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

雷达

一、设奖来由

据我所知，茅盾文学奖的历史可追溯到1945年。那年在重庆为茅盾举行了“五十寿辰和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在6月24日庆祝会上，正大纺织厂的陈钧经理委托沈钧儒和沙千里律师将一张十万元支票赠送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茅盾在接受捐款时表示：自己生平所写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不多，常引以为憾，建议以这些捐款，举行一次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短篇小说有奖征文。按照茅盾意愿，“文协”为此专门成立了老舍、靳以、杨晦、冯雪峰、冯乃超、邵荃麟、叶以群组成的茅盾文艺奖金评奖委员会，并在《文艺杂志》新1卷第3期和8月3日的《新华日报》共同刊出了“文艺杂志社”与“文哨月刊社”联合发出的“茅盾文艺奖金”征文启事，规定征文以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速写、报告为限。这次征文经评选产生了一批较好作品。

1981年3月14日，茅盾先生病危，他在口述了给中共中央请求在他去世之后追认为中共党员的信之后，又口述了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两周之后，茅盾先生就去世了。25万元与现在哪怕随便一个明星和款爷的收入零头相比，也还是少得可怜，与贪官们贪污和动辄挥霍几千万、几个亿的数字相比，如九牛一毛，但在1981年的中国，25万元可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茅盾先生肯将一生积蓄和盘托出，心同日月。1981年成立了茅盾文学奖评选小组，此奖的设立旨在推出和褒奖优秀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第一届初选小组的人是丁玲、艾青、冯至、冯牧、张光年、谢永旺等。这样的阵容，显然比现在的初选小组要豪华得多，大有将军打冲锋之势。茅奖起初就用茅盾那25万的利息运作，现在当然不够，从筹办、征集、评审及奖金，费用由国家来负了，因为它已是目前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奖。一个获奖者实得奖金也许不如一家刊物所设奖金高，但它的声名和荣誉是无形资产，后续的经济回报也是比较可观的。

二、评奖概况

至今，茅盾文学奖已评了六届[1]，第一届获奖作品是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的《东方》、莫应丰的《将军吟》、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古华的《芙蓉镇》、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第二届是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修订本）、刘心武的《钟鼓楼》。第三届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凌力的《少年天子》、孙力和余小惠的《都市风流》、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第四届是王火的《战争和人》（一、二、三）、陈忠实的《白鹿原》（修订本）、刘斯奋的《白门柳》（一、二）、刘玉民的《骚动之秋》。第五届是张平的《抉择》、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第六届是熊召政的《张居正》、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张洁的《无字》、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宗璞的《东藏记》。

这些作品中还是有一些能留下来的。比如，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北京大学以及一些网站所作的调查发现，文学类，长篇小说的第一名竟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承继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但又有很大更新的典型文本，路遥从他的文学教父柳青那里确实学到了不少精髓，在写法上却接近批判现实主义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模式，写了1975到1985十年间的陕北农村及城乡交叉地带的编年史。我们看到，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一旦诞生了新的个体意识觉醒的生命，就使这部作品有了惊人的强旺的生命力；还因为它表达了最底层的、弱势的、边缘人的真实本色的存在和挣扎图强的生命意志，它便是植根于大地的，有血有肉的，作者是用心灵和诚实写成的，它能够跟普通生活中的正常人的心灵发生共鸣。只要想想孙少平与郝红梅永远是“最后打饭的学生”的那种窘迫，想想主人公外在的贫穷与内心的高傲，我们就无法不为一种苦难的美而感动。当然书中也有对“官”的仰视和比较轻易的理想主义。路遥是我的好朋友，这书出来以后，他希望得到我的好评，但当时我对这个作品的反应比较冷，我甚至给他讲，你这个作品没有超越《人生》，你只是把《人生》的高加林在《平凡的世界》里分成了两个人，一个是留在乡下的高加林，一个是进了城的高加林，一个叫孙少安，一个叫孙少平，横的面是展开了，纵深面却开掘不够。现在看来是我部分地错了，我对这部作品厚实、顽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它的励志价值认识不足。当时我觉得高加林、孙少平就像中国农村的于连一样，介于鲁迅的启蒙主义者与西方资产阶级兴起时期的自我奋斗者形象之间，或者既像于连，又像保尔，还有点像堂吉诃德。平凡的世界不平凡啊，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侧重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品能拥有这样强的生命力？

