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究竟谁拦了谢书记

二、究竟谁拦了谢书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义乌人还清楚地记着30多年前的稠城街头,时常有一批极为惧怕被抓却又始终抓而不走的地摊小贩们,整天串东街走西巷。别小看了这些人,在义乌人眼里,这些提着竹篮或者仅拿着一块破布满城跑、满街摆摊的“游击商”们,无论是在昨天还是今天,他们都是英雄,是了不起的英雄。因为正是这些“街头游击商”的吆喝声,才唤醒了千千万万曾经只会在异乡和偏远地方去“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手,同时也给管理这片土地的那些父母官们以清醒的认识。

当时义乌经商的队伍中培养了一大批能人,谢高华至今记得这些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创业故事并如数家珍。可以说,他们共同见证了义乌奇迹产生的全过程。

有人说,“农妇与县委书记对话”是义乌市场的肇始。谢高华说,作出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决定,并非只因为冯爱倩找我“对话”,而是千万个像她(他)这样的义乌人需要“谋生”、需要摆脱贫困。

早期经商户何海美也说,1982年10月的一天,她和冯爱倩、黄昌根等商户也在县前街当面拦下谢高华书记并与之对话。黄昌根也多次说,他也曾找过谢高华反映问题,其中,最具有了小说般离奇的情节就是冯爱倩的故事。

说起开放义乌市场,农妇冯爱倩与县委书记争论的故事多年来有多个版本在演绎,曾有人怀疑这场“对话”的存在。笔者多次采访当事人,努力还原小商品市场初创时的这段风云。

如今80岁高龄的冯爱倩,虽身材瘦小,但精神矍铄,非常健谈,不时拿出“中华”牌香烟吸着。回忆起与谢高华第一次见面的趣事仿佛如同昨天,她曾是央视播放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中拦截谢书记汽车冯姐的原型之一。

谢高华(右)和冯爱倩(中)拉家常

“别看我现在算是有点小名气,但当年我这个妇道人家,没有什么地位。到如今,谢书记还一直在关心着我。”“我当时不像个女人,敢说敢干,还笑称我当年那番话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让她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迫于生计的“对话”,为揭开义乌的辉煌传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冯爱倩是义乌佛堂镇和平村人,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生活一直窘迫。为了实现做“城里人”的梦,敢作敢为的她不顾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一个大姑娘和男人们一起参加了“生产合作社”。为了养活五个儿女,仅靠在供销社工作的丈夫杨兴桂那几个死工资,连一家人的嘴都填不了。有一次,为了给孩子做一顿饭吃,她竟然连跨了6条门槛也没借到一粒米,跑了第7户人家,才总算借到2斤米。她不得不携子拖女在义乌饭店当临时工,并且一干就是7年。

冯爱倩最初的生意很简单,先到百货公司那儿进点便宜的纽扣、鞋带、别针什么的,然后卖给“鸡毛换糖”的义乌人。第一天摆摊,除去成本、开支外,净赚了6元多。

冯爱倩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她过去当了十几年的临时工,一天工钱不过几毛钱。第二天摆摊比第一天还多赚了几元。第三天,冯爱倩回家一盘点当天的生意,呀,赚了整整22元!

尝到甜头的冯爱倩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当时义乌有两个像样的集市,一是稠城镇集市,另一个便是“鸡毛换糖”的发源地廿三里集市。为了赶这两个集市,冯爱倩头天早晨在这个集市摆完摊后,下午就得立马乘车赶到外地进货,当天夜里必须赶回并配好货,这样才能赶上第二天的另一个集市。她在供销社工作的丈夫除了帮自己以外,也收购农民换来的鸡毛,负责加工和销售,不过这些工作是为供销社做的。即便如此,杨兴桂依然要面对周围的责难:“你老婆搞资本主义,你搞什么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里,冯爱倩的这种生意,就是“资本主义尾巴”。

“刚开始全在‘打游击’,哪像现在当个体户是‘光彩的事业’呀,稍不注意是要被抓的,那是在搞资本主义。”

当时的义乌,做小商品买卖的商业氛围并不好。由于政府部门经常抓小商贩,冯爱倩只好东躲西藏,整天担惊受怕,于是便有了弄个合法证件,光明正大地做生意的想法。可要取得一个经商许可证在那时可谓困难重重,打报告、提要求、开证明、托人情……跑破了鞋子,磨破了嘴皮,历时近一年,有关部门终于同意了她的要求。

1980年12月1日,冯爱倩从义乌县稠城镇工商所领取了营业许可证,但无经营场地的冯爱倩生意做起来依旧辛苦,依旧遭到执法人员的刁难。比如说进货,就十分艰难,但凡是大包小包,每每都被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拒之门外,理由是这是“搞资本主义”。

“当时铁路线上的‘打击投机倒把’比抓小偷还严。为了躲避一道又一道的检查,我们全得等火车出站或到站放慢车那段时间扒窗户上下车,有一次,带着货跳车稍稍慢了一个眼神,差点摔断双腿。有时则跑到相邻的小站上下车,负重来回起码走二三十里路。”

冯爱倩说。

“我们女人进货时挤火车,腰间系着进货款,白天晚上根本都不敢睡觉,就担心有闪失。车上要方便又挤不出去,只能让几个女同志围成一圈挡住身体就地解决。至于在车上挨饿受冻的事,都是家常便饭。”

“我们这么玩命从外面运回些百姓生活日常用品,到市场上摆摊换那么几个辛苦钱,可偏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硬要砍断不可。”

“我被人家赶来赶去,又要罚款,实在没办法,就想找政府反映反映。听说县里刚来了个新县委书记,思想很开放,经常深入基层,喜欢听老百姓的呼声,我想要找就找最大的官,也是壮了胆子。当时,没有电视,书记、县长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简直就是见皇上一样难,根本不像现在电视新闻中几乎天天露面,人人认识。”

“1982年5月下旬的一天,有人悄悄告诉说,新来的县委谢书记个头不高、衣着朴实,现在正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在县府大院对面南门街小弄堂的‘菊芬理发店’理发,于是我就等在当时的弄堂口。”

冯爱倩看见谢书记理好发从店里走出来,便壮着胆迎上去问道:

“你就是谢书记吗?”

“是,找我有事吗?”谢书记对于一个陌生的妇女突然拦住去路,有些疑惑。

“我是经商的,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可政府的人为啥赶着我们天天无处落脚,或是拿高得吓人的收费来逼我们干不下去呢?”

“在街上摆摊,政策不允许!”谢高华说。

冯爱倩急了:“我没工作,没田种,不摆摊儿吃什么!”冯爱倩说完这几句话,谢书记用不同寻常的眼光打量了她一番,又见她身后站了一大群围观者,便把头一甩,说:“你到我办公室去谈。”

一听县委书记这句话,冯爱倩身后的那些围观者吓坏了,心想你这下完啦,不是被抓起来,也要狠狠地被批一通。那时“文革”结束没几年,大家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太深了。

冯爱倩当时心里确实紧张,人家是一县之长官,我小小老百姓一个,他一句话说不定够自己坐不完的牢呢!可又一想,事已到此,即便是坐牢入狱,也要从共产党的书记嘴里弄个明白:到底做买卖错在哪里。就这样,冯爱倩跟着进了书记办公室。

“我们义乌人祖辈穷,穷就穷在人多地少田又薄。可为什么还能在此生活繁衍至今呢?那就是义乌人会经商,会‘鸡毛换糖’呀!要能把经商积极性发挥出来,我就不信义乌人不如外县人。”谢书记认真耐心听取冯爱倩意见并频频点头,又不停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起来。就这样,两个人在办公室里相互敬烟谈了近两个小时,抽的烟头装了满满一烟缸。

最后,谢书记大声说道:“你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

冯爱倩一听很高兴,刚出门又想起一件重要事,便转身问谢书记:“那我们能不能在街上摆摊呀?”谢书记一挥手,说“可以,你们有许可证的先干干再说。”

冯爱倩又担心地说道:“可市场管理人员天天赶我们呀!”

谢书记双手往腰里一叉,说:“放心,我会打电话给他们的。”

跟县委书记见面会有这么好的结局,冯爱倩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拿到了“县令”的“尚方宝剑”。

“当时,冯爱倩肚里有股气,语气是带责问的,后来我们谈得比较平和,我也了解了她家里的情况,知道她靠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我说了两句话,一是我理解你,同意你经商;二是会告诉有关部门,不来赶你们。”谢高华后来回忆说。

与冯爱倩的对话,引起了谢高华的深思:到底应不应该开放集贸市场?开放市场能够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出路,又能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何乐而不为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隆隆春雷,在谢高华耳边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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