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汤用彤
我父亲汤用彤先生生前最喜欢用他那湖北乡音吟诵《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我记得我的祖母曾经对我说，我祖父汤霖就最喜欢吟诵《哀江南》和《哀江南赋》。我祖父是光绪十六年的进士，于光绪二十年在甘肃任职知县，我父亲就生在甘肃。据我祖母说，我父亲小时候很少说话，祖父母都以为他不大聪明。可是，在父亲三岁多时，有一天他一个人坐在门槛上，从头到尾学着我祖父的腔调吟诵着《哀江南》。我祖父母偷偷地站在后面一直听着，不禁大吃一惊。我父亲最喜欢我妹妹汤一平（可惜她十五岁时在昆明病逝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得睡午觉，父亲总是拍着我妹妹吟诵《哀江南》。我听多了，大概在六七岁时也可以背诵得差不多了，当然我当时并不懂它的意义。今天我还会用湖北乡音吟诵这首《哀江南》。《哀江南》是说南明亡国时南京的情况，其中有几句给我印象最深，这就是“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的楼塌了”，历史大概真的就是如此。我想，我祖父和父亲之所以爱读《哀江南》，是因为他们都生在中国国势日衰的混乱时期，为抒发胸中之郁闷的表现吧！我对我祖父了解很少，因为他在我出生前十三年就去世了。据我父亲说祖父喜“汉易”，但没有留下什么著作。现在我只保存了一幅《颐园老人生日游图》，此长卷中除绘有当日万牲园之图景外，尚有我祖父题的《自序》和他的学生祝他六十岁生日的若干贺词。从祖父的《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伤时忧国之情和立身处世之大端。《自序》长五百余字，现录其中一段下：
余自念六十年来，始则困于举业，终乃劳于吏事……虽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要当静以应之，徐以俟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
此次游园，我父亲也同去了。这幅《颐园老人生日游图》大概是我父亲留下的祖父惟一的遗物了，图后有诸多名人题词，有的是当时题写的，有的是事后题写的。在事后题写的题词中有欧阳渐和柳诒徵的，辞意甚佳。
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在国文课中有些唐宋诗词，我也喜欢背诵。一日，父亲吟诵庾信《哀江南赋》，并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找出这赋，说：“也可以读一读。”
我读后，并不了解其中意义，他也没有向我说读此赋的意义。1944年，我在重庆南开读高中，再读此赋，则稍有领会。这首赋讲到庾信丧国之痛。庾信原仕梁，被派往北魏问聘，而魏帝留不使返，后江陵陷，只得在魏做官，序中有“金陵瓦解，余乃窜穿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回”等等，又是一曲《哀江南》。由赋中领悟到，我父亲要告诉我的是，一个诗书之家应有其“家风”。
因在《哀江南赋》的序中特别强调的是这一点，如说：“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词赋，先陈世德”云云。近年再读祖父之《游图》中之题词，始知我父亲一生确深受我祖父之影响。而我读此题词则颇为感慨，由于时代之故我自己已无法继承此种“家风”，而我的孩子们又都远去美国落户，孙子和外孙女都出生于美国了。我父亲留学美国，五年而归，我儿子已去十年，则“有去无回”，此谁之过欤！得问苍天。不过我的儿子汤双博士（一笑）也会吟诵《哀江南》，四岁多的孙子汤柏地也能哼上几句。但吟诵《哀江南》对他们来说大概已成为无意义的音乐了。我想，他们或许已全无我祖父和父亲吟诵时的心情，和我读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了。俗谓“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大概传“家风”也不会过三代吧！
1993年是我父亲诞生一百周年，我虽无力传“家风”，但为纪念父亲之故，谈谈我父亲的“为人”也是一种怀念吧！
在我祖父的题词中，我以为给我父亲影响最大的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
父亲一生淡泊于名利，在解放前他一直是教书，虽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多年，他都淡然处之。平时他主要只管两件事，一是“聘教授”。季羡林先生对现在我国这种评职称的办法颇不满，他多次向人说：“过去用彤先生掌文学院，聘教授，他提出来就决定了，无人有异议。”盖因用彤先生秉公行事，无私心故不会有人不满。二是学生选课，他总是要看每个学生的选课单，指导学生选课，然后签字。故他的学生郑昕先生于1956年接任北大哲学系主任时说：“汤先生任系主任时行无为而治，我希望能做到有为而不乱。”现在看来，“无为”比“有为”确实高明，自1957年后北大哲学系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1946年胡适接任北大校长后，有一阶段他留美未归；西南联大三校分家，北大复员回北京，事多且杂，时傅斯年先生代管北大校政，他又长期在重庆，因此我父亲常受托于傅先生处理复员事务，自是困难重重，他只得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来为北大复员尽力了。后胡适到北京掌北大，但他有事常去南京，也常托我父亲代他管管北大事，而父亲也就是帮他做做而已。
