[483]，荀卿宰邑[484]，故稷下扇其清风[485]，兰陵郁其茂俗[486]，邹子以谈天飞誉[487]，驺奭以雕龙驰响[488]，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489]。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490]。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491]，高祖尚武，戏儒简学[492]，虽礼律草创[493]，《诗》
《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494]，亦天纵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495]，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496]，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497]柏梁展朝之诗[498]，金堤制恤民之咏[499]，徵枚乘以蒲轮[500]，申主父以鼎食[501]，擢公孙之对策[502]，叹倪宽之拟奏[503]，买臣负薪而衣锦[504]，相如涤器而被绣[505]，于是史迁、寿王之徒[506]，严、终、枚皋之属[507]，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508]，遗风余采，莫与比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509]，驰骋石渠[510]，暇豫文会，集雕篆之轶材[511]，发绮縠之高喻[512]，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513]。自元暨成[514]，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谭，清金马之路[515]，子云锐思于千首[516]，子政雠校于《六艺》[517]，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哀[518]，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519]，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520]，于是乎在。
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521]，深怀图谶[522]，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诔以免刑[523]，班彪参奏以补令[524]，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帝叠耀[525]，崇爱儒术，肄礼璧堂[526]，讲文虎观[527]，孟坚珥笔于国史[528]，贾逵给札于瑞颂[529]，东平擅其懿文[530]，沛王振其通论[531]，帝则藩仪[532]，辉光相照矣。自和、安已下，迄至顺、桓[533]，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534]，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535]。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536]，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537]，时好辞制，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兜，蔡邕比之俳优[538]，自献帝播迁[539]，文学蓬转[540]，建安之末，区宇方辑[541]。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542]；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543]；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544]；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545]。仲宣委质于汉南[546]，孔璋归命于河北[547]，伟长从宦于青土[548]，公干徇质于海隅[549]，德琏综其斐然之思[550]，元瑜展其翩翩之乐[551]，文蔚、休伯之俦[552]，于叔、德祖之侣[553]，傲雅觞豆之前[554]，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555]。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556]，故梗概而多气也[557]。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558]。
章之士，置崇文之观[559]，何、刘群才[560]，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合章[561]，动言成论。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562]，并驰文路矣。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563]，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564]。至武帝惟新[565]，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566]。降及怀、愍，缀旒而已[567]。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568]，太冲动墨而横锦[569]，岳、湛曜联璧之华[570]，机、云标二俊之采[571]，应、傅、三张之徒[572]，孙、挚、成公之属[573]，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574]，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元皇中兴[575]，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576]，景纯文敏而优擢[577]。逮明帝秉哲[578]，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逾亲[579]，温以文思益厚[580]，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及成、康促龄[581]，穆、哀短祚[582]，简文勃兴[583]，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584]，澹思浓采，时洒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585]。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586]，孙、干之辈[587]，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588]。是以世极迍邅[589]而辞意夷泰[590]，诗必柱下之旨归[591]，赋乃漆园之义疏[592]。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593]。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594]，孝武多才[595]，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596]。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597]，颜、谢重叶以凤采[598]，何、范、张、沈之徒[599]，亦不可胜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600]太祖以圣武膺箓[601]，高祖以睿文纂业[602]，文帝以贰离含章[603]，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景祚[604]。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鸿风懿采，短笔敢陈；飏言赞时，请寄明哲。
赞曰：蔚映十代，辞采九变[605]。枢中所动，环流无倦[606]。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暧焉如面[607]。
说明
《时序》可说是刘勰“具体而微”的文学历史勾勒，自上古至萧齐，一一点评。其中颇能指出各代文学的要点，如西汉是“祖述楚辞”；建安文学则是“雅好慷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西晋为“结藻清英，流韵绮靡”；东晋玄风，“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这些评议都是切中肯綮的。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更是对文学与时代关系的透辟概括。
