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马尾剪去，红妆卸下，沙场无惧，一往无前，巾帼女兵披上绿色军装，满载一份热忱，热捧一颗真心，造就了一群群敢爱敢恨、胸怀感恩、宽宏大量的新四军奇女子。男儿一世是横行，女子岂无翻海鲸——她们不畏冲天炮火，冲进硝烟弥漫的战场，像火花，像炸药，像天空的太阳一样光明，和铮铮铁汉一样，将血红的生命之花绽放在大江南北，接受着鲜血与战火的洗礼，用赤诚之心奏出了中国热血女性的时代强音。
军民情谊难忘怀，为民服务记心间——记孙燕老人
孙燕，1934年出生于上海，后逃难到南通。解放战争时期加入革命队伍，因年龄缘故，参加了政治部文工团。经历过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
回首童年辛酸泪，革命家庭红色情
我1934年出生于上海，后来逃难的时候去了南通。父亲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培养的第一代人才，在外轮上做大副。我有两个叔父，其中一个是区长，另外一个还在上海交大读书。看似和睦的家庭却接二连三地遭遇了不幸。先是父亲出航时，被日本人抓去菲律宾，后来死在了菲律宾的监狱里。而后投身于革命的叔父，遭到汉奸的告密。当时我还很小，只记得晚上日本人来了以后，把家里团团围住，抓走了叔父。在严刑逼供下没有收获任何消息的日本人，恼羞成怒将叔父杀头示众。后来，奶奶花了钱把叔父的头买回来，用针缝上，他这才得以安葬。这件事对我一生的影响特别大。
在我们家极度困难的时候，党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帮助，还有那些地下工作者，也多次向我们伸出援手。原先的交通联络站被破坏后，区里的地下工作转移到了我们家中。那时候有五个地下工作者住到家里面，其中一个是区里的书记，我们都叫他文山。跟叔父当年一样，由于汉奸告密，日本人再次包围了我们家，抓走了他。他们用极其残酷的手段逼供，用柴火拷打、灌煤油，妄图胁迫他招供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作为共产党的革命者文山自然没有屈服，最后，被硫酸活活烧死了。后来，为了纪念他，南通市设立了文山区，还有文山纪念馆，里面陈列的都是抗战时期的英烈事迹。
日本人两次从家里抓走人以后，便对我们家起了疑心，于是抓走了我的母亲。后来还是我们家里卖掉土地才把母亲赎了回来。
报仇雪恨从未晚，女子走上从军路
我到地下党的小学里读书以后，亲眼目睹了日本人残酷的“三光政策”。我们那会儿都在唱：大刀向日本鬼子的头上砍去。解放战争时期，我加入了革命队伍。因为年龄的缘故，我去到政治部文工团，当时的番号是一师一旅，后来改编为23军67师。
当时苏北的反击战七战七捷，鼓舞了大家的士气。后来部队北上山东，攻打枣庄和台儿庄。由于战事需要，我被临时调到卫生所担任护理人员。让我记忆犹新的一次是战友们从战地抬来一名受伤的战士，我摇着他的手臂喊同志，他却一点儿没有反应。我才发现他已经牺牲了。那是我第一次触摸到尸体，心里感到很难过。也是在同一个时间，陈队长中了枪被送到后方进行救治。可是当大部队都回来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后来，才有消息传来说陈队长得破伤风已经不在人世了。
队里年长的战友很照顾我，因为我年龄小，他们都亲昵地称呼我为“小鬼”。我的军装口袋里从来都是满满的，他们上前线缴获下来的战利品都会给我留一份。这让部队里其他同志也好生羡慕。
难忘军民鱼水情，为民服务记心头
1947年，我们在山东的莱芜打了大胜仗。同年，在孟良崮攻打国民党精锐部队74师。这是国民党的主力军，是美式装备的部队，有飞机坦克大炮，我们都没有。而我们却赢了这场战役，赢在了我们的战略战术上。我军三次行军往返于一个村庄，就是为了转移国民党军队的视线。那时候我军善于打阻击战，所以为了协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我们转战河南，攻打确山。在第一次动员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陈毅军长。1948年，他第二次来到我们队里做动员，这次是希望大家能尽快地南下，冲过黄河渡过长江。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了。我参加了这次战役。我们伤亡的人员都有自己的战友抬回来，而国民党的却没有。他们当兵是强迫的，而我们的参军却是自愿的，为报效国家去的。当地的老百姓看到那些国民党军队的尸体，就会把他们埋了。我想国民党最终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其一，他们不是人民的军队，不为人民的利益考虑；其二，军队内部不团结，怎么能够打胜仗。
有句话说，军民鱼水情，所以我对部队、对人民的感情很深。部队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过去的部队是打仗，现在“哪儿有人民需要，军队就去哪儿”，抗震救灾更离不开军队了，像汶川大地震，我们的军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的军队终归是人民的军队，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留杭以后，我做过政治工作和侦查工作，也在社区工作过。现在在杭州的新四军研究会工作，整理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也算是为人民服务吧。