194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京东厂胡同一号成立了一个“驻北京办事处”，傅斯年请我父亲兼任办事处主任，并每月送薪金若干，父亲全数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拿另一份。”而他对办事处的日常事务很少过问，由秘书处理。记得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时所给稿费较低，而他自己根本也不知当时稿费标准，对此也无所谓，后他的学生向达得知，看不过去，向中华书局提出意见，中华书局给以高稿酬。这又使我想起，1944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我父亲那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他得到这消息后，很不高兴，对朋友们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我父亲对金钱全不放在心上，但他对他的学问颇有自信。1949年后，我家在北京小石作的房子被征用，政府付给了八千元，我母亲颇不高兴，但我父亲却说：“北大给我们房子住就行了，要那么多房子有什么用。”
1949年后，父亲任北京大学校委会主席（当时无校长）主管北大工作，但因他在解放前不是“民主人士”，也不过问政治，实是有职无权，此事可从许德珩为纪念北大成立九十周年刊于《北京大学学报》中的文章看出。1951年下半年他改任副校长，让他分管基建，这当然是他完全不懂的，而他也无怨言，常常拄着拐杖去工地转转。我想，当时北大对他的安排是完全错误的，没有用其所长，反而用其所短，这大概也不是我父亲一人的遭遇，很多知识分子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
钱穆在他的《忆锡予》（我父亲字锡予）一文中说：“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孟子曰：‘柳下惠之和’，锡予殆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斯诚柳下之流矣。”确如钱穆伯父所言，父亲治学之谨严世或少见，故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作已成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经典性著作。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所说：“汤先生……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谨严，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
胡适在看此书稿时的《胡适日记》记有：“读汤锡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日为他校阅。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权威之作。”（1937年1月17日的《日记》）其治“魏晋玄学”实为此学开辟了新的道路，至今学者大多仍沿着他研究的路子而继续研究。父亲做学问非常严肃、认真，不趋时不守旧，时创新意，对自己认定的学术见解是颇坚持的。但他与朋友相聚论政、论学，他常默然，不喜参与争论。故我父亲与当时学者大都相处很好，无门户之见，钱穆与傅斯年有隙，而我父亲为两人之好友；熊十力与吕澂佛学意见相左，但均为我父亲的相知友好；我父亲为“学衡”成员，而又和胡适相处颇善，如此等等。据吴宓伯父原夫人陈心一伯母说：“当时朋友们给锡予起了一个绰号叫汤菩萨。”陈心一伯母九十九岁，住吴学昭处。我想，这正如钱穆伯父所说，我父亲“为人一团和气”，和”者，而非“圣之时”、“圣之任”者也。
我父亲虽有家学之传，并留学美国，但他平日除读书、写作外，几乎无其他嗜好。他于琴棋书画全不通，不听京戏，不喜饮酒，只抽不贵的香烟；他也不听西洋音乐，也不看电影，更不会跳舞，在昆明时常与金岳霖先生交换着看英文侦探小说，偶尔我父母与闻一多伯父母打打麻将，或者带我们去散散步，在田间走走。
我父亲的生活非常节俭，从不挑吃，常常穿着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我母亲为他做的布书包去上课。1954年他生病后，每天早上一杯牛奶，一片烤馒头片，放上一点加糖的黑芝麻粉，他就满足了。有一次，我姑母没看清，把茶叶末当成黑芝麻放在馒头片上，他也照样吃下去，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
我父亲一生确实遵照我祖父的教训：“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我想，像我父亲生在国家危难之时，多变之际，实如钱穆伯父所说是“一纯儒之典型”。
从父亲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继家风，为人为学，立身处事之大端，且可看出他忧国忧民之胸怀，现录“跋”中一段于下：
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事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派之变迁。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自知于佛法默应体会，有志未逮。语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陈述肤浅，详略失序，百无一当。惟因今值国变，戎马生郊。乃以一部，勉付梓人。非谓考证之学可济时艰，然敝帚自珍，愿以多年之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乂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俾古圣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则拙作不为无小补矣。
