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们三代人》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现在总算完成了。如果问我，对这本书满意不满意，我会坦白地说：我不太满意，没有把我所想写的都写出来。但现在也只能如此了，因为手头还有其他几件事要做，再抽不出时间补充、加工，对此只能抱憾了。
这本书对我祖父汤霖写得很少，我手头没有多少他的材料，如果我有时间回湖北黄梅家乡和到他任知县的甘肃渭源、碾伯等地作点调查，也许会得到更多的材料。对我父亲汤用彤，我也没有全面地写他的为学为人，因为关于他的传记已经有好几本了，写他为学为人的文章至少也有上百篇了吧！因此，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他的生平事迹等等也就不需要我多用笔墨了。
我写这本《我们三代人》只是想通过一些具体的事，写出我们这三代不过是众多的“诗书之家”中的一家，而且我们这一“诗书之家”到我之后就不能再继续了。虽颇有些感慨，但也无可奈何，时代不同了嘛！
我祖父虽是一位能淡泊名利者，但也希望能“立功立言”；虽是一位清朝的进士，但却也对“新学”有所留意；虽是一位身在衰世的知县，但却有忧国忧民之心。我认为，也许我祖父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是把我父亲送入新式学堂，特别是让父亲进入了清华学校的留美预备班和他对我父亲的“国学知识”的传授。因此，我父亲得有良好的“国学”基础，又能对西方文化有深切的掌握，致使他在学术上取得公认的成就。当然，祖父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等为人处事的榜样，对我父亲也有着深深的影响。十分可惜，我没有能更多地了解我的祖父，这无疑是我一生的遗憾。
现在学术界都认为我父亲是“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方面的权威学者，是当代的一位“国学大师”，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太炎先生以后，几位国学大师，比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都是既能镕铸今古，又能会通中西的。……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之私言。在锡予先生身上，镕铸今古、会通中西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正因为我父亲能“镕铸古今，会通中西”，他的著作才能成为传世之作。从表面上看，我父亲对现实中的问题并不注意，是一位“为学术而学术”的专家。但如果我们透过他的学术研究就会深深地感到他对中国文化有着一种存亡继绝的使命感，这点正如贺麟先生所说：“他（按：指用彤先生）根据他多年来对中国文化学术史的研究和观察，对于中国哲学发展之继续性（continuity）有了新颖而深切的看法。他一扫认中国哲学的道统在孟子以后，曾经有过长期失传的偏狭的旧说。他认为中国哲学自来就一脉相传没有中断。即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当佛学最盛，儒学最衰时期，中国人并未失掉其民族精神。外来的文化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遇合，外在的刺激，而中国人利用之，反应之，吸收之，以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并促进中国哲学的新发展。他这种说法当然是基于对一般文化的持续性和保存性的认识。这种宏通平正的看法，不惟可供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新指针，且于积极推行西化的今日，还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沦亡断绝的新保证。而在当时偏激的全盘西化声中，有助于促进我们对于民族文化新开展的信心。”我父亲早年留心于儒学，后于“中国佛教史”有深切之研究，而后又来研究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魏晋玄学，于1941年初的一次讲演中，用彤先生说：“中国文化即儒学，若释、道均非中心。”可见其所涉猎遍及儒、释、道三家，而中国文化之正宗仍为儒家。就此，我们可知用彤先生对中国文化及其发展前景的看法，并可深切体会其对中国文化的特殊关怀。
我这本书中不是要全面介绍我父亲，而是根据我所了解的其他学者少谈到的方面，用纪实式的写法，来写我觉得应该向读者介绍的方面。例如，在《汤用彤全集》中未收的用彤先生关于《印度佛教汉文资料选编》，我做了重点介绍。我读了他的这份资料，深感他对印度佛教有其独到的了解，特别是他抓住印度佛教发展的关键，这点不能不说他是借助了他的西方哲学的素养。对1949年后，我也只是用几个典型的事件，来说明他的变化。但在这本书中，我特别介绍了用彤先生和当代学者的交往，我认为这方面的材料对于我们了解老一代学者的为人为学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应该受到重视。
至于我写我自己，我也只是择要的写，其中有两部分我认为也许会使读者对我有所了解，这就是《我与中国文化书院》和《我的哲学之路》两部分。现在我已七十多岁了，但我仍然梦想把中国文化书院办成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也许这终究是个梦吧！但是我仍然会走“我的哲学之路”，很可能我会把“中国解释学问题”继续研究下去，或者写一部《中国哲学问题论》。我仍然认为，我自己不能成为一名“大哲学家”，但我却可以不断提出一些哲学问题，这无疑对后来的人有其一定意义。
汤一介
2003年7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