口述者：孙 燕
整理者：何聪聪 任雅芳 马梦云
战火纷飞心澎湃，革命感情永铭记——记魏文英老人
魏文英（左），1921年12月出生于嵊州黄泽镇官地村。1939年6月毕业于嵊县县立初级中学。1939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江苏华中建设大学学习。离休前为浙江医科大学杭州分校党委副书记。长期从事党务工作，早先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党支部书记、县妇委委员、县妇女总支委员。1944年10月任嵊新县办事处民运组长。1945年2月任嵊新奉县正东区区委宣传委员。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前到新四军一纵队（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0军）任政治指导员。1951年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军治疗队政治教导员，后任后勤政治处宣传股副股长。1953年4月，转业到上海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驻沪办事处监察员。后在杭州制氧机厂历任党委委员、常委、监察室主任、党委宣传部长和杭州市卫生局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1982年12月离休，行政14级，享受正厅级待遇。2001年出版回忆录枟人生鳞爪枠。
学校篇：立志求学心不悔，爱党情怀初萌动
1921年12月，我出生于嵊州黄泽镇官地村，那是一个小地方，我在那里上完了小学。由于父亲生意上的缘故，我们举家迁往上海，在逃难的过程中，我亲眼见证了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烧毁，整个上海黑压压的一片，几十万本书就在日军的魔爪下灰飞烟灭，我的内心无比愤恨，但是自己却不知道该做什么。后来我想继续读书，但是父辈们基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坚决反对我上中学。家里人认为女孩子稍微读点书、识几个字便可以了，我没有办法，便只能留在家里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两年以后，也就是1936年，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形成，日本鬼子进城后到处杀人放火。而我在家里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心中继续求学的欲望愈演愈烈，于是我便给远在福建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对求学的渴望。父亲奈我无法，便同意我去尝试着考一下。非常庆幸的是，我顺利地考取了当时嵊州唯一的一所中学。
我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日军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给我们当地人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我们学校也因为鬼子将要进城而迁到乡下去了。眼见着人民一次次遭受日军的蹂躏和窜扰，我们深深意识到了扫盲工作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热火朝天的办学工作开始在农村展开了。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在当地建立了各种识字班、夜校、读书会，还组织男同志成立了青年武装，号召大家投入到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中。半年以后，学校搬回镇上去了，但我们仍然会去郊区进行扫盲活动，将自己编的书分发给农民，组织穷苦的农民一起认字。
在参加各种活动的同时，我对共产党的认同感也随之增强。班级里有同学是地下党员，我们在他的带动下也开始接触到更多与共产党相关的刊物，比如枟新华日报枠等，我们看到了共产党积极抗战的良好态度，心中也便不知不觉生成了“谁抗战拥护谁”的理念。初中毕业以后，在学校党支部的积极推荐下，1939年11月，我和学校的其他三个女孩子一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篇：隐蔽精干蓄力量，长期埋伏待时机
我在1939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从事了五年的地下工作，曾任党支部书记、县妇委委员、县妇女总支委员。初中毕业以后，经过组织上的介绍，我被安排在我们当地的一所小学教书，以教师的身份做掩护，从事组织上的一些接头工作。这期间，我接受了在四明山的党员秘密培训。经常会有一些政委、司令员过来对我们进行思想上的教育，我们当时的指导员巴一熔、主任谢飞也经常鼓励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武装斗争。