三、茅盾文学奖与关注中国社会广阔人生的多个层面

文学是人学，关怀人是文学的根本要义所在。不管什么文学，假若缺乏人的参与，不能以人为中心的话，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然而，文学该如何关怀人呢？这又将内在地决定着文学的品质高低。实际上，茅盾文学奖还是关注了中国现实人生的诸多方面和诸多问题。有写社会变革大潮的，有写工业改革的，有写下层人的苦苦奋斗的，有写边远地区民族风情的，有写都市普通人的日常经验的，也有写尖锐的社会矛盾的。

我认为，关怀人的问题始终是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关怀下层贫困者还是关怀中层的财富拥有者都没有什么不对，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正在关怀人本身，是否关怀人的生存本身。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局外人》《误会》《鼠疫》，萨特的《恶心》《自画像》《苍蝇》，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审判》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让人深思不止，不是由于它们在描写和审视对象的选择上高人一筹，而是由于它们诚实而深刻地面对了无论什么人的真实处境，关注了无论什么人的心灵所遭受的来自生活、科技、政治等等的逼压、摧残与异化，人自身真实处境在这些作品冷静、肃穆的展示中显得触目惊心。不绕开问题，不把问题简单化，能看到问题的真相，能揭示问题的根本症结，这种关注无论什么人的姿态、眼光和胸怀，体现着这些作品的价值，真切地关怀人本身是这些作品伟大的唯一原因所在。

在已经评出的茅奖作品中，我以为《芙蓉镇》《李自成》《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长恨歌》《白鹿原》等可能在读者中有更为广泛和稳定的影响。而一些没有获奖的作品，其影响力也丝毫不容小视，比如张炜的《古船》、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铁凝的《玫瑰门》，还有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等等。还有一些几乎与获奖不怎么沾边的作品也值得一说，如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它们关注了一种政治行为对以知识群体为核心的一代人心身的折磨和摧毁，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当然是报告文学了，它对最底层农民的疾苦和生存困境的关注令人感动。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关注了普通人担荷的巨大苦难和苦难人生的简单和偶然，雪漠的《大漠祭》关注生存本身的艰辛、顽强和苍凉，潘军的《死刑报告》关注了人类向人自己以国家、法律、正义的名义实施的死刑究竟是否具有很大合理性的问题，姜戎《狼图腾》在思想上也许有明显偏颇，但它能够关注草原在人的道理和政治的道理之间的生态命运，也不无警世作用。不管这些作品关注了什么人，不管这些作品具体以哪个阶层的人来展开文本，无论写得笨拙还是巧妙，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深切关注了人生。不是取巧粉饰，而是尽量诚实地关注了人生。

四、茅盾文学奖倚重宏大叙事

茅盾文学奖作为一项有影响力的大奖，有没有自己的美学倾向和偏好，这是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有的，这并不是有谁在规定或暗示或提倡或布置，而是一种审美逐渐积累过程，代代互相影响而成。从多届得奖作品看来，那就是对宏大叙事的侧重，对一些厚重的史诗性作品的青睐，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倚重，对历史题材的更多关注。在历史上，文学与题材曾经有过不正常的关系，或人为区分题材等级，或把某些题材划成禁区，或干脆实行“题材决定论”。从今天来看，这些都是违反文学规律的。但是，也不可否认，重大题材还是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特别是重大历史题材，由于阐述和重构了历史的隐秘存在和复活了被湮灭的历史记忆，既能给当代社会提供经验和借鉴，又提升了我们对人生、现实与世界进行有比较的审美观照与反思。