这篇“跋”写于1938年元旦，正值抗日战争开始之时。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五十五年了，我父亲去世也已二十九年了。我作为他的儿子和学生虽也有志于中国哲学史之研究，但学识、功力与我父亲相差之远不可以道里计；于立身行事上，也颇有愧于“家风”。但我尚有自知之明，已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吸取了不少教训，对祖父的教导或稍有体会，当以此自勉也。
记我的母亲
在我看来，我的母亲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是中国母亲的典型代表。我父亲到美国留学四五年，她带着我哥哥一雄和姐姐一梅留在北平。当时，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由我祖母当家，每月只给我母亲少量的零用钱，所以母亲得常由黎姨妈接济，这当然是相当困难的，我的姐姐就是在此期间病逝的。我母亲最伤心的事是，她生了六个孩子，却有四个是先她而死去。试想，母亲自己没有什么事业，而“相夫教子”是她最主要的责任。母亲对父亲的照顾应说无可挑剔，在这方面她大概没有憾事。然而孩子的早逝总像一块重石压在她身上。我记得，在宜良时，母亲和我谈起哥哥一雄，她说：“一雄如在我身边，也许不会死。”她这是在自责，在思念，因为哥哥毕竟是她的大儿子。上世纪30年代，我们在北平时，哥哥参加了学生运动（据《北京大学校史》记载，哥哥是1938年在长沙与袁永熙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他喜欢照相，拍摄了许多“一二·九”运动时的照片。在当时，拍照片是很花钱的，因此他常常向我母亲要钱，母亲也总是满足他的要求，而我父亲对此颇有意见，他觉得我哥哥应该好好念书，其他事都是“不务正业”。但父亲也只是说说而已，从不与我母亲争辩。最能表现母亲的能力的，是她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由北平经上海至香港到海防，这一路是要经过日占区、法租界、英殖民地，又到日占区的海防，几千里，她都应付过去了。而且到香港后，她还有兴致带我们坐缆车游香港太平山。抗战期间，在云南教授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薪水总是不够，有的教授以刻图章、写字补充家用，有的教授为其他学校兼课补充家用，而我父亲既不会刻图章，又不精书法，且又不去他校兼课。于是就靠我母亲设法支撑家用，先是卖由北平带去的首饰，后又卖带去的衣服。
卖衣都是由母亲摆个地摊，和买主讨价还价，这种时候，我的大妹总是帮母亲守摊。1946年秋天回到北京，这时我伯父因生活困难已将缎库胡同的房子卖了，搬到北海旁边的小石作胡同2号的一个院落。这个院子也有二十余间房，有三个院子，但年久失修，都是由我母亲雇人修理的。修理后成为一座不错的住宅。在云南，我们或是住在破尼姑庵中，或是住在租别人的破房子里。
这回有了自己的房子、院子，母亲用力把它打扮了一番，房子都油漆一新，院子里种上了花木。我记得有一棵白丁香，开起花来真漂亮。1952年9月13日，我和乐黛云结婚就是在这个院子举行的。可惜这个院子于60年代中以八千元为政府所收购，于此盖了一座楼。就是在这个院子里，还发生了一件值得说一说的事。
1950年，抗美援朝中，我报名参军，要求赴朝鲜前线，这时《新民晚报》记者访问我的母亲，他问：“你能同意你的儿子上前线吗？”母亲回答说：“别人的儿子上前线，我的儿子当然也应该上前线。”这时政府号召捐献买飞机，母亲就把她保存的金子捐献了。这些都是因为抗战胜利了，共产党把外国势力赶跑了，官吏们和老百姓一起同甘共苦，使得像我母亲这样的女性，爱国也不愿后人了。1952年暑假后，我们家由城里搬到西郊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校址），住在燕南园58号。这时我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工作，地点在市内东城区的贡院西大街，只是到周末我才回燕园。而乐黛云留在北大，担任中文系的秘书和教员党支部的工作，因刚刚由城里迁到城外，加之正是院系调整时期，她的工作很繁忙，家务一切都由我母亲操持，我们回家就是吃饭，什么事也不用我们操心。1953年7月22日，我的女儿汤丹出生了。乐黛云是没有时间照顾汤丹的，我更没有时间了，女儿是由母亲亲手带大的，就是1957年12月24日我的儿子出生以后，也是由母亲照管的。特别是乐黛云在1958年2月被划为右派，我又常下乡去搞什么大跃进，在这困难时期，都是母亲帮我们渡过难关。在当时，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了个右派，对这个家庭说必然会有个大变化。但是，我母亲对乐黛云依然如旧，没有半点表现出不满。在乐黛云下放劳动改造期间有假期回家，母亲总是准备丰盛的菜饭来给她以补养。这就是中国伟大的母性！幸好我母亲一直待在家里，甚少受“思想改造”之苦，因而她的“人性”比起经过改造的人保存得多一点，这是我们家的幸运。