在四明山地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地方武装，充分发挥游击战优势，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打胜仗。在根据地内，建立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粉碎了国民党顽军向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多次进攻。组织上还发动群众，开展统战工作，加强对浙东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当然，战争也是残酷的，当时涉世未深的我们也亲眼目睹了我们的战友牺牲的场景，对年轻的我们而言感触甚深。
抗战爆发后，嵊县建立临时县委，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政权建设也随之加强。1944年10月，嵊新县委宣布成立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嵊东办事处，11月，改称嵊新县办事处。1945年2月，奉化县西区划入嵊新县，嵊新县委改称嵊新奉中心县委，我担任嵊新奉县办事处民运组组长、嵊新奉县正东区区委宣传委员，一直到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4月，嵊新奉县委根据浙东地区党委和四明山地委的指示，在主力部队配合下，以优势的军事力量进驻上东地区，大刀阔斧地进行开辟工作。政权建设的加强和地方自卫武装的建立，巩固了嵊新奉游击根据地。
解放战争篇：莫道浮云终遮日，严冬过后绽春媚
组织上坚决执行毛泽东、党中央指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发展壮大浙东游击纵队，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坚持浙东抗战，并在抗战胜利以后胜利北撤。从日本宣布投降至新四军北撤这段时间内，国内形势多变，党的战略方针不断调整，浙东纵队的任务和部署也适时变换。为了防止国民党乘浙东纵队北撤之际进行偷袭，区党委和浙东纵队决定分路北撤。我所在的组织以江苏淮阴为中转集结点，我因为喜欢念书的缘故便留在了那里，曾在江苏华中建设大学学习。然而，正当我们积极筹备新学期招生工作时，消息传来，自卫战争（后来的解放战争）打响了。我们被迫转移，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在山东临沂与部队会合。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前，我到新四军一纵队任政治指导员。在山东的那段日子里，我在思想、素质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主要可归结为三点：
（一）人民感情
与南方的农民相比，我看到了北方农民更加艰苦的生活。北方的土地不适宜种植水稻，他们的粮食主要以高粱为主（高粱煎饼、高粱稀饭等），小米、大米那些稀有的粮食一般都是留给参加战斗的战士们吃的，而数量也实在是少得可怜。善良的农民们尽管自己没饭吃，可还是千方百计留出粮食给部队的人，而自己却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宁愿自己挨饿也要留口饭给战士们。由于对地形不是太了解，我们作战时经常需要向导，当地的老年人就纷纷自愿担当这一任务。对我们的要求，他们总是二话没说便给予答应。
山东人民热情、纯朴、善良的特性给以我内心深处很大的震撼，一直到现在，每次碰到从山东过来的客人，我总是忍不住想要问一句“山东老百姓现在的生活好不好”。对于他们的感情，我一辈子都难以释怀。
（二）战友情怀
作为政治指导员的我，每次碰到从一线负伤回来的战士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敬意。那些勇敢的战士们，即使自己身负重伤，确仍然一心牵挂着战场，在他们的眼里，没有后退的兵，只有战斗到底的信念，即使牺牲也毫不在乎。
四载春秋，我的战友们以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慷慨赴死的奉献精神、同仇敌忾的团结精神、不屈不挠的自强精神、无私无畏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的丰功伟绩，树起了中华民族血染的丰碑。
（三）爱党情深
与国民党相比，我党人员不足千，枪支甚少，装备简陋，饷弹两缺。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顽强地立足、生根，能在险恶环境下发展、壮大，赶不走、打不烂、拖不垮，而且愈战愈强，就是因为不断地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有着党的坚强领导。而我本人也是在不断的工作中，历次战役中更加坚定了对共产党的信仰。