有鉴于此，茅盾文学奖非常关注重大历史题材。至少从现在评出的结果看是这样的。据粗略统计，在29部（包括两部荣誉奖：萧克的《浴血罗霄》、徐兴业的《金瓯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重点历史题材占了大多数。就拿第六届来说，第一部是熊召政的《张居正》，长篇历史小说，四卷本，140万字。熊召政是湖北诗人，曾写过长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和叶文福的长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并肩而立，名动一时。后来，他专攻文史，特别是专攻明代的历史，发现张居正此人身上有丰富的戏剧性，有很高的史识价值，于是，就用了五六年时间写了这部小说。张居正被认为是铁面宰相，柔情丈夫，他实行过著名的万历新政和“一条鞭法”，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了不起的改革家，最后以悲剧收场，全家被抄，实乃人治社会的悲剧，这和我们今天时代某些负面有些相似。明代中叶，经济繁荣，试图改革的人始终逃不出人治的可怕机制。第二部是张洁的《无字》，三卷本，90万字，写四代女性的悲剧命运。张洁曾写过一篇很动情的散文《这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我觉得长篇小说《无字》中最动人的部分是从那篇散文来的，一种刻骨铭心的依恋。她还写过一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写的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手都没有拉过，爱了几十年，只是远远地望着，默默地想着；《无字》当中，那个梦中的爱人似乎变成了生活中的伴侣，但现实中的那个叫胡汉宸的人就显得很丑陋了。我觉得张洁在这部小说里倾诉了女性特有的痛苦，有人说这部作品是以血代笔，也有人觉得作品有点儿累赘，太长了。第三部是部队作家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现在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很流行。从纯文本立场看，这是一部较粗的作品，但整个作品还是大气，写了一群有性格的人，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新之作。它有一个特点是，重视偶然在历史中的作用，比如小说主人公梁大牙，身上有许多流氓无产者的痞子气，他本来是要投奔国军的，不巧走错了路跑到新四军那儿去了，饿坏了，新四军给他做了面鱼儿，吃完一碗面鱼儿后说再能给我吃一碗吗？新四军说可以，他就觉得新四军不错，虽然国军的粮饷充足，但新四军的人情味似乎更浓，于是就加入了新四军。另外一对青年跑到国军那儿去了，他们的命运都不是按照什么固定的逻辑和规律发展的。不承想，这个满身毛病的梁大牙又浑身是胆，能打仗、能吃苦、有智谋，终于成长为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将领，跨度很大。我写过一篇评论《人的太阳照亮了历史的天空》，就是说，它不是写概念，而是写人的。第四部是柳建伟的《英雄时代》，柳建伟有个本事就是善于间接地体验生活，他写过一个电影《惊涛骇浪》，是写抗洪救灾的，得了大奖，他本人并没有到过水灾现场，但写得不错。这有点像歌曲《青藏高原》的作者并没有到过西藏一样。《英雄时代》的意思是，今天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市场化大时代中各种力量涌动，今天的一个乞丐或小贩三年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大企业家，这是一个传奇的时代。有些评委认为，这部小说在捕捉正在进行中的社会矛盾，还比较敏锐。第五部是宗璞的《东藏记》，宗璞先生是有家学渊源的，她是冯友兰的女儿，是个著名的作家、学者，我们知道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都是很有名的哲学著作。宗璞1957年的短篇《红豆》名重一时，写知识分子情感世界和爱情矛盾颇见深度，却遭到了批判。她这部《东藏记》是四部曲中的一部，写西南联大、抗日战争南迁中的一群知识分子的沉浮，他们的节操与人生选择，点缀于昆明风情之间。其第一部叫《南渡记》，非常不错，当时没有评上茅奖是因为当时要求一套书完成才能评，而现在新的条例规定评一本也可以。宗璞的中西涵养是一般作家达不到的，文化韵味很浓。这些作品在各个角度关注了重大的历史、社会、人生问题。