文心雕龙·物色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608]，物色之动，心亦摇焉[609]。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610]，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611]，物色相召，人谁获安[612]？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613]；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614]；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615]；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616]，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617]；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618]；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619]；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620]。故灼灼状桃花之鲜[621]，依依尽杨柳之貌[622]，杲杲为出日之容[623]，瀌瀌拟雨雪之状[624]，喈喈逐黄鸟之声[625]，喓喓学草虫之韵[626]。皎日嘒星，一言穷理[627]；参差沃若，两字连形[628]。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629]。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630]？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631]，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632]，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633]。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634]，模山范水，字必鱼贯[635]，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636]。
至如《雅》咏棠华，或黄或白[637]；《骚》述秋兰，绿叶紫茎[638]；凡摛表五色，贵在时见[639]，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
自近代以来[640]，文贵形似[641]，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642]。吟咏所发，志惟深远[643]，体物为妙，功在密附[644]。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645]。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646]。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647]，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648]，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649]，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650]，善于适要[651]，则虽旧弥新矣。是以四序纷迴，而入兴贵闲[652]；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古来辞人，异代接武[653]，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654]，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655]。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656]。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657]！
赞曰：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658]。春日迟迟，秋风飒飒[659]。情往似赠，兴来如答[660]。
说明
《物色》谈论了自然景物对创作者及其创作的影响，所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总结了《诗》，《骚》乃至汉赋创作的经验；提出了图写物色的基本原则，是古典文学理论中对心物关系论述的一篇精辟文字。“心物”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刘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之前，如陆机就已说过：“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桑条于芳春”（参前选《文赋》）。《文心雕龙》原亦有“神与物游”（参前选《神思》）的观念，此篇论述也都是围绕“心物”轴线展开，如“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如“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如“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莫不是讲说心物交流而发生艺术创作的道理。
《物色》对文学表现的特点也有涉及，如“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物色尽而情已余”，都是与当时玄学风尚有关的论断，而在后代有深远影响于中国文论史的，这类新变的因素也值得充分注意。
文心雕龙·知音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661]，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662]。昔《储说》始出[663]，《子虚》初成[664]，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665]，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666]。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667]，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668]，非虚谈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669]。彼实博徒[670]，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671]；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672]；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酱瓿之议[673]，岂多叹哉！
夫麟凤与麏雉悬绝[674]，珠玉与砾石超殊[675]，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676]。然鲁臣以麟为麏[677]，楚人以雉为凤[678]，魏民以夜光为怪石[679]，宋客以燕砾为宝珠[680]。形器易徵，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681]。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682]。慷慨者逆声而击节[683]，酝藉者见密而高蹈[684]，浮慧者观绮而跃心[685]，爱奇者闻诡而惊听[686]。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687]，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688]。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689]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690]，观千剑而后识器[691]。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692]。阅乔岳以形培塿[693]，酌沧波以喻畎浍[694]，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695]。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696]：一观位体[697]，二观置辞[698]，三观通变[699]，四观奇正[700]，五观事义[701]，六观宫商[702]。斯术既形[703]，则优劣见矣。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704]，观文者披文以入情[705]，沿波讨源，虽幽必显[706]。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707]。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708]。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709]，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然而俗鉴之迷者，深废浅终售[710]，此庄周所以笑《折杨》[711]，宋玉所以伤《白雪》也[712]！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713]。”见异唯知音耳[714]。扬雄自称“心好沉博绝丽之文”[715]，其事浮浅[716]，亦可知矣。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717]，譬春台之熙众人[718]，乐饵之止过客[719]。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720]；书亦国华，玩绎方美[721]。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赞曰：洪钟万钧，夔旷所定[722]。良书盈箧，妙鉴迺订[723]。流郑淫人，无或失听[724]。独有此律，不谬蹊径[725]。
说明
《知音》讲的是批评鉴赏问题。首先指出“知实难逢”：贵古贱今，文人相轻是其关键。其次指出“音实难知”：一是因为“篇章杂沓、质文交加”，二是因为“知多偏好，人莫圆该”。在知音难得且难做的情况下，刘勰提出“博观”的原则，和“六观”的具体方法和标准。因为这样的方法，了解文学及为文者之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