随着战势的层层推进，我党捷报连连。1941年4月21日，我所在的部队集体南下。在大雨连连的日子里，我们连续行军13天，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来到了长江边。当看到“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的大标语时，我们顿时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我们乘着准备好的手摇船渡江来到了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实现了上海的顺利解放。
抗美援朝篇：义无反顾赴朝鲜，酷寒气候勇无畏
1950年10月，我由于在休产假的缘故而没有能够追随组织去朝鲜，只是待在了留守处。但怀抱着满腔热情的我，终于还是按捺不住内心对投入战斗的强烈渴望，在1950年12月，我和另一位与我境遇相仿的女同志毅然跟随了前往朝鲜运送粮食的军车，从而踏上了奔赴朝鲜战场的道路。
当临近鸭绿江边境的时候，我们明显感到了气候上的特殊变化。虽然我们身穿棉衣，可是寒冷的天气着实让我们体会到战士们作战的艰难。在零下40度的寒冷天气下，战士们还要在阴冷的战壕里坚持战斗，很多英勇的战士不是牺牲在战斗中，而是被寒冷的天气所冻伤、冻亡，他们才是真正的勇士啊！在那里，战士们渴了就吃雪，饿了就吃点炒面。那时的炒面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还不一样，炒面非常干。在前线上作战的战士们就是用这些东西支撑住血肉之躯，用信念击退美帝国主义，那些牺牲在战场的英雄们，面对入侵，他们没有畏缩，没有犹豫，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以及不可战胜的民族气节和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流传千古的大合唱！
随着战斗的号角一次次吹响，伤亡人员不断递增，军区治疗队也应运而生。1951年，我担任军治疗队政治教导员，后任后勤政治处宣传股副股长。我们的治疗队跟随部队在山中穿行，然而，山高路远，我们部队也面临了极大的挑战：道路被炸弹封锁，伤员无法运送出去。1952年底，受组织上的指示，我部队由于伤亡过大、需要休整而提前回国。
和平建设篇：全心全意搞建设，筚路蓝缕建学校
1953年，中美和谈，签订了停战协定。硝烟过后，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全国发起“现代化、国防化”的号召。1953年4月，我转业到上海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驻沪办事处监督员，后在杭州制氧机厂历任党委委员、常委、监察室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在杭州制氧机厂的25年，我对工人、工程师和所有的技术人员都很有感情，所以无法忍受200多名技术人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批斗的惨痛境遇，因而选择离开我为之奋斗了25年的制氧厂。
“文革”结束后，我成为杭州市卫生局党组成员。1978年12月，我刚上任不久，便接到了卫生局办学校的任务，组织上安排我担任浙江医科大学杭州分校（大专）党委副书记。真的是一无所有的学校，学校的筹建工作困难重重。没有校舍，没有校长，没有老师，这样“三无”的学校却已定在1979年2月开学。为此，我到处奔走，勉强借了环卫处的一个地方开始办起来，那是中医院的一个小弄堂，我们的学校便是夹杂在其中的名副其实的“弄堂大学”。基于医学教学的设备需要，我再次陷入了资金缺乏的困境。寻求资金的道路曲折而漫长，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得到了省、市领导的重视并投入资金，我们的分校终于在艰苦的条件下顽强成长，从原先的“没有一根骨，没有一具尸”的局面到具备基本的教学设施，可谓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学校毕业的第一期学员经过专业化的学习以后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我们的“弄堂大学”也赢得了百姓的啧啧称赞，让人倍感亲切。接下来的几年里，学校停停开开，一直到后来在市委继续办下去的强烈要求下，杭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开始稳定开办起来。1982年，国家出台了离休的相关政策，我就在那年递交了离休申请书；12月，组织上正式通过了我的申请书，批准我离休。
后来在杭州师范学院争创综合性大学的感召下，杭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合并到杭州师范学院。我认为合并后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资源共享，比如图书馆、实验器具等，这为学医的同学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并且让他们能够全方位发展。
寄语当代新青年：铭记历史感恩情，各尽其责效祖国