五、茅盾文学奖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水平

从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过程来看，作品筛选和评定工作是有一定章法可循的，入围作品都由全体初评评委投票决定其名次，获奖作品的得票数必须超过评委全体的2/3才有效，然后按照票数排名。以第六届为例，五部作品不是任何一两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的。因为各个评委欣赏口味不同，艺术观和价值观各异，找出一部能够得到所有评委完全肯定的作品是不容易的。这次评奖也仍然是一种力的平衡的结果，实际上是很多人意志的合力形成的，对同时存在的很多作品进行全方位阅读、审视、辨析、对比、提取而作出的一个综合性选择。这种选择怎么样，当然很难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应该的。例如第五届评出后，读者认为《抉择》得奖是一个成功和进步，不再单纯从文学角度，而是从文化和社会民生角度来评判作品，官方和民间都欢迎。但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

评奖也曾出现意想不到的“插曲”或特殊情况，例如第四届《白鹿原》修订本问题就是。我记得《白鹿原》在评委会基本确定可以评上的时候，一部分评委认为，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对政治斗争如“翻鏊子”的说辞不妥，甚至是错误的，容易引出误解，应以适当方式予以廓清，另外有些露骨的性描写也应适当删节。这种意见一出且不可动摇，当时就由评委会副主任陈昌本在另一屋子里现场亲自打电话征求陈忠实本人的意见，陈忠实在电话那头表示愿意接受个别词句的小的修改，这才决定授予其茅盾文学奖。这也就是发布和颁奖时始终在书名之后追加个“修订本”的原委。当然评奖时和发布时是不可能已有了“修订本”的，改动和印书都需要时间，而发布时间又是不能等的。陈昌本打电话究竟是在投票后还是投票前，我竟然记不清楚了。六届评下来，评价不一，作为评委我面对某个作品，也时常有抱憾或无能为力的感受。但在总体上，我看所选的作品还是基本上反映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

当然，说茅盾文学奖基本上反映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平，首先就要了解它的作品的思想深度、精神资源、文化意蕴以及人类性等等方面达到了怎么样的水平，它并不是在封闭之中的自我认可，沾沾自喜，而是参照古今中外的文学标准所得出的大致结论。同时，也很难如某些人所说，其评奖就是“固守着传统现实主义”，或者充斥着“牺牲艺术以拯救思想”的妥协主义。比如厚重之作《白鹿原》在艺术方面并不保守，有人说它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有心理现实主义色彩，运用了文化的视角，都有道理。我觉得它的背景有俄苏文学的影响，也有拉美文学的影响，总之它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观念已相去甚远了。再如，被认为在叙述方面除了开头的硬壳不好读外，整体上还是无可挑剔的《长恨歌》，表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文化意识。它通过一个女人的命运来写一个城市的灵魂及其变化，这在过去的文学观念中是不太好接受的。“恨”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抱憾，生命有涯，存在无涯的悲情啊。一个女性在男权社会里始终不能达到自己对爱情、对幸福生活理想的追求，她所以有了恨，她的命运轨迹与历史发展的错位，也有恨。恨的内容丰富，但只有用一种开放的文学观念才能正确理解它。又如《尘埃落定》《钟鼓楼》《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等等，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仍有着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阿来说，他在电脑上敲完最后一行字，有大功告成的感觉，创造了自己的一个世界，一部东方寓言。他说，野画眉一写出，就知道要成功，自己的手像舞蹈症患者，在电脑上疯狂跳动，如有神助，每天五千字，到冬天敲定了三十万字。全书有一种诗歌的韵律之美。但从1994年写出，屡遭退稿。但它的价值最终得到认定。相反，也让人不无遗憾的是，贾平凹的《怀念狼》、铁凝的《玫瑰门》、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莫言的《檀香刑》，以及李洱的《花腔》、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等，在文本文体上有突破，是全球化语境下小说创作的新尝试，却由于种种自身的或非自身的原因无奈落选。当然，茅奖也有一些作品，当时轰动一时，时过境迁，因艺术较粗糙而少有人提起。