由于父亲于1964年去世，这对我们家庭收入有很大影响，靠我和乐黛云以及我弟弟、弟媳的工资是维持不了家用的，这时还由政府每月给我母亲一百元生活补助，但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母亲的生活补助被取消了，只得靠积蓄补足，但日久而积蓄用完，生活就大不如前。母亲因父亲的去世，又加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黑帮，时常要挨批斗，使母亲整日担心受怕，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大大影响了她的身体，自1968年起她就生病长期卧床。燕南园在北大校园内，它的南面就是学生宿舍群28楼至32楼。1967年下半年，北大的红卫兵就分成了两派：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和以牛辉林为首的“井冈山”，开始还只是辩论，互贴大字报，但后来发展成两派的武斗。我这个黑帮住在燕南园很容易受到两派的注意，而且自1966年秋起，我们已经自动地退出几间房子，这样我们一家四口和我弟弟一家四口再加上我们的老母亲住在一起也比较挤了，于是我们一家四口于1968年初就搬到中关园的小平房中去了，这样我就可以远离武斗区，以期躲避灾难。而我弟弟一家四口和我母亲仍然留在燕南园，因为我弟弟和弟媳不是什么黑帮之类，所以没有什么“革命组织”找他们的麻烦。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而我们的工资很低，每月只能挤出二十元给母亲。实在无法，我们就开始卖父亲的藏书，先把《四部丛刊》卖给了南京大学，后又把父亲藏的外文书卖给了武汉大学，以渡过难关。母亲就这样卧病在床，后来神智也不大清醒了，有时认识人，有时也认不清人了，这样一直到1980年她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我们。
80年代以后，每当我想到母亲，我深深地自责，我没有能力使母亲能有一个平静的晚年。如果我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书生”，远离政治，远离那莫明其妙的“阶级斗争”，是不是可使母亲的晚年过得好一些？让我们不要再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吧！
汤用彤先生与东南大学
用彤先生于1921年夏拿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的硕士学位，他本想在那里再修习几门课程，然后回国。但1922年初，他接到已在东南大学任教的吴宓先生的信，信中说他和梅光迪先生共同推荐用彤先生到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并一起实现他们早年在清华学堂希望作的“融合新旧，撷精立极”的复兴中国文化的抱负。用彤先生接到吴宓先生的信后，立即回国就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职，并参加了由吴宓先生主办的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衡》杂志，并成为“学衡派”主要成员之一。而当今“学衡派”已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重点课题之一。
用彤先生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就是在《学衡》上发表的。在这篇论文中用彤先生提出“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的主张，并批评了当时的几种不良学风。他认为、当时学术界的某些“学者”有着共同的缺点，就是“浅”与“隘”。“浅”就是“论不探源”，只看表面现象，而不分析其源流。“隘”就是知识狭隘，以偏概全。我认为，这或者也是今日学风不正的表现。现在有些“学者”只追求狭隘实用（或效益），而不探求真理，只是知道某一学科的皮毛，就创造体系，以为他的那套所谓“理论”可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为避免这些不良之学风，用彤先生提出学术研究必须以中国文化之材料“广搜精求”、“精考事实，平情立言”，才能达到探求真理之目的。我想，这无疑应是当时东南大学所提倡之优良学风。
用彤先生因故于1925年夏曾暂离东南大学，而北上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但到1927年夏他又回到东南大学（当时已改名为中央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用彤先生一向主张学哲学必须“融会中西”，“接通华梵”，也就是说，哲学系不仅要修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同时要修习和研究西方哲学，还应该研究印度哲学。
用彤先生自己就在东南大学开设过这三方面的课程。用彤先生还特别重视伦理学的研究，当时他命学生向达教授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译成中文，刊于《学衡》。任何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其文化必有其源头和深厚之根源，用彤先生在东南大学写了《印度哲学之起源》等刊于《学衡》，并命他的学生陈康致力于古希腊哲学之研究，陈康教授的《巴曼尼德斯篇注释》，已成为当今研究希腊大学的权威性著作。这些都是说明用彤先生主张“学必探源”的例证。1931年夏，用彤先生由东南大学转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任哲学系主任近二十年。他在北京大学办哲学系实际上仍然坚持在东南大学主张的“融会中西”、“接通华梵”之宗旨，使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当时国内具有特色的一所哲学系。这也不能不说和他在东南大学办哲学系的宗旨无关。
今值东南大学建校百周年，特此祝贺，希望东南大学在国内外树立良好之学风，把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