现在的大学生，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啊！但是，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它不能被忘却。因为在抗战中，是先辈们用鲜血和信念铸造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为中华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更为丰富的内涵。今天的大学生要懂得惜福，千万不能忘本，要牢记祖国的历史，做一个明事理、道德高尚的人。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就是要大力弘扬这种精神，共创中华民族如诗如画的美好未来。
一个社会的组成是多方面的，它不能光有经济，它需要的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多元化因素。而作为一个学生，切莫好高骛远，要主动地去适应社会，而不是被动地等待社会来适应你。无论你学习什么专业，都可以在各自的领域有很好的发展，做好本职工作，明确目标，成功就在于你脚下的每一步。
口述者：魏文英
整理者：郑 煜 任雅芳 马梦云
峥嵘岁月主沉浮——记周勋老人
周勋，1948年就读于杭州女子中学（现杭十四中），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周勋就读的杭女中作为杭州学生运动的主力，和浙大等高校一道掀起了杭州学生运动的高潮。在这种背景下，年仅15岁的周勋作为杭女中五名党员之一，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学生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巾帼英雄护杭女中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腐败的国民党违背民意打内战，妄图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国民党官员将日本人、汉奸的财产归为私有，不顾民生哄抬物价，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们都痛恨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希望祖国复兴，即使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下，仍然义无反顾地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许美琤（原国务院宏观局局长）是我的音乐老师，我们同在一个钢琴组里，他经过深入了解我的想法后，担任了我的入党介绍人，不久我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我们在弹琴练琴中交换情报，使杭女中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斗志。
由于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下，全城戒严，连收听收音机都不让，外界的消息也就根本无法传递到我们同学那里。但是，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我利用自己是杭州警戒司令部司令女儿同学的身份，每天夜里，偷偷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把听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印成传单，以此让全校同学知道全国局势，了解杭州解放指日可待的态势。我的这一举动稳定了民心，也增强了大家的信心，直接戳穿了国民党的愚民统治。
杭女中在我们地下党领导下成为杭城宣传党的精神的红色堡垒。我们的运动曾被校方坚决反对和镇压。当时我帮助支部书记给杭女中校长写了封匿名信，分析了当时的局势。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校长终于让了步。虽然我们都是女孩子，但个个巾帼不让须眉。我们白天储备粮食，晚上爬树放哨，终于将杭女中完整地保护了下来，等待着解放军的接收。
为新中国成立甘当防线
作为学生运动骨干、杭州地下党成员，解放后我被送往中央团校学习。作为33名浙江代表之一，我和其他同志一路北上，为了省旅店钱我们都背席子席地而睡，吃尽了苦头。但是当想到要和全国1000多名优秀的青年一起学习时，我觉得吃再多苦也是值得的，心里也是甜的。
1949年9月30日，我和1000多名同学一起连夜坐火车赶到北京，参加10月1日举行的开国大典。当时北京刚刚解放，城内仍有大量敌特分子，为保障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和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我和其他同学紧紧将观礼台围住。“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毛主席的这句话，我听得是那么清楚！欢呼、雀跃，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我深深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我清楚有多少人在期待着这句话！作为“党最信得住的青年”，我有义务用自己的生命和同学们作为党中央最后一道防线，保障中央的安全，维护开国大典的举行。
发挥所能为党贡献
在完成中央团校学习后，我转而从事了教育事业。在这个岗位上虽然默默无闻，平凡相待，但我同样找到了自己的意义所在。看着一届一届从我这儿毕业的学生，我感到很欣慰。1987年，我作为杭州师范学院副教授退休。此后，我依旧关注着杭州师范大学学生的发展，希望杭州师范大学的同学们能够缅怀先烈，迈小步，不停步，向着更好的目标努力！
口述者：周 勋
整理者：罗文佳 姜 虹 莫凤逸
革命思想早沐浴，历尽艰辛为人民——记魏沈老人
魏沈，1948年参加浙东游击队，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下半年退伍（转业）后在杭州市妇联担任秘书科长。1954年经妇联组织部推荐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第一届）学习档案管理。1971年调任杭州市档案馆（现为档案局）馆长，1987年离休。
杭州市档案局离退休党支部书记郑卫华说：魏沈是我们单位的老领导，她人离休了，但一直在为单位的事业奉献着；热爱祖国，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关心他人；她多次帮助困难群体，至今还全力帮助建德农村的一位贫困生，使她不因贫困而失学。她用自己的行动继承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一家人的参军
参军是很艰巨的一项任务。我参加新四军的主要原因是从小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父母亲都参加过抗日战争。我父亲魏燕然，是党员，当时担任农民协会主任。我母亲沈竞雄，也是党员，当时担任姚江区妇女主任，负责媳妇受虐待或是童养媳的关系解除等工作，有时还会慰问打了胜仗的部队，上台唱歌表演等。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大约是在我初中一年级时的暑假，蒋介石提出“划江而治”。我母亲在参加四明山地区的一个代表会议时，大部队宣布要求北上，于是我母亲就随大部队先北上了。后来，我也和父亲跟着去了。但是由于我身体不好，我父亲觉得我太累赘也还小又不是党员，国民党一下子也不会找上我，所以就劝我回家投靠四婶一家。我同意了。父亲继续北上与大部队会合，之后我就与父母亲失去了联系。有谣言说他们过河时坐船淹死了，也有说他们被追兵追到被打死了。但解放战争结束后，我们又取得了联系。由于抗战胜利后至解放战争前夕的一段时间比较混乱，当时我读的中义中学（后更名为益阳中学）一直没有开学，我中途就停学了半年。
我哥哥在抗日战争时参加了浙东游击中队的小三八部队，抗战胜利后没跟上北上的部队，回来后遭国民党追捕就去“自首”了。后来，先是做了乡公所里的一个小文书，后一直在绍兴某食品公司工作，直到退休。由于“自首”一事涉及变节问题，解放后在肃反审干时我哥哥就被开除了党籍，之后在“文化大革命”时也受到了冲击。我哥哥自首后不久，就拿走了家里的全部积蓄。后来他结了婚生了孩子，却不给我钱读书，嫂嫂对我也不是很善意，还特别希望我帮她带小孩。我不愿意，就坐火车（因为没钱，偷偷爬到火车车顶）到上海找舅舅和姨妈接济我读高中。我后来在诸暨的暨阳中学念了一年高中，之后因为经济问题就没有继续读高中。1948年底，我加入了当地的浙东游击第二中队当游击队员。当时有些杭州、上海来的学生到解放区浙东游击中队的燎原干校学习，我也想去，于是就到诸暨枫桥镇路东县找到县长周之三，希望进入燎原干校学习。但县长说，燎原干校是对革命影响较大的学生进行过渡学习的地方，因为我受到的影响较小，所以希望我回去后搞土改。后来我就参加了土改减租减息等宣传工作，干了三个月左右。
起起落落的政治生涯
195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期间结识了原配丈夫，1957年大学毕业后在学校里结了婚。原配丈夫是四川人，婚后四川方面派人与我谈话，希望我能去四川工作。但由于当时浙江只有我一个是学档案的，上级给我机会去人大学习是希望我回浙江工作的，又由于家中还有母亲要我照顾，丈夫方面兄弟姐妹多，父母的照顾还有其他人，所以我坚决回浙江，不去四川，后来两人就到了杭州工作，育有一子。我在杭州市市委档案科担任科长，直到1959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先去了五七干校学习了一年，后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半年。1961年，我在民政局办公室工作三天后就被调到了统战部工作，起先只是要求去做一些档案的整理工作，后任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在统战部工作了10年。
1971年，杭州市成立档案馆（现为档案局），调我去当馆长，1987年在档案馆离休。“文革”期间，丈夫是造反派，我是保守派，两人在政治志向方面有了分歧，感情上也有了一定的分歧。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丈夫被隔离审查，后因身体不适死于肝癌。原配丈夫去世后，我一直同母亲同住。2003年母亲去世后，经朋友介绍结识了叶得泳，然后决定相处一起作为晚年生活道路上的伙伴。在这之前我们并不认识，只是彼此听说过而已。双方的原配都已于早些年离世。我们一直走到现在。
口述者：魏 沈
整理者：褚晶晶 宋佳妍 景春卉 陈炯煌 钱嘉诚