六、对茅盾文学奖的未来期待

茅盾文学奖已经评了六届，在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争议，作为文学奖的主办者，中国作协、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及评奖办公室，不时会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与诟病。比如，有一份资料整理了这些意见，兹引述如下：应该尊重评委们的资历、声望以及文学成就等等，但也不能无视历届评委会都存在着难以规避的局限：一是年龄老化，评奖不仅需要丰富的文学经验，还需要适度的身体素质，当评委们连阅读备选篇目都勉为其难时，又何来负责任的投票？二是由于其他原因，部分评委已经疏离文学工作，根本不熟悉文学的当代发展状况及与世界文学接轨程度，是不折不扣的“前文学工作者”，他们又何能公正地选拔当代“最优秀”的著作？三是评委们不是由民主推选而是中国作协指定，来自北京的专家学者占绝对优势，却排除各地不同的地域文化氛围所培养的诸多学界精英，又何能保证评奖的兼容性？四是评委们观念陈旧，他们还牢固地抱持着“十七年”时期的现实主义，看重典型化、真实性、倾向性以及史诗性等等传统因素，这种“独尊”情结潜在地抑制着当代文学的艺术创新，那又何能标示文学奖的导向意义？五是评委会对程序的“越位”。评奖条例规定，有三名评委联名提议，可增加备选篇目。质疑者认为，这一表面看来是为避免“遗珠之憾”实则极富“特权”色彩的“评委联名补充”程序，造成了数届茅盾文学奖的鱼目混珠，并增加了评奖的权力性、偶然性和人为因素。当然，也还有论者针对兼顾题材的“全面分配，合理布局”，或者重点关注“反映现实并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之作品，“审读组”与“评委会”之间的龃龉以及“过程不透明”等等，有人把这些概括为“平衡机制”，它们共同摧毁着茅盾文学奖的“公信”形象和权威价值。据我所知，以上这些意见中的合理成分，在近几届评奖中已有改变。无论评委的年龄、组成方式、外地评委的比重，都与此前有所不同。

处在如此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权威的消解似乎是必然的，它会时时受到挑战。相应地，茅盾文学奖也只能在历史中生存，在面对历史的挑战中生存，在顺应历史的潮流中生存。时代在变，审美观念在变，评奖的标准必然也要发生变化，这样才能保证茅盾文学奖与时同行。当然，评奖在更加走向开放、走向多元的同时，要使评奖具有权威性，要使评出的作品得到社会各方面较为一致的认可，尤其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个人以为有这么几条还是要坚持的：①我们要坚持长远的审美眼光，甚至可以拉开一定距离来评价作品，避免迎合现实中的某些直接的功利因素，要体现出对人类理想的真善美的不懈追求。②一定要看作品有没有深沉的思想含量和文化含量，特别要看有没有体现本民族的思想文化根基。③要看作品在艺术上、文体上有没有大的创新，在人物刻画、叙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有没有独特的东西。④长篇小说是一种规模很大的体裁，所以有必要考虑它是否表现了一个民族心灵发展和嬗变的历史，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文学就是灵魂的历史。

我希望，茅盾文学奖的路越走越宽。

作者附言：茅盾文学奖至今评了七届。第一届到第三届，我虽有参与，但介入不深；四、五、六三届，我都担任了评委，且因工作关系，先后做过评奖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评奖办公室是具体工作班子，除了组织初评，就是为评委会服务。第七届我未做评委。第七届茅奖开评以来，媒体不断有人采访我关于茅奖情况，我后来接受了新浪读书之约，根据我在2007年的一次讲演稿整理成此文。

原载《北京文学》2009年第1期

注释：

[1]作者撰就此文时，茅盾文学奖尚未评出